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是一场大规模政治运动，就当时而言，举国震动。不过，运动波及的人群，主要是城里人。作为当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只有住在上海、天津这样的大都市边上的，才有点影响。所谓的影响，就是很多乡下人听说城里人闹事，跟日本人有关，莫名恐慌，担心日本人下毒，跟义和团时的担心很相似。他们实在弄不清楚巴黎和会是怎么回事，山东又怎么啦，他们知道的，就是突然之间，一向没有好感的日本人，不知怎的开始发坏了。所以，见着日本人或者他们认为像日本人的人，就上前盘问，说不清楚，就一顿胖揍。
城里人则没有被搅动的少，如此大规模的运动，天天折腾，宣传，示威，想置身事外都难。从资料上看，多数的市民都很积极，包括积极地看热闹，从学生演讲、游行到抵制日货，再到把不肯抵制的商人抓起来戴高帽子游街，都出来看。不仅看，而且十分有警惕性地仔细查访，防备日本人下毒，但凡见着长得像日本人，而且带瓶子上街的，无论是打酱油还是买药，都一律抓住送局子，或者干脆就一顿老拳。
花界，也就是今天说的娼妓业。花界中人，也是市民，而且是市民中很有曝光度的一群。晚清以降，花界对于政治向来热心。革命党在妓院谈革命，保皇党也在妓院里讲保皇。成立了国会，八大胡同的常客，人称来自“两院一堂”：国会的参众两院，以及京师大学堂。花界花魁的评选，晚清时节是状元、榜眼、探花，民国则是总统、总理、部长。连时装裙裤，都印着国旗。因此，在五四这种热闹的时候，自然不会置身其外。北京的花界，官僚气太重，好像很少听说有运动的消息。而上海就不一样了。上海罢市，花界积极参与，大小妓院一律关门停业除牌，连在妓院做杂役的人，俗称“乌龟”之辈，都动了起来，“九成同义会且向各妓院散发‘国事危急，学生被捕，商业停顿，挽救学生，本会同业，公同停业，不达目的，甘坐待毙，大众开市，方始做业’一种传单”。等级高的妓女校书和长三，一向乐于出头露面，还组织“青楼救国团”，走上街去跟学生一起撒传单，为游行的人们供应茶水。名妓鉴冰，专门设了一个学生饮茶休息所，“门前张一大纸，书‘青岛问题发生，各界一致罢歇，学生为国热忱，不过稍尽绵力，妓界泣告’”。据说，“各妓院门前，多贴有长八九寸、宽二寸之小传单，楷书‘君亦中华民国之国民乎’。见者多触目惊心”。是激励嫖客爱国，还是借以自我表白？也许两者都有。上海西福致里的妓女妙莲，不仅捐了50元给国民大会，而且发出一份《敬告花界同胞书》。全文如下：
我们中国到了将亡未亡的时候了。现在所以未亡，全仗一点国民的志气。自外交失败的信息传来，首先由爱国的学生，发起惩警卖国奴，抵制日本货。没有几日，全国各界万众一心，下至小工车夫，亦不肯与日人工作。可见人心不死，正是我国一线生机。惟我青楼一无举动。我本我的良心，想出几条办法，劝告我全国花界同胞，各本良心，尽我国民应尽之天职。后并附八条：一，请花界同胞哀恳各界，一致救护被捕爱国学生。一，请花界同胞，将波兰、朝鲜亡国苦处，择要印在局票后面。一，请花界同胞劝人文明抵制，不可稍有暴烈行为。一，请花界同胞普劝我商家，国货万万不可涨价。一，请花界同胞量力捐助国民大会，及学生联合会经费……
据报道，上海的花界，跟学生和商人一样，也组织了救国团，即名“青楼救国团”，发起者为名妓鉴冰、笑意、金书玉、妙莲等人，这些人都是校书级别的名妓，多次上过花界花魁榜的。这个救国团，曾一日发出传单两千张。其中一份花界的传单，是这样写的：“我们花界，斯业虽贱，爱国则一。愿我同胞，抱定宗旨，坚持到底。国贼弗除，学生不放，誓死不休。第一要紧，切勿暴动。如遇日人，佯作不见，倘伊寻事，逆来顺受，莫堕奸计，至要至要。特此奉告。青楼救国团泣告。”不愧是青楼女子，爱国也带着可爱的柔性，跟印度的甘地类似，非暴力抵抗，即使日本人前来寻衅，也要逆来顺受，远离暴力。
据美国学者贺萧的研究，五四时期的上海妓女，一共停业两次，5月4日之后，5月9日国耻日停业一天，然后在6月上旬，又跟上海市民一起三罢，直到6月中才结束。
“林黛玉、笑意、鉴冰、花娟娟、洪第、金第等数十名妓，结合不忘国耻会，各于枇杷门下，高标‘五月九日停止格宴’等字样。”林黛玉是当时上海名妓四大金刚之首，名气很大，可见声势不小。连跟上海接壤的海门地方的妓女，受到影响，也开会议决停业，发了一个古色古香的文言文写的宣言，并创作爱国歌，提倡国货歌，讨卖国贼歌，“分头拍唱”。这些歌曲、宣言和那些传单、文告，到底是妓女们自创，还是有人代庖，不得而知，但估计多半是这些妓女恩客的手笔。这些恩客里，绝对不乏下笔生花的文人墨客，那年月，上海的文人跟花界属于共生体，休戚与共，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此前的辰光，产生了那么多蝴蝶鸳鸯文字，繁荣了文坛，现在代劳写点爱国的文告，自是义不容辞。据当时的报人包天笑讲，彼时即使良家妇女，也习惯由“床头捉刀人”代笔，投稿作品，虽然名字是香艳的女性，其实都是男人的文字。男人替女人说话，以女人的口吻说话，到底是男人的意思，还是女人的意思？不好说。但是，至少可以说，有人代笔不等于妓女们的爱国行为，都是被动的。也就是说，代笔很可能是出自妓女的主动要求。因为，妓女们不仅有文字，还有行动。据当报纸记载，有名妓着人开着汽车，在大马路和四马路一带兜风，车上插着白旗，上书：“警告同胞，切勿暴动。”这种跟学生学来的动作，表现在妓女们身上，别有一番意趣，可以看出她们对于运动的积极性，以及对运动失控的担心。当时的上海滩，汽车还是个新鲜玩意，开汽车兜风，绝对是个很拉风的事。把这种事加上爱国两个字，真是又时髦，又刺激。在运动中，妓女们不仅参加三罢，而且对于跟三罢相关的抵制日货运动，她们也很积极，“互相劝告，此后购用国货，以免权利外溢”。显然，这对于便宜的日本化妆品要求甚多的若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损失还是相当大的。而且，据记载，一直到五四以后，还有名妓坚持不接待日本客人。时人感慨道：现在的官吏不如妓女，“‘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余今于‘商女’二字，欲易作‘官吏’矣”。反过来说，妓女这样的爱国行为，之所以被人拿出来宣传，也不乏借机贬损官员的意思。
虽然说，由于清代特殊的官场嫖妓限制，清末不存在如明末那种名妓文化，花界基本不存在琴棋书画俱佳者，如柳如是、李香君这样有思想的人物，更是不可能存在。晚清一些所谓的妓女作品，实际上是出自海上文人之手。因此，像上面那种《敬告花界同胞书》之类的东西，尽管是白话文，但口吻和境界，都很政治，太男人了，活像是国民大会或者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在给妓女们派活儿。所以，这种产品，最大的可能也是男人的手笔。同时，鉴于在晚清到民国的历次爱国运动以及政治事件中，强调卑贱者的参与热情，已经成了一种宣传策略，不仅妓女，乞丐和小偷也会拿来做文章，说他们如何热情如果奋发，云云。不仅正面的运动如此，连洪宪帝制运动，不是也有花元春、小阿凤领头的妓女请愿团吗？当然，在护国讨袁中，人们则喜欢吹捧那个替蔡锷打掩护的小凤仙，从而实现两边微妙的平衡。这样的事情，在本质上，都属于拉妓女来搞政治。所以，我们看到的五四运动的花界参与，尤其是那些热情洋溢的文字，多半有人造的成分，应该属于运动宣传造势的一部分、动员的一部分。告诉人们，连妓女都爱国了，你们动还是不动？只是，被拉的妓女，在运动中如火如荼的三罢中，的确也有主动的成分，由被拉动，到自己动，她们有这个自觉。就算是被利用，她们心甘情愿。贺萧的研究告诉我们，据上海著名小报《晶报》报道，在1919年，有名妓因为不读书，不熟悉“爱国”、“同胞”等新名词，竟至门庭冷落。
退一万步讲，妓女之所以有这样做的动力，也有其内在的原因。上海是个趋时的城市，近代上海的妓女，除了最下等的之外，一般来说属于中国最为趋时的女人群体，不仅时装的变化，首先在她们身上体现，女性最早坐四轮马车，坐汽车，照相，上报刊封面，都是她们首开风气。因此，即便没有发自内心的爱国热情，当爱国成为趋时的内容的时候，她们也是不会落后的。
记得有句一度很时髦的话，战争让女人走开。但是，政治却不会让女人走开，也走不开，无论宫廷谋划，还是密室阴谋，甚至大街上的抗争，都有女人的身影。连义和团这样因为“神术”禁忌而高度歧视妇女的运动，也有所谓红灯照这样的传说，更有黄连圣母这样出身低贱的女人，作为抵御洋人法术的法宝出来。五四是一场学生发起的政治抗议运动，但运动的深入，则很快演变成一场市民运动。到了这个地步，运动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一种时髦。无论何等人，赶不上这个时髦，就有点掉价，在上海这样一个讲究时髦的城市，尤其如此。自义和团运动失败以来，中国的民众抗议运动，几乎都有市民的色彩，因市民的参与，才使得运动具有力量，但是，因市民的参与，也让运动具有更复杂更世俗的色彩。有时候，这种色彩，会让一场原本很严肃的政治运动，变得有几分滑稽。
民国以后，由于官场禁嫖的禁令没有了，官场中人，应酬饮宴，都离不开妓女，而中国官场的政治交易，又必然在这种场合进行。反过来，自打晚清起，革命党人筹划革命，也经常在妓院里进行。因此，这个特殊的女性群体的身影，就越来越多地参入政治当中。像五四这样看起来很高洁的爱国运动，也没有人会因为她们的参与，感到有什么不妥，反而因为有她们作为反衬，对那些学生心目中的卖国官僚，形成一种巨大的讽刺。实际上，中国传统的文人，相当乐意鼓励妓女爱国，或者说揄扬妓女爱国，自《桃花扇》以来，这种歌颂俨然一种文人传统，从颂扬柳如是、李香君的气节，到歌颂赛金花的献身救民，即使妓女并非真的这样，文人也要制造出来。此风到了民国，一点没有衰减的意思，我们在人们对小凤仙的赞扬中，已经看到了这样的余风。当然，受到赞扬的妓女，也没辜负这份盛意，她们的参与，也起到了让运动持续发展的某种添加剂的作用，让似乎很悲愤激昂的街头政治，平添了一点令人兴奋的桃色。
洋人下毒的魔咒
在义和团运动之后，中国所有有民众参与的政治运动，从抵制美货、收回路矿权，到保路运动、辛亥革命，等等，组织者都很自觉地把自己跟义和团划道线，对外强调自己不是闹义和团，不是拳匪，即使有反抗列强的内容，也是文明排外。这条线，就是“文明”。义和团运动之后，“文明”，成了中国知识界的一道不可逾越的禁忌。五四运动，当然更是这样，运动的参加者，无论学生还是商人市民，都非常自觉地把自己的行为，放在“文明”的藩篱之内，有意识地约束自己的行为，争取给外国人留下好的印象，即使动武，也有意克制在自己人的范围之内，对深恶痛绝的日本人，也有意不去招惹。
