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917年加入协约国一边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点像押宝。跟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选择英、美、苏同盟不同，那时毕竟有已经搅进战局的既成事实，既然已经跟日本人打了4年多，当英美跟日本打起来的时候，站边，自然得选择英美。蒋介石政府唯一明智而且大胆的决定，是在英美卷进来之后，公开跟日本绝交并宣战，总算给糊糊涂涂打了4年多的中国军民一个交代。然而，这样的“明智之举”，在一战时，中国政府早就做出了——在当时的德国和奥匈帝国没有招惹中国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先断交后宣战。虽然没有派一兵一卒去欧洲打仗，而且对在华的德国人也相当优待。但是作为一个大而弱一向为欧美人砧板上的肉的国家，这样做，毕竟有些风险。
一战时协约国和同盟国双方，谁更强些，谁能打赢？在当时，不是一道容易解的算式。如果容易解，一目了然，双方估计多半打不起来。当时的中国政府，为什么会能把宝押在日后的胜利者协约国一边？实在是个谜。说他们明智固然可以，说他们运气好，也许更合适。在此之前，德国陆军之强，举世闻名，东方国家的军事改革，大抵海军学英国，陆军学普鲁士，主政的中国政府总理段祺瑞，就有过留学德国的经历。一战的主战场是陆战，在万里之遥的那一部分当家的中国人，凭什么认为德国一定会输呢？万一押错了，最后命运最惨的，肯定是像中国这样的弱国。
更有意思的是，按落后国家留学生的惯例，留学哪国，多半就亲哪国。但是，留德的段祺瑞却力主对德宣战，而虽然没有留英、出身海军有英国教育影响的总统黎元洪他的老师是留学英国的严复和萨镇冰，却意见跟段祺瑞相左。双方还为此闹到撕破脸皮，惹出来张勋复辟。试想，以生性懦弱，且手上没有一兵一卒的黎元洪，胆敢跟段祺瑞闹翻，如果不是出于对宣战整个国家的后果的担忧，估计他不会有这么大的胆量。
不管怎么说，反正中国政府这一宝押着了。1918年11月11日，在法国贡比涅森林的一列火车上，德国人签了投降书的那一刻，中国也成了战胜国。消息传来，北京政府放假3天，上万人上街提灯庆祝，记录着庚子之耻的克林德碑，给庚子时死掉的德国公使克林德立的碑，一座中国式的石头牌坊，立刻被拆掉，移到中央公园，把原来的字迹磨掉，成了“公理战胜”碑。当年力主参战的段祺瑞，踌躇满志地得到了政府发的大勋章。虽然明知道这战胜国是搭车搭来的，但中国的知识界，还是一片欢腾，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撰文，欢呼一战的“公理战胜”。据胡适回忆，时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兴致特别高，在3天庆祝之后，还跟教育部借了天安门的露天讲台，拉北大的一班儿教授，做了1天的对民众的演讲，蔡元培演讲的题目是《黑暗与光明的消长》。来听演讲的人，大多是各个学校的学生，北大的学生来听讲是当课上的。这个演讲，后来见诸文字，大概出于巴黎和会的缘故，调子已经低多了，但仍然认为，一战“幸而正义果胜强权，协约国竟占最后之胜利。外之既暂纾侵略之祸，内之亦杀主战之焰，我国已有一线生机”。这是一次学生在天安门的欢乐的聚集，谁也没有想到，几个月过后，同样聚集在这里的人，换了一种心情，满怀被抛弃的悲愤，有人还割破自己的手指，写了血书。
第一次跻身战胜国之列的国人，对“战胜”和“公理”很有期待，战胜已经变成了事实，我们列在榜上，公理，似乎也有影子，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了关于战后和平的14点声明，最令人鼓舞的两点是：一，废除秘密外交；二，各国一律平等，尊重弱国小国的权利。此论一出，不管威尔逊动机如何，弱小国家欢欣鼓舞，中国人也是相当兴奋。这么多年，终于看到有位强国领袖，为众多“第三世界”国家出头了。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五四游行队伍要到美国使馆请愿，高呼“威尔逊大总统万岁”的缘由。胡适后来解释说，他们这些北大同仁如此兴奋，是把一战的结束，看成是“一个世界大变局的起点，也想抓住它作为推动中国社会政治的起点。同时我们也不免都受了威尔逊大总统‘十四点原则’的麻醉，也都期望这个新世界可以使民主政治过平安日子”。
中国人满心以为，经此世界大战，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可以摆脱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争得关税自主的权利，收回被日本占据的青岛和胶济路。在世界上抬起头来做人。台湾著名史学家郭廷以当时是个河南的中学生，他回忆道，当时开封举行庆祝大会，学生差不多都来了，大家心里充满了快乐。“彼此大谈公理战胜强权，大谈威尔逊如何如何主张，这一来世界各国可以平等了，至少我国可与日本平等了，不受日本人的气了，而世界也将保持永久的和平。”不仅学生这样想，外交界的大人物也这样想。因此，中国政府对巴黎和会同样期待甚高，听闻与会国参会代表有3个等级，5人、3人和2人，中国似乎想都没想就派出了5人。
其实，当时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个“新世界”，依然没有走出丛林时代，所谓的公理、正义，不过是好听的外交辞令，巴黎和会是个决定战后国际秩序的会议，但战后的国际秩序，却是要按照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来制定的。威尔逊的14点声明，固然不乏理想主义的精神，从1823年提出“门罗主义”，到此番的14点声明，确实有种对殖民主义说不的意思。但这个意思背后的故事，却很难说清。至少，美国作为一个占有较少殖民地的后来的强国，从国际事务中争得发言权的角度，采取一种比较得人心的姿态，其实也很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当时的威尔逊，不仅在落后国家声望如日中天，在协约国，也很有群众，威尔逊在会前访问这些国家，受到了民众极其热烈的欢迎。民众“几乎是成群结队地围着他欢呼”。然而，仅仅这个姿态，已经让当时主导世界的5强中的其他4强感觉很是不爽，在和会的运作中，成了实际上被束之高阁的空论。据当时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汇报，威尔逊的14点声明，连美国国内的共和党人，都强烈地表示异议。中国跟多数殖民和半殖民地国家一样，在和会上的命运，无非是砧板上的鱼肉，所差的，无非是切给谁而已。
其实，要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的实际贡献，中国并不小。毕竟有几十万华工在欧洲战场做苦力，挖战壕，修工事，运物质，抬伤员，相当于中国派遣了一支几十万之众的后勤部队。在战争中，日本也不过就是打了一下早成孤军的德国驻青岛军队，拣了个现成便宜而已，此外，就是占领了更加微不足道的德国太平洋保护领地马绍尔群岛。按说这种规模的参战，跟欧洲战局几乎没有任何关系。比较起来，中国人的工作，对协约国的战事作用可是要大得多。可是，一战后的国际格局，其发言权大小，实际上并非像强国公开宣称的那样，是以各国对战争的贡献大小来分的。现时的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有多少大炮、坦克、战列舰，才是说话的底气所在。显然，在这方面，中日之间完全不成比例。战后的5强，细分起来还要分成两等，英、法、美三国为一等，日本和意大利又是一等。日本是个正在上升的后起强国，一时无心也无力在欧洲有所作为，眼睛只盯在亚洲，而意大利则是一个一直处于衰落中的二等欧洲大国，列为5强，很勉强，实际上意大利从来在争夺殖民地的过程中，只能捡点剩儿。当年欧洲列强在甲午战后，趁火打劫在中国强租港口的时候，对意大利的要求，孱弱的清政府都敢拒绝。在一战的欧洲战场，意大利更是表现一般，老吃败仗，连奥匈帝国都打不过。每有动作，就得法国人来给他们擦屁股。眼下，在和会上有心在欧洲争点什么，可惜争不到什么，即便愤而退出会场，也没人理会，过不了多久，自己再乖乖地回来。在一个以实力说话的场景，中国人在军力和军事表现上，一无可取，连日本人要来自己的领土青岛跟德国人打仗，也只能划出中立区，眼睁睁看着人家打，顺便蹂躏自己的人民。因此，被人看不起，这么大的国家被列位三等出席国，也不是没有道理。
可是，前来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人，以及在中国的知识界中人，却对和会有着非常不切实际的幻想。连老于世故的外交总长陆徵祥，都一相情愿地以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理所当然地在和会上名列第一等级，有5位代表。未加细想，就派出来5个正式代表。可是，当中国代表团到了巴黎才知道，中国被排在最后一个等级，只能派两人出席和会，而且出席会议的人数，不能超过法定人数，就是说，准你派两人，就只能出席两人。会议开始之后，若干被第三等级的国家，经过力争，全权代表人数得以增加，巴西、比利时和塞尔维亚均增加1席，但“中国仍属向隅”。这让中国很没面子。也一度让率团出席巴黎和会的陆徵祥很是为难，5人中的王正廷，是代表南方政府的，凡事必争，使得问题更加复杂，代表团经过反复协商，最后决定5人轮流出席，而北京政府最后拍板，中国代表团的名次顺序为陆徵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和魏宸组，由于陆徵祥的身体不好，实际上，最有才华的留美学生顾维钧，成了事实上的首席代表，这对中国人在和会上的折冲樽俎，大为有利。可惜，弱国无外交，在会上占理，却在实际中讨不到半分便宜。
尽管一上来就吃了瘪，脸面无存，但中国代表团还是想在和会上争取最好的结果。他们的目标，是一揽子解决自鸦片战争以来，使中国成为半殖民地的所有问题，按照顾维钧的说法，可以归为7项：一，解决二十一条和山东问题；二，归还旅顺、威海等租借地；三，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四，归还在华各地租界；五，撤走外国驻军；六，取消外国在华设立的邮电机构；七，恢复中国关税自主。为此，代表团各个成员还分头“备课”，写出备忘录。当然，中国代表团的底线，是解决山东问题。事实上，中国代表团在和会上所能据理力争的，也只有山东问题。日本的态度，不言而喻跟中国正好相反，肯定不能放弃已经吞到嘴里的肥肉。而且，审时度势，日本根本不认为他们的意愿会落空。但是，鉴于一战后整个国际的形势，讲求国际道义的呼声开始高涨，日本在死咬山东权益的同时，也不得不半吞半吐地说他们对中国没有领土欲望，尊重中国对于山东和青岛的主权，一旦时机成熟，就将归还山东的权益。这就是所谓山东权益的“间接归还”说，显然，中国人对于日本人的这种承诺，没有放心的理由，谁知道这个无头账会赖到什么时候去。因而一再强调，既然日本已经同意归还，莫如现在就直接归还的好。
1919年1月28日，中国首席代表顾维钧关于山东问题的陈词，一度使这个问题闪现出一丝曙光。这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高材生，用一口流利的英语，从山东的历史讲起，三言两语就阐明了山东和胶济铁路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同时引经据典，引证国际法名家的见解，说明尽管在战争期间，德国在山东的特权为日本所得，而且中日之间为此签订了相关协定，但由于中国的参战，情形发生根本改变，而且中日之间的协议，出于众所周知的理由，中方是迫于无奈，从法理上讲，战败的德国显然无权将山东权益转交他国，因此，和会理所应当让中国直接收回山东的权益。而日本代表牧野男爵的发言，则相形见绌，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大道理，说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一方面又坚持不肯归还强占地山东权益。本来就不占理，如果加上那时代日本人说英语惯常的毛病，口音过重，还多少有点含混不清，估计不少与会者根本没听清他在说什么。所以，双方发言过后，各国代表纷纷上前跟顾维钧握手，而日本人则被冷落在一边，情形颇为尴尬。顾维钧后来回忆说，在他发言之后，“威尔逊总统走过来向我表示祝贺。随后，劳合？乔治、贝尔福、蓝辛也都跑过来向我祝贺。威尔逊总统和劳合？乔治都说，这一发言是对中国观点的卓越论述”。
可惜，巴黎和会不是公平的辩论赛，大家都是来做交易分糖果的，尽管欧洲列强跟日本有矛盾，但鉴于日本的实力，绝没人乐意为了中国而开罪日本。5强之中，意大利在欧洲尚且争不到什么，在远东更是无所作为。最强的英、法、美3国，法国一向对华不友好，此番和会，与会的法国总理自始至终对中国代表态度恶劣，不给好脸。英国人也是皮里阳秋，在实质上也更倾向于日本。美国总统威尔逊虽然被中国人忽悠得很是舒服，同时把中国人也忽悠得很有期待，在会上，他也反复强调公理和正义，呼吁建立一种尊重人类权利基础上的新的国际秩序。可惜，他的这种秩序，是要靠建立现实的国际联盟来实现的，显然，建立这个联盟，必须得5大国之一的日本的支持。因此，只要日本坚持非要山东不可，美国人势必只能答应。事实上，否认秘密外交，各国一律平等的14点声明，在和会上被碰得头破血流。但是，威尔逊又不能不妥协。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丘吉尔不无讥讽地说：“要是威尔逊是单纯的理想主义者或者是政党事务的政治家，他可能成功，但他试图两者兼而有之，这是他不成功的原因。”
所以，在那一瞬的曙光过后，在巴黎的中国人，迅即陷入黑暗之中，不仅是中国代表团，而且在巴黎的留学生和侨民，还有一个自费到巴黎“观会”的梁启超，统统感到暗无天日。最后，美国人总算找到一个借口，为自己的背信开脱，这个借口就是1918年中日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这个换文，是在日本的压力和“善意”下，基本按照日本的意思，承认了日本对于胶济铁路的权力。代表中方签字的章宗祥，在换文中有例行的“欣然同意”字样。据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所载录的陆徵祥1919年4月22日电文，说是美国总统威尔逊质问：
一九一八年九月当时，协约军势甚张，停战在即，日本决不能再强迫中国，何以又欣然同意与之订约？
而当时中国政府编的《秘笈录存》，同一份电文，却说质问的是英国首相，而美国总统则安慰中国代表：
欧美并非不欲主持公道，无如为先时种种条件所束缚，现幸国际联盟会成立，该会宗旨专为维持各国独立及领土完全，中国已为会员之一，将来如再有意强力欺凌中国者，在会各国自有援助之义务。
显然，即使是《秘笈录存》版本的电报，也不能否认一个事实，无论美国还是英国，都强调中国应该遵守已签的条约。威尔逊的安慰，纯粹是一种安慰而已，这样的空头支票，对中国实际状况的改善，没有任何意义。也就是说，即使没有1918年的中日换文，提出了14点声明的美国总统威尔逊，也不大可能冒日本退出会议、导致国际联盟设想彻底失败的风险，去为中国说话。这个借口没有了，还可以找其他的借口，借口总是会有的。只是，在14点声明中反对秘密外交和秘密协定的威尔逊，居然会找中国和日本之间的这么一个秘密协定为借口，不经意中，自己就打了自己的一记耳光。可惜，强者食言而肥，真正挨打的，只能是弱者。
