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历史上，出现过多次军阀割据的时期，每逢这种时期，军人都毫无例外地成为社会的主宰。而原来趾高气扬的文人，则蜕变成武夫的附庸，甚至变成收税记账的工具。在发生五四运动的那个时代，在形式上，中国有点类似于五代十国那种军阀时代，军人在政治上的发言权最大。陈志让先生称之为“军绅政权”，其实，军的分量远比绅要大得多，两者处于完全的不平衡状态。各个地方的文官，如果服从武人意志的话，基本上无立足之地。但是，跟五代十国时期的武夫不一样，民国的军阀，是中国现代化的产物。新式军人，很多是投笔从戎的有志之士，是晚清志士提倡尚武精神的实践者。无论是袁世凯的北洋六镇，还是各省的新军，其骨干军官，不是来自留学日本的士官生，就是国内新式军事学校的学生。就算比较保守的北洋系统，在接纳士官生方面，也是开放的。学习西方，显然是这些新式军人的追求。他们对于中国百年来从西方学来的一切，从器物到制度，都是有迷信的。即使想要恢复传统文治的袁世凯，其实也不能摆脱这种迷信。至于在袁世凯失败之后，接着当家的北洋军人，就更没有这个胆量，敢于轻视民国的共和政体。因此，尽管文人和绅士的地位没有军人高，但此时代的文人绅士，绝不至于像五代十国文人那样低贱。由于近代工商业的发展，绅与商，尤其是现代工商业者，有了密切的联系，而且他们跟新兴的学界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有自己的团体，商会、教育会，有相应的公共空间。更重要的是，新兴媒体的出现，已经形成了一种舆论压力，对于绅商学群体在媒体上的声音，武夫们还是有所忌惮的。尽管武人们有力量封报馆，钳制言论，但一般不敢这么干。他们顾忌舆论，也顾忌民意，更顾忌道德谴责，一旦被置于道德上被动的地位，他们在日后的军阀纷争中，就会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北洋时期，毕竟是军人统治。军人有军人的积习，耐性不够，实在急了，还是要用武力解决的。但是，即使武力解决，也要顾忌自家的形象，如果在道德上理亏，在战争中也就占不了便宜。
对于当时的北京政府来说，一方面，各地军阀实际上割据一方，根本不在财政上支持所谓的中央政府，但另一方面，北京政府还需要各地军阀的政治支持，如果有较多一点的地方表示脱离北京政府独立，北京是很害怕的。当然，各地军阀，也需要获得北京政府的承认，以强化自己在地方的合法性。相对而言，北京政府对地方军阀的支持，更为在乎一些。因此，无论谁控制北京政府，对于下面军人的声音都十分忌惮。五四运动，在北京，一边是学生一边是中央政府。在地方，一边是学生和市民，一边是各地的军阀政府。相对而言，北京政府更希望把运动压下去，恢复秩序。但是，地方军阀却另有怀抱，即便敷衍北京的地方的军头们，也不那么热衷压制运动，很显然，即使是他们，也生怕在民族主义热潮中失掉分数，害怕媒体的声讨。更何况，还有不少的人，想要借机谋点舆论上的好处。
相比较起来，段祺瑞是对文人和绅士最为尊重的一位军头。一来是袁世凯失败的殷鉴不远，二来此老对西方政体的确有幻想，中国的议会政治，实则为士绅政治。府院之争，段祺瑞和黎元洪闹意气，国会偏向总统，实力强大，拥有各省督军团支持的段祺瑞，居然好长时间内，跟个没有一兵一卒的总统，打了个平手。但是，尽管如此，在骨子里，段祺瑞还是个迷信武力的人，武人不仅跟他更亲近，而且更为他所看重。他所处的集团，像徐树铮的这样迷信权术的心腹，对武人和武力就更加在意。在依靠梁启超、林长民和汤化龙的研究系设计好了议会改革之后，真的选举国会了，居然把研究系一脚踢开，暗中指示各省督军，无论如何都得将研究系弄下来。也就是说，段祺瑞的手下，包括像小徐这样独断专行的手下，对于军人更在意些。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大业之所以能启动，除了大笔的日本贷款之外，关键是小徐在其中纵横捭阖，四处拉拢，连一向狡诈的张作霖，都被蒙骗得让他把军队带到了湖南前线。即便如此，小徐依然得罪不起地方军头。人家一旦不高兴了，他还是得放软身段。南征之役，张作霖尽管得了大批的武器，也得了不少军饷，但一枪不放就要撤走军队，身为奉军副总司令的小徐也只好眼睁睁看着人家的背影没辙。说到底，在北洋时期，最后说了算的，还是军人。
但是，说了算的军人，都是长官，士兵或者下级军官是没有声音的。我们看到，在学生上街宣传演讲的时候，也不乏军警被打动的情况，有些地方甚至军官都对学生表示了极大的好感。连段祺瑞亲信张敬尧的部队，都有人对上街游行的学生“举枪示敬”，至于驻扎在湖南衡阳的吴佩孚的第三师官佐杜茂林，到长沙公干，居然加入到学生游行队伍中来，“啮指书‘毋忘国耻’四字，并号啕大哭。”可是，在当时的中国，当兵是为了吃粮，为了养家糊口，尽管被感动，却不大可能有人为了某种道德目的，反叛自己的上司，站在学生一边。公然参加游行的士兵，只能是吴佩孚的部下，因为他的长官已经对于学生运动，公开表示了强烈的声援。士兵和下级军官，已经习惯了服从命令，服从上司，只要还能有口饭吃，有点军饷，他们就会这样做下去，反抗和兵变，一般都发生在长期粮饷无着，但军官却大鱼大肉，肥马轻裘的情况下，即便如此，骚乱的士兵也没有任何政治立场可言，闹将起来之后，大抢一通散去，因此，民众对乱兵往往更加反感。说起来，民国年间的“国军”虽然是从清末的新军演变来的，由于新军数量少，所以选择余地大，读过书的人很多，各省新军士兵，不少人还是秀才。相比之下，由于人数众多，民国军队士兵没有新军士兵那样的文化素质，绝大多数人目不识丁。1930年代初两份关于士兵的社会调查，一份调查了41个残废兵，一份调查了40个士兵，前者未读过书的29人，读过书的12人，但“就是所谓曾读过书的，也不过只认识几百字罢了”。而那40个正常的士兵，读过书的只有11人，未读过书的有29人。此前社会学家陶孟和对晋军的一个旅近1000个人做了一个调查，发现这些士兵有87.3％的人是农民和无职业者，几乎相同比例的人是文盲。所以，士兵就是来吃粮的，找一个糊口的职业。对于政治，甚至要跟谁作战，都不关心。卢永祥和齐燮元开战之前，卢永祥为激励士气，预发4个月的兵饷，但士兵却不知为何，而且不知要跟谁开战。连跟谁打仗都不关心，自然对于政治问题，就更无从谈起了。其实，就算士兵有心关心，碍于军队的体制，单个的士兵也很难所有表示。除非到了时局失控，而且上级要士兵执行的任务突破了众人的底线、士兵中有草根领袖带头的时候，才有可能出现集体的抗命。但是，在民国期间，这种抗命，多出在长期欠饷而导致的兵变中，像俄罗斯二月革命时发生的军队拒绝对民众开枪这样的事，在中国，实际上很难发生。
一场波及全国的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街头上虽然没有军头们的身影，但运动却跟他们关系密切。士兵不懂政治，他们却不可能不懂。这场运动，对于他们中的某些人来说，是一个天赐的良机，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却可能是一个天大的难题，有些人则是不知所措，不知该如何应对。但无论持何种态度的军头，都不愿意顶起对抗甚至镇压爱国运动的名头，即使不得不遵从段祺瑞的旨意，出面阻止学生行动，也大多缩手缩脚，最积极的马良，也只敢拿几个市民开刀，其余的一律其软如棉，只要学生不闹出大事来，他们就乐得“无为而治”。当然，各地当家的军头，对于学生运动，也有一丝隐忧。这个隐忧来自运动中某些激进分子，当时所谓的“过激党”，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某些信奉无政府主义的人，他们在运动中散发传单和一些小册子，策动士兵，投入运动。早在运动初起之时，运动士兵的传单就有了，据《时报》报道，早在1919年5月，驻扎在湖北的陆军第五师，就接到学生的传单，由于该师多为山东人，师长王子春因此非常害怕，采取措施，严防士兵跟学生接触。类似这样直接斥诸运动军警的传单，在上海和北京都有，北京的传单煽动性更强，有份传单这样写道：
你们军人，一月几个钱吗？未必钱就是生命呀！总统、总理长的眼、耳、口、鼻，你们长的也是一样。他们在内面何等的安乐，你们在外面日夜受风尘，替他们守门，真是自作牛马，当走狗。可惜你的父母生养你，空活一世人。我劝你们快快去别求生活，自谋独立，复你自由，还你人格，你说好不好？请你细细的想一想。
显然，这样的“自由”和“人格”之类的说教，士兵们大概是听不进去的。但是，这种基于地位差距的“阶级”挑拨，军头们还是有点担心。对于传说中过激党的动作，军头们还真是有些害怕，因为传说他们有组织，而且在西方威力强大。山东督军张树元1919年6月11日在给北京政府的密电中，提到在山东各地，“无政府共产党宣言，时有发现”，忧虑“外匪生心之足患”。汉口警察厅在向内务部的汇报中，也表达了对于国外的社会党人，无政府党和鼓吹共产主义者，利用激进刊物“狂悖惑人”的担忧。
不过，在那个时候，中国人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还分不大清，对所谓过激党的担忧，只是从在华西方人那里听来的，并不真切。因此，多数没有明确立场的军头所真正担心的，无非是所在地的秩序。只要学生上街，游行示威，抵制日货，没有引起秩序的混乱，他们就阿弥陀佛。但是，对于那些原本就对段祺瑞和小徐有看法，甚至怀有敌意的军头来说，学生运动正好是一个机会。
作为段祺瑞武力统一的对象，在广东孙中山的国民党和西南军阀，在第一时间，一致表示对学生的声援，对北京政府“卖国行为”的抗议。倾向国民党的四川军阀熊克武，也在第一时间表示对学生的声援。倾向孙中山的陕西小军阀胡景翼，在日记里的情绪，几乎随着学生运动节奏起伏，对段政府的敌意和不满，一点不亚于任何一个参加运动的学生娃。比较接近冯国璋的所谓直系军阀，所谓长江三督之中，江苏的李纯和江西的陈光远，都对“镇压学生”没有热情，仅仅装模作样地打了几封电报，应付一下北京政府。只有作为南征前线的湖北督军王占元有所不同。比较起来，由于在武力统一上比较配合段祺瑞，因此，对于北京政府镇压学生的命令，也就只能配合。结果，惹出了大篓子，遭全国的痛骂。报界哄传，王占元接受日皇勋章，形象大为受损。后来王占元轻易地被吴佩孚逐走，跟此番看走了眼站错了队，因而声名狼藉不无关系。
人称后直系的曹锟集团，此时的表现相当混乱。一方面，由于在此前一个阶段，曹锟惑于副总统的诱饵，表现出了对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的极大配合，派精锐部队第三师由吴佩孚带领，杀入湖南，将湖南和广西联军打得节节败退。虽然说，此后由于吴佩孚没有得到湖南督军位置的奖赏，止步衡阳，还不断发表反战言论，跟皖系的矛盾日益激化，但激进的吴佩孚，跟留在武汉的曹锟之间，步调相当不一致，跟留在直隶的曹锟几个兄弟之间，差得就更多，当然做直隶省长的曹锟兄弟曹锐，思想还留在跟段祺瑞的合作阶段，至少不敢不尊北京的指令。因此，他对于天津警察头子杨以德直接听命北京，封堵学生运动，就睁眼闭眼，一任杨抓了一些学生，送上法庭。杨以德甚至还奉北京方面的旨意，对于追查“冯国璋操控”很有兴趣。周恩来、马骏他们被捕之后，天津警察厅的保安总队队长丁振芝总是对学生说，你们是受了冯国璋的利用。而且还对学生说，“冯国璋要利用学生要推翻政府。他的机关部在河北交涉署的对门，内中的干事姓梁的，已经拘来了，他们的公文书信全都呈上去了。”居然还拿了些“公文书信、委任状、同信封的像片”给学生看，这些公文书信，都盖有“华甫”的图章。说这里面，还涉及北京的林长民诸人。如果说冯国璋利用运动推翻政府，而且还设置了专门的机关，也许有这个可能，但做这样机密不合法的事，来往书信上面提到的人都是真名实姓，在信上还都盖了自己的图章，断然没有这么弱智。警察出示这样的东西，有太明显的作伪痕迹，无非是想从学生那里诈出一点线索来。反过来，可以看出当时的皖系中人对直系的参与搅和的担心和忧虑。但是，同时，一直唯曹家兄弟马首是瞻的顺直省议会，却迭次电请北京政府释放被捕学生，要求拒绝签字，并且声讨曹、章、陆。言辞激烈。一点不逊于吴佩孚。
其实，段祺瑞和小徐真正需要担忧的，不是告老还乡的冯国璋而是远在湖南前线，却按兵不动，大肆招兵买马，加紧训练的吴佩孚。隶属于人称新直系的吴佩孚，才真的是心腹大患。曹氏家族甚至曹锟虽然未必有决心跟段祺瑞决裂，但吴佩孚可早就下了决心，而精锐尽在吴氏门下的曹锟，到了五四运动的时候，已经多少有点身不由己了。于是吴佩孚，则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机，搞臭了皖系，顺势迈出了取而代之的最关键的一步，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专门讲。不止吴佩孚，连曾经闹出过武穴吁和的冯玉祥，此时的动向，也耐人寻味。此时，他在常德做镇守使。常德的学生抵制日货，砸毁了日商的店面，日方通过外交途径，索赔6000余元。而此前冯玉祥拿获了几个走私烟土的日本人，现在“罚洋一万”，最后赔款不了了之。更有意思的是，冯玉祥不仅在给北京政府的电文中，替学生辩解，说是学生仅仅是“在街行走”，经过日本商行，“因受日商轻重讥嘲，学生怒忿口角，致将该行玻璃器具打毁”，学生又已经四散逃走，意思是根本找不到肇事者，不打算追查。同时，冯玉祥却别有用心地“饬警派警保护”日商。即派士兵前往日本商行门口站岗，看见有人来买东西就上前盘问，害得日本商行门可罗雀。