但是，五四运动从本质上讲，是一场民族主义运动，其发生的背景，跟义和团一样，有着民族危机的因素，至少是参加者意中的危机。对于义和团运动来说，山东直隶一带的民教冲突，以及由德国蛮横占据青岛和强修胶济铁路，的确对这场运动的下层参与者，有直接的刺激。而毁掉了维新变法的朝廷上层，不仅要面对自甲午以来的边疆危机，而且还要面对列强因停止变法的不满和压力。上层的压力，跟下层的感觉，其实有共同之处。同样，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在学生和关心时局的部分市民看来，也是一种国家危亡的前兆，而这种认识，在部分社会上层人士，包括部分军阀和政府内部亲英美派人士也有程度不同的共鸣。
因此，五四运动虽然看起来很文明，不仅不直接对所要反抗的日本人采取行动，最有力的武器，无非是抵制日货，甚至连日货这个名称也隐晦起来，改为“仇货”，或者“某货”，同时在推行运动之时，力求征得西方列强的同情，以自己所谓的文明行为争取同情，尽量不开罪西方人。甚至在上海的英美公共租界的巡警镇压游行，开枪打死打伤多名游行民众时，也没有因此而掀起一场针对英美的抗议运动，反而自动在租界偃旗息鼓。但是，一个自反洋教骚动到义和团运动以来的魔咒，在号称文明理性的五四运动中，还是出现了，这就是所谓的洋人下毒的谣传。
在人类历史上，外人下毒，一向是跟排外风潮相伴而生的一种谣传，每当一个地区发生瘟疫或者其它灾难的时候，排外总是一个地区居民缓解焦虑的一种选择，而外来人下毒，则是排外行为的最好解释，它提供了人们疯狂排外暴行的合法性依据。在欧美历史上，这样的事情，也屡见不鲜。被怀疑下毒的人，依次为犹太人、吉卜赛人和中国人，或者其它东方民族的人，越是跟自己文化差异比较大的外来人，被怀疑下毒的可能性就越大。反过来，在中国近代的排外风潮中，西方人则成了当然的“下毒者”，在太平天国覆灭到义和团运动兴起的这30多年里，在众多的打教风波中，洋人下毒，成了一个永恒的主题，只要有瘟疫发生，谣言就会自动生出来。1892年，在广东揭阳流传的一份打教揭帖，专说洋人下毒，说是洋人会在“饼馃糕糖”里下毒，然后给孩子吃，会在东西里下毒，送给人拿了就中毒，会在钱上下毒，会在笔里下毒。后来发展到有瘟疫发生，大家怀疑洋人下毒，没有瘟疫，大家也认为洋人会下毒。总之，只要存在冲突和紧张，洋人下毒，是人们谈虎色变的一个永恒话题。义和团运动中，并没有伴随大规模的瘟疫疾病，但在许多义和团的揭帖中，都附有所谓的解毒药方，说是中了洋人下的毒之后，按方抓药，可以无事，比较典型的有“乌梅七个，杜仲五钱，毛草五钱”，或者“吉豆一碗，乌梅七个，大王麦七个，花生十个，白菜疙瘩七个，红糖一两”。有意思的是，前一个所谓解毒药方，在2005年的非典危机中，也出现并流行过。
五四期间洋人下毒的谣传，由于普遍的仇日情绪，理所当然单一地集中在日本人头上。从目前的史料看，恰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大都市上海，这样的谣传最多。据英美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的报告，自上海开展声援北京学生的三罢运动以来，有关日本人下毒的谣言就满天飞。尽管工部局警务处经过仔细的调查，发现所有的下毒事件都子虚乌有，但谣言却没有止息的意思。一些中文报纸，也“每天不断地刊登一些假想中的防毒案件，致使中国居民信以为真”。后来，工部局警务处采取了强制措施，迫使中文报纸撤掉这些报道，并不断发布工部局的辟谣公告，租界内的谣传才在逐渐平息。但事实上，谣言完全的平息，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即使租界内没人敢传谣了，但华界还在传。华界政府也出告示辟谣，强调这种谣言，“全系奸人捏造”，“捕风捉影，全属无稽”。但一点作用都没有。后来，连上海的周边地区，都在传，害得不明里就的人，神经过敏，平白生出很多事来。事实上，只有在运动本身平息了，谣言才会逐渐销声匿迹。
最吓人的谣传，是传说日本人在公共自来水里下毒，而且听说在法租界南阳桥附近，已经当场拿获了一个“置毒药于水筒之日人一名”，因此，华界的每个自来水水筒边，都已经加派“岗警防范”，云云。又有传说，日本人在旅馆的茶壶里下毒，被当场抓获。还传日本人拿瓶毒水，倾入居民区的井中。此后所有的饮水井，都加上了盖子。总之是风声鹤唳，一夕数惊。当年反洋教和义和团运动期间，有关洋人下毒的谣传，口传之外，主要通过揭帖流布，五四时期则有传单性的街头小报。当时上海有份小报《救亡雪耻报》，这个小报上就有关于日本人下毒的“亲眼所见”：
啊！中国人的生命！那里有公道！那里有王法！
最近城内外流传着关于某外国人在食物中下毒的消息，当我第一次听到时我想那是不可能有这样的行为的，只不过是谣言而已。然而后来我不仅听见这些事实，并且亲眼看见这些事实。
昨天上午当我走入城里侯家浜时，我看见一个小孩从小贩那儿买了一块糕来吃，这孩子觉得不对，便把吃过糕的一块从口里吐出来，立刻嘴唇上起了一个泡。当我在北海路，万年楼茶店时，我看见一人送蜜饯给小孩吃，旁一老人看了便制止说，吃这东西，而将此物投入水中溶解，这时水便沸腾起来。他要抓住这人，但被其逃掉了。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决不是谣言。
这样的小报谣传，跟此前反洋教和义和团运动期间洋人下毒的同类揭帖，非常相似。都强调“亲眼所见”，前面提到的1892年传洋人下毒广东揭帖，结尾处也强调，这些事“盖系海丰秀才在南阳教书目见”。而义和团期间一份玉皇大帝下凡传谕灭洋的揭帖，也强调是“亲眼所见”，而且赌咒发誓，说是如果假造，“五雷将劈了我”。显然，这样的强调，无非是借以“亲见”强调揭帖的真实。
其实不用赌咒发誓，强调亲眼所见，“证据”自己就会冒出来。谣言满天飞，类似的“事证”，突然之间就满街都是了，自动出来证实这些谣言，不是空穴来风。首先，日本和朝鲜人的行为，在国人眼里，开始变得可疑起来，怎么看怎么有鬼。但凡见着有拿粉状药包，甚至牙粉，以及上药店买药、手拿药水的日本人，都会被人怀疑为下毒之人，弄不好，会被多疑的居民扭送警察局。有两个日本人上街买药，带着两瓶药水在街上走，忽然之间后面就跟了一大群中国人，而且越跟越多，大家哄传，这两人是前来下毒的。最后警察出面保护，总算没有出事。不仅粉状和水状的东西可以是毒药，连铜圆，也可能被人怀疑为带毒，如果有人碰巧把一枚铜圆掉到水缸里，即便这个人穿着打扮不像日本人，也会被视为乔装的日本人下毒。
“打酱油”是现在人特别的调侃性的网络名词，但早在五四时期，在洋人下毒的语境下，外国人打酱油则有了麻烦。有一次，一位高丽人到酱园打酱油，就遭遇了这样的麻烦，因为市民将他当成了日本人，非说他是借打酱油之机，在酱园的酱油缸里下毒，高丽人走掉了，但酱园老板吃了亏，最后他不得不把酱缸里所有的酱油都倒掉，众人才罢手。两个日本人，买了两瓶酱油，“因瓶上稍染污秽，在华法交界自来水龙头上洗濯”，有了更大的麻烦，众人非逼得租界的安南巡捕把他和酱油送到捕房验证确是酱油，才算了事。据目前掌握的资料看，上海是民众对日本人下毒过度敏感的地区。但不意味着其它地区就没有这样的谣言和相应的恐慌，北京游行请愿的学生，也曾担怀疑过一个日本记者下毒，将之扭送警局。
中国人和日本人朝鲜人，往往不那么容易识别，疑心一起，见到有人拿药瓶，尤其是带西洋字码的药瓶，民众就会生疑。一次一个西药房派人送药到某工厂，结果路人以为是送日本人支使前来下毒，逮着就一顿好打，结果受伤送了医院。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只因带着两个药瓶在街上走，也被民众怀疑是受人指使下毒，将孩子扭送往警察局。下毒谣传，已经引起了相当广泛的群体性恐慌。这种时候，如果恰好有人因天气炎热而群体性中暑或者食物中毒，大家想都不用想，就会把账算到日本人身上。恐慌，因为有了“切实的”证据，而愈演愈烈。
跟群体性恐慌相伴而生的是暴力。尽管五四运动的发动者强调文明抗议，摒弃暴力，但在“下毒”威胁下的民众，处在恐慌之中，针对日本人的暴力事件，事实上很难控制，这一点，在上海，表现得相当明显，而上海恰是下毒谣传最为流行的地方。日本人在街上行走，不断出现遭遇袭击或者群众围观的事件，一个日本人骑脚踏车在虹口西华德路上行走，被一群小孩发现，“大呼‘东洋人’来了”，吓得他急避疾走，跌倒在地。上海罢市第四天，有两个日本人迷路，也差点被居民群殴，急往岗亭求助警察，方才得免。然而，去乡下的日本人，就没这么幸运，一个名叫片冈恒雄的日本人，乘一辆黄包车在沪西郊外，被乡人发现，误以为他是来下毒的，结果遭数百人群殴，以致重伤。如果有中国人这种时候穿日本和服出行，挨揍是肯定免不了的。
可是，误会也是难免的。被乡下人误为日本人来下毒的中国人挨揍的事，时有所闻，连上海驻军的现役军官，一个营副，也在城郊龙华附近被误为下毒之人而遭痛殴，惊动了上海护军使卢永祥。最严重的一个事件，是官拜淞沪护军使咨议官、陆军少将的官成鲲，居然也在行走城郊时，被乡民误会成前来下毒的日本人，而正赶上这位少将又言语不通，估计态度又不好，结果误会更深，一顿暴打之后，竟然殒命。
需要一提的是，在这种恐慌气氛中，整体上在运动中比较克制的日本侨民，也有人意欲斥诸暴力，对付中国人。公共租界警务处的报告说，在1919年5月27日，发现两个日本学生佩戴手枪，说是要“打中国人”。这种来自日本人的反弹，无疑加剧了空气的紧张与恐慌。
一场新式民族主义的运动，一场组织和参加者都在刻意避免不文明的运动，在一个类似巫术的下毒魔咒上，却出现了旧式种族排外运动的影子，从谣言的制造、流行、对运动动员的作用，都跟五四运动所要刻意避免的“盲目排外”的反洋教和义和团运动，有着非常相似的品相。从本质上讲，它们是完全一样的东西，都具有煽动民众情绪、加热运动气氛的动员作用。海外五四研究的大家周策纵认为，“尽管这场运动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印迹，但它本质上并非一场排外运动”，而且五四运动“在相当程度上是一场西化运动”。甚至还说，五四的反日运动，不是针对日本人或一般的日本思想，“而是针对野心勃勃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周先生看来，五四的反日过激情绪，仅仅是支流而已。显然，周策纵先生对五四运动过于理想化了，没有看到这个运动弥散之后的底层反应，事实上很难说运动的参加者所敌视的日本人，仅限于“军国主义分子”。尽管五四时的情景，跟义和团不一样，知识界对于文明和西方世界的认同，今非昔比，自戊戌以来，日本也一直是作为中国知识界学习西方文明的榜样存在的，但是，我们看到，这场文明的抗争，却依然将自己想当然的最不文明的巫术伎俩，安在了他们的头上。事实上，五四运动尽管表现了对西方的亲和，甚至在遭遇租界当局武力镇压的时候，仍然保持了这种亲和，但并不意味着运动就没有排外的意思，只是运动的参加者将排外的对象，限制在了日本一国，日本一国之民而已。后来的历史证明，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一旦起来，这种限制往往是不可靠的。一场文明的民族主义运动，只要需要表达对列强的抗议，只要动员波及了社会的下层，对抗议对象的敌视，很容易转换成最古老的巫术魔咒。因为只有这种魔咒，才会真正激起下层社会的恐慌和敌意。若要广泛动员，就需要敌意，有了敌意，恐慌也就难免。在运动热潮中，尽管主导运动方向的学生和商人中，不乏明智者，但却很少有人会站出来辟谣，往往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有意无意，推波助澜。在日本人坏这个大前提下，运动的参加者，即便是有知识的大学生，其实对这种古老的巫术谣言，也没有多大的抵御能力。有知识的学生，在某个具体的下毒的事件中，也许有判断能力，但往往无法否认整体上日本人坏、日本人想要害死中国人的这个大命题，因此，洋人下毒的这个古老的魔咒，就这样在一场说起来很文明很西化的抗议运动中，流行开来。
