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小如坐在长沙发上，周恩来一条腿跪在地下，一条腿蹲着，两个人在特别开心地玩一个大洋娃娃。

    爷孙两个玩得特别高兴的时候，突然这个洋娃娃的头掉下来了，小如很不高兴，就噘了一个小嘴：“姥爷不好！姥爷不好！”

    他看到小如那个表情以后，就自己用手打自己的脑袋说：“对，姥爷是不好，姥爷把娃娃的头搞掉了，姥爷是不好，小如你不要生气啊，姥爷来给你修这个娃娃好不好哇？”

    苛刻的“严格”

    建国前夕，毛泽东同志的内弟曾对毛泽东提出要去北京，并希望在长沙有个厅长方面的位置。在岸英舅父看来，毛泽东领导人民打下了江山，人民翻身做了主人，毛主席为中国革命胜利牺牲了包括结发妻子、弟弟在内的许多亲属，如今解放了，人民翻身做了主人，他安排自己的内弟当一个厅长、省长也不为过。然而，毛岸英了解自己的父亲，更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凭借小米加步枪打败国民党飞机加大炮，建立新中国。因而，他在给舅父的信中说：“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了，而尤以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以外，正在于此：皇亲国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反动派常骂共产党没有人情，不讲人情，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人情的话，那么我们共产党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这种‘人情’。共产党有的是另一种人情，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对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亲戚在内。当然，对于自己的近亲，对于自己的父、母、子、女、妻、兄、弟、姨、叔，是有一层特别感情的。这种特别感情，共产党不仅不否认，而且加以巩固并努力倡导它走向正确的与人民利益相符合的有利于人民的途径。但如果这种特别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围，并与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共产党是坚决站在后者方面的，即大义灭亲，亦在所不惜。”

    毛岸英同志的这封信表达了共产党人的道德觉悟，也充分反映了以毛主席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子女及亲属要求是何等严格！

    如果说，许许多多的人们，能说出的都是周恩来对他们的关心和爱护，那么，周恩来的每个侄儿侄女们能举出的，却大都是伯伯对他们近乎“苛刻”的严格要求。

    解放初期，周恩来的侄儿周尔辉家境十分贫困，读不起中学，尔辉的父亲托人写信给堂兄周恩来，请他帮帮忙。从此，周恩来就从自己的工资中支付尔辉的读书费用。

    1952年，尔辉利用假期到北京看望伯伯，并想在北京读书，为了不使他辍学，周恩来把他留在北京。选学校时，本来完全可以送进干部子弟学校或者可以选择条件较好的中学，可是周恩来却送他到了条件较差的26中住校。学校有两种伙食，一种是甲种每月九元，一种是乙种每月七元，周恩来让他吃乙种每月七元的伙食。入学前，周恩来一再叮嘱他：“不论谈话或者填表，都不许露出和我的关系。否则，人家知道了你是我的侄儿，管理教育等各方面将就你，照顾你，那样，你的进步就慢了。”

    尔辉从26中毕业一直到考进了北京钢铁学院，谁也不知道他是国家总理周恩来的侄儿。尔辉无论是读中学还是上大学，生活一直很简朴。刚上大学时，他装衣物及日用品的箱子是将伯伯周恩来给他的破成两瓣的旧箱子修修、钉上几颗钉子对付用的。后来这只箱子散了架，彻底坏了。尔辉要去湖南参加劳动锻炼，他向伯伯提出了买一只新箱子的要求。周恩来却送给他一个用土布缝制的、便于放在驴背上的马褡子，对他说：“这是我在延安用过的，你拿去用吧，很方便哩！”

    尔辉大学毕业，学校将他留校工作。不久，他与家乡淮安当老师的姑娘孙桂云结了婚。侄儿结婚，做伯伯的周恩来自然十分高兴，他送给侄儿的礼物是：一条他穿过的裤子，一件他穿过的衬衫，还有一床他用过的床单。周恩来笑着说：“都是些旧的，不要嫌不好。当年，我与你们伯母结婚比这还要简朴，条件比现在艰苦多了。艰苦朴素光荣嘛！”周恩来与邓颖超不仅亲自参加他们的婚礼，而且为他们主婚。在所有的晚辈中，周恩来这是唯一一次为他们主持婚礼的。

    尔辉婚后，由于爱人在淮安工作，一个在南一个在北，长期两地分居，一年见不到几次面。1963年，尔辉的工作单位为了解决他们两地分居问题，决定把尔辉的妻子孙桂云调到北京来，手续很快办妥了。可是，此事被周恩来知道了，他心里很不安。那天，他找尔辉谈心，动员他们夫妇一同去淮安工作。他说：“这几年国家遭受三年自然灾害，城市压力很大，中央调整国民经济，北京市大量压缩人口，国务院也正在下放，压缩人员。本来照顾你们夫妻团圆，把小孙调来北京不是不可以，可是现在国家有困难，作为国家总理的亲属不能只考虑个人方便，不体谅国家困难，再说，解决夫妻分居两地问题，你们为什么不能从北京调到淮安呢？”

