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我的兴趣在抗日救国,假如抗日民众要我画像,我将不胜荣幸!”
“吾人虽非共产党人,但他们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实足钦佩。”
他说:“一切艺术都应当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停滞了就没有生命了,国画吸收西方绘画的某些优点,便会更加丰富。”
北京,新街口北大街的西侧,有一座古朴、典雅的二层小楼。它,就是保存着中国现代美术大师徐悲鸿大批遗作的艺术殿堂——徐悲鸿纪念馆。冬去春来,年年都有数以万计的朋友从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络绎不绝地前来参观。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座艺术殿堂的恢复曾经倾注着一代伟人周恩来的心血。
“文化大革命”发生后的第二年,北京市地铁施工,拆除了位于北京站附近的原徐悲鸿故居纪念馆。不久,运动进入“砸烂一切”、“否定一切”的时期,哪里还谈得上恢复。徐悲鸿的夫人廖静文不忍看到徐悲鸿的遗作失散、损坏,于1973年写信给毛泽东,表达了对恢复徐悲鸿纪念馆的迫切心情。毛泽东把信批转周恩来办。周恩来在接到毛泽东批示的第二天,即写信给当时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吴庆彤和北京市负责人吴德。信中说:“徐悲鸿作品、美术文献和1万多件美术图片多分散各处,而悲鸿墓碑也被人捣毁。”要求他们“分别查清,并议定恢复方案”。与此同时,周恩来还亲笔写信给徐夫人,告诉她已派专人与她洽商。读着周恩来的信,徐夫人止不住哭了。后来,周恩来在病榻上还多次询问,恢复徐悲鸿纪念馆一事办得怎么样了。这不仅仅反映了周恩来在当时的情况下,对祖国艺术事业的重视和为保护国家珍贵艺术遗产所作出的努力,也反映了周恩来与徐悲鸿之间的深厚友谊。
周恩来与徐悲鸿的相识要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初。1919年,徐悲鸿为了吸取西方绘画的优秀技法到了欧洲。翌年,周恩来为探求救国的真理,也来到了欧洲。他们先后旅居法国巴黎。1924年的一天,周恩来在巴黎公社墙前凭吊巴黎公社死难的英雄,恰好与正在那里写生的徐悲鸿相逢。在异国的土地上,他们相识了,为祖国,为民族的一致志向,使他们成为朋友,并在巴黎公社墙前合影留念。之后,他们各自为了实现自己的崇高理想,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
徐悲鸿崇尚艺术,追求真理,敢于仗义执言。在蒋介石50岁生日前夕,国民政府内政部次长张道藩来到徐悲鸿家,让徐悲鸿为蒋介石画幅肖像,被徐悲鸿拒绝了。他说:“我的兴趣在抗日救国,假如抗日民众要我画像,我将不胜荣幸!”1942年10月,徐悲鸿在全国木刻展览会上看到解放区展出的木刻作品,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他庆幸自己“发现中国艺术界中一卓绝之大艺术家古元”。他说:“我自认不是一思想有了狭隘问题之国家主义者,我唯对于还没有20年历史的中国新版画界已诞生一巨星,不禁深自庆贺。”这一切,周恩来是了解的。
周恩来对徐悲鸿十分关心,当他听说徐悲鸿因为长期的艰苦生活和过度的劳累,陷于贫病交加的境地时,特地托郭沫若带着延安的红枣和小米来到嘉陵江北岸的磐溪看望徐悲鸿,使徐悲鸿深受感动。
坎坷的艺术生涯,严酷的现实,使徐悲鸿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愈来愈无法忍受。他在郭沫若起草的《文化界对时局进言》上签名,呼吁当局及早实行民主,召集全国各党派所推选之人组织一临时紧急会议,商讨战时政治纲领,组织战时全国一致政府,以挽救中国的危机。1945年2月22日,重庆《新华日报》刊登了312人签名的《文化界对时局进言》,国民党当局大为震怒。徐悲鸿面对国民党特务的一再威胁仍坚持说:“我签的名,我负责到底!”拒绝撤回自己的签名。这件事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印象。1953年年底,周恩来在北京中山公园徐悲鸿遗作展览会上,看到徐悲鸿生前书写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对联时,曾深有感触地说:“在重庆时,徐悲鸿就有着这种精神!”并嘱咐身边陪同参观的徐夫人,出版徐悲鸿画集时,要将这副对联印在前面。
1946年7月,徐悲鸿离开重庆北上,途经上海,在郭沫若寓所意外地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握着徐悲鸿的手说:“徐先生,我们算是老朋友了,你还记得1924年在巴黎……”“记得,记得。”意外的重逢使他们沉浸在无比喜悦之中。他们畅谈了别后各自的情况,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当周恩来得知徐悲鸿要去北平接办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时,恳切地说:“好啊!应当去。徐先生,我希望你把北平艺专办好,为人民培养一批有能力的美术工作者。”徐悲鸿深深地点了点头。后来,徐悲鸿给友人的信里谈到这次与周恩来相遇的情景时说:“吾人虽非共产党人,但他们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实足钦佩。”
徐悲鸿到任后将“艺术至上”的牌子,挂在北平艺专的校门口,以保护进步师生。之后,他拒绝国民党坚持要开除参加北平“五·二〇”大游行的高庄、李宗津、冯法祀等教授。辽沈、淮海战役后,北平处于人民解放军的包围之中,国民党当局为了把北平艺专一大批美术界、音乐界的中坚力量,及艺专的设备搬到南京去,电令北平艺专南迁。这时,徐悲鸿的好友田汉从解放区来到北平,向他转达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问候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北平,并尽可能在文化界多为党做些工作”的希望,使徐悲鸿受到很大鼓舞。他