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注视着这位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英雄，浓密的长眉，发亮的眼睛，温文尔雅的谈吐，彬彬有礼的风度，使我非常钦佩，我不禁举起酒杯，站起来说：“翔宇表兄，我敬你一杯酒好吗？”

    我从此确认我们国家民族的希望在共产党身上，我心目中最尊敬和学习的楷模就是周表兄。

    妹妹是半夜3点病逝的，总理在半夜1点赶到病房看望这位小表妹。

    祖籍浙江绍兴、出生于江苏淮安的周恩来总理是我舅舅周劭纲（字懋臣）的大儿子。当年周总理的祖父周攀龙从绍兴去江苏淮安任知县时，请其挚友王庸吾（即我的祖父）为钱谷师爷（相当于现在的财政局长）同去淮安赴任，王庸吾去淮安时将其子王世裕（字子余，即我父亲）也带在身边。任期中，因两家交往很多，周见我父聪明好学，知书达理，非常喜爱，就将自己的爱女桂珍许配其为妻。从此，周王两家由友好成了姻亲，周总理就是我的表哥，先母周桂珍是周总理的嫡亲姑妈。

    据说周恩来少年时代曾两次回过绍兴，回绍时，我母亲常为他添衣做鞋，买帽子及生活用品等。他也常在周氏兄弟中谈起：这是我姑妈给我做的，那是我姑妈陪我去买的。当时我六舅舅周嵩尧还写信给我父亲问周恩来在绍兴是否调皮，是否淘气等。

    1939年3月28日，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身份，从重庆来到浙江绍兴。他一到绍兴就向人打听姑丈王子余的下落。周表兄自幼对这位姑丈就十分敬重。因为我父亲是辛亥革命的积极参加者，他由蔡元培介绍加入光复会和同盟会，早在1903年就在绍兴创办了第一张铅印报纸《绍兴白话报》，是徐锡麟、秋瑾的莫逆之交，一同组织参加浙、皖联合武装起义，现存绍兴城内轩亭口的秋瑾纪念碑就是我父亲倡议督造的，他雅好藏书，敢于主持正义，在绍兴颇有声望。当我父亲得悉多年不见的内侄来到故乡时，亦非常兴奋，即请他来家便宴接待。周表兄来时递上名片，名字前还特地加上“内侄”二字，表达了他对长辈的尊敬和礼貌。

    这天晚上，因为是便宴，全是家常便饭，还请了几位绍兴的开明士绅作陪。席间，周表兄谈笑风生。吃到绍兴的“霉千张”时，他笑着说：“这东西嗅嗅臭，放到嘴里倒很香。”逗得在座的人都笑了。

    29日晨，由周希农太公公、我哥哥王贶甫、我侄王戍（我大哥贶甫的长子）及周氏本家族的人陪同周表兄一起去周家祖坟扫墓。扫墓毕，进了午餐，回来时又游览了大禹陵。

    当晚，我父亲特备大宴，宴请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对这位内侄，我父亲从小喜爱，现在见他为国操劳，为民造福，更是敬重有加。周表兄第一天来时，不知先母过逝，所以第二天他以绍兴的风俗，带了大红斤统蜡烛，高高点在先母遗像前面，还深深行了三鞠躬礼，表达了他对姑妈的追念之情。这时我家门前屋后，连巷内都站满了国民党的军警和便衣，有人进来告诉我父亲时，周表兄付之一笑，父亲也笑而不语。因为这是家宴，全是自家人，有我父亲、叔叔、哥哥、姐姐等，席间更是欢笑畅谈，没有拘束，亲密无间。

    我注视着这位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英雄，浓密的长眉，发亮的眼睛，温文尔雅的谈吐，彬彬有礼的风度，使我非常钦佩，我不禁举起酒杯，站起来说：“翔宇表兄，我敬你一杯酒好吗？”

    周表兄的眼睛注视着我，也站起来举起酒杯说：“祝你努力学习。”并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这时，我父亲在旁说：“坐下喝吧，对孩子何必如此。”

    周表兄对我父亲说：“呵，青年是我们祖国的希望呀，我们不能忽视青年学生呵！”

    我听了周表兄的话，心里甜滋滋的，我们这位已是举世闻名的表兄，对长辈是彬彬有礼，对青少年弟妹是关怀爱护，亲切教诲，寄予希望。

    那晚，周表兄诚恳、亲切地和我们谈了抗日的形势，中国的前途，特别讲到要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谈到要动员全民抗战到底的重要意义，鼓励大家要克服困难，坚持抗战。他说：“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同抗日，只要他不是汉奸卖国贼，我们就要团结他。”周表兄的一席话，使我们全家对抗日形势的认识有了一个清晰的观点，对抗战的胜利充满信心，对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有了明确的认识。古人云：“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那晚我对此古语才有了真正的体会。听了周表兄的话，使我对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希望，及要做怎样一个人都有了新的认识。我从此确认我们国家民族的希望在共产党身上，我心目中最尊敬和学习的楷模就是周表兄。