    在周恩来的干预下，尔辉响应中央压缩城市人口的号召，带着刚调入北京的妻子，从北京调回淮安，听从组织安排，在县中学当了一名普通教师，一干就是30多年。

    1968年夏天，中央号召知识青年下放农村。毛主席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跟随周恩来一起生活的15岁侄女秉建初中刚毕业，便报名到内蒙古大草原插队落户。

    秉建是秉德最小的妹妹，乳名小六，周恩来、邓颖超非常喜欢她。那天晚上，秉建回到西花厅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伯伯、伯母。周恩来听后拍着秉建的肩膀说：“小六，我支持你到内蒙古大草原去锻炼。”他询问了秉建要去的盟和旗的名称，在挂在墙上的地图上找出了它的位置，向她介绍了那里的气候和地理情况。对她说：“小六，到了草原，会遇到许多困难，你有思想准备吗？”

    秉建说：“伯伯，您放心，我早准备好了。”

    周恩来看着正是豆蔻年华的侄女，慈祥地说：“好孩子，你去的是少数民族地区，要尊重那里的风俗习惯，要做好吃苦耐劳的思想准备。你在家不吃牛羊肉，到了牧区首先要过好生活关。要和蒙古的同志搞好团结，虚心向他们学习，做贫下中牧的好女儿。要沿着你选择的道路走下去。”

    秉建离开北京去内蒙古的那天晚上，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专门陪秉建吃了一顿晚饭，为她送行。

    1970年冬，北京军区到内蒙古征女兵，一共要征十个兵，其中四个是知青。鉴于秉建在草原的工作表现，她被当地群众推荐，成为其中之一。

    1971年元旦，秉建穿着新军装兴高采烈地走进西花厅，去见伯伯、伯母。她原以为伯伯、伯母看到她穿上军装一定会很高兴，谁知，周恩来看到秉建一身崭新的军装，脸上却多了几多忧虑。原来，周恩来从秉建来信中得知他已参军后，特意让秘书向有关方面了解她如何参的军，有无正常手续。当他得知秉建参军一切符合手续时，依然有些不安。拉着秉建坐了下来，用商量的口气对她说：“小六，伯伯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什么事，伯伯？”秉建睁大眼睛看着伯伯，心里有些不解。

    “小六，你能不能脱下军装，重新回到草原上去？”周恩来说。

    秉建听了一愣：“什么，脱下军装？”她有些疑惑，不知自己做错了什么事：“伯伯，我是按正常手续参军的。人家并不知道我是您的侄女。是贫下中牧推荐我当的兵。”

    周恩来说：“你参军虽然符合正常手续，可是你知道，那么多贫下中牧的子女都想当兵，符合参军条件的有很多，可为什么选上你呢？既然那么多符合参军条件的贫下中牧子女还不能参军，你为什么不能和他们一样呢？你是伯伯的侄女，伯伯是国家干部，你应该把参军、招工这些名额让出来，让其他符合条件的青年去。再说，你不是说要在内蒙古大草原这片广阔天地经风雨见世面的吗？你去了还不到三年嘛！”

    参加解放军，当一名英姿飒爽的女兵，是秉建从小的愿望，如今穿上了军装，却要脱下来，她这心里自然有些不好受。可是，她最敬重伯伯，也最听伯伯的话，她又没有不服从的理由。最终，她还是依依不舍地脱下了只穿了四个月的军装，回到了内蒙古大草原，成为西乌珠穆沁旗吉林郭勒公社阿拉坦图生产队一名社员……

    秉建在内蒙大草原，学会了蒙语、骑马，习惯了睡蒙古包，成为一个真正的牧民。转眼，秉建到了女大当婚的年纪。有一次，秉建回京探亲，周恩来和她一起吃饭，询问她今后的打算，亲切地对她说：“秉建，你可以在当地找一个蒙古青年牧民，那样就可以在内蒙古安家落户。古时王昭君就是匈奴民族的儿媳妇，你向她学习，做蒙古族的儿媳妇，那样的话，你就为增进蒙汉民族团结和友谊作了贡献啦！”

    秉建后来真的听了伯伯的嘱咐，与蒙古青年拉苏荣恋爱结婚，并成为蒙古族孩子的母亲，真正在内蒙古大草原扎下了根。

    类似秉建情况还有一例：

    周恩来有一个侄子1969年下放在延安枣园，第二年当地群众推荐他参军。周恩来知道后，对他说：“你在延安枣园插队时间太短，大部分知青都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你不能特殊。再说，许多贫下中农子弟都想当兵，应让他们先去。”这样，周恩来的这位侄儿便只好回到生产队。邓颖超怕孩子想不通，特意找到来京开会的延安地区同志，请他们多做孩子的思想工作，让他扎根延安，建设延安。过了两年，这孩子因在生产队表现出色，贫下中农推荐他上了大学。周恩来来到延安听说了这件事，对枣园大队党支部雷书记说：“为什么要把他送上大学，跟你们一起当农民不好吗？”雷书记说：“他文化高，表现好，群众一致推荐的。再说，他上了大学毕业还回延安来，我们也需要大学生。”周恩来听后笑了。

