伟大的朋友——路易·艾黎

    1997年是中国人民的国际主义朋友路易·艾黎诞辰100周年。中国和新西兰都要举行各种各样的活动来纪念这位伟大的朋友。在艾黎的出生地和甘肃省的友好城市基督城，市政厅将在中小学校搞一次作文比赛，目的是宣传艾黎的事迹，让年轻一代把新中友谊发扬光大。

    一天，我收到一位基督城中学生的来信，他希望我给他介绍一点艾黎的事迹，尤其要我讲讲他到中国以后的可歌可泣的故事。面对一个新西兰中学生这样一封言辞恳切的来信，我不忍心以自己的一知半解应付了事。

    幸好办公室里有一本艾黎撰写的《在华60年》的书，还有一些书籍和杂志。我用了几个晚上的时间，用英语编写了一篇文章。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也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感动。

    艾黎于1897年12月2日生于新西兰南岛的斯普林菲尔德小镇，1927年来到中国，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了60年，于1988年在北京逝世。经历了当代中国最艰苦的岁月，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被公认为中新两国人民友谊桥梁的建造者。他在中国比在生养他的故土更出名，因为他把自己一生的大部分岁月贡献给了中国人民。

    1927年，艾黎到达上海。20年代，新西兰和其他国家一样，正经历着一场经济大萧条。一次大战后，羊毛价格暴跌，尝够了失败滋味的艾黎决定到遥远的正在为一场革命大风暴席卷着的中国来看看。他体格健壮，理想远大，又受过良好的教育和经历了欧洲战争和农村艰辛生活的磨炼，这一切使他变得很坚强。在上海这样一个“冒险家的乐园”里，艾黎不是因自己有一张“洋人”的脸而欺凌当地的中国人，而是与劳动人民站在一起，同情他们的苦难，想尽一切办法改善他们的状况。在无锡，6名缫丝工人被无辜枪杀的事件使他愤怒无比。这也是他一生的重大转折。1934年，他参加了地下党的活动，但他从不居功自傲。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屠杀上海工人和革命者，艾黎利用他是市政府的外籍雇员的身份帮助中国人民，长征电台就安装在他在愚园路的居所。他还掩护过宋庆龄女士。1936年，作家史沫特莱请艾黎为冯雪峰当翻译。冯向他和鲁迅讲述了长征的故事。史写出了第一本有关长征的书，使外界了解到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在长征精神的鼓舞下，艾黎和斯诺夫妇在甘肃的山丹县发起了“工合”运动。“工合”是工业合作社及其运动的缩写。这个运动的目的是通过组织小型的工业合作社使民众自救，宏扬民主和生产技术，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从事工业的骨干力量。“工合”的旗帜是抗日统一战线的结果，这个运动打击了反革命的气焰，帮助了革命和进步。艾黎为“32合”呕心沥血，但是在解放后，他却写信推荐斯诺的夫-人争取诺贝尔奖。后来，这个运动还成为联系外国朋友和华侨援助中国抗日战争的纽带，并成了中国“红十字会”与国际联系的通道。

    最近的调查发现，在抗战最艰苦的年月里，艾黎冒着极大的危险，利用为国民党政府发救济粮的身份，把一大批救济粮偷偷送给贺龙领导的洪湖地区抗日军民。

    1947～1949年，艾黎就像生活在老虎嘴里一样。他经常坐“黄鱼”车翻山越岭，为“工合”运动奔走。在生活安定时，他也想到过结婚，但是为了那些孤儿们的幸福，他毅然决定终身不娶。他把自己的60个春秋无私地献给了中国人民。

    1953年，艾黎到北京定居后，更是不知疲倦地为和平和友谊232作。他参加了反对核威胁的国际和平会议，他为美国进步作家埃德加·斯诺1960年访华起到了独特的作用，斯诺访华5L为1970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以及中美关系正常化铺平了道路。艾黎是一个中国通，对中国的历史、地理、社会和文化有很深刻的了解，他向外国来访者和朋友们介绍中国，使他们消除了误解和困惑。

    自30年代以来，艾黎为了中新友谊在新西兰受到误会甚至诽谤。中国和新西兰建交后，艾黎才4次回到新西兰，受到了朋友和亲人的热情接待。1985年，艾黎受到正在访华的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接见。当年，艾黎还被授予“女王社会服务勋章”。1986年，新西兰总理朗伊亲自在惠灵顿出席了《艾黎自传》的发行仪式，并为《艾黎的生活和旅行》电视剧作讲解。

    1966年，艾黎在北京宁静的居所也面临着被“红卫兵”冲击的危险，当时的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女士在证词中写道：艾黎在保卫祖国的斗争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这是中国人民对艾黎的最高评价。“文革”中，康生曾企图迫害艾黎，遭到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共产党的反对。在周恩来总理的保护下，艾黎是惟一可以自由旅行的在华外国人。

    邓小平在庆祝艾黎80岁诞辰时称他为“老朋友和战友”。邓小平在为艾黎逝世的挽联上写道：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永垂不朽！

    艾黎却谦虚地称自己是一棵双叶片小草。他在遗嘱中写道：这只是又一名战士在前进。

    瞻仰路易·艾黎故居

    从接受文化部委派的时候起，我就想去路易·艾黎的故居看一看。1994年国庆节，使馆要在南岛的基督城搞一次大型的招待会。有一家商场要求文化处同时举办一个展览。开幕式后，我向大使请了个假，去瞻仰一下路易·艾黎的故居。李金华大使欣然同意。我心里的高兴劲甭提了，想不到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我就实现了夙愿。