在北京焦头烂额的段祺瑞，随着运动的深入，突然发现，不仅文官曹、章、陆，他保不住，而妥协，签署战后和约根本做不到，连一向依附自己的各地军阀，都一个接一个地变了脸，纷纷要求他们亲爱的老师丢卒保车，抛弃三个“卖国贼”。
最典型的两封密电，一封来自上海护军使卢永祥，一封是湖南督军张敬尧。俩人都是段祺瑞铁杆的心腹爱将，前者驻守中国最大也最重要的商埠，后者镇守湖南前线，直接担负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的重任。卢永祥的密电是这样说的：
万急。北京大总统、国务总理钧鉴：此次沪上风潮始由学生罢课，继由商人罢市，近且将有劳动工人同盟罢工。初因青岛外交，提倡抵制日货，后即以释放京师被捕学生，并罢斥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为要求条件。现在罢市业经三日，并闻内地如南京、宁波等处亦有罢市之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失此不图，将成大乱，所以永祥等昨日召集南北商会、省县两教育会切实会议开市办法。商界已允劝导开市，学界则坚持电请准将曹、陆、章三人去职，奉明令方能开市。永祥等伏查上海为东南第一商埠，全国视线所，内地商埠无不视上海为转移。现上海学界既坚以曹、陆、章三人去职为开市条件，商界亦曾有电请求，民心向背，即时局安危，亦不敢壅于上闻，可否查照上海总商会前电所呈，准将三人一并免职，明令宣示，以表示政府委曲求全顾大局之意，事机万迫，伏候明令遵行，谨合词电呈。卢永祥、沈宝昌这封密电，后来被用来说明中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重要性，似乎暗示罢课、罢市都没有罢工令他们感到情势危急。其实通观全文就知道，电文提及工人罢工，仅仅一句话，而且只是表示发生次序而已，即先有罢课，然后罢市，最后连工人也要罢工了。卢永祥最关心的问题，还是开市，言外之意，就是最怕商人罢市。但商会难以自主，要听学生的。领导运动的学生“坚以曹、陆、章三人去职为开市条件”，所以，才催促北京政府罢免曹、陆、章。其实，早在卢永祥跟学界和商界开会商议之时，就已经“擅自”答应劝告北京政府处理曹、章、陆，他开篇就讲，“由永祥将人民之意思代达政府，请其俯从民意，准曹等辞职，永祥愿负责担保。”似乎吃准了北京政府肯定会答应他的要求。
除了北京之外，上海是五四运动另一个中心，卢永祥的压力的确很大，且不说三罢可能引发的一系列动荡，单单罢市，就对上海的商业有很大的影响，直接损害上海的税收，会导致卢永祥利益受损，所以，卢永祥的“变节”还多少有点道理。可是，湖南是个农业省，商业税收比例不大，而且运动在湖南规模不小，但对张敬尧的财政影响不那么严重，由此产生的压力应该说不算大，然而，段祺瑞一手扶上去的湖南督军张敬尧，却也发来密电，要求罢免曹、章、陆。其电文也很有意思：
万急。北京大总统国务总理钧鉴：自青岛问题发生以来，京外学商各界，莫不归咎曹、陆、章相指摘，陡起公愤。而政府对于曹、陆、章等，迄无责令引退之心，反以温慰藉。在政府鼓励人材，不惜为人受过，深具苦衷。但国家大事，坏于相护一二私人之手，殊属不值。敬尧生平与曹、章等毫无恶感，就见闻所及，则曹、章数年前亦一学生耳；显达以来，把持政柄，有何成绩？而乃假公济私，阴逞诡谋，欲掩众目。此等人材，所谓可小知不可大受。如再令其久居津要，贻患何堪设想？伏愿我大总统总理宸衷之断，即颁明令斥免曹、章等；速简群情共戴之外交人员，接任部务；将一切应付外交之苦心政策，公布国人。则群情自见消融，隐患从兹澌灭。民心既安，国难于以大定。亟谋统一，徐策富强，民国前途，庶几有豸。敬尧忧虑所至，急不择言。临电不胜吁祷之至。
显然，同为落井下石，张敬尧更不厚道。不仅痛骂曹、章、陆“把持政柄”，“假公济私，阴逞诡谋”，连北京政府慰留这几位都加以指责，说成袒护私人。要不是曹、章、陆等人操办西原借款，武力统一怎能发动？张敬尧督军的椅子从何而来？在他看来，只要能把事端平息，牺牲几个文官，又算得了什么？此时的他，最关心的是“亟谋统一”四个字，不统一，他湖南督军就只能算一个长沙公。运动一天不停息，在湘南的吴佩孚就一天有借口抗命，武力统一就遥遥无期，张敬尧的急，急在这里。
看来，即使是段祺瑞的心腹爱将，也是屁股决定脑袋，自家的利益大于主公的利益。为了自己，急于让他们的主公丢卒保车，摆脱危机。他们不知道，曹、章、陆的地位，关系段祺瑞的整体利益，牺牲曹、章、陆，虽然可以暂时度过危机，但却是饮鸩止渴，曹、章、陆倒了，段祺瑞皖系政府的合法性也就所剩无几了。
直皖之间：由裂痕到沟壑
军阀这个概念，据陈志让先生说，是20世纪20年代初，由一些学者先叫出来的。但是，很快，被称作军阀的人，互相开战，也互詈对方为军阀。显然，无论在那时还是现在，军阀无疑是个贬义词。英语里跟军阀近义的有两个单词，一是warlord，一是militarise。前者之意为军人割据，后者是军事化的统治。显然，民国前半段，也的确存在着大大小小的军人集团，而且这一时期，军人的确具有最大的发言权。称之为军阀，并不为过。当然，这一时期最大的军人集团，就是北洋集团，或者通称北洋军阀。集团中人，称自己为北洋团体。所谓的北洋军阀，史家公认，是始创于袁世凯的一个军人集团。事实上，这个集团也继承了李鸿章淮系集团的部分遗产，从人员到物质都是如此。众所周知，这个集团起家是小站练兵，也就是说，是在袁世凯主持小站练兵之后形成的。因此，这个集团的第一代骨干，都是小站旧人。第二代，则是出身北洋系统的各级军校以及北洋行伍的小辈。因此，严格来讲，人称北洋军阀三大派系之一的奉系，其实不算北洋的圈内派系，充其量，跟北洋集团关系密切，与辫帅张勋一样，都属于北洋集团的支系。
但是，即使是北洋军，也跟西方语境里的据武割据、拦路抢劫的warlord，有相当大的区别。跟古代中国乱世割据的军阀，也大不一样。晚清一干投笔从戎的人物，尤其是大批出身国内外新式军校学生，其实相当一部分是有志爱国的青年。当然你也可以说他们投身新军，是为了寻出路，给自己找个更好的饭辙。但如果不考虑饭碗问题，还必须承认他们是晚清梁启超、蔡锷等人鼓吹的尚武精神的体现者，身体力行地改变传统士大夫重文轻武的积习，因为他们中的某些人，出身世家，并无饭碗之忧。弃文从武，为的无非是富国强兵。不仅接近同盟会的陆军学生吴禄贞、蓝天蔚、阎锡山等人如此，跟立宪党人走得近的蔡锷、唐继尧等如此，连一些北洋军人也是如此。段祺瑞、冯国璋和吴佩孚等人，都是以文人的身份投笔从戎的。我们不能说，南方参加革命的新军士兵，当兵是为了救国，而北洋军人就个个是头脑冬烘的木头人。晚清的新军，无论北洋还是各省的，都是中国现代化的产物。他们对于近代政治，都有着出乎寻常的热情。在他们的某些人看来，像他们这样的新式军人，对于国家，负有特别的使命。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北洋时期，当家的武夫，会如此在意共和政体的某些基本原则，尊重民众的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当然，他们也相当在意与此相关的道义和声名。不仅对制度的尊重属于道义名声的一部分，而且事关民族主义的声誉，更是他们自身合法性的组成部分。一旦某个集团在这方面被公认有亏，那么，这个集团离下台就不远了。袁世凯的垮台，不是因为讨袁军力量有多么强大，而是他在制度坚持和民族主义两方面都声名大损。五四之后，我们看到，貌似强大的皖系集团，也在这个方面吃了亏。
事情要从北洋集团的分裂说起。但凡一个集团，规模大了，都会在内部形成派系。袁世凯尚在之日，人们已经在传有直皖之分。北洋三杰龙、虎、狗，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王士珍淡泊名利，凡事不乐出头。冯国璋和段祺瑞则不相上下，同为袁世凯的左膀右臂。冯国璋是北洋军中的秀才，少见的文生，而且真正打过硬仗的人，也是他。辛亥革命时，袁世凯被起复，北洋军进攻武汉三镇，指挥官就是冯国璋，对手是革命党中号称知兵的黄兴。开战的结果，革命党人败绩，三镇丢了两镇。如果不是袁世凯要跟清廷和革命党两面讨价还价，第三镇武昌，说不定也保不住。更早些，冯国璋和段祺瑞一起考统制，也是冯先过关，而段则需要袁世凯通关节才过关。可是，比较起来，袁世凯却更喜欢段祺瑞些。因为冯国璋不懂政治，而段祺瑞则对政治更敏感些。辛亥年，冯国璋在前线卖命，段祺瑞则领一群北洋将领，一会儿拥护共和，一会儿捍卫帝制，清廷和革命党两边吓唬，逼得清廷退位，也逼得革命党人乖乖把临时大总统宝座，送给袁世凯。在南北谈判期间，除了南北方的正式代表在谈，段祺瑞也派了自己的代表跟黄兴代表谈，可谓武人中的政治家。后来老袁想要做皇帝，外间都嚷嚷翻了，却还瞒着冯国璋。冯国璋上门来问，还是不说实话。但对段祺瑞，老袁却没法这样蒙，也不能蒙。虽然袁世凯特别希望段祺瑞拥戴，但是段祺瑞对于帝制，明确表示反对，宁可陆军总长不做了，也不肯顺着。事实证明，段祺瑞的选择是对的，在政治上，比冯国璋的首鼠两端，含含糊糊要略胜一筹。
段祺瑞是安徽合肥人，人称段合肥。冯国璋是直隶河间人，人称冯河间。但段合肥的名头显然要比冯河间响，原因是中国上流社会固然对冯、段褒贬不一，但在人们心目中，段的分量要重得多。日本人也一直看好段祺瑞，对冯国璋没有好印象。尽管如此，冯、段之间，依然积不相能。北洋集团中，有人跟冯走得近一点，被人称为直系。有人跟段走得近一点，被人称为皖系。当然，不是直隶人必然属于直系，安徽人必然属于皖系。北洋旧耆陆建章和他的侄女婿冯玉祥都是皖人，但却跟段祺瑞视同水火。而且，必须指出的是，早年的直系、皖系，其实跟戊戌时期的帝党、后党一样，界限并不那么清晰。齐锡生先生根据军阀集团成员和首领的人际关系等级，对军阀派系进行的派系分析，无疑精辟的，但应该主要适用于直皖战争，北洋团体分裂之后。在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当家的那四年里，由于段祺瑞几乎是北洋系统所有军校的总监，所以，所有的北洋军官，差不多都是他的学生。北洋系统出身者，至少在面子上，对段祺瑞都会保持一定的尊敬和礼貌。直皖战后，直系大胜，但却不肯通缉段祺瑞，段祺瑞也在兵败之后，不打算逃走，就待在北京直系的眼皮底下。跟南方和西南军阀相比，北洋军阀相对比较土气，留洋的学生较少。而相形之下，曹锟、吴佩孚的直系，这种状况就更突出，留学生在里面基本上没有立足之地。而直系的一翼冯玉祥的部队更土，连国内军官学校的学生都很少，军官只用自己带出来的学兵连的人。这样的结构，具有相当的封闭性，似乎很有利于内部的凝聚。正如美国学者安德鲁·J.内森说的那样，中国军阀的派系都是围绕私人关系形成效忠结构。这对于某个规模小的集团，是合适的，比如曹锟、吴佩孚的集团，彼此按私人关系结成团体，相当牢固。但对于北洋系没有分裂之前的状况，就未必合适，那个时代的私人关系，往往非常复杂，北洋内部就更复杂。跟某个头目人物走得近，不见得就会跟另外的头面人物公开疏远。头面人物之间，也往往难以撕破脸皮。
正因为如此，尽管段祺瑞和冯国璋闹矛盾，冯国璋做代总统，段祺瑞仅仅是内阁总理，但冯却始终处于下风。冯对段的武力统一政策不满，自己在北京手里有一个师护卫，却始终不敢公然表示反对，连手中没有一兵一卒的黎元洪都不如。冯只能暗中指使亲他的长江三督，时不时不痛不痒地捣一捣乱。实在受不了，想要逃出北京，在安徽被倪嗣冲截下，一枪没敢放，硬话没说一句，只好乖乖回来。眼睁睁看着段祺瑞另起炉灶，组织第二届国会，选出徐世昌做总统，自己规矩地下台，回乡养老。而长江三督之中，坐镇武汉的湖北督军王占元，对武力统一根本不敢反对，大军过境，南下湖南，他乖乖地为人做后勤。
北洋集团，在那时内部自称为北洋团体，讲传统，讲礼仪，讲辈分，有时也讲点团结。在北洋第一代人那里，尽管彼此面和心不和，台上握手，台下踢脚，但真要撕破脸皮，还真有困难。直到1919年底冯国璋故去，冯、段之间的关系也没有破裂，尽管段家的党羽，在五四运动中对冯很是猜忌和防范，总疑心运动是冯国璋搞的鬼。在丧礼上，老段却哭得像泪人一样，让人看了好生感动。时人记载：
当冯氏入殓时，合肥首先趋视，抚棺恸哭，观者莫不动容。行礼时，痛哭失声，涕泗横流，几不能仰视。其悲伤状况，与祭人员，举奠之及，人皆怪之。
撕破脸皮，乃至刀兵相见，是第二代的事儿。也可以说，到了北洋第二代人手上，才有真正的分裂，才有真正的直皖之争。美籍华人学者齐锡生认为，在袁世凯死后，北洋集团的成员，还是倾向于维持这个集团的“团结一致”，以保障集团对国家的统治。督军团的出现，以及两次督军团的徐州会议，从某种意义上说，都可以说是北洋集团想要以集体的努力，维持团体团结的一种尝试。
曹锟，人称新直系，因为他是直隶保定人，当兵前，是保定的布贩子，一个带点傻气的闲汉。曹锟在北洋集团中，属于资历稍浅的第一代人。在冯、段纷争的时候，一向骑墙，不站在任何一边。相对而言，跟段祺瑞走得还更近一点，段祺瑞马厂誓师讨伐复辟，曹锟是第一批响应的人。段祺瑞武力统一的南征，尽管人说是用了副总统做诱饵，但毕竟曹锟所部是其中最卖力的一支部队。打下湖南之后，分赃不均，矛盾才起。即便如此，曹锟一直也没跟段祺瑞红脸。吴佩孚抗上，高喊和平，公然跟段祺瑞唱反调，曹锟还总做出一付不知情的样子，装模作样要加以训斥。
