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任之初，我对新西兰的了解非常少。除了知道有一位叫路易·艾黎的老人来自新西兰外，我只知道它就像澳洲大陆这块大蛋糕上掉落下来的屑末一样——两个总面积不到30万平方公里的小岛。当然，我还听说过，“新西兰是骑在羊背上的民族”——360多万人口拥有7 000多万头牛和羊。此话一点不假。新西兰的毛利人，这个在这里最早出现的民族是怎样解释她的芳名的呢？他们说，新西兰是他们的祖先从太平洋里钓起来的一条鱼。这个说法很形象，因Y．j这个岛国真像一条被拦腰切断的鱼。一个历尽-T-辛万苦从万里迢迢来到这里的民族，离开了鱼他们怎么生存？！
但是，毛利人还把新西兰叫做“AOTEAROA”，意即“白云绵绵的故乡”。这似乎也无可指责，因为新西兰天空的云彩的确与众不同。也许，这是因为新西兰特别注重“UJ染的防治，在蓝天和绿水青山的映照下，白云岂不显得更加美丽？！
如果真要追寻“NEW ZEAIAND”这个名字的来源的话，恐怕要请出几百年前的荷兰探险家来。当他f门登一匕这块陌生的土地时，给它取名为“NEW ZEELAND”。ZEELAND是荷兰的一个省名。后来，ZEELANl9怎么变成了ZEALAND，这可能是语言学家们的研究课题了。
中国人对这个国家的译名也很有意思。台湾、香港把它叫做“纽西兰”，大陆则称其为“新西兰”。差别只在一个字，前者是音译，后者是意译。
但是，我倒很喜欢大使黄桂芳作的诠释：新西兰是“西方的新兰园”。“新”意味着年轻，从1840年英国王室与新西兰签订“威坦哲条约”以来，只有150多年的时间。新西兰虽然地处地球的最东方，但从思想和文化体系上来说属于西方。新西兰风景美丽，四季鲜花常开，到处是兰花。中国的文人爱用梅、兰、竹、菊比称“君子”，而我更钟情于兰花。兰花在深山幽谷中生长，身姿是那样优美，开花时散发的阵阵清香使人陶醉。难道这不是新西兰的象征吗！在任期内，我因出差走遍了新西兰的东西南北，领略了这个我梦中多少次“神游”过的“世外桃源”。我总的感觉是，新西兰这个国家就像一个大花园。她是一首和谐的交响乐，一首优美的田园诗，一幅色彩斑斓的风景画。
新西兰的最大城市奥克兰是世界有名的帆船之城，每逢周末，蓝色的海湾里，扯着各种颜色风帆的舢板在海上像箭和流星一样穿梭。我曾坐船荡漾在碧波万顷的陶波湖上，那青山绿水激发我无限的遐思。如果在罗托鲁亚水柱冲天泥浆翻滚的“大蒸锅”里走一走，那又是另一种享受；毛利村里琳琅满目的绿玉雕刻和木雕，向你诉说着这个古老民族的历史；如果再洗上一个温泉澡，那你一天的疲劳会烟消云散。霍克斯湾这个“新西兰的水果盘”里的苹果和葡萄让你陶醉。当我坐上威托莫岩洞的平底小船，抬头望着那犹如满天星斗般的萤火虫，听着不紧不慢的滴水声，那份幽静，那份空旷使你仿佛置身在宇宙太空之中。还有新普利茅斯的埃格蒙山，你一定要去“朝圣”一下，因为那是毛利人的“神山”，不过你还得有耐心，因为这座山的山顶总是云雾缭绕，不露“庐山真面目”。北岛中部的火山爆发更是壮观，动人心魄。
坐上横跨库克海峡的汽船，到皮克顿上岸，南岛的风光更使人陶醉。奈尔逊市以盛产三“F”著称：FISH（鱼）、FOREST（森林）和FRUIT（水果），我们的大使又给它加了一个“F”（FRIENDSHIP，友谊）。基督城附近的库克山是滑雪者的天堂，每年吸引世界各地的滑雪爱好者来此旅游健身。我也曾有幸去过亚历山大小镇，在那里凭吊了100年前来新西兰淘金的华人的坟墓，那简陋的破屋，那字迹被风雨腐蚀了的墓碑，深深地印在我的心坎里。到女王城的峡湾里领略一下“飞流直下三千尺”的瀑布，或者到达内丁去看看世界上最大的信天翁栖息地，那种享受只有亲临大自然的人才能得到。南岛东海岸的巨大无比的圆砾石，会引发你对“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遐想……
惠灵顿——风城
在飞机着陆之前，我饱览了新西兰首都惠灵顿的全貌。这是一个隐没在港湾中面积不大的城市，真像蚌壳里的一颗珍珠。当我们的车子沿着蜿蜒曲折的公路向使馆驶去的时候，天空中正飘着毛毛细雨。我透过车窗看见四周的山坡一片翠绿，海水晶莹剔透。我禁不住打开窗子，风吹到脸上，它是那样清新，沁人肺腑。要不是山坡上五颜六色风格各异的房子提醒我这是一座现代化城市，我简直以为自己到了陶渊明梦想的“世外桃源”了。
自大学毕业以来，我这个一直“靠嘴巴子吃饭”的外事工作人员走南闯北地去过一些国家。美国的纽约给人以嘈杂的感觉，北欧的芬兰和瑞典秀美中未免显得有些冷峻；非洲国家的热带风光固然赏心悦目，但炎热的气候总是让人感到美中不足。窃以为，惠灵顿是我到过的国家中最漂亮的城市。置身于这样的城市里，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映入眼帘的是青山和绿水，怎不叫人心旷神怡！
早听说惠灵顿是一个清洁的城市，真是名不虚传。我不禁想起北京的环境卫生来。我自十七八岁负笈京城以及随后分配在那里工作以来已有31个年头。我也可以算作是半个北京人了，但我对北京的卫生状况不敢恭维。诚然，改革开放给这个古老的城市以一个世界大都会的气派，但北京的嘈杂和污染使人心烦意乱。夫人和女儿经常讥笑我是一个身上能“出油”的人，因为我每天穿一件白衬衫出门，晚上回来领子上准是“油光锃亮”（如果我真能“出油”，我倒很愿意为人类解决能源危机做出一点小小的贡献！）说来也怪，到了惠灵顿，我身上的“油田”干涸了。衬衫穿上一个礼拜也能“拒腐蚀”，皮鞋哪怕是穿一个月，还能保持“本色”。
在大学里学了一点辩证法，知道看待任何事情要一分为二。惠灵顿固然漂亮，但也有一点不尽人意之处——风大。使馆的人给惠灵顿取了个外号：风城。这个外号恰到好处。一年365天，惠灵顿大约有半数的日子在刮风。有时的风大得吓人。有一次，我开车去机场送人，半路上接人上车，不料一开车门，一阵大风几乎把门轴刮断。幸好鄙人还算眼疾手快，使出吃奶的力气抓住门把，才算避免了一起上千元的经济损失。可是，话又得说回来，惠灵顿的风虽然大，但是刮起来不像北京那样天昏地暗。因为这里的地面上不是挺拔的树木便是浓密的花草和灌木，几乎很少有裸露的土地。
在惠灵顿的近郊的公路边有一幅壁画，画的是新西兰的风光。远远看去，它只是一片绿色，走近了才能看出里面有山有水，有人，有飞禽走兽，人类和动物淹没在绿色之中。一位科学家说得好：绿是生命的颜色。从这幅画中，我似乎意识到，新西兰很年轻，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甩手掌柜”
由于我和我的前任玩了个SEE—SAW（捉迷藏）游戏，工作没有在使馆交接。文化处的办公室出现了半个月的“真空”。桌子上、沙发和茶几上落了一层灰尘，来信堆得像小山一样。这就是文化处的工作，不，应该说是极小的一部分。我打开一封封来信，有天真的孩子要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的；有索要书刊杂志的；有要我为他收藏的中国字画作鉴定的——这无形之中给了我一种压力。当文化外交官不只是发发资料而已，他必须具有渊博的知识，同时，还要有很高的外语水平，否则，光有文化知识就像“茶壶里的饺子倒不出来”。
大使经常说文化工作很重要，文化和经济就像我国外交工作这只大鸟背上的两只翅膀一样，缺了哪一只都飞不起来。
作为文化官员，我一到任就想和新西兰文化部官员见见面。我又打电话，又写信，希望早日拜会。两个月后，我才接到文化部副常任秘书KOMINIK女士的电话，说要来使馆见我。
KOMINIK首先向我道歉。她说因为212作太忙，没有尽早和我见面。然后我们从寒暄进入正题。她告诉我，新西兰文化部到1991年才挂牌成为一个部（在此之前一直以一个处挂靠在内务部）。现在连部长在内只有13个公务员，他们大部分从事政策研究。这使我很吃惊（我们一个司局级的单位下面一个大一点的处也有十几个人）。文化部的功能主要是为政府提供决策性意见，没有财权，每年的文化拨款由下属的“新西兰创作理事会”分配。她还说，文化部长还兼任其它几个部的部长职务（新西兰的部长们好像都有三头六臂，一人身兼数职）。文化部长用于文化上的时间大约只有15％。更使我吃惊的是，新西兰只在60年代和少数西方国家签订过文化协定，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和任何国家签过协议。这次见面好像给我浇了一盆冷水，因为没有文化协定，就等于敲掉了我的“铁饭碗”。
后来我有过几次机会见到了文化部长，但都是在集体场合。我只是和他礼节性地打个招呼，交换了名片。
1996年底，新西兰举行全国大选，原文化部长调任其他部的部长。一位女士担任了文化部长。她是非内阁部长，排第20位（新西兰政府共有26名部长，大部分身兼数职）。作为文化处负责人，我本打算借她上任之机拜会她。
当时，正好我“政府文化代表团”要来访问。新方原计划在代表团访问结束时请文化部长会见中国代表团，举行一个告别晚会。后来，我被告知说，新方因故不能安排代表团从奥克兰出境，而且他们的部长也不能在惠灵顿会见中国代表团。而我已经将第一个日程报回我文化部。他们这样一变，使我们的日程不得不一再调整。
虽然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但后来新的接待很热情。常任秘书克里斯托弗几天里一直陪同着代表团活动。
这次访问对于两国文化部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沟通，以及增进两国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推动和促进作用。
后来我了解到，新方也有难言的苦衷。部长上任已几个月，很多人都没有见到过她。她平常就呆在奥克兰，在部里那真是“偶尔露峥嵘”。
通过这次安排我文化代表团日程，我有机会结识了部分的私人秘书。我为了见到部长，真是到了见缝插针的地步。我特地请这位秘书吃了一顿饭。他很热情，我们很快成了好朋友。我经常给他寄些资料，时不时打个电话问个好。
后来，那位秘书来电话说，可以安排大使去拜会部长了。孰不料，在拜会前一天，秘书来电话说，部长太忙，会见不-得不取消。我这一下很恼火，难道我们大使不忙？当然这也就是自己跟自己发脾气，干外交不是在自己家里，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不过大使的脾气很好，在了解了情况后，他倒安慰起我来，说：“秉钧，耐心点，也许人家有难言之隐。”
不久，这位部长爆出了受性骚扰的新闻。在我离任时，她辞去了部长的职务。这与她一次又一次推迟会见我大使有没有内在联系，那只有天知道了。