    自小就跟随周恩来生活的侄女周秉德，是胞弟同宇的女儿。她聪明好学，从小学到中学学习成绩在年级一直名列前茅。在当时，她完全可以像许多干部子女一样，高中毕业出国留学，那样的话，她的前途真是铺满了鲜花。可是，自小深受七伯、七妈教育的秉德初中毕业时，却毅然放弃升高中的机会，报考了中等师范专科学校。许多老师和同学不能理解，劝她好好考虑，选择升高中，尔后争取出国留学。

    秉德回家后在吃饭的时候向七伯、七妈汇报了自己的选择。七妈高兴地说：“当老师好啊，七妈16岁就当老师了。”

    邓颖超见周恩来埋头吃饭，不表态，就说：“哎，孩子在征求我们的意见，你怎么不说话？”

    周恩来说：“有你一个人说就行了嘛。再说，秉德是中学生了，得有点独立思考。你说，我也说，孩子心里就有压力，将来后悔起来没办法。”接着，他又转向秉德，说：“秉德，按自己选择的道路走下去！”

    就这样，秉德依然上了中师。

    两年后，秉德中师毕业，听从组织分配，到离城20里外的东郊第三中心小学当老师。由于她工作表现积极，18岁就入了党。

    “文化大革命”期间，周秉德与丈夫听从党中央号召，支援三线建设，离开北京到了陕西，后来又到贵州。在条件艰苦的大山里工作了许多年，从来没有向组织上提出过任何特殊要求。

    是的，周恩来对亲属的严格要求，表面看起来近于苛刻，甚至不近人情。然而，作为周恩来的亲属，特别是接触过他，受到过教育的晚辈们深深地理解，这是周恩来对他们真正的爱，富有远见的爱，也是最深厚的爱。因为周恩来对他们的严格要求，周恩来的亲属中至今没有身居要职的“大官”，没有财大气粗的“大款”，甚至没有漂洋过海的“洋插队”，但是他们生活得很充实，也很幸福。

    周恩来对亲属严格要求的良苦用心，也许直到今天才显示出它深刻的政治内涵。

    埋在心里的爱

    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对自己、对亲属要求是严格的，但是，在这“严格”的背后，却包含着他博大无私的爱。他是一位善解人意，充满了人情味的伟人。

    周恩来与侄儿、侄女及侄儿媳和侄女婿们相处十分融洽，在晚辈的心目中，周恩来是个慈祥的长辈。因而，节假日和空余时间晚辈们只要有机会都想到西花厅坐坐，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也尽可能抽出时间和他们谈话、聊天，共享天伦之乐。

    1958年，在广州工作的侄儿、侄媳因为家务事闹了点“小摩擦”。此事被周恩来知道了，一直挂在心上。当邓颖超去广州时，他特意委托她向小两口转达三条意见：

    一、做丈夫的要克服骄气，体贴妻子；

    二、做妻子的要克服娇气，关心丈夫；

    三、家务事要共同负担。

    这对小夫妻按照伯伯的三条意见做了，夫妻关系越来越融洽。

    那年8月，侄媳蔡淑清来北京开会，顺便看望伯伯、伯母。周恩来见了十分高兴，中午饭专为她加了一盘腊肠，说：“孩子，这是你们广东菜，多吃点。”晚上，他特意带她去看越剧《罗汉钱》。在剧场，碰上了陈毅、贺龙元帅，周恩来亲切地向大家介绍：“这是我广东来的侄媳妇！”

    周恩来对亲属，特别是晚辈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

    50年代初，周恩来看到侄儿周尔鎏穿的衣服很破旧，就送他一套衣服，是姜黄色的咔叽布的中山装。尔鎏经常看到伯伯穿这套衣服的，他拿到以后，心里非常高兴，可是他总觉得他应该不是穿蓝的就是穿黑的。而那个布虽然挺普通，但是因为黄里头透一点红，非常明亮美观。总理非常注意节约，但是他也非常注意仪表。因为他的一举一动，他的仪容就代表了我们的国家，代表了我们民族，所以他这方面很注意。尔鎏拿了以后就把它染成蓝的穿了。改装穿起来以后，伯伯看到了还表扬了他，说他能利用一点旧的东西。

    没有想到他老人家逝世以后，历史博物馆找到尔鎏，才知道那是总理出席开国大典的礼服。按理当时做一件呢的中山装，这个也是很自然的，人民群众决不会有异议，因为新中国诞生，开国大典嘛。他身边人员曾经建议，说你这套衣服穿起来很合身，蛮漂亮，但是毕竟是开国大典，你是不是做一套新衣服。他说，那我更要注意啊，进城以后不能学李自成啊，我不能带这个头哇！

    这样珍贵的衣服，周尔鎏还有一件。有一次，周恩来看到尔鎏身上衣服有些破旧了，叫卫士长成元功拿来一套给他。这套衣服是灰颜色的一种比较粗的布。看上去没有光彩，非常粗糙，还没有手工织布精致。然而，当时成元功却不大愿意，说这是一个纪念品。两位老人家说，给他，他没有衣服穿，我们没东西给，让他拿去吧。后来尔鎏才知道，在西柏坡，在世界上最小的军事指挥部，总理当年就是穿这套衣服协助毛主席，指挥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三大战役，取得了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迎接了新中国的诞生。这件衣服自然有它的特殊意义。然而，周恩来从不考虑身后的名利。自然，亲情与纪念品在他眼中，亲情更珍贵。