更耐人寻味的是，《秘笈录存》在收录了陆徵祥这份电报之后，随即附上了一份“某要任欧洲来电”，这个某要人，明显系指梁启超。这个欧洲来电非常明确地说，1918年的中日换文，被西方误以为是中国为二十一条“加以保证”，所以，“惟有使订约之人负担，庶可挽回，展开新局。不然千载一时之良会，不啻为一、二人毁坏，实为惋惜。”该书在收录这篇电文的背后，还加了一句按语：“此时舆论咸归咎于一九一八年订约之人，遂在北京发生五四之变。”这个电文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所载的，有点区别，但有这么份电报，而且把和会上中国的失败，归罪于“一、二”订约之人，的确是实情。于是，接到电报的梁的儿女亲家林长民，随即“放了一把野火”，在《晨报》上披露了梁的电报内容，直接点燃了五四的游行示威。据台湾学者吴相湘考订，林长民在此时，通过国务院方面，探听到中国政府有意即使在拿不到山东权益的情况下，也会在巴黎和约上签字。遂自撰《山东危矣》一稿，命随员梁敬錞连夜送往《晨报》刊布。而梁同时也是北大预科讲师。有意思的是，在被火烧的曹汝霖看来，林长民这样做，无非就是因为林曾经借钱于他，受到了怠慢，思以报复。
其实，不仅梁启超、林长民们对美国人满怀期待，要恨只恨自家人，五四闹起来的学生们，对于美国总统威尔逊依然有感情，不仅有感情而且还有期待，大游行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到美国使馆递交请愿书，可惜美国公使施芮恩缺乏情报，那天恰好不在，一腔怒火的学生才转而奔了赵家楼。甚至在五四游行过去好两个月之后，毛泽东在长沙办《湘江评论》，把法国总理克雷蒙梭、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意大利首相奥兰多和日本代表牧野伸显，都说成是强盗，而对威尔逊网开一面，说他被坏人包围了，很可怜，云云。
无论学生闹不闹，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都是不可挽回的。为学生们寄予很高期望的威尔逊，显然并无替中国出头的侠肝义胆。关于山东问题，为了能给中国挽回一点面子，安抚一下激动起来的民意，中国代表几番努力，想要既表达中国意愿，同时也按列强要求在和约上签字，但都被拒绝了，面对国内汹汹的民情，中国代表如果非要有所表示的话，所能做的，也就只剩下拒绝签字了。事实上，也只能拒绝签字了，因为，即使没有留法学生的包围，中国使团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这个胆量，敢于在和约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只要运动一起来，代表团代表们，就会受到国内巨大的压力。甚至有人传谣，说在和会上表现不错的顾维钧，跟曹汝霖之女订了婚。国内汹涌的民情，让所有涉及此番外交事件的人，都感到如履薄冰，不仅吞掉了曹、章、陆，也随之毁了段祺瑞皖系的天下。
五四运动激昂的民意，那种认为“中国就要亡”的危机感，其实不是因为当时中国的处境真到了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至少，1919年的中国，要比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时候，要好得多。日本已经改变了当初的强硬政策，开始怀柔，即便对于山东的权益，至少在口头上，也说今后要还给中国。而作为战胜国的中国，虽然依旧被人看不起，但还多少得到了一点来自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好处，两国的租界收回了，在华的财产也没收了，一些被德国和奥匈帝国抢去的东西，包括现在放在北京火车站附近古观象台的古代天文仪器，也收回来了，连作为耻辱的克林德碑，也拆掉了。但是，此时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界，却是受挫折感最强的时刻，因为原先的期待太大，此时落差也就更大。按照美国学者格尔Guur的说法，运动爆发之际，属于“相对剥夺感”relativedeprivation最强烈的时刻，因此，最容易产生反抗行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为什么1915年中国最危险的时刻，没有发生类似五四这样的运动，而恰恰在4年之后的1919年才涌现这样的大规模群体性抗议的原因。
外交疑云下的学生运动
五四那天的游行过程，美籍华人学者周策纵先生和中国学者彭明先生讲得已经很清楚了。大抵是这样的：在梁启超的电报传到北京，由林长民捅给报界之后，以北大为首的各个大学的学生，5月4日这天在天安门集合，游行示威，矛头直接指向3个亲日派官员，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游行队伍先到东交民巷美国使馆请愿，没见到美国公使芮恩施，一腔怒火，转而扑向卖国贼，随即去了赵家楼曹宅，有些人事先准备好了煤油和火柴，因此，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成为五四运动标志性事件。干痛快了的学生有几十人落在后面，被姗姗来迟的警察捉去。围绕被捕学生的捉与放，以及巴黎和会上的拒签问题，惩办曹、章、陆的问题，演出了整个五四运动的活剧。此后，生活在海峡两岸的运动参与者，对于火烧赵家楼的暴力，有不同的看法，一则以喜，一则以忧，评价不一。周、彭二位对于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因，也有比较社会性的解释，远因则社会经济变化，近因则新文化运动。但这个运动本身，从某种意义上讲，其实是段祺瑞政府主导亲日政策以来，国人一系列的深刻忧虑，在巴黎和会诱发下的一种总的爆发。
自打日本寺内内阁上台，寺内的私人特使西原来华，特别是西原借款大笔地涌进中国政府之后，中日关系是有了大幅度的改善。但是这种所谓的改善，是当时的北京政府，或者说当政的段祺瑞和他周围的人跟日本政府之间的事，其他的人则不这么看。
说是中日关系改善，但日本依旧占着青岛和胶济路，对中国主权的蚕食，一点都没停止的意思，中国人眼里亡国的二十一条也没有废除。能看得见的成绩，就是西原借款。但是，人们要问，为什么日本人会这样大方地借钱给中国人？按从前的借款的惯例，但凡钱进来，就有交换的权益出去。所以，从开始人们就怀疑段政府是不是跟日本之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交易。这种怀疑，报界有，知识界有，在华的英美人士以及中国的亲英美的人士有，甚至于一些跟段祺瑞靠得不近的军阀也有。
更要命的是，日本人大方地大笔借钱给段政府，但却主要用来支持段祺瑞打内战，事实上，如果没有西原借款，段祺瑞即使有心武力统一，也难以调遣一兵一卒，因为困窘的北京政府，除了京张、京汉等几条铁路的收入和北京城的一点税收之外，只能靠支付历年赔款剩余的关余和盐余支付赔款外的剩余盐税活着，寅吃卯粮，动辄就滥发公债，维持局面，发到最后一点信誉都没有了，发了公债也没人买。显然，这样的中央政府，是没有力量调动军队的。
打仗自然导致紧张，局势紧张，关系紧张，不仅南北紧张，段政府跟西南军阀陆荣廷和唐继尧紧张，跟广东的孙中山的国民党紧张，而北洋派内部裂痕也随之加大。后袁世凯时代，北洋三杰之龙、虎、狗，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神龙见首不见尾，缺乏政治野心，早早退出竞争。段、冯二人地位相当，段比冯，升官考试差点劲，指挥作战也不行，但是在政治上有决断，而且在北洋系中人脉较广，凡是北洋系统出身的军人，有点头脸的，至少在名义上都是段的学生，因为各个北洋系统的军校，总监校长都是段祺瑞。但冯国璋也有自己的实力，不仅有江苏的地盘，而且有两个原清朝禁卫军的旅作为嫡系武装。在袁世凯还在的时候，两人就貌合神离，袁世凯死后，实际的继位统帅整个北洋系的，是段祺瑞，老段也以此自居，冯国璋则积不相能，因此，冯段矛盾开始突出。坊间传出皖、直分野，因为段祺瑞是安徽合肥人，冯国璋是直隶河间人。占据中央政府的皖系自然占上风，得到多数北洋系军阀的拥戴，但直系也有长江三督，江苏李纯、江西陈光远和湖北王占元以及一些没有明确地盘的军人的支持。
没钱不打仗的时候，所谓的直皖分野，并不明显，两家的分野，也并非严格按籍贯来的。很多皖人，比如陆建章，就对段祺瑞很不感冒，到处煽动军人反段，而身为保定人的曹锟，在战争开始阶段，很听段祺瑞的话，冯段之间，一直到冯接任总统，都没撕破脸皮。但是，钱和战争却激化了派系之间的矛盾，在段力主武力统一的当口，冯系总是时不时地唱一支和平曲，不是自己唱，就是让长江三督，尤其是跟冯最贴心的李纯来唱。
参加战事的北洋军人，也会因为段祺瑞的偏心，或者分赃不均而产生新的矛盾，吴佩孚与张敬尧的湘督之争，冯玉祥的武穴主和，以及后来奉系与小徐之间的不和，都跟借款与战争有着直接的关系。北洋派的分裂，其直接的导火索，就是南北战争，背后的因素，就是分赃的不均，以及用人的薄厚。段祺瑞这个人，虽然有担当，敢负责，但不如袁世凯的最突出的表现，是识人不明，而且任人唯亲。被西原借款催得发动对南方的战争，特别明显地将他的这个弱点暴露出来，最终导致了清末以来为人称道的北洋团体的分裂。冯玉祥武穴吁和时的第一份通电强调，他是军人，而且是北洋军人，“维系团体，夫岂无心？”但在国家利益面前，不得不如此。此后的第二份通电，则撕破了脸皮，“既以北洋派为辞，北方不乏明达优秀之士，用人惟贤，当无歧视。反观所为，大谬不然，异己则排斥，同恶则相济，是则彼辈之所谓北洋派者，不过二三人之北洋派耳，且假此名义以战，不惟无以服南人，亦且难以服北人”。已经把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同时，作为政治家或者政客，由于在第二国会选举中被有意识地排挤，原来作为段祺瑞盟友的研究系，站到了段政府的对立面，政府中有英美留学背景的人，由于留日学生被重用，导致失落，此时更加深了对于政府的不满。但是，更可畏惧的是，基于利益的纷争，跟基于道义的质疑，纠结在一起，让后者显得格外的有力度。
事实上，自打西原借款滚滚东来，外界总是质疑这里面是否有猫腻，中国人的利益、中国的权益是否在秘密交易被出卖。钱来得太容易，按以往的经验，包括人生的日常经验，怎么都让人放心不下。早在西原借款成立之初，中日合办汇业银行的动议，就被报界质疑为出卖中国财权，指名道姓，批曹汝霖与陆宗舆，说他们为一己之私，出卖主权。1793000万的吉林森林抵押借款，不仅吉林人感觉到自己的家园被卖，请愿要求“政府为吉留一线生路”，而且一些报人也忧虑，借款成立之后，“不出数年，向之树木参天浓荫蔽日者，皆将一变而为牛山之濯濯”。因此，此借款等于是拿30000万来换3000万。显然，这种质疑，让段祺瑞大为光火，当时报纸的标题是：“段合肥又大发怒。”尽管脾气大的段祺瑞很恼火，但这种质疑却并没有止息的意思。1918年5月25日，即在次年五四游行差不多整整1年前，北京大学和北京高等师范、工业专科学校等2000余学生，听闻中日签订密约之后，出于对政府卖国之担忧，齐聚新华门总统府示威请愿。据次日的报道，在示威请愿过程中，也有一个名叫张传琦的学生，慷慨演说，当场断指，“血凝讲坛，为状至惨，呼声雷动”。而且在游行请愿中，学生也强调，切莫让外人笑话，五分钟热血。当时的总统冯国璋还出来接见了学生代表，“词色和蔼”地解释了为什么这个中日条约要秘密签订，主要因为是军事条约，为了保密起见。整个过程，几乎像是五四运动的一次预演。所有过程，竟然跟五四那天的游行，高度相似。
显然，总统冯国璋出面的解释，并没有真的打消国人的疑虑。据当时的报纸记载，同年6月8日，留日学生代表9人，来到段祺瑞所居住的北京府学胡同，当面请愿。段祺瑞接见了留学生代表，双方谈了三个问题。第一，中日共同防敌密约的内容，是否会对中国构成威胁，日本能否借出兵，行假途灭虢之实。第二，密约既然没有伤害中国的主权，为什么不能公开。第三，留学生代表也表达了对于西原借款的忧虑。留学生们特别强调，他们游学日本多年，“深悉彼国上下，对于吾国咸抱并吞之野心。所谓维持东亚平和，保全支那领土，以及中日亲善种种美名，不过并吞之代名词而已。大隈取强压政策，寺内用笼络手段，异趣同归。此次藉词共同出兵，实则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但是，段祺瑞回答说，当年签订二十一条的时候，他是最激烈的反对者，现在断无卖国之理。而且，他认为他不会为人所欺，现在跟日本友善，是因为“日本寺内内阁，颇推诚相与”。最后，双方不欢而散，留学生代表留下请愿书离去。
显然，尽管段祺瑞固执己见，反复解释，但国人的疑虑，不仅没有消散，反而日见加深。这样的疑虑，不仅学生有，一些军人也有。早在1917年10月7日，日本驻华武官斋藤，致函时任陆军部次长的徐树铮，因中国以矿砂易日本军械，要求对中日两国枪械口径实行统一，并声称这一意见，得到了段祺瑞的同意。这个消息，经当时的英文版的《京报》披露之后，引起舆论大哗。显然，这个消息，触动了人们有关二十一条的神经。随后，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虽然特意出面加以否认，甚至高调地要求中国政府取缔英文版《京报》，但日本军部是否有此意思，真是很难说。按情理来讲，日本的军方，野心都要大一点，而且表现得比较露骨。长期以来，日本的军部跟政府的立场不一，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由日本政府方面出面解释，依然难以让人放心。耐人寻味的是，消息刚刚传出，江苏督军李纯，河南督军赵倜，就来电质问，说何以政府会答应统一军械这种二十一条第五号的内容，宣称：“吾人对于中此等问题，岂忍坐视，且为保持内阁威信，亦不可三请中央明白宣布，以释群疑。”徐树铮赶紧解释，断无此事。但能否真正释疑，却很难说。当时为陕西中级军官的胡景翼在日记中写道：
《申报》载，日本将以友谊劝吾国息止内讧。此固不免，然从今以后主权尽失，万事受人干涉，即破坏亦不能自由也。吾国人其猛省！中国之罪魁为袁世凯，其次则段祺瑞督军团也。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
已经不仅是质疑了，干脆就判定了段祺瑞的卖国。在北洋派内部，这样疑虑，出于利益的纷争，往往更加彰显，因此，北洋派分裂的迹象，到了1918年底，更加明显。此前，冯玉祥的反叛行为，虽然在压力之下得到了暂时的“解决”，但冯玉祥的呼吁，此时又得到了更大更响亮的呼应。这次轮到了常胜将军吴佩孚，而且吴佩孚的呼吁，得到了同在湖南前线的冯玉祥的暗中配合，声音越来越大。
1918年8月7日，吴佩孚第一次通电呼吁和平。21日，吴佩孚再次发表通电，呼吁和平，说：“溯自我国因法律问题，引起内争，全国纷纭，已逾一载，长此以往，分崩之端，即在目前。”又认为，“况年来外交紧急，国债繁兴，险象环生，无一非内争所致。”而且对新的国会选举，也委婉地表示了看法，认为国家不统一，不会有真正的民意，贸然选举，只会促进国家的分裂。相比起公开通电的委婉客气，此前同年8月7日吴佩孚给江苏督军李纯的电报中，则差不多等于破口大骂了。他骂现在的国家政策是“宵小奸谋”，骂安福国会是“金钱运动，排斥异己，援引同类，被选议员半皆恶劣”，骂政府跟日本签订密约，丧权辱国，还骂政府“以借款杀同胞”，任人唯亲，赏罚倒置。吴佩孚发表通电，作为他的主公，曹锟不能不有个态度，接二连三给北京发电虚张声势，不痛不痒地骂吴佩孚“不明师理”，“受人愚哄”，要吴佩孚“自醒悟，除浮言，勿渝以前之宗旨，恪守服从之义务”。当然吴佩孚不会就此收手，干脆耍刁放赖，索性要求将所部回撤，请湘督张敬尧另行派人接替防务。段祺瑞被逼得没办法，只好屈尊再一次给一个小师长去电，一边吓唬人，要吴佩孚“恪遵军人应尽服从之天职”，不要反对政府的政令，“干犯纲纪”，一边又缓和口气，摆出老师的身份说：“尔从吾有年，教育或有未周，余当自责，嗣后勿再妄谈政治也。”
段祺瑞当过北洋系统几乎所有军校的总监校长，对于出身北洋陆军速成学堂的吴佩孚，当然可以摆老师架子，可惜，当年的校长，对这个北洋的后起之秀既没教过什么，也不曾赏识，毕业后到他麾下公干之时，根本得不到提拔重用，师弟之间，毫无情义可言。此时端出老师的身份来，多少有点晚。因此，吴佩孚接到段祺瑞这种以亲昵口气的训斥电报，不仅没有感到一丝的亲切，反而火气上涌，接着一个通电回过去，以诤臣自命，引经据典，逐条对段的电文进行驳斥，大概又是桂林才子张其锽的手笔。