尽管发生一点不愉快，我和那位秘书还是好朋友，我在临行前给他打了个电话。使我吃惊的是，由于部长的辞职，他也丢了饭碗。他告诉我，他正准备去奥克兰找份工作。他似乎要向我解释些什么，我说什么也不用说了，我全理解了。话虽这么说，但是部长的辞职对我来说总还是个谜。
创作理事会
文化交流，说到底是一个资金问题。既然新西兰文化部是一个“甩手掌柜”，那么，我下一步就是要找到文化部管家理财的部门。
文化部下设的部门不多：新西兰创作理事会、国家博物馆、电影委员会、历史遗址委员会、国家档案馆和新西兰交响乐团。“新西兰创作理事会”是最关键的部门，因为它掌握着财权。
这个理事会于1995年正式确立。它的前身是“伊丽莎白二世委员会”，这个名字多少带有一点殖民主义色彩。后来，委员会又改名为“新西兰艺术理事会”，在南岛、北岛和惠灵顿都设有办事机构。
现在的“创作理事会”下设两个董事会：“艺术董事会”和“毛利艺术董事会”；还有一个“太平洋岛屿艺术委员会”。“新西兰创作理事会”成立后，曾发表过一个《新西兰创作理事会战略计划》。因为新西兰自立国以来没有文化立法，因此，这个计划可视为一部文化立法。
由于新西兰人口构成上的特殊性，政府很重视毛利文化和太平洋岛屿居民艺术的继承、发展和传播。这也是一项很实际的政策。因为要说新西兰的传统文化，那就是毛利文化。凡是重要的国事活动，都要安排毛利舞蹈表演。我国的乔石委员长和朱锫基副总理访新时，都去了毛利人最集中的罗托鲁亚参观。毛利人演出和展览也比较容易申请到经费。我到任后不到一个月就被邀请参观了一个刚从美国巡展回来的毛利艺术展。这个展览十分精彩。毛利人的木雕和绿玉雕刻驰名于世。如果能把这个展览引进到中国去，国内的艺术家和观众一定会热烈欢迎。但是，我一了解，这个展览之所以能去美国展出，其中的资金大半来自美国的公司赞助。中国目前还不存在这样的机制，所以我也只好“望展兴叹”了。
据我看来，文化部门在世界上所有国家里都是“清水衙门”。新西兰政府每年的预算中给文化部的拨款不过2 200万新西兰元（1新元～5元人民币）。文化基金大部分来自“六合彩”（Lottery）彩票董事会。1995年度，文化部从那个董事会得到7 000～8 000万新元，但其中用于国际文化交流的只有40万新元。用这一点点钱来开展对这么多国家的文化交流，那真是杯水车薪了。无怪乎新西兰无力与其他国家签订文化协定。
把赌场上的收入用于文化事业，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发明。新西兰现有两个赌场：一个在南岛的基督城，另一个于1996年在新西兰最大的城市奥克兰落成。赌场一出现，犯罪率总是要上升。因此，在惠灵顿是否要建赌场的问题上，报纸上进行过激烈的争论。由于各执其词，所以至今未有结论。
新西兰自然条件良好，曾经培养出良种赛马，所以赌马也很风行。由于电脑和电视的发展，人们不一定要亲临现场去赌马，街头巷尾到处可以赌一把，赌马的收入中很大一部分也贡献给了文化事业。
我费了很大劲终于把理事会的头头脑脑请了来，请大使出面吃了一顿饭。宴会上他们一个劲向我“哭穷”，我的计划也便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
国家博物馆
有人说，看一个国家的博物馆就可以知道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此话不无道理。新西兰这个只有360多万人口的国家有600～700个博物馆和美术馆。我们在外出中发现，即使在一个几千人居住的小镇上，至少也有一两个博物馆。
在首都惠灵顿市，有一座博物馆，由于建筑比较陈旧，同时也由于地点偏僻和藏品数量膨胀，文化部决定重建一个新的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在规模上要成为南半球最大的博物馆。政府计划投入2．8亿新元。到1997年我离任时所花资金已达3亿新元（约合15亿人民币）。
经过认真的论证，馆址选在面临港湾的水边。这个地方人来车往，是吸引观众的最佳位置。但是，在这块地皮上，原来有一座名叫“博物馆”的旅馆。这个高达十来层的建筑重量有几万吨。为了节省开支和不影响营业，博物馆请来专家，硬把整座房子装在轮子上，向旁边上移动了300米。从此，这座旅馆得了一个外号：“轮子上的旅馆”，在惠灵顿传为佳话，人人皆知。
当然，对选址问题，报纸上也曾议论纷纷。有人认为，一座花费巨资建设的国家博物馆放在水边，如果发生地震或海啸，这个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后来经过地质地震学家反复论证，认为这种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新西兰对大型项目的立项是十分谨慎的。
1997年初，博物馆已经封顶，外装修也已基本完成。我利用工作上的便利，来了个“先睹为快”。展览部主任为我开了一次“小灶”。这座博物馆规模宏大，设计新颖，可以和波士顿由贝聿明设计的“波士顿美术馆”相媲美。博物馆保持了原来自然史、人种史的展览构架，尤其是毛利馆的面积最大，设*-k属一流水平。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具鲸鱼的骨架。因为太大，在封顶以前就放了进去。据介绍，这条鲸鱼几年前撞死在一条大海船上，它的骨架在海滩上晾了几年，现在还滴着油。使我吃惊的是，这么一条长达20来米，骨架重达十几吨的鲸鱼才是两三岁的娃娃。新馆还增加了多功能厅、餐厅和游艺厅。这样，博物馆能有一定的收入，以补贴这座现代化建筑维修保养的开支。
想不到我是第一个在博物馆参加活动的外交官。新西兰龙舟俱乐部要在海湾里进行一次全国性的龙舟赛。我被邀请去和惠灵顿市长主持开赛仪式。仪式在一个未完成内装修的大厅里进行。我发表了一篇讲话，祝贺龙舟赛获得成功。
在离任前夕，我拜会了博物馆的馆长萨瑟兰女士。我知道她很忙，这么大的工程，里里外外都要她操心，的确不容易。她从她的经历谈到了工作，最后还道出了种种苦衷。比如说，为了设计新馆的标记（新馆取了个毛利语的名字TEPAPA，馆标是一个像拇指指纹的螺旋图案），花了一点钱。于是，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质问她为什么花这么多钱去买一个莫名其妙的连小学生都能画得出来的馆标·萨瑟兰最后无奈地说，要做事总会有人说三道四。不少人说她是女强人，我也有同感。
高雅音乐
一般的西方国家都有一支或几支交响乐队，新西兰也不例外。“新西兰国家交响乐团”成立于1946年，是一支有很高水平的交响乐队。我到任之初，看到报纸上报道说，该团的经理马克锐意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国内的文艺团体也在改革，我去拜访了他，也许能取到一点“经”。
马克胖胖的身材，戴着一副很厚的近视眼镜，一脸“布袋和尚”的笑容。他热情地和我握手。当我说明来意后，他告诉我，这个乐团每年从文化部得到拨款700万新元。但是，由于演出少，物价又不断上涨，所以多年来总是过着入不敷出的日子。马克接手后进行了大胆的改革。首先精简了机构，在业务上对每个演出人员进行了考核，然后又聘用了高水平的指挥（国内找不到就不惜重金在欧美国家或澳大利亚聘任）。此外，马克还千方百计地搞创收，如灌制唱片和CD。几年下来，这个乐团有了转机，每年基本上收支持平。
我把这些情况写了个简报，意在给国内的乐团提供一点信息。
但是，到1996年，该团庆祝建团50周年之际，报纸上出现很多文章，说乐团债台高筑，甚至没有经费搞一台像样的节目来庆祝自己的生日。这时，马克正要去中国参加一个会议。因为是老朋友，马克在临行前来和我话别向我倾吐他的苦衷。他说，这几年虽然搞了点改革，由于这个乐团人员多（演员近100人），乐器大多年老失修，买又买不起；尤其是去其它城市演出，演员的机票费和乐器的运输费一付，全团半年的经费就没了。我问，早就听说你们要去香港演出，为什么没有消息了？马克叹了口气说，在国内都不敢动，何况出国呢。我很为他感到遗憾。
交响乐团过生日的窘境在报端披露后，不同阶层的人发表了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像交响乐这样的高雅音乐年轻人很少看，只是有钱人愿意看，国家没有必要养着这么一个乐团为少数人服务；也有人认为，一个国家连一个交响乐团也没有实在丢脸。争论的结果莫衷一是。
交响乐团过生日的事弄得沸沸扬扬。文化部责成有关部门进行调查，调查组给国会写了一个报告。后来，政府又增拨了经费（以后乐团每年的拨款可达1 000万新元）。这场风波终于过去。
“新西兰芭蕾舞团”的日子也同样不好过。据一位北京舞蹈学院的教授讲（他曾几次受聘去新西兰舞蹈学校授课），新西兰芭蕾舞演员的工资很低，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干，尤其缺少男演员。现在我国的一位很有名的男演员在该团当台柱子。在庆祝世界芭蕾舞诞生100周年的时候，新西兰也演出了几场“天鹅湖”，由于门票收入和演出费用不能持平，所以只好草草收场。
电影
新西兰由于人口少，资金少，再加上电视对电影业的冲击，所以电影的发展也是步履艰难。1995年，当时的广电部派出了一个代表团访问新西兰，后来又有中国电影合拍公司访新。为安排他们的访问，我与新西兰电影委员会接触了几次，对其电影业有了一点了解。
新西兰电影委员会每年从政府得到的拨款少得可怜（大约100万新元），自己再筹得800～000万新元。即使是1 000万新元，要拍一部像样的电影也不够。委员会实行的是“贷款制”——制片人向委员会提出申请，片子拍出后，将贷款归还给委员会。由于资金短缺，新西兰每年只生产五六部故事片。很多导演和演员都到国外去走穴。前年，澳大利亚和美国合拍了一部名为“钢琴”的电影，曾获得奥斯卡提名奖。由于扮演女孩子的演员来自新西兰，报纸上着实大肆宣扬了一番。
惠灵顿每年要举办一次电影节放映一些外国片子。为了了解电影节筹办的规则，同时也探讨一下放映中国电影的可能性问题，我想方设法和电影节筹办处取得了联系。这个办事处只有两个人：一个主任和一名临时工的助理。主任一年到头满天飞，难怪我找了半年多才抓住他。我在中餐馆请他们吃了顿饭。这位主任告诉我，他这个单位与电影委员会没有关系，自负盈亏。他每年要去国际上的电影节转悠。