    1963年周恩来的侄女周保庄和侄女婿张中平带着四岁的女儿回河北农村探亲，在回来的时候路过北京，就去看望了伯父和伯母。在没见伯父和伯母之前，他们的心情是非常紧张，但是见了面，伯父、伯母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紧张的情绪就慢慢地平静下来了。当伯父知道他们是从河北乐亭农村回来的时候，特别感兴趣。问当时河北农村，农民的生活，吃、穿、住和当时农村集贸市场的情况。

    当他知道当时他们两个都在铁路上工作，他就与他们谈起了铁路。铁路当时发展远远跟不上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所以他就说要加快铁路的发展。

    谈话过程中，无意中就谈起了家史。他讲道：“你们不要以为我是总理，出身就好，你知道我们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出身？”他说，我们家是一个封建官僚的大家庭。他在讲到这儿的时候，问中平：“你怕不怕？”因为中平是贫农出身，而周保庄却好像是封建官僚家庭出身的一个小姐，中平说：“不怕。”总理就“哈哈”笑起来了。紧接着他说：“我在12岁的时候，就由我的三伯父，就是你的爷爷，他叫周贻谦，他从东北的铁岭回淮安，当时他看我们家里比较困难，就决定把我从淮安带到铁岭去上学。所以三伯父把我带到铁岭，然后带到了沈阳，后来在天津南开上学。我是这样子从淮安出来的。”

    周保庄夫妇俩听伯父这样侃侃而谈，早忘了他是一国总理。

    吃饭的时候，因为周恩来那天有活动，他就对他们说：“今天这个饭你们自己吃，我们有事。”在吃饭的过程中，邓颖超回来看了一下，说：“保庄喜欢吃鸡蛋，应该加一个炒鸡蛋给保庄吃。”当时保庄非常惊讶，因为在1938年的时候，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他们在一起吃过饭。事隔了那么多年，伯母还记得她特别喜欢吃鸡蛋。

    在第二天和伯父母一起吃饭的时候，保庄惊奇地发现他们昨天有一条鱼没吃完，七伯又端上来了。她当时心里想：国家的总理，竟吃我们剩下的菜，说明他们的生活是多么的艰苦朴素。

    当周恩来吃完一碗饭的时候，保庄因坐在他的旁边，就赶快起来去给他盛饭，他微笑着讲：“自己吃饭，要人家添，这是哪家的规矩呀？”他自己就站起来去添了饭，顺手把桌上洒落的几粒饭粒捡起来，吃掉了。

    那天在吃饭的过程中，邓颖超说：“今天我们吃饭是按南方人的习惯，保庄是在南方长大的，我们吃大米饭，明天吃饭，中平是北方人，吃饺子。”吃饭的时候邓颖超说：“今天晚上有一场扬剧，但是剧院他们有个纪律，不可以带小孩子，你们两个商量一下。”邓颖超刚讲完这个话的时候，中平就说：“我带孩子。”邓颖超马上就表扬他：“不错，你是个好丈夫，能体贴妻子。”在看戏的过程中，保庄发现他们对扬剧特别感兴趣，尤其是伯父，他在看的过程中边看边轻声跟伯母谈论这个扬剧。在看到一半的时候，邓颖超却站起来对保庄说：“保庄，你跟伯父在这里看，我要回去。”当时保庄以为伯母身体不好，提前走了。结果回来以后中平告诉她：“伯母看了一半戏赶回来陪我们看电视。她怕冷落了我们。所以她戏未看完提前回来了。”

    有一次保庄带了四岁的女儿张如到伯父母那儿去。那天饭后他们与邓颖超交谈的时候，周恩来就把张如带到一个长沙发上去玩。他们两个玩的是一个洋娃娃。当时小如坐在长沙发上，周恩来一条腿跪在地下，一条腿蹲着，两个人在特别开心地玩一个大洋娃娃。

    爷孙两个玩得特别高兴的时候，突然这个洋娃娃的头掉下来了，小如很不高兴，就噘了一个小嘴：“姥爷不好！姥爷不好！”保庄听见了赶紧过来说：“不可以这样讲姥爷。”她说：“本来姥爷就是不好嘛！他把娃娃的头搞掉了嘛！”这时候周恩来仍然一条腿在地上跪着，一条腿蹲着，他看到小如那个表情以后，就自己用手打自己的脑袋说：“对，姥爷是不好，姥爷把娃娃的头搞掉了，姥爷是不好，小如你不要生气啊，姥爷来给你修这个娃娃好不好哇？”小如瞪大了眼睛，看着姥爷给她把这个掉下来的娃娃头用手七弄八弄终于安上了。安上以后，周恩来就讲：“你看，娃娃这头给你修好了，行不行啊？”小如就拍手高兴地说：“行行行，姥爷好，姥爷好。”

    玩具修好了，孩子不闹了，周恩来开心地笑了。

    有一天周末，侄媳邓在军带着三岁的小女儿去看伯伯。吃饭的时候，三岁的女儿伸出小手到盘子里抓菜吃。邓在军下意识地举起拿着筷子的手打了她一下。周恩来看到了，不高兴了，说：“为什么打孩子？对于大人来说，筷子是夹菜的工具，可对于孩子来说，手就是他的工具。孩子没有做错什么嘛！”