从义和团到五四，中国人在列强压迫下的危机忧虑始终存在，虽然，五四运动发动和主导者对于缓解危机的方式，跟义和团的农民，有根本的不同，但运动一旦波及了下层社会，这种不同，也就看不出来分别了。反过来，下层社会特有的动员方式，特别是这种方式奇强的动员效果，也感染着运动的上层，使得那么多受过西式教育的学生和报界人士，对这种荒诞不经的谣传，采取默认的态度，有的人甚至不惜推波助澜。在“动”起来的群众面前，即便有头脑清醒的人，大概也很难会站出来给群众“泼冷水”，处在群体性运动的人，运动起来的时候，运动，往往就意味着一切。从这个意义上讲，义和团和五四运动之间，并没有一条可以截然分开的鸿沟。
租界里的镇压事件
我曾经讲过，在整个的五四运动中，发生学生游行示威，以及开展三罢运动的各个城市，基本上没有出现军警镇压的场面。即使学生采用强制手段没收日货，拘禁卖货人，押人游街，警察的干预也是温和的。没有军警开枪的记录，少数几例被军警刺刀伤到的事件，到底是学生自己找上去碰的，还是军警主动的还不清楚。在五四期间，总体上是军警怕学生，不是相反。就连皖系军人控制的省份，比如湖南和安徽，也没有发生镇压行为。一向名声不好的安徽督军倪嗣冲和湖南督军张敬尧，都表现出了相当的克制。同时，尽管运动是反日的，但由于学生的有意克制，除了福州之外，也基本上没有发生跟日本人的冲突。反过来，也可以说是在华众多的日本人，由于日本政府的限制，也表现出了克制。
一般来说，五四运动，是得到了西方人好评的。从国际形势而言，中国人在五四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反日情绪，以及对段祺瑞政府亲日政策的批判，是应该受到西方人欢迎的。因为，毕竟在一次大战期间，日本趁欧战之机，在华的势力扩张，是西方不乐见到的。因此，无论西方的舆论，还是在华的西方人，尤其是英美人，对五四运动，大多抱有善意。反过来，参加五四运动学生和商民，也是把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视为盟友的。从运动伊始，就在竭力争取他们的支持。
然而，奇怪的是，五四运动期间，发生的唯一一次因警察镇压而导致的流血事件，造成游行的中国人1死9伤的惨案，却偏偏发生在上海的公共租界，英美人的租界里。行凶者，是租界工部局的英国警察。
1919年6月12日夜，就在北京政府罢免曹、章、陆的第二天，上海三罢的学生和商民宣布在这天开市，庆祝斗争的胜利。一支游行队伍，从法租界进入公共租界的山东路附近，遭到工部局巡捕房的巡警阻止。据工部局警务处总巡麦高云对上海英国总领事的报告，英国巡官洛克，跟游行队伍的领头人，用英语做了交涉，要求队伍退出租界。但游行的群众不肯，于是巡警开始强行驱散游行，双方发生冲突。据报告讲，巡警受到了袭击，但袭击巡警的东西，“桌子、竹竿、拍门板、石头、煤油炉”，“全部从阳台上及窗口投掷下来”。但是巡警们却“笔直地朝着‘暴徒’开了三枪”，也就是对着游行队伍开了枪。大街上倒下了10个人，1死9伤，至少有3人伤势很重。在冲突中，还有人被逮捕，但警方没有说明逮捕了多少人。
后来，在法庭上，验尸官证明，死者头部中弹，子弹从左侧太阳穴穿过右侧太阳穴。显然，这样的射击不是随意的。而督察长T.I.万亨的证词，则说是他用马枪对游行人群开了3枪，而巡官洛克用手枪开了7枪。另外一个巡官劳伯逊的证词则说，洛克是第一个开枪者，但他不知他打了几发。
中国人办的《新闻报》报道此事，说是巡捕阻止游行，但游行队伍“拥挤不退”，“即开枪轰击”。报道详细开列了受伤者的姓名、年龄、住址和籍贯。英文的《大陆报》报道比较详细，说是巡捕的马队向示威游行队伍冲击，凡4次，激怒了街上的市民，大量杂物从上面扔下来，有一些砸到了巡捕。然后总捕头就下令向示威者开枪。现场目击者说有2个人中弹死亡，但只找到1具尸体。开枪后，大批巡捕和租界里的万国商团，带着至少两挺机关枪赶到现场。
就以上披露的不完整，而且严重缺乏被害者一方的信息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进入公共租界的学生和市民游行队伍，仅仅是为了庆祝罢免曹、章、陆的胜利，没有丝毫危及租界的意思，甚至对租界当局没有一丝的敌意。但是，却遭到了租界巡警的粗暴阻止，马队冲击，就常识而言，这种冲击，对游行者是构成伤害的。尽管此前租界当局曾几次三番下令禁止在租界游行，但在整个上海包括租界的华人都在欢庆的时候，如此刻板地执行禁令，说明租界当局根本没把华人当人看。显然，这种对游行队伍粗暴的冲击，引起了人们的不满，由此导致的反抗，其实主要来自街上两边的居民，所有扔下来的杂物，即使按巡警自己的说法，也是自上而下，来自楼上阳台和窗口。这种反抗，对于巡警的伤害其实相当有限，但巡警却开了枪，居然是冲着密集的游行人群开枪。开了多少枪，其实巡警自己也说不清楚。死伤的人没有来自楼上扔东西的，而都在街上。更可怕的是，前来增援的巡警，还带来了机关枪。如果增援者来了之后，游行队伍还没散，十有八九死的人会更多。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都是一次毫无道理的、非常恶劣的、非常野蛮的镇压事件，一场租界警察针对毫无敌意、手无寸铁的人群施行的杀戮，一个足以载入史册的惨案。这个事件，其实跟五年后的五卅惨案很类似。从某种意义上说，比五卅惨案还没有道理，毕竟，五卅运动时的游行示威人群，的确是冲着租界去抗议的，表现出了强烈的敌意。可是，1919年6月12日租界巡警的枪口所面对的，只是一些兴高采烈欢庆的人群，像是一些过节时参加集会欢乐的人群。唯一的差距，五卅死的人比较多，但六一二事件的性质却恶劣得多。
但是，奇怪的是，这个事件并没有被当成一桩惨案载入史册。即使在当时，在场的人们也只是散发了一些传单，表示抗议，然后就悄无声息。除了《新闻报》以外，多数中文报刊都没有报道，更没有渲染。在上海的外文报刊，倒是都做了报道，只是屁股大多坐在了租界当局一边。唯有《大陆报》相对中立，路透社驻南部中国的经理还认为，《大陆报》表达了对开枪事件的不满。比起稍晚些时候的福州事件，显得相当蹊跷，福州事件仅仅是因为查抄日货，学生被日侨打伤了几个，就闹得全国沸腾，北京政府接连对日强硬交涉，全国学生和市民一致抗议，使得原来都有点冷的运动，又掀起了一波新的高潮。看来，五四运动的组织者们，的确是太有“统战”意识，也太在意西方的支持了。尽管人们知道，在巴黎和会上，不仅英国和法国人对中国的要求不屑一顾，就连会前高调宣称支持弱小国家的美国，也跳了票。当时的中国人对待英美的态度，简直跟后来的五卅惨案时的态度，有着天壤之别。尽管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往往把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视为具有关联性的事件。
没错，当时在华的西方人，尤其是在北方的西方人，普遍对学生运动抱有好感，多数西文报刊都发表文章，对运动表示赞赏。连美国公使芮恩施也对运动表示同情，他在回忆录甚至说，五四运动是个“将要创造历史的运动”。对美国总统威尔逊没有在巴黎和会上支持中国，感到遗憾。他还特意指示驻上海的总领事，劝告那里的美国侨民，“既不要鼓励也不要反对这个运动，因为它是中国人的事情”。一位当时驻中国的美国记者，甚至认为，芮恩施是一位中国学生运动的间接鼓励者，他的辞职，也跟美国政府对中国的“背叛”有关。
但是，上海的租界是个特别的地方。到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西方人在上海的租界里，已经存在了60余年。尽管上海的崛起，主要是靠了华人的努力，但是，作为中国最大的开放口岸，其兴盛的契机，却是因为洋人的进入。况且，在太平天国造反期间，上海由于有租界和西方军队的存在，不仅成了东南部中国富人的庇护所，而且直接和间接地为中国政府抵御太平天国的进攻，提供了一个基地。所以，在上海的西方人，尤其是久居租界的西方人，是中国最傲慢的洋人，具有特别浓烈的殖民主义气息。这些人自称为“上海人”，他们不关心租界以外的事情，根本不屑于说中国话，“他们从来不在这些租界的边界之外走动，甚至不去日本和香港度一年一度的假期”。他们很蔑视地看去北京的西方人。但是对上海也不屑一顾，他们看来，“上海话纯粹是一种方言，其他地方的中国人都听不懂”。一个在上海的外国记者发现，在上海，一个西方人，拥有绝对的优越地位，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会被允许对中国人让路的。在那个时候，尽管在租界的华人缴纳了绝大部分的税款，但租界工部局的华董却没有几个。在租界黄埔公园，还竖着类似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按一个美国记者的记忆，牌子应该是这样的：上面写着禁止携带家犬进入，下面写着：“中国人，除前来工作的苦力外，不许入内(NoChinese，exceptingworkcoolies，areadmitted.)。”即使满口英文的高等华人，在租界里，一样没有什么地位。就连巡警，华人巡警比印度甚至马来的巡警地位还要低。法租界比公共租界似乎还好一点，至少在对中国人的歧视上，要轻得多。
所以，在这样一个殖民主义气味极浓的租界里，一个多年来故步自封的洋人生活圈中，尽管北京的美国公使对五四运动有同情，也指示上海的总领事告知美国的侨民，要保持中立。但在公共租界的美国人，却本能地和英国人，甚至和法租界的法国人保持一致，一致地对中国的运动，以及在运动中的热情，表示了某种轻蔑的疑虑。他们总怀疑这些上大街大喊大叫的中国人，有可能是义和团再生。惨案发生之后，老资格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的报道，就在刻意渲染在场的中国人如何喊打，多少人高喊“杀死洋人”，并且说在现场找到了一把屠刀，暗示游行的人有暴力的企图。至于工部局，则非常坚决地阻止租界的学生和市民的一切活动，比倾向皖系的护军使卢永祥还要积极。自打运动一起来，他们就严令学生和市民，在租界里游行集会，演讲宣传，一发现就镇压驱赶殴打和逮捕，哪怕游行集会的人，仅仅是些小学生。1919年6月9日，在公共租界南京路和江西路的交界处，租界巡警就驱赶一群游行的小学生，“西捕一排”，“手杖强柄乱敲乱打”，还打伤了几个小学生。上海学联，以及在租界的学校的学生，多次对租界当局提出抗议，但租界当局均置若罔闻。但凡学联和市民团体在租界有活动，场所就被查封。基督教女青年会给工部局致信，几乎都是在苦苦哀求了，信是这样说的：