看到好的片子就和片商商谈，谈好了就弄来演一番。所以．他们基本上不和官方打交道。我有时间就去看看他们弄来的中国电影，如：《二嫫》、《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活着》新西兰有很好的拍摄基地和制片厂，它的外景也得天独厚。新西兰很希望外国制片人去拍电影或电视连续剧，但是由于新西兰地处遥远的地球南端，所以生意不甚兴隆。
我在与新西兰电影委员会的联系中了解到，1988年，有一位导演曾拍摄过一部有关华人的电影，名字叫《辉煌的能量》（ILLUSTRIOUS ENERGY）。电影描写的是一位老人和他的女婿到新西兰淘金的故事。他们在南岛的深山老林中搭起了简陋的窝棚，用最简单的工具，铁锹和筛子淘洗出闪亮的金子。他们的艰苦无法形容，自然界的风霜雨雪使他们饥寒交迫，还有白人和强盗小偷的欺凌更使他们提心吊胆。最后，年轻人去镇上买生活用品，回来后发现，老丈人因为突发心脏病躺在小溪边。为了防备小偷，老人把金子藏在一个保密的地方。年轻人又成了一个穷光蛋。
这个故事很悲惨，对那些以为外国遍地是黄金的人来说不无教育意义。我弄到一个录像带，看了几次，每次看完都泪流满面。我很想把这个电影弄到国内演一演。但这里面又牵扯到版权等问题。而且，我一打听，那位导演因为电影票房收入太少早已破了产。
亚洲2000年基金会
吃惯了“皇粮”的人一下子要自己去找饭吃，其中的甘苦只有自己最清楚。新西兰的文化部是一个“甩手掌柜”，理财的创作理事会又是滴水不漏，下属的文化单位也都是自身难保。我作为文化处的负责人，总不能向文化部或馆领导伸手要饭吃。我开始发起愁来。
也算是天无绝人之路吧，1994年9月，我发现新西兰出现了一个名叫“新西兰亚洲2000年基金会”的组织。其宗旨是加强与亚洲国家在经贸、新闻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的联系。该基金会从政府得到一定的启动资金，再向有钱的公司筹措点钱，然后向申请单位发放。该基金会在国内聘任政要和名人组成董事会，在国外聘请亚洲各国的有身份的政府首脑和名流做顾问。中国的前外长黄华和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都是这个基金会的顾问。
10月里的一天，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情去了基金会。新西兰的机构对待来访者都很热情。我向接待小姐说明了来意后，她客气地让我在沙发上坐着等候。不一会，一位50来岁的高个子女士把我领进了她的办公室，她叫詹妮佛．金，个子很高，大约有1．80米左右。她是负责新闻媒介和文化部门的经理。我拜访她的目的是把自己介绍给基金会，为以后工作上的联系做点铺垫。但当她自我介绍说她曾经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过的时候，我们的距离似乎一下子拉近了。我告诉她，虽然中新两国建交已有20多年，但好多人，尤其是中小学生对中国了解甚少。我讲了一次去一所小学校访问的情况。我问他们中国的首都是哪个城市，学生们都缄口不语。后来终于有一个孩子举了手，但是他回答说是“东京”。这真使我哭笑不得。但是，这能怪谁？这只说明了我们的外宣工作任重而道远。詹妮佛对此深有同感。我于是和她探讨了在新西兰举办一个儿童画展览的可能性问题。虽然这次拜会很成功，但对于基金会能否在物质上给予支持我还是心中无数的。
大约隔了一个来月，詹妮佛来电话约我去基金会。这一次她要我想办法以哪个社团的名义写一个报告，申请一点基金搞一个儿童画展览（使馆是不能直接接受新方的资金的）。我听了以后很高兴，因为事情终于有了一点进展。我和新西兰一中国友好协会的秘书长南茜（中文名叫“郭惠兰”）夫人商谈了儿童画展览的事。她对此很支持。于是我给我的娘家——中国展览交流中心发了个便函，请中心寄一批儿童画。中心动作很快，1995年年初，100幅儿童画寄到了文化处。
不到两个月，基金会的资助2000新元（合人民币1．2万元）也批下来了。我终于可以干点“正事”了！
儿童画展出的第一个城市是新普利茅斯市。那是新中友协塔纳朗基分会的所在地。分会的主席是路易·艾黎的堂弟迪格·艾黎。4月底，我应邀在那里举办展览。由于这个地区很少看到中国来的展览，观众十分踊跃，市长亲自主持了开幕式，很多家长带了孩子来参观。我在现场坐镇几天。迪格出了个“馊”主意，让孩子们排队要我给他们写中文名字，一天下来手臂酸痛，但心情却很愉快。
惠灵顿是新西兰的首都，要安排展览必须提前一年，而且要找免费的场地更是难上加难。经南茜的努力，终于落实在市图书馆展出。开幕那天，新中友协主席玛丽·葛雷夫人讲了话，使馆出了酒水，开幕式搞得很隆重。画家陈康渭的女儿在展厅做了现场表演。第二天一早，惠市的报纸作了报道，登出一张大照片。一时间，似乎整个新西兰都知道有一个中国儿童画展览。
友协的各个分会纷纷要求儿童画去展出。在一年的时间内，这100幅儿童画先后去了10个大中城市展出。如果按每个城市1万观众计算，这个展览至少接待了10万名观众。在新西兰这样一个人口不到370万的国家里，这个比例是相当高了。
有了儿童画展出后，各地小学生的来信一下子多起来。他们已不仅仅是索要中国熊猫的图片，他们在更广的层面上提出问题。还有的学生要我给他们找一个中国小朋友做笔友。我做媒为家乡的一所小学和新西兰的一所小学结成了友好学校。
儿童画展事情虽小，但它的意义很大。儿童是国家的未来，能让新西兰的儿童了解中国，这对于中新两国人民的友谊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我想起了刘备对阿斗说过的一句话：不因善小而不为。
KIWI
在国际旅行中，如果你遇到一个新西兰人，你说他是KIWI（基维），他一定兴奋异常。因为KIWI是“新西兰人”和“新西兰的”的意思。至于这个词是怎么形成的，笔者无从考证。当然，如果你碰到一个毛利人，你不仅要说他是KIWI，而要说他是IWI了。IWI这个词倒是有点出处，因为毛利人把村子以上的单位叫做IWI，所以IWI就成了毛利人的代号。
新西兰有一种鸟叫KIWI，这是新西兰的国鸟。KIWI之KlWI所以选为国鸟，可能是因为这种鸟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缘故。正因为它是国鸟，所以要见上＿面很难很难。一次，我们去毛利人聚居的罗托鲁亚参观毛利村，听说那里有KIWI鸟，我们就去“谒见”了它。KIWI鸟不能见阳光，只在漆黑的夜晚出来活动。我们进了黑咕隆咚的房子，讲解员要求我们不能出一点声音。这似乎有一种晋见帝王似的庄严肃穆的气氛。我们来到一个大笼子前，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但是什么也没看见。大约等了20来分钟，才朦朦胧胧地看见一只黑黑的像圆球状的鸟懒洋洋地从草丛中出来。
KIWI鸟行动十分迟缓。它的喙很长，足有三四十公分。后来我了解到，这种鸟原来有很长的翅膀，因为新西兰没有凶猛的食肉动物；所以它的翅膀退化了。但它的喙却越来越强壮，因为为了生存，它要将喙插进泥土里去捕捉蚯蚓之类的虫子做食物。
新西兰的猕猴桃叫做KIWI果。有人把它译成“奇异果”。说起这种水果，它的“娘家”在中国。一个中国人把野生的猕猴桃弄到新西兰，经过嫁接和培植，可能是因为远亲繁殖的缘故，这种猕猴桃长得又大又甜。新西兰人还给它起了个“KIWI果”的名字，打入国际市场。KIWI果由于品质好，它几乎独霸了世界水果市场，成为新西兰出口的拳头产品。可惜的是，那时没有搞知识产权，否则，新西兰就不能一分钱不花捡了个金娃娃。
负鼠和野马
新西兰除了牛羊多以外，还有、一多——负鼠。这种鼠比老鼠要硕大得多，很像灰色的兔子。由于繁殖快，它现在是新西兰的一大灾害。在公路上经常可以看见被压成肉饼状的死负鼠。负鼠的肉很鲜美（广东人尤其喜欢吃），但它的肺里有结核菌，所以不能出口。
负鼠有一种独特的本领，当被追到穷途末路的时候，它就四腿一伸，装死躺下，英语里有一个成语：装负鼠，意即在危险情况下装死的人。
黄大使是一个观察十分仔细的人，一次，他和我们一起出去，他问我们有没有注意到，新西兰全国的电线杆子（无论是木头或是水泥>；上，在离地面两三米处，总包着一圈不锈钢的金属片。这是为什么？我们一看真是不假，在阳光下这些不锈钢片成了一道风景线。但是我们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大使道出了原委：因为负鼠经常爬上电线杆去咬电线，所以形成短路发生火灾的事时有发生。给电线杆穿上这样的不锈钢“马褂”以后，负鼠就爬不上去了。新西兰人这样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过这项费用不菲。后来，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摄制组随桂林市友好代表团来新西兰拍摄友好城市专题片时，黄大使向他们作了介绍。估计国内千千万万的观众也都知道了负鼠的故事。
新西兰政府对有害动植物的治理比较谨慎。负鼠可以用农药毒死，但同时也会毒死牛羊和家禽，所以只好“投鼠忌器”。新西兰南岛的国家公园里有几百匹野马，它们成群结队地出没，破坏森林和植被。报纸上曾发起过讨论。有人主张全部打死，有人不同意。最后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每隔几年打死一些，控制其数量，但不要让它绝种。这也许是正确的抉择。就像当年从中国引进野生猕猴桃，结果培育出了为新西兰创汇的KIWI果一样，也许将来用野马和驯养马配种，会培育出一种优良的赛马，这对于国家来说岂不是一笔物质财富。
中国园林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很多外国城市都建起了中国园林，如纽约的大都会里有一座小巧玲珑的苏州园林，温哥华的中山公园更是一座典型的中国园林。新西兰的城市中至今已有3座中国园林。
新西兰第一座中国园林在汉米尔顿市。汉市与无锡是友好城市。这座园林是90年代初建立的。有一次，我们去那里参加一个活动，参观了中国园林。在异国他乡能在小桥流水中走一走，或者在亭台楼阁里坐一坐，这种心情之“爽”是无法形容的。据新中友协的分会主席说，中国园林和其它比邻的英国园林、日本园林都是建在一个垃圾山上的。我不由得佩服起新西兰人的聪明才智来。新西兰虽然面积不大，但按人口平均计算，她的土地比中国富裕多了，但是，新西兰在土地的利用上还那样“抠门”——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土地。如果没有人告诉我的话，我根本不会相信这几座风景如画的园林是建在垃圾山上的。这种精打细算，这种“化腐朽为神奇”，难道不值得我们学习吗？