    周恩来的亲属们知道，周恩来对他们要求是严格的，可是，爱与关怀却深深地埋在心里。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周恩来对所有的亲属规定了三不：

    一、不参加任何派别；

    二、不要说明自己与周恩来的关系；

    三、不要与他和邓颖超相互往来。

    前两个“不”，大家都能理解，唯独这第三个“不”，大家不明白，但又不便于多问，成了一个谜。

    这个谜直到粉碎了“四人帮”，他们才真正明白，原来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周恩来，感觉到了林彪、“四人帮”利用“文化大革命”，搞篡党夺权的野心，他知道他们将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不想因自己一旦被打倒而连累亲属。因而，他索性割舍亲情，让亲属们不再与他往来。而后来的事实如同周恩来所料，批林批孔批周公，“四人帮”把他当作党内的“大儒”，含沙射影，想置于死地，甚至他癌魔在身，身染沉疴也不放过……

    最让周恩来高兴的事

    像许多长辈一样，周恩来对晚辈的成长进步也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为此，他付出了许多心血。

    周国盛是周恩来的侄孙女。当年周恩来在南京与国民党谈判时，介绍她的父亲参加了新四军，后来牺牲在战场，撇下了孤儿寡母。从此，靠周恩来的接济维持生活。

    1956年周国盛高小毕业因家中生活困难，来到北京找爷爷周恩来，周恩来望着过早失去父亲的侄孙女，十分心疼，生活上问寒问暖，很关心。在安排工作上，本来完全可以在北京身边安排一个舒适一点的工作，可周恩来对她说：“我们周家还没有一个工人，我看你还是去当工人吧！”

    经过考试，周国盛考上了河北石家庄一家纺织厂。临别时，周恩来亲切地对她说，你去当工人，我们很高兴，到了工厂，第一要跟工人搞好团结，好好学习；第二要趁年轻多做工作，要晚婚。

    国盛将爷爷的两条要求牢记在心上。从1957年一直干到1987年退休，30年一直在第一线当工人。而且婚姻上坚持晚婚，30多岁才结婚。

    周恩来对这个当了工人的侄孙女倍加疼爱和关心，对她有许多破例。比如在赴石家庄当工人的时候，他破例派车送她到北京车站；“文化大革命”时，他规定所有亲属不与他来往，也不允回西花厅，可是却破例让她回来；她的肾下垂，他让邓颖超联系医院为她治疗。周国盛明白，周恩来的亲属都明白，周恩来之所以这样对周国盛一再破例，不仅仅因为她是从小失去父亲的孤儿，更重要的是因为她是个工人，他有意识地让大家感到当工人光荣。同样，大家难得与周恩来拍一张合影，而1970年，去内蒙古大草原当了普通牧民的周秉建，在一次回北京探亲时要求与伯伯和七妈合拍一张照片，周恩来非常高兴地马上答应了。这张照片是周恩来“文化大革命”以后和亲属唯一的一张合影。

    秉德回忆说：

    在我们整个成长过程中，我们都感觉到他对我们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但同时又是很关心的，也是很有亲情的。工作以后，想买自行车，跟伯伯去讲。伯伯就说：“可以呀，你买自行车是好事啊！”当然我是希望他出钱，我那时候不懂事嘛。他说：“我给你出一半钱，你自己要负担一半。”我想滑冰，想买冰鞋，那个时候买双冰鞋还是蛮大的负担的，伯伯还是这个态度，就是他出一半的钱，我自己要出一半的钱。后来我就理解了，我出了这一半的钱，就知道珍惜这个东西，不是说随便来之很容易，来了以后就随便地用，一会儿丢了，一会儿坏了，不知道维护。因为自己出了钱，才知道来之不易，所以就知道爱护这些东西。

    等我参加工作以后不久，西花厅的工作人员比较多了，住在一起有些紧张。我七妈在中南海的一个宿舍楼里，给我们找了一套小房子，让我和妹妹住在那里边。七妈跟我说：“秉德，你已参加工作了，这个房子的租金，我不是出不了，但是你要自己付钱，你自己付这个房租。因为你不能够养成一个依赖家庭的习惯。”这样，我每个月去按时给人家交房租。不过七伯、七妈平时培养我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但为了我们的成长，他们却很大方。比如说我们那个六妹秉建到内蒙大草原插队后，经常看不到报纸。有一天伯母就把我叫去了，说：“你要给她买一个好的半导体收音机，我来付钱。”我说：“我已经工作多年了，我来付这个钱。”伯母说：“不行，这个是我们对她的支持，因为秉建有志气，做得好，所以我们要支持她，鼓励她，这个钱是该我们出的。”我到街上买了一个当时是最好的熊猫牌七个管的半导体收音机，拿去给七妈看。她看了以后说：“这个挺好的，你再帮我寄走，邮寄钱我来付。”她在这个问题上是非常分明的。

    说起晚辈当兵，周恩来是严格掌握原则，区别不同情况，处理不同问题的。在部队工作30多年的周秉钧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