    去艾黎的故居，也是干弟弟邱明春。

    他特地跟老板请了假，开车把我送到艾黎的出生地——斯普林菲尔德。

    由于新西兰地处南半球，节气正好与中国相反。10月的北京，大概正是金风飒飒，红叶遍地的秋天，而新西兰却是春意盎然的初春。极目远眺，绵亘的雪山像一道道多姿多彩的屏风；森林和山坡是一片翠绿；五颜六色的花朵开放在草丛、树枝和住家的院落里；数不清的牛羊在草地上悠闲地吃草，远远看去好像一朵朵白云在飘动。风格各异色彩纷呈的房子在阳光下犹如镶在绿色地毯上的宝石……从繁华的都市一下子来到这样的“世外桃源”，怎不令人心旷神怡！

    不知不觉中，我们的车子开进了斯普林菲尔德小镇。我抬眼望去，只见一片草坪的中央有一块圆形的红砖地，上面矗立着一座两米多高的石雕，这就是纪念艾黎的石刻浮雕像。这件作品出自两位中国艺术家之手。他们没有像通常处理伟人像那样做成圆雕，他们在平展的一面以浮雕的形式刻画了3个人物。中央坐着的是路易·艾黎，他上身穿着汗衫，脚打草鞋。他的面容那样慈祥，目光那样深邃。他垂在膝盖上的一只手里拿着一本书。艾黎的身边分别是一个站立着的男青年和一个坐着的女青年，还有一只可爱的小绵羊依偎在艾黎和女青年的身旁。路易·艾黎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劳碌奔波了一生，自己却终身未婚，收养了两个中国孤儿。我想，艺术家这样处理作品的主题也许含义更加深刻。

    我在静谧中伫立良久，向这位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表示了深深的敬意。我身后的雪山似乎也在向她那忠诚的儿子行着注目礼。艾黎一生虽无子嗣，但他的姐妹们（大多已去世，听说现在还有一位住在奥克兰，年高九秩有余）都是新中友好协会的积极分子。艾黎的一位堂弟迪格-艾黎，曾担任过新中友协塔那朗基分会主席。他虽年事已高，但经常去学校和群众团体作讲演，为两国人民的友谊做贡献。

    随后，我们徒步去瞻仰了艾黎出生的房子。房子不大，由于无人居住，门窗紧闭。我们只好透过玻璃向里探望。明春告诉我，附近有一所艾黎上过的小学校，我说过去看看。这是一所典型的乡村小学，30来名各年级的学生在一起上课，连校长在内只有3名教师。

    当师生们了解到我们这两位“不速之客”来自艾黎的第二故乡——中国的时候，整个学校停了课，孩子们高兴得叫了起来。校长告诉我，艾黎在美丽宁静的斯普林菲尔德度过了他的童年。艾黎的父亲是小学校长，母亲是女权运动的积极分子。艾黎一家在当地的老百姓中享有很高的威望。父亲对子女们很严厉，母亲是一位宽厚仁慈又乐于助人的女性。这一切对于艾黎善良、朴实和为人类正义事业无私奉献高贵品质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艾黎最快乐的一天是星期六，因为那天父亲都要去基督城述职。他和兄弟姐妹们可以在河边玩耍、抓鱼、逮蝌蚪，或者一边帮家里挤牛奶，一边看着火车驶过而构想着自己的未来……

    我听得简直入了迷。校长还告诉我，学生们很想了解中国，我答应回使馆后一定给他们寄一些资料。孩子们高兴地鼓起了掌。

    在回基督城的途中，我们还去看望了阿彻先生。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是艾黎生前的好朋友。他在解放前去了甘肃的山丹县，担任过艾黎的秘书。解放后，他还在“培黎学校”教过英语。

    阿彻先生的家很大，占地几十亩。院子里林木森森，芳草遍地，还有小桥流水。我们的目光一下被一座小巧玲珑的琉璃塔吸引了过去。还没等我们开口，阿彻先生告诉我，这是当年艾黎送给他的礼物。院子里还有很多中国树木，它们大多已是树干参天，浓荫盖地，有的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进阿彻先生的家，我仿佛置身于一座小型的中国文物博物馆。正墙的壁柜里摆满了汉陶和各种雕塑。一张长沙发后面挂着一幅康有为的对联：观朝廷盛事，枕簟生微凉。我曾经在故宫看见过康有为的手迹，这幅书法的确是真迹。

    阿彻先生拿出一本相册，如数家珍般地给我讲当年他在山丹拍的照片：满目疮痍的城墙，绝迹的古建筑和寺庙，一脸稚气的“小八路”和培黎学校的男女学生们；还有一幅斗争地主老财的现场照片。这些照片真实地记载了历史，因此格外珍贵。

    小坐之后，阿彻先生又领我们去他的卧室参观。斗室中满是书画。最引人注目的是白乐天的一幅对联：万山不隔中秋月，千年复见黄河清。阿彻先生用生硬的中国话说：“今天黄河就要清了。”寥寥数语，道出了老人对中国的深厚感情，也道出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和所有的西方国家的老人一样，阿彻先生虽然有子女，但他们都不在身边，生活尽管不缺吃、不愁穿，但是很孤独。好在这位老先生有一个马来西亚的“王老五”做伴，头痛脑热有人照顾。我回使馆后，经常给他寄些中文的录像带。有一次，20本带子在邮局寄丢了，他一再来电话表示道歉。我说没关系。我想，人家在我们受苦受难的岁月里冒着生命危险来帮助我们，今天丢了几本录像带算不了什么。后来，阿彻先生中风了，半身瘫痪。我让惠灵顿的好朋友（中医大夫）寄去了一些中药。他吃了后还挺管用，一再来电话感谢我。

    遗憾的是，我在离任之前因为太忙没有去向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告别。

    何明清：女白求恩

    在中国，白求恩的名字家喻户晓，但是，一位来自新西兰的白求恩式的人物却鲜为人知。她就是“何明清”。

    何明清是她的中这名字，其英文名为CATHLEENHALL．大概因为HALL的发音与中国的姓“何”很相近，所以她给自己取了这么一个漂亮的中国名字。

    1996年是何明清诞辰100周年。中国人民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朋友，在国内要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