所谓的直皖之争，转机在第二代，激化也在第二代。最先坏了规矩的，是皖系的人。段祺瑞手下有四大金刚，徐树铮是其中之一，以别于徐世昌，人称小徐。小徐为人，好权谋，敢作为，经常独断专行，计诈并出，敢为人所不敢为。在袁世凯时代，就很招人恨，连袁世凯也不喜欢他，段祺瑞做陆军总长，选小徐做次长，老袁就不高兴。但是，小徐却深受段祺瑞的信任，无论他做了什么，段祺瑞都给他兜着。段祺瑞的最大毛病，就是不会用人。段芝贵这样在清末就声名狼藉的人，曾经走奕劻父子的后门，送女伶给奕劻儿子载振，买到黑龙江巡抚，举国臭名远扬，但是偏能得到段祺瑞的重用。张敬尧这个饭桶将军，贪财好货，所带的第七师，军队纪律极差，走到哪里臭到哪里。也是段祺瑞的宝贝，宁可得罪吴佩孚，也要把湖南督军给他。但是，段祺瑞有一个好处，用人绝对不疑，放开手用。他用的人，捅了篓子，即使他事前并不知道，也会自己把事顶下来。敢担责任，或者说瞎担责任。跟段祺瑞相当熟悉的名流徐一士，说段祺瑞“盖果于用人，己惟主其大纲，不必躬亲诸政务，亦其素习然也；惟责任则自负，政治上无论成败，从不诿过于下耳”。在徐一士眼里，段祺瑞有很闲逸的一面。喜欢在家里跟清客下棋，却不喜欢在办公室公干。还特意讲了一个故事，说是段祺瑞做边防督办的时候，国中大事，均决定于这个衙门，连内阁都得给它做汇报，但段祺瑞却不常去，“处中事务，向委僚属处理”。一日雪后，段祺瑞在街头散步，走到边防督办处附近，顺便走进去看看，结果遭到卫兵的阻拦和呵斥。从人亮明身份，才得以进去。进去之后，诸多要员以为有什么大事，一齐来见。结果，段祺瑞说，我只是来闲游而已，大家该干什么干什么。这样的闲逸，后来让段祺瑞吃了很大的苦头。他发现，他不得不不断给小徐背书。
在皖系当家的时代，小徐有两件事做得非常失策。一是把持第二届国会选举，玩手段把原本的盟友文人集团的研究系玩到残，在自家精心设计的国会选举里大败，结果得罪了最不该得罪的知识界盟友。第二件是擅杀北洋耆老，资格跟他主公相若的陆军上将陆建章。陆建章固然总跟段祺瑞捣乱，但毕竟是北洋老人，按北洋系的伦理，辈分必须尊重，即使闹翻，也不能对本人及家属动刀子，大家见面，面子上都得过得去。小徐把人骗来，一枪就给毙了，漫说审判，就连请示都没请示一下。虽说在小徐看来，陆建章可恶之极，但北洋团体的规矩和传统，也因此而被破坏了。这两件事，老段当初未必知情，但事情做出来了，却只好替小徐顶着。段祺瑞的智囊之一后来接替曹汝霖做交通部长的曾毓隽，回忆徐树铮枪毙陆建章之事时，有这样的描写：“徐树铮枪毙陆建章后，他的副官长李某从天津打来长途电话，向我报告这个消息。我向段报告。段听到这个消息后，惊讶万状，瞪目半晌，才说出话来：‘又铮闯的祸太大了！现在这样罢！你先到总统面前，探听他的口气如何。你就作为我还不知道。’我便到了总统府，冯见我来，不等我开口，就先问我；‘你是为了又铮的事情来的吗？’我说：‘是。我来请示总统，这事怎么办？’冯说：‘又铮在芝泉左右，一向是为所欲为，今天这事未免太荒唐了。所好是责任内阁，你回去告诉芝泉，他怎么办，我就怎么用印好了。’”显然，此时的冯国璋已经想开了，放手让徐树铮去坏规矩，得罪人，得罪人多了，皖系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后来的事情证明，段祺瑞的事，有一多半坏在徐树铮身上。显然，像这样坏规矩的事，许小徐做了初一，自然就会有人做十五。做十五的人，就是吴佩孚。
吴佩孚是山东蓬莱人，出身很苦，但很早就进学做了秀才。此人性格很夸张，但却有强烈的道德主义倾向。没有在家乡走读书科举的路，就是因为不满当地乡绅请戏班子演“淫戏”，而大闹人家寿堂，得罪了人，不得已离家出走，万般无奈，做了“粮子”。秀才出身的军官，在北洋系非常少，一直也得不到重用。吴很早就碰上了段祺瑞，但段却死活看不上他。后来跟了曹锟，偌大年纪，还在当副官长，所谓马弁头，如果不是留学出身的汤芗铭看上了他，要跟曹锟“借赵云”，吴佩孚恐怕一直都没有机会出头独当一面。
在北洋军人中，吴佩孚是个有政治理念的人，一边是带有理学味道的儒家伦理，一边是模模糊糊的达尔文主义。因此，在高唱“五常八德”的同时，却不肯附和帝制。清末和民初的国家危局，往往会刺激有志之士的民族主义神经，把情绪集中在爱国主义上。吴佩孚也不例外。民国期间，很多清末时有志报国的军人沉沦了，把军装换成了马褂，战马换成了八抬大轿，变成了抽大烟、讨小老婆、刮地皮的军阀，但是也有些人没有消沉，一直想有所作为。吴佩孚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多年的压抑只能使得他的野心更加勃勃。
出身秀才的他，在某些方面其实跟多数晚清时节的普通读书人一样，经历了自身价值和命运被冲击的动荡。作为军人，尤其是中国军事现代化成果新式军队的军人，又经历了实力不如人的命运嘲弄。跟同袍不一样，吴佩孚参加过日俄战争。这场曾经令中国知识界很兴奋的战争，给他的体验完全不同。他经历了九死一生的考验，也见识了现代战争的场面，同时也体会到中国军队和日本的差距。尽管他的日本同事对他不错，但他对日本却充满了敌意，大概是感觉到了日本对中国的野心，以及品尝了作为军人时中日之间的差距。
凡是有志向的人，大抵有点本事。多年的行伍经历，使吴佩孚在练兵方面很有心得，这一点，似乎只有冯玉祥和孙传芳可以跟他有一比。因此，他带的兵，战斗力要比同时代多数军阀要强得多。在后来的混战中，吴佩孚因此得了常胜将军的名声。按他的本意，不见得乐意入湘打内战。但恰是这个内战使得曹锟放手让他统率第三师，一个北洋六镇之一的基本部队，从此有了可以说话的本钱。一上任，就撤掉了资历比他还老的第五旅旅长张学颜，换上自己的夹袋中人。从此，第三师成了他的部队。而驻扎湘南，一面向北京政府要钱，一面也就地征税，同时享用湘桂军方面来的钱，招兵买马，大力度扩充实力。
另外由于跟湘军罢战休兵，暗中往来，吴佩孚得以交接两个毕生的朋友，一文一武。文者张其锽。系湘军统帅谭延闿的进士同年，也是好朋友，民国有名的才子。因参与吴佩孚与谭延闿之间的穿针引线，两人结为金兰之交。此后，张其锽便成为吴佩孚幕中文胆，吴佩孚好多脍炙人口的文告，据说都是出自他的手。吴佩孚比张其锽要年长，但始终对张尊称为省长，毕恭毕敬。而张其锽则对吴佩孚患难相从，直到1927年大败入川，路上中了土匪的埋伏身亡。武者赵恒惕。湘军将领。当时残余湘军的统帅虽为谭延闿，但谭是文人，脾气极好，人称“谭婆婆”，但领兵打仗是不行的，幸亏手下有员战将，这就是赵恒惕。赵恒惕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系谭延闿最信任的将领，时为湖南第一师师长。虽说湘军粮饷不继，缺兵少械，但除了第三师之外，剩下的北洋军还都惧赵将军三分。凡交手，负多胜少。吴佩孚眼看着，张怀芝二十个营的生力军，在赵恒惕千余湘军面前，一败涂地。吴佩孚和赵恒惕惺惺相惜，从此订交。两人后来虽然政见各异，但交情却一直不断。1924年直奉大战，吴佩孚大败南归，人人避之唯恐不远，只有赵恒惕收留了他，让他带着残军，在岳州依旧做他的大帅。
有了本钱，又有委屈的吴佩孚，就可以自行其是了。吴佩孚的崛起，形成了北洋系分裂的第一道裂痕。但是，如果没有后来的五四，直皖之间刀兵相见，还没那么快到来。
中国的火药桶湖南
晚清以来，湖南在中国的名头很响。自湘军兴，帮助清廷守住了江山，清朝的中兴名臣，排在最前面的4个，胡、曾、左、李3个出自湖南。外面的人说，无湘不成军。湖南人自己说，湖南是中国的普鲁士，中国有湖南，中国就不会亡。然而，在上个世纪头20年，湖南却是中国的一个最危险的火药桶，南边北边打仗，湖南是战区。
但是这个火药桶，却给了吴佩孚一个最大的机会。
本来，吴佩孚一口气冲到衡阳，剽悍的桂军退回了老家，湘军被打散了，幸亏师长赵恒惕，收集散兵游勇，凝聚力量，总算为湘军保留了一点元气。在广州的护法军政府，因前方的败绩而出现分裂，西南军阀唐继尧和陆荣廷原本就不太买孙中山这个非常大总统的账，此时则策动一部分非常国会的议员，将军政府改成总裁制，总裁设有7人之多，而孙中山则由原来的非常大总统，变成毫无权力的7总裁之一。而且新的军政府，不断向冯国璋献媚，公开表现出妥协的态度，逼得孙中山愤愤地发表武人之争雄“南北皆一丘之貉”的宣言，下野回到上海。这样，最令北京政府头痛的孙中山，似乎已经被了结了。武力统一的胜利曙光，似乎就在眼前。据陶菊隐先生说，刚刚拿下衡阳的时候，吴佩孚还踌躇满志，胜利在望。写了一首感怀诗，其中有句道：“元首余威加海内，偏师直捣下衡阳。寄汝征南诸将士，此行关系国存亡。”这里的元首，到底是段祺瑞还是冯国璋，说不太清楚。但无论指谁，此时的吴佩孚，还是在为元首分忧哪。也就是说，刚刚占领衡阳的吴佩孚，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并无不满。作为此番南征唯一的常胜将军，这时，还做着建功立业的梦。
然而，一只脚踏在两广大门口的吴佩孚，按兵不动了。或者说，此公的梦忽然醒了。因为北京政府发表了张敬尧为湖南督军，这下子给吴佩孚的刺激可不小。张敬尧在北洋系资历比他深，但却一向为他所看不起。当年在四川抵御护国军，吴佩孚就见识过此人的无能。此番南征，张敬尧又是以优势兵力，屡战屡败。如果不是他加入战阵，湖南的战局还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呢。可是，打赢了，桃子却给了这个草包。吴佩孚是个自负而又刚愎的人，根本受不了这个气。于是，这位南征的先锋，放下他元首的大业，开始学湘军名将彭玉麟寻访梅花，跟当地士绅诗酒唱和。第一件要务，居然是跟湘军建立联系，释出善意，免得擦枪走火。一句话，吴佩孚不想打了。在当时的中国，军阀之间要想建立联系，是一件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在很多情况下，即便双方正在交战，双方的代表也会在上海或者汉口的租界里把酒言欢，今天开战，明天兴许就是盟友。当时南北交战，但西南军阀跟皖系军阀之间，照样存在着正式的联系。双方的代表，在一起喝酒打牌，无所不为。吴佩孚作为前方的一个师长，不算是交战中的一方，没有跟对方接触的正式代表，但要想建立联系，找个把双方都熟的人，却也易如反掌。
一个说法是，吴佩孚托人找到谭延闿和赵恒惕的好朋友童锡梁，从长沙来到衡阳，托他带话给谭、赵，表达休战之意。还有一种说法是，吴佩孚派后来成为他第一号谋士白坚武来到湖南永州，谭延闿的驻扎地，“暗示吴将按兵不进”。然后谭延闿派萧仲祁回访，据说吴佩孚“接待颇殷，饮酒和诗，意气殊洽”。交战的双方接上了头，休战就休得比较踏实了。一来二去，双方的主帅也见了面，吴佩孚就是在这个时候，跟湘军实际的统帅赵恒惕订交。赵恒惕也是湘中一员很有本事更有见识一个战将，吴佩孚钦佩他居然以数千收拢来的散兵，打败了张怀芝一个主力师，双方惺惺惜惺惺，彼此的友谊一直延续到两人生命结束。吴佩孚年谱的作者，对吴佩孚休战罢兵，跟南方合作这件事，描述得很有戏剧性：1918年“端午节前夕，接段祺瑞急电，饬进攻两广，并允以广东督军为酬，先生批一‘阅’字，明日邀全军团以上军官与湘军各将领驻衡代表高会饮酒，众大惊诧”。
吴佩孚按兵不动，急坏了段祺瑞和徐树铮。一面给了吴佩孚一个“孚威将军”的头衔，一面由徐树铮亲自出马，亲临衡阳前线，指望靠他的三寸舌，说服吴佩孚继续南下。孚威将军这类头衔，在级别上虽然跟督军一样，但属于空头衔，当然，这种头衔给一个下野的将军还是给一个实权的师长，意义是所有不同，但毕竟跟一省督军不能比。此时这种迟到的安慰奖，对吴佩孚根本是没有用的。时人有评论曰：
吴氏为识时之俊杰，胸中自有一定之主张，岂区区之虚荣，遂足以使之入于彀中哉！
不过，亲到衡阳劝驾的徐树铮，却以为自己的一番口舌功夫，已经打动了吴佩孚，大功告成。因为在劝说吴佩孚的同时，他以奉军副总司令的名义，调来了3个师的奉军，开到湘东，大兵压境。一向自以为智谋过人的小徐，一相情愿地认为，前有高官厚禄为引诱，后有虎狼之师督战，不愁吴佩孚不就范。安排停当，徐树铮给段祺瑞发了个电报，老段接报大喜，立马给吴佩孚发了一电，极尽笼络之意，开了总理给一个师长直接联系的先例。亲政府的《公言报》，也忙不迭地发表社论，批驳吴佩孚顿兵不前，是因为没有得到湘督，而心怀不满的言论。说是张敬尧做湖南督军，本出于曹锟的“推举”，因此，所谓曹锟、吴佩孚的不满，无非是谣言，“今吴氏奋斗如故，曹氏督率如故，则与中央发生意见，自非事实。”
没想到，几乎在顷刻之间，吴佩孚就给《公言报》一记耳光，他到了衡阳，按兵不动，并没有“奋斗如故”。小徐和老段的如意算盘，全都落了空。最糟的是，连已经向南开拔的奉军，也变了卦。原本他小徐能调动奉军，是因为在北军发动第二拨攻势之前，他策划让奉军从秦皇岛劫走了足以装备3个师从日本进口的军火，这些军火原本是北京政府以参战名义从日本订购的，小部分应该拨归山西陕西，大部分归陆军部统一调配。有种说法是，可能会拨给江苏督军李纯。徐树铮为了拉拢奉系，不惜破坏规矩，把军火情资违规给了奉系。在他看来，为了能调动奉军南下参战，必须出点血。下这招狠棋，他连段祺瑞都瞒着，老段知道真相后，也无可奈何。而小徐因此，得到了张作霖奉送奉军副总司令作为回报，徐树铮也就大着胆子，调动奉军3个师南下。不过，小徐忘了，作为军阀，土地和军队是命根子，如果这仗在华北打，有扩展疆土的可能，张作霖兴许还会同意，张作霖显然不可能喜欢自己的部队跨越数千里之遥，跑到湖南去打仗。这种打法，纯属于为他人作嫁，自己损兵折将，得不到半点好处。因此，南下入湘的奉军，到底能不能真的投入战斗，其实还很难说呢。接下来又传出徐树铮侵吞了奉军140余万军费的消息，这笔钱，明显是从西原借款中拨出来的。到底该不该给奉军，其实也不一定。但是有此一说，张作霖就可以拿着说事，不久，就借故把已经开到湖南的奉军调了回去，从此，此前一向跟着段祺瑞走的张作霖，跟皖系有了裂痕。
更可悲的是，与此同时，吴佩孚并没有被小徐说动一丝一毫。他有他的主意。吃败仗的张敬尧作了湖南督军，这一件事，就已经让吴佩孚看透了老段小徐这些人不仅不足于成事，而且赏罚不明。断然不可能再为他们火中取栗，南下两广，但掉头北上回家，暂时也不行，他要利用这个机会练兵扩军。一向目空一切的吴佩孚，根本没把进入湘东的奉军当回事。
