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像是看出了她的紧张，主动和邓颖超同志一块上来搀扶她，并用轻松和幽默的语气说：“你怎么比从前矮啦！”

    他认真地谛听着，思索着，而表情上却像一个宽厚的长辈待一个受了委屈的小孩那样，慢悠悠地削好一只苹果，放在她的面前，说：“不要太激动！吃吧！”

    1952年秋，周总理在上海会见了童年时代的朋友龚志如。

    龚志如是总理表舅龚荫荪的女儿。她和总理在童年时代是同窗攻读的孩提之交。

    那时，龚志如在华东机关幼儿园当保育员。有一天下午，她正在图书室里修补那些幼儿读物的断页和卷角。她工作得耐心、细致，像是把整个心灵都倾注到这一简单而又平凡的工作中去了。

    这是可以理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这个在旧社会受尽屈辱和欺骗的妇女，在灵魂上得救了。过去，“上帝”没有帮她解脱出的精神困境，现在，党和人民帮她解脱出来了。她那因生活折磨而显得过早苍老的面孔上，常常露出笑容。

    她常常在孤独中回忆解放以来的变化。那些过去为她憎恨的人，许多已得到应有的惩罚；那些被她同情过的人，越来越多地站起来了。更主要的是，共产党并不像国民党反动派宣传的那样，干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她也感到不满足：从1948年失业以来，她一直没有工作，而自己又没有专长，有谁会帮助她呢？

    1951年，她在亲友们的鼓励下，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的经历、处境和心情。但信发出以后，她后悔了。她想，也许这是不恰当的。

    出乎意外的是，周总理很快写了回信，是亲笔。多么熟悉的字体，多么亲切的称呼，多么令人鼓舞的话语呀！

    随信寄来了50万元（旧人民币），说是略表对龚家过去支持他的谢意。至于工作，周总理安慰她说：只要有为人民服务的要求，政府会量才录用的。这使她回忆起他童年时代显露出来的性格特征：不徇私情，但又入情入理，令人心服。

    于是，她填了一张失业人员登记表，不久便被分配到这所幼儿园工作。

    在旧社会，她在教会办的“慈善”事业中当过小职员。在那里，没见到上帝的“慈”，也没见到洋大人的“善”，有的是黑暗和不平。今天，她看到祖国的花朵在党的培育下含苞待放时，她怎能不把自己的余生，奉献给这一真正慈善、真正仁爱的事业中去呢！

    正当她默默地粘贴着一本本被孩子们不慎撕破了的画报时，一位陌生的客人被引到她的面前，向她彬彬有礼地说，有个亲戚在门外要见见她，请她出去一下。

    她跟着客人出了办公室，说要向领导请个假。客人说，不用了，已经给领导讲过。她茫然地跟着那位客人走出大门，上了大街。在一个转弯的地方，停着一辆崭新的小轿车。

    “有位中央首长要见您，请吧！”那人打开车门，恭敬地请她上车。

    “首长？！”龚志如被这突如其来的优遇弄迷糊了。她茫然不知所措，惊异地望着她的客人。当她还没有听到客人对她作进一步解释时，一个念头突然掠过她的脑际：“难道是……”突然而来的狂喜驱走了她脸上的疑云。她不由自主地向车门走去。

    “是的，上车吧！”那人好像看出了她的心思，和蔼地扶她上车，关好了车门。

    汽车开动了。接着是飞速地疾驰在马路上。窗帘挡得严严的。东拐西转，使她摸不清是向哪里去。她心里“突突”地跳起来。“难道真的是他，是他吗？”

    凭她的经验判断，汽车大概是开到霞飞路一带。司机按了按喇叭。车子在一个院落里停下。她下车了，心里交织着兴奋、希望和一点惊疑。

    当她望到周总理和邓大姐从门里走出来迎她时，她被激动的心情弄得有点发呆了。她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多少年的心愿实现了，反而使她感到窘迫起来。

    “志如姐。”周总理像是看出了她的紧张，主动和邓颖超同志一块上来搀扶她，并用轻松和幽默的语气说，“你怎么比从前矮啦！”