    新中友协将由主席亲自率团去何明清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访问。新西兰还出版了一本名为《何明清》的书。我很想在新西兰见见她的亲属。中国有句古话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新中友协惠灵顿分会每次有活动总是邀请我去参加，我只要有空就一定去。在集会中，我经常看见一位50来岁的女士，她很文雅，脸上总带着微笑。一次，郭惠兰向我介绍说，她叫MARYHALL，我脱口而出地说：“我知道新西兰有位cATHL，EENHALL。”郭马上说：“她就是何明清的侄女。”她的话音未落，我几乎高兴得叫了起来，站在我面前的就是我要找的人！

    我和玛丽攀谈了起来。她个性沉默寡言，有些腼腆。她告诉了我一些何明清的身世。

    何明清于1896年出生在新西兰北岛的内皮尔市。她是5个孩子中最小的女孩子。其父为内皮尔市地区土地登记官，其母婚前当过教师。她13岁时，随全家迁居到奥克兰。

    她的3个哥哥都自愿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其中两人献出了生命。何明清从此成为一个和平主义者，反对非正义的战争。何明清上学后成了一名护士，1923年，作为一名医务传教士到中国工作。她在北京呆了一年，学习中文和中国的历史文化。后来，她被分配到大同、河间和安国的教会医院工作。

    抗日战的年代里，她出生入死，为抢救抗日将士和老百姓的生命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她还和白求恩大夫、宋庆龄以及聂荣臻等八路军的领导人建立可歌可泣的友谊。

    在抗日战争中，宋庆龄发起成立了“中国自卫同盟”旨在通过这个组织争取国际人士支援中国人民抗击日寇的正义战争。何明清在这时认识了正为八路军工作的白求恩大夫。

    抗战初期，解放区缺医少药，何明清利用持有英国护照的方便几次进出北京城，为解放区人民筹措药品和医疗器材。一天，白求恩穿着褪色的八路军军装来到村子里找何明清。他告诉何他祖籍苏格兰。白求恩对这位“同乡”——一位纤弱女孩子不住地眨着眼睛，也许，这是对她的抗战热情表示惊讶和赞赏。

    白求恩是国际知名的胸外科大夫。他曾在西班牙组织血库，到前线为战士输血。在经济大萧条时期，他在加拿大为穷人和失业者治病。他在中国创建了“国际和平医院”。

    白求恩来找何明清帮忙。何去了北京，但是只弄到很少的一点药品。白和何商量，如果何能把他带进燕京大学，和那里的人谈谈，也许会得到更多的药品。后来他们去和聂荣臻商量，聂认为这样做太危险，于是何只好一个人上了路。

    想不到这是何明清和白求恩的一次诀别。

    这一次，何明清弄到了一大批药品，足足装了两驴车。

    但是在过保定时，日本人堵住了所有的路口，任何车辆都要通过城里。何明清的心蹦蹦直跳。这时，一名女警察笑着对日本鬼子说：“她是大大的良民。”就这样，车上的药品没有检查，鬼子一挥手就让车子过去了。

    但是，在出城门时，鬼子命令伪军把药品往下搬。何明清的心几乎要跳出胸膛，因为这一次她为晋察冀政府带了无线电器材。不过，这一次伪军又帮了忙。那个伪军刚卸下几个箱Y-就说何明清是传教士。车子被放行了。

    一路上，何明清吃尽了千辛万苦，敌机不时地扫荡，上山下坡时，她还得把药品器材搬上又搬下。但是药品和器材终于送到了边区和医院，虽然是杯水车薪，但它们对伤病员来说不啻及时雨。日本人发现了何明清帮助八路军弄药品的事实后，向英国使馆提出抗议，要求把何驱逐出中国。何想着怎样逃到西山后再回到晋察冀，但是她又想到，她的存在已对他人构成危险。于是，她就去了香港。

    在香港，何明清和一位也姓HALL的红衣主教谈了话。然后她被介绍与宋庆龄相识。何明清在香港参加了“中国红十字会”，又入境来到了贵阳。贵阳是“红十字会”总部的所在地，又是男女青年志愿者的训练中心。何明清随着运送药品的车子来到重庆。在那里，她见到了李德全和冯玉祥。过黄河的艰难无法形容，但是由于领队的机智，他们终于闯了过来。不幸的是，何明清得了严重的脚气。虽然老百姓对她很好，照顾得无微不至，但她认为再下去就要成为负担。在西安养了几天病后，何明清回到了新西兰。

    回国后，何明清总想再为中国做点事。她经常在集会上发表演讲，把中国的真相告诉新西兰人民，敦促政府和官员援助中国的抗战。她加入了“新西兰海外援助委员会”，为他们献计献策。当她得知一名名叫ISOBELEASTON的的护士愿意去中国的解放区工作时欣喜万分。在何明清的帮助下，这位护士到了国际和平医院工作。后来，她还在山丹的培黎学校建立了医院，训练了很多医务人员。

    在何明清等一些热心于帮助中国抗战人士的发起下，“新西兰一中国友好协会”于1952年正式成立。

    新西兰一中国友好协会

    “新西兰一中国友好协会”是一个与中国进行友好交往的民间组织。她现有12个分会，会员近2 000人。该会的宗旨是促进新中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谊。多年来，新中友协通过组织访华团、举办座谈演讲、发行简报，及时报道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为两国人民的友谊做出了贡献。

    文化处在使馆里是负责友协和友好城市工作的，新中友协各级领导在文化工作上给了我很大的支持。我把这个组织当作文化处的左膀右臂。我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郭惠兰告诉我，1949年新中国诞生，新西兰的友好人士欢欣鼓舞，奔走相告。但是，在那个西方国家惟美英马首是瞻的年代里，新西兰是不会承认这个新生的共产党政权的。在一大批友好人士的努力下，“新西兰一中国友好协会”于1952年正式成立。