新西兰第二座中国园林是在南岛的奥马鲁。奥市是南岛东海岸边的中等城市，风景十分优美。中国园林的发起人是以JIM KONG为首的几位农场主。他们筹集了一部分资金，市政厅也出了一部分钱。经过两年的筹备，一座小型典雅的中国公园成型了。市长邀请大使出席开园仪式，我作为主管文化和友协的官员也有幸随大使前去参加典礼。
我们一行先坐飞机到了达内丁，小住一晚。第二天，华人朋友为我们开车去奥马鲁。一路上，他们带我们观看了新西兰的“名胜古迹”——巨砾。这些直径2～3米的“石丸子”星星点点地像一把珍珠撒落在海滩上。我第一次看见这样大的石球，它们很圆很圆，即使用现代化的仪器测量也找不出什么误差。这一定是千百万年以前大地母亲的杰作。我看见一个中间有圆洞的石球，于是就钻了进去。在我刚要爬出来的时候，大使秘书范红眼疾手快，偷拍了一个“鬼子投降”的镜头。
奥市的市长身材足有2米高。他红红的脸庞，乍一看很像一个朴实憨厚的农民。果不其然，孔先生告诉我说，他原来是农场主，前不久竞选当了市长。他和孔先生他们是“哥儿们”，怪不得他对中国园林的事那样热心。市长在市政厅进行了一个简短而隆重的欢迎仪式，然后亲自开车把我们送到下榻的旅馆。
第二天，天高气爽，晴空万里。开园仪式在中国园林大门外举行。当市长开车把我们拉到公园的门口时，那里已经聚集了上千名身着盛装的市民。我们挤过人群，看见了公园的墙和门。我原以为它一定是红墙绿瓦，但眼前却是白色的墙，瓦是棕色的琉璃瓦。原来，奥马鲁盛产一种白色的石灰石，我把它叫做“新西兰汉白玉”。但是，它和汉白玉又不一样。这种石头是千百万年以前海里的贝壳鱼类的遗骨堆积起来，经过长时间的化学物理变化而生成的。这种石头洁白如玉，而且开采起来很容易，用一般的电锯，像切豆腐块一样切开就可以了。更奇怪的是，这种“豆腐干”居然还是上好的建筑石料，奥克兰的市政厅，惠灵顿的海关大楼，基督城和达内丁的教堂都以其为建筑材料盖起了精美的建筑。因为石头经雨水的冲淋发生化学作用，它变得越来越坚硬。同时，因为含有大量的鱼类骨骼，这种石头还是上等的有机肥料。看到工人们开采时电锯扬起很大的灰尘，我问他们干这个工作是不是得肺病的机率很高，但得到的回答是“NO”。原来，这种有机的粉尘一点也不危害人的健康。怪不得奥马鲁人自豪地说，“汉白玉”是他们的一“宝”。孔先生告诉我，琉璃瓦是华人出钱在香港定做的。
10时许，开园仪式正式开始。市长披上了红色的绶带，在鞭炮声和欢声笑语中讲了话，大使也发表了贺词。为了表示祝贺，大使把文化处库房里挑选出来的一件“天女散花”贝雕画赠送给中国园林。讲完话，两只活蹦乱跳的“狮7=”-来到人群中，它们时而向人们摇头摆尾，时而腾空跳跃，真是一派祥和欢乐的景象。仪式过后，市长带领我们来到了一个池塘边。池水清澈、浮萍点点，小鱼儿自由自在地游荡。市长说将来要引种中国荷花，再养些金鱼。走过小桥，我们来到一个小山包。市长和大使夫妇带头挥锨，种下了一棵“友谊树”，我和范红也为小树培了土。
当天晚上，市长在市体育馆举行晚会，副市长、市政议员和各界名流及市民近千人参加了晚会。华人们更是像过春节一样高兴。会场里到处是彩旗和彩球。市长还请了一个庞大的乐队，演奏高雅的乐曲。在会场里我最注意的是画在主席台后面墙上的两条巨龙。那天晚上市长讲话的中心内容就强调了华人对发展当地经济的巨大贡献。
那天晚上，我又失眠了，“诗兴大发”，吟得七律一首：东菊灿烂含苞放，南山青翠好风光。
海浒巨砾说玄黄，难道陶令潜此方？
小桥幽篁琉璃墙，龙腾狮跃鞭炮响。
石头城里宴宾朋，华园开典日正朗。
“桂园”是新西兰第三座中国园林，1996年在霍克斯湾的海斯廷斯建成。桂林市和海斯廷斯市是1981年建立的中新两国第一对友好城市。由于市长德崴尔是对中国最友好的市长，加上友协分会主席朱复昌先生精明能干，霍克斯湾分会会员最多，双方的交流活动搞得也最出色。我一直把它奉为楷模。经过几年的筹建，“桂园”于1996年落成。本想在两市结好15周年时正式举行典礼。但是，由于中方的原因，桂林市4次推迟访问，弄得海市的市民们对市长都有微词。我知道其中的内情，很替市长“鸣冤叫屈”。
1997年初，桂林市终于派出友好代表团赴新参加庆祝活动。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摄制组也随团进行了采访。
“桂园”取海斯廷斯CORNWALL公园一角而建，面积虽然不大，但结构布局是典型的中国南方园林。一进园，一座月亮门出现在你眼前。圆圆的月亮代表了家庭团圆，象征着这两个友好城市的亲密关系。走过月亮门，来到“桂园”的主体。这里有一池碧水，池中有一块奇形怪状的太湖石；水池边是一座亭亭玉立的水榭。园子中有桂花树，还有苍松翠竹”。从水榭到对岸是一座曲折小桥，曲曲折折，很美，它似乎象征着两市的友谊，虽然跌宕起伏，但终归圆满美好。
水灾
由于新西兰特殊的国情，要搞官方的文化交流难上加难。我想办法搞了个中国儿童画巡展，收效甚好。但俗话说，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我应该再想点办法。于是，我想到了文化处还有一个“库房”。所谓的库房只不过是地下室的一个过道，没门也没窗，根本不是一间房子。由于多年来国内发来的展品都放在那里，几十个木箱子从地面摞到了天花板。这些箱子有的甚至没有打开过。一翻“家底”，我发现文化处很“富”，展品有：树皮画、贝雕画、棉花画、漆画、中国画、仿唐三彩陶制工艺品……这不是捧着金饭碗要饭吃吗？
虽然有了“米”，但要把它做成饭，困难还多着呢。首先，由于地下室潮湿，展品长年堆在那里，好多已经长毛发霉；其次是，由于缺乏管理，大部分展品没有目录。然而，最大的困难还是没有展板。我从其它库房搜罗了十几块铝合金的板子，又去商店买了一些合页，把它们两块三块地连在一起就可以当展板了。当这一切做完以后，却发生了一次意外事故：使馆闹水灾了！
新西兰的天气四季不很分明，每年的夏季（10月～1月）雨水较多。但一般情况下，雨下得很爽快，一阵大雨过后，又是晴空万里。但是，1994年11月，不知道是老天爷为了给我洗尘，还是故意恶作剧，连着下了3天的瓢泼大雨。
由于使馆是在一个山坡下的公路边，雨水像山洪一样冲下来。烂泥和树枝堵住了下水道。大水从两个车库的门钻了进来。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地下室。半夜里，我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办公室主任通知说，地下室被淹，马上去抗洪救灾！我立即想到了刚刚“发现”的展品。我趟着齐膝深的积水，穿过食堂和过道，到了库房，一看到那副情景，我真是欲哭无泪。展品泡汤了！文化交流也泡汤了！
水火无情，全体馆员立即投入到抗洪救灾中去。我们先找出了问题的症结，疏通了下水道，然后在车库外筑起两道“堤坝”。一切能淘水扫水的工具都用上了。20多人奋战了五六个小时，才把地下室的水弄干净。虽说是夏天，但雨水还是很凉。馆员们在水里泡了这么长时间，很多人都感冒了。‘我这个从来不感冒的人也发了烧，好几天寝食不安，打不起精神。我想这除了身体的因素外，主要是思想上的压力所致。
水灾过后，我立即开始了展品的晾晒工作。几十箱的展品要打开，还要摊开来，其工作量可想而知。由于晾晒及时，总算挽救了大部分展品。我用它们搞了十几次展览。
外交官——危险的职业
记得有人曾著文说，外交官是＿个危险的职业。这不能不使我回想起在新西兰的一段经历。
1997年4月28日，半夜2点多钟，我正做着梦。突然，电话铃声急剧地响起来。我闭着眼拿起了听筒，只听见一个声音说：“使馆大门着火了，马上到大厅集合！”
由于一个具体的原因，我当时住在后楼。那天，我惟一的邻居可能出差去了其它城市。不知道是由于受惊还是深夜的寒气袭人，我的身子抖个不停，走路也摇摇晃晃。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中，我摸着几十个台阶来到使馆大门口。
这时，惠灵顿的消防车已经在灭火。大约半小时后，大火被扑灭。只见原来的大门已变成一个黑洞，钢化玻璃和钢制门框烧得扭曲变形，铸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字样的铜牌也面目全非。可以想象，要有多大的火力才能烧成这个模样！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那场大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这全得归功于研究室的老祖。要不是他正在写东西，闻到已经窜到5楼的烟火味，那么在那座楼里的20多条人命将无一幸免。
此后的几天里，使馆一片混乱。一切对外办公都停止了，全馆人员昼夜轮流值班。懂外语的外交官安排在白天。那天，我正在值班，一名记者来了。说心里话，在此以前我对记者很有好感，因为我从电影电视上曾看到过一些记者冒着生命危险，在战火中拍下了很多珍贵的镜头。但是这一天，可能因为心里不痛快，我不愿意搭理他。他问：“使馆大门是怎么起的火？”我说：“我们发现大门外的台阶上有液体的易燃物，这显然是故意纵火。”这个回答已经很明确了，但是这个记者还是死追着问：“为什么要放火？”我一听真是火不打一处来。我没好气地诘问他：“这个问题你不应该问我，请你去问你们的公安部门！”
那天一早，使馆大门被烧的照片已经登在惠灵顿的各大报纸上，但是这名记者还要照相。我劝告他不要照，但是他根本不听，啪啪啪地照个不停。我气急了，想痛痛快快地骂他一顿，但一想到自己是一名外交官，也就强忍住了。
第二天一早，我的“尊容”出现在报纸上，我站在黑糊糊的门洞里向外摇手。有些记者就是这样一些无事生非的人。本来那天他没什么可报道了，但他不能空手而归。我突然发现我中了他的圈套。使馆明确要求任何人不准照相，在此情此景下，我若不劝告，就是没有完成任务。真是进退两难啊！
按国际惯例，一个主权国家的使馆应受到驻在国政府的保护，一旦受到损坏，驻在国应该赔偿，并应对事故原因进行调查。后来听说，新西兰外交部只赔了几千新元。至于调查纵火犯，迟迟未果。直到10月我离馆时听说，新外交部答复说，有一个纵火的惯犯，经常在惠灵顿地区作案。中国使馆大门的一把大火可能也是此人点燃。
爱吃方便面的副总理
在我新西兰履任将要结束的时候，当时的朱镕基副总理要访问新西兰。我和全馆人员参加了接待。
1997年四五月间，在朱副总理访新前夕，新西兰得到内部消息称，素有“中国经济的铁碗人物”的朱镕基即将出任国务院总理。因此，新政府完全是按照接待总理的规格来接待朱副总理的。