吴佩孚是军阀之林的后起之秀，要想出人头地，必须得有实力。比起同辈的小旅长冯玉祥来，吴佩孚获取出头的实力，不仅有外面的阻碍，还有内部的阻力。冯玉祥虽然也是个小旅长，却是独当一面，上面没有直接管他的人，而吴佩孚则上面有个曹锟，虽说曹锟在湖南战事发生之前，已经让他做了第三师的师长，但其中的1个主力旅的旅长，还是曹锟的旧人，资格比他还老。说明曹锟还不想让他完全说了算。让曹锟彻底放手，只有战争，开战之日，就是曹锟这个憨蛋放权之时。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吴佩孚乐意打这场仗的缘由。打起来，一切就得服从战事的需要。果然，通过指挥作战，吴佩孚成功地让曹锟同意换掉了第五旅旅长张学颜，整个第三师，都变成了他的人。
一个第三师，远远不能满足吴佩孚的胃口，他还要扩军。在湘南期间，不仅手下的第三师和4个刚编成不久的混成旅人员得到了补充，而且又编了4个补充旅，达到近3万人枪。实际上，比别的省份一个督军所能控制的武力还要庞大。关键是，这些人马都听他的。按军阀的惯例，部下一旦坐大，就会反叛主公，自立为王。但是，吴佩孚不打算这样做，他不是一个满足于据地自雄的军阀，他有天下之志。为了这个目的，他有野心，重建民国以来西学东渐、礼崩乐坏的道德价值。那种架空乃至反叛上司的人，在他看来，不过是给自己的部下树立了一个学样的典范，他要跳出这个“冤冤相报”的循环，开辟一个新局面。因此，他架空了曹锟，却坚定地表示忠于曹锟。
扩军需要钱，钱从哪里来？当时的军阀，养兵大多靠自己盘踞的地盘，也有时可以从北京政府那里要几文。只要北京政府需要他们行动，就得出钱。此番“武力统一”就是这样一个机会。按理，当时的北京政府虽有中央之名，但其实财力不及一个富的地方军阀，最主要的收入，关税和盐税已经专门划出供给支付庚子赔款，田赋自然是各个地方军阀自己收，一毫也不会上缴。除了北京市的捐税和几条铁路的收入，主要靠扣除当年庚子赔款的关税和盐税的余额，所谓关余和盐余来维持。实在有大项开支，就得发行公债，但公债老是不还，后来也就没法再发。但是，我们知道，在皖系当家的这段时间，公债还能发下去。而且日本给了西原借款，正因为有了这大笔的借款，老段才有本钱“武力统一”，所有前线的军队，也就有了向中央要钱的借口。据统计，在对南方作战战事最激烈的1918年这一年，北京政府的军费开支达到2.03亿元，这些钱，应该说除去中饱、克扣，大部分都奔了湖南前线。当然，老段的亲信将领，张敬尧和张怀芝这些人，肯定要拿得多一点，但对“作战有功”的曹锟吴佩孚，也得给一些。同在湖南的冯玉祥，据说只能领到该领数额的40%，也许最前线的吴佩孚会多一点，但肯定不会足额，否则曹锟和吴佩孚不会总是理由充足地函电交加地向中央索饷。
吴佩孚扩军练兵的经费，一部分当然来自北京政府的拨款，只要老段和小徐还幻想着吴佩孚为他们打先锋，钱或多或少总会来的。还有一部分来自当地的赋税，占了衡阳，衡阳周围的地盘就理所当然由他吴佩孚做主。第三部分来自于西南方面，主要是广西陆荣廷的补助。尽管吴佩孚自己不想打，但西南方面为了更加保险，乐意出血，当然吴佩孚也就笑纳了。
当时的多数军阀拼命敛钱，除了用来养兵，多半都汇往租界，存在外国银行，或者开办产业，一旦下野，就躲到租界里做寓公，几辈子吃不完。连吴佩孚的主公曹锟，都是这样一个人，最无耻的像张敬尧，连自己手下的兵都养得半死不活，有了钱，自己和自己几个兄弟就都私吞，汇往租界，让自己手下的兵，自行“打谷草”，靠劫掠为生。但吴佩孚不这样，他也爱财，但弄来的钱，都用来养兵、扩军、练兵。自己不畜私产，也不允许自己的部下这么干，当时的军阀圈里的人都知道，吴佩孚和他的部下没有钱。所有的钱，都用来购买武器弹药，用来养兵。相对而言，吴佩孚养兵，用的钱要比别人少，他的部下，穿的都很差，吃的也简单，后来直皖开战，媒体报道，说皖军吃的是筵席，大鱼大肉，还加面包汽水的早点，而直军吃的不过是馒头咸菜。吴部从军官到士兵，都很简朴，而且很少见有喝兵血的现象。张发奎回忆，当年他在粤军做小军官的时候，部队军官要扣10—20％的薪饷，士兵不扣，但实际上，士兵每月能领到几毛钱的伙食尾子就不错了，各级军官，都吃空额，而且克扣士兵的薪饷。其他的军阀也类似，奉军士兵，在开拔的时候会发双饷16元，但到士兵手里，仅仅剩下6元。但吴佩孚的部队，这种事不被允许。他的军官和士兵也没什么钱，但省下来的薪饷，没有进军官的腰包，都用来购买武器了。这使得直军的武器，虽然比起用一色日式装备的参战军差些，但差距并不很大。德国制造的野炮山炮，马克沁机枪，都有，就是比参战军少点，汉阳造的步枪，虽说比不上日本的三八式，但也没差到哪儿去。
吴佩孚练兵也有一套，不仅练士兵的作战素养，而且着重约束士兵，严肃纪律。中国军队的纪律，传统就很糟。在明清两代，当兵的人有兵籍，属于准贱民，因此道德约束很差，打仗往往就是士兵发财的机会，所以，民间之防官军，甚于防土匪，所谓“匪来如梳，兵来如篦”的民谣，并不是空穴来风。自晚清以来编练的新式陆军，原本是打算矫正此弊的，但时间一长，故态复萌，北洋军的军纪，好评不多，而北洋军的第三师在北洋军中，有着民元北京兵变的坏名声，臭名在外。吴佩孚一主政第三师，就决心把名声挽回来。
在军纪这个尺度上，世界上有两种军队能打仗，一种是军纪严明的，一种是军纪不严匪气很足，但凝聚力很强的。显然，受过现代军事教育的吴佩孚，追求的是第一种。尽管进入湖南的北军名声很差，祸湘祸得全国舆论大哗，但吴佩孚的部队却保持了良好的声誉。据当时的媒体报道，吴军在湘南时，有一士兵入娼家抢了一个水烟袋而被枪决，部队的驻地，还有人办喜事。说是匕鬯不惊也许有点夸张，但当地老百姓可以正常生活是可以肯定的。在湖南人编写的《湘灾纪略》里，对北军深恶痛绝，唯独对吴佩孚的部队大加褒奖。吴佩孚进驻衡阳后，有一阵传说吴部将要移防，闹得衡阳人心惶惶，吴佩孚不得不出告示，说明自己的部队不会走。吴佩孚的这种独树一帜，给他带来了莫大的声誉，在那个时代，一个既能打仗，又善于治军，部队纪律良好的将领，实在是凤毛麟角。那年月，军人还有一个普遍的毛病，就是吸烟和赌博，吸烟吸的是大烟，当兵的人，有这口嗜好的，从军官到士兵都有，赌就更甚，从晚清到民国，士兵好赌成风，积重难返。但是，在吴佩孚那里，绝无吸烟赌博嗜好者的位置，只要发现，一律赶走。仅这一点，吴佩孚的军队就比那些动辄肩扛双枪的军阀部队要强。
好名声的吴佩孚，不像同样爱惜羽毛的冯玉祥是个老粗，他是北洋军将领中，为数不多的具有秀才功名的人，按陈独秀的说法，他是八股秀才，诗、文都行，不是后来的策论秀才。在衡阳期间，吴佩孚结识了后来成为他文胆的张其锽，一直到1927年吴佩孚失败逃亡，张其锽都一直跟着他，直到有一天遇到土匪袭击身亡。张其锽是湘桂知名的名士，诗文上佳，跟当时的湘军的统帅谭延闿是进士同年兼好友，因参与谭、吴之间的联系，跟吴佩孚相见恨晚，遂入了吴的帐中，后来的五四运动中吴佩孚一系列文采飞扬的通电，据说大多是张大名士的手笔。这些通电之所以一出来就天下传颂，跟张的生花妙笔不无关系。后来吴佩孚的帐下，不仅有张其锽，还有近代著名的诗人杨圻，杨云史。相传，杨云史做了吴佩孚幕僚之后，给他夫人的信上说：“三年择妇而得君，十年择主而得吴。”可见当时文人对吴佩孚的欣赏。
在湘南，吴佩孚掌握了一支3万人枪的劲旅，也基本上搭起了属于自己的文武班底，武将们虽然土了点，像他的谋士白坚武批评的那样，没有洋学生，但个个对他忠贞不贰。通过进军湖南，他得到了常胜将军和儒将两大头衔，一跃从一个籍籍无名的小旅长，变成尽人皆知的名将。在他成为中国第一人，实现澄清天下之志的道路上，还缺一点道义的感召力，有幸的是，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给了他这个机会。
值得一提到是，自我感觉特好的徐树铮，在游说完吴佩孚之后，回到北京，接着干了一件震动“北洋团体”的大事，擅自把北洋宿将陆建章给杀了。陆建章是袁世凯小站练兵时的旧人，属于北洋军草创时代的老班底，跟段祺瑞差不多的资历。在袁世凯时代，做过陕西督军，官拜上将。说起来，陆建章跟段祺瑞同为安徽人，又是同僚，但却一直不和，结怨甚深。后袁世凯时代，是段祺瑞的时代，段祺瑞也不思修补两人的关系，因此，陆建章一直赋闲，自然积怨更深，只要有机会，总是想办法给老段找点麻烦。恰好陆的手里还有一张牌，就是他提拔而且把内侄女也一并赏了的冯玉祥。冯玉祥的部队不多，但相当精干。上面但有点事，总是陆建章给他帮忙，所以，对陆言听计从。冯玉祥武穴主和，都传是他暗中鼓动的结果。仅此一点，在徐树铮看来，就有可杀之罪。不过，北洋军人是讲辈分、讲资历更讲脸面的。即使跟其他的军阀打仗，一般都会对对方的身家性命加以保全，更不会动战败者的家人和财产。更何况，此时北洋团体尚未破裂，陆建章无论多么可恶，毕竟是自家人。徐树铮一个北洋后辈，当时仅仅是挂名的奉军副总司令，官阶比陆还低，不经审判，甚至没有事先请示段祺瑞，把个前辈上将诱来，一枪送他去见袁世凯，别的不说，仅此一点，就犯了北洋团体的大忌，破坏了军阀们约定俗成的内部道德规范——无论有多大的敌意，一般不伤害对方的身家性命，除非战场相遇，子弹不长眼。这令圈内的很多人对小徐的心狠手辣，感到心寒。更不用说，此举彻底地伤了北洋的后起之秀冯玉祥。到后来，小徐失势之后，还就是因为这个被冯玉祥杀了。
小徐的权术，玩大了。这件事，使得当时被逼无奈事后追认枪杀陆建章事件的总统冯国璋深受刺激，以至于一有机会，就大呼和平，导致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在整个情势上都成为不可能。甚至到了安福国会选出来新总统徐世昌，也不得不顺应潮流，提倡和平。
吴佩孚与湖南的“驱张”运动
1918年3月，北军三路进攻湖南，作为主攻的张敬尧第七师，寸功未见。吴佩孚率领第三师攻下湘北重镇岳州，连下长沙，湘桂联军溃走。在这个时候，吴佩孚和张敬尧分别接到两个命令。给吴佩孚的是让他继续追击南军，直捣两广。给张敬尧的是让他做湖南督军兼省长。接下来，追到衡阳的吴佩孚，不再追了。而身在长沙的张敬尧，做了大帅，总算有了地盘，按规矩，可以算是地方诸侯了。
张敬尧出身小站新军随营学堂，算是小站旧人。在北洋军里，资历绝对比吴佩孚老。1914年他做第七师师长的时候，吴佩孚才是个小营长。当年辛亥革命北洋军进攻武汉，后来国民党二次革命，北洋军进攻南昌，以及围剿“白狼军”，张敬尧还算是骁将。但是，到了入川跟护国军对阵之时，就已经不中用了。在段政府的南征中，作为段祺瑞倚重的爱将，实在是不争气，打一仗败一仗。如果不是段祺瑞用人不明，任人唯亲，湖南的督军，无论如何都到不了他的手里。
可是，做了大帅的张敬尧，却发现他这个督军，能够控制的不过长沙周围几个地方。漫说远在衡阳控制湘南的吴佩孚他管不了，不仅管不了人，连地盘也不是他的。其他地方，由于分别驻扎着南征的北军各部，他实际上也管不了。一个督军，实际管辖范围，也就是北到岳州，南至湘潭这么大的湘北方寸之地。地盘不大，但军阀的毛病，张敬尧都有，首先要地皮，有了地皮，就拼命扩军。第七师进驻长沙不久，就扩充到7万人枪。人马多了，跟其他军阀一样，用人先用自己人，第一是兄弟子侄，第二亲戚同学，第三故旧乡亲。张敬尧排行老大，下面兄弟三人，张敬舜、张敬禹、张敬汤，各个都身居高位，不干好事。湖南人给他们编了歌谣：“堂堂乎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
军阀的部队有个通病，凡是驻扎地不是自己的家乡，纪律就不好。北军进入湖南，原本就是来征服的，先天不足，只有冯玉祥和吴佩孚的部队尚可，其他部队，口碑都不怎么样，而张敬尧的部队，就更是差劲。加上他的部队，大部分都是擅自扩招的，陆军部一时还排不上编制，因此，经常薪饷不继。严格来说，得要靠他自己筹饷养活。可是，他实际控制的地盘小，自己贪，几个兄弟更贪，弄点钱，先要往上海租界外国银行里存上，在天津租界购置产业，在安徽老家买地，余下来的，才能养兵。因此，他的部队，经常闹饷，然后自行搜刮，纪律一塌糊涂。
在如此狭窄的土地上，骤然养了这么多兵，当地绅民肯定是吃不消的。张敬尧既要养兵，又要自肥，没有别的办法。跟所有没出息的军阀一样，只能一边加大征收幅度，横征暴敛，一边滥发纸币，滥发债券，同时还干点盗卖公产的勾当。特别遭人诟病的是，张敬尧还克扣湖南的教育经费。湖南是个士绅势力极大的省份，自晚清以来，教育经费就已是得到特别保障的，任谁当政，都不敢随便动一个指头。可是到了张敬尧手里，由于军费紧张，居然敢动教育经费的主意。先是挪用，然后以纸币代银元，继而拖欠。各学校1月份的经费，时常拖到3月份方给，给的时候还要克扣打折。因此，引得新旧知识界对张敬尧格外地不满。
当然，纣之恶，不如是之甚也。张敬尧在民国史上，名声的确很坏，但并非一个专门作恶的恶魔。他的军队，虽然纪律不好，但也不至于专门放出来烧杀淫掠。后来湖南“驱张”运动，胪列了张军的恶行，尽管已经极尽夸张之词，但比起后来督鲁的张宗昌，还是小巫见大巫。张敬尧种种搜刮恶行，的确很恶劣，但还没有到令人完全无法忍受的地步，跟他同时期的一些军阀，比如四川的刘存厚，也差不多是这样。五四运动后期，湖南学生和知识界发起“驱张”运动，大张旗鼓四处运作，到处去臭张敬尧。张敬尧能够让这些人从容发动，而且自由出入，可见张敬尧并没有人们说的那样穷凶极恶。可是，张敬尧倒霉就倒霉在他刚当上督军不久，就碰上了五四运动。这个运动，就是冲着他所在的皖系去的，而张敬尧要对付的，不仅有全省各地尤其是省城的学生，还有在湘南剑拔弩张的吴佩孚，和在常德皮里阳秋的冯玉祥。是人都知道张敬尧是皖系的大将，痛打卖国贼，在北京目标是段祺瑞、徐树铮和曹、章、陆，在湖南，就是他张敬尧。