    1972年，中国与新西兰建交，友协的成员欣喜万分，他们自发地为建立大使馆的先遣人员找住处、选馆址，还提供了很多信息和情况。

    说起新中友协，不能不提到路易·艾黎这位中国人民的忠诚朋友。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中，艾黎做出的贡献暂且不提，就说他在山丹建立的培黎学校，新中友协也倾注了很多心血。几十年来，他们不断地派出教师去学校任课，他们还自发地捐钱捐款为学校购置教学器材。培黎学校每年可以向新西兰派一名学生，轮流住在友协会员的家里，其生活费用由友协提供。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大中城市纷纷与外国的城市结为友好城市。我到任之初，中新两国已建立了8对友好城币，它们是：

    厦门一惠灵顿；广州一奥克兰；无锡一汉米尔顿；烟台一陶朗加

    甘肃一基督城；贵阳一北帕；桂林一海斯廷斯；连云港——内皮尔

    我在任的3年多时间里，又协助了4对友好城市结好：黄石一奈尔逊；上海一达内丁；宁波一怀特克里；长春一马斯特顿

    还有北京市，本应与首都惠灵顿结好，因为厦门结好在前，而“一个姑娘不能许两个婆家”，所以北京和惠灵顿是一种“首都一首都”的友好关系。

    友好城市的建立像找对象一样，要“门当户对”、“脾性相合”，才能取得促进友谊和经济上共同发展的目的。

    长春与马斯特顿的结好正好在我的任期内，所以，我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双方采取了比较谨慎的做法，先开展一些人员的交流（如外语教师和学生），两市对对方做了深入的了解。马市是新西兰首都附近的一个海滨小城市，农牧业比较发达；长春虽是我国东北的工业城市，但郊区的农业经济也有相当规模。经过两年多的酝酿，它们终于结为友好城市。

    1995年4月，长春市派出了以常务副市长尹文为首的友好代表团去马斯特顿参加结好仪式。马市的市长给黄大使写信，邀请他参加庆典。由于大使工作另有安排，所以委派我作为使馆的代表前去祝贺。新中友协主席玛丽·格雷夫人率领的惠灵顿的执委们也开了车前去与会。

    结好的事在马市引起了轰动。市民们像迎接远方来的亲人一样高兴。他们穿着最漂亮的衣服，自发地来到市政厅。市政厅安排了毛利舞蹈演出，双方领导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市长还邀请了从这个选区选出的国会议员（教育部长），他也讲了一番祝贺的话。

    郭惠兰——南茜

    在新中友协惠灵顿分会的每次活动中，人们总能看见一位身高不到1．50米的华裔老太太。她总是忙忙碌碌，但从不喜欢出头露面。她是NANCY GODDARD夫人——新中友协秘书长。不知道是她娘家姓“郭”，还是因为她丈夫的姓“GODDARD”发音很像“郭”，所以，她有一个很标准的中国名字——郭惠兰。不过我和友协的所有会员一样喜欢叫她“南茜”。

    新中友协的主席很像一个“甩手掌柜”，什么事都由秘书长办理。由于我和南茜工作上接触多，对她的身世和经历有比较多的了解。

    南茜已年逾古稀，祖籍广东。她爷爷年轻时为了生计飘洋过海到了新西兰。那时的华人都是男人出来挣钱，挣到了钱回家盖房买地。后来，他又把儿子——南茜的父亲带了出来。南茜的父亲是惠灵顿地区的侨领。他总是维护华人的利益，每逢地震和自然灾害，他就四处筹集救济金，帮助灾民度过难关。国民党曾在新西兰设立领事馆。一次，总领事上任时还接见过他。那时，南茜只有四五岁，小小的个子，站在父亲身边。南茜至今还保存着那张照片。南茜自嘲地说：“国民党的父亲却生出了一个共产党的女儿！”

    南茜的婚姻很有点浪漫色彩。她父母虽然身在西方社会里，但头脑里绝对是中国的封建思想占统治地位。那时，“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孩子不能上大学。别看南茜小小的个子，她可是个“造反派”。经过一番斗争，南茜上了大学（这可能与新西兰与1893年通过妇女有选举权的立法有关）。在大学时，南茜居然甩开父母自由恋了爱。南茜个子小，胆子也小，所以每天步行上学时，总有一些男孩子欺负她。这时出来一个“护花使者”，他就是后来成为她丈夫的GEORGE GODDARD（乔治·郭达德）。乔治每天总是在离她家几十米的隐蔽处等她；晚上放了学，他又把她送回家。天长日久，两人产生了爱情。

    南茜和乔治恋爱的消息传到父母的耳朵里后，家里就像炸开了油锅一样。因为乔治不是中国人（实际上，他是有毛利血统的欧洲人的后裔），所以父母坚决反对。他们宣布与南茜断绝关系，但是南茜并没有因此而有丝毫的动摇。

    后来，他们结了婚。南茜生了大儿子以后，她与父母的关系才有所缓和，父母同意让她回娘家。

    乔治是新西兰码头212会的领导人，新共党员。在乔治的帮助下，南茜也加入了共产党（南茜说，他们的孩子也是党员）。60年代，国际共运内部出现了尖锐的斗争。新共领袖威尔科克斯站到了苏联的立场上，南茜是坚定的中共派。

    1966年，南茜作为新共代表出席了在日本举行的国际反核大会。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日本政府把南茜等“中共派”驱逐出境。南茜他们逃到北京。周恩来总理接见了这些“中共派”。后来，威尔科克斯把南茜等人开除出了新西兰共产党。他们成了新中友协的骨干力量。再后来，新西兰政府宣布“新共”为“非法组织”。