    1961年由于国家刚刚遇到了自然灾害，国家要重点发展农业，所以要从城市征兵，因此伯伯就动员我参军，正好那时候在体检空军飞行员。伯伯就讲，如果能选上空军飞行员，不容易，就当飞行员。如果选不上飞行员，就到陆军去服兵役，怎么样？我说：好！就答应了。下来以后，我见了成元功叔叔，我就跟他说，伯伯说让我报名参军服兵役，到哪儿去报名我都不知道，想请成元功叔叔来替我张罗这件事。成元功叔叔说，这件事我知道，总理专门交代了我们，秉钧当兵的事情，你们谁都不要插手，让他自己到武装部去报名。结果最后我还是选上飞行员了，1961年参了军。一直在部队工作了30多年，1992年我才转业的。

    我的大弟1965年高中毕业，他是响应号召，正常的应征服兵役，伯伯非常支持，同时也根本不加任何的干预。他当了三年兵后复员回来。

    然而我的弟弟、妹妹1968年、1969年上山下乡，一个到了陕西延安，一个到了内蒙，不到两年后他们也分别参军了。被伯伯、七妈知道以后，他们却动员他们两个又回到了原来插队的地方。

    一个动员参军，鼓励参军，支持参军；再一种情况明确的指示或者说是明确的干涉，让他们回到了原来插队的地方，都是要符合当时国家的需要、国家的利益和当时整个国家的政策。所以我们也感到，按照伯伯的这些教导去办，不单单是对国家、人民有好处，而且自己本身也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受到不同的锻炼。这些过程，这些经历，对我们一生影响很大，就是怎么样能够使自己的所作所为和自己的言行能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

    对于侄儿、侄女的婚姻大事，周恩来很关心，不过一般都让他们自己拿主意，作决定。

    侄女秉德到了女大当婚的年龄。1956年夏天一个星期六的晚上，秉德与两位老人家吃饭。吃饭的当中她讲了自己交了个男朋友，想听听他们的意见。邓颖超说：“年轻人嘛，要找到你合适的伴侣，你首先要考虑志同道合，不要考虑外表，不要考虑其他因素，先要考虑和他志同道合。”

    周恩来不跟她讲这些道理，但他给她现身说法。他说，我在年轻的时候，留学法国勤工俭学，在那个时候也有一个比较接近的女朋友。原来一起搞五四运动，一起创办觉悟社，当时她也是五四运动当中女界的领导人之一，跟她接触比较多，而且一起去了法国。那个时候我们是共同地来反对当时的封建制度，反对军阀，我们希望能有一个民主的社会，所以我们当时是一个共同的民主主义者，这样一种志向。但是在法国、英国、欧洲多年，我接受了马列主义的教育以后，我感觉到我自己要投身到社会主义，投身到共产主义这样一个目标了，我这个目标终身是要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这时我觉得这个女士不一定很合适。我要找的话，应该要找一个终身的伴侣。要跟我终身干革命，既要考虑到革命的艰难险阻，也要考虑到革命的惊涛骇浪。找这样的人才能够跟我志同道合地革命一辈子。所以那时候我就毅然地跟她断掉了关系，找到你七妈。我给你七妈写信，写了很多的信，然后我们在通信中建立了关系。秉德明白伯伯这样说他自己在选择革命伴侣时的态度，就是要她在选择对象时考虑到两人的志向。

    那年有人给她介绍了一位留苏学生，周恩来让邓颖超带她去公园见面。结果这个对象秉德没看上。又有人介绍第二个，周恩来夫妇俩都有工作脱不开身陪她见面，就拿出100元钱交给秉德，让秉德和介绍人及那位小伙子去四川饭店吃饭。后来这个对象也未谈成。第三个给秉德介绍的男朋友也是留苏学生，可是不久中苏关系已经破裂，秉德与他未继续相处下去。

    后来，何谦同志为她介绍了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的大儿子沈人骅，两人一见面，彼此谈得很投机。周恩来夫妇听说后十分高兴。秉德结婚前带着男朋友去西花厅见七伯、七妈，周恩来夫妇请他们两人一起吃饭。周恩来见沈人骅很喜欢在客厅柜子上的一张庐山风景照片，二话没说把它送给了他，作为纪念。

    那年国庆，秉德结婚。她知道七伯、七妈国庆最忙，以为他们不会来参加他们的婚礼。可没想到，邓颖超夹着一大包礼物，兴冲冲地爬上三楼，代表周恩来拜望人骅父母，祝贺秉德、人骅新婚。

    作为我们党最早的共产党员，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对晚辈的期望很高，没有比听到晚辈们工作取得一些成绩，尤其是加入党组织，最让周恩来和邓颖超高兴的事了，于是，入党就成为大伙积极努力、争取的一个目标。

    不让亲属送终

    有心人也许会注意到，在相隔16年的周恩来和邓颖超遗体告别仪式上，站在两位伟人遗体旁的是他们生前所在党支部的代表，而没有一个亲属。

    这是周恩来与邓颖超，这两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深思熟虑后，对自己的后事所作出的安排。

    周恩来一生充满了爱。

    周恩来对人民的爱是无私的。

    他处处想着国家、想着人民，为国家的解放和建设、为人民的翻身和幸福，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他却从来不肯给国家和人民添一点麻烦。为了不给国家和人民添麻烦，他把为革命做了有益的工作，安葬在烈士陵园的父亲墓迁了出来，葬在一个无人知晓的偏僻的山区；他让只是因病不能正常上班，本不该退休的弟弟提前退休；他把绍兴和淮安两处祖坟平掉，腾出土地给农民耕种；他甚至立下遗嘱，自己死后连骨灰也不保留，撒进大海……