国家领导人到访，使馆的忙乱可想而知。我馆只有正式馆员20人，加上夫人们也只有30来人，除去病号和出差的，能派上用场的寥寥无几。真恨不得每人长出三头六臂。
连我这个“业余司机”也当上了“开路先锋”，还得为代表团中的一位部长当翻译。我的任务就是在专机落地后立即“开路”，到朱副总理下榻的宾馆。沿路如发现堵车和其它情况立即向总指挥报告。不知那天的老天爷是吃错了什么药，在朱副总理下飞机的当口上，狂风大作，雷电交加。那风居然把警卫手中的雨伞的伞骨刮了个反向朝天。按中国的迷信说法，这是不祥的兆头，但是这次访问却非常成功。很多人说这阵“朱旋风”厉害得很。
这次访问最精彩的部分是朱副总理在惠灵顿的“蜂窝楼”——新西兰国会大厦发表的讲话。这篇讲话介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形势，同时欢迎新西兰的企业家去中国投资。朱风度翩翩，使在场的政要和各国使节倾倒。我正在全神贯注地听讲话，突然新外交部的一位官员挤到我的身边。我们有过一面之交，我记得他好像在北欧的国家长驻过。他向我竖起大拇指，意思是朱的讲话很精彩；然后他又蹦出一句生硬的中国话：“你们这位爱吃方便面的副总理这次还吃方便面吗？”我当时一怔，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时，我猛然想起了1993年我去芬兰访问时听说的故事。说的是朱副总理访问芬兰时没有到使馆去吃饭，回宾馆后泡了一包方便面吃了就睡觉。想到这里，我回答道：“这次我们的使馆大门被你们的歹徒烧了，恐怕连一包方便面也吃不上了！”言罢，我们同时默默地一笑走开了。
在朱副总理短短两三天的访问中，我们的生活规律完全打乱了。我那时是临时的“王老五”，家里没人做饭，饿了泡一包方便面，或者嚼几块饼干；困了就在接待室的纸箱上趴一会。在代表团结束访问前，朱副总理在宾馆的一个大厅里接见了使馆全体工作人员。他说的几句话使我终身难忘。他说：“这次我来新西兰访问，正好使馆大门被烧，大厅在装修，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使馆全体人员在接待上搞得这样好，如果我们还挑剔，那我就是世界上最不讲道理的人了！”听到这里，我的眼睛模糊了，泪水涌了出来，流到两天没有修刮的胡子拉碴的脸上。
总理府——我们的邻居
沿着使馆门前的大街往左走，大约在二三百米的地方，有一座很大的用木板矮墙围成的院子。院子里有一片很大的停车场。从直对大门的甬道望去，只见一座很不起眼的房子。起初，我以为这不过是一位阔老的宅第，不料一看八字大开的大门旁挂着的小牌子上写着“总理府，非公莫入”。我不由得怔住了。原来我们和总理先生是“邻居”！
我惊奇的原因是，一个国家的总理住在这样的房子里显得太普通了点，而且门口没有一岗一哨。
馆里的同仁们告诉我，新西兰全国只有两所公房：一所归总督使用，另一所则是我眼前的这个院子——总理府。这两位最大的大人物，任满或被撤去公职后就得打起铺盖走路。还有人说，如果起得早，还能撞见总理伯尔格出来跑步。我有早起的习惯，每天“清晨即起”，无需“洒扫庭院”，于是就沿着这条街散步，但从来没有见过总理。也许是总理大人公务太忙睡懒觉了。
后来，我从报纸上读到一条消息，说一名日本留学生作为总理府的客人在那里住了几个月。缘由是：总理的儿子曾去日本留学，住在这位同学的家里，现在这个学生作为对等交流来到新西兰，那当然也得住在同学家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了总理夫人和“太子党”一号人物。
一天，我接到一封邀我参加葬礼的信，死者是新中友协的老会员。虽然他所在的城市——旺加努伊没有设立分会，但这位可敬的老人是个铁杆的中国朋友。他特别喜欢中国电影，不但自己看，还经常从使馆借片子给邻居们放映（新西兰外交部规定，外国使馆不准在公共场合放电影，私人借影片去放，外交部管不着）。所以，这位老人成了我们的义务宣传员。我查了一下他借的电影片子记录，上面有：《刘三姐》、《小兵张嘎》、《洪湖赤卫队》，还有《地道战》、《地雷战》等等。
我来新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参加了四五次葬礼。
当时，我还没有拿到驾驶执照，所以只好坐大巴去旺加努伊，住进了一家旅馆。第二天一早，我按时到了教堂。那里已经聚集了几百人，我一个也不认识。于是，我就在人群中找“黄面孔”，终于发现一个个子不高的华人。我们很快像老朋友一样聊了起来。他名叫“JOE”，我于是叫他为“周”先生。周告诉我，死者是总理夫人的亲伯父，难怪来了这么多人。然后他把我介绍给了总理夫人，夫人一看中国使馆来人显得很高兴。握过手后，她指着身边一个1．80米高的小伙子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想，这应该是那位日本孩子的同学。男孩子伸出手说：“非常感谢您的光临。”然后，总理夫人又把我介绍给她身后的一对老年夫妇。原来，他们是堂堂的总理先生的岳父岳母。那应该是“国丈”级的人物了！
这位总理的岳丈也是高高的个子，人很开朗活泼。我告诉他，中国使馆和总理府在同一条街上，我们是“好邻居”。老人说：“你回去后可以去‘吉姆’（伯尔格总理的小名）家里坐坐。”我说：“他当总理一定很忙，我不敢去打扰。”他说：“没关系，你只要提我的名字，他肯定能见你。”
我相信他不是在开玩笑。我也没有借他的“口谕”去拜会总理。不过，后来我还是进了一次总理府，还见到了总理本人。
那是1997年6月，朱镕基副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新西兰。日程安排中有一项内容是去总理府进行私人性拜会。我作为“开路先锋”，开车拉着外交部的一位处长和朱副总理的秘书警卫去总理府“探路”。所谓的“探路”就是了解从哪个门进入，怎么进到会客室。
这时，院子里有一些警卫人员。他们一看是中国使馆的车子，连问都不问一声，就让我把车子开到了总理府的大门口。其实，只有总理和总理的客人才能享受这样的待遇。
警察非常礼貌地对我说，把车子开下去，停在停车场。
我停好车走到总理府。刚进门，伯尔格以为朱副总理已经到门口，就走了出来。外交部的人告诉他，朱副总理一会就到。总理发现误会后不好再退回去，于是就和我们聊了起来。他给人的印象很平易近人，没有架子。
西方一些领导人，很平民化。1987年，我去瑞典访问，那是帕尔梅首相遇刺1周年的时候，但在遇刺地点仍有人们敬献的花束。如果他那天不是“光杆司令”去看电影，惨案也就不会发生。
在新西兰，下台的部长像普通老百姓一样。有一次，在一个画展的开幕式上，我见到了前总理朗伊。这位老先生在当总理期间，曾拨款资助了艾黎开办的山丹学校。有人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质问他，新西兰的教育也缺少经费，为什么要把钱给中国的学校。所以，我对他有很深的印象，想不到在这里看到了“庐山真面目”。朗伊中等身材，腆着一个“将军肚”，圆圆的脸上架着瓶底般厚的眼镜。由于太胖，他的两只眼睛简直成了一条缝。
朗伊先生和蔼可亲，一脸的微笑。我走过去，自我介绍说：“我是中国使馆的文化官员，我们原来还是老邻居。”他大笑起来，风趣地说：“甭提了，甭提了，那已是老掉了牙的老故事了！”
总督府
前英国的殖民地国家现在大多已独立，成为英联邦成员国。这些国家的元首是英国女王，女王在这些国家的代表是总督。新西兰就是如此。不过，这个总督与殖民地时代的总督有一定的区别。他（她）是由总理提名，再得到女王的批准和任命。总督的任期为5年。新西兰至今大约已有11任总督，其中有一位是女性，她就是凯瑟琳·蒂泽德（1990年11月～1996年5月）。她在担任总督之前曾是新西兰最大的城市奥克兰的市长。记得有一次汉米尔顿市庆祝建城50周年，这位总督被邀，我有幸看到了她的翩翩舞姿。
总督就住在新西兰两套公房中的一套中。总督府处在惠灵顿一个很偏僻很不起眼的地方，我开车找了好长时间才找到。记得我上任之初，有一次活动在总督府举行，要求着“BLACK TIE”装（带蝴蝶结的夜礼服）。这种礼服的衬衣很特殊，我曾去商店购买，但是由于我身材矮小，总挑不到合身的，所以只好找个借口婉谢这样难得的机会了。
1997年3月，“新西兰亚洲2000年基金会”举办首届“亚洲节”。“亚洲节”在奥克兰拉开帷幕，总理伯尔格还去那里主持了开幕式。当“亚洲节”在惠灵顿开幕时，基金会决定在总督府举行一个晚会。于是，我有机会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进了总督府。
我因为工作上的关系，可以说是“基金会”的老朋友了，所以我和黄大使都收到了晚会的请柬。当然，这次我是搭乘大使的专座“奔驰400”进的总督府。
这个总督府真是庭院深深，车子进大铁门后还开了五六百米。在朦胧的月色中，我看见院子里大树参天，草坪像一条黑色的地毯，花草的幽香一阵阵扑面而来。
我跟随着大使进入总督府。府里的装饰很气派，壁画和摆设十分讲究，墙上挂着历任总督的画像。大厅里摆着两把精雕细刻的镶金镀银的椅子。这无疑是总督的宝座了。
这时，大厅里已站满了人。当然，这样的场合出席者都是新西兰政界、商界、军界和文教科技界的上层人物。新方还邀请了好多亚洲国家的政要，其中有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儿子李显龙。他是基金会的国外顾问。
会上，总督和总理都发表了讲话。他们都强调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而中国更是每年以10％的经济增长速度发展（新西兰是第一个提出让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的国家），所以，搞好与亚洲各国的经贸和外交关系对新西兰的稳定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反对党领袖克拉克女士的讲话很风趣。她说，在国内问题上，新西兰各政党之间可能都要吵个天翻地覆，但是在和亚洲的关系上，我们从来没有争议。
在我和基金会“文化和传媒部经理”（“亚洲节”组委会主席）詹妮佛小姐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终于实现了苏州“桃花坞年画社”三位画家来新参加“亚洲节”。她还为他们争取到两周的生活和交通补贴。可惜由于画家们那天在南岛的基督城访问，所以不能参加晚会。我举着酒杯走到詹妮佛面前，对“亚洲节”的成功表示祝贺，对她为中国画家来新所做的努力表示衷心的谢意。