我们为工部局实施高压措施，来禁止我们学生用正当手段以唤起我国人民抗议政府的错误措施，以及在巴黎和会中争取中国应有的地位，而感到苦恼。正如你所知道，学生不仅自己采取和平的手段，而且也劝别人采取和平的手段，采取这个手段后我们获得了惊人的成绩。我们知道在任何的爱国游行中都不可避免要发生一些个别人的骚乱事件。但是我们恳求你容许我们的人民，若是不准许他们自己来散布正确的消息，则还有谁能来挽救我们的国家呢？我们请求你与我们运动的领袖互相合作，允许我们开会，并允许在租界内进行和平的宣传。
可是，这样的哀求，根本一点用都没有。租界当局的这种丝毫不通情理的态度，不只是出于他们一贯的傲慢。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在上海的西方人，跟他们在北方的同胞所处的环境不一样。由于上海是西方人的天堂和乐园，所以，最先来中国的西方人，首先选择的是上海。俄国十月革命后，失去政权的白俄，也陆续大批地涌进上海，而非他们公使所在的北京。这些失势又失国的白俄，有钱的人过得还行，没钱的，即使昔日的将军和贵族，也未免沉沦下潦，女人甚至沦为妓女。起初的时候，上海的西方人为了挽救白人的脸面，还发起救济，后来，来的人越来越多，救不胜救，只好听之任之了。这些白俄，无论穷人还是富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仇恨布尔什维克。由于白俄的故事，在上海的西方人对布尔什维克感到特别恐慌，也特别的警惕。在6月12日惨案发生前夕的6月10日，《字林西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就叫“上海在无法无天中”，叫嚷要对学生采取行动，认为“有些人对于学生运动，引用了较为粗暴的字眼——布尔什维主义，那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知道，新文化运动无论在五四之前还是中间，虽然有零星无政府主义的影子，但关于马列主义或者布尔什维克主义，基本上没有多少份额，满打满算，只有屈指可数的几篇文章和译文而已。写这些文章和译文的人，无论是李大钊还是陈溥贤，其实在这个阶段，都还能说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更不用说是布尔什维克。至于后来中共创党第一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则根本不知道马克思主义是怎么回事，他连无政府主义者都不是。可是，自打运动起来，总是有人担心其中的过激主义危害。对于北京政府和各地军阀来说，过激主义还相当笼统，也不甚了了，甚至把一切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东西，都视为过激主义，或者布尔什维克主义。但是，对于上海租界当局而言，他们对过激主义的担心则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担忧布尔什维克主义。他们发现《沪报》的一个据说有左翼倾向的记者，跟学联的人说了话，就怀疑有“布尔什维克活动”。听说广东、安徽、直隶、天津和北京发现了来自上海的“布尔什维克书籍”，就大起恐慌。对上海的国民党也提高了警觉，认为他们有责任。而且说是在学生中，已经发现了传播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宣传。同时加紧搜查过激书刊，抄查了位于租界福州路的大东书局，和广东路的东方书局。他们发现，查抄出来的书刊，无非是些宣传无政府主义，或者拥护社会主义的，其中有一些是北京大学跟北京和天津学联的刊物。但是，书还是被没收，书店被罚款，有个批发商还被判了6个月的刑。显然，被五四的学生视为盟友的西方人在中国租界的同胞，对于中国人的这场民族主义的爱国运动，不仅高度敌视，而且神经过敏。
不过，从后面的历史来看，租界这些傲慢的“上海人”的神经过敏，还是有点道理的。也许是长期殖民地的经历，给了他们某种直觉。五四这样的民族主义，如果注入了列宁主义的养料，事就闹大了。5年后，这些“上海人”就因此饱尝了苦头。旧的殖民主义世界，也就此开始崩解。
两个人日记里的五四
在做历史的人看来，日记虽然属于第一手材料，但却是不大好的材料。因为记日记的人，往往喜欢在日记里做假，对于很多人来说，日记，尤其是记述得比较详细的日记，在奋笔疾书的当时，就存了心，日后给别人看，如果这个人恰巧是个知名人士，这种可能性就更大。不过，就算是当初就存了心，料到自己的日记日后会出版，因而刻意表演的，作者对经过的事件，在叙述上兴许会刻意隐瞒或者颠倒黑白，但日记毕竟会表达出来作者当时的某种意图，至少这种意图，应该是真实的。具体对于某一件大事，日记里说还是不说，说多少，怎么说，也肯定代表了当时作者对这件事的看法。而且，往往不经意间，也会流露出他的真实想法或者意图。毕竟，写日记不是在作案，非得花大心思掩盖痕迹。所以，只要研究者有心找，还是能找到些真东西的。
不用说，五四运动是件大事，尽管在运动的后期，商人和工人也参加进来，但大体上，人们还是习惯性认为，这个运动跟学生和知识界关系更密切，而跟军人，则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如果一个军人和一个留学美国学文学的留学生比，大家肯定多半会认为后者对五四运动会更关心些，很可能更热心，如果不是积极参与的话，至少也不会反对。而前者，正相反。即使不反对运动，运动也应该不会在他生活中留下什么痕迹。但是，我手边有两本已经出版的日记，一个是在哈佛留学的吴宓的，一个是陕西军人胡景翼的，读完之后，得出的印象，跟人们原先的预想，完全相反。
在中国，吴宓算是个很有知名度的学人，提到清华国学研究院，提到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赵元任，这四位教授的教授，总能联想到他。五四运动当口，他还没那么大的名气，正在在哈佛读书，专业是英美文学。传统上，留学生尤其是学文科的学生，对于国内局势都相当关心，而且往往对国内政府不满。日本威逼中国签订二十一条的时候，这些学子就曾很是群情激奋过一次。此番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与五四抗争，动静更大，国际关注的程度更高，留学生激动程度当然也更高。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吴宓这个几乎每天记日记的人，竟然对这场运动只字未提。显然，这里没有消息不通的问题，当时的美国报纸，对五四运动有报道，而且的第二年跟五四相关的山东问题之交涉事件，吴宓的日记在同一时段就有反映。此前此后，关于新文化运动，诸如白话文学、写实主义、易卜生主义、《新青年》、《新潮》，乃至胡适、陈独秀，他在日记里都多有提及，可是，五四的政治抗议运动，如火如荼，从火烧赵家楼到商民罢市，工人罢工，最后政府妥协，在他的日记里，居然一点影子都没有。
当然，如果仔细搜的话，五四运动在吴宓的日记里还是有点蛛丝马迹的，至少在三个地方，吴宓还是影影绰绰地表达了他的一点看法。一是在1919年9月7日，在一篇洋洋洒洒5000余字的日记中，借批评男女同校，女子参政，他写道：
处中国危亡一发之际，自以强固统一之中央政府为首要，虽以共和为名，亦切宜整饬纪纲，杜绝纷扰。
另一次是在1920年的3月28日，借议论清华的一次小学潮，发挥说：
今学生风潮盛起，持久不散，逾越范围，上下撑拒攻击，到处鸡犬不宁，不日必来外人之干涉，以外人为中国之君主。中国之人，尚不憬悟，清华之失，尚其小者。
同年4月19日，更进一步近乎绝望地议论道：
中国经此一番热闹，一线生计已绝。举凡政权之统一，人心之团结，社会之安宁，礼教之纲维，富强制企致，国粹之发扬，愈益无望。
这番“热闹”指什么，结合上下文，以及当时的情景，应该是就是指五四，不用说，吴宓对作为政治抗议的五四运动，很不满意，很有微词，但是碍于中西几乎一致的对运动的肯定，又不便直接露骨地发声唱反调，即便在日记里，也是如此——日记终要给人看的。
吴宓对五四运动的不以为然，跟他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有关。我前面讲到他的日记多次提及新文化运动，但每次说及，没有别的，就是一个骂字，说新文学是“乱国文学”、“土匪文学”，说白话文学是“倒行逆施，贻毒召乱”，说“白话文学”、“易卜生”、“解放”是“牛鬼蛇神”、“粪秽疮痂”。骂得拽文，骂得刻毒，上纲上线，无所不用其极，大有恨这些新文化人不死的感觉。当然，我相信，吴宓的恨，并非出于个人恩怨，他的确是真心诚意这样想的。在他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很可怕的，可怕到不仅国将不国，而且家将不家，具体地说是危及他和他的小家庭，因为这个运动“邪说流传”，“‘解放’‘独立’‘自由恋爱’诸说盛行，必至人伦破灭，礼义廉耻均为湮丧”，自己的家也就完了。想到这里，吴宓甚至悲观地要自杀——“则宓虽欲求一家之安宁、父子之慈孝、伉俪之亲爱，亦不可得。呜呼，前途黑暗如彼，今日劳愁如此，吾生何乐？诚不如自戕其生，则数分钟内，一切苦难，均冥然不知。清静之极，快乐之极！”而且，据他自己说，他很长一段时间里，脑袋里总是有这种可怕的念头。
从表面上看，吴宓的对五四的看法，跟国内一帮儿看到女子剪发、男女同校，便痛心疾首要死要活的冬烘的国粹派老朽，没有什么区别。其过敏程度，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毕竟，我们还没有听说，国内有哪个遗老遗少因为新文化运动而想到过自杀的，他们一般都是想法让别人自杀。而吴宓辈的牢骚，毕竟跟卫道士有所不同。他当时生活在美国，而且是在美国的大学里，一个思想和生活都比较前卫的地方。大约是在美国校园里见了太多的男女自由恋爱，未婚同居，下课携手钻树丛，赴“桑园之约”的景象，社会上也有在中国人看来，太多离婚通奸、寻妓作乐之事，但年少力壮的吴宓，却什么都不敢做，畏惧去做。若干年中，吴宓“不得与女人相见，虽欲一睹惊鸿之过影，一聆呖呖之莺声”，“亦势所不能”。因此日思夜想，未免“气愤愁惨伤怀”。实际上，可怜的吴宓是有点感到性压抑了，外界的刺激越大，他的压抑就越重。由压抑转为愤怒，转为反感，转为保守，进而上升为“主张”，激愤的骂街，也就来了。聊以欣慰的是，他同时却发现，美国也有相当多的知识界人士，对此现象很是反感，视为病毒，于是，他的这种气愤愁惨伤怀，多少变得有点正当了，可以理直气壮。反过来发现国内的新文化运动、伦理批判、个性解放的现状，跟他所反感的美国现实一样。因此，在他看来，所谓新文化的新，其实是学了西方坏的东西，等于把垃圾引进来。