    乔治得了糖尿病，1994年他被锯去一条腿。1995年，他病情恶化，又被锯了一条腿。好在有公费医疗，乔治免费住着一个很大的单间病房。我曾几次去看望过他。南茜虽然不用照料孙儿孙女，但友协的工作全得由她操办，所以老太太很忙。乔治住院后，南茜每天都要去护理。可能因为有病，乔治的脾气变得很坏，动不动就对她吆五喝六。南茜对他很理解。由于医治无效，乔治于1995年逝世。可能因为乔治身上有毛利血统，也因为南茜多年来义务为毛利法庭工作的缘故，乔治的逝世使惠灵顿的毛利人十分悲痛。他们在他们的“马拉埃”（毛利人的会堂，隆重的婚丧嫁娶在那里举行）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南茜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她生有3个儿子。当时，他们一家生活很艰苦。孩子们的衣服也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有时甚至衣食不继，她让孩子们到门口的海湾里钓鱼来充饥。

    南茜有8个姐妹和1个弟弟。可能中国“重男轻女”的思想在作怪，父母直到“九九归一”得了个儿子才收场。南茜行三。她的大姐二姐都已去世。其他的妹妹们大多受西方思想影响很少照顾父母。尽管南茜当年因为婚姻和父母闹到“绝交”的地步，但在二老生命垂危的时刻，只有南茜在病榻边端饭送水，直到为他们送终。南茜说，我是共产党员，我要做个榜样。正因为有了好榜样，南茜的大儿子对父母也很孝顺。1996年，大儿子让她把旧房子卖掉，又给她买了一栋200多平方米的带院子的房子。南茜不但没有花一分钱，儿子还把卖房子的钱一分不少地给了她。

    南茜的例子使我思考了中西方文化的不同。中国的子女孝顺父母固然是一种美德，但是随着中国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的工业社会进步的时候，工作和生活节奏加快，要子女丢开工作去照顾老人显然已不现实。在西方国家，现在有很多家庭问题交给社会去解决，如老人有托老院。但再好的托老院总不如家里好，所以有一些不愿去托老院的老人死在家里很长时间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鱼和熊掌兼得”，这大概是全世界社会学家们头疼的问题。

    迪格·艾黎

    很多中国人知道，路易·艾黎来自新西兰。他从20几岁到达上海，直到1988年在北京逝世，他的60个春秋在中国度过，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艾黎在新西兰的同辈兄弟姐妹中，除了一个90多岁的小妹妹还健在，一个101岁的弟妹也还活着，其他人都已经作古。

    但是艾黎有一个堂弟，原来是新中友协塔那朗基5-Y会的主席。由于工作上的联系，我们成了好朋友。

    艾黎的这位堂弟叫“DIGGER G ALLEY”。其实，DIGGER（迪格）是他的外号（意思是“挖土人”），他的真名是GEORGE（乔治）。他很喜欢这个外号，所以，人们把他的真名倒忘记了。

    迪格比艾黎小20多岁。难怪使馆里的人都以为他是艾黎的侄子。我到任后，他“郑重”地向我声明，他是艾黎的“堂弟”，并要求我为他“正名”。从此，他的辈分就长了一级。

    我和迪格第一次见面是在他夫人的葬礼上。那是1995年秋天，迪格夫人经过与癌症这个恶魔抗争了几年后去世。考虑到迪格是使馆的老朋友，又是新中友协的一级领导，所以使馆领导委派我随友协总部的领导和执委一起去吊唁。我给惠灵顿的花店打了个电话，订了一束鲜花，要他们于某月某日送到某某教堂。

    我们的车子在青山绿水中走了三四个小时，来到了迪格居住的城市——新普利茅斯（NEW PLYMOUTH）。葬礼正要开始时，我见到了电话上已相识几个月的迪格，真好像有点“一见如故”。由于是这样一种场合，我只是代表大使对他夫人的逝世表示哀悼，随即跟着人群进了教堂。我一眼看见了我预订的花束放在那里，我对新西兰服务行业的态度和质量深感满意。

    这是我到任后一年多时间里第三次参加葬礼了，所以不那么紧张。教堂庄严肃穆。牧师讲话后，亲友们纷纷自由发言。迪格夫人为人和善，人缘很好。她的朋友和邻居对她的逝世都表示深切的悼念。迪格的一个儿子也讲了话，回忆了母亲对他的教育和培养。母亲平时对待朋友和邻居都很友善，但是对子女的要求很严格。一次，因为他考试成绩不好，母亲追着要打他。虽然当时他很不理解，但现在了解了母亲当时的“良苦用心”。讲到这里，我也很有同感。

    我代表使馆向迪格捐款100新元。夫人生前是护士，迪格按照她的遗愿，把所有的钱捐给了“护士基金会”。

    参加完葬礼，我又随友协的车子回使馆。一路上，我的心情始终不能平静。因为几天前，我给迪格打电话时，他正好在园子里干活。迪格夫人挣扎着起来去喊迪格，她一下子摔在了地上。我总认为这也许加重了她的病情，心里感到很内疚。我闭着眼睛坐在车上，朦朦胧胧中吟得一首小诗：

    负疚心不安，闻耗更悲伤。

    倥偬数百里，美景无心赏。

    悼言赞孟母，宾朋衬芳心。

    深山觅遗踪，犹闻伊馨香。

    据迪格回忆，路易和迪格的亲爷爷约翰·艾黎于1857年从爱尔兰移民到了新西兰。他和一位名叫萨拉·沃德的英国籍姑娘结了婚。他们生有3个子女。迪格的父亲行老大，路易的父亲是老二。为了和毛利人争夺土地，他们的爷爷参加了新西兰历史上有名的塔那朗基战争。