    周恩来对亲属的爱也是无私的。

    他在日理万机、呕心沥血工作之余，惦记着亲属们的冷暖，牵挂着晚辈们的成长与进步。他省吃俭用，自己舍不得添一双皮鞋，一件新衣，却将省下来的工资资助困难的亲属和用于培养晚辈成长，而他只以亲属、晚辈健康、成长进步而快乐，从不想着报答，甚至至死也没让亲属、晚辈为他送终……

    1974年5月，周秉德从贵州调回北京。5月31日，周恩来让人通知她到西花厅。吃午饭的时候，周恩来故作轻松地对她说：“秉德，我明天要去住院了，要住些日子，以后见面就少了。”

    秉德当时并不知道七伯得了不治之症，听他说去住院，很高兴。她说：“伯伯你能住院去，可真是个大好事，你操劳了几十年，生病从来不肯住医院，现在终于有空去住医院，你就好好地把身体养好吧。”

    与秉德告别的时候，周恩来看了她一眼，特意把他和邓颖超一张在西花厅的合影照片送了给她。秉德到这时也不知道七伯把他与七妈这张后来成为最后一次在西花厅的合影送给她的涵义。

    1975年5月，当秉德知道七伯得的是不治之症时，在一次通电话时流露出不安和痛苦的情绪。周恩来说：“你们不应该这样嘛！你们是共产党员，你们是唯物主义者，人总要有那么一天嘛！你们总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

    秉德说：“这样的思想准备太残酷了！你还要为人民做好多事情呢，咱们国家还有好多事情需要你做呢。”

    周恩来说：“任何人都有这么一天，我也一样。我要是没有了，总会有人代替我的，而且会比我做得还要好。”

    秉德说：“不是光是工作上的问题呀！我们从亲属的角度，从家人的角度，也是不愿意……”

    周恩来说：“你是不是共产党员哪？你是不是唯物主义者，你应该正视这个现实，谁都会有这么一天，你就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周恩来住院后，按当时中央规定，除中央领导人外，任何人不得去医院看望他。连邓颖超每天也只有一个小时的探视时间。他的亲属们就不用说了。当时，周恩来大多数亲属不知道他住院，有的知道，也根本不知他得了什么病。从内心来说，重病在身的周恩来是想见到亲属的，尤其那几个他付出心血看着长大的侄儿、侄女们。但是，他直到这时也严格遵守中央的规定，从来没有提出任何额外的要求。

    周恩来住院后，远在内蒙古大草原插队落户的周秉建出差路过北京，到了西花厅，知道七伯生病住院，就想去看望他。因为她路途遥远，难得回来一趟。当时正好周恩来的司机老杨要去医院给总理送文件，秉建就对他说，能不能带她去医院看一看。作为总理工作人员，老杨知道遵守组织纪律，然而，他知道平时总理挺喜欢秉建，尤其她插队远在内蒙古大草原，见一次总理不容易，他想带又有纪律，就说：“去问一下七妈，看看能不能带你去。”

    秉建赶紧找七妈，要求去医院看望七伯。其实，邓颖超内心何曾不想让秉建去见一下亲人呢，然而，她知道中央的纪律，更知道周恩来的组织纪律性。她对秉建说：“小六，不要急，伯伯病了去看一看，人之常情，你又那么远回来。不过，我每天去医院看你伯伯，我今天去跟他说你回北京了，看看通过什么办法能让你去见一下。”

    晚上，邓颖超从医院回来了，秉建忙问伯伯身体怎么样，她能不能去看一看。

    邓颖超说：“小六，伯伯听说你回来了，很高兴，也很想见见你。可是中央有规定，他不能不遵守纪律。我和你伯伯商量了，你们可以通一个电话。你这两天哪儿也不要去，就在西花厅等着他的电话。”

    等了两天，第三天上午，西花厅电话铃响了。邓颖超接了电话，尔后赶快招呼秉建：“小六，伯伯来电话了，快来接。”

    秉建赶紧跑过去紧紧握住电话，连声喊着：“伯伯，伯伯……”可是秉建一时激动，想好的话一句也说不出来了。

    电话里，伯伯那熟悉、亲切的声音非常清晰。他说：“我很好。听说你在北京办事想来看我，因为有纪律，咱们没法见面，就通个电话吧。”

    接着，周恩来就关心地询问着秉建工作、生活情况。

    当秉建汇报自己在内蒙插队八年，组织上准备调她去机关搞宣传工作，她已准备上内蒙古大学学习蒙语时，周恩来高兴地说：“好，我支持你。既然组织上要调你到机关工作，还是搞宣传工作，那么你不掌握少数民族地区的语言文字，你就不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现在，你要利用这个机会，搞好学习，学成后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在即将撒手人寰之际，逝者最留恋的是自己的亲人，最关切的是自己的亲人，最需要的也是自己的亲人。周恩来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却留下这样的嘱咐：希望他的亲属们留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不要到北京来，这才是真正悼念他。如果他们一定要来北京，应该自己花路费，一分钱也不要政府开支。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当天，远在内蒙古的周秉建突然接到一份从北京发来的电报：“见报勿回”。她很纳闷，不知其然。第二天早晨，她听到电台在哀乐声中广播了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的噩耗。她悲痛已极，立即给北京打了长途电话。但是，七妈邓颖超抑住悲痛对她说，伯伯生前说了，你们留在原来的工作岗位上，这是对他最好的悼念。