胡景翼是个粗通文化的武人，曾任陕西督军陈树藩的团长，后来参与组织有国民党色彩的靖国军，跟督军对着干，直皖战后，归属直系，为直系偏师的一个师长。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跟冯玉祥合作倒戈，成立国民军，为第二军军长，也算是一个民国知名的军阀。五四运动前夕，他主掌陕西靖国军，在陕西跟皖系的陈树藩对峙，后来被诱骗入狱，被软禁在西安。
按加拿大学者陈志让的说法，北洋时期的军阀，在文化观上，多属于保守阵营，胡景翼虽然去过日本，跟国民党走得很近，但也不例外。在政治上，他反对皖系，尤其痛恨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但他攻击徐树铮，却抓住一点，所谓徐的不孝，说是徐母死了，是因为徐树铮的不孝所致，还崇拜关公，推崇清儒李二曲、傅青主。只是，这个传统主义者，对时事却颇为关心，在五四政治运动爆发之前，他不仅知道蔡元培其人，看过蔡的《石头记索隐》，而且还知道陈独秀，“然对陈独秀辈之说，亦不觉为是，而觉其放诞甚也”。在胡景翼眼里，陈独秀不过是个口吐狂言、放浪形骸的名士。显然，在五四政治运动爆发之前，他对于这位新文化运动的健将，相当不以为然。
然而，虽然他对我们后人所说的五四运动总司令陈独秀不以为然，但五四运动本身，却在胡景翼日记中，留下了很多痕迹。由于北京政府的封锁，也由于陕西偏僻，直到1919年的5月29日，胡才从《益世报》上看到运动的消息，知道了北京的学潮、上海的响应、蔡元培的辞职。由于不明巴黎和会上的真实情况，按外交失败则责备交涉者的惯例，他认为首席代表外交总长陆徵祥“可斩也”，“否则外交亦无进步，而人以为卖国为常事矣”。同时，他又相当明白地指出，外交的失败，根子在段祺瑞身上，“老段等逞于私忿，意气用事，遂不惜饮鸩止渴，倒行逆拖，滥借外债，自残同胞，以至国家成如此现象，令人生忿”。此时，他对于五四运动，基本上还是抄报纸，没有多少自己的评论。
随着运动的发展，到6月中旬，政府被迫让步，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被免职，内阁总理钱能训随之下台，他明显感到高兴，说：
此举或顺天意也，书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曹等数人，人怨极矣，天岂有不愿者乎？
但是唯对钱能训下台感到有些惋惜，觉得此人还不错，下台是被只知道“依靠日人，借款买枪，招兵发财”的武人派排挤掉的。此时，胡已经站在了学生一边，而天视民视的说法，跟吴佩孚的五四通电，很是相似。自打这时候起，原来跟直系没有多少关系的胡景翼，对吴佩孚一天天钦服起来，到直皖战争爆发之际，虽然双方孰胜孰负还没有定局，但在胡景翼眼中，吴佩孚已经是关岳一般的人物了。而到了6月28日，当胡听人说此次运动大有成效，不仅英、美、法都乐意帮助中国，而且日本“亦欲让步”，胡兴奋之极，说学生比宋时的太学生还要厉害，“予喜予国民气尚未尽死，公理尚在人心，国或不亡，而是非尚在”。进一步，忽然感觉他也是学生了，他的爱国事业不孤单了，居然在日记中三呼：“中华民国万岁”，“学生万岁”，“予之事业万岁”！
有意思的是，胡景翼还发现了这场运动跟陕西人的关系。陕西学生屈武上京，到总统府请愿，“屈武以头撞徐世昌之足，再撞其柱。政府诸人惧，又感其诚，遂得许多完满结果。”因此他非常佩服屈武，觉得陕西有人。关于这次请愿，屈武也有回忆，不过，没有说他以头撞徐世昌的脚，也没有碰柱子，而是以头碰地，“血流如注”，近似于现在人很不屑的下跪磕头请愿之举。
耐人寻味的是，运动过后，胡景翼开始看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连看了很多天，一直到把书看完，感觉“其中无予不能解者”。自负之中，带有了某种认同。显然，政治的意向，已经悄然影响到了他们的文化观念。
在那个时代的一批杰出的学人中，不仅有热心学理输入的西化派，也有文化保守主义者，同样留学欧美，却往往同途而异归。爱写日记，爱发牢骚的吴宓，暴露他的想法，其他人嘴上不说，心里有数。吴宓在日记中多次提及陈寅恪，说他们在美国的交往，如何投缘。对他们来说，五四新文化，即使不是洪水猛兽，也不是他们喜欢的东西。至于脑后一直留着辫子的王国维先生，不仅对张勋复辟表示同情，而且对于社会运动，更是感到十分恐惧。他们的学术成就是一回事，但文化态度是又一回事。基于文化态度和立场，他们不可能对五四这样的运动抱有好感。相对而言，胡景翼是个军阀，但政治上却亲近民族主义，因而对五四爱国青年天然抱有好感。对皖系的不满，固然有利益之争的成分，但未尝没有对段祺瑞争取日本援助而出卖主权的不满。其中，吴佩孚、冯玉祥和胡景翼以及南方军阀赵恒惕等人，还是相当具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在平时，他们的军队纪律就比较好，而且没有多少劣迹。因此，他们对五四运动的呼应，不仅仅是出于派系之争而争取舆论，也有基于正义的互相感染和相互支持。
其实，吴宓、陈寅恪这样的人，未必会对皖系政府有什么好感，但出于文化观上的对五四新青年的不喜，连带着对反政府的行为，也有了反感。反过来，吴佩孚、胡景翼这样的军人，其思想基础，肯定是传统的，但在民族主义方面，却很容易跟五四青年走到一起，尤其是在跟皖系发生利益的激烈冲突之际，对“卖国政府”的义愤，很容易使两种性质的民族主义，在爱国的旗帜下汇成一条洪流。
三个卖国贼
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是五四运动中众口一词的卖国贼。五四当时编的小册子《青岛潮》，甚至说火烧赵家楼时，学生冲进曹汝霖家，发现“曹氏之客厅正中，悬一日皇御像”。不仅学生这样看，市民这样看，连政府内部的相当一部分人士，包括一些有实力的军阀也这样看。直系军阀自不必说，吴佩孚等骂曹、章、陆骂得比学生还厉害，连皖系干将张敬尧，在运动期间，也打电报要求罢免这三人。安福俱乐部控制的国会，也接二连三提出弹劾曹汝霖、章宗祥的议案，明白说他们是“国贼”。在运动当口上，还有很多人声言要拿住这三人，连同他们的家人一并杀掉。连撂地摊说相声的都编了相声《揣骨相》，指桑骂槐地骂他们，“没骨头，金钱搂足，以外人为护符”。说他们属于“大贼骨头”，卖国求荣，明知挨骂装聋子，是“现代秦桧”。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这样从知识界到底层百姓高度一致，甚至国共两党高度一致，万人唾骂的人物，大概除了袁世凯，只有汪伪政权的三剑客，汪精卫、陈公博和周佛海。
的确，他们三人是北京政府中的亲日派。不仅在皖系当家时如此，此前很长时间，都是如此。日本大隈内阁倒台，寺内上台之际，日本方面曾经特意表明要曹汝霖担任特使访问日本，重商两国关系。北京政府随即通知驻日公使章宗祥，准备派曹汝霖以赠勋为名，出使日本。但是，此议遭到国会方面的激烈反对，国会为此，几乎要炸了窝。最后，北京政府取消原议，改派老资格的官僚熊希龄前去，但为日本方面所拒绝。按西原龟三的说法，日本方面的公开提议中还有徐世昌的名字，但实际上日本方面的真实想法，曹汝霖才是最为合适的人选。而当时急于跟中国改善关系的日本寺内内阁，居然为了一个曹汝霖，如此羞辱中国政府，可见日本方面对曹的看重。当然，国会和舆论对曹任特使之事群起而攻之，也是因为他的亲日之名。据台湾学者吴相湘考证，其实还在清末时光，日本当局已经开始刻意交接受到重用的曹汝霖，日本使馆不时宴请，“从此惹人注目，亲日之名遍于京朝”。所以，在晚清，就有报人攻击他是朝鲜的朝奸李完用。到了民国，他们的亲日名声，还越出了国境，在西方世界也有人知道。曾经担任美国驻华公使的芮恩施，在见过了来访的陆宗舆之后，说他是一个身材瘦弱、“态度和蔼、思想敏锐并且喜欢玩弄手段的人”。芮恩施对曹、章、陆三人了如指掌，并评价说：“这三个人的联合，一般称之为‘三钻石’。”显然，这样的“三钻石”，并不是美国人喜欢的组合。所以，这位美国公使对曹汝霖的评价就更糟，在他看来，“曹汝霖为人玩世不恭，重视实利，尖刻敏锐”，“他自己是日本人在华政策的最顺从的工具”。他甚至认为曹对中国的共和政体缺乏起码的忠诚。
曹、章、陆三人，都是19世纪末比较早的留日学生。在中国的留学史上，留日学生的数量最多，多到跟去英美的学生完全不成比例的地步。但绝大多数留日的学生，都是学速成的。日本人出于挣钱的目的，专为“清国留学生”办了许多速成学校，一年就了事，学到什么，只有天知道。多数人连语言关都没过，反正当时的日文跟中文相差不大，学了几个新名词，回国就可以唬人了。能进正规的专门学校的，大约3%或4％，进大学读本科的，不足1％。曹、章、陆三人，都是日本名牌大学的本科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见机得早，赶上了好时候。曹汝霖先进早稻田，然后转到东京私立法学院，1903年按照专门学校令升格为东京法学院大学，1905年改名为中央大学。而章宗祥的经历简单一点，是明治大学的毕业生。跟曹汝霖一样，章宗祥回国后参加特别为留学生准备的“科举考试”，被赐予进士头衔，曹汝霖名次还非常高，排名榜眼。陆宗舆也不差，在日本政治家摇篮的早稻田大学毕业，不过回国的留学生考试却没考好，只得了举人头衔。曹、章、陆三人，由于去得早，日本政府有优待政策，入大学无需考试，而且由于人数很少，“清国留学生”很稀罕，自然很得优待。据曹汝霖说，他来日本最初两年，留日学生文武都算上，也不过56人。
他们三人，作为留学生而言，其实命运很是不错，留学赶上优待，不像后来没有赶上点的留日学生，人数众多，鱼龙混杂，考学艰难，在日本上一个专科，都难上加难。而且生活上饱受日本人的歧视，早期的优待全无。更幸运的是，这三人毕业就赶上了清廷的新政，朝廷缺人之时、用人之际，回来就进入刚组建的以西方为模本的政府机关，春风得意，很快就身居要职，到清朝覆灭时，曹汝霖已经升任外务部左侍郎，变成部领导了。不像第一批留美幼童，无论学成与否，回国来只能到海军当兵，从最基层做起，一步步往上爬。也不像后来的留学生，人数太多，朝廷里已经没有多少位置了，只好往学校挤。他们三人还有一个共同特点是，都在清廷新政时期，被当时的强人袁世凯延揽到自己的夹带中，跟袁世凯和北洋系结下了很深的关系。同时，作为留学生，他们都是当时政府中开明、年轻而干练的能臣，曹汝霖曾经受命到宫里，给西太后和光绪皇帝讲过宪法，充任过一回高层政治学习的讲师。也曾参与过中日间岛问题的交涉，部分地为中国挽回了权利。而章宗祥则参与了新政时期中国法律改革，对于新刑法和商法的改革，颇有贡献。特别的，是他在京师巡警厅负责时，曾经负责审理刺杀摄政王的汪精卫，汪精卫犯了这么大的事得以不死，章宗祥是出了很大力气的。陆宗舆则被徐世昌收入帐下，担任过东三省盐税总办，一个很肥的肥缺，他将东三省的盐务，办得风生水起。陆宗舆还随同徐世昌出国考察，深受信任。