    这句话一下解除了龚志如的紧张，使她变得轻松自如了。

    除了在场的三个人，无人理解这句话的含意。甚至当龚志如以后向亲属谈到这句话时，仍然使晚辈们无法理解。

    原来龚志如比周总理大三个月。童年时代，当他们在一块读书时，曾经比过高矮。当时龚志如比大鸾弟长得高。40年过去了。当他们第一次重逢时，身材魁梧的“鸾弟”以这样一句风趣的话，把他们的关系带回到童年的友谊中去。龚志如的紧张情绪完全消除了。

    “总理好，邓大姐好……”龚志如想谢绝他们的搀扶，但没有办到。

    “我们这是家庭聚会，你还叫我七弟；她比你小，叫弟妹……”总理说着和邓颖超一起扶着她进了客厅。

    总理首先问到姨外婆和表舅龚荫荪，问到他们晚年的遭遇和表弟龚仁甫的情况。

    话题引到了童年。他们无拘无束地谈着童年的往事。总理侃侃而谈，津津有味，时而站起来用手势比画着过去的情景，时而爽朗地放声大笑。他们像孩子一样，沉浸在童年生活的回忆里。

    “老实说，那时候我最讨厌我们周家。在万家我也拘束得很。只有在你们龚家，我才感到自由，愉快。”总理略顿了一下，认真地说：“就童年所受教育而论，表舅可算是我政治上的启蒙老师；我们的周先生算是我文化上的启蒙老师。”

    在谈到听蒋妈妈讲故事，向她学种瓜种菜的往事时，总理说：“蒋妈妈待我很好。我从她身上学到不少知识。我怀念她。”

    他们一直谈到天晚。

    晚饭是在一张小桌上吃的。只有四碟小菜，其中一个炒蛋是为客人加的，完全是家常便饭。

    饭后，总理又问到龚志如的工作，问到幼儿园孩子们的生活和教育。他几乎不放弃每一个机会去了解各方面的情况，来帮助他决定国家大事，幼儿教育也不放过。他称赞幼儿教育工作者的劳动，鼓励龚志如为之献身。

    谈到孩子，龚志如不无惋惜地对邓颖超说：“美中不足的是，你们没有一个孩子……”

    “谁说没有？”总理自豪地反驳说，“我们有十个！”他看了看邓颖超。

    邓颖超说：“是的！”

    “十个？”龚志如不解地问。

    “是的，十个，全由我们负担和照顾。他们的父母为革命牺牲了，我们就担当起父母的责任。他们都在健康地成长。”

    龚志如懂了。她顿时感到心里翻腾起来：是呵！为什么一定要是自己亲生的儿女呢？她觉得自己也有着很多的儿女，她应当好好地照顾他们健康成长。

    邓颖超身体不好，向龚志如致歉后，先去休息了。总理陪龚志如继续谈天。服务员送来了水果。

    “你知道我的经历吗？”龚志如觉得这是自己倾诉衷肠的最好机会，她有意识地提到这个问题。

    总理显然是不愿触动她精神上的创伤，所以一直没有提到她的过去；既然她主动提出来了，又不好故意回避，只好含糊回答说不太清楚。那语气，是不要求她多说的。

    龚志如这时是无法控制自己的。几十年的心事，向谁倾诉呀！如今，面对着自己童年时代的好友、表弟，当今的国家总理，再不说，闷到何时呀！她定了定神，以严峻的语气从他们40年前分手的时候讲起。她的话是这样开始的：

    “你从奉天给我的来信，给我很大鼓舞。我听从了你的召唤，我要走向光明。我哭呀，闹呀，不吃饭呀，要到大城市去念书。母亲没办法，把我送到南京外婆家。我跳出了家庭的樊笼。然而，然而，我没有走进一个新的天地，我走进的，是……是又一个更大的樊笼……”