说实在的，从五四开始，一直到吴佩孚撤防北上，张敬尧就像被放在火炉上烤的烤鸭，一边的火是湖南的知识界，一边的火是吴佩孚，直到烤成两面焦，最终被湖南文武两伙势力，驱逐出了湖南，官职丢了，残兵被人吞掉，片甲无存。一生的事业，从此烟消云散。
我曾经介绍过，五四期间，湖南的抵制日货运动非常火爆。学生对买卖日货的人，往往采取暴力的行动，但军警却并不制止，有时甚至还向着学生。事实上，张敬尧根本不敢对运动说三道四，更谈不上镇压了。不仅如此，张敬尧还曾致电北京政府，要求罢免曹、章、陆，以丢卒保车。个中缘由，就像他在1920年5月26日也跟着众多军人通电主张续开南北和谈之后，给段祺瑞的密电里讲的，关节有五条：
此际适值外交棘手，各方多主续开和会。而尧一因湘省地当要冲，四面楚歌；二因湘省兵燹迭经，饥馑洊至，倒悬待解，望治孔殷；三因湘省金融枯竭，公私交困；四因青岛问题发生，湘省商民开通最早，激烈分子最多，多方煽惑，恐有他虞；五因湘省军队复杂，困难尤多。尧素主战，而实逼处此，不得已有宥日之通电。
这里，最主要的理由，就是后两条。一则来自长沙学生和知识界的，一则来自吴佩孚和冯玉祥。两下夹攻，把个主战派健将逼成了这副模样。
不过，尽管张敬尧对学生闹事基本上不敢过问，但毕竟不许抵货是北京政府的明令，而且基于当地经济的考虑，如果抵货的规模过于大了，而且商会出面要求干预，张敬尧还是得出面应付一下。但这一应付，出大事了，湖南轰轰烈烈的“驱张”运动登场。
事情是这样的，由于福州事件的刺激，学生加紧了抵货的步骤。1919年11月26日，学生查获了大批日货，准备在教育会会坪集中销毁。但同样参加抵货的商界人士，却大多主张罚款，双方争执不下，商会会长张先赞恳请张敬尧干预。于是，张敬尧的弟弟张敬汤带领军警，来到了教育会。军警和学生发生了冲突。据学生方面讲，他们遭到了军警的毒打和驱散，身受重伤者数十人。可是，这场被称为“学界未有之惨剧”的镇压，后来却没听说学生入院治疗，受伤的学生后来怎样，也没人提及。依照运动时期媒体的惯例，如果真的打伤了学生，随后报纸就会大肆渲染，绝无可能放过的。所以，最大的可能是，根本没有学生受伤。但是，随后长沙中小学生，全体解散，不上课了。张敬尧派人跟各学校协商数次，没有结果，于是亲自到教育会去跟各校校长和教员们去协商，委婉地说了软话，商会会长也道了歉。但是，没有用。学生和知识界联合起来，一致决议开展“驱张”运动。具体地说，“驱张”运动的核心组织者，是健学会和新民学会，推举代表数十人，分赴北京、上海、广州、衡阳和常德，向各方申诉，要求罢免张敬尧。去北京，自然是向北京政府请愿。去上海，则主要是向媒体和外国人造势。去广州，则是对南方军政府呼吁。去衡阳和常德，则是对吴佩孚和冯玉祥做工作。其中，“驱张”运作的重点，就是北京和衡阳。两地的“驱张”请愿团，分别有三四十人的规模。按《毛泽东传》的说法，毛泽东实际上是此次“驱张”运动的策划者。早在1919年的8月，他就有意图要“驱张”了。去北京的请愿团，实际上是他带领的。也因为“驱张”，毛泽东的名字频频出现在报上革职“驱张”通电和新闻里。去北京请愿的人中，我们还发现了杨树达、李振翩、李启汉等后来大名鼎鼎的人物。他们在北京联络了在京的湘籍士绅熊希龄、郭侗伯、范源濂等168人联名上书，在京的湘籍国会议员，也都被动员起来。请愿团还成立了平民通讯社，专门宣传造势。一时间，报上尽是张敬尧如何祸湘，如何镇压学生的消息和报道。
当然，皖系控制的北京政府，不可能答应请愿团的要求。漫说当家的是皖系自己人，就是别的派系当家，自打袁世凯死后，也没有一届政府能换得了兵权在握的督军的，除非让更有实权也有野心的督军下属顶班。但如此声势浩大的请愿宣传，却弄臭了张敬尧。张敬尧臭了，使得原本就因五四运动而声名狼藉的皖系，雪上加霜，等于间接地为直皖之争中的直系加了分。去衡阳的请愿活动，虽然声势没有北京那么大，但取得的实效，却远远过之。去衡阳的请愿团，也是一支庞大的队伍，里面有易培基、何叔衡、蒋竹如等重量级人物。这个请愿团组织严密，有总干事，下设交际、庶务、文书各股。除了请愿团之外，湘南学生几百人，也加入进来。事实上，决意“驱张”的湖南学生和知识界知道，真正对张敬尧能产生切实威胁的，也只有吴佩孚，即使当时看起来也很进步的冯玉祥，也得看吴佩孚的眼色行事。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选择是对的。
大体上，去衡阳的请愿团，采取了三种战术。一是悲情打动，二是好话恭维，三是晓以利害。
先看第一种战术。1920年1月9日，请愿团21人，加上湘南的男女学生400余人，游行至吴佩孚的司令部，推出代表，要求见吴佩孚。吴佩孚欣然出来接见学生，学生们注意到，吴佩孚出来的时候，“无一随身卫兵，与张敬尧兄弟武士环身者有别”。请愿代表“面呈递交请愿书，及张酋罪状书，并诉说去张之决心”，说到动情之处，放声大哭，顷刻间，“全队学生哭声大作，左右侍卫军士亦为泣下”。大家一起哭，请愿效果奇佳，“吴将军乃大感动，允三日答复”。但是学生还心有不甘，“以未得具体办法，席地守候，以示坚决”。后来是吴佩孚的参谋长出面，“切实担保”，学生们才离开，前往各旅的旅部继续请愿。
求人办事，说人好话，这是中国人的规矩，赴衡请愿团当然懂得。况且，吴佩孚的军队，纪律的确不错，来到衡阳，说说吴佩孚的好话，也是现成的。请愿团到衡阳之后，发表告衡阳各界同胞书，是这样写的：“我们这次走到衡阳这个地方，觉得市面上的生意很兴旺。农工商学各界的人都安居乐业，好像别有天地一样。我们就考究当这连年兵燹以后，怎么能够有这样的太平气象咧！那么，人人都说有一位很仁义很道德的吴将军在这里保护百姓。唉！试一想到长沙、醴陵、株洲和别的地方，有被兵烧去了房屋的，有被兵强奸了妇女的，有被兵劫去了银钱衣服的，有被兵结果了性命的，弄得他们倾家荡产，饮泣吞声。要死不死，要活不活，受尽了无穷的痛苦！唉！这又是谁的罪过？那么，人人都说是穷凶极恶的督军张敬尧把我们湖南弄糟了。张敬尧除开造了这些罪恶以外，还把湖南的公产变卖进了腰包，把湖南的学校解散，弄得青年子弟流离失所。把湖南的金钱刮削尽了，又要勒捐军米。把湖南的人民弄得疲病不堪，又要勒种鸦片，唯恐我们湖南人不死绝。列位：试想一想，这种人做我们湖南的督军，你看我们湖南的人怎么得了！所以我们学生跑到衡阳来，请求很仁义很道德的吴将军设法驱除穷凶极恶的督军张敬尧。救我们湖南三千万同胞。”
很显然，这个面向各界的文告，主要是给吴佩孚看的。可以肯定，吴佩孚看了以后，会很受用。作为一个地方的统治者，最高兴的事，莫过于有人拿他跟相邻的统治者比较，而他什么都好，邻居则万恶居之。
恭维后面是直接的催逼。在何叔衡和匡日休给吴佩孚的请愿书里，先是申明大义，开首直接点明山东问题的根源就在于皖系政府卖国，而张敬尧则是仰安福系鼻息之国贼。在胪列了张敬尧种种恶行之后，请愿书说道：“夫国势已危亡急矣！湘民之疾苦深矣！自将军以战胜之师，首倡和义，次争外交，继斥安福之祸国，信义昭于中外，威望洽于全湘。而今近则湘人，远则国人，其视线已尽于将军之一身。时至势迫，以待枢机之潜运。倘将军于斯时而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则国贼可除，国权可争，倒悬之湘民可救矣。”而蒋竹如的请愿书，则干脆言明：“将军已有不可不克日兴师之势，何况湘省人民望将军之拯救者，若大旱之望云霓乎！”话说到了这个地步，吴佩孚似乎是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了。
光戴高帽子，肯定不够，请愿团也知道晓以利害，以吴佩孚的切身利益，来打动他。在请愿团的第三次给吴佩孚的上书中，特别强调的是这一点；
况将军仗义执言，早已见疑于中央，见忌于张督，尤府怨于安福。君子小人，势不两立。征诸往史，甚足寒心。当此群疑震撼之秋，不为先发制人之计，一旦群奸蹈隙，宵小乘机，将军又何以善其后乎？传曰，持斧不伐，贼人将来。蒯通有言：孟贲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今日之事，将军宜捐一日之利害，而谋千载之荣施；脱一姓之羁縻，以求万兆之幸福。即乞当机立断，举旌东行，而国是于是乎定矣。
引秦末蒯通游说韩信的故事，来劝吴佩孚“造反”，通篇几乎跟《战国策》和《三国演义》里的游说词一样。固然合情合理，但策士游说的味道，实在太足了。
其实，“驱张”运动对于吴佩孚，无异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本来直皖之间，因为五四的契机，趋于剑拔弩张，而且势力此消彼长，已经接近摊牌。即使没有湖南学生和知识界的“驱张”运动，吴佩孚撤防北上，也是早晚的事。现在“驱张”运动的开展，尤其是大批学生来到衡阳，向他情愿，则给了吴佩孚一个绝佳的机会，一个难得的借口，有了这个借口，吴佩孚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撤防北上了。这个借口就是，既然战争给湖南人民带来如此大的痛苦，而战争的“果实”，张敬尧督湘，又是如此遭致人民反对，那么，北军撤走，让湖南人自己解决湖南的问题，岂不是最好的选择？
所以，在请愿团率领大批学生对他“效秦廷之哭”之后，他马上给北京的徐世昌，给长沙的张敬尧和保定的曹锟，连发三电。在给张敬尧的电报说道：学生的举动“系出于爱国一片血诚，应为略迹原心之对待，只可以理晓喻之，万勿以力遏之”。而在给徐世昌的电文中，则夸张地说，“长沙学生男女数百人，每日齐来师部效秦廷之哭”，他无法应付，明显是在给北京政府施加压力。在给曹锟的电文中，他不仅强调了给徐世昌电文中的夸张，而且具体叙述了学生要求直系动手“驱张”的请求，转而要求曹锟能否设法运作把张敬尧调走。这些电文，真正的意图，只是起到一个广而告之的作用。告诉这些人，你们看，湖南的老百姓已经在恳求我“驱张”了。而他自己，则在请愿团到达之时，就在跟南方军政府和湘军紧锣密鼓地谋划撤防事宜。到了这年的2月，双方已经具体谈到军政府接济吴军的撤防费用问题了，据当时南方军政府总裁之一的岑春煊密电，吴佩孚要求的价码是60万。显然，对于吴佩孚1师4旅之众，这个开拔费并不多。当时的规矩，凡是让某地军队自己开拔，非得付开拔费不可，俗称“打开发”，就是打发。不掏点银子，人家就不走。对于特别想吴佩孚走路的南方军政府和湘桂军而言，付出这么点打发费用，也是应该。反过来说，即使是满口正义的吴佩孚，其实也未能免俗。
到了3月，请愿团还在衡阳没走，吴佩孚将要撤防的消息，就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这下轮到张敬尧恐慌了，左一个密电，右一个密电给北京政府，给他的主公段祺瑞督办，“万急”，“万万火急”，“万万特急”，跪求他们设法让吴佩孚别走。到了3月底，撤防的事就彻底公开了，吴佩孚和曹锟跟北京政府正式摊牌。5月10日，吴佩孚开始北撤行动。张敬尧在给北京政府的密电中，称“人心恐慌，达于极点”。5月31日，吴佩孚率1师4旅之众，安然抵达汉口。吴佩孚撤走，其他非张敬尧系统的北军，如冯玉祥、范国璋各部，也先后自行撤离湖南。张宗昌和张勋前安武军则稀里哗啦也退了。湘军随即发动反击，张敬尧的部队当时虽有7万之众，在人不满万、枪不足3000的湘军进攻面前，一触即溃。到了6月13日，张敬尧已经完整地把湖南丢了，残军退入湖北，被湖北督军王占元收编，张敬尧丢了本兼各职，光杆司令一个，下野到租界做寓公去了。从此，在历史就等于没这个人了。到了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加紧侵华动作，张敬尧在日本特务策动下，食指大动，谋有所为，结果被国民党军统在北平六国饭店给杀掉，到死还落了个汉奸的骂名。这年的7月，直皖正式开打。但是，我们看到，直皖之战的前哨战，其实就是“驱张”。张敬尧原本是给皖系看大门的，可是，用不着直系动手，就一败涂地。这一个前哨战，似乎已经预示了直皖大战的结局。从这个意义上，“驱张”，是五四运动在湖南的一个子运动，直接就跟直皖之战发生了关联。
“驱张”的最大赢家，是吴佩孚。他没有动一兵一卒，还捞了大笔的开拔费，北撤大军路过长沙的时候，吴佩孚和张敬尧所部，都剑拔弩张，但一枪都没放，吴佩孚还礼节性地见了张敬尧，双方客客气气。理论上说，两人并没有扯破脸皮，以后还是可以见面的。可是，吴佩孚却赚足了民意，成为解湖南人民倒悬的大英雄。当然，“驱张”的成功，也的确跟他有直接的关系。正是因为吴佩孚的撤防，以及这样的撤防背后跟湘桂军之间说不清的密约，让所有的北军，不是跟着撤，就是人心恐慌，在湘军的反攻下，毫无抵抗能力，一溃千里。“驱张”，就这样痛快淋漓地实现了。事情过后，参加请愿的学生对吴佩孚万分感激，他们说：“在衡阳的代表，幸而遇见一位主持正义的吴子玉将军，替我们想了几个办法。不然，我们宣告上所说‘张一日不去湘，学生等一日不返校’的话，不晓得要坚持到什么时候咧！”其实，湖南的学生用不着感激吴佩孚，他们正好赶对了时机，即使没有学生“驱张”，甚至南方军政府不给吴佩孚开拔费，吴佩孚还是会撤防北上的，直皖之争，已经到了非打一仗不能解决的地步。皖系不肯自动下台，直系则不动刀兵，果实落不到自己口袋里。但是，就跟五四运动的爆发一样，“驱张”给了吴佩孚一个天上掉下来的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说，湖南的学生惠及吴佩孚的，比吴佩孚给他们的要多得多。
吴佩孚和他幕僚两种趋时