国会大厦
从使馆出来，翻过植物园的小山，一座风格很特别的建筑物立即映入眼帘。这就是新西兰的国会大厦。
中国使馆的人都把国会大厦叫做“蜂窝楼”。因为它的确像一个由蜂窝煤摞起来的建筑。只是这些蜂窝煤的孔开在侧面，否则，整座房子无法采光，里面将是一团漆黑。
和美国的白宫一样，“蜂窝楼”也每天对外开放。只要你2：排队，无论是新西兰公民，还是外国来的游客，都可以免费参观。当然，提包和照相机之类物品是不准带入的。由于工作太忙，我履新3年多没有抽出整时间参观过这座“蜂窝楼”。在即将离任前几个月，我突然萌发了一个参观国会大厦的念头。这个想法得到大使的赞同，尤其是那些夫人们，平常空闲时间很多，更是兴高采烈地响应了。
“蜂窝楼”顶上高高地飘扬着新西兰国旗。新西兰的国旗与澳大利亚国旗很相似，以蓝色作底，左上角的“米”字代表英国女王；但是右边的4颗带白边的星代表什么我一无所知。于是我就问讲解员，她说，那是南“十”字星座。象征着独立和希望，因为新西兰是地球上最靠近南极的国家，新西兰人认为，南“十”字星座应该属于新西兰。
讲解员小姐态度和蔼可亲，我还请她讲解了新西兰国徽的含义。
新西兰国徽和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国徽一样呈盾形。上面一共有5种图案。新西兰以农牧业为经济支柱，所以右上角绘有一只金色绵羊；左下角则是象征农业的麦束。实际上，我走遍了新西兰的南北东西，很少见到麦田，水稻更是．一粒也不产。新西兰人吃的大米大部分从澳大利亚或泰国进口。右下角相互交叉的是金色的锤和锯，代表着采矿和伐木。正中的白色竖条上是三艘古老的船只，也许说明着海外贸易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意义。国徽还体现了新西兰国民的组成：左侧是三位肩扛国旗身穿长袍的欧洲女性，右侧是一位手持传统权杖身披黄色斗篷、头戴蓝色头饰的毛利人，他一定是酋长之类的人物。这两个人都踩在国树——蕨类植物上。徽牌的顶上是一个王冠，象征着以英国女王为国家元首。底上是条白色饰带，上书“NEW ZEALAND”。
新西兰国徽于1911年启用。
国会大厦是议员和部长们办公的地方，参观者当然不能随便看。我们参观的重点是每周二至周五开会和辩论的地方。这相当于北京的人民大会堂的大会议厅。会议厅里有100个席位，各党派按大选得到的比例分配席位。
新西兰目前实行一院制，不设参议院。大议会（立法机构）由总督和众议院组成。议会制度和其它英联邦国家雷同。议会的权限是制定法律，通过和批准拨款法案，对与国家法律相违背的由地方委员会制定的任何法律进行约束或废除。当然，议会的主要功能是监督政府的工作。
新西兰的议员由普选产生，任期为5年。议长的年工资是12．6万新元（按1新元=5元人民币计，大约60万元人民币／年），此外还有1．2万新元的津贴。议员的年薪是7．25万新元，津贴六七千新元。在新西兰，凡年满18岁的公民，只要登记为选民，就有选举和被选举权。在本人同意的情况下，任何选民在两名以上同一选区的选民提名下，都可以成为候选人（但每个选民不得提名一名以上的候选人）
候选人或其代表要在提名日正午以前向选举官交纳一定数量的保证金。
在投票结束后，选举官必须立即把未退出提名的候选人名单交给首都的主选官，同时，选举官要在当地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上公布候选人姓名。在投票日前两天公布投票地点。选举官还要在投票前10天向每个选民投寄候选人名单。投票于选举日上午9：00开始，晚7：00结束。选举官按规定的方式公布结果：将当选人的姓名由选举官签署在选举令的背面，然后立即交给选举令秘书官，秘书官再在适当时候向议长呈交当选的议员名单。
我们来到毛利会议厅，这个厅的内部陈设完全是毛利式的。墙板上是典型的毛利祖先拖着舌头的人物形象。国会大厦专设毛利厅说明了政府对毛利人权益的重视。国会的代表在每5年1次的全国人口普查后，把全国毛利人口总数报告给总检查官，总检查官按人口分布划分若干个毛利人选区。
最后，我们被带到地下室参观，在那里我们看到了1根用钢筋水泥浇注的梁柱，其厚度有2米多。用这样的构架建成的大厦，最起码也能抗8级地震。
参观结束后，我在出口处买了一张有“蜂窝楼”图案的明信片，寄给家里以作纪念。我还买了1版的“蜂窝楼”邮票。
地中海果蝇和苹果枝事件
中国和新西兰的关系，从总的来说是很友好的，但正如俗话所说，锅和勺有时还磕磕碰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难免会出现不愉快。
1996年，新西兰北岛的奥克兰地区发现了一种地中海果蝇。这种果蝇对水果的危害很大。世界各国为了保护自己的农产品不受侵害，往往对来自虫灾地区的农产品实行严格的禁运。这对一个遭受虫灾的国家来说是一项很大的经济损失。
新西兰政府农业部为此紧张了近一年时间，他们动用飞机在虫灾发生地100公里内喷洒农药。海关对进关人员携带的物品实行严格的检查。一旦旅客被查出带有水果，其罚款数额令人咋舌。一位美国老太太不知道新西兰海关的规定，带进了1只苹果，结果被罚了1万美元。一个孩子带进了一只毒蜘蛛，海关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终于找到了这个孩子和那只蜘蛛。时至1997年3月，为参加“新西兰亚洲2000年基金会”举办的“亚洲节”，厦门小天鹅舞蹈团和苏州桃花坞画家小组来新时带的乐器（鼓、二胡）和木制工具都被卡在海关，后来经基金会组委会再三交涉才算放行。
由于果蝇事件，很多国家对进口新西兰水果作出了规定（有的限定不从虫灾区及其附近地区进口水果），我国农业部则规定不准从新西兰进口水果。这一下新西兰政府着了急。因为中国与新西兰的年贸易额达12～13亿美元，新方作出了强烈反应。这种反应也许与下面的一件事有着因果关系。
应新西兰一位农场主的邀请，山东省一个小县城派出一个小型考察组来新考察苹果。当他们出境时被海关查出携带了一个苹果枝条。于是全国的报纸和电视台刊登了大量照片和连篇累牍的文章，声称中国农业科学家偷窃新西兰优良苹果品种。一时间媒介把这一事件炒得沸沸扬扬。我看了报纸后，虽然对这种宣传存有怀疑，但心里总感到不是滋味。
我通过一个知道内情的朋友了解到，原来他们所说的“农业科学家”只不过是没有什么文化的农民，最多也不过是苹果园的农艺师。一天，他们在主人的果园里看到一个被风刮断的苹果枝。在主人的同意下，他们捡了这个苹果枝。
他们原来根本不知道新西兰关于动植物进出口的规定。孰不料，他们过海关的全过程被录了像。
这位朋友愤愤不平地说，要说知识产权，新西兰的猕猴桃（他们叫做K1wI果），就是从中国弄去的种，现在他们靠K1wI果赚了大把大把的钱。我说，可惜那时还没有知识产权的国际公约，那就只能自认倒霉了。
基督城
1997年6月，“新西兰一中国友好协会”按惯例举行年会。这一次轮到基督城分会做东。友协邀请我去参加。
基督城的英文名是CHRISTCHURCH，“基督城”是意译。也有的人译为“克赖斯特彻奇市”。这个译名太长，也很绕嘴，所以，我喜欢叫它“基督城”。
虽然在3年的任期中，我到过基督城好几次，但由于每次公务缠身，行色匆匆，没有时间好好地看看“庐山真面目”。这一次，大使特批给我1天的时间“游览市容”。
为了有效地使用这一天的时间，我给自己找了一个免费的“导游”，他就是我的“干弟弟”邱明春。在我上任之初，科技组的老宋告诉我，基督城有一个我的“本家人”，叫“邱明春”。他为人诚恳热情，以后你如果去那里有什么事可以找他帮忙。后来我几次去基督城都是明春义务接送我。他还开车送我到艾黎的出生地斯普林菲尔德小镇和看望艾黎的老朋友阿彻先生。我曾在基督城搞过一次展览，也是他跑前跑后忙碌着，不知道实情的人以为他就是使馆的工作人员呢。
明春是1990年到的新西兰。在此以前，他从北京市的一个国家机关跳槽到一家外企公司（那时他的月收入是600美元）。但是，为了“闯世界”，他丢弃了这么好的工作，到新西兰打工学习。毕业后，一个做草种生意的大老板（他生意做得很大，与世界各国都有业务往来）看中了他。由于明春诚恳又精干，不久就被提升为销售经理。有时老板去国外出差，把全公司的业务大权交给他。由于他能干，另一家公司想用高薪聘请他。但他很讲义气，一直在原来的公司干着。
可见“人为财死”的处世哲学不是在每个人身上都能体现的。
基督城的人口在新西兰排行老三。她位于南岛中部的东海岸边。这里的一切都显示着与英国的血缘关系。市中心广场上的大教堂是典型的英国式建筑；街道和学校都跟随着英国的名字命名；流经市内的一条小河也叫埃文河，这大概是因为第一批苏格兰移民来到新西兰时用家乡的埃文河命名，以此缓解他们对故乡的思念之情。
现在，在西方国家有一种倾向是，凡是旅游城市都设有赌场。其目的是要掏那些腰缠万贯的游客的腰包。基督城开了新西兰赌场的先河。但是，赌场一开，当地的嗜赌者也有了大显身手的去处，赌棍们输了钱就去偷去抢。这就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首都惠灵顿在是否要开设赌场问题上开展了热烈的讨论。由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个问题至今悬而未决。和我去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和大西洋赌城一样，我纯粹是一个“观光客”。
中午，明春请我吃饭，他夫人和两个可爱的千金也来作陪。为了感谢明春多年来对我工作上的支持和协助，我也在晚上做东，请了他一家和专程来新西兰参加友协年会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退休干部吕婉如女士一起共进晚餐。
吃完饭，我们来到了会场。友协的领导和各分会的代表都已到齐（各分会除了主席必须参加外，普通会员也可以自费列席会议，但没有表决权）。
这次全会选在基督城召开有两个原因：一是1997年是路易·黎的百年诞辰，基督城离艾黎的出生地很近，也是艾黎上中学的城市；原因之二是，今年也是中新建交25周年，在基督城召开这样的会议似乎更有意义。
根据现任主席玛丽·格雷的请求，全会将选举新的主席，两年前因为夫人健康原因而辞去主席职务的云达忠再度出山。