    迪格比艾黎小23岁。当艾黎参加一次世界大战后从欧洲回来时，迪格还是一个冥顽不化的毛孩子。路易性情温和，经常和这个“跟屁虫”玩耍。

    迪格家里兄弟姐妹多，生活很艰难。二次大战爆发时，迪格正在高中念书。他参了军，部队被派到斐济驻防。后来因为他家的男孩子都入了伍，父母没有人照料，所以迪格就复员回到了新西兰。实际上他没有打过仗，迪格为此还感到十分遗憾。迪格复员后当上了邮电所的职员，后来他有了一个6口之家。一个小职员要养活这样一个家庭不容易。好在新西兰是一个福利国家，迪格把孩子们都拉扯大，一个个都有了工作。

    开始时，迪格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1988年，艾黎在北京逝世，迪格作为亲属应邀来中国参加葬礼。中国人民的友好和热情使他深深感动。回到新西兰后，迪格决心要为两国人民的友谊努力工作。他到处作报告，去学校给孩子们讲路易·艾黎的故事。不久，他当上了新中友协塔那朗基分会的主席。此后他更加全心全意地工作。在他担任主席的7年时间里，他共做了50多场演讲。他经常给我写信索要《中国建设》、《北京周报》、《中国妇女》等英文刊物，散发给学校、俱乐部和他的朋友们。由于他的努力，塔那朗基分会从14名会员增加到80多人。

    迪格的社会活动能力很强，这可能与他原来当邮递员的工作有很大关系。一个邮递员，一个管户籍的警察，谁人不知，谁人不晓。不过，认识他的人有八九成只知道他叫“迪格”，如果你要问他们谁是“乔治·艾黎”，也许他们会耸耸肩，然后两手一摊说：“不认识。”迪格虽然文化不高，但对“关系学”还挺精通。为了搞好我的本职工作，我曾经试探着和迪格商量能不能在新普利茅斯举办一次展览。我原以为这个老头不一定有这么大的能耐，孰料不出几天迪格来了电话，要我在一周内准备好展品。时间是紧了点，但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和夫人匆匆忙忙从库房里整理出一套贝雕画和一套棉花画，还弄了一套中国风光图片和很多宣传品，加上刚从国内寄来的儿童画满满地装了两大箱。为了免除运费，迪格还交代他一个开长途大巴的朋友专程到使馆门口接我。他还嘱咐把我夫人带上。我说她的车费不能报销。他轻松地说，他有办法。

    傍晚时分，车子开到了新普利茅斯。迪格已经在车站等候。他把我们拉到了自己的家里。他希望我们住在他家。虽然我这次是因公出差，房费可以报销，但一想，住在他家，一方面可以节省费用；另一方面，我作为主管友协工作的文化官员，多接触老百姓的生活，对于了解民情增进友谊不无好处。所以我就同意了。

    从外表看，迪格的房子很不起眼，但一走进去，里面还挺大，卧室就有五六间。多年来，他的孩子们像小鸟一样飞走了，一个近80岁的孤老头守着这么大的房子，其孤独和寂寞是可以想象的。他说，他家住过很多中国人。我们被安排在最大的一间里住。

    第二天，迪格把我们拉到一个购物中心去布置展览。他告诉我，在知道我想搞展览后，他时时留意。后来，他了解到，这个购物中心的一间铺面因为商店易主要停业一星期。在得到这个信息后，迪格一分钟没耽误就去和经理商量，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居然说动了经理，同意免费提供。

    分会几十名会员已经在那里等候。迪格把我们介绍一番后，大家就开始了工作。为了不损坏墙面，我们得把展品布置在纤维板上。迪格已经借了几十块板子。纤维板很重，每块足有百十来斤。而会员们大多是年逾古稀的白发人，他们硬是把这些板子从一楼抬上了二楼。这种精神实在叫我感动不已。

    经过一个上午的紧张工作，展览布置完毕。下午，迪格请来了新普利茅斯市的市长为展览开幕。市长是位女性，看上去很精明能干。她对我们夫妇去该市访问表示欢迎，同时，对我带去这样一个精彩的展览表示感谢。她说：“多年来在新普利茅斯市很少看到这样的展览。我相信，我市的市民们通过这个展览一定会对中国有更多的了解。”我也即席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对市长和分会为展览的成功所做出的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展览办在商场内，观众络绎不绝。人们对中国秀丽的风光，悠久的历史文化，对人民的聪明才智赞不绝口。有一些访问过中国的人兴奋地和我谈起在中国的见闻，没有去过中国的人看了展览后也想去这个神奇的国度看看。突然，一群小学生来到我身边，要我为他们写自己的中文名字。于是，我问了每个人的名字，然后翻译成中文，用软毛笔写在卡片上。谁料想这一写竟收不住了，孩子们排起了长长的队。整整一个下午，我坐在那里就没有起来，弄得手酸背痛。以后的几天，每天要写几百个名字。虽然很累，但看到孩子们高兴的样子，我的疲劳和酸痛一下子烟消云散了。

    展览顺利地结束了。那天晚上，在迪格家搞了一个小型PARTY。会上，迪格拿出一兜子零钱和两张车票。他把车票交给我，把钱给了分会的财务主管。我对迪格变戏法似地弄出车票和零钱感到惊奇。原来，他在展厅门口放了一个捐款箱。他说，这是新西兰的习惯做法。以前他为中国的大熊猫，山丹的培黎学校都蓦过捐。我仿佛猛然间醒悟过来，他再三叮咛我带些过期的贺年卡，是他设的一个圈套！他真是一个“老顽童”！

    中国美食家

    乔治·艾黎除了“迪格”这个外号外，他还有一个外号叫“中国美食家”。不过这个外号只是我和夫人之间说说而已。我们每次住在他家，他一定要我们在家里起火。他不但可以坐享其成，而且又可以吃到可口的中国菜。所以，我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美食家”。