用今天的话来形容，年轻时的吴佩孚，很有点愤青的感觉。他属于那种比较有正义感，有卫道精神的年轻人。这在晚清时节，显得有点不合俗流。吴佩孚是山东蓬莱人，按家境，算是个穷人，二十出头，中了秀才。在一个并不发达的农村，吴佩孚这样的经历，足以让他变成一个志大气也盛的人。他的离家出走，最后投军，发迹，就源于一次跟当地乡绅的冲突——人家在过生日唱堂会，他嫌戏演得淫秽，于是出头大闹一场。自然把人惹恼了，将之告到官里。吴佩孚不得已离家出走，飘落北京，实在混不下去了，然后去投军。就这样，从吴秀才变成了吴丘八。
从戈什哈做起的吴佩孚，当兵的生涯并不顺利。比起他的主公曹锟来，他的磨难似乎多了很多。如果不是赶个晚集，上了北洋陆军速成学堂，个子不高，身材也不魁伟的他，也许永远都无法出人头地。作为一个中国军人，他是少有的几位经历过日俄战争，跟日本军人打过交道的人。复杂的经历，让他明白了很多东西，更重要的学会了审时度势，具有别的军人所没有的政治眼光。尽管如此，吴佩孚身上卫道的味道却始终都在。纵观他的言论和行为，他其实可以算是一个相当传统的人，从小受的儒学教育，是他思想的底色。在文化上，则是带有自大色彩的中国文化本位主义，主张西学中源。他的一位传记作者李满康，在他的传记里说，吴佩孚“十五岁从李丕森游，二十三岁受知于遵化秦树春，得中式原籍蓬莱邑庠，故其学问之渊源，亦无异于昔日之儒生，全承孔孟之余绪，其思想亦脱胎于儒家”。其失去军队之后的晚年，有所著述，诸如《循分新书》、《春秋正义》、《易经新解》、《正一道诠》、《明德讲义》之类，全系传统儒学的性理、教义的陈年旧章，道学气息极浓，还可以理解为一种北洋遗老无聊的消遣，但他在得意之际的很多精神讲话，大抵也是这个味道。五常八德，礼义廉耻，大抵上就是他的口头禅。1924年，一个日本人问他，民国创立，君主不存，“五伦失其一”，只剩下四伦，无君则谈不上忠，将如何收拾人心呢？吴佩孚回答说：“夫孝悌忠信，天之四柱也，礼义廉耻，地之四维也，天柱不立，地维不张，国乃灭亡，礼教救国，自为亘古不刊之论。”言外之意，虽然君主没有了，但五伦缺一的问题，并不存在。如果非要强调这一点，吴佩孚说，可以“正‘长幼之序’以代‘君臣之义’，怀敬老尊贤之观念以敷教于天下，则君臣之义以行，而不伤及父老政治之本义”。显然，在他看来，所谓五常八德、礼义廉耻这种儒家信条，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如果非要修补的话，也只能在儒家的语境内，用儒家的信条来修补，即所谓以长幼之序替代君臣之义，最后保全了君臣之义。他对于曹锟忠贞不贰，宁可随着一起背黑锅，也不肯自己独立单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的传统道德。到了他再次失势，二度下野之时，他就干脆鼓吹三纲至上，认为君臣即上下之义，长官之于部下，就是君臣。即使于他擅长的治军，也充斥了传统的气息。他的部队，尽管纪律比较严，但基本上不用外国留学生，即便国内出产的军校学生，也不甚喜欢。对军官，只用他自己办的学兵连出身的人。他练兵，最喜欢效法的人，是岳飞，是戚继光，是曾国藩，还有成吉思汗，没有一个西方或者日本的名将。北洋陆军速成学堂的学业，显然没有给吴佩孚多少西方的学识。
不仅如此，吴佩孚最佩服的人，近世唯有曾国藩。时常以曾国藩的言行为模仿之对象，直皖战后，在洛阳巡阅使官署里，高悬一约二尺平方之曾国藩遗像，“以便朝夕瞻仰”。他说：“吾欲行志于天下，以孔孟之教义为大本，至于汉高祖之伟略，诸葛武侯之经纶，唐太宗之机智，皆为余景仰不忘之人物，就中关于日常处世方针及事务处理，多取范于曾文正公制现实的行为，吱吱以赴，唯恐未逮。论及心境之忠正，经纶之远大及人情之纯厚，近代无出曾文正公之右者，惟其伟大也，故海量包容，凡集于麾下之湘人，不论张三李四，皆得被其余光，玉石同视，而占天下之要枢。”无疑，正是曾国藩这种道学气质，才让吴佩孚如此钦敬。
据说，吴佩孚还亲自动手写过一篇戒淫说。其中有言道：“国体变而政教衰，异学鸣而风俗坏，政纲坠地，法纲遂弛，祸水滔天，狂澜莫挽，礼义之防既溃，淫靡之俗遂成。有时髦之士，新学之女，误解自由，尊崇异说，嫌纲常之旧制，好解放之新词，一意恣其奸淫，作风流之佳话，目束身之名教，为专制之恶魔，男倡公妻之论，伦纪何存？女崇多夫之风，廉耻丧尽，甚至以孝为万恶之首，以淫为百行之先，狂悖之谈，古今罕见。”调子和口吻，跟五四时期攻击新文化运动的遗老遗少几乎一模一样。看内容，似乎应该是在他第二次复出之后写的。但是这样的想法，其实在此前，他就已经有了。他在驻扎洛阳期间，要算是思想最趋时的时候，但这时的他，对“男女关系”不谨者，一概革职。1923年，武汉江汉大学实行男女同校，出现了女生怀孕的事情。吴佩孚听闻，竟然下令解散江汉大学。
按道理，有着这样思想的人，所作所为，应该跟遗老遗少同气相求才对，根本没有可能跟五四运动中受到新文化运动洗礼的学生产生强烈的呼应。运动起来之际，他应该跟皖系的文人和军阀一样，以卫道者的面目出现，站在学生的对立面。但是，不可思议的是，恰恰相反，吴佩孚不仅迅速表态支持学生，而且站出来高调大声疾呼，不是像一些人那样仅仅是虚应故事。在他的言论里，似乎年来饱受旧学之士诟病的这些酷爱《新青年》的学生们，根本没有“误解自由，尊崇异说，嫌纲常之旧制，好解放之新词，一意恣其奸淫，作风流之佳话，目束身之名教，为专制之恶魔”，当然也没有“覆孔孟，铲伦常”，即使提倡“非孝”，似乎也无所谓了。他看到的只是学生的爱国。学生自以为自己是北宋抗议卖国的太学生陈东，他也当他们是陈东。五四时的吴佩孚，根本没有受自己的文化立场的影响，他不是远在美国的吴宓和陈寅恪，这两个洋学生会因自己保守的文化立场表现出对运动的不满，但是吴佩孚不会。因为此时他看到的是政治，看到的是后来的战争。为了政治，为了战争，他必须抓住两个东西，一个是舆论，一个人心。更何况，运动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和高昂的道德主义，跟他的文化立场，并不冲突。即使有冲突，文化也必须为政治让路。
在五四过后，吴佩孚沿着趋时的路线，继续前行。一时间，他表现得相当激进，对于五四后流行的口号，国民自决，劳工神圣，他都接受，而且跟着高喊。对于所有跟外国借款，无论是否有道理，他一概反对。似乎始终站在进步一边，道义一边。拥护吴佩孚的人们，也忘记了吴秀才的本来面目。但是，细心的人也许会发现，吴佩孚所有高调的表态，都是跟着舆论走。这种坚定不移的趋时表现，使得他不仅打赢了直皖战争，而且打败了号称能战的奉系。在两次军阀大战中，获得胜利。但是，在直系达到顶峰之际，由于曹锟肆无忌惮的贿选，导致他无法像以前那样随心所欲地主导舆论。加上他自己由于心胸狭窄，容不得同属第二代枭雄的冯玉祥和王承斌，内部分裂，最后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失败。
白坚武是吴佩孚的核心幕僚，也是他信任的智囊，但是，白坚武的经历跟吴佩孚很不一样。白坚武是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的毕业生，当年跟李大钊是同学，同列为北洋政法三杰。他跟李大钊的私人关系也特别好，属于挚友。不过，跟李大钊不一样的是，他很早就进入政界发展。1916年，得到在政界特别活跃的国民党籍议员孙洪伊的赏识，成为他的幕僚。并一度在孙担任内务部长的时候，任内务部的佥事，算是做了官了。我们知道，在黎元洪和段祺瑞闹府院之争的时候，孙洪伊是一个关键性的拥黎人士。因此，从那时起，白坚武就跟皖系结了怨。此后，孙洪伊靠上了直系，他也进入号称前直系干将江苏督军李纯的幕中，得以结交吴佩孚。吴佩孚在湘南罢兵休战，呼吁和平，有他的掺和。1922年，他为吴佩孚所聘，在吴佩孚巅峰时期，任两湖巡阅使和直鲁豫巡阅使署政务处长，成为吴佩孚的头号幕僚，他主持的巡阅署政务处，在当时有“小内阁”之称。
白坚武的思想底色，跟吴佩孚大不同。无疑，他属于受过新式教育的一代新学堂学生，而且其中比较趋新趋时的一个。对于传统的儒学，没有吴佩孚那样的感情。在某种程度上，他的思想很接近李大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他跟李大钊往还密切，鱼雁频频。李大钊不间断地把《新青年》、《每周评论》，甚至《新潮》寄给他。他每期都看得津津有味，万一有一期收不到，就非常不舒服，在日记里直抱怨。他还购买作为北大教材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我们知道，这期间的《新青年》和《新潮》，主要是文学刊物，里面对传统伦理的批判，对个性自由的追求，尤其对男女自由恋爱的推崇，是主基调。这些东西，恰恰是吴佩孚一直不以为然，或者深恶痛绝的。但是白坚武对此，却相当欣赏。读《新青年》第5号上胡适《论短篇小说》，称道不已。他还跟着学做白话诗，诗名曰“葫芦行”，并将诗寄给李大钊。诗的后半似有隐语，不可解，但前半部意指相当清楚。诗云：
我今不乐复如何？为着一个闷葫芦。
横不见头竖没尾，您说怎么不糊涂？
人人见他都气闷，惟有打破气乃舒。
世间好物由改造，死抱葫芦何其愚！
常说里有好药提，其实价值算臭泥。
臭泥之臭非小可，连皮带里无东西。
当破不破宁有怪，结局就在人发迷。
以当时的情势言之，白坚武所说的“闷葫芦”，最大可能，就是指中国的旧传统。白坚武还称赞《新青年》“辟乩坛之说”，“甚精允”，“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无新界人士出而辟之，浑妖二将并充斥于国中矣”。而吴佩孚则一向喜谈命理，于算卦、星象和扶乩都有所好。
五四运动起，白坚武欢欣鼓舞，学生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他说：“足征人心未死。”并频繁活动，在李纯、吴佩孚、张其锽等人之间穿梭往来，并致电南北和谈代表，要求中国代表拒绝签字，释放被捕学生，惩办卖国党段祺瑞、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还主动代吴佩孚起草通电，声讨卖国贼。并于运动存续期间，来到上海，公开在顺直同乡会上演讲，历数皖系卖国劣迹，支持抵制日货。很有意思的是，在这场演说中，白坚武还模仿当时湖南人的口吻，大声疾呼，说：“中国若亡，除非直隶人尽死。”把直皖冲突，直接解释成卖国和爱国之争。
在运动中，白坚武的文化立场更加接近新人物。他在7月10日的日记中，抄录《新潮》上的文章《白话文与心理改革》中的一段话：“我们须得立定志愿去克服旧主义，这是改革的根本手段。天地间事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各不相下，便成旋风。旋风是最讨厌的，所以调和是迁就的别名，迁就是糟糕的绰号。政治上讲调和才有今日的怪现状，学术上讲调和才有所谓古今中外党……须知天地间事物不是一件一段的独立的，是互相关联的。所以西洋成西洋的系统，中国成中国的系统，动摇一件牵动多种，调和是没成效的，必须根本改换。”对于这种出自新文化运动的学生先锋傅斯年之手，决然的全盘西化主张，白坚武深以为然。他在后面写道：“余年来深悟政治以及各社会内幕，亟有待于根本澄清，绝对不赞成调和，调和在本身为自灭，对客体为投降。凡天地间事事物物皆不容有调和，政治社会更无论矣。傅君兹文，实获余心。”
更进一步，白坚武几乎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先是对张东荪受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影响，分析中国的南北战争，说是在剥削阶级制度下的产物，而平民阶级必须打破南北军人势力，深表赞同。接下来，开始引用马克思《共产党宣言》里的话：“有产者不仅锻炼足以致死自身之武器而已，且有产出可以挥其武器之力现代之劳动者，无产者是也。”
1919年底，他花了两天读《新青年》上的《马克思学说》一文，感慨道：“马氏之经济论发抒特点甚多，虽不甚合实际，曙光在此。”他在日记还提道，“劳动论的名人马克司云：‘劳动界把自己解放了，也就解放了全体人类。’我谓马氏两语可作劳动解放总论”。当然，比较起来，最合白坚武口味的，还是张东荪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他在日记里多次提及研读张东荪谈社会主义的文章，认为张东荪说了他想说的话。但是，这一点并不耽误他跟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友谊，白坚武不仅跟李大钊来往密切，交情甚笃，对陈独秀也感佩之深。1919年11月4日，汉口《大汉报》上误载了陈独秀已死的消息，白坚武闻之大恸，在日记里写道：“陈君独能为理想革进之先锋，难矣；躬行牺牲，尤难，余方拟以中国之路得、卢梭，斯人若不幸，则人道之明星陨坠。苦恼众生，倘自知其所处之境，其吊悼陈君之泪涕，当与江涛海波同量。”更不耽误他因李大钊和陈独秀穿线，跟苏俄代表见面，拉上苏俄跟吴佩孚的关系。
事实上，中共铁路工人运动的开展，在很大程度上亏了白坚武的帮助。中国工人运动的早期领袖邓中夏提到，李大钊通过直系的交通部长高恩洪的关系，得以在国家控制的每条铁路上派一个密查员，这些密查员都是共产党人。通过职务的便利，“帮助工人组织俱乐部和进行斗争”，同时把工人讨厌的铁路职员，通过“胪列其营私舞弊的罪状”，告上去，把他们搞掉，由此打开了局面。而高恩洪之所以答应李大钊，主要是由于白坚武的关系。这一点，当事人朱务善的回忆，证实了这一点。只是后来总工会建立之后，因和当局的纠纷罢工，导致京汉铁路时常中断，最终危及直系的军事利益，中共才与吴佩孚逐渐交恶。