云达忠的英文名字叫BILL WILL MOTT。他这个中文名字说明了他的经历。他的父亲可能是加拿大籍传教士。云达忠出生在四川省，所以他有一个中国名字是顺理成章的事。我到任不久，中国民航一架飞机在兰州失事。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者自称云达忠，而且带有浓厚的四川口音。我以为这是国内来的新移民，但他问的是飞机上有没有新中友协访华团的人。我被弄得一头雾水。一问南茜才知道他曾是新中友协的最高领导。
当我们走进会场的时候，全体代表热烈地鼓起掌来。这次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听取吕婉如的一个报告。吕原是艾黎的秘书，跟着艾老工作了几十年，可以说是国内研究艾黎问题的专家和权威。听了报告，我对艾黎这位国际友人有了更深刻更全面的了解。
报告后，友协用小点心和酒水招待与会代表。因为我将要告别新西兰，玛丽·格雷向我赠送了礼物：一张雪白的新西兰羊皮。我则用自己书写的小诗作了回赠：
库克昆仑齐巍峨，
扬子涟涟通陶波。
百年老树绽嫩芽，
兰园灿灿新花多。
我用英语对诗作了解释和翻译。我说：“库克山”大家一定比我更熟悉，“昆仑山”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毛泽东曾在一首诗里写道：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留中国，寰球同此凉热）。“扬子江”想必大家也知道，是中国第一大河，陶波湖是新西兰最大的内陆湖，和我家乡的太湖一样美。扬子和陶波相连象征着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今年是艾黎的百年诞辰，在这样的时候纪念他，有着更重大的意义。黄大使一直把新西兰解释为‘西方的新兰园’。我带来了他对大会的祝贺，我也带来了他和我本人对新西兰的共同祝愿：愿这个兰园更加美丽，更加灿烂！”
这就算是我对“新西兰一中国友好协会”的告别演说吧。
霍克斯湾和朱先生
霍克斯湾省是新西兰物产丰富、风景美丽的省份（新西兰在历史上曾经设过省级行政单位，但后来随着农牧业社会向城市化发展，“省”级行政单位“退居”了第二线。市级政府有很大的权力，在有些问题上，甚至中央政府的指令都可以置若罔闻）。该省下面有两个犹如孪生子一样的中等城市：海斯廷斯和内皮尔。
我很喜欢去霍克斯湾，原因主要有两个：一则，那里有新中友协最大的分会；二则，那里友协的活动搞得最活跃最有生气。
霍克斯湾分会的会员来自海斯廷斯和内皮尔两个城市，我和分会主席开玩笑说，他身挂两市帅印，两位市长都得听从他的命令。不过提起这个分会，真有必要写一写主席朱复昌先生。
朱复昌原籍苏州，应该算是我的同乡。他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大学教授。他们一家在解放前去了台湾。朱很喜欢体育，篮球打得很好。年轻时，他原打算去美国上大学。
当时，从新西兰去了一个篮球队，教练发现朱复昌人很精明，又通两国语言，问他想不想到新西兰谋求发展。朱先生知道新西兰是一个美丽又宁静的国家，一句半真半假的话居然使朱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就这样，朱复昌后来成了新西兰的一名中学体育教师。
朱先生现在已退休。他当上分会主席后，一心扑在工作上，我可以用“足智多谋”四个字来形容他。
首先，他大力发展组织。他为人和善，广泛结交朋友。他还把组织发展到市政厅，市长JEREMY DWAYER本人是一个热衷于对中国友好的“铁杆派”人物，市政厅的官员都是分会会员。另外，朱先生还有一大发明，一个公司或一所学校（十几人或几十人）可以集体加入友协，每年交一份大会费（100元至几百元不等），每次活动，人人都可以参加。因此，霍克斯湾分会拥有200多名会员，是全新中友协组织最大的一个分会。
朱先生很会想办法，分会的活动搞得生动又活泼。在3年多的时间内，我去霍克斯湾分会近10次之多。下面仅举一两次．书画欣赏。那是我刚到任两三个月的时候，朱先生发来邀请，我匆匆前去。分会的会员中不少人收藏了一些中国字画和工艺品。朱先生号召大家把书画作品集中起来，搞了一次中国艺术欣赏会。其中有一个会员要我为他收藏的中国画鉴定一下年代。这可给我出了难题。幸好我在1984年作为中国五位大师作品展随展翻译赴美时认识了书画鉴定家黄涌泉，他也算是国内一位有一定权威的鉴定家。我鸡零狗碎地从他那里学到了一些鉴定知识。我从画面上落款的年代，估计是两个“甲子”，那应该是120年前的东西。主人对我的“眼光”佩服得五体投地。她说，这是她爷爷活着的时候，一位来新西兰淘金的中国人送给他的。
中国讲座。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西方各国都与中国搞友好、做生意，新西兰虽属西方世界，以往和英国美国关系密切，但由于地理位置相隔遥远以及其他原因（如美国的核试验），近年来新西兰与它们的关系变得淡漠起来。新西兰地处南太平洋，中国是第三世界大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速度异乎寻常地快。为了发展与中国和亚洲各国的经贸关系，政府成立了一个半官半民的组织“新西兰亚洲2000年基金会”。基金会的主席哈里斯先生是一个美国籍的中国通，曾在中国工作过十几年。朱先生邀请他去讲中新关系，我也应邀去听讲座。由于哈里斯对中国了解很深，他从中国的历史、地理、人文到民俗讲得滔滔不绝。我记得有一句话给我的印象最深，他说：“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在讲到中国的人权问题时，他不像某些政客一样，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他说，各国的国情不同，对人权的理解也不同。人权问题在世界近200个国家里都程度不同地存在……
霍克斯湾分会是新西兰第一个与中国桂林结为友好城市的分会。在这个过程中要提一提为两市结好呕心沥血以致以身殉职的麦肯齐博士。
麦肯齐博士原是新西兰一家公司科研部门的农业科学家。1977年，他去桂林访问，与广西植物所建立了业务联系。在新西兰，麦肯齐博士被公认为是苹果种子研究方面的领头人。他成果累累、知识渊博，为中国猕猴桃引种新西兰铺平了道路。他培育的苹果新品种“太平洋玫瑰”和SOUTHERN SNAP（一种新品种水果），给新西兰的外贸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1978年，他从桂林回到新西兰，向海斯廷斯市政厅提出了与桂林市结好的建议。1981年，海斯廷斯市和桂林市签定了结好协议，从此，麦肯齐更是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友好工作中去。1985年，麦肯齐担任了新中友协霍克斯湾分会主席。1988年7月里的一天，麦去机场接几位从桂林来新西兰学园艺的学生。由于天气不好，路又滑，半路上车子翻了，麦肯齐博士受了重伤。由于伤势过重，抢救无效，麦肯齐博士去世了。桂林市人民为失去这样一位友好使者十分悲痛。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也可说中新两国的友谊是用鲜血凝成的。我作为主管友协的文化官员，对麦肯齐博士十分敬重。每年圣诞节我都要给他夫人发个贺卡。一次，我随大使去另一个城市途径海斯廷斯，我问大使要不要去看望一下麦肯齐夫人，大使说：“不忘老朋友，广交新朋友，这次有这样的机会，一定要去看望麦肯齐夫人，请你安排一下。”我们在朱先生的带领下，来到麦夫人的住处。从她家里的摆设看，她的经济状况并不好。一看中国的大使去看望，她显得有些手足无措。我看到她眼里盈满了感激的热泪。
我曾写过一首诗，赞扬德崴尔市长和朱先生：竹石相依赛劲松，你我扎根深岩中。
高山流水歌一曲，任尔地震大洋风。
在新西兰的3年多任期内，我亲身体会到，中国和新西兰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来之不易。这种友谊凝结着艾黎、何明清等老一代人的心血，也包含着友协各级领导和会员们的辛劳和汗水。我深深地敬仰着他们。
在新西兰，凡是年纪大一点的人都知道，1931年，内皮尔市发生了一次“唐山”级的地震。这次地震使这个城市变为一片废墟。后来，内皮尔市人民在废墟上建设了一个崭新的城市。现在，人们可以在那里看到各种风格的建筑物，所以，内皮尔市有“ART DECO”的美誉，用中文说就是“建筑博物馆”的意思。
我曾两次去内皮尔市参加活动。第一次是纪念“徒步远足”。在世界经济大萧条时期，当地政府为了促进欧洲移民和毛利人之间的团结，组织青年人搞了一次“远足”。这次“远足”从内皮尔市出发，青年人在路上要风餐路宿，克服很多困难，最后到达陶波湖。这次活动很成功，成了倡导民族团结和互相帮助的典范。所以，内皮尔市政府每年要搞一次活动纪念它，这个活动好像是该市的“文化节”。那一天全市放假。人们唱歌跳舞，还举办绘画展览。在海边的广场上有“集市”，人们把自己制作的工艺品和培植的鲜花果木向观众展示和出售。
199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50周年。内皮尔市政府举行了一次大型的纪念活动。这次活动的名称是“澳新军团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派出军队组成了“澳新军团”赴欧洲战场和法西斯军队作战。在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日子里，新西兰和世界各国一样，在全国各地举行各种庆祝活动。内皮尔市向各驻新使馆发出了邀请。由于黄大使有其他活动不能前去参加，他委派我去出席。
头天晚上，内皮尔市政府举行纪念会。出席会议的有七八位大使，其中有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和几个小国的大使。纪念会在市里的战争纪念馆举行，中央政府派出了高级官员与会。不知道是为了热闹，还是因为酒喝多了，那些大使们“揪”住俄国大使不放。一会要他唱俄罗斯歌曲，一会又让他说笑话。这位大使看上去是个很严肃的人，英语说得磕磕巴巴，他满脸通红，一副狼狈相。