    散席后，我大哥已准备好了纸笔，请周表兄为我们题词以作留念，周表兄首先为我父亲写了一幅岳飞的《满江红》，看到我大哥贶甫贫病交困，周表兄题词为：“埋头苦干，只要抗战胜利，必定苦尽甜来。”我大哥在以后困难的岁月中，能够坚持艰苦工作，克服种种磨难，并在解放后当绍兴市副市长时，克勤克俭，努力为家乡父老、为城市教育作些贡献，均是从这题词和以后周总理的教诲中得到的勇气和力量。我的一位堂兄问周表兄什么是共产主义？周表兄就为他题了一幅“人人尽力，人人享受，人人快乐，这是大同世界”。使我这位堂兄懂得了没有不劳而获的世界，只有劳动才有享受和快乐，他以后在工作中不再像以前那样懒散了。周表兄为青年们的题词有：“冲过钱塘江，收复杭嘉湖”、“青年是黄金时代，要学习、学习、再学习”、“努力学习，精益求精”等，周表兄为我题了一张“勿忘鉴湖女侠之遗风，望为我越东女儿争光！”的条幅。我如获至宝，经过8年抗战，爬山越岭，风餐露宿，始终将它带在身边。在龙泉时，房子被炸，一切都被日本鬼子烧成灰烬，可这幅字我依然将其保存得完好无缺。直至今日，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周表兄的题词仍挂在我的家里，周表兄的勉励记在我的心上。

    我侄儿王戍在周表兄来绍兴的日子里，一直和周表兄的随员邱南章、刘九洲一起，跟随周表兄去开会、扫墓、游览，周表兄很喜欢他，认他为义子，特为他写了一幅“乘长风破万里浪 慕向（王戍的号）表侄义儿周恩来”，并拿了10块银圆给王戍，叫他去买书，要他好好学习。这幅珍贵的题词，在王戍逃难到福建时，连同箱子一起被日寇的炸弹炸毁了，真是可惜之至。不过义父对他的教导王戍是牢记于心的。他在上海读大学时就参加了党领导的上海学生反饥饿斗争，大学毕业后即参加了南下工作团，随解放大军一直打到福建，现离休了仍定居在福建。

    30日晚上，周表兄又来到我家，与事先约好的大明电气公司的青年工人陆与可、周文元等5人进行了座谈，亲切地询问他们工作、家庭等情况，勉励他们要搞好生产，积极投入到抗日救国斗争中去，并为他们题写了“光明在前”、“前途光明”、“为光明而奋斗”等共5幅字。

    31日早晨，周表兄因要离开绍兴了，到我家与我哥哥嫂嫂，姐姐共7人合影留念，可惜我已去学校上课了，没能与周表兄一起合影留念，感到十分遗憾。

    周表兄在绍兴住了三夜，其中两天的晚餐是在我家吃的，除了28日饭后应邀出席了国民党政府为他举行的欢迎晚会外，还有两个晚上都在我家度过。在这几天之中，他对我们讲得很多，启发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鼓励我们努力学习，奋发向前……所有这些都使我们终生难忘，对我们在以后的岁月中，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上都起到重要作用。绍兴沦陷后，日寇要成立维持会，想让在绍兴声望最高的我父亲来当会长，我父亲宁死不当汉奸，带着全家逃到乡下，过着饥糠半饱的艰苦生活。我们这些年轻的都背上背包，翻山越岭逃往内地，没有一人因失节而遗恨千古的。

    从1939年周表兄回原籍绍兴，我们全家得到他的亲切关怀、教育，到新中国成立，一晃10年多过去了，当了新中国总理的周表兄仍然关怀、教育、爱护着我们，既没有因是一国总理而对我们这些平民亲戚不理不睬，也没有因是总理，手握大权，让我们这些亲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周总理令我们尊敬，让全国人民怀念。

    他对王戍这位义子，要求很严。王戍从上海交大毕业，又随军南下，在临行前给总理写了一封信，信中告诉自己的义父，没有忘记他的教育，自己已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等。但总理没有给他回信，直到1954年10月，我大哥到北京参加工商联会议，受到总理的亲切接见时，周总理才告诉我大哥：“王戍给我的信我收到了，没有给他回信，回信对他没有好处，让他自力更生吧！”王戍得知总理对他的要求之后，一直牢记于心，兢兢业业地工作，从不向人提起周总理是自己的义父一事，直到总理离开了我们。