这样的质疑和指责，不仅仅是来自于段祺瑞政府的敌人，孙中山的军政府和西南军阀，而来自学界和报界，甚至还来自跟北京政府没有敌意的军界人士，甚至来自于北洋团体内部，所有的质疑，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段政府是不是跟日本有什么交易，所以日本人才肯把大笔的钱借给他们，而段政府拿了钱，又来打内战，为了更好地推行武力统一政策，组织了安福俱乐部，操纵选举，组成了自己御用的国会，武力统一，一方面消灭了作为敌人的西南军阀和孙中山势力，一方面削弱了异己，同时编练自己的嫡系武装参战军，最后是皖系一统天下。这个质疑的逻辑链中，最关键的就是中日关系。人们怀疑，段政府是不是跟日本有私下的秘密交易，出卖了山东，暗中答应了二十一条中连袁世凯都没有答应的第五号的有关条款？事实上，1918年的中日间有关针对俄国事变的军事密约，已经令疑云布满了天空，而接下来巴黎和会上披露出来的中日有关胶济铁路的换文，无论当局者是怎样想的，当时的具体操办者的意图是什么，但对于质疑者而言，这种换文已经是证实了他们的怀疑，段政府这期间所作所为，从西原借款到武力统一，从安福国会到编练参战军，都被打了深深的卖国印记。
五四的大游行，仅仅是这些质疑一个积蓄很久的爆发。之所以在这个时候爆发，不只是因为中日密约“东窗事发”，而是因为巴黎和会，在国人眼里事关重大，如果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在和会上外交失败，把山东拱手让人，那么，中国的腹地就失去了，中国也就真的要亡了。
学生与军警
五四运动的发生，恰好处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后袁世凯时代的北洋军阀正处于裂变时期，当家的段祺瑞和他的亲信们，志大才疏，自不量力地妄图以武力统一中国，激化了国内包括北洋团体内部的所有矛盾，危机四伏。但比较起来，在后世所谓皖系执政的这个阶段，当政的军人对于当时的代议制政体表现得最为尊重，不仅恢复了民元国会，而且在民元国会因张勋复辟而垮台之后，组织设计了第二次国会选举。固然此番国会选举，遭致诟病颇多，也的确存在着大量的人为操控以及贿选行为，但比起后来的军阀对代议制的无情践踏——曹锟公然贿选，张作霖和冯玉祥扶植段祺瑞搞没有代议机关的执政府，张作霖的军政府，还是要好得多。当时的政府对于民主体制下的基本人权，比如言论、结社和游行集会的自由，还是尊重的。也高度尊重学校的自治，即使是国立大学，也不随意干涉。固然北洋政府的背后站着的是北洋军人，但这些军人却没有用军人的方式来君临天下，控制社会。北京政府如此，各地的军阀也如此，握有实权的军人，是发言权最大的人，但省议会都在运作，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记者批评当道，学生们表达意见，一般不会有军人前去干涉，即便人家骂到了自家头上，最大的惩罚，也无非是查封报馆。这边查了，那边人家再办。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当时的军人政权比较弱，北京政府政令不出都门，各省甚至省下面的地方，军人割据，各行其是。其实，即便这些当家军人实力不强，若想压制舆论，干预教育，也是足够用的。就像1926年之后的奉系，控制北京之后，干涉大学，捕杀记者，硬是蛮干，谁也拿他们没办法。
自晚清以来，达尔文的进化论，经过甲午战争的催化，已经成为上流社会的统治性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落实在政体上，往往被解读为民主共和优于君主立宪，君主立宪优于君主专制。从专制到共和，彼此间是沿着进化的路径行进的。袁世凯的帝制，原本无非是力图解决辛亥以来的政体骤变、致变乱相的一种努力，增强因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导致削弱的自身政权的合法性，但是，在地方势力坐大，积重难返的情势下，反而成了导致自己脆败的由头。因为这种帝制自为的做法，严重违背进化的道理，成为开历史倒车的反动。然而，政治强人袁世凯的挣扎以及脆败，却进一步强化了上流社会进化论的信念，使得即使是些武夫，也不敢对这个被西方证明具有魔力的政体有所轻视，从某种意义上说，此时的当家武人，他们对民主政体尚有幻想。因此，宁可忍受体制对他们的束缚，也不会对体制采取大动作的背离行为。
同时，五四又是一个如此高调占据爱国的道德制高点，如此得人心的政治抗议运动，不仅社会上商人和市民也怀有学生们一样的对于巴黎和会的情感落差，而且因为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引发了以往皖系政府亲日政策的所有潜在的危机，各种的不满与冲突，都接着爱国运动迸发出来，北京政府内部，矛盾也开始激化。加上中国社会的传统，学生闹事，往往具有天然合理性，即使无理取闹，社会对他们也有相当的包容性。在帝制时代，每届科考，应试的举子闹事，只要闹得不太过火，都会被优容。在士子与丘八之间，不仅存在着社会地位的悬殊差距，而且有声望方面的天壤之别。士兵天然地就对读书人有敬畏之感，还在晚清时节，士兵们就不大敢轻易进学堂生事，哪怕这个学堂里有革命党需要搜查。进入民国之后，这种军警怕学生的状况，并没有消除。即使有上方的命令，军警在学生面前依然缩手缩脚，怕三怕四。他们尊学生为老爷，说我们是丘八，你们是丘九，比我们大一辈。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政府面对上街的学生和市民，就非常尴尬。一方面，由于五四运动的矛头指向的就是皖系政府，北京学生声讨曹、章、陆，实际上是冲着段祺瑞和安福系来的，到了上海，示威者就直接指名道姓地要段祺瑞、徐树铮下台，毫不留情地将真正的主政者放在了对立面。因此，仅仅出于自保的需要，他们也要将运动平息下去。另一方面，运动高调的爱国道德诉求，以及大得民心的情势，以及大体合法的抗争形式，又使得他们缩手缩脚，无法镇压，一上手，就处于根本丧失话语权的境地，多数禁止学生上街的政府命令，都不得不承认学生爱国热情的正当性，说他们“纯本天良”。既然如此，镇压就谈不上了。随着运动的深入，北洋系的分裂随之日益清晰，地方军阀的分化，越来越多的不满皖系统治的军阀借对学生的声援，表达对皖系的不满，陷于孤家寡人的皖系，只能偃旗息鼓，步步退让。
特想镇压，又不敢镇压，内部态度不统一，只伸出半只手，还要遭到痛批和痛打，这就是北洋政府在五四运动中的窘境。5月4日那天的逮捕，其实算不上是什么镇压。学生烧了房子，打了人，而且是重伤，被打的章宗祥，浑身受伤50多处。面对这样公然的违法行为，几十个带枪的警察在一旁束手无策，无所作为。几个小时之后，闹够了的学生大队人马离去，警察总监吴炳湘和步兵统领李长泰率领大队的军警才赶到，抓了些掉队的学生交差。在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警察都是会毫不犹豫地抓人甚至开枪的。在整个事件中，即使不是站在曹汝霖的角度，从纯粹社会治安的立场，警察实际上也是失职的。事后曹汝霖的抱怨，不能说没道理。当然，我们从中似乎也可以看出，警察在整个事件中，从一开始就不是很“积极”。甚至，事后取证，在现场的派给曹宅的警察“保安队员”，包括在事件中受了轻伤的人，居然没有一个出来指证学生的，每个人都说，当时很乱，他们谁也没看清，不知道是哪个放火打人。当时青青白日，朗朗乾坤，怎么可能看不清呢？可是，大家异口同声地这样说，似乎没有人统一操控。办理此案的京师检察厅的检察官，无奈地在报告里说：“五月十二日复传案内受伤之保安队李昌言等十四名来案，分别验明受伤属实。讯据该队兵等均称，我们所受之伤究竟被何人所殴，因当时学生人数多至数千，当场既未看清，事后亦无法证明。”
虽然有消息说，在火烧赵家楼事件之后，北京政府一度在段祺瑞的坚持下，有心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曹汝霖回忆说，火烧赵家楼之后，徐世昌将他安置在北海团城保护起来，还给了他和章宗祥一人5万元。他到团城第二天，段祺瑞即来慰问，言明这次的事，“他们本是对着我，竟连累了你们。”又嘱咐曹汝霖不要辞职，“看东海如何处置？”恨恨之情，溢于言表。对于徐世昌的不满，也溢于言表。段祺瑞是北京政府的太上皇，此时虽然不做总理，转为参战督办，但他这个督办，却是可以给内阁行文下命令的督办，即使从形式上看，也是太上皇，他不高兴，政府的压力自然很大。于是，政府态度趋于强硬。5月5日，14所有关的大专学校的校长在北大开会，商议解救学生，他们一起去见总统、总理和教育总长，以及警察总监，要求释放学生。但只有吴炳湘冷冷地见了他们，其他的人都拒而不见。这样不给大学校长面子的事，在以前是绝对没有的。5月6日，徐世昌下大总统令，一边训斥了警察总监吴炳湘，一边要求他严加防范，“倘再有借名纠众，扰乱秩序，不服弹压者，着即依法逮捕法办，勿稍疏弛。”但是，被捕学生的消息一经传开，社会各界的舆论一致声讨，各界名流，纷纷致电北京政府，一边倒地谴责政府，声援学生，有消息说，“北洋团体”内的亲冯国璋的人士，也开始思有所为。即使安福国会内部，也有人对内阁表示不满。内阁里，也有不同声音，教育总长傅增湘屡次请辞。原本就滑头的老官僚徐世昌，见势不妙，又把头缩了回去。第二天，即5月7日，就将被捕学生交保释放，由点起五四这把火的林长民和他两个外交委员会的同事，汪大燮和王宠惠保了出去。然后择机由司法机关来处理，意思是把事件交由法律解决，化解危机。应该说，这是一种比较适当的做法。
就在这个当口，徐世昌换掉了李长泰，让自己的旧部王怀庆由帮办升为步兵统领，这个涉及京师治安的人事任免，也许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政府强化镇压功能。事实证明，后来的王怀庆，并没有如人诟病的那样成为屠夫，反倒跟他的前任一样软弱，对学生下不了手。看来，王怀庆的上任，在很大程度上是老徐为了自己考虑的，让他这个光杆傀儡总统，在军人的众多指挥刀面前，多个保镖，稍微感到踏实一点。尽管政府软了下来，但对于以徐世昌为首的“文治派”而言，应学生的要求，把曹、章、陆免了，显然没有这个胆量，也没有这个意愿。他们都知道，曹、章、陆做的事，背后其实是徐树铮，是段祺瑞，是段祺瑞力主的亲日政策。从某种意义上说，徐世昌也是这个政策的得利者，没有西原借款，第二届国会选举就没戏，自然他老徐也就当不上这个总统。但是，作为晚清仅次于袁世凯的重臣，北洋团体的老人，袁世凯的老朋友，徐世昌即使在北洋三杰这等武夫面前，也有点老资格可摆，因此，他不肯规规矩矩地做傀儡，他要利用直皖之间的空隙，做点文章，利用矛盾，抬高自己的身价。因此，此时也不肯乖乖地为段祺瑞做打手，在巴黎和会之后高涨的民族主义气氛中，逆风而上，严惩学生。最佳的方案，就是两边应付，尽量模棱。但是，首先要顾及的还是段祺瑞和皖系的面子。
因此，作为站在台前的政府机关，面对汹汹的学潮，首要的任务，是要把事情平息下去，不能再出现第二次火烧赵家楼事件，否则段督办那边没法交代。于是，5月6日和8日，徐世昌接连发表两个大总统令，措辞严厉地谴责学生，批评下属弹压不力，其实意思只有一个，那就是不许学生再上街。甚至，连5月7日外交协会一干名流张罗召开的国民大会，也被取缔。对保释学生的审判，也如期进行。最让学生和舆论难以接受的是，曹、章、陆三人的辞呈，均被退回，而且各自得到了来自徐世昌的抚慰。其中对曹汝霖辞呈的批复，说曹“体国公诚，为本大总统所深识”。而且强调，此番事件，系曹“因公受累”。同时给了曹汝霖和章宗祥各5万元，秘密安排曹到北海团城静养。
虽然说，这种安抚和慰留，并未脱出旧时官僚对下属态度的窠臼，也未必显示出徐世昌对三人格外优待。但是在那个情势下，却足以引发人们对政府的强烈不满。人们更关心的是，在这安抚背后皖系军阀的动向，显然，他们的动向，很是令人不安。躲在北海团城的曹汝霖说，眼看着上街的学生越来越少，事情大有平息之势，可是林长民的煽惑，又令风潮再起。其实根本不对，真正让运动再火起来的，主要是政府的暧昧，以及这种暧昧背后皖系军阀种种强硬的表态和人们的猜测。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社会上流言纷起。说政府“徇武人之请，主严办学生，解散大学，更换各校校长”。段祺瑞的大将段芝贵也被扯了进来，说就是他说的，“宁可十年不要学校，不可一日容此学风”。还有说法是，段芝贵的严厉主张，是在军警会议上提出来的。此公当年卷入名伶杨翠喜案，名声本来就不好，借他说事，不由得人们不信。在次年的直皖大战中，段芝贵有上佳的表演，以前敌总指挥之贵，仗还没怎么打呢，就做了吴佩孚的俘虏。此时看来就有预兆。更多的流言，都集中在北大校长蔡元培身上。说是政府压教育总长傅增湘，要他撤换蔡元培，连替换人选都定了，命令已发，送交印铸局盖印去了。甚至传说有某上将，要用往年对付陆建章的手段来对付蔡元培，也就是说杀掉他。最离谱的是说曹、章等人以300万收买刺客，刺杀蔡元培，还要派人焚烧北大校舍，杀北大学生。这些流言，有的有影，有的没影，但流长飞短，一时间却导致人心惶惶。就在这个时候，蔡元培留下一封至今仍旧费人猜度“杀君马者道旁儿”的信，辞职南下。一石激起千层浪，于是原本就不安的校园，再度沸腾。北京学生全体罢课，不让上街游行示威，就分头宣传。这下，军警又有事干了。
出来演讲的学生，组织形式是五四时期具有特色的十人团，10人一队，四出演讲，散发传单，查抄日货。机动灵活，十分便利。这种运动方式跟北京学生的罢课，很快传染到了全国各大城市，一时间，几乎所有的中国学生，从小学到大学，都在做一样的事。北京的警察和步兵统领衙门的军人，开始是阻拦，看见就拦，拦不住只好听之任之。这一阶段档案中的警察报告，只是汇报学生如何演讲，如何散发传单，而警察则“加派长警劝谕”，“委长和平劝解”，“长警等用婉言劝谕”，无奈之状，溢于纸面。进入5月底，眼看运动如火如荼，没有丝毫停下来的意思。当局有点着急，态度转为强硬，开始动手抓人。5月22日内务部的训令，口气还相当和缓，承认学生的爱国热诚，“原为国民朝气”，学生“集众演说、散布传单等情事”，偶一为之，也是可以的。只是担心“若长此纷纭，人心将因之不靖”，而“不良分子，搀入其中，乘机鼓煽，难保不别生事端”。然而到了第二天，内务部的训令，就变得有些杀气了：“近闻京师地方排日风潮，愈演愈烈，竟有制成泥偶，指作日人，陈列道路，加以种种污辱。又各学校所组织之学生演说团游行街市，所有旗帜及宣言，有指日本为敌国，日人为敌人字样。似此昌言不讳指斥日本，不惟妨害国家交谊，亦且扰乱地方治安。且现闻安徽芜湖地方，并有击毁日人商店，殴伤日人情事。万一京师地方亦遇有前项同一事实发生，殊非所以慎重邦交、维持治安之道。合亟令行该厅密行查察，分别依法办理。”接下来，5月25日，徐世昌又下了一道大总统令，强调对于上街的学生，如果制止不了，“应即依法逮办，以遏乱萌”。学生根本不理，依旧上街演讲和查抄日货，直到进入6月，政府感到不抓人不行了，才开始动手抓人。由于学生非常多，每个学校每天都会派出十队八队的十人团，“同时至少有二三千人”，抓不胜抓，抓多了也没有地方关，于是就把北京大学法科占了，改做临时拘留所，关押被捕的学生。没想到学生越抓越多，法科装不下了，最后临时拘留所又扩张到了北大理科。
即使政府已经开始抓人，但主动进攻的一方，依然是学生。虽然有传说，被捕的学生可能被枪毙，被抓进去的清华学生李先闻，最初也感到“有些害怕”，被抓的人，心里都有点感到有点没底。但是，这点担忧，并没有减弱学生的冲劲。因为，很快他们就发现，其实军警对抓人并不积极，即使被抓了，好像也无所谓。在某种程度上，是学生主动找军警来抓他们。据时人回忆，6月1日运动中成立的北京学生联合会决议，从6月2日起分队外出演讲，如果2日外出的学生都被捕了，那么3日就加倍再出，如果3日再被抓，则4日全体出动。6月2日的一份北京警察报告，很有意思：