有这样的一个核心幕僚，吴佩孚的表现，一度在外界看来，相当激进，相当“左倾”。以至于苏俄在中国找盟友的时候，曾经一度很中意吴佩孚。即使选中了孙中山，也希望孙吴联合，一并成为苏俄的盟友。可是，吴佩孚并非是一个真正的激进主义者，对社会主义根本没有感觉。他所谓激进的表现，更多是由于激进，才能赢得舆论的拥戴。而五四的舆论战的全胜，使得他尝到了甜头，所以才接茬走下去。一旦激进到了危及他的利益，尤其是军事利益，那他就不会再接着激进了，反而挥舞屠刀，杀向坚持不肯复工的罢工工人。与此同时，他坚持不肯背叛的主公曹锟，也因为赤裸裸地贿选总统，失去了媒体的宠爱。就这样，一度占据舆论制高点的直系，从这个高点迅速地跌落下来，接下来的第二次直奉大战，在内外交困之中，他也就输了。
对于吴佩孚的失败，白坚武认为，主要败在曹锟身上。其次，是内部分裂。还有就是因为吴佩孚过于信任他那个文胆张其锽，而张恰是一个旧文人。结果导致吴佩孚用人，“不明新陈代谢之旨”，“故所用不偏徇于乡籍，即沾濡于关系……余闻陆军学生为直系所排斥不用，出关者相继不绝，可证直系用人之无策矣”。两人文化观上的不同，最终还是显现了出来。说起来，的确吴佩孚对于幕僚，更喜欢的是张其锽。只是，吴佩孚和白坚武能够合作，还是因为尽管文化观不同，但性格中却都有强烈的功利和趋时的倾向。
不过，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失势的白坚武，为了跟他讨厌的国民党作对，居然接受日本的资助，在华北地区搞“华北国”，策动了一系列暗杀、破坏和策动兵变的活动。无论动机如何，毕竟大节有亏。而吴佩孚的性格，固然有功利趋时的一面，但他的道德主义追求，却大体上能够坚持下去。他在1918年就提出的四不主义，一直到晚年，依然坚守。其中不借外债一条，使得1922年之后的直系政府，时常陷于财政异常困难的境地，也激化了直系内部的矛盾，但他就是不肯让步。他的确也不像其他军阀那样，嗜财如命，广有积蓄，下野之后，可以在租界做寓公。吴佩孚确实没钱，下野之后，只能靠其他军阀的接济养着。抗战期间，身陷敌后的他，在日本人的高压和利诱之下，依然能保持民族气节，至死不肯与日本人合作。据说，当时日本人对吴佩孚的工作，是力度最大的一个，土肥原亲自主持，但依然无功而返。这里，他那保守主义的文化观还是起了作用的。看来，文化观之新旧，不见得旧的一定不好，新的也不见得一定好。也许，旧的毕竟有底线，而新的为了某个目的，底线是可以放弃的。
吴佩孚变脸：文戏与武戏
吴佩孚势如破竹地从岳州打到衡阳，几乎纵贯整个湖南，把桂军打得退出了湖南，把湘军给打残了，然后就罢兵休战。就地整军经武，壮大力量，而且迭发怪论。表面的原因是段祺瑞的偏心，不按功行赏，把湖南督军给了那个一向为吴佩孚看不起的草包张敬尧。对于曹锟来说，则是许诺给的副总统，若有若无，最后居然泡了汤。但深层的原因，则是由于北洋集团第二代崛起。出于战争的缘故，第二代早早出头，建功立业，因此形成新老代际之间的对立和挑战。机缘凑巧，由于段政府的对南方作战，被人称为后直系的曹锟，给了作为第二代冒尖人物吴佩孚一个机会，一个坐大的机会，而且，出于曹锟的性格原因，自打重用吴佩孚之后，一直对这位咄咄逼人的第二代，表示优容。于是，代际之间的争夺，就变成传统的以地域为分别的派系之争，或者说以地域派系之争为表现形式。北洋第二代除了吴佩孚，还有独立的冯玉祥，湖北督军王占元下面的孙传芳，江苏督军下面的齐燮元，奉系的郭松龄和张学良。他们都在后来的军阀混战中，比较早地脱颖而出，成为战争实际的主宰者。比较起来，1918年的吴佩孚，已经45岁了。按辈分，他属于北洋第二代，但论年龄，他跟第一代相差无几。用给他做传的章君榖的话来说，因为吴佩孚在新军当兵的时候，错失了一次直接进北洋武备学堂第一期的机会，结果反而居于一向被称为傻子的曹锟之下。这个心高气傲的人，此时，已经等不及了。
自辛亥以来，中国国内的内战，往往是呈现一种“假打”的状态，战争的胜负，似乎跟对阵双方的实力对比无关。实力较弱的一方，往往敢于公然取攻势，比如像讨袁之役、护法之役，也不一定就非得失败不可。只要占据了舆论的主动，弱者就是可以打败强者。北洋系第二代不满第一代的专横、颟顸，挑战的方式，首先也是占据舆论的制高点。要占据这个制高点，在南北内战的当口，就是呼吁和平。在吴佩孚之前，已经有冯玉祥武穴罢兵，用的就是这一招。可惜，当时冯玉祥的资本不够，实力也不足，半途而废。接下来，轮到比较有资本和比较有实力的吴佩孚了。他提出的休战借口，依然是呼吁和平。如果说，冯玉祥呼吁和平的背后，有陆建章的运作，也有他个人的野心，那么，吴佩孚的和平呼吁，则有对段祺瑞的不平，同样也有他个人的野心。
吴佩孚在前线止步不前，开始可以赖到军饷不继上，但是，老是这样赖，好像也是个问题。毕竟，南征各军的军饷多少还是有的，比较起来，吴佩孚拿的还算多的。老拿这点说事，行内人看着也不是那么回事。所以，必须找个新的借口才是。是时也，和平是最为时髦的呼声。南北断断续续打了两年，作为战场的湖南饱受荼毒。不比此前的讨袁，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正当性遭到舆论的强烈质疑。为内战而大笔举借日本借款，更是令人疑窦丛生。欧战结束，西方列强出于抵制日本，也有希望中国停止内战的呼声，尤其是美国，多次表示强烈反对中国内战的意愿。此时吴佩孚打出这个旗帜，比起一年前的冯玉祥，更加顺理成章，也更有煽惑性。
就这样，1918年8月7日，吴佩孚突然发表致老直系的核心人物、江苏督军李纯的阳电，公开呼吁和平，指责武力统一政策是北京政府误听宵小奸谋，做出的自己人打自己人的亡国之策。通电里有几句话说得很漂亮，当时就传诵一时：“我国内争年余，所有军用各款，纯由抵押借贷而来。用借款以残同种，是何异饮鸩止渴，借剑杀人？长此以往，恐未罢同室之戈，堕落渔人之网。”要求李纯再次约请另外两位江督，江西的陈光远，湖北的王占元，来一次长江三督呼吁和平。大概是由于属于老直系的长江三督，在冯国璋麾下的时候，虽然时不时地捣点乱，但从来没有跟段祺瑞撕破脸皮，见到这样大胆蔑视“元首”的通电，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所以，吴佩孚的阳电发出后，长江三督并没有反应。但是，这边吴佩孚可刹不住闸了，通电一个接一个推出来，文字越来越精彩，越犀利。天下乱了，长江三督顺势反应了，但是好像是没有听到吴佩孚的声音，提出先解决时局、后选总统的主张。皖系干将倪嗣冲反过来，跳起来坚决要求打到底。张作霖也应和着。段祺瑞生气了，摆出老师的架子，一边批评学生，一边说要怪自己教育不周。曹锟也坐不住了，装模作样出来训斥吴佩孚，不明事理，要求他的这个部下，“速自醒悟，屏除浮言，勿逾以前之宗旨，恪守服从之义务。”可是，吴佩孚好像什么都没听见，依旧一个通电接一个通电。在那个时代，公开的通电，就是表演，给媒体和舆论看的表演。借助这个表演，吴佩孚逐渐从一个北洋系内部的知名战将，变成了举国皆知的爱国英雄。
这阶段吴佩孚的电报战，或者说电报秀，最主要秀的，是个人的身段和形象。“戍防向南，为期半载，罢战言和，南北一家，对外不能争主权，对内宁忍设防线。”这样脍炙人口的话，树的形象是爱国。提出不做督军，不住租界，不结交外人，不举外债，四大自律，则是廉洁、正直，不慕权势，再加上爱国。最有意思的是，即使在这些通电中，吴佩孚也忘不了自我炫耀一下自己常胜将军的威风。他大剌剌地宣称：“如蒙俯如所请，则南人不反，担保十年，后如无效，学生以一师之力，平之足矣。”一口一个“南人”，无论南人是否“不复反矣”，他吴佩孚隐隐然成了南征的诸葛亮。民国时期军阀之间打电报战，是一大风景。但打得最精彩的，还是要数吴佩孚。不仅话说得漂亮，而且文采飞扬。一边在自我炫耀，一边在戳别人的肺管，将别人的军。凡是他声言不做的事，都是别的军阀正在做，或者非做不可，却又不敢公开的事。
吴佩孚作为北洋第二代的中坚人物，如此高调地登场，肆无忌惮地将第一代的丑行，借外债，聚财敛财，失败则躲进租界，勾结外人，等等，毫无顾忌地张扬出来，让第一代给自己的登台，做铺垫。其中得罪的人，肯定不少。皖系自不消说，就是老直系中人，如长江三督，面对这种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猛烈抨击，心里也未必是滋味。但是，民国以来，自打袁世凯开始，凡是掌握实权的军人闹事，都无一例外地会得到优容。更何况，段祺瑞武力统一，还指望这个已经踩在广东大门边上的吴师长呢。只要吴佩孚没有最后决裂，北京政府绝对不会把他怎么样的。况且，吴佩孚虽然张狂，但步步都踩在爱国、正义和廉洁的点上，说出来的话，骈四俪六，不光文采好，抑扬顿挫，多有警句，而且都是社会各界尤其是舆论界句句爱听的话。这些年来，即使邵飘萍、林白水这样的敢言名记，其骂权势者的名篇，也不过如此，比较起来，还真没有吴秀才或者说张其锽这样的文采，怎么让人不喜欢呢？可以说，吴佩孚就像当年的梅兰芳，一登台，就赢得了大大的碰头彩。自打吴秀才闹事，全中国各地的声援电报，就纷至沓来。吴佩孚将所有的赞扬他的电报，统统交给报纸发表。一边是表演，一边是喝彩，都见了天日。
吴佩孚高调亮相，把和平的调子唱入云霄。但敢于迎合他的军人，毕竟不多，连所谓的长江三督，也只是敲敲边鼓。某些在吴佩孚通电中被列名的前线将领，如张宗昌和冯玉祥，后来悄悄地表示没自己的事。所以，吴秀才虽然狂，但真的要决裂，本钱还不够，借口也不足。虽然和平的呼吁，经过吴佩孚这么一折腾，已经压倒了主战的势头。此后的9月，在徐世昌履任前夕，吴佩孚居然跟南方湘桂军将领联名通电主和，要求冯国璋代总统下令停战，徐世昌做调人。上个月否认联名通电的张宗昌和冯玉祥，此次再次出现在联名的名单上，他们不再否认了。面对明目张胆“通敌”而且有据的吴佩孚，段祺瑞既不能撤职，也不敢讨伐，只能以国务院的名义出面驳斥，再发动一些军阀联合声讨。大家看得明白，吴秀才主和，业已占了上风。接下来，即使皖系推出来的总统徐世昌，在上台伊始，也不得不呼吁南北和谈。南北也就真的谈了起来。北方代表是王揖唐，半心半意；南方代表是唐绍仪，真心实意，连谈判的费用都自己垫出来。结果直到五四运动爆发，也没谈出名堂。
进入1918年底，时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次大战结束了，破天荒地，中国成了战胜国。“胜利”的喜悦，让中国的上层和知识界，一时间忘记了国内的纷争。北大一干新人物，蔡元培和陈独秀等，一连多少天都沉浸在狂喜之中。天安门广场充满了学生，但他们不是来示威游行的，而是前来庆祝的，虽然中国的胜利，中国人能看到的，只是克林德碑被推倒，变成了“公理战胜”碑。
一战的胜利，也让前段时间陷于窘境的段祺瑞，扬眉吐气。毕竟，人们在回顾这个胜利的时候，发现当年冲破诸多阻力，不惜跟大总统黎元洪闹翻，力主参战的人，是这个老儿。饮水思源，一时间，不仅政界军界诸公，纷纷向段祺瑞表示敬意，就是挑剔的媒体，也态度大变。上上下下，对段祺瑞的观感，好了许多。此前种种涉及段政府跟日本的猫腻和传说，在这个时候，也不声不响地收了起来。
然而，事情总是福祸相依，人们对于战胜的兴奋，化为对战后巴黎和会的超常期待，即使段祺瑞和其他还算明白的外交人士，也没有及时吹吹冷风，同样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样的热情和期待，进到了巴黎和会这个严酷的冰窖里，所有人都冻僵了。巨大的落差，逼使知识界反躬自问，到底是中国人做错了什么？在这种并不很困难的逼问中，此前还被人们捧到天上的段祺瑞以及他们的同党们，迅速落在了泥沼里。在人们看来，巴黎和会上的失败，追根溯源，就是皖系的亲日政策。因此，在1918年中被追究的政府对日借款，种种跟日本签订的条约，在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中，都被人们再一次想起。显然，吴佩孚的机会又来了。
本来，当初吴佩孚呼吁和平，就隐含了爱国的吁求，但是，彼时的爱国呼声，怎么及得上此时严惩卖国贼的呼喊？或者说，当初不打内战，可以说是爱国，但怎能比得了直接要求惩办卖国贼？在这种响入云霄的内惩国贼的呼声中，爱国的声音才能被放大到极点。显然，作为事实上的对头，段祺瑞和他的皖系集团，此前的亲日政策由于巴黎的“外交失败”，给了吴佩孚一个极佳的机会，让他乘着五四学生的抗争运动，在直皖之争中，迅速登上了道德制高点。而段祺瑞及其皖系集团，则因此蒙上了卖国的头巾，无论怎样挣扎、辩解，都无济于事。当然，吴佩孚的形象，也因为五四运动，更加出名更加高大。在爱国、廉洁、能战的名声上面，又多了进步的好名声。原本骨子里相当保守的吴佩孚，出于五四的缘故，居然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变得相当趋时，什么口号激进，什么口号时髦，就喊什么。五四后知识界一度向左转，吴佩孚也跟着转。连“劳工神圣”这样的口号，他也赞成，显得相当有左翼的味道。以至于苏俄在中国寻找有实力的合作者，首选的目标居然是吴佩孚。五四运动著名的活跃人物张国焘告诉我们，“在那个时期，吴佩孚成了时代的宠儿。他与民众团体互相唱和，且有军事实力作后盾，这对于北京政局具有甚大影响，也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对象。作为吴佩孚之友的孙洪伊因此成为上海寓公中的有名人物，一时竟有大孙小孙之称。但在我们与他多次接触中，知道他不过是一个旧官僚型的人物，对于我们这种青年并无甚么吸引力。但吴佩孚所标榜的召集国民大会、和平解决国事、反对直接和日本交涉山东问题、国民筹款赎回胶济路等主张，获得了民众团体的广泛支持”。