    解放初，我妹妹王逸鸣刚从浙江大学法律系毕业，去北京后被分配到最高检察署研究室工作，星期天常到总理家去玩。总理因为忙，没空陪我妹妹，常让一位女秘书作陪，并对秘书说：“绍兴人能喝酒，开瓶葡萄酒给她喝。”我妹妹在总理身边幸福地过了几年。后来总理认为一个娃娃刚从学校毕业，没有实践经验，不应该在中央机关工作，应该到基层去锻炼。总理为此向最高检察署提了意见，我妹妹很高兴地接受了组织调动，到基层法院工作了。1955年，我妹妹忽然得了肺结核，住在通县肺结核防治所。后来病情恶化，我妹妹才告诉总理。邓大姐马上派车将她接到中苏友谊医院，请苏联专家诊断，说是肺癌晚期，无法医治，在中苏友谊医院住了不长时间，便病逝了。时年仅30岁，留下一子二女，小女儿鲁希还不足周岁。妹妹是半夜3点病逝的，总理在半夜1点赶到病房看望这位小表妹。此时我妹妹已不会说话了。只是握着总理的手不放，流出她一生的最后几行热泪。周总理对我妹妹关怀照顾及在她临终前的探望，我们一家及其子女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在周总理逝世时，为了和这位人民的好总理，自己的亲表舅作最后的告别，鲁希在寒风中，从早上一直站到傍晚，向工作人员要求进去向总理的遗体告别。工作人员尽管为这个小姑娘的行为而感动，但由于纪律关系没有让鲁希进去。当鲁希看到告别仪式就要结束，再不进去就永远没法再见见这位舅舅，这位在母亲逝世前1个多小时还赶来探望的总理，就对工作人员说了与周总理的关系，并让工作人员给邓大姐的秘书打电话，请示舅妈能不能让她与舅舅的遗体告别。秘书赵炜在电话中同意鲁希向舅舅的遗体告别。

    1959年12月，我大哥贶甫又赴京参加全国民建、工商联代表会议，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北京饭店举行宴会，周总理来到浙江代表席上，高声问：“我老表在哪里？”

    大哥立即迎上前去，总理将我大哥介绍给陈云及其他几位领导同志，见我大哥满头白发就问：“是你大还是我大？”

    我大哥说：“你属狗，我属牛，你比我大3岁。”

    过了几天，总理又接我大哥去西花厅共进午餐，餐间总理对我大哥说：“你的小妹在我身边，我没照顾好，感到非常抱歉。”

    我大哥说：“妹妹在你身边，有那么好的医疗条件，我们已感激不尽了，如在我身边哪有如此好的条件呢？”

    时隔多年，总理还记得逸鸣这位表妹，还向我大哥表达了自己的这种心情，我今天想起来还止不住泪满眼眶。

    1950年，我的六舅舅周嵩尧在北京文史馆工作，因年老体弱，需人照顾，我妹妹逸鸣去探望他老人家时，他谈到要我到北京文史馆工作，并说孩子就近可放到北海幼儿园。当时我还没参加工作，当然很想到北京工作，可我想应该先问问总理，所以就写了一封信给总理，告诉他我爱人在浙江省文教部工作，我想到北京工作，同时也可以照顾六舅舅的生活起居。不久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来了一封信，信上说：“所提之事，已面呈周副主席，知福履（我爱人）先生已参加文教部工作为慰，希本着为人民服务精神，克勤克俭，努力学习，以改造提高自己，暂不用来京”等语，得到总理的这一指示，我取消了进京的想法，同年考入华东联运公司，任会计员，参加了革命工作。周总理对自己的亲属要求很严，无论对自己的六叔还是对我都如此，我亦从此事中更增加对这位表兄的尊敬和加强对自己的要求，我也一直未向人讲起与总理的关系，直到1973年年底。我之所以如此，是怕由于自己工作上有什么失误而给总理抹黑。