在中国人的留学史上，有这样一种现象，凡是在所在国混得比较好的，留学成绩突出者，对所在国的印象一般都比较好，反之，则怨言要多一些，甚至会满腔怨恨。留学日本，自然也不例外。后来人说，留学英美者多为学者、银行家、政治家，留学日本者，多为革命者，其中不乏激烈的反日者。其实也不尽然，留学经历比较顺利的人，比如曹、章、陆，以及周作人和张资平等作家学者，以及一干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就比较亲日。留学日本者反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去日本的人实在太多，其中不乏不良之辈，在人家那里没干好事。平江不肖生的小说《留东外史》，尽管是小说，有很大的夸张成分，但留日学生的胡来，的确也是事实。人去得多，而且不良分子多，在那边自然就得不到好脸，回来愤而反日，也是可以理解的。可以说，对于学业有成者而言，那种关于留学生的传闻，对于那些学有成就者，留美者亲美，留英者亲英，留德者亲德，留学日本亲日，其实大抵不差。但是，的确如曹汝霖所说，亲，不等于媚，亲日不等于媚日，留学他国者亦如此。
曹汝霖等人的亲日，或者说对日本抱有好感，还跟他在日本的经历有关。很多没混好的留学生，作为一个来自弱国他乡之客，如果成绩再不行，行为不检点，在所在国遭遇歧视和白眼在所难免，因而对所在国自然不会有好感。但曹汝霖他们不一样，在学校里，由于成绩不差，没受什么歧视，而曹又有幸住在日本著名的哲学家中江兆民的家里，受到哲学家遗孀的照顾，自然感到相当惬意。这个中江兆民，有著作《一年有半》译成中文，在中国很有名。在中江家住的时候，曹跟中江兆民的儿子中江丑吉结成很好的朋友。这个中江丑吉，就是后来火烧赵家楼时，死命护着章宗祥的那个日本人，但他不是我们的大陆一些五四参见者所说的“帝国主义分子”，而是个主张对华友好的亲华人士，研读过《资本论》，倾向马克思主义，酷爱中国文化。他还跟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片山潜关系不错，一向主张反对日本对华侵略，还属于日本的左翼人士。
没错，这三人的确在段祺瑞政府的亲日政策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曹汝霖自不必说，他不仅因为在段祺瑞讨伐张勋复辟时，为段张罗来了非常关键的来自日本方面的款项，否则讨逆军很难发动，而且还是日本特使西原龟三和段祺瑞之间至关重要的中间人。在段祺瑞推行亲日政策的这段时间里，曹汝霖不仅担任交通总长而且兼任财政总长，把北京政府最有钱的两个部都拿下，势头压倒老交通系，一向号称财神的梁士诒都在曹面前矮了三分。因此，曹在段祺瑞的皖系集团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只是这个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跟日本的关系，依赖于西原借款。
章宗祥作为这一时期的驻日公使，不仅参与西原借款，而且若干为人大为诟病的中日秘密协定，大都出自他之手。涉足最浅的是陆宗舆，也是西原龟三来华最初的接洽人之一，尽管在西原借款筹划期间，在双方签订备忘录的时候，西原不无讥讽地回忆道，“陆宗舆害怕将来被诽谤为卖国贼，在战战兢兢中署了名。”但是，他还是担任了借款的产物中日合办的汇业银行的董事长。三个经手借款的人，都说此番借款，他们没有拿回扣。章宗祥甚至说正因为此项借款没有回扣，他才勉强介入的。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三个中方的经手人和日本方面的西原龟三一样，大体上是干净的。比起此前的经手借款的盛宣怀和梁士诒，他们三个，个人品性的确要好一点。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五四运动，这三人成了卖国贼，由此追溯到二十一条的签订时，曹汝霖是外交次长，陆宗舆是驻日公使，所以都有了责任。陶菊隐先生在书写这段历史的时候，直斥当时身为中国外交次长的曹汝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代理人”，说他在公府的会议上，“得意忘形地暴露出，他事先就得知日本将提出‘二十一条’”，把袁世凯都气坏了。但在历史档案上，这种事是没有的。曹汝霖也好，陆宗舆也好，没有证据表明他们跟日本的二十一条的阴谋，有什么关系，或者说在推动中国政府签订条约，起过什么作用。陆宗舆为了缓解中国的压力，在日本还是做了不少情报工作。有资料说，他在和日本外务省交涉过程中，曾经把一只手枪放在办公室的抽屉里，晚上则放在卧室，扬言若日本方面再行逼迫，就饮弹自杀。这种行为，无论是吓唬人也好，做给国人看的也好，但毕竟跟卖国扯不上干系。
现在看来，段政府的亲日政策，尤其是借外债打内战，对中国和中国老百姓来说，都是一场灾难，而中日间有关胶济路的换文，还直接给了巴黎和会上英美一个羞辱中国的借口，直接促成了五四运动。作为具体的操作者，这三位政府中的亲日派官员，当然负有责任。但是，他们的行为，是否构成了卖国之罪？如果是的话，我们是否可以从法律上追究他们的叛国之罪？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自晚清以来，直接跟西方打交道的人，一般都难逃脱卖国的恶谥。处在第一线办交涉，妥协就等于卖国，但不妥协，又无路可走，只要你经手操作，这种两难境地，概莫能外。连曾国藩这种在朝中声望如此高的人，也会因办理天津教案的中法交涉，而背上骂名，在羞惭中死去。在近代史上，被骂得最多者，莫过于李鸿章，“李二先生是汉奸”，几乎成为那个时代朝野的共识。李鸿章最大卖国之举，莫过于签订马关条约，但是，李鸿章不去签，别人也得去，别人去签，肯定不见得比他签要好一些。纵观李鸿章在马关的所作所为，事实上很难找出他有意出卖国家的任何一点蛛丝马迹来。弱国无外交，在丛林时代，弱肉强食，是个基本的国际惯例。弱国的对外交涉，能够利用国际法和国际的势力平衡，为自己国家多少挽回一点权益，让损失小一点，已经是不错的了。应该说，从技术上讲，曹、章、陆所做的中日交涉，甚至包括引入西原借款，都无非是袭承晚清外交官们一贯的做法，尽可能在字面上抠来抠去，以求减少损失，尽可能用协议和条文，对强暴的对手加以某种约束。但是，他们也许没有想到，段政府武力统一和亲日政策的结合，在大前提上，就已经大错而特错了，在错误的前提下，沿着错误的政策做的任何事情，都只能是错的。
据曹汝霖家的仆人后来回忆说，五四那天，在学生刚来的时候，其实北京的警察总监吴炳湘也在曹家，看见学生气势汹汹，吴炳湘说要加派警察。曹汝霖却说：“几个小孩子，就让他们闹一闹吧，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如果属实，说明曹汝霖对待学生还比较客气。但是，家被烧了之后，态度有点变化。多年积累的家产被毁，倒也难怪。五四运动曹汝霖家被毁、章宗祥挨打之后，他们三人都有一个表态。曹汝霖是提交了一份辞呈，通篇充满抱怨之辞，从家产被毁到自家的外交业绩，尤其念念不忘主持借款，未收一分钱回扣之事，被后人讥为“‘表功’多于‘自责’，尤注重于经手借款，未收回扣，以矜夸其廉洁无私，殊不知国人所指斥者并不在此也”。陆宗舆好一点，除了抱怨有人“借外交问题，以为倾轧之具”之外，倒是没有表功，以身体不好为由，自请辞职。其实他跟曹汝霖一样，把五四学生游行，看做是某些派系对他们的倾轧。曹汝霖在日后的回忆中，几乎点名说他们之所以挨整，就是因为林长民的挑唆。而林长民之所以如此，不过是因为怀疑曹汝霖坏了他做总统秘书长的好事，以及一次跟他借钱，没有痛快地给。只有章宗祥态度最好，火烧赵家楼，他挨了一顿饱打，若不是碰巧前来的中江丑吉拼死挡了一下，后果不堪设想。挨打之后，章宗祥住进了医院，据说很长时间都没有脱离危险，闻听肇事的学生被捕，不仅没有提出控告，反而由其妻子代表章宗祥具呈保释学生。虽然“自知众怒难犯，亦可见其风度”。可见，在“三个卖国贼”中，也有分别，对于段政府的亲日政策，责任最大的曹汝霖，对于五四运动，怨气也最大，直到写回忆录的时候，已经是90岁的皓然一老，依然恨恨不已，而陆宗舆和章宗祥则要低调得多，平和得多。
事后来看，三位不过是资深职业官僚而已，跟亲英美的顾维钧、罗文干、施肇基等人没有多大的区别。只要当政者需要加强跟日本的关系，自然会重用他们，没有别的选择。而他们的政务操作，亲英美的官僚一样，也日趋技术化。在晚清和民国，前有朝中清议，后有媒体开放，作为一个大而弱的国家办理对外交涉的人，委实处境很难。一方面国家受欺凌的处境很难改变，所谓交涉，无非是吃亏大些还是吃亏小些的分别。但是，无论大亏小亏，清议和舆论都不会答应，于是，交涉者就成了众矢之的。而曹、章、陆所亲的日本，恰好在近代扮演了一个令中国人既嫌恶、又艳羡、又很恐惧的角色，中国从日本学的最多，受到伤害也最多。可以说，对日本人，中国人既熟悉，又陌生，既看不起，又有些畏惧。这种局面，自甲午以来，就已经形成了。庚子义和团事件，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占领军中的日本军队，相对来说对中国人比较客气，因而导致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恶感稍减，但进入民国之后，尤其是二十一条签订之后，日本再次成为中国人最讨厌也最畏惧的对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二十一条不废除，日本大举介入中国政局，国人焉得不忧？作为背上打上印记的亲日职业官僚，在此时此境，即使离中日交涉远远的，都未必有好果子吃，更何况他们三人不避瓜田李下之嫌，首当其冲，背上卖国贼的恶谥，实在是逃无可逃。不过，作为职业技术官僚，他们三人大体上还是守本分的。同为官僚中人的张一麐后来说，自曹汝霖因五四运动辞职之后，继任者曾毓隽更加不堪，放手挪用部款，供给小徐，一点规矩都不讲，比曹汝霖还不如。
最后需要一提的是，尽管这三人官瘾不小，但自打五四以后，就从政坛销声匿迹，再也没被重新起用过。抗战时期，这三人虽然都留在沦陷区，但都没有出来担任伪职。其中曹汝霖曾经是日本占领军重点的争取对象，出山的压力相当大，日本方面的土肥原贤二，和北平特务机关长喜多骏一，都亲自前来劝驾。唯有他的日本好友中江丑吉，劝说曹汝霖千万不要出来，保持晚节，曹汝霖也就没有出山。一位跟中江丑吉很熟的日本学者写道：
日华事变发生后当时立即就把其中意味参透了的中江，到天津拜访了曹汝霖。并将事变的性质与前景说与曹，还有如下记录：你作为政治家为了保全晚节，在这个时候无论怎样的劝诱也绝对不要在政治方面的事情上出头，如果是实业界的事，那也就没有办法。曹氏当时泪流满面听从了中江的劝告。日本的军阀及其手下的浪人正焦急想找一个北方派的大人物做傀儡。事实上，曹氏听从了中江的劝告，很久一段时间没有出来。现在他没有被作为汉奸，如果是这样算的话，中江应该算是救了曹氏两次。