第二天一早3点钟，市里要举行盛大的游行。由于前一天晚上搞得太晚，我起不来，所以只好放弃。天亮的时候，我在电话上向花店订购了一个花圈。但是由于出租车司机不知道纪念会的地点，左拐右绕到达会场时，仪式已经开始。我立刻找到留给中国使馆代表的座位坐了下来。这时，美国大使代表各国使节致辞。他说：“美新的友谊有很长的历史。二次大战时，有5万名美国大兵驻扎在新西兰。”接-下来是使节们向纪念碑献花圈。当念到中国使馆的时候，我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到我订购的花圈前，两手扶了扶花圈，然后鞠躬默哀。
内皮尔这个“新西兰的水果盘”里最有名的是葡萄。那里酿造的葡萄酒出口到很多国家。为此，市政府在下午安排了使节们参观葡萄酒厂。这是我生平中第一次参观葡萄酒厂。来宾大部分是大使，所以老板的讲解特别卖劲。最后我们还品尝了各种葡萄酒。
内皮尔市和江苏省连云港市是友好城市。在朱先生的领导下，这一对姊妹城市的交流搞得也很好。1993年，连云港从新西兰引进了甜玉米。一位新西兰农业专家在连云港市工作了很长时间，引种成功了，为连云港获得了经济效益。1996年，内皮尔市又向连云港派出了一名英语教师。他偕妻子和女儿在农学院工作了一年，我还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里看到过他们在那里生活和工作的情景。由于他们工作得很出色，农学院很想让他们延期回国。因为女儿要上学，他们依依惜别了连云港。我在惠灵顿宴请了他们一家。
女孩子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我问她长大以后干什么，她毫不犹豫地说：“当大使，到中国去当大使！”
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梦想，我祝愿她梦想成真。
卡特顿市市长
卡特顿市是马斯特顿市附近一个比马市更小的城市。
在新西兰，这样小的城市可能好多人都不知道，但是卡市的市长为什么这样出名呢？这里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卡特顿市的市长人高马大，足有1．80米的个子。“她”脖子上总结着一条漂亮的丝纱巾，说话的声音又像男士，又像女士。她就是新西兰（也许是全世界）第一位从男性变为女性的市长。
在她竞选市长的时候，惠灵顿的市长候选人布朗斯基（大皮鞋商）曾和她开玩笑说，如果她被选上了，他将送给她一双皮鞋。后来，两人都如愿以偿。布朗斯基一诺千金。
当天的报纸上头版头条出现了一张大照片：惠灵顿市市长弯着腰，跪在地板上给这位卡特顿市市长穿鞋。
卡特顿市长在“当”男人的时候叫“乔治”，变成女儿身后，在原来的名字后加了两个字，成了“乔治安娜”。这倒是一个聪明而又简便的办法。由于事先有“思想准备”，所以我在长春与马斯特顿结为友好城市的仪式上见到这位大名鼎鼎的“女”市长时丝毫不感到惊奇。我大方地向她伸出手去，作了自我介绍。她听说我是中国使馆的文化官员时很高兴。她那又大又厚的手把我瘦骨嶙峋的手握在手心里。
乔治安娜对我说：“卡特顿的市民们很想了解中国，以后如果有合适的中国城市，卡市也想与之结好。”我说：“结好是一件好事，但是需要时间。”我三句话不离本行，问她能不能在卡市搞一个展览。她表示非常欢迎。
经过几个月准备，我从苏州征集了几十幅儿童画。在确定了开幕日期后，我“抓”住了大使，请他出席了开幕式。
儿童画展在卡市的图书馆举行。卡市虽然规模很小，但也有一个不小的图书馆。由于藏书多，开幕式的场地显得有些狭小。市长对黄大使一行来卡市举办展览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她说：“在我们这样的小地方，能看到中国的儿童画是史无前例的。”黄大使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通过展览和文化交流，中新两国人民能达到相互理解，这将大大地促进两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之间的友谊。”最后，黄大使告诉市长，这一批儿童画将作为一份小小的礼物赠送给卡特顿市图书馆。这时，图书馆里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旅游
中国改革开放后，人们手里有了富余钱，有了钱就想出去，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于是，我国的旅游部门开放了新、马、泰和港澳的旅游业务。
新西兰虽然风景美丽，是旅游的理想天地，但由于地理位置比较偏僻，所以，中国的旅游者到1997年还不能去那里观光。这里面有诸多原因，就交通工具来说，那时还没有直达航线，为了为通航作准备，1996年中国和新西兰的航空公司曾试着包租了飞机，在北京和奥克兰之间飞了一段时间，结果由于客源不足，最后停飞了。新西兰每年的旅游业收入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很大的比例，所以，对中国开展旅游，赚取中国大款们腰包里的钱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事。1997年5月，新方邀请我国家旅游总局的一个高级代表团访问新西兰。
率团的是国家旅游局的局长何光日韦。大使告诉我，他是鼎鼎大名的何长工的儿子。他本人虽出身高干，个子很高（足有1．90米），倒没有什么官架子。何局长人很率直，我从他那里了解到，中国与新西兰开展旅游已经报国务院，估计问题不大。新方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对代表团的接待特别热情，内务部派出专人（新政府规定，凡外国来新的官方团组都由内务部出钱出人）和新旅游部门一起组成接待组。
文化处是个“不管部”，大使让我随国家旅游代表团访问。在我回国之前有这样一个机会去看看新西兰的大好河山，倒真是一桩“美差”。
在新西兰，人们有一个说法，不去南岛的女王城，不去北岛的罗托鲁亚就算没有去过新西兰。这次国家旅游代表团的日程当然少不了要去这两个景点。
日程的第一站是基督城，我们一下飞机就去参观“南极站”。新西兰在地理位置上得天独厚，离南极最近。多年来，我国去南极的考察船不是经阿根廷就是经新西兰的基督城“入境”南极。新西兰利用这一优势，开发了南极的旅游。在炎热的夏天，把游客拉到南极的冰天雪地里，和企鹅们共度美好时光。这种情趣不是一般人能享受到的。这个南极站除了给考察船提供给养和有关服务外，它还是一个科普园地。我们在这里的“模拟南极”里留下了“倩影”。
在基督城小住一夜，第二天，我们一行就向女王城进发。途中我们要在新西兰的“珠峰”——库克山作短暂停留。我之所以把库克山称为“珠峰”，因为这个山峰不仅仅是新西兰南阿尔卑斯山脉数以千计的山峰中的佼佼者（3 764米），就是在整个澳洲大陆，它也是最高的山峰，大有“刺破青天锷未残”的架势。我的另一个理由是，1953年，第一个登上珠穆朗玛峰顶的新西兰人艾蒙德·希拉里爵士曾把库克山作为训练基地。库克山还是滑雪者的天堂，绵延20公里的塔斯曼冰川就横卧在库克山一侧。占地面积7万公顷的库克山国家公园被列为“世界遗产”。每年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在这里滑雪、爬山和探险。当然，失踪和受伤的报道也时而有之。
当我们的飞机在库克山停下来，我一下被周围的景色迷住了。1980年，我陪同近百位外国科学家去西藏考察，当我们的飞机飞到珠峰上空时，我曾梦想在这样的冰雪世界里体验一下感觉，想不到今天真的实现了夙愿。我放眼望去，只见山连山，峰接峰，山峰上覆盖着皑皑白雪。那雪白得那样无瑕，白里透着晶莹剔透的蓝；库克山的色彩也美极了，百合花洁白如玉，毛茛属植物金光灿灿，树木一片葱翠；当飞机的发动机停息下来，山上是那样静寂，惟一的声响是小鸟的呜叫和潺潺的流水声。这里的空气是那样清新纯洁，我贪婪地做着深呼吸，因为只有在这样的“世外桃源”里才能有这样独特的享受。飞机在山上停了大约半个小时，由于“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全体人员在飞机旁合了影就钻进飞机，继续往女王城进发。
女王城位于南岛第二大湖瓦卡提普湖之滨。这个湖有一段美丽的传说：一个躺着的巨人为了躲避大火烧身，把两腿蜷曲了起来，但是由于火大风猛，他还是被火烧死了，最后只留下了他的心脏。原来他的身体占据的空间被利马卡波尔山上流下来的雪水充满。这就是今天的瓦卡提普湖。这个湖一年四季都叫人神往：夏日炎炎，阳光充足；秋天的树叶一片金黄；冬天的白雪像地毯一样覆盖在大地上；春天里，百花竞放，预示着勃勃生机。有一个很神奇的现象是，湖水每5分钟升降12厘米。毛利人说，这是因为巨人的心脏在跳动。
女王城虽然规模很小，但它已有130多年的历史。1860年。淘金者们纷纷来到这里，他们搭起了无数帐篷，因此，女王城还有一个“帐篷”的外号。由于周围丰富的旅游资源。女王城是度假休闲的天堂。
女王城的旅游项目很多，大多很有刺激性。由于时间有限。我们只玩了“蹦极跳”（香港人把它叫做“绑猪跳”。名字虽然不雅，但也许有一点道理）。跳台安装在卡瓦劳吊桥上，从台上向下望，那是一个71米深的峡谷。这个“蹦极跳”是世界上最安全的一个，已有十几万人从上面跳过。由于危险性很大，所以游人在购票时要写下“责任自负”的保证书。如果明知危险还要“一试身手”，出了事，那就不仅是“笨猪”，而且是一头“死猪”了。代表团中，只有一个年轻人去跳了一次，其他人都在“隔岸观火”。
那天，我们一起坐了一次汽艇。在四周群峰挺拔的山涧里，水流湍急，在这样的急流中坐在橡皮艇上，穿急流过险滩，这种“提心吊胆”的感觉只有亲自参与者才能体验到。
我们穿上皮防水服，活脱脱像一群笨拙的企鹅。当机器一发动，船就像离弦的箭一样飞了出去。一会，船到了一个落差2米的地方，我看见水流击起的白沫四溅，大家以为船冲不上去，驾驶员一踩油门，汽艇“噌”地一下越出水面，这一下溅起的浪花把我们浇得浑身湿透。不一会，船到了一个山岩下，一块怪石像一把尖刀一样悬挂下来，船要从怪石和岩壁之间的狭缝中穿过，而且速度不减。我闭上了眼睛，女士们发出尖利的叫声。大约在半个小时的航程中，我们经过的礁石和险滩无以计数。驾驶员如果没有过硬的本领是绝对开不了这种船的。当我们几只“落汤鸡”脱下防水服时，一个个的脸都煞白，不知是惊吓还是天气寒冷，谁也说不清。
第二天，我因为公务缠身，不得不舍弃了北岛的项目，告别代表团回到惠灵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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