    相处久了，我和迪格有了很深的感情。几天不通电话就有些想念。他年近八秩，又有糖尿病，其孤独可想而知。有时侯，他一病几天，一个人呆在家里，无人照料，无人看望。每次我打电话，他就像吃了兴奋剂一样高兴起来，一聊就是十几分钟，甚至半个小时。

    1996年7月，迪格来电话说，他要过78岁生日，希望我能去新普利茅斯玩玩。当时我工作很忙，不可能为了他的生日专程去一趟。我做了两件事。第一件很容易就做了，我用宣纸写了一个“寿”，给他寄了去。不几天，老头来电话说他收到了珍贵的礼物。

    第二件事说起来话长。在新普利茅斯有一家中国人开的“宁波餐馆”，以往我们去都要在餐馆打打“牙祭”。在新西兰，父母过生日，子女请他们“DINE OUT”（搓一顿）已经算很孝顺了。我于是给宁波餐馆打了个电话。告诉他们在迪格生日那天做一碗“寿”面，他可以自己来吃，也可以“TAKEAWAY”（外送）。钱由我来付。后来，餐馆来电话说，迪格吃-了面有点手舞足蹈，因为他自己的亲生3=女都没有给他过生日。想不到倒是使馆的外交官又是祝寿又是请他吃“寿”面。餐馆的老板也受了感动，叫我不要寄钱了，这碗面由他们请客了。

    1996年的国庆过后，我又去新普利茅斯办展览，因为这次展览规模大，所以我偕夫人还有厨师小倪和夫人，开车去新普利茅斯。小倪是上海人，中等个子，方方的脸盘。他的手艺很好，从大使到各级外交官无不称赞。

    还是和上次一样，分会主席玛格丽特·威尔逊女士（迪格因为糖尿病和年事已高辞了职）也找了一间店面。我带去了出土文物的复制品：唐三彩和陶俑。当地的观众只在画报上看过，这一次能亲眼看看这些几乎可以乱真的“文物”感到十分高兴。人们从四面八方前来参观，只可惜场地只能借用3天。

    新普利茅斯是塔那朗基省的中心。可能是因为早期的移民大多来自英国的普利茅斯，所以他们把这个城市叫做“新普利茅斯”。这里最出名的风景要算是埃德蒙火山了。远远看去，形状很像日本的富士山。毛利人把她奉为“神山”。因为山很高，山顶终年积雪，白云缭绕，所以人们很少看到她的“庐山真面目”。由于山高林密，每年都有登山者失踪和冻死的报导。但是，那一天，老天爷似乎对我们特别恩宠，我们居然看到了埃德蒙山的山峰。它是那样秀丽，那样挺拔，难怪很多游客为了一睹“西施”的风采在新普利茅斯呆上10天半个月不愿离去。由于心情愉快，我随口吟出了一首七绝：

    姑苏园林甲天下，“牛皮帽子”景更佳。

    窈窕淑女4“-安在，终见西施撩面纱。

    “牛皮帽子”是我们的会计给新普利茅斯取的外号。我很佩服他的“翻译”水平。

    新普利茅斯的自然保护搞得很出色，埃德蒙山的生态破坏也很少。这里到处是一片令人赏心悦目的绿色。这一地区的天然公园不下十几个。我们只游览了其中的一个。公园里有一个宁静的湖，水鸟、野鸭，还有几对黑天鹅悠闲地在湖面上嬉戏。在小桥旁，在喷泉边，我们的相机频频闪光。

    因为我的任期只剩下七八个月，所以我在出发前向大使请示，利用这次机会让小倪为那里的分会会员做一顿中餐，算作是我的辞行。大使欣然同意。

    我们租了一个套间，才100新元／天（合500元人民币）

    里面除了两间卧室、一个厨房，还有一个相当大的会客室。

    由于西方人的厨房设备有限，厨师不可能搞什么“煎、炒、烹、炸”。我们经过研究，决定以饺子为主，再弄些鸡翅酱牛肉之类的冷盘。

    会员们听说要吃饺子，高兴得不得了。展览闭幕后，他们立即回家，换上了最好的衣服，来到我的“临时官邸”。一下子来了20多人，会客室显得有些拥挤，但是气氛是那样亲切和融洽。

    我首先对会员们为这次展览的成功所作的努力表示感谢。我说：“在离任前，我可能没有机会再来你们这个美丽的城市，所以我今天请大家来尝尝中国的饺子。”说到这里，朋友们的脸上都流露出惋惜的神情。

    在包饺子前，迪格给大家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他说，法国人以烹调闻名于世，但是法国人第一次吃到中国的饺子时琢磨开了，这肉馅是怎么放进去的，是不是用针管注射进去的。今天，中国大使馆的厨师倪先生和邱先生就要给你们揭开这个秘密。这个故事并不陌生，它出自迪格之口，未免含有英国人嘲弄法国人的意味。我接着迪格的话茬，给会员们讲解了饺子的原料和制作方法。小倪和两位夫人做了现场表演。我请他们自己动手包一下，但他们大多数都认为太难了，不敢一试身手。

    由于我们4人都是“老手”，几百只饺子不一会就包完了。吃的时候，会员们的高兴劲甭提了。花了100多新元，居然办了这么一次“宴会”，真是合算到家了。不少人还要求带一些回去给孙儿们尝尝。那天还剩了好多菜和饺子，它们都成了“美食家”冰箱里的“绿卡居民”。

    迪格的一个儿子在惠灵顿住。迪格有时自己开车来看望他们，每次他总要来使馆看我。西方人父子之间在经济上算得很清。老子到儿子家不管饭是很平常的事。所以我每次请他到广东餐馆去吃午茶。两人边吃边聊。吃完后如果有剩的，跟跑堂的要个“DOGGY BAG”（狗袋，西方人把剩菜带回家，说是给狗吃，实际上是人吃），迪格的晚餐也就解决了。