    她哽咽了，泪珠沿着眼角的皱纹落下。她顿了一下，接着是一个长篇的倾诉：从上教会学校到信教，从独身主义者到被骗结婚、到寡居，从高等华人的养女到为饭碗而挣扎，从贫困到失业……痛苦伴着仇恨，泪水和着忏悔。有时，她像孩子般地失声而哭了。

    在她整个哭诉个人身世的过程中，周总理默默地谛听着，不时用简短的插话安慰她：“那是旧社会呀！”“也怪我以后没再帮助你呀！”尽管他是一位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眼见过比龚志如遭遇更曲折、下场更悲惨的同一代人，他仍然不能保持心情的平静。坐在他的对面，向他控诉旧社会罪恶的，不仅仅是他童年时代的表姐和同学，而是一个阶层、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的缩影。他感到当时正在进行的、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是多么必要。应该尽可能帮助大量的这类人澄清模糊思想，划清敌我界限，站稳立场，加入到革命队伍的行列中来。要满腔热情地帮助他们进步。他认真地谛听着，思索着，而表情上却像一个宽厚的长辈待一个受了委屈的小孩那样，慢悠悠地削好一只苹果，放在她的面前，说：“不要太激动！吃吧！”

    “我走错了路。”龚志如揩干了眼泪，用这结论性的五个字结束了这一段谈话。

    “现在不是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道路吗？很好嘛！”总理看她情绪平定以后，鼓励她说，人没有生而知之的。当一个人认识到自己过去的错误时，他已经在进步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龚志如吃了一块苹果。这时，她感到如释重负，多年来积压在心头的话，向自己最希望见到的人倾吐出来了。她不想放过这个机会，竭力搜索着有什么要紧的话要说。忽然，她想到一件事，说：“总理，我有一件事不够忠诚老实……”

    “什么？”总理突然一惊，但很快就镇定下来，“什么事呀，说说看。”

    “我隐瞒了年龄——6岁，现在怎么改呢？过去证书都这样填的！”

    总理站起来哈哈大笑，笑得那么爽朗，那么友好，说：“那是旧社会嘛，为了吃饭嘛！改过来不就行啦！”

    龚志如感到轻松了。空气变得活跃起来。忽然，她叫着周总理的别名说：“翔——宇。你现在可以自由地在宇宙飞翔了！飞机来，飞机去；中国，外国……多好呀！你没有辜负我父亲对你的希望……”

    总理没有立即答话。他充分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7亿人口的国家总理，和一个基督教徒，一个幼儿园保育员之间，在对“自由”的理解上，有多大的差距啊！怎么说好呢？他当然不能给她引恩格斯的语录，不能上政治课，那样会使她感到这个明显的差距而惭愧。他笑了笑，说：“‘自由’吗？可不是那么回事。我到外国去，是代表国家哪，一举一动有人照相，一言一语有人录音，不能出一点差错……我看，论‘自由’嘛，还是你比我‘自由’！”

    龚志如感到自己的话“走了边儿”，虽然总理是那样笑容可掬，丝毫没有奚落她、责备她的意思。

    “我得好好学习呢！”志如说。

    “我们都得学习，不学习就要落后。”总理说。

    夜深了。虽然总理是习惯于通宵工作的，但他考虑到龚志如明早还要上班，主动提出要她回去休息，并答应以后有机会再来看她。

    汽车把龚志如送到她家附近。陪伴的人员送她到大门口。

    这天夜里，她怎样也睡不着。这次意外的会见，引起她无尽的思索。她忽然想到，奇怪的是，总理没有和她谈有关宗教的问题，自己也忘记问了。不过，这也没什么要紧，又何必再问呢？生活回答了一切。平生的历史，像过电影一样，一幕幕在脑际闪过。有痛苦，有悔恨，有忧伤，有欢乐……最后，在美好的遐想中进入梦乡。

    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七点钟了。她急忙起来。在收拾床铺的时候，一本珍藏多年、近来在床头被遗忘了的《圣经》袖珍本，从床上落了下来。她顺手拈起来，漫不经心地一扯两半，扔进字纸篓里，仿佛说：“再会吧，天国的上帝！”

    （《周恩来与故乡》编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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