    在“文化大革命”那个动乱的年代中，我家里受到很大冲击。1972年12月，我被迫提前以工人身份退休，当时思想上甚是苦闷，就萌发出要到北京去见见30多年未见面的总理的念头，一则想探望总理和邓大姐，向他们倾诉一下心中的苦闷；二则现在退休了，也有时间到祖国的首都看看；三则身体不好，想在北京好一点的医院作一次检查。我这么多年来，和总理联系并不多，只是逢年过节写封信问候问候，春天自己晒点霉干菜，寄一小包给总理，让他能吃到家乡的“霉干菜烧肉”。因为我知道总理爱吃这个家乡菜，当然我从没有向总理提出过什么要求。第二年3月，我抱着一丝怕见不到总理的担心，也怀着一份怕打扰总理的担心来到北京。到京后，我把来京的想法写信告诉了总理，不久总理派车把我接到前二里沟一号国务院招待所，邓大姐常派赵炜同志来问寒问暖，并转达总理和大姐的意思：让我先到北京各处参观游览一下，身体有病可到医院去作个检查，等总理有空就接见我。在总理、大姐及秘书赵炜的关心和照顾下，我游览了北京各名胜古迹，参观了人民大会堂、体育馆等著名建筑；到医院去检查了身体。时间不知不觉已过了1个多月，当我正开始着急担心见不到总理时，1973年4月15日下午3时半，总理派车接我进了中南海，秘书赵炜带我从褪了色的朱红大门走了进去，邓大姐已迎了出来，笑着对我说：“去病表妹，你好！”

    我赶紧走上前去握着她的手，连声说：“大姐您好！”我们握着手走进西花厅。

    西花厅是一座古朴平房，前后左右约有10间房间，其中包括秘书、警卫、工作人员的用房。邓大姐领着我进了大客厅，中间是一张长条会议桌，四周放满了普普通通的木靠手沙发椅，一边的书报架上放满了报纸和杂志，旁边有约一米多高的一个玻璃柜，里面整齐地排放着各式各样的毛主席纪念章，房子正中放着一个毛主席的半身塑像，房间的地上铺着绿白相间的方块草制地毯，这就是10亿中国人民的总理工作生活的地方。

    邓大姐告诉我说总理很忙，那么多天了，没有接你来，今天稍有点空，我们赶快接你，要不，不知又要等多少日子。她还告诉我，去绍兴调查过了，说你大哥工作很好，冲击得也不大。我告诉大姐，我大哥是从医院被拉出来，去揪斗、游街，无医无药而死的，这样的冲击还不算大？大姐告诉我说，冲击大的人多着呢。当时我还真不理解，但对总理在这种时候还关心我们家，我是非常感谢的，几乎说不出话来。大姐让秘书赵炜拿出一本影集来，里面有很多我们的家人，当我看到我先母与先姐的一张合影时，我对大姐说：我家也有这张照片，当时红卫兵来我家造反时，说是“四旧”，把这张照片抄走了。大姐默然，将此照片放到一边，当又翻到一张我父亲墓地的照片时，我对大姐说：“父亲的墓已被砸了，说是资产阶级的墓，因为墓碑是马一浮先生书写的，碑又做得比较考究些。”大姐说：“人死了，只要人们心里纪念他，坟不坟没关系，我和总理已写好声明，死后骨灰全撒，不要坟，也不要存，要彻底革命。”谈话中，大姐表扬了我们王家，说我们从来都自力更生，不向总理提什么要求，勤勤恳恳地工作。

    5点左右，周总理回来了，穿一套似嫌宽大的中山装，看上去脸色较苍白。我赶紧迎上前，向总理问好。总理紧紧握着我的手，第一句话就是：“你50岁退休太早一点吧？”

    我原想向总理诉苦的，但看到总理消瘦的身体，想到总理繁忙的工作，自己这点小小的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就把要说的话又咽下去了。

    总理慈祥和蔼地问了我们家，我的子女们的情况。我告诉总理我大儿子张一培支边，大女儿张一帆支农，小女儿张一凯在读高中时，总理听了很高兴，说：“很好，这才是新中国的好青年。”

    大姐拿出我先母和先姐的照片给总理看，说有人说这是“四旧”。总理看了看说：“这怎么可以说是‘四旧’，这是时代背景。”

    我又拿出总理当年给我题词的照片，总理说：“秋瑾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英雄，我们现在已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了，要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他还对我谈到我妹妹逸鸣的往事，原来逸鸣病逝之后，总理还怕是误诊，让医院解剖以确诊是否真是癌症。当谈到妹妹真是死于癌症时，总理表示出一种十分惋惜的神情。总理和大姐留我一起吃晚饭，特地给我加了一个菜，我们三人五菜二汤，边吃边谈。席间总理问我，为什么不向人透露我们之间的关系，我说：“我在工作中决不会犯错误，可是一旦思想跟不上形势，有个什么差错会影响总理的。”

    总理说：“我也会影响你们的。”

    当时我真想不通总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直到打倒“四人帮”之后，我才慢慢懂得了总理这句话的意义。饭后不久，总理就又开始工作了，由大姐陪我。直到8点多，我才离开西花厅。这一夜我久久不能入睡，这一天我终生难忘。

    （王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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