曹汝霖不仅没有下海做汉奸，而且在沦陷区的时候，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做了一些好事，帮人挡了好些事。有人被捕，找到他，也能捞出来。的确，因为曹、章、陆没有下海做汉奸，光复以后，他们三人都没有受到国民政府的追究。可见，曹汝霖所说自己亲日而不卖国，不是没有一点根据的。至少，比起那些当时的名声比他们还要好一些的北洋政客，王揖唐和王克敏之辈，要强多了。
在亲日与卖国之间
作为五四运动的靶子，曹汝霖晚年写回忆录，并不讳言他亲日，但他否认自己卖国，这很耐人寻味。五四运动斗争的矛头，最浅的一个层次，是曹、章、陆，再深一点就是徐树铮和安福俱乐部，最后就是段祺瑞。五四游行这天的卖国贼还只是曹、章、陆，很快学生们就口无禁忌，从安福俱乐部一直骂到段祺瑞。这一点，五四游行过后，段祺瑞就很清楚，据曹汝霖后来回忆，火烧赵家楼之后，段祺瑞来安慰他，当即说，这是冲着他来的。
被这么大个运动，被这么多人当靶子打，原因是他们卖国，或者大家认为他们卖国。那么，他们是不是真的像人们说的那样，是中国的石敬瑭、张邦昌，朝鲜的李完用呢？显然，段祺瑞政府之所以为人诟病，90％以上的原因，是因为段本人及其集团的亲日政策。而段政府之所以亲日，关键在于日本的寺内内阁上台以后，改变了前任大隈内阁一味强硬的对华战略，由硬转软的缘故。但在实际上，这个所谓的“软”，也是相当有限的，用寺内对华策略的操盘者西原龟三的话来说，既非“宋襄之仁”，也非“强横蛮干”。所谓的“软”，无非是大把地撒钱，但在这大笔的日元借款背后，却是彻底控制中国金融控制中国政府的远大图谋。在段政府和日本的蜜月时期，我们看到，日本在中国的活动，并没有因段政府的亲日，而有半点减少。日军依然占据着青岛和胶济铁路，在山东的首府济南，日军依旧如往昔一样跋扈，日本在东三省和福建，也照样强势地拥有特权，地位明显有所增强，而且通过段政府，把手“合法”伸到了长江中游。
事实上，在所谓的中日蜜月期间，日本的威胁，不仅没有减弱，反而通过段政府跟日本的一系列密约和换文，得到了“合法”承认，不仅巩固了他们在山东的存在，而且通过胶济铁路的延伸，济顺、徐高两路的借款，把势力扩展至整个中国的腹地。同时，由于参战军的训练和装备，中日间关于应付俄国事变的一系列军事密约，二十一条第五号之日本的军事顾问和采用日本军械的问题，实际上已经落到实处。而这一系列的密约和换文，经手者的确就是五四运动中，为人痛恨的亲日派政客曹、章、陆。
曹、章、陆不是当家人，当家的是徐树铮，是段祺瑞。我们知道，段祺瑞这个人，正如他自己表白的，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过程中，他是坚定的反日派，不肯妥协，甚至不惜一战。但是为什么到了他自己当家做主的时候，居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变得亲日起来了呢？是不是如段祺瑞跟回国请愿的留日学生代表讲的，他认为日本的寺内内阁“颇推诚相与”呢？虽然说，来华操盘寺内对华的“怀柔”政策的西原龟三，的确给段祺瑞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以西原借款为主要内容的日本新政策，真正令段祺瑞动心的，是他可以用源源不断的日本借款，实现武力统一的夙愿。
段祺瑞比起他的主公袁世凯来，无论眼界、魄力、用人和手腕，都要差上一截，但是他的志向，却一点都不比袁世凯小，此公不唯志大才疏，而且志坚才疏，看准，或者说看上的事，无论如何都要做，九头牛都拉不回。袁世凯死于帝制自为，造成了南北分裂。多少年的公论，分裂的中国自然不可能强大，若要中国富强，必须实现统一。因此，对于段祺瑞来说，他的基本政治理想，就是实现中国的重新统一。在袁世凯死后，他之所以如此痛快地同意恢复民元约法，就是觉得非如此才能争得西南方面的妥协，达成统一。然而，他看到，即便恢复了民元约法，统一依然没有希望，南方军阀，并不想听北京的招呼。于是，军人出身的他，开始转向斥诸武力。但是武力统一需要大笔的钱，当时的北京政府，虽说未必真的政令不出都门，但在各省都不向中央政府解款的情况下，其财政收入，仅仅依靠有数的几条铁路的收入和北京市内崇文门关税，再就是支付完庚子赔款和其他借款的关余和盐余。这点钱，事实上连维持中央政府和直属军队的日常开支都不够，除了财政和交通两部，政府的其他部门一律欠薪。发行公债，开始还可以筹到点钱，但到后来总是无法归还本息，最后也就发不动了。尽管如此，段祺瑞武力统一的热望，并不因此而退烧。曹汝霖回忆他在帮助段祺瑞粉碎张勋复辟、接任段政府的财政总长时说：
自蔡松坡起兵倒袁之后，西南情形，大为变动，陆荣廷标榜自治于广西，唐继尧公然反对政府，孙中山先生树护法之旗号。合肥以帝制取消，复辟讨平，不应再借口南北分立，妨害统一。但谋求统一非用武力不可，用武力必须筹备军费。
因此，段祺瑞非常恳切地请他出山，担任财长，而他则由于已经跟西原龟三有了接洽，得知日本方面有意支持段祺瑞统一，所以也就答应了段的请求。章宗祥也证实，西原龟三曾经对他透露过，寺内了解段祺瑞正在策划武力统一，但是在必需的武力和财力方面都还“很不够”，日本乐意在这两个方面帮忙。事实上，在府院之争，段祺瑞被免去总理之后不久，段的心腹谋士徐树铮在给各省督军的密电中，就坦承日本的寺内内阁是支持他们的，尽管一时去职，但仍被视为“政局之中心”，而“我北军权势消长，与日本寺内内阁利害相通”。说明在事实上，段祺瑞是有求于日本。日本的支持，也成为徐树铮用以坚固众督军拥段之心的一种凭借。
武力统一，是令他沉迷的政治海洛因，但事实上也是段祺瑞的自己给自己挖的陷阱。后来的事实证明，段的失败，庞大皖系集团的覆灭，就是因为他们蹈入了这个陷阱。日本方面投其所好，大笔的日元涌进，使得武力统一的军事行动得以展开，即便这滚滚的日元背后有阴谋在，处于迷幻之中的段祺瑞，也难以觉察，即使有所觉察，也会以为，一旦中国实现统一，变得强大之后，剩下的事都可以重议。就当时而言，持这样功利主义态度的政治家不在少数，从康有为到孙中山，都有过出卖领土主权，换得中国改革和强大之资本的设想，段祺瑞如果这样想，事实上也不奇怪。更何况，就当时而言，段祺瑞并没有意识他的亲日，会导致主权的流失。
不过，当时的中国，武力统一是根本行不通的。后袁时代的北洋政府，跟袁世凯时代有根本性的不同，这个所谓的中央政府，即使在依然“听命”的各省军阀那里，也已经是个名义上的中央，作为命根子的北洋团体，到了段祺瑞手上，已经事实上四分五裂，不仅作为旁支的奉系只关心自己的势力扩张，就是嫡系中冯国璋派的势力，比如长江三督，也经常不招呼，随冯国璋起舞，时不时给老段添点堵。可以说，由于利益格局的分化，北洋系直、皖、奉系三大派系的分化已经开始。在袁世凯时代，作为大总统的袁世凯，至少对自己能控制的地方军政长官，还可以加以惩治，虽然这种惩治的权力一直在减弱，但到了段祺瑞时代，漫说一省督军，就是像冯玉祥那样的小小的旅长，即使公然抗命，总理段祺瑞也拿他无可奈何。同时，地方军阀内部的分离倾向也日趋严重，一省督军对于手下师旅长往往很难控制，害得督军往往得兼任一个主力师的师长，否则，就是一个空头大帅，早晚被人家取代。在段祺瑞第二拨对南方用兵的过程中，山东督军张怀芝领兵出征，部下张树元就后院起火，在前方作战的督军，无论怎样都回不了家了，而命令张怀芝出征的段祺瑞，却拿反叛的张树元一点办法都没有，不仅不能主持公道，最后反而只能追认他的篡位合法。这显然对于他的听命者来说，是一种致命的打击。
这样一个四分五裂、各有怀抱的北洋系，实际上是打不了仗的，如果有人乐意打的话，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打。有地盘的，像张怀芝那样傻的很少。就是张怀芝，实际上多半也是因为在省内受部下的挤兑压迫，待不下去了，才出来找门路。剩下的，即便是最忠于段的安徽督军倪嗣冲，也只是将张勋的旧部安武军派出来应景，自己没有出一兵一卒。没有地盘的，倒是相对积极一点，但也无非是为了抢地盘，战况有利，则进，战况不利，则退，甚至呼吁和平。吴佩孚打了胜仗，当湖南的地盘给了别个，马上顿兵不前。之所以没有马上撤退回防，无非是为了向中央政府骗饷，同时利用控制的湘南地区的税收，扩张自己的军队。怀有同样抱负的，还有名义上归奉军副总司令徐树铮指挥的几个奉军师，一旦枪械捞足了，部队扩张了，就立马翻脸，一仗不打，就撤回东北。
根本没有嫡系武力，即使所谓亲信如张敬尧和倪嗣冲都不大给他练活的段祺瑞，居然要凭借着这样一支四分五裂的队伍，对南方用兵，实现统一，不啻痴人说梦。这样的武力统一，除了南北之间无谓的战争，以及这场战争对波及地区的兵燹之灾，毫无意义。无疑，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对于作为战场的湖南，是一场巨大的灾难。湖南人编的《湘灾纪略》说战争造成“死亡枕藉，庐墓为墟，戎马所及，决无完土”。当时的中国的军队，大体未脱清朝旧军队之积习，在自己家乡，还能有所收敛，出省作战，每每胡作非为。入湘北军，张敬尧和张宗昌的部队，纪律尤坏，战时烧杀淫掠，骇人听闻，停战了，依旧扰民。湖南被南北客军来回拉锯，其荼苦无以复加。
其实，到了吴佩孚罢战，跟南方签订密约之际，段祺瑞和徐树铮等人已经对战事之不可恃，有所觉察，编练参战军，训练自己的嫡系武力，就是应对之策。然而，这种在吴佩孚和曹锟看来的卸磨杀驴的举措，反而更加刺激了吴佩孚和曹锟的离心，这边厢参战军未及练成，那边厢曹、吴已经反心陡长了。
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未及半途，就变成了举国痛诋、国际声誉也很差的鸡肋之举，以至于被安福俱乐部捧出来的总统徐世昌上台，也得重开南北和谈。这样糟糕的武力统一，跟日元借款这种卖国行为联系在一起，使得段政府的卖国，更加罪恶昭著，尽管，段祺瑞的初衷，倒真的可能是为了救国，而非卖国。
当然，把段祺瑞、徐树铮以及曹、章、陆，从亲日推到卖国之境的，其实是跟西原借款有关的若干中日密约有关。说是密约，但是那时的中国，没有秘密，这边刚签字，那边风就透出来了，说它们密，委实枉担了虚名。但是，密约这种形式，却陡然增加了中日间存在猫腻的坊间猜想。
有关这时期的中日密约，主要有两个东西，一是有关山东铁路以及延长线济顺和高徐线的若干换文，一是应对俄国事变的若干中日军事协定。关于济顺和高徐路的换文，国内比较晚近的研究，依然认为这是段政府架不住西原借款的诱惑，出卖了连二十一条交涉时都未曾让步的两路敷设权。可见当初，国人对此事的疑虑乃至愤怒有多大。显然，我们仔细审视有关两路的换文，发现并没有出让“敷设权”这回事。首先，两路是由中国政府组织的修路公司，跟日本民间银行签订的协议，由“日本资本家”出面，是得到日本政府确认的。其次，修路的款项，由中国政府发行债劵解决，言下之意，日本银行的借款，是用于购买中国的铁路债劵。其三，换文仅限于借款，没有其他附加条件，更没有就敷设铁路有任何承诺。至少按条文推理，两路的敷设应该跟借款无关。因此，一直研究中日关系，而且对皖系向无好感的王芸生才会得出结论，认为“此项换文在当时言之，比较于中国有利”。