为报告事。窃本月二日有北京大学学生因卖国货，不听劝解，在职署顽赖不肯走去等情，业经电禀，奉谕送厅办理在案。谨将情形禀陈钧阅。先是于前几日间即每日有清华学校、北京大学等各校学生，在职区界内各处分起售卖牙粉、仁丹及零星货物，均经职署婉言劝解，每一起至动须劝导、辩论许久始去。本日下午二时余，又据东安市场巡官白祖荫电称，有北京大学校学生刘仁静、陈用才等二名，在市场南门内售卖国货，并有该校学生牟谟用大洋一元购买，故意因钱惹人注目。经巡官、巡长等婉言劝说，而该学生等大声疾呼，谓警察阻制人民买卖自由，并齐声喧嚣。现在办公室内等情。当经电饬婉劝，令其到署。经职在外接待室内接见座谈，告以不可卖物之理由并警察劝阻之用意，劝至三小时之久。其时并该校执事人林冠英自行到署，帮同劝说。该学生等坚称警察为不法之干涉，既被巡警送来，即不能走等语。该管理员无法，先行走去。复经职多方譬解，该学生等见又有巡警送学生来，始行走去。于是又将第二起学生接见，一名蔡鬯贤，一名王汝楠，均系北京大学学生，其劝说辩论情形大略与第一起之学生相同。正劝说时，而第三、四、五起学生相继而为巡警送至，共计钟笃余等七名，均系北京大学学生也。其所执之理由则谓售卖国货并不犯法，巡警干涉即为滥用职权，送其到署则为违法逮捕，不但不能停止卖货，如无稳妥之答复即不能去署等语。职以彼等蓄意矫情，故婉譬曲解，百端劝说。不料该学生等无理顽赖，决不转圜。乃经电禀将其送厅，而该学生又只推出二人代表到厅，其余五人在署候信。遂先将钟笃余、张国焘二人送厅后，又向在署之陈锡等五人劝解良久，始终坚执既不赴厅亦不走去。后据要求非有先赴厅学生之电话，彼等不能出署等情。在职署本不难强制将其送厅，惟该生等势必叫嚣，殊于观听有碍，于是复电知司法处令学生通电话后，在署之陈锡、倪品真、刘宝华、龙石强、刘云汉等五名始允赴厅。此本日学生顽赖之情形也。查该学生等蓄意顽赖，本无足计较，惟分起相继而来，实于警察公务上大有妨碍。除已电陈外，理合报告鉴核。谨票。
这些学生中，不仅有后来中共创始人之一的刘仁静，还有一个也是中共创始人，但更为有名的张国焘，这两位都是当年的特别能战斗的五四青年。几乎是只要警察一碰他们，就指责警察违法，到了警察署，就不肯走，无论自称“职等”的警察怎样劝，都不行，非让警察把他们抓起来不可，警察不道歉，誓不罢休。匡互生回忆说，到了6月4日，军警不仅不敢再抓捕学生，而且极力苦劝学生不要再外出演讲，“甚至于有跪地哀求的”。都说警察抓学生是猫捉老鼠的游戏，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里，学生是猫，警察才是老鼠。
不仅如此，我们还在当时的各种记录中，看到军警被学生的演讲和行为感动的场面。当时编的《五四》一书，有这样的记载：
讲演一事愈干涉而学生愈热心。犹忆某日前门外有某校讲演学生一团，正讲至兴会淋漓之际，忽来警察一队驱逐听讲者，学生泫然哀之曰：‘汝所冠非中国之冠乎？汝所履非中国之土乎？汝所衣、所食、所仰事、所俯畜非皆中国国民之血汗乎？汝不见吾国租界上替人服役之印捕之无聊乎？汝不见朝鲜亡国后全国军警尽易日本人乎？奈何我辈为救汝中国而讲演，而汝反助彼仇人而驱逐听讲者乎？呜呼！我最亲爱冠警冠、佩警刀之同胞乎！汝纵不为国家谋生存，汝独不为汝自身谋生存与汝所仰事、所俯畜谋生存乎？’学生辞犹未毕，警察皆感激泣下，听讲者亦泣。
当时的场景，学生的说词有没有这样的文绉绉我们不得而知，但学生对于军警这样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反“劝阻”，而且劝说奏效的事，肯定是有的。匡互生的回忆中，就多次提及军警被学生所感动，不仅外面抓人的军警被感动，连负责看守被捕学生的军警，也被感动，甚至大骂“段、徐、曹、章卖国的不是”。
在上海，这样的场景也所处可见。跟其他地方的军警一样，他们对于学生都比较客气，不敢轻易动手动脚，要动粗，也只冲着市民。但是，学生跟北京一样，主动出击。复旦大学的学生整队入城，确定战略为：“同学中有一人被捕者，当全体肃然随之。捕者为警察，全体即入警厅；捕者为兵士，全体即入护军使署。既抵该所，有所诘问，当取同一之回答，其答语即‘国贼未除，不容不毅力坚持’。设有非法苛待，吾等数百人当肃然跪对国旗，勿作一语。”面对这种架势，即使警察有心抓学生，都会打退堂鼓。事实上，上海的军警，基本策略对学生是不抓的。复旦的学生出来，沿途军警就像没看见一样。凡是被抓的学生，大抵跟北京近似，都是学生主动“找抓”，甚至“欺负”到警察门上去找事。《时报》报道，6月5日，居然有百余学生来到上海警察厅，“摇铃演说，言政府如何野蛮，欺压同胞，谄媚日人。警厅派出巡士多名，劝阻驱散。各学生不听，于是用强迫手段拘拿，各学生态度文明，既不抗拒，又不走散，口中大呼同胞看看，当被拘住数人，带入厅中，各学生全体随之入门。嗣上海县知事沈宝昌闻信到厅，与徐厅长晤商之下，立将各学生释出”。所谓“同胞看看”，就是大喊大叫：“看哪，警察抓人啦！”不仅如此，当时还有学生手持白旗一面，上书“徐国梁忠心卖国”字样，当街演讲，警察劝阻不听，因阻碍交通之由，将之带到警察厅。骂人骂到警察头子头上了，这位在报人眼里十分凶恶的徐厅长也没有因为骂了他，把这位学生怎么样，随即释放。“该生还复自由后，仍与同学照旧进行演说。”学生出来演讲，警察如果干涉，就非要警察带入警署，然后警察再给他们放出来，有被拘三、四次，“被释三、四次者”。就这样，报纸还是满天报道，学生被捕，遭到迫害，云云。
跟在北京一样，上海也有被学生感动的军警。据《申报》报道，复旦大学的学生到警察厅周围演讲，“大讲段、徐、曹、陆等卖国之情形，警兵旁立倾听，非特不拘人，且多颔首称是。”进入南洋公学的士兵，据说也在学生“告以大义”之后，“为之惶愧而去”。上海的学生比起北京的同辈来，对付警察，还会调侃。据当时人讲，学生在送食物给自己人的时候，有时候看见士兵在“荷枪守备”，遂将“特制馒头数百枚，以飨各士兵”，一边说着风凉话，说是感谢他们“帮同救国”，结果士兵“颊顿飞红，坚不肯受。”
武汉的军警，也同样对学生缩手缩脚，也同样容易被感动。运动初起，因执行北京政府禁令，湖北督军王占元对于防堵学生相当卖力。这个滑头军阀，名列直系的长江三督，但却经常首鼠两端。由于段政府南征，很多部队要过境湖北，也不容他不听话。只是，对于在防堵中抓的学生，他却没有为难。据当时的报道，武汉私立政法学校的学生，因外出演讲，被逮至某团兵营，“后旋由该团三营营长贾万兴出为接洽。略谓；诸位热心爱国无不感佩，敝营兵士梭巡，原所以防奸人滋事，奉令解散诸位之演讲而已，实非敢擅于逮捕。今诸位既已至此，鄙人自当呈报团长，转请督军送诸位回校。于是乃一面谕令护兵优礼招待，一面置酒备饭自陪畅叙。各学员等亦将联合会之宗旨及讲演之要义，逐一详告，饭后复令于楼上安置铺盖，请事憩息。各学员又复随时演讲，各军士多被感动，均各屏息倾听。至于各警署捕去之学生，虽云亦甚优待，然究不若该营长之特色云。”
尽量不碰学生，似乎成了当政者的某种禁忌。手握参战军一个师的重兵，身为济南镇守使的马良，是回民，脾气火爆。作为段祺瑞爱将他，在五四运动中，自然要站在主公一边，即使出于报恩，也得表现一下。相对而言，由于济南作为五四运动由头的发生地，运动的火爆程度也非同一般，据当时人讲，在群众大会上，会议主席想要致辞，说得不对学生口味，都被哄下。与会的群众上街游行，不仅砸了倾向政府的《昌言报》报社，而且把报社的经理和主编捆起来，前胸后背贴上卖国贼和汉奸字样，背插亡命旗游街示众，在这个过程中，主编和经理不断地挨打受折磨。到了这个地步，学生和市民还意犹未尽，径直将人押到省长公署，逼省长表态。即便如此，马良的“表现”，也对学生没有多少办法，据说只打了两个学生的手板。却找了一些回族市民的霉头，说是我自己抓自己人，别人总不好说什么。抓了几个领头的回民领袖，杀一儆百，杀了其中的三人，制造了五四运动中，最大一次镇压事件。这个事件，在山东督军张树元向北京的电报中，变成了“莠民假借学生名义”做的，干脆跟学生一点干系都没有了。尽管如此，学生却没有因此而放过马良，山东和天津两地的学生一拨一拨地上北京请愿告状，声讨马良，造谣说马良主张中日合并，云云。
碰到学生的事儿，也不是没有，军警要围堵学生不令上街，无论军警如何客气，只要学生执意要冲，也难免磕碰。湖北督军王占元的麾下军警，就摊上了这样的事。6月1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大门口，有学生受伤了，报界哄传，军警镇压，武昌出了当时轰动全国的流血事件。对于事件，武昌高师学生的通电是这样说的：
自外交失败，各界呼号，生等曾洒一掬热血，通电中外，警惕国人，纯以爱国为主，并无越轨情事。不图六月一日，正值星期，晨光未曙，校外遍围军警，声势汹涌，阻止出入，生等念身居校内，横遭囚禁，不胜骇异，群集校门与之理论。该军士不惟置若罔闻，反而用刺刀乱刺。陈君开泰退避不及，身中数刀，立即晕倒，血流满地，生死未卜，其余受伤者十数人。该军士后欲开枪射击，幸将二门紧闭，未令屠杀。举校痛哭，惨状难言。
王占元在给北京的电报上，则是这样说的：
因有北京学生代表来鄂，各学生拟在消岔宝通寺开会欢迎，定期旧历五月一、二两日举行露天演说。各学校学生悉数齐集，往军、省两署及各衙署繁盛街市派人讲演，印发抵制日货传单，情形极为激烈。并探闻汉口匪人有乘机混杂，希图扰乱情事。当时传谕各校长积力劝阻，非得校长允许，无事不令各学生出门。一面令饬警察在各校门首附近严密调查，不许外来代表入校煽惑。复据警务处长崔振魁面禀，以警察不敷分布，请派军警巡视弹压，复令卫戍司令派兵士数排游行照料，一日无事。次日午后……国立师范有学生数十人，因警察防止不便，各持木棍、石块向警察痛击，警察无力抵御，遂邀同附近军队往劝解，因群持木棒，势甚汹涌，不得已用枪托搪抵，致有一生误触刺刀，伤及腿部，现已送院调治。
两造都说对方来势“汹涌”，看来至少冲突比较激烈。督军说学生各持木棍，显然属于夸张，但军警是堵，学生在冲，论势头，应该是学生更足，但军警手里有家伙，混乱中，刺刀虽说未必是像督军说的那样，被“误触”，但也未必像学生所说，军警用刺刀“乱刺”。后来记者探视受伤的陈开泰，明显倾向学生的报道，也是说陈的伤在腿，倒的确很重，刺刀由左腿穿透到右腿。说明伤人的军士，刺刀是向下的，应该还是有所节制，并非“身中数刀”。显然，就像督军渲染学生手持木棍、石块如何凶悍一样，学生所说的军士欲开枪屠杀，也不大可能，真要开枪的话，学校的门是挡不住的。自然，学生所说另外受伤的几十人，后来也没了下文，最大的可能，是当时张大其辞的渲染。
虽然受伤者很快就伤愈出院，但事件却引发了轩然大波，各地一致声讨，要求罢免王占元，连人称安福国会的国会议员，都提出质询案，几十人联署。迫于压力，王占元不仅随即派人去医院慰问伤者，送了50块钱，而且还督促湖北警察厅长何佩瑢将直接负责的警务处督察长撤差，将警务处长一并记过。看来，伤到了学生，事情还真就是不小，连割据一方的军阀，也得让上不止三分。
运动中，抓学生并将之送上法庭，最后一次“公演”，是天津的警察头子杨以德扮演反面角色。天津是直隶的地盘，直隶督军是曹锟，省长是曹锟的弟弟曹锐。一般来讲，凡属于跟段祺瑞走得比较近的人，对于执行中央政府禁令，弹压学生相对积极一点。曹锟当然不算是皖系人物，但是，在此前一段时间里，跟冯国璋也走得也不近，远远不及长江三督，基本属于在尚未界限分明的直皖之间骑墙的人物。在段祺瑞第二次对南方用兵之际，由于许愿给曹锟一个副总统，所以，曹锟对于南征一度相当积极，手下参战的大将吴佩孚战绩也特好，一直打到了衡阳。但是，到了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曹锟的副总统飞了，而且湖南督军也没给吴佩孚，因此，曹锟集团跟段祺瑞已经离心离德，曹锟和曹锐尚未撕破脸皮，但是，吴佩孚已经公开叫骂了。因此，在直隶的地界上，按道理对于学生运动，军警是没有弹压的积极性的，只是天津这个地方例外，一方面它是北方第一大商埠，对外口岸，日本势力很大，另一方面它离北京很近，直隶首府保定对它的影响，远不及北京。五四运动爆发以来，天津警方一直直接听命于北京，因此，才有1920年初对学生的逮捕。
逮捕学生的起因，是魁发成事件。魁发成料器店，有日本人的股份，冲突中，也有日本人参与。加上刚刚发生了福州抵货学生跟日本人的冲突事件，北京政府特别担心在京畿之地，也发生类似的事件。作为天津警察头子的杨以德，更是担心这一点，所以，才大动干戈，抓了学生。虽然学生在这个事件中，的确违法了，按说被逮也不为过。但抓了人的杨以德，却心虚得紧，不断跟被捕的学生套近乎，强调他对学生的爱国热情表示赞许，他跟南开的校长张伯苓关系怎样好，对这些出身官宦家庭的学生的父辈怎样有交情，他跟学生没有私仇，他自己过去怎样爱国，怎样在外国人面前不含糊，他这个人怎样仗义。到被捕学生移送检察厅之后，坐监的学生，在拘押期间，居然可以读书，开讨论会，开晚会，茶话会，“有游戏，有演说，快乐得很，并且吃了些茶点”。唱京剧，大鼓书，演相声，滑稽戏。玩够了要聚餐，派人出去买酒，看守所所长说按规矩不能喝酒，学生了发了脾气，所长只好妥协，任这些学生喝酒猜拳。哪里是在坐监，分明属于度假。最后，上了法庭，一场官司，学生在法庭内外，慷慨陈词，扬眉吐气，最后法官草草审完，匆匆开释。凡是坐了监的学生，都成了英雄，受到万人空巷的欢迎。
当然，看当时人编的资料，也不断有军警如何残暴，学生挨打，甚至流血的报道，但比照后来的事件进行就知道，这种说法，多为宣传的需要，众多被打受伤的人，好像没有几个进了医院，更看不到对伤员慰问方面的报道。比如武昌高师事件，学生方面说伤了几十人，但真正在医院里接受各方慰问的，只有陈开泰一人。而且据1949年之后大陆当事人的回忆，在五四运动已经被抬到天上的情况下，军警的残暴，如果真有的话，按情理，应该大肆渲染的，却恰恰没有这种渲染。相反，在当事人的回忆中，连最残暴的济南军警，都相当仁慈，军警要关城门，学生将腿塞进门缝，他们就不敢关，结果让学生涌了进去。还有人回忆说，当时的军警根本不敢用刺刀碰学生。五四当口，上海警察厅厅长徐国梁有篇对警察的“慰谕”，很有意思，抄在下面，人们可以从中看出当时军警真实态度：
近来学生罢课，商家罢市，大家兄弟昼夜四班巡逻，辛苦的了不得，本厅长很过意不去。大家兄弟到上海几年，遭过几次变乱，个个皆能守秩序，服从长官的命令，当长官的非常的欢喜，非常的相信。这一次又碰着这宗风潮，我们警察向来以保护人民生命财政，维持地方秩序为天职，望大家仍旧遵我们的章程，尽我们的天职，服从上官的命令，不要听他人的煽惑，在公时不要与路人闲谈，下公后自己休息休息，不要无故出门。我们漂洋过海，几千里路跑在此地，好容易每月赚了几块钱，养我们的妻子老小一家人家。一旦要变了主义，受了匪人的骗，小则差使撤掉，大则性命攸关。本厅长与大家兄弟相处七年之久，同生同死，真不容易。况且又是同乡居多，所以将肺腑的话告诉于你们，你们千万记在心里。再遇着学生成群结队，须力去解散他们。遇着他们拿着旗子棍子的，就赶速没收过来。如若他们不服从，就到本署报告官长，请示办法。总要和平，不要激烈。他如要骂，我们假装听不见。他如要骗，我们不要受骗。我们听他的话，要绝对的不听。如要说出非法的言语，你们就立时将他们拿住，送到署内，自有办法。这几天之内，大家要格外辛苦辛苦。本厅长心中有数，决不能辜负你们一番劳苦。特此传谕。
上海的警察，都是山东人卢永祥从山东带来的老乡，跟上海护军使的军队一样，都是当年的庄稼汉。维持秩序，当然是警察的任务，但是，一方面，徐厅长担心因山东问题而起的五四运动，使得这些山东乡亲组成的警察们受到“煽惑”，军心动摇，一方面，又要让警察们尽量克制，别跟学生发生冲突，把事情闹大。在这样缩手缩脚的方针下，警察能做点什么，做到什么地步，可想而知。上海如此，别的地方也差不太多。
五四发生的时代，是个军人当家的年月。按理说，但凡军人政权，都有几分强横，但是，当时当家的段祺瑞更多以为自己是政治家，而非军人，比起他的老主公袁世凯来，他更乐意尊重民主体制的一些规矩，在议会不听话的情况下，不是简单地废掉它，而是另起炉灶。因此，尽管段祺瑞推动了武力统一，激化了各方面的矛盾，但他所掌控的北京政府，跟袁世凯时代相比，毕竟是个弱势政府，武力统一所用的武力，基本上要靠金钱购买，钱花出去不少，但效果不佳。各地的军头，有钱的主儿，不肯出兵，肯出兵的，不是地盘差，就是散兵游勇，像曹锟、吴佩孚这样别有怀抱的主儿，非常少。到了前线，个个都要饷积极，打仗消极，出工不出力。即使皖系的嫡系，也未必真心拥戴其武力统一的政策。五四运动之所以爆发，是因为国人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委屈”，这种委屈，不仅学生有，多数上层人士也有，甚至部分军头也难以无动于衷。普遍的委屈汇成爱国主义的洪流，在这个洪流面前，任何人都不敢公然对抗，尽管手里有枪，但绝没有任何一级政府敢于自甘被人扣上卖国的帽子。但是，在运动当口，只要有所举动，就难免背上卖国的黑锅。在军阀混战的时代，一个军头背上这样的黑锅，不仅意味着得罪了当地的绅民，而且意味着在日后可能的战争中，丧失了生存的合法性，在战前的电报战中，自己先失一局。