    转眼1997年春节到来了，使馆照例要开一个春节联欢会。由于使馆的大厅要装修，全馆都在为场地的事着急。我在馆务会上提出，是否可以在植物园的露天音乐堂举行。经办公室联系，植物园一口答应，而且不要一分钱。当然布置会场的任务“理所当然”地落在了我的头上。1997年是牛年，我用大红纸剪出两个牛头贴在舞台后面的墙上，舞台两边的柱子上贴了对联。使馆的夫人们在草坪四周的树上和长凳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气球。好一派节日的气氛！

    我打电话给迪格，他在床上接的电话。他说他得了感冒，但一听说我将在春节联欢会上表演二胡，他说一定要来看看。我劝他身体不好不要来了，他却表示一定要来。

    大年初一，艳阳高照。经过几个小时的布置，一切就绪。这时，迪格也到了植物园。我陪着他在山顶上的餐馆吃了午餐。迪格显得很高兴。他穿了一身新衣服，真像过年一样。联欢会开始了，大使和惠灵顿副市长被邀请上了主席台。当大使看见迪格也来了，马上要我把他请上了主席台，老人家那个高兴劲我无法形容。这可能是他一生中受到的最高荣誉。

    这就是我和迪格在新西兰的最后一次见面，不知道今生今世还能不能再见面？

    艾黎第二故居纪行

    一般的新西兰人都知道，国际友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路易·艾黎出生在南岛的斯普林菲尔德小镇，但他在北岛生活了7年的故居却鲜为人知。

    1918年底，艾黎从欧洲战场回到新西兰。在一位中学时代的同学鼓动下，他们买下了北岛塔那朗基省深山老林中一片名叫MOEAWATEA的土地（毛利语就是“魔鬼不能找到的地方”。据说，当年，英国人来到新西兰时把毛利人打败了，酋长带领他的部下就躲避在这里，并给它取了这个名字）。千百年来，花草树木在那里生生死死，地上覆盖着厚厚的腐殖质。土地虽然肥沃，但是自然条件极差：冬天是一片冰天雪地，路面像玻璃一样光滑；夏天水流遍地，一片泥泞。他们要在这里开发出一个农场来，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一天，艾黎骑着一匹未经驯服的马行走在山路上，由于土石滑坡，马受惊了，艾黎从马背上颠了下来。他的脚夹在马镫子里，被头朝地拖出了几英里地，鲜血流了一路。最后他的同伴发现了他，把他弄回去养伤。

    尽管艾黎和朋友一天工作16个小时，但要在这样的地方开辟出一个农场来希望十分渺茫。1926年底，艾黎把自己的一半地产赠送给了朋友就踏上了去中国的旅程。因此，这个农场可以看作是艾黎在新西兰的第二故居，他在坚持“工合”和培黎学校的艰难困苦中表现出来的不怕苦、不怕难的精神就发源于此。1997年是路易·艾黎百年诞辰纪念，艾黎的堂弟——迪格·艾黎，原新中友好协会塔那朗基分会主席，经过两个月的准备和联络，决定于4月2日进行一次“重访故居”活动。大使派我带领一个小组前去参加这个纪念活动。

    我们的车子一早从惠灵顿出发，向西北方向走了3个小时，到达了一个名叫韦佛雷的小镇上。半个小时后，一个四五十人的队伍终于形成。他们中间有艾黎的侄子、外甥，新中友协的成员，还有一些为艾黎故居做出过贡献的人。

    十来辆车子鱼贯而行，走了50公里后到达了公路的终端。从这里开始就是一段9公里的崎岖山路。由于道路泥泞，我们不得不换坐敞蓬的卡车。我在车上和一位带着孩子的女士攀谈起来。她告诉我说，1988年，新中友协发起了一次修复“艾黎故居”的活动。一群志愿者在小屋顶上挂起了“工合”的三角形旗帜。修复工作困难重重，交通很不方便，志愿者从来没有干过泥瓦匠和木匠活，但是他们不但把故居修复了，还盖起了一间厨房，招待去那里的客人。最后她说，她就是志愿者中的一员，这次带着孩子来是让他了解他们当年的艰辛。这种“忆苦思甜”精神着实使我感动。

    不知不觉中，我们的车子停在了一个山谷的土路上。我放眼望去，只见在一面平坦的山坡上有两座小房子——这就是艾黎的故居吧。

    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参观了故居。前面一座房子共有3间：起居室占了一半的面积，取暖的壁炉还是当年的样子；另一半是两个小房间，每间大约七八平方米。艾黎住的那一间里只是一张单人床。墙上贴的是现在的房主人（农场雇212）喜欢的已经发黄褪色的电影明星照片。后面的房子主要用作厨房和放置工具。在90年代的今天，这里的条件仍十分艰苦。没有自来水，他们饮用的是山泉；没有电，一些太阳能电池为电话供电。当年的困苦更是可想而知。

    参观过后，迪格宣布仪式开始。他简要地介绍了故居的修复过程后，邀请新中友协主席玛丽·格雷夫人讲话。她高度评价了迪格为这次重访活动所作出的努力，她希望以路易·艾黎为代表的先辈们开创的新中友好事业一代一代传下去。然后，我代表使馆向故居赠送一个带有艾黎头像的大瓷盘。仪式虽然简单，但气氛很热烈，阵阵掌声回荡在寂静的山谷中。

    最后，玛丽·格雷夫人、迪格和我一起挥锹种植了两棵小树：一棵是被称做“活化石”的银杏，另一棵是叫做“和平”的中国树。当人们问及为什么要种这两棵树时，迪格说：“有友谊才有和平，愿世界和平像银杏树一样万古长青！”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