但是，关于山东铁路，也就是胶济路的换文，却另当别论。虽然说，日本已经占了这条路，而且，在二十一条的谈判中，中国方面也承认了既成事实，但这一切都属于被逼无奈，在国际上，尤其是英美方面，对此也是了解的。一般来讲，作为一个无力反抗强权侵夺的弱国，其外交的基本原则，是不能对即成的侵夺予以认可。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说的那样，这种换文，等于是变相肯定了日本对胶济路的控制权，以及日军占领青岛，以及在济南存在的合法性。而换文的文末，用曹汝霖的话来说，还加上属于例行外交辞令的“欣然同意”字样，则给了巴黎和会上英美以否定中国提案的借口。
当然，换文的产生，跟寺内上台以来，出于西原借款的缘故，段政府对日本大有好感有关。章宗祥的签字，并非自作主张，毕竟是来自政府最高层的授意，也跟当时占领日本在山东的态势不无关系。占据青岛、济南和胶济路沿线的，是日本的军队。而人们都知道，日本军部长期跟政府步调并不一致，经常自行其是。尽管寺内内阁决心收敛日本在华的跋扈专横的做法，不再维持上届政府四下点火、给中国政府制造麻烦的策略，但是在华的日本军队，并没有因此而收敛，依旧在山东设置民政机关，征粮收税，实行实际的管理。正如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顾维钧针对英美有关的质问回答的那样，“当时日本在山东之军队既不撤退，又设民政署，置警察，课税则，地方不胜其扰，非常愤闷，政府恐激生事端，故又致有此约”。而此换文的产生，按交涉者章宗祥的意思，是通过双方政府间的协商，定出规则，让日本军队有所收缩，集中在青岛和济南，胶济路则由两国合办的警察维持，从而撤去日本擅自设置的民政机关。显然，我们从换文的字面上看，似乎也挽回了一点权益。比如规定日军从胶济路沿线撤军，胶济路的巡警队，有中国政府组织，聘用日本人，胶济路上的职员，也要聘用中国人。如果真能按换文规定严格执行，比起此前日本军队在山东到处驻扎，胶济路根本不容中国人沾边的状况，肯定要好些。这也是一向为人谨慎的章宗祥能够签这样一个换文的原因。但必须指出，这种所谓权益的挽回，只是在日本强占基础上的挽回。等于是日本人先抢去根本不属于他们的东西，然后吐出一点来，就算让步。可是，就算这样的让步，要中国政府付出的，也是过分的代价。当时的当政诸公，包括章宗祥在内，忘记了二十一条之后的中国情势，这样一签，在大局上是彻底失了分的。
其实，这两个换文，就当时的情势而言，最大的问题是直接触碰了人们国家危亡上的那根敏感的神经。自从二十一条签订以来，中日关系就处在高度敏感的状态，日本寺内政府所谓的亲善之举，在日本没有退出山东、没有废除二十一条的情况下，很容易被人理解为一种阴谋。段祺瑞迎合日本的“亲善”，接受大笔借款，对内开战，已经有了中招的嫌疑。而这两个换文，则一个强化了日本抢占山东权益的合法性，一个则涉及了这种权益的扩展，把黑手伸到了整个中国的腹地。当年德国染指济顺和高徐两路的路权时，原本就蕴含了把势力从山东延伸到京汉和京浦线的意思，现在中国跟日本签这个换文，无论换文文本含义若何，当年的“意思”都会自然延伸过来。更何况，借款的3家日本银行，也根本不是纯粹的民间资本，跟日本政府的关系密切，以中国这种弱国地位，在很多人眼里，即使文件上没有写，但沾上日本的边，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都很难说。实际上，自二十一条之后，中国人已经丧失了对日本的起码的信任感，自然也就危及所有跟日本打交道的人，动辄获咎。
胶济路的换文，由于“欣然同意”四个字，成为美英在巴黎和会上搪塞中国的借口，因此，在五四运动中，最为人诟病，但真正对当时的中国构成威胁，或者说当时的国人最担心的中日密约，却是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苏俄政府很快跟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单独退出了战争。但是革命的苏俄很快陷入战乱，作为俘虏的、远在西伯利亚的捷克军团首先叛乱，各种反布尔什维克的叛军四起，不仅原来已经被沙俄策动开始分离的外蒙，苏俄中央政府无暇顾及，就是跟中国接壤的远东和中亚地区，也处于一片混乱。一个一向欺凌我们的强邻陷于内乱，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显然好处更多一点，中国政府得以借机出兵库伦，收回了外蒙。当然，边境上也有些小麻烦，俄国境内的战事，免不了经常会有战败者窜入中国境内，导致一些骚乱。在1918年最初两个月的中国报章上，也出现过对此现象的报道和忧虑。有消息说，在新疆方面，俄国的回缠将与新疆和土耳其的回缠一并起事，新疆督军杨增新已经实行戒严。还有传闻说，在西伯利亚的德国俘虏不稳，而俄国可能崩溃，因此，德奥可能沿西伯利亚铁路东来，云云。报章甚至打出“俄国既以无条件屈服于德，吉黑边防日形危急”字样，很是耸人听闻。
对此，少数关心时局的人感到忧虑，也是自然，但这种忧虑，多半来自对俄国情况的不清楚，一直到1918年底，中国人都不清楚俄国到底发生了什么，夺权的人到底是什么人。德奥势力会不会趁机与俄国联合，很难说这种报界的传闻，会真的引起国人普遍的恐慌，毕竟，真刀实枪的冲突并没有发生，传闻带来的小小波动，很快就会过去，遥远的俄罗斯，跟中国人有什么相干。但是，中国的另一个邻居日本，想法却大不一样，他们的情报部门会告诉他们的当局大体真实的情况，一个陷于大混乱的俄罗斯，无疑是日本的一个机会。
自甲午战胜中国以来，日本在远东的对手，主要就是俄罗斯，日俄战争战而胜之，但俄国的实力仍在，双方对“中国遗产”的争夺，正未有穷期。俄国的内乱，无疑给了日本又一个“天佑”之机，因此，日本军方很快做出了出兵西伯利亚的决定，借口是防止德奥东来。事实上，傻子都知道，尽管俄国退出了战局，但协约国和同盟国之间的战争，仍在欧洲激烈地进行，德奥断无可能腾出手来万里远征远东。而所谓在西伯利亚的德国战俘，释放后对远东的威胁，也是无稽之谈，谁都知道，这些人即使作乱，也是要回家，是往西去，不是向东来，哪里有力量东来南下。日本出兵，无非出于自家对俄国远东领土的野心罢了。从地缘态势来看，日本已经掌握了南满，如果顺势拿下俄国的远东地区，那么北满自然就是囊中之物，不劳费心从中国生夺硬抢了。
日本人出兵，还要拉上中国人。1918年2月5日，日本军部参谋次长田中义一约见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提出中日实现合作，共同防止德国势力借机东来。进一步，田中提出两个合作的方式，一是由两国外交部门协商定约，然后军事行动细节由双方军事部门再商量办法。一是双方军事当局商定军事布置，然后由外交部门加以认可。中国政府倾向于选择第二种方式。当时发言权很大的驻日公使章宗祥是倾向于跟日本合作的，他的理由是，日本采取行动，本可以不跟中国商议，而日本国内，也有这样的声音，抛开中国，单独行动。因此他担心，如果日本单独行动，势必重演像日俄战争以及不久前日德在青岛交战的情形，“彼时拒之不能，联之无及，自不如先行筹划共同，尚得以合意之商榷，行共同之防御，内政外交，大有裨益”。不仅如此，在双方换文之后，章宗祥还几次向中国外交部转达日方的意思，要中国方面追查消息走漏的原因，别信英方的“挑拨”，进一步打消疑虑。虽然只是转达日方意见，但也可看出他的倾向所在。
所谓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令国人最感忧虑的，是日本军队可以借机通过中国领土。人们担心，这是否会是一个现代版的假途灭虢之计。不过，以当时的情势而言，日本军队还真的就是意在俄国的远东领土，并非想借机对中国用兵。道理很简单，当时日本军队，已经存在于中国领土上了，东北有南满铁路的护路军，青岛和山东也有驻军，甚至在京津至山海关，日本军队也可以凭借辛丑条约赋予的特权驻扎。日本如果打算跟中国动手，就像逼签二十一条时那样，直接在三地动员增兵即可，原用不着大费周章，签这么一个协定。这个协定的用意，无非是日本要中国当小伙计，提供通过和后勤的便利，当然也不排除适当的时候，让中国士兵给他们当回炮灰。应该说，日本人真正要的，是中日协定中的这一条：“凡在军事行动区域之内，中国地方官吏，对于该区域内之日本军队，须尽力协助，使不生军事上之窒碍。”
但是，不幸的是，这种给予日本军队公然过境行动权利的军事密约，跟中国所有的机密政务一样，根本不可能如日方所愿，而保得住密，很快消息就全部泄露，神通广大的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搞到了全部文本，迅速在英国刊发。这样一来，中国消息灵通人士自然也都知道了，迅即激起了一连串的抗议。在那种国人风声鹤唳的情形下，这种根本无密可保的密约，不可能不陷主导者于卖国之境，白纸黑字，纵有百口也无从辩白。不仅知识界疑窦丛生，连亲英美的那部分职业官僚，也心怀不满。属于亲英美派的职业外交官颜惠庆后来回忆说，当年签的这个军事密约，“最为国人所反对，认为日本将乘机在我国境内长期驻兵，经过相当谈判之后，终于于民国十年元月，以予废除”。言外之意，此事被亲日派弄糟了，是他们的艰苦谈判才得以挽回。其实，按当时操办者章宗祥的意思，跟签订胶济铁路的换文一样，无非是日本既已执意要做，拦也拦不住。还是那个思路，弱国外交，承认既成事实，在此前提下以协定形式加以部分挽回，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其实，弱国外交，就是这样的两难，不打交道，对强国的作为，概不承认，在道义上，固然没有问题，但却无法防止对方实际的蚕食。如打了交道，又等于变相承认侵略。可是，作为担事的外交官，实际上只能有前一种的选择，必须跟强盗谈判。
最根本的问题是，自打二十一条之后，中日两国之间国民的基本信任已经荡然无存，中国是个大而弱的国家，近代以来，一直饱受欺凌，特别是来自日本的欺凌，二十一条对中国人，尤其是对知识界的刺激实在是太大了，早已风声鹤唳，任何中日间的交易，都可以向丧失权益的方向解读。当然，以当时国人的惨痛经验而言，这样的解读，也未必没有道理。曹、章、陆的悲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们不幸地赶上了那个时代，主持中日间的外交事务，自己却没有足够的政治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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