当年长沙《大公报》的记者陶菊隐先生，在他早年的《吴佩孚将军传》中写道，在五四期间，“那时远戍衡阳的吴受了救国热情的驱使，一面援救被捕学生，痛数曹、章、陆等之卖国行动，一面愿负弩前驱，移师对外……他的电报越打越多，一次比一次激烈，主张取消《中日密约》、召开国民大会、反对签字和约、敦促南北代表赓续谈判，等等。总之，他的主张完全站在民众之前，其动机纯由救国救乡之一念，所以国人视之为‘民族救星’，而段的眼光中则认为‘北洋系之一叛徒’”。吴佩孚骂街骂得厉害，五四当口，作为代理总理的龚心湛成了倒霉蛋，“他是段的代言人，吴就把一口毒气呵在他的身上，一次，两次，三次，把他骂得狗血淋头。龚与之打笔墨官司，越打越打不清：他开始而只骂王，继而骂安福系，终至无所不骂，直把龚内阁骂倒为止。北政府每做一件事他无不极口反对”。而且通电写得精彩，“今天一篇新式《驱鳄鱼文》，明天一通仿《讨武曌檄》”，“国人目吴电为‘新古文观止’，都说读此妙文，可作国文范本而不愁文思之不畅，文笔之不雄健了”。五四的确给了吴佩孚一个特别合适的舞台，在这种舞台上，吴佩孚和他的文胆张其锽先生，有着超常的发挥。在国人因“战胜”狂喜，然后因巴黎和会而堕入失望深渊的当口，吴佩孚的通电，可谓疗伤的妙药，读起来朗朗上口，声声入耳。1919年6月9日，吴佩孚连发两电，要求北京政府释放被捕学生。如此绝妙好文，不抄一段，不足以说明问题：
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况学生乎？古之以学生言时事者，汉则有刘陶，宋则有陈东，载在史册，后世传为美谈。当此外交失败之秋，顾忌者摄于威而不敢言，偏私者阿其好而不肯言。铜驼荆棘，坐视沦胥。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赴后继，以草击钟，以卵击石，既非争权利热衷，又非为结党要誉。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可有原。
这样的文字，即使今日读来，依然令人有解气的感觉，何况当年？骂人骂得狠，有这样的段子：
曾忆丁巳秋，各督电询中央有无军械借款情事，中央亦有现无军械借款一语之答复，不旋踵而借款秘密告成，国权暗中断送。今日现无补签一语，不啻依样葫芦，此我国军民不可不特别注意者也。况龚代揆登台之初，祗声明负责十日。讵十日之后，竟据责任内阁重地，久假不归。并结合东日军阀芳泽之欢心，推任安福首领王揖唐为总代表，以潜移国民视线，特布疑阵，淆乱视听，而暗中实行其军械借款之故智。且二千四百万之大借款又将告成，安福系更昌言中日合邦不讳，此龚代揆不肯表示决不补签德约之隐衷也。
这段电文，是1919年9月5日，吴佩孚听闻北京政府意欲补签对德和约，因此特地出头打来的抗议电。其中“龚代揆”，指的是代理总理龚心湛。“芳泽”是指日本外务省参事芳泽谦吉，五四运动后期来华访问。“军械借款”，指的是武装参战军的军械借款，这是直系特别痛恨的事情。整段电文说的是当年军械借款，瞒着直系，暗渡陈仓，出卖了国家主权。而现在代理总理对补签对德和约一事，含糊其辞，无非是旧戏重演，再次跟日本勾结，出卖国家。当然，说龚心湛赖着总理的位置不走，实在不是事实。龚是钱能训在五四运动中焦头烂额，做不下去之后，内阁空了好长一段时间的困难之际，被勉强拉出来应付局面的。声言做只做“十日”，但时间到了，没有人接，只好勉为其难再维持几日。至于说安福系声称中日合并，实际也无其事。只是在运动期间，内阁受冤，早已是家常便饭，安福卖国，也已经成为定论。吴佩孚来电骂街，自然要骂得狠。不过在运动中，如此露骨地骂政府，骂国会，一般都是群众团体所为，这样的话从一个在任的将军嘴里说出来，还是少见。
即使在这种时候，吴佩孚的通电，也依然改不了他自我炫耀的旧习。在1919年7月13日的通电中，他表示为了坚持到底，可以不惜跟日本一战，而本钱，就是作为常胜将军的他和他的一师人马：“日人对华，向用威吓手段，我政府应镇静以待，勿为所屈。西欧既开和平会，必不使德意志武力主义，再见于东亚大陆。彼如果以兵要挟，则请列强监视，划定战区，不妨以相当之兵力，作最后之解决。吾国数百万军人，数百员将领，岂尽皆勇于私斗，而怯于公敌，优于对内，而绌于对外耶。师长等上年以全胜之师，遽尔罢战主和，休养兵力者，正为今日。”
上一年罢战休兵，呼吁和平，就这样跟眼前的五四运动结合起来，衡阳前线的吴秀才，就这样成了五四学生反日运动的坚强后盾。吴佩孚的电报战，或者说电报秀，就这样，从1918年一直打到1920年。五四期间，从营救学生，到拒绝签字，再到抗议闽案，以及反对中日直接交涉，大事基本不落，拍砖基本不累。到了1920年初，吴佩孚已经开始打定主意撤兵回防，吴佩孚的电报战，从五四的抗议，直接进入直皖两家交兵前例行的电报战，最终，一场绵延了两年之久的文戏，以直皖大战的全武行宣告结束。
直皖开战，直军声讨徐树铮的通电中，最有分量的部分，依旧算是在五四时期提出过的关于皖系卖国的指控：“罪莫大于卖国，奸莫甚于媚外，徐树铮兼而有之。媚骨生成，甘心作伥。自合肥秉政以来，徐树铮经手所借日款，不下六亿万元。其抵押条件，虽合肥亦莫明其象，局外者更无从悬揣。如中日军械借款也，军事协定也，高徐、顺济抵押也，筹边银行设立也，莫非徐树铮一手经营。对鲁案则主张直接交涉，西北军则权衡操纵东邻。全国抵制外货，彼则殴辱学生以媚外；全国力争国权，彼则断送路矿以卖国。以天下为囊金，视疆土若敝屣，不惜分裂河山，屈膝外人，以为对内之凭藉。”以情势论，这是直军列数徐树铮的6大罪状中，分量最重的1桩。
在直军告边防军西北军书中，同样拿徐树铮、安福系卖国说事：“安福系跳梁跋扈，殆甚于阉宦貂珰。而指挥安福祸国者，惟徐树铮一人。我昂藏七尺男儿，讵甘心供其驱使耶？渴不饮盗泉之水，饥不食嗟来之食，热不息恶木之阴。彼安福系以路矿抵押外人，屈膝借债，豢养国军，以残害同胞。我国军不乏忠义之士，明达之人，执肯为一党一系效死命哉？上年鲁案发生，我国军人有协力对外之热忱；借债发饷，我国军人有不受外饷之义愤。”又说：“此次直军撤防，原为扫除殃民祸国之安福系，及倡乱卖国之徐树铮。对于先进泰斗，同气友军，毫无挟带恶感，及并峙对敌行为。”反观段祺瑞讨伐曹锟、吴佩孚的通电，前段则一笔抹杀曹锟所有功劳，连讨伐张勋复辟之功，也全不认账。然后则挑拨曹锟、吴佩孚关系，说他原打算授予吴佩孚湖南督军，是曹锟不许，不仅不许，连给吴佩孚一个空头将军，曹锟“仍怏怏”，吴佩孚休兵罢战，也是曹锟唆使。然后就指责吴佩孚怎样通敌，跟南方勾结，怎样对徐世昌称东海先生，“未尝一尽敬上之礼”。然后开列擅自撤防，“盘踞京汉、陇海各路”，这些人所尽知的直皖决裂之后的敌对行为。甚至竟然说，直系的这种敌对行为，危及北京，全然不顾各国使节和外国侨民的安危。唯一说到点的是指责曹锟在南征之际，于私宅起造花园，“穷极工巧，计费在数十万之巨”。通篇读罢，没有一丁点像样的理由，指责之陈词滥调，格调之低下不堪，令人咋舌。很明显，直皖之争，武戏还没开锣，文戏皖系就已经输了。直系堂堂正正的出师之名，明显是得了五四的济。正因为有了五四运动，直系借运动开展的电报战，使他们在未战之前，就尽占先机，占据了道德和舆论的制高点。老资格的外交官顾维钧，看出了五四或者说巴黎和会跟国内政局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巴黎和会“对国内政治情势影响至巨”，即第一次直皖之战，与此有关。其实，段祺瑞借外债打内战，曹锟、吴佩孚这种人原本就是花这些外债当急先锋的。曹锟尤其无耻，直到吴佩孚罢战休兵，他还一个劲地向段祺瑞要钱，得钱之后，纳妾修别墅。就个人私德来讲，他的确没资格骂段祺瑞借债卖国。所以，当时传闻，直皖最后决裂之际，段祺瑞愤愤言道：“他人骂我借债，我不怪他。曹锟领去借款甚多，他用了钱，还骂人。”可是，政治上的论争，要讲大道理。经过五四，大道理让吴佩孚占了，无论在小道理上段祺瑞怎么冤，都无济于事了。
直皖之战之际，中国军队整体上战争能力依然有限，战争的烈度也不够强。飞机基本没有参战，装甲部队也没露面，而有限的大炮，用的时候还不会间接射击，看不见敌人就无法开炮。战争的胜负，往往不取决于交战双方的兵力多寡，武器的优劣，而要看双方的士气。那时候，尽管士兵都是没有什么文化的炮灰，但战争道义上的多寡，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士气，进而影响战争进程。在直皖之战之前的几场战事，比如讨袁之役，段政府的南征，以及直军撤防后南军对北军的战斗，都是弱势者只要有了比较好的道德口号，就往往会在战争上占上风，甚至势如破竹地打败实力占优的一方。比如湖南军队“驱张”，几天工夫，1万枪械不足的湖南军，就将北军的7万之众赶出了湖南，打得北军全军溃散。直皖战前，属于皖系主力的边防军战争动员，居然只能这样说：“仗是一定要打的！练军队原来就是为打仗，现在就要准备好，军队好比是狗，主人要我们咬谁我们就去咬谁。”连一丁点道义感都没有。皖系在开战之前，完全靠利益的诱惑，驱使军队打仗。据当时的报道，皖系军队发4个月的军饷，而且各营开拔之前，大摆酒席，行军途中，面包汽水随时供应。但直军却只有馒头和咸菜。结果，却是待遇差的打败了待遇好的。
我们知道，直皖之战，即使算直接参战的部队，皖系的兵力也优于直系差不多三分之一强，武器装备给养方面，更是具有优势。但是，仗只打了7天，皖系的兵力还没有展开，前线总指挥段芝贵就被生擒，皖军全线溃败，段祺瑞、徐树铮多年经营的看家本钱，都成了人家锅里的菜。一般人都从皖系的用人不当，如段芝贵是个花花公子，还有第十五师刘询前线倒戈，以及边防军未经战阵等等因素上找原因。但皖系脆败，除了直系比较能打，皖系战斗经验不足之外，最大的原因，就是直系占据了道义上的制高点，在战前的舆论上，就已经大获全胜。对于战争，人心的向背不一定都是决定性因素，但在军阀混战之初，却有着莫大的威力。虽然说军人当兵是为了吃粮，但如果打仗一点道理都说出不来，还是会有麻烦。如果两方都说不出道理，也就罢了，如果一方振振有词，一方支支吾吾，那么，支支吾吾的一方，麻烦就更大。否则，用不着每次开战之前，双方先要骂阵，打电报战。因为，虽然组成军队的士兵都是识字不多的农民，但不识字的农民也会传小道，像卖国这样的消息，是特别适合士兵间口耳相传的风闻。况且，军官们还是有相当部分的人，出身军官学校，赶巧了，在皖系的部队，军官出身军校的人特别多。在这种背景下，皖系自五四以来，一直饱受舆论的抨击，饱受直系的攻击，而且都是爱国和卖国这样的大话题。在举国公认皖系卖国的舆论面前，自己这边理屈词穷，什么也说不出来。就算皖系的军人特别在乎金钱，精神上也顶不住。战况顺利尚可，战况稍有不利，溃败是难以避免的。况且，在当时的民国，虽然是军人统治，但作为民主政体的一些基本因素，还是能得到人们的尊重。至少，言论自由，是统治者也要认可的。所以，即使那个时代的中国，也因此有了一般民主国家的某些政治特质，比如当政者或多或少会有些民粹的意向。完全无视民意，经常后果不佳。在直皖之争中，很显然，直系不仅善于抓民意，而且抓住了民意。
不消说，直系，确切地说是吴佩孚，在直皖战争中巨大的道义优势，是五四运动赐给他的。可以很负责地说，直皖势力的消长，五四运动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经过五四之后，权倾一时的皖系，就从它的顶峰跌落下来，顺理成章地被直系取而代之。而吴佩孚的个人声望，经过五四，也达到了顶点。1920年7月的一天，陕西军阀胡景翼读报，在阅及吴佩孚主张解散安福俱乐部，解散边防军，撤换徐树铮，撤换王揖唐，召开国民大会解决时局时，“不禁拍案大叫曰：贤哉吴子玉！”并在日记里说，“古人虽云盖棺定论，然此时之吴子玉，吾固以关岳期之也”。像这样的军人，其实不止胡景翼一人。台湾著名的史学家郭廷以先生，五四时是个中学生。他回忆说，他在五四罢课期间，办学生刊物，写了不少骂安福系捧吴佩孚的文章。据他说，“我们学生——关心国事而自认爱国的学生对安福系和吴佩孚本没有特别的爱憎，对直皖两系的倾轧也没有特别的了解，不过我们知道在反对内战方面南征的大将吴佩孚竟然是和我们站在一起的。去年八月二十一日吴佩孚发表‘息争御辱’电。五四运动因山东问题而触发，日本人要我们的山东，这还得了，而当权的安福系竟然与日本有勾结，他们当然是汉奸啰！再看五四运动后吴佩孚又打电报援救被捕学生，痛斥曹、章、陆等卖国，主张取消中日密约，敦促南北谈判……八月底攻击安福系大将议和代表王揖唐。两方面对照的结果，吴佩孚的主张无一不是学生们所期望的，因此学生无不喜欢吴佩孚的，因此我和潘保安，常写捧吴的文章。”著名报人徐铸成也回忆说，当年他的一位做小学教师的堂兄，也因为报上的报道，特别崇拜吴佩孚，说吴是了不起的英雄，神机妙算，用兵如神。吴打败了卖国政府，总算有救，不会亡国了。进入1920年代，尝到了甜头的吴佩孚，继续在迎合舆论方面往前走，真像郭廷以先生说的那样，吴佩孚的主张，无一不是学生们所期望的，连五四之后时髦的“劳工神圣”、“国民自决”，吴佩孚也喊出来了。越来越进步，越来越趋时。从此，吴佩孚成了国际性人物，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英美和苏俄，都喜欢他。据说还有美国的女士，要求嫁给他。显然，一个原本头脑很旧的前秀才，如果没有五四，多半走不到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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