因此，尽管北京当局特别想把运动压下去，但却始终不敢用强，各地军头皮里阳秋，首鼠两端，而且个个都积极地跟曹、章、陆划清界限。所以，运动不仅没有在各地军警的阻拦中消退，反而如火如荼地越卷越大，直到运动中人自家没了热情，才自然退潮。唯有作为嫡系的嫡系的参战军师长马良，有了一点强硬镇压的表示，也很快淹没在铺天盖地的抗议声中，被诬为主张中日合并的卖国贼，不得不销声匿迹。
文明中的暴力故事
庚子义和团运动之后，中国人大的政治事件，只要涉及外国或者外国人，莫不有义和团的阴影。事件的参加者，都会极力表白，自己不是义和团，自己的行为，是文明的。1905年的抵货运动如此，辛亥革命如此，五四运动也如此。
所谓文明，就意味着和平抗争。北京的五四运动，延续几个月的罢课、罢市、游行、请愿、上街演讲，除了火烧赵家楼之外，大抵是和平的。上海的三罢，都有专门维持秩序的童子军，打着“幸勿暴动”或者“警告勿暴动”字样的小旗，甚至身上披着写有同样字样的布带。对于所有的暴力行动，尤其是针对外国人的暴力行动，均持反对态度。据《晨报》报道，五四学生在天安门的时候，听闻学生要去东交民巷使馆区，步兵统领李长泰前来劝阻，担心学生不文明，惹出外交事端来。结果学生大呼：“我们举动是极文明的！”学生代表还对李说，“我们今天到公使馆不过是表现我们的爱国的意思，一切行动定要谨慎，老前辈可以放心的。”
但是，暴力却在游行队伍到达东交民巷不久就发生了。对于参加游行的多数学生，包括总指挥傅斯年和段锡朋，并没有计划去赵家楼曹汝霖家。国内和海外的两本五四运动史，都告诉我们，那年的5月4日是星期天，政府机关都在放假，没办法请愿，选择这天游行，无非为了“唤醒民众”，因此，根据组织者事先的商议，13所学校学生代表通过的决议，路线基本是繁华的商业区，顺便到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对外国人，主要是对美国人做一点呼吁式的请求。显然，很多学生对于后者，似乎更加在意。可惜，那天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不知道学生要来，去门头沟旅行了，其余巴黎和会五强，日本自然除外，英、法和意大利公使，也外出游玩，使馆一概对学生拒不接待，只有美国使馆馆员露了面，接受了学生的请愿书。到了东交民巷又不得门而入的学生们，大为失望，心情未免烦闷。这时候，恰好有些人高喊，去赵家楼找曹汝霖算账去！于是，大队转向赵家楼。
游行队伍中的多数人，此时根本不知道赵家楼在哪里，为什么要去哪儿？当时参加过游行的作家王统照回忆说，一听说队伍要去赵家楼，人们纷纷问：“赵家楼在哪里？”“谁住在赵家楼？”大家只是跟着走而已。可是，队伍中的一些人，对此却是十分清楚的。据当时为北京高师学生的周予同回忆说，高师和北大的若干人，在游行前就开过一个秘密会议，在会上，一部分人不愿意用和平的游行请愿方式，想要暴动，但是怎么暴动，还没想好，据说有人可以搞到手枪，但却没有结果，只是从大栅栏的照相馆里搞到了曹、章、陆照片，“其余少数同学也只分别带些火柴、小瓶火油，以便相机利用”。周予同的同学匡互生也说，某些小团体已经事先将曹、章、陆各家的住址和门牌号码都弄清楚了，准备激烈行动。高师的俞劲，也有类似的说法，说是他们预先调查了曹、章、陆的情况。温和的罗家伦到了赵家楼感到很奇怪，怎么有人会带着“自来火”呢？后来才明白，原来来的这些人早有预谋。
作为游行总指挥的傅斯年，倒是不希望队伍转向曹家，可是，这位新潮社的头儿，在北大新文化运动中很有威望的学生领袖人物，此时的话却根本没有人要听，人们需要的是一个发泄的出口，不管这个口在哪儿，总之要找这么一个。不仅如此，据罗家伦的回忆，还有人打了傅斯年一拳，从此将傅斯年打得万念俱灰，“自此以后，五四运动和傅斯年便不发生关系了”。如果这事属实，那么，等于游行的学生，在未对曹家和章宗祥动武之前，暴力就已经发生了，最先触霉头的竟然是自己人的领头人。据当事人回忆，另一个学生领袖，《新潮》的骨干罗家伦，还被人骂为“无耻胆小鬼”。
进入曹宅之后，有人要点火烧房子的时候，跟着大队人马来到赵家楼的另一个总指挥段锡朋，发现不对，见匡互生要点火，出来阻止，说：“我负不了责任！”匡互生回答说：“谁要你负责任！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于是，火便烧了起来。
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学生在没有找到曹汝霖、抓住章宗祥痛打的时候，下手相当狠，甚至用旗杆铁棍打他的脑袋，简直是要把人往死了打。可是日本人中江丑吉出来保护章宗祥的时候，大家发现他是日本人，就不约而同地住了手，因为是担心打了日本人，“增加外交交涉上的麻烦”。按抗议者的道理，曹、章、陆无非是日本的走狗，日本人才真正是罪魁祸首，碰上了日本人，理应更加痛恨才是，怎么可能在火头上戛然而止呢？看来，不仅那些一时失控的学生，还是预谋好了的激进分子，脑袋里依然有义和团运动的阴影，他们不想让外国人，即使是仇敌，认为他们是野蛮的“拳匪”。在北京，另外一件跟日本人发生冲突的事件，发生在1919年的8月26日，当时京津两地的学生代表到新华门请愿，一直坚持到次日，发现一个日本记者安藤秀吉在场，学生们将他揪住，说是他在学生存放食物的地方站立已久，“恐暗下危险物，吾人食之必死”。但是学生并没有殴打这个日本记者，而是将他交给了巡警，依然能坚持不肯跟外国人动武。
显然，对于运动中人而言，对自己国家的人施暴，特别是对那些公认是卖国的人施加暴力，就不算是不文明。只有把火烧到外国人头上，才是野蛮，才是拳匪行径。其实，当年的义和团暴力，也主要是针对国人的，也是在他们看来具有卖国嫌疑的人，所谓信洋教、跟洋人打交道的二毛子。五四运动中，这样的暴力后来还发生若干次，对不肯抵制日货的商人，对替政府说话的《昌言报》记者，捆、打、游街，都有过。其中《昌言报》经理和主编被“双臂倒捆，复系长绳，牵至街心，人皆呼‘卖国贼’不已。有愤而手批彼等面颊者。复以该社之纸张，书‘卖国贼、汉奸’等字样，贴在彼等胸前及背后，并遍插亡命旗”游街，一路挨打。
据当日北京日华同仁医院诊断，章宗祥的伤势相当严重，诊断是，头部挫创，全身各部打扑伤兼脑震荡。诊断书上说：
现症：在头部颅顶部创伤一处，长约五仙米，深达骨膜，又有不整齐斜伤三处及小挫伤三处，在头部有横斜小裂伤二处及皮下出血肿瘤二个，又在左右耳翼有大小二处之破裂创伤，其他左右肩胛部、脊部、胸部、腹部、腰部及上下肢有大如手掌以至小如铜圆之打扑伤共二十一处，精神朦胧，应答不明，时发哼声，呼吸细微，稍切迫，脉稍频，数虽尚整调，然微弱也。胸、腹腔脏器不见变动，周身尚无骨折症状。豫后综观前记症状，现今伤势颇重，于今日非见其脑症状之经过如何，不能判定将来也。
对于这种运动中的暴力，当时的舆论，基本上没有谴责的。只有当时身为北大讲师梁漱溟，在1919年5月18日《国民公报》上，发表《论学生事件》一文，表示了异议，他说：
“我的意思很平常，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厅去提起公诉，审厅去审理判罪，学生去遵判服罪。检厅如果因人多，检查的不清楚，不好办理，我们尽可一一自首，就是情愿牺牲。因为，如不如此，我们所失的更大。在道理上讲，打伤人是现行犯，是无可讳的。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纵是国民公众的举动，也不能横行，不管不顾。绝不能说我们所作的都对，就犯法也可以。”除了梁漱溟外，北大法学教授张孝簃在学生问到当天运动的法律问题时，也表示，学生的行为，“法无可恕，情有可原”。然而，公开发表的梁漱溟的异议，立刻引起学界精英一连串的针对他的异议和批评。很多人认为，虽然学生之举在形式上与法律不合，但却符合法律的精神，法律要遵循公理。著名国会议员兼记者蓝公武先生，还举出西方国家游行示威中出现的暴力，证明只要公众行为符合道义，有点暴力也无伤大雅。如果对此进行追究，反而在法律上是冤枉，在道德上是作伪。甚至，不仅曹汝霖的邻居含糊其辞，推说当时没看清，即使把人传来，也认不出来。就连曹家的佣人，也不肯出面具体指证是谁放的火、打的人，提供的唯一线索，是说记得先进来的学生，是戴四角帽的。从老照片上我们就能知道，当时学生戴四角帽者，车载斗量。甚至一些在事件中受伤的警察保安队员，也不肯指证学生，说连他们自己为何人殴伤，也不清楚。
显然，在这样的舆论气氛中，当时的学生断然没有可能去“一一自首”，学生的暴力，即使在当时，已经被全然忽视，甚至在传闻中被开脱：曹家的房子，是曹汝霖为了嫁祸学生，甚至是为了焚烧卖国文件，自己点燃的。公众和舆论关注的是另外一种暴力——政府对学生的暴力。火烧赵家楼之后，30多个落在后面的学生被捕，据彭明考证，被捕的学生一共有32人，其中北大20人，高师8人，工业学校2人，中国大学1人，汇文大学1人。学生被捕，当然不是因为“爱国游行”，而是放火打人，但是舆论不这么看。大家众口一词，学生爱国无罪，政府抓人无理。除了梁漱溟之外，所有的声音都是营救被捕学生的。第二天，名流汪大燮、王宠惠和林长民就出面保释被捕学生，5月6日，北京13所专门以上的学校校长，到教育部要求释放学生，北京农会商会，则开会议决，派代表“往谒当局，请将学生释放”。紧接着，北京专门以上的14所学校学生一起罢课。与此同时，人们风传曹家的火是曹汝霖自己放的，为了“烧死学子”，甚至还有传说，曹汝霖为了掩盖罪证，烧毁秘密文件才将房子点燃的，巧妙地将学生的暴力转变成了卖国贼的暴力。还好，没有把学生痛打章宗祥，变成章宗祥痛打学生。
不过，没有过了多久，学生挨打，甚至挨打至死的故事传开了。当时有个参加游行的北大预科学生郭钦光，原患有肺结核，可能是游行过于劳累，以至于疾病发作，挨到5月7日死了。然后，就传说他是被警察打伤致死的，甚至还有人说他是被曹家佣人殴伤致死。这种说法，据罗家伦回忆，是某些人有意制造的，“当时大家怕章宗祥和我们打官司，所以定下一个策略，硬说郭钦光乃是在‘五四’那一天被曹家佣人打死的。于是郭钦光遂成为‘五四’运动中唯一烈士，受各处追悼会之无数鲜花美酒吊祭，和挽幛哀辞的追悼”。不过，到了北京学生为郭钦光开追悼会的那天，由于被捕的学生已经被释放，空气有所缓解，所以，会上发的郭钦光事略，没有说他是被打死的，只说他见学生被捕，“愤而大痛，至于呕血”，然后不治。但是各地开的追悼会，却都不约而同地说他是被殴伤致死的。即使是讹言，传出去了，大家就会信那个比较邪乎的。这个虚拟的政府或者曹家的暴力事件，无意中成了运动最好的动员利器。
最有意思的是，过了很多年之后，当事人的回忆，在台湾和海外的人，跟在大陆的有很大的不同。在外面的人对于当时学生的暴力，多不以为然，罗家伦的回忆，我已经征引过了，颇多悔不当初之意。另一位台湾著名学者毛子水说：“我当时听见许多人乱打一个人，心里颇为不平，以为这种行为不是大学生所应有的，但我也没有力量阻止，所以只得大叫呼我常在一起的同学离开打人的地方，叫不到人，我便独自回校了。”一位当时的法专学生王扶洲的回忆，强调了游行的和平性，说他们根本无意去打曹、章、陆，而且到了赵家楼曹宅之后，喊了几句口号就走了。当年的北大学生田炯锦甚至对整个的游行都感到不满，说是“游行队伍零乱，谈笑喧哗，喊口号时，常作怪叫”，令他很是反感，当时就想脱离来的。而大陆方面的回忆，则不约而同地称赞学生的暴力，在他们看来暴力只有不够的问题，没有什么过火。因此，谁先跳进曹家，打开大门，谁先动手打人，都跟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第一枪一样，成为大家竞争的目标，也成了众说纷纭的一个罗生门。
当然，今天回顾当年学生的行为，在跟外国人请愿没有找到正主儿，又受了东交民巷的外国兵一肚子气之后，满腔怒火的学生肯定要找个发泄的地方。恰好，一些激进分子事先的准备，为这种发泄找到了最合适的地方，那就是赵家楼曹宅。既然大队人马到了曹宅，焉有不冲进去的道理？更何况，在场的警察根本不负责任，就算负责，估计多半也拦不住愤怒的学生，加上那时的警察既无电话，也没有汽车摩托，根本无法呼叫增援，于是悲剧就这样发生了。中国一向有纵容学生闹事的传统，不仅东汉以及北宋末年的太学生这样具有充分正当性的学生闹事，得到社会的同情，就连每年科考时节举子的胡闹，只要不太过分，从政府到民间都给予包容。在台湾的当年好汉50年之后的回忆，大概只反映了他们后来的心境，当时是不是也这样的“非暴力”，很难说。如果当时就这样清醒，为什么当时没有人站出来？包括罗家伦明明知晓有关郭钦光的“阴谋”，为什么当时什么都不说？这说明，作为运动的参加者，尽管都是大学生，每个人也非常具有文明意识，但是，在面临国家民族危亡的紧急时刻，在很多人心目中，暴力绝对是一种非常可能的选项。从这样意义上讲，五四之后一部分运动积极分子转向激进，是顺理成章的。
悲情制造
任何一个有规模的群体性抗议运动，都必须存在悲情。在表面上，五四的悲情源头是“中国要亡了”，这在五四当天的口号中就有反映。但实际上运动的组织和参加者不会不知道，其实，巴黎和会上所谓的外交失败，并不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相比起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以及最后通牒，此时的中国，处境已经大大改善了。人们的悲情，实际上主要源于战胜国期待的落空，期待和现实的落差，被人为地夸张为危机，虽说在逻辑上也可以说得通，但实际上亡国的危险，显然并非运动中人渲染的那样迫在眉睫。
但是，悲情是存在的，情绪落差导致的悲情，不见得就比真实的危机处境激起的情绪小，甚至，二十一条时的种种，也有可能被重新唤起，令人感同身受。段祺瑞政府亲日政策所带来的种种事件，这个政府对于日本在山东存在的默许和认可，都可能被人“揭发”，成为中国国家危机的证据。但是，仅仅有这种由于情感落差产生的悲情，显然是不够的。如果运动的假想敌日本方面再不加以“配合”，来点侵略的动作，没有多少新刺激，那么运动热情就有维持不下去危险。事实上，在运动中，人们就总是提醒自己不要“五分钟热血”。
因此，我们看到，五四运动在发动起来之后，存在着一系列的动员，新的悲情不断地被注入运动中，保持运动的张力。在中国，最大的悲情，莫过于死人，从来民间生事闹事，最毒的一招，对哪个不共戴天了，就一根麻绳吊死在哪家的门口，自家的亲属，自然会把那家闹得天翻地覆，不出大钱，根本休想了事。书吏衙役要想害哪个没有权势的富户，把具无名的尸体偷偷放在这家的门口，就能把这家破了。民间与官方，都对死人的事特别在意。民众打官闹事，不是因为有人死了，就是有人借死人示威聚众。把事情闹大，没有死人或者棺材，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这样的文化传统，很容易会转化成近代群体抗议运动的某种资源，人们几乎是无师自通地就会利用死人进行政治动员。西方研究群体性事件的专家罗西尼·塔罗说：“把死亡作为集体行动的原因似乎有些令人惊奇。与其说这是人对死亡自身，不如说是对生存本身的反应，特别是暴力造成的死亡更是如此，这构成了发生抗议的直接原因。死亡本身具备激发暴力感情的力量。死亡能够迅速将本来毫不相关的人聚集在一起，但这些人都有着由死亡激发起来的愤恨，因而能够团结在一起。死亡能够为公开集会提供合法性，甚至连统治者本身也会犹豫是否禁止这种公开集会，或对其采取行动。”他还说，丧礼往往是某种集体行动的引子，在丧礼的仪式中，参与仪式的人往往会产生群体凝聚力。“在禁止集会的压制性政治体制里，葬礼往往是反抗开始的唯一场合。当死者的朋友、亲属感被认为是愤怒的群体，葬礼就可能成为产生骚乱的场所。”
在中国，大规模的群众性抗议事件，只要事件足够大，延续时间足够的长，死亡就会生出来，有时候并不一定非得跟抗议的对象有关系。但没有关系，只要是在这个时间段的死亡，人们都可以借此制造出来跟运动相关的悲情来。丧礼，自然可以转化为特意组织的大规模的追悼会，组织者通过追悼会这种充满悲情的仪式，实现进一步的动员。