    周家的亲属们都深深地记着1976年1月8日与秉建同样的这段经历。

    事隔21年后，周恩来的侄女周保庄回忆当时情景时说：

    1976年1月8日下午，我突然接到一份加急电报。这个电报的内容就是“伯母嘱，听到消息以后，千万不要来北京。”当时我接到这个电报以后，我的手都发抖，我知道要发生重大的事情。结果在第二天清晨我就听到伯父去世。我当时非常伤心。我很想到北京去看望伯伯最后的一面，但是根据伯父他平常对我们的严格要求，晓得这一点，我没有去。我就在家里打了一个唁电，表示对伯父的哀思。当时我爱人正好出差在北京，他打了个长途电话来，说要不要去参加这个追悼会。我说：“伯母来电报，不让去，你回来吧。”所以他当时在北京都没有去。

    在1983年，我爱人张中平出差又到北京，去看望伯母。伯母的记性特别好，第一句她就讲了：“当时我为什么要打电报给你们，不让你们来，这是你伯伯的嘱咐。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我们情况不太好，有人想整你伯伯，因而在那种特殊情况下，我怕牵连你们，所以我就打电报叫你们千万不要来。”伯母本身很悲痛，而且自己的处境是那么艰难，但是仍然关心我们下一代。

    就在1976年1月15日下午，参加了周恩来追悼会后的邓颖超专门把周恩来在京的部分亲属召集到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与他们认真地谈了一次话，传达总理对他们的遗言，对他们提出了新的要求。当时在总后勤部工作的周尔均记录下了七妈邓颖超这次谈话内容，现全文摘抄于此：

    在参加了你们伯伯的追悼会后，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化悲痛为力量。痛哭、眼泪、悲伤都不能使死者复活。我们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待一个人的死，要正确地对待，这也是自然的规律。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中讲，人总是要死的。这是自然规律。你们在座的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即使不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也一样要学习应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待具体的事物。你们的伯伯，他是党的人，是人民的勤务员，你们不要仅看作个人的亲属的关系，那样就把感情降低了，而要提高到阶级的感情、革命的感情。讣告里说的和今天悼词里的内容，你们都应该好好学习。

    伯伯在生病期间是非常遵守纪律的。毛主席、党中央对他非常爱护，当他入院时，为了保护他能治好病、休息好，规定只有主要负责的领导同志才可以去看他，别的人一概不能去看。当他能出来活动的时候，曾在向阳厅见过你们在座的。你们的伯伯非常遵守纪律，当小六回来的时候，小六想见他。伯伯向我挑战说，小六回来了，你就是不带她来。我说，我要遵守纪律，不能陷于被动。因为小六最早去农村，坚持在插队的地方，非常坚定。我和伯伯对这个孩子无疑地已超过亲属的感情，是革命的感情，非常喜爱她。但为了遵守纪律，伯伯终于采取了另外的做法，给小六通了一次电话。（注：要小六学习蒙语）

    伯伯在病中，主席、中央对他非常关怀。调去给伯伯治病和服务的医护同志现在也来了（医疗组的同志也在场）。他们得到了党中央最大的信任。他们在政治上是可靠的，技术和医疗实践是第一流的。他们为你们伯伯进行了精心的多方面的治疗，日以继夜，废寝忘食。伯伯在病中一再表示对他们的感谢。你们下一代，在这方面没有任何提意见的权利。伯伯说，这不能怪任何人。这是我向你们传达伯伯的话。

    我自己是共产党员。我用无产阶级的坚韧性，高度地克制我内心的痛苦，还要用愉快的精神跟你们的伯伯共同与病苦斗争。你伯伯在知道他生命不能挽救的时候，一再叮嘱我，这是我和伯伯在十几年前共同约定的，死后骨灰不保留。中国在对死人的葬礼方面，从古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都是土葬。50年代，党中央在毛主席的倡议下，每人签名，决定实行火葬。从土葬到火葬，这是革命，是对中国几千年旧习俗的革命。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成立26年了。在中央作出这个决议后不久，我们两人共同商量，相互保证，把我们的骨灰撒到大好的山河水土里去。由火葬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这也是一场革命。这符合彻底唯物主义者的思想。从感情上你们难过，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伯伯虽然肉体不存在了，他的骨灰在祖国大地河流里作为肥料，为人民服务，物质不灭，生生不已。你们要支持伯伯的这个行动。伯伯的遗言，我向中央政治局报告，得到毛主席的批准，这使我得到最大的安慰，最大的鼓舞。

    总而言之，死的已经死了，我们活着的人要很好地活下去，要继续革命，你们回去要在各方面作出优异的成绩。抓紧世界观的改造，做无愧于毛主席领导下的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人民。尤其是你们青年一代更要继续革命。

    （张茂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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