在四川保路运动的时候，一个教书先生不知因为什么事情，恰好在运动初起的时候自杀了，于是，这个人的死就变成了为了保路而死的殉难者。这样的事情，在五四时又重演了。五四运动中死的第一个人，名字叫郭钦光，是北大预科学生。他的死，的确跟运动有关系，但却跟迫害或者镇压无关。他本来就有肺病，即肺结核，在当时属于不治之症，参加游行累着了，病情加重，不久便死在了医院里。郭钦光的死，在当时被做足了文章，开始的时候，据运动组织者罗家伦讲，是学生们“怕章宗祥和我们打官司，所以定下一个策略，硬说郭钦光乃是在‘五四’那一天被曹家人打死的。于是郭钦光遂成为‘五四’运动中唯一的烈士，受各处追悼会之无数鲜花美酒吊祭，和挽章哀辞的追悼”。但是后来发现章宗祥不仅没有跟学生打官司，而且请求释放被捕学生，哀悼郭钦光的调子稍微变了一点，北京的追悼大会上对于郭钦光的死，是这样说的：
四日之役，奋袂先行，见当局下逮捕学生之令，愤然大痛，呕血盈斗。至法国医院，已有不起势。时有告以章宗祥已死者，尚能大笑以答。乃太息曰，国家濒危，政府犹以狮子搏兔之力，以压一线垂尽之民气；日政府待我留学诸君之事，不图乃见于生斯长斯之祖国，事可知矣。因益呕血。延至七日，溘然遽然逝。
虽然说没有死于曹家人或者警察镇压那样惨烈，但依然暗示郭钦光的死，跟当局的镇压有关，惨烈不足，而悲壮有余。各地悼念郭钦光的追悼会，就没这样客气了，几乎异口同声地声言郭死于警察的殴打。北京的警察，百口莫辩。
追悼会是悲情制造的最好场所。北京郭钦光的追悼会，赴会者5000余人，各界送的挽联3000余副。“会场气象，异常严肃，人人面上，咸现悲戚之色。”追悼会的仪式感极强，时人记载，会议程序如下：一奏乐。二宣布开会理由。三读烈士事略。四奏乐。五宣读祭文。六演说。七散会。悲壮的音乐，一个接一个的演说，把追悼会的气氛推向高潮，“演说时慷慨淋漓，鼓掌之声不绝。最后某女士演说，悲怆泣下，全场大哭。”这样的大哭，不止是发泄悲愤，还是积累悲情。下面就该进一步行动了。有心人还记了一笔：“是日掷毁之草帽，达数百顶云。”在当时，学生戴日产的草帽，是一种时尚，这些被扔掉的草帽，无疑都是日本货。预示着抵制日货的更广泛的运动，就此登场。
上海的郭钦光追悼会，开得比北京还要隆重，最特出之处，筹备者预先由几所女子学校的学生，准备了2万顶“白色软制”的帽子，开会的时候，每人1顶。时人回忆，制作这样的帽子，是为了替代日本草帽，开完会，不用扔帽子了。该回忆还说道，“是日男女学生无一不戴此帽者，行列中复杂以联、额、徽、帜，远望直一片白云，神情非常悲壮。人数之多，行列之整，气象之庄严，可称稀有。”而据当时媒体的报道，追悼会召开当日，“其时天色阴沉，若为一种怨气所充塞”。与会者男女学生万余人，“会场中设烈士遗像，环以花圈，两旁分布军乐队”。各位代表演说完毕，全场举行追悼礼，“向郭君遗容馨折致敬”，女校唱追悼歌，歌曰：“黄河如带，泰山若砺，大好是中原；商献于地，督亢呈图，媚外无心肝；血性男子，爱国健儿，赤手挽神州；城狐未除，陈东骤死，一死警千秋。”这样的追悼会，对于激励士气，非常有效，堪称动员的利器，上海追悼会开完，学生们就直接整队涌向商会，促使商会同意开展三罢，立竿见影。
在武汉，追悼会开得更是气象森严，庄严无比，参加者须衣冠整洁，入场时签名，领受素花，入场后20人一排，到礼堂行鞠躬礼。会场奏军乐，声调凄凉。后来成为著名律师，二七大罢工烈士的施洋，在追悼会上宣读祭辞：
呜呼！胡天地之无知兮，令君等以偕亡。彼跳梁小丑兮，犹横暴以狓猖。岂忠鲠之诤言兮，于斯者而不能容。乃卖国之奸人兮，且负势而称雄。抱耿耿之孤忠兮，遂殉身以莫惩。苟死而有知兮，既愤赍志而能瞑。愧吾曹之碌碌兮，终因人而成事。愿□□□涉长逢兮，必继君之英志。叹物极而必反兮，喋血以指仁川。得奸人而寸磔兮，应含笑于九泉。既名传于史策兮，将植五人之碑碣巉巉。苟魂魄之归来兮，尚不弃而鏖旃。尚飨。报道说，“施君读时泪随声堕，继则咽不成声，至祭者亦均呼咷痛苦，声振全场。”
不仅学生动情，市民也动了起来，汉口市面，各个商家门口，挨户悬挂白旗，以示哀悼，更有一班道士，“邀集同业数十人，设坛在无常街后首，建醮超度，所有一切费用悉由道教同人捐助。早晨锣鼓喧天，布置颇形热闹，红男绿女前往观看者，极形一种悲天悯人态度”。
显然，这样悲壮的仪式，用音乐、哀歌加上死者的遗像、旗帜、服饰，统一一致的行动，营造了某种特别打动人心的悲情气氛。人们在这种哀悼死难者的仪式中，人类根深蒂固对死的悲哀，在仪式中被唤醒，在仪式中被传递感染。死者的死，在道德化仪式化的鼓噪中，被升华，人们由对死的悲哀，转化成对死者道德的推崇，具体说，就是对死者爱国情操的推崇，紧接着，人们对死者哀悼，顺理成章地转化为对制造死亡罪魁的愤怒。混合了愤怒的悲哀，制造出一种极其悲怆的氛围，即使对运动不甚热心的人，只要进入这个氛围，也不可能不被感动，“极形一种悲天悯人态度”。
悲情是保持运动气势的必要条件，也是激发群体冲动的燃料。在很多群体事件的场合，政府方面的镇压或者遏制，都是运动骨干人员制造悲情的原料，只要这种镇压没有到开枪杀人的地步，就永远是群众悲情的原料。如果真的开枪杀人了，悲情则一时间会更浓烈，只是强力压制会让大多数人因畏惧而退缩。反过来，如果政府方面保持克制，那么运动中人就会特意前去挑衅，通过营造出来的被捕，被打，甚至被杀的悲惨情节，再加以渲染，达到动员的目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郭钦光的死，被暧昧地表达为政府镇压的结果，这样的暧昧结果，不断增加。在各地的追悼会中，死者不断被添加进来，若干病死的、自尽的人，无论真假，包括受伤没死的，都当成死人或者烈士——被涂上一层为爱国、为抗争而死光环的死人和烈士，不断被推出来，悲壮的气氛，被越煽越浓。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学生涌上街头，用自己的“勇敢抗争”，跟军警冲撞，伤了最好，如果没伤，也要纠缠着非要军警逮捕不可，进了警察署或者军营，就不肯轻易出来。只要大批学生被捕的消息传出来，在任何一个发生运动的城市，都无一例外地成为悲情的燃料。虽然各地情况不一，但由于学生串联的结果，事实上各地的学生抗争，大体都是一个模式，以街头抗争逼军警出手，而出了手的军警行为，则顺利地化为进一步动员的燃料。在运动的当口，北京政府和各地的军阀，碍于体制也碍于运动爱国的道德氛围，根本没有可能放手镇压，因此，只能节节后退。
如果学生觉得这样的分散的抗争和悲情制造还过瘾，他们还会利用各种机会，掀起大规模的抗议浪潮，进一步激发人们的热情。济南的马良镇压事件，虽然没有敢杀学生，但杀市民也一样让人们愤愤不已。同样，湖南军阀张敬尧的统治，对于湖南人来说，原本就是强加于他们的北人“外来政权”，加上张敬尧的统治，也跟他的许多同道一样，任人唯亲，横征暴敛。尽管他的横暴也不为无由——湖南的战争状态尚未结束，南军尚未驱逐，境内还有诸多的北军，这些北军打仗不卖力，但占了一个地方，就地收税，张敬尧政令不出长沙，地盘小，既要养兵，又要自肥，自然统治就没法子规矩，连教育经费都要侵占。这样一来，张敬尧就成了激发湖南学生抗争的一个由头，或者一种机会，就这样，一波又一波地请愿，示威，“驱张”，“驱马”，就成了五四运动的一个个地方性的插曲。
国家节日，也是一种机会，五四运动延续到了双十国庆节，运动领导人准备利用庆祝国庆，召开大规模的会议，举行大规模的仪式，让运动进一步升温。但是，政府方面也担心学生利用国庆搞名堂，于是严加防范，一来一去，悲情又升温了。1919年天津的双十节，学生们就是这样度过的。据报道，天津双十节学生和各界人士4、5万人，在南开大操场召开共和纪念大会，其时也，主席报告开会宗旨毕，“军乐队奏国歌”，“人人脱帽欢歌”，升国旗，行三鞠躬礼，然后代表依次上台演讲。最后，大队人马在童子军和军乐队的先导下，出发游行。军警加以阻拦，不敢使用武力，自然阻拦不住，但消息传开，见诸报端的，却是军警的镇压，马队的冲撞，学生的受伤，甚至落水，“呼号哭喊之声惨不忍闻”。真实情形是否如此，不知道，但见诸报端的，就是这样的悲情惨剧。
悲情制造，是为了动员。有悲情的动员，事实上是在建构着剧场，上演戏剧，所有的参与者，都是剧中人，被彼此构造的剧情、营建的气氛互相感染着，不仅人变得激昂，而且也变得崇高，更加有道德感。有意思的是，运动的动员，在悲情制造过程中，人们除了自身的活剧，还在演出真正的戏剧，有剧本，有导演和演员的话剧。
学生们最喜欢演的戏，是朝鲜亡国的故事，这样的戏，他们编了很多。长沙高等工业学校学生组织新剧部，上演新剧《亡国鉴》，全剧分“朝鲜内乱、清兵平乱、东学党祸、伊藤开府以及韩人受虐、校长就义等十幕”。据《大公报》报道，演出时因为“情致逼真，演到沉痛之处，歌泣失声。场中观众二千余人，台下殿上场坪等处，无一插足隙地”。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演朝鲜的亡国悲剧，为的是让人们感触自己国家悲惨的命运，由己及人。五四运动的缘起，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因为学生们将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引申为中国将亡的悲惨结局，因此，他们在演绎朝鲜亡国故事的时候，往往刻意将中国失去山东和青岛联系起来，此时哀朝鲜，实际上是哀自己，通过对朝鲜的悲悼，渲染当下中国的亡国危机。这样诉说朝鲜亡国的戏，在扬州的上演的时候，叫《亡国影》，在浙江叫《朝鲜亡国恨》。天津女学生则上演了《安重根》，说的是朝鲜志士刺杀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的事，当时邓颖超还在里面当主角。
连当时的运动场景，都被善于编演的湖南学生编成戏剧，名叫《青岛风云》，全剧共分九幕：曹州教案，中德交涉，日德战争，中日交涉，烈士投水，欧洲和会，京校风潮，学生受辱，追悼郭生。据说，演出的时候，演员“意气极为激昂”，而观众“胥为感动，鼓掌之声不绝”。郭钦光的追悼会原本就有戏剧的成分，进入戏中，则是戏上加戏了。浙江嘉兴的学生，还排演了《中国魂》和《打倒卖国贼》这样的时事戏，到处巡回演出。专业的艺人也参与这种运动的戏剧的演出，北京相声演员编了讽刺爱国贼的相声《揣骨相》，上海中华永记大舞台在五四时期上演的滑稽戏，多为击鼓骂曹、火烧曹营、卖国求荣、张松献图，等等，每场的压轴戏，是有学生参与的《拳打金刚》和《爱国血》。据当时人回忆，虽然这些演戏的学生并没有什么演戏的经验，也没有什么人给他们以必要的指导，但演出效果却非常好。浙江嘉兴的教会学校的学生演《朝鲜亡国恨》，“演到最沉痛的时候，台上台下哭成一片，台下高呼口号，全场响应”。民国后期著名的报人徐铸成，五四时期在上小学。他回忆说，他生平第一次看“文明戏”，就是《亡国恨》。“有简单的布景，演日本人的，大概是披一条花布被面，腰里束条带子，就算和服了。”即便如此，“观众中也颇多流泪饮泣的，我也时时止不住泪水。更引起我注意的，是各处的墙壁上，还可以看到彩色纸写的‘勿忘国耻！’‘誓死抵制日货！’‘不要五分钟热度’等等的字条，还有用硝镪水写的英文标语，直到两年后，我才懂得它的意思，它还清晰可见，即使刷过石灰粉，不久它又显出来了。”政治化的剧情，简单的布景和装扮，粗糙幼稚的演技，加上周围的标语口号，这种戏剧跟艺术无关，但用来制造悲情，政治动员，却十分有效。
运动中的戏剧，有时会采用街头活报剧的形式，有点类似于抗战时期的《放下你的鞭子》，只是，在五四那个时代，这样的活报剧还不够成熟，演起来，悲情不多，倒是很有点搞笑。比如天津，自运动以来，警务处长杨以德一直是学生唾骂嘲弄的对象，在1919年学生纪念双十国庆游行遭到警察阻截之后，有的学生扮成杨以德的模样，双臂捆绑，背插亡命牌，上书“破坏共和殴伤学生杨以德”，在大街上巡行。一边走，一边有学生问扮演者话，一问一答。“杨以德，你今天为甚么被枪毙身死呢？我打学生了。你为甚么打学生呢？我被日本人唆使。你为甚么被日本人唆使？我受驻京日本公使小幡委托。你给小幡作面子，你不怕死吗？我受了日本人一百万的贿银。你受了一百万元，可将命卖了么？”这样的活报剧，给游行示威平添了诸多的笑料，也增加了刺激。
更多的悲情制造原料，来源于政府的镇压或者被传成镇压的行为。事实上，对于当时的北京政府而言，肯定不喜欢这样把矛头对准它的学生运动，更忧心运动扩散开来，会引发政局的持续动荡，因此，北京政府肯定要采取行动平息事件。但碍于体制，也碍于学生运动高调的爱国主义，加上中国人对于学生闹事的优容传统，无论北京政府，还是亲北京的地方军阀，都不可能真的敢对学生动武。即便如此，只要政府动一动，相关的镇压传言就会不胫而走。在很多情况下，明明是学生自找入狱，但逮捕学生的消息却满天飞，而且不断地被夸大，抓了1个，传成10个。人们只传抓，不提放，只要有学生被抓，就会传说他们受了酷刑和虐待。学生上街，只要受到军警阻拦，就会传说被军警殴打、杀伤，甚至传成学生被军警打死。在武昌因强行冲出学校被军警刺伤腿部的武昌高师学生陈开泰，到了相邻的湖南长沙，居然被传成已经死亡。北大病死的学生郭钦光，则被说成是被军警刺死。总之，一边是学生的无辜、无助和爱国热忱，一边是政府和警察的横暴与无耻卖国。只要学生们乐意相信自己人的话，只要市民同情学生，这些似真似假的传言，就会有人相信，只要相信，悲情就被制造出来了。
群体性的政治运动，无论有无领导中心，都必然需要动员，甚至是强力的动员，否则就难以成气候。有动员，就有权力技术，就有故意制造的仪式，有气氛的渲染，更短不了有流长飞短的谣言。谣言，是动员最有力的利器。有的谣言是发动者或者运动中人有意为之，或者制造恐怖，渲染政府的镇压，比如五四之后流传的关于政府种种要毁灭大学的留言、镇压的传闻。或者丑化对手，增加人们的仇恨，比如说曹汝霖家挂着日本天皇的像，比如马良主张中日合并。比如制造冤情，比如说学生被打被杀，在监狱里受酷刑，等等。也有的谣言，根本就是处于亢奋之中的群众自己无意识中生出来的故事，很多故事，传着传着，就变成了谣言，最典型的，莫过于关于日本人下毒的流言。这种流言，一时间在上海造成了民众极大的恐慌和对日本人的极度愤怒。
一场高调道德主义的群众政治运动，夹杂以种种似乎不那么光彩的权力技术、仪式煽情、谣言动员，其实一点都不奇怪。无论运动的目的多么高尚，参加者的动机多么纯洁，这种东西是都会存在的。因为，毕竟这样的运动，都是政府当局所不喜的，往往就是跟政府对抗的。面对握有武力的政府，随时有可能镇压的政府，一个人们不能完全预期其行为、带有武人专制色彩的政府，运动的参加者无论理由多么正当，意志多么坚定，神经多么健全，但毕竟处于绝对的弱势，并或多或少伴随着一些风险，有时候，风险还经常被传言扩大。带风险的群体反抗，最大的安全系数，是参与的人数的众多，迫使当局碍于众多群众的压力，不敢轻易下手镇压，同时，参与人数众多，就意味着事情被闹大，闹大了影响就大，即使为了顾及中外舆论，政府想要镇压，也会有所顾虑。所以，运动只要一起来，动员更多的人参与，就是所有参加者自觉或者说无意识的一种冲动，为了动员更多的人，什么手段，似乎都是合理的。这就是群体性政治运动自身的逻辑，尽管这种逻辑有点让那些对这些运动满怀道德期望的人感到失望，但只要在类似的场合发生类似的事件，这个逻辑就会重演，除非中国真正进入了成熟的民主体制。
抵货运动的是是非非
五四作为政治运动，参加者意中的敌人，无疑是日本。所谓曹、章、陆者，在人们心目中，无非是助纣为虐的内奸而已。运动预先定下的文明基调，使得抗议的人们不可能采取别的手段来伤害敌人，因此，对日本唯一的抵抗，就是抵制日货。抵制日货是五四持续最久的抵制运动，大规模的运动一直持续到1920年一整年，个别地区甚至延续时间更长，对于一些人而言，抵制日货甚至成为一生的习惯。曾国藩的曾孙女曾宝荪回忆说，她小时候所在长沙艺芳女校，抵制日货的十人团，一直坚持了约30年，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才解散。当时参加抵货的人，往往特别强调不要忘记外国人讥笑国人的“五分钟热血”，一定要坚持下去。当年还是小学生的人，对五四的记忆，印象最深的，就是抵制日货。号称民国讲史第一人的著名史学家黎东方，时在扬州读高小，不仅参加抵货，把家里仆人用的日本牙粉扔掉，换成国货，还跟4个小伙伴，组成“醒华会”，跟在中学生后面上街嚷嚷抵制日货。
抵制日货，是当时国人可以用来对日本示威唯一的法宝，大体上类似于美国著名学者詹姆斯·斯科特所谓“弱者的武器”，只是相对而言，比较明目张胆而已。之所以如此，一是当时军阀统治比较弱，镇压困难，二是当时的军阀政府，在民族主义的风潮面前，对于镇压，缩手缩脚。以当时国人的认识，认为日本第一要靠中国的大米，第二要靠中国的市场，如果中国人不买他们的东西，日本就会穷，甚至衰落。天津国民大会宣言说，如果中国人坚持抵制日货，必使日本“受经济上莫大之恐慌”，而天津的一份传单上甚至说，“日本原是极穷的国，就是指着卖给我们中国货物赚了钱去过日子。我们要是不买他的货物，他国里既没有钱用，自己过日子都顾不过来，那还有心思来琢磨我们”。而且，抵制日货也是一种民间行为，是参加运动的民众由于对政府极度失望，产生的一种不再相信政府转而依靠自己的力量抵御日本侵略的方案。一份天津学生号召抵制日货的演讲辞上，一开篇就说，“我们不幸作了中华民国的人，又不幸作了中华民国的学生，大不幸又处在现在千钧一发的时候。既是一个中华民国的人，就得想一个方法救国。”号召了学界、商界、报界和劳动界，说唯一不能指望的就是政界，不卖国已经够了，根本不指望他们救国。这样的议论，在各地都有。因此，抵货本身，也有对政府的抵制意味。加上抵货行为的本身，在政府而言，属于违法行为，至少在公开场合，政府是要禁止的，所以，因抵货，学生跟政府方面，在理论上是处于对立状态的。
事实上，当时的中国政府，无论北京当局还是地方军阀，对于五四期间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基本上处于无所作为的状态，碍于日本政府的抗议，从上到下都做了一些禁止抵货的表面文章，但大体上都睁眼闭眼，只求学生们不在字面上宣传抵制日货就可以了。抵货的人们也很识趣，将日货改成“仇货”，或者“某货”，政府方面也就装作事情没有发生。只有天津警察厅将跟日本人发生冲突的学生抓了起来，其他的军阀，基本上无所作为，连号称皖系嫡系的湖南督军张敬尧，也不过就是禁止大规模焚烧日货而已。有的地方军阀，比如驻扎湖南常德的冯玉祥，甚至公开支持学生抵货。当日本领事出面保护日商，冯玉祥则拿日本人私卖烟土的案件出来，跟日本领事纠缠，搅得对方只好不了了之。
抵货的中坚人士，肯定是学生，抵货的学生，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强烈的牺牲精神。很多人一开始就把自己和家里人所有的所有日货，统统砸掉烧毁。
“这是日货，打了去！”一个玻璃瓶的日本牙粉扔出来了，扔在台阶上，立即打碎了，淡红色的牙粉，飞洒满地。
“这也是日货，踩了去！”一只日货的洋瓷脸盆，被一个学生倒仆在地上，猛地几脚踩凹下去，瓷片一片片地剥落下来，一脚踢出，瓷盆就像含怨无诉地滚到墙角里去了。
“你们大家看看，这床席子大概不是日本货吧？”一个学生双手捧着一床东洋席子，表现很不能舍的样子。
大家走上去一看，看见席头上印了“日本制造”四个字，立刻同声叫起来；
“你的眼睛瞎了，不认得字？你舍不得这床席子，想做亡国奴！”不由分说，大家伸出手来一撕，那床东洋席，就被撕成碎条了。
我是一个苦学生，从乡间跑到城市里来读书，所带的铺盖用品都是土里土气的，好不容易弄到几个钱，买了日本的牙刷，金钢石牙粉，东洋脸盆，并也有一床东洋席子。我明知道销毁这些东西，以后就难得钱再买，但我为爱国心所激动，也就毫无顾惜地销毁了。我并向同学们宣言，以后生病，就是会病死了，也决不买日本的仁丹和清快丸。
这是方志敏《可爱的中国》里的一段描述，看起来像是小说中的场景，其实，书中的描写，在五四时的中国，只要有学校的地方，几乎都发生过，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五四运动的发起者北京大学、清华学校等北京各校学生，将学校消费社和学生“旧日所购日货”，一起拉到先农坛，冲破军警的阻拦，付之一炬。长沙某师范学校学生，将自己购买而未用的洋瓷面盆，当众踏碎。天津北斜村小学，在有教员演说抵制日货时，“竟有数学生将所用之色盒、铅笔当时捣毁抛弃，并对众发誓以后绝不复购日货”。天津北广小学，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天津民立小学的学生，干得更为彻底，他们开会讨论，“议定个人所旧存之日本货一律交由大会公同焚毁，以为自今日始永不购日货之纪念。当即一同捡齐，计共分草帽、书包、洋纸本、墨水瓶、橡皮、画图规、竹尺、洋笔杆、笔头、色纸、画图纸、石笔、石板十三类，约值洋二十余元。遂逐件拆毁，共付一炬”。杭州各个学校学生救国团联合会，约定于1919年的5月18日，“齐集新市场杭州城站两处，焚毁个人自有日货”。届时两处学生的自有日货堆积如山，“洋伞、手帕、草帽、草席、皮包、书盒、大衣、汗衫、瓷碗、盆等”，应有尽有，一把火全烧了，“各界人士往观者不下万人”。杭州的警察局还特地派警察来维持秩序。长沙搞过两次万人规模的焚烧日货大会，成堆的日货在人山人海的广场上，投入火海。被当众焚烧的，是学生自己的物品，而商家手里的日货，则可以登记盖戳，销完不进新货即可。曾国藩的曾孙女曾宝荪在回忆中，也讲了一个相当生动的故事，她所在的长沙艺芳女校，师生成立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十人团，共约不再购置日货，以前购买的日货登记盖印，不许再买新的，定期检查。
有一次，有一个学生的新帽子的里子是日货，被团长查出来了，经团员通过，要没收或焚毁，那个团长十分谨慎，剪下帽里绒布一块然后拆下帽里，当众焚烧。当然那个学生十分不快，礼拜六回家告知家长。这位家长大发雷霆，到学校问罪。十人团团长便说，“我们早已告知了某某同学，不可买新日货，她违章买了，原定要烧，只好烧了。”那家长便说，“你可包你们同学没有一个有日货么？”团长说，“任凭检查，连教员、校长都可检查。”那位家长毫不客气，在学生寝室内到处查看，并看了几位教员的衣服，果然凡是日货，都是旧的，也都盖过十人团的印，这才悻悻的去了。
前面提到的黎东方，也说他在上小学的时候，参与抵货，也干过把家里仆人用的日本牙粉扔掉的事。这种做法，显然得到了家中大人的同意。有钱人家的孩子肯做牺牲，没钱的小贩家的孩子，也一样有热血。长沙北正街一个年方9岁的廖姓小贩之子，放学回家，“忽将家里摊上所摆仁丹、洋火以及其父母所用洋瓷盆牙粉等，凡属日货，一律掀掷于地，用脚踢毁。其父母气极，而怒将其扭住痛责，其子遂骂其父母为凉血动物卖国奴不已。其父母因其骂故愈打，而其子见其愈打遂愈骂。正在纠纷未下之时，适某中学游行演讲学生等前来见悉，当大赞其子之爱国热忱，并贺其父母得此佳儿为门楣幸；并有一学生取出光洋二元给廖，作为赔偿损失费，劝令善视其子，勿再责打，并请以后不得再代卖日货。廖夫妇大为感动，除洋元力拒不收外，并承认此后永不再进日货。”宁波大丰昶洋货店，店主是宁波学生联合会会长张传畴的族叔，店产跟张传畴有“承继”关系，但是，当这个规模不小的店依然在卖日货的时候，张传畴带领学生，把店里的大批日货，一把火烧掉。在抵货运动的高潮期间，学生们不仅不买日货，而且不跟任何与日本有关的事沾边，车不坐，船不乘。学生和市民，组织大型集会，当众焚烧日货，这样的事情，在各地都有，所烧毁的日货，既有抄查来的，也有学生自己的。毁掉自己已有的日常用品，是一种牺牲，而转购从价格和效用上尚不及日货的国货，也是一种牺牲，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因为学生们有这样的牺牲精神，身体力行，占据了爱国和自律两个道德制高点，抵制日货才可能如此大规模地推进。
由己及人，学生推动抵货，不遗余力，在他们看来，不这样，抵货就没有意义了，因此，抵货运动，主要是禁卖和禁买日货，以禁卖为主。事实上，作为一般老百姓，很难有学生这样的觉悟，只要货物便宜，并不在意是哪国的产品，只要有人卖，就会有人买。据《大公报》报道，1919年6月16日，长沙学校放假，街上没有了学生演讲和检查，一些店铺就开始偷偷卖日货，“而无知愚民只知贪图便宜，乐往购用”。提到禁卖日货，必须强调学生以及其他运动积极分子的一种组织——救国十人团，这是五四运动中一种特别行之有效的动员组织，10人一组活动，自打在北京诞生之后，迅速被各地复制，成为五四运动宣传、动员、组织活动的基本组织形式。需要说明的是，这种组织，并非什么核心团体，而是普及性组织，凡是热心运动者，无论大中小学生，都自行组织，小学生似乎更积极。不用说，这种组织，在抵货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除学生之外的市民，仿效这种组织的，有正义团和锄奸团等名目，对抵货，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这种组织无处不在，无孔不入，正因为如此，抵货在能够在短时间内产生巨大的效果。
十人团作用，在抵货运动中，主要是演讲和上街劝阻商家买卖日货。学生的行动能够奏效，在很大程度是因为事先已经得到工商界的同意，各地在开展三罢活动时，学界和商界，就已经达成了抵货的共识，加上包括店员和工人在内市民也相当有积极性，商家多数都能遵守协议，禁卖日货，在整个抵货气氛的压力下，个别商家的“违规”之举，就比较容易被十人团纠正。上海的运动一开始，1919年5月7日，上海各界2万人召开国民大会，在会上就提案各公司停办日货，致电钱业公所不用日本钞票，号召全国商界“与日本断绝商业关系”。紧接着，5月9日，《上海新闻报》报道，上海商民公布，“自5月9日起，一，不进日本货，二，不装日本船，三，不用日本纸币。一致进行，坚持到底。”这样的共识，在天津，北京，以及全国各大城市差不多都有。上海工商界各个行业公会纷纷表态，抵制日货，火车转运业，颜料业，花纱业，煤炭业，麸业，糖业，西药业，木商，五金业，粮商，铁业，洋布业，纸业，船业，零售业，南货业和钱庄，都表态不跟日本人交易，报业也一致不登日本的广告。天津各界在结束三罢之后，召开各界联席会议，学界提议日后限制“各商号不得再订日货及用日币”，而且组织“日货检查团”，得到商界的赞同。各行各业，也跟上海一样，纷纷表态，支持抵制日货。有的商家甚至把日本纸烟，当众烧毁。
但是，1920年代前后，日货在中国满地都是的，那时的日本，很有点类似于今日的中国，制造业非常发达，日本货就是便宜货的代名词。因此，作为大而贫弱近邻的居民，对于日货有相当大的消费量。而且中国商人中，买卖日货者甚至专卖日货者，数目不小，即便他们都乐意遵守抵货的协议和公约，但损失却负担不起，即使全部转为卖国货，也需要一个过渡的时间。因此，组织抵货运动的组织，往往会给这些商家一个时间限制，让他们处理陈货，但是在这期间，不许新进日货。天津为了防止各个商家作弊，各行业组织统一清理。更温和一些的做法是，限定一个日期，将商家的现存日货检查盖戳，可以销售，但不许进新货，如果发现没有盖戳的日货，则一律没收。
尽管如此，在运动的高潮中，爱国道德的诉求，往往是越拔越高，激进的学生，往往恨不得立刻就把日货从中国根绝，大规模开展焚毁日货活动，急切行动的压力，使得很多商家为了响应号召，或者躲过风头，也迅速地收起了日货，日货检查，也很快开始推行。当然，也有个别的商家不信邪，坚持买卖日货，尤其是某些向来专做日货生意的商铺，即使有心收手，也的确困难。对于这样的“违规者”，如果让上街宣传的学生赶上，肯定会遭到“劝阻”和抵制。各地学生和市民，组织日货调查团，到处搜查日货，谁被发现还在买卖日货，马上就会有麻烦。事实上，在抵货高潮中，这种行为即使没有碰上十人团，几乎都会被人揭发，马上就会招致十人团前来问罪。上海零售业巨子先施和永安公司，停卖日货的动作稍微慢了一点，要求尽早把存货“竭力沽清”再行履约，马上招致救国十人团的警告，限期撤除货架上的日货。吓得两大商业巨头马上声明，自5月22日起，宁愿牺牲血本，“以示与众共弃之决心”。和平的劝说就可以奏效的情况当然好，采取把日货伪装成国货销售之类的软性抵抗，也好说，但是，也就是有在运动中还敢顶风上的，就是不服从抵货，这样的人，不是迫于生计的压力，就是有日本人做后台，很难轻易罢手，经常会导致冲突，遭遇暴力在所难免。经营日货店铺的货品乃至店面被学生和市民捣毁的消息，经常见诸报端。这些遭殃的店铺，不仅不会有市民同情，还会遭致同业开除的惩罚。甚至上海的报关公所，也采用同行评议的方式，对那些私自偷运来的日货，直接销毁。广州抵货的情形，特别火爆，街上凡是戴日本草帽的人，“不由分说，群起夺而毁之，无一得免”。尽管有军警弹压，但街上带电灯的日本仁丹广告牌，买卖日货的店铺的招牌和玻璃窗，一律吃了砖头。有人回忆说，方志敏当年，在街上禁查日货，发现有人穿的长衫是日货，当场上去就给人扯下一大块布下来。有意思的是，尽管北洋政府明令禁止抵货，但警察却往往对学生的“暴力”不闻不问。上海学生5月10日在小东门附近检查一家商铺，发现有日货陈列，劝说无效，遂讲货品扔到地上，店主向岗警投诉，“该警以其自取其咎，置之不睬”。长沙坡子街华泰长洋货店，暗进日货，被学生发现后，将“该店货物捣毁，”捣毁后还请警察来勘察现场，并证明学生们并没有乘机揩油。警察居然“当蒙允诺”，学生“整队归去”，一点都没因捣毁货物的行为，受到追究。因抵货的暴力遭致警方干预的事，只在天津有，那部分地也是因为学生闹得太过火了，而且直接涉及了日本人，警方担心引起外交纠纷才干预的。
天津的魁发成事件，在当时很有名。事件的陈述，有各种说法，有些很戏剧化。据比较平和的《大公报》的报道，大概是这样的：1920年1月23日，调查日货的学生在天津东门内卢家胡同魁发成料器庄，检出日本料器二十余筐。期间，还有跟该店铺来往的日本商人和日租界巡捕到来，问检查的学生有无查货的执照，双方发生争执。然后学生跑回寻求帮助，来了一群学生，跟店铺伙计发生冲突，货物被打碎，最后学生将该店伙计裴某、张某，押往商会。第二天，经国民大会委员会在商会开会，议决将裴某“游街示众”。警察出来干预，学生方面“后复有七八人群起架起蔡署长左臂，欲将其一同游行示众”。最后的结果是，魁发成的店伙被释放，有六位学生被捕。当时很倾向学生的《上海时报》报道，也承认学生的确是把店伙押走游街，只有《警厅拘留记》不提此事，但也没有否认。其实，早在1919年7月，据学生自己办的《南开日刊》报道，他们就已经将继续买卖日本棉纱的万德成棉纱庄的店伙，游了街。
当时，学生一向是将坚持买卖日货的商人，视为奸商的。因此，游街示众这种做法，相当普遍，也相当平常，比这还要过分，也不罕见，有的地方，如宁波，还给“奸商”戴上高帽子。据长沙一些老工人和店员回忆，当时他们组织“锄奸团”，对付买卖日货的“奸商”，采取过用尿、洗澡水和洋油淋头，打闷棍，打石头，用硫酸镪水泼的惩治手法，甚至将偷卖日货的商人，捆起来，口中塞上棉花，用小钻子钻。这些回忆，由于是后来做的，也许有夸张的成分，但也证明，对“奸商”的暴力惩戒确实普遍存在。
抵制日货的另一面，是提倡国货，宛如一枚硬币的两面。这也是为什么工商界对抵制日货特别积极的重要原因。无论是怀有实业救国之志的企业家，还是只求牟利过活的商人，除了专做日货进口生意的人之外，对于提倡国货，都有很大的热情。那个时代，中国关税不能自主，国门洞开，庞大而贫弱的中国，在以工业化崛起的日本商品冲击面前，没有招架之力，成了中国近邻日本的商品倾销地，便宜的日货，占据了中国日常消费品的绝大的份额，将中国的民族资本压迫得很苦，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很难跟近在咫尺而且资金、实力、技术条件都大大优于中国的日本竞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列强忙于欧战，最大的获利者，其实是日本产业，使得日本资本得以在没有竞争的条件下突飞猛进，变成压在中国工商界头上最大的一块石头，这也是为什么五四运动能够这样容易地在工商界引起共鸣的原因。当年北大五四运动领袖之一的许德珩先生回忆说，在运动波及上海之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照南兄弟捐给北大学生10万两银子，上海棉纱大王穆藕初也捐了10多万巨款。但是都被学生退回了。但这个举动就已经表明了工商界，尤其是那些处于跟日货竞争状态的资本家支持运动的态度。
事实上，在当时的条件下，在市场上，中国国货很难跟日本货竞争。很多日用品，比如学生常用的脸盆、牙粉、墨水等，国产品牌很少，而且市场占有率很低。以至于抵货开始，学生要找国货的替代品，脸盆只能用手工生产的木盆或者铜盆。显然，五四抵货运动，给国货带来了一个机遇，通过这种全民性的基于道德的抵制运动，国货有了一丝喘息之机。
事实上，学生上街宣传抵货，同时也提倡市民购买国货，抵制日货和宣传国货的力度一样大，各地学生和商家联合组织“国货维持会”，一面检查日货，一面提倡国货。演讲，喊口号，贴标语，一面说提倡国货，一面说抵制日货。学生们经过调查，将日用国货产地品牌开列出来，详细标明对应替代日货，印发给市民。比如国货人丹替代日本的仁丹，国货三星牌牙粉替代日本的金刚石牙粉，等等。有的地方码头工人鼓动乘客坐中国船，不坐日本船，如果乘客听劝，则免费把行李带上船摆好，如果不听，“就把乘客的行李乱丢，口里还骂‘亡国奴’”。学生也来到码头上劝说旅客不要乘坐日本船，如果不听，就在人家衣服上盖上“亡国奴”的印记。
也有学生出面和工商界合作，直接上街推销国货。长沙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整队游街，贩卖国货，一队军乐，一队童子军，一队为“贩卖队”，“其货如牙粉、人丹、信纸、毛巾等类，极其充足，购者甚伙，一时应接不暇”。一些女校学生，组织“国货贩卖团”，背着国货上街发卖，“并随地演讲提倡国货以救危亡各情形，听者无不鼓掌。其货物价格较市面上为廉，如洋袜手巾等物，俱仅售铜元十余枚，故购者甚伙”。有的中学生组织的国货贩卖团，一边提篮卖货，一边散发国货货品单，像发广告一样。天津的小学生，组织救国团，也下设有“贩卖部”。天津十人团总部，也在张罗成立“国货公司”，分第一、第二、第三分公司，意欲让国货公司遍及国内。有这样的热情而富有献身精神的学生，即营造出同仇敌忾的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氛围。运动，对于中国本土的工商业者而已，简直是盛大的节日。
节日里的民族工商界，无疑是运动最大赢家。日货的萎缩，则意味着国货的大卖，这期间，工厂开足马力生产，商家兴高采烈买卖。一些新的企业计划，趁着运动的火热，纷纷出台。上海纺织业纷纷增加资本投入，添置机器，钟表业张罗建钟厂，爱华肥皂厂也扩大生产，增加资本。在天津，范竹斋等人筹办北洋第一商业纺织有限公司，另有二十余家商号联合开办纺纱厂。大名县的国货维持会，也要组织“民利工厂”，专营织布业。一直以来中国电器都被日本垄断，上海有人趁此抵货之机，开办自己的电器厂，已经向开始美国定购机器。一向为日货占据市场的桑皮纸，也有商家打起了主意，准备自己开厂生产。宁波商人，当时算是中国工商界的翘楚，他们在抵货运动之后，办起了美球袜厂、翔熊软席厂、瑞成洋伞厂和民醒砂皮厂。当然，也有人趁机发爱国财，上海大马路方九霞润记银楼发明“国耻金戒”，“一般热诚爱国者，咸乐为购买”。有个卖冰激凌的，在摊上挂白旗一面，“上书：‘冰冰冰！同胞快吃我的冰。吃仔我冰救可醒。大家罢市救学生，都要有齐心。醒醒醒！快快来吃我的冰。吃仔我冰救可醒。诸君吃了勿要学那五分钟热心。’”资料上没说生意怎样，估计跟银楼一样，大发市利。这样的赶爱国的时髦，看着虽然有点别扭，但决不能说人家不符合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宗旨。学生们在国货制造中，也试图一展身手，当时的出版物，就有介绍自行制造墨水的方法的。前面提到的黎东方，在五四运动期间，就自己买了原料，“如法炮制”，造出了紫色的墨水，可惜有沉淀，卖不出去。济南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开办了爱国商行，自己用布和绸子缝制手绢、织线包、书包，还做伞，在手绢上还绣上“勿忘国耻”、“抵制日货”等字样。可惜这样的学生手工，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抵制外货，在中国并非第一次，但是，这次的抵货，却的确是持续时间最长，波及地域最广，同时也最为深入的一次，从黑龙江到广州，从上海到四川，甚至一些县城，都卷入抵货运动之中。抵货实际上是一场针对日本人和日本产品的全面抵制，商家不进日货，不用日元交易，学生和市民不买日货，不乘日本轮船，码头工人不装卸日货，报纸不登日本广告，连黄包车夫，都拒绝拉日本人。这样的全民的立体的抵制，对日本的对华贸易，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据天津《益世报》转载日本《大阪每日新闻》消息，说自抵货发生以来，1919年5月的输华商品，较之平时已减去30%。由于大阪与中国关系最深，因此受影响最大。
从这个表我们可以看到，日本输华商品，除了紫铜一项，其它都有幅度很大的下降，其中日用品下降幅度最大，降幅最小的布，也有一半以上，其实日本伞下降幅度最为恐怖，从将近8万把降到了0。这跟各地纷纷抵货中，人们拿日本雨伞出气，拆毁而且再踏上一只脚的场景，遥相呼应。另外，日本人佐野袈裟美写的《支那近百年史》也提到，在五四运动持续的一年里，日本对华贸易受到了很大损失，对华输入减少了40%。走私的减少量，还没有计算在内。当时的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在报告里承认，出于运动的缘故，各业对日交易陷于停顿，金融业“对凡于日本有交易关系者，则不与之交易；正金与台湾两银行之纸币几乎完全不能流通，因之除极少数之外国商品或中国土产品外，对本邦商人之交易完全停顿；尤其报关运输行等，因排日关系，日本货品完全不能搬动。日清汽船、戴生昌以及满铁等轮船公司，自从19日中国报关业公会决议不在日本船只上载货以来，虽尚有若干乘客，中国人之货物已完全不交载运。日清汽船比平时减少三分之一，戴生昌减少四分之一，满铁减少三分之二，尤其如日清及戴生昌以长江或内河航路为其唯一生命而竞争又甚激烈之轮船公司，其受打击甚大，料不易恢复原状。其他一般商店，除日本货商店及少数贩卖当地日本工厂制品者外，固然期货交易已不存在，即使已订契约之商品，亦不履行，交易成为完全停止状态”。另据马寅初考察，“以1919年为例，日本日清汽船会社往来沪汉间所载之货量，4月份为5552吨，5月份降为2157吨，6月份为37吨，7月份为87吨，9月份99吨”。台湾老资格的历史学家郭廷以，当时是开封的一个中学生，也非常积极地参加了抵货运动，在交通要路检查日货，他回忆说，眼见得，逐渐日货就没了，“而美英货却渐渐多了”。一位参加运动的云南人回忆说，1919年到1920年间，日本棉纱对云南的输入，少了“十分之九”。但是，查阅日本大藏省编辑的《大日本外国贸易年表》却发现，在抵货前的1918年，日本对华贸易输出额为359，150，814元，输入为281，707，333元。次年，的对华贸易输出额为447，049千元，输入为322，100千元。在抵货高潮中，日货输入，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这种增加，在中国如火如荼地抵货声浪中，显然有些不合情理。显然，从前引史料看，不可能是抵货的有效性出了问题，只有一种可能，1919年正好是北京政府用日本贷款大规模购买日本军械的时候，应该是武器的输入，抵消了日常用品的减少。
当然，我们也看到，即便在中国市场已经成为日货倾销地的情况下，总体上由于中国人消费能力过低，绝大多数农民，实际上不怎么购买日用工业品，牙粉、洋瓷盆这样的东西，农民根本就不用，消费者仅限于城市里的学生和部分富裕的市民，所以，日本输华商品量虽然对于日本的某些城市而言是不小的，但就日本的整体贸易来说，尚非最主要的部分。1918年日本商品输出总量为1，962，100，668元，对华输出为359，150，814元，1919年总量为2，098，872，617元，对华则为447，049千元。中国市场固然对于日本很重要，但这块市场销量的减少，还不足以制日本的死命，所以说，通过抵货就可以让日本衰落的想法，显然并不现实。况且，当时中国农民消费洋货最大的部分，是购买机制棉纱，然后自己织布，但是日本纱厂很多却是在中国开办的。抵货运动当时并没有深入到农村，即使深到了农村，想将日纱完全驱逐，也是相当难的一件事。从这个角度说，即使是五四这种持久而深入的抵货运动，抵货的效力，也是有限的。
抵制日货的是非，即使到了今天，依然很难说。一方面，当时中国这样的主权不完整、关税不能自主的弱国，在一个正在走工业化上升路线的强邻压迫下，孱弱的民族工业，如果没有特殊的机遇，事实上很难出头。明眼人都明白，仅仅靠市场的竞争，国货一时半会儿是无法跟日货匹敌的。抵货运动的初衷，是通过不买日货，削弱日本的实力，但最终却是落到振兴国货上。不管怎么说，五四运动中全民规模的抵货，给了民族工商业一个喘息的机会，我们常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第一个黄金时期，里面应该有抵货运动一份功劳。五四的抵货运动，跟五四示威游行一样，从后来的结果看，不唯拉动了民族工业，而且的确起到了唤起民族觉醒，向世界展示民族力量的作用，对于不久后的关税自主争取，也有非常正面的意义。
但是，抵货毕竟伴随着暴力和强制，一种在爱国道德至上的暴力和强制，至少在抵货高潮的时候，非法地伤害了日货经销商和购买者的利益。这些人不仅物质利益受到很大损害，精神上也受到很大侮辱和刺激。他们买卖日货，但也是正当的商人，被冠以“卖国贼”、“奸商”、“亡国奴”、“冷血动物”加以羞辱，也是一种伤害。显然，这些人，即使贪图私利，也似乎没有多大罪过，跟卖国根本沾不上边。买卖日货，对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而言，仅仅是谋生的需要，不大可能有哪个人真的是出于日本的利益坚持买卖日货的。他们的“过错”，从道理上讲，是不顾民族利益的大局，从当时的情势来说，则是不服从集体行动，但是，这种集体行动，实际上并未争得他们的同意。
所以，问题就来了，到底一般的国民，有没有义务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做出个人利益的牺牲？如果这种牺牲出自国民的自愿，当然没有问题，值得称颂。但如果个人没有这个意愿，另一部分人以暴力和强制的方式强迫他们遵行，不仅妨害了他们的自由，而且造成身体和财产的伤害，这样的强制，是否像我们一贯认为的那样，天然合理？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不采用暴力和强制，全民性的抵货能否贯彻下去，又肯定会是个问题，就像西方工人罢工一样，如果不组织纠察队，强力阻止厂主从外地招工进厂，任何罢工都坚持不下去。但是，不管怎样，新文化运动中高扬的个人自由的旗帜，在爱国主义的大帽子面前，肯定是萎缩了，萎缩到连自称自由主义者的人，都一声不响。在这个意义上，从新文化运动走到五四街头抗议的一代五四青年，是走到了原来主张的反面。值得一提的是，严复对于抵货的意见。当时，严复的儿子严琥正在唐山工业学校读书，也参加了抵制日货运动。严复闻讯，去信责备。信的最后有几句话，很有点意思：“北京章、曹或亦有罪，而学生横厉如此，谁复敢立异同，而正理从此不可见矣。”是啊，在爱国的大帽子下面，有谁还敢提出异议呢？没有异议，自由将如何安放呢？
必须承认，这个问题，是一个两难的难局。之所以有这个难局，关键在于当时特殊的情势，国家主权不完整，关税不能自主，中国市场变成了日货的倾销地，而中国的政府，没有这个力量解决这个问题，只能靠民众自行设法。演成这样一种局面，事实上对于运动的参加者而言，也是不得已。即使在当时，要想根本禁绝日货，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越是小地方，日本产的日用消费品销量不大的所在，抵货运动的阻力反而越大，因为在没有相应便宜的国货替代的情况下，抵制日货的结果，是直接损害了当地人必不可少的基本消费。一位当时山东诸城的小学生回忆说，他参加抵货之后，回到村里，靠做小生意为生的亲戚都躲着他，一个大叔对他说：“实话说了罢，我这个小买卖就不用作了，你穿的大褂是日本工厂织的布，你念的书也是日本工厂出的纸印刷的。”另一位在洛阳参加抵货的中学生回忆说，洛阳的商家对抵货就不热心，自己的一个做店伙的表兄，还吓唬他们说：“你们抵制日本货，惹恼了日本人，派兵打来，看你们怎么办！”学生们抓到了一个偷运日货的“奸商”，捆了起来，这个“奸商”不但不服软害怕，反而愤愤不平地跟学生大叫大嚷。安徽芜湖的商会，对抵货也不积极，以至于愤怒的学生把商会砸了，“首先拆了商会的电话，后来又把商会办公室内的家具打得一塌糊涂，有些东西简直被砸得稀烂”，连商会会长的头都被学生打破了。
更进一步说，即使禁了日货的输入，那么在中国的日资工厂产品怎么办？抵货的时候工人可以罢工，但不能总是罢下去。很多农民织的土布，实际上用的棉纱，却是机纺的，其中就有不少来自日本开的工厂。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其实不待全球化，当时已经出现了。就算抵货运动对国货的保护和民族工业的推进，效果也是有限的。我们必须得承认，由民族主义高扬而发生的抵货运动，对于民族工业的刺激，只能是暂时的，民族工业的壮大，从根本上说，还得靠工商界自身的努力，以及国家的扶植和适度的保护。这一点，其实抵货运动中的一些明智者，已经看到了。1919年7月24日，《南开日刊》上的一篇评论说道：
我们想想，现在中国的“家庭工业”、“手工制造业”已经完完全全的被外国来的“机器制造品”打灭了。我们日用的东西，几乎离了外国舶来品便不行了。我们在经济上，已经做了外国的“工业战利品”，已经失了自己的“独立权”。我们如果不把这独立权恢复转来，有甚么方法，可以达到我们“国民自决”的目的呢？所以我们今天顶要紧的就是要能够“国民自给”。中国人方才有经济上的独立权，方才有主张国民自决的勇气，方才有实行国民自决的力量。
不错，不错，大家已经明白这个道理了。大家在那里提倡国货，就是这个道理。但是大家所提倡的国货，是不中用的，为甚么呢？因为这些物品，和舶来品竞争，已经打过好几次败仗的了。今天靠着大家的“爱国狂热”是可以畅销的，明天这群众的“爱国狂热”减少了，中国的市场，仍旧要被“舶来品”占领去的。所以我要大声疾呼的向着中国的工商业家说几句话：
（一）赶快的去你们的旧脑筋来相信科学。
（二）赶快集合你们的力量，办一个大大的“化学工业试验所”。
（三）赶快的把工商界和学术界用有力量有系统的组织打成一片。
（四）赶快趁这个时候兴办各种的大工业。
这些在90来年前的话，在今天读来，依然很耐人寻味。值得一提的是，跟五四抵货差不多同时，印度的甘地，也在领导一场针对英国人的抵货运动。五四的抵货运动，没有像甘地那样，提倡回到土纺车纺纱织布、土法煮盐的中世纪状态去，而是加快自己的民族工业的建设，应该说，这是值得国人自豪的事。最后，必须一提的是，在整个抵货运动期间，日本方面虽然多次提出抗议，在华的日人，大体上还表现比较克制，只有在日本势力特别大的山东和福建，才出现了一些冲突，也只有福建的福州事件闹得比较大，最后演成中日间的外交纠纷。也可以说，虽然说，是抵货运动的组织和参加者，表现了最大的克制，尽量避免波及日本人，发生跟日本人的直接冲突，但是，对于中国的抵货运动，当时的日本政府的应对，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温和的，这也是运动最终没有进一步演化成对抗，和平落幕的一个外部因素。当然，抵货运动中对人权的侵犯，对个人自由的限制，说明即使这样一个具有学习西方背景的运动，一旦有了爱国的集体道德诉求，自由会被压缩到何等地步。五四运动尽管有大量的自由主义者参与，但却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运动过后，科学与民主的旗帜高扬，但自由却萎缩了，成为五四政治成果，最明显的特征。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科学和民主也在激进步伐中变了味道，中国政治进一步在民主的轨道上步入下降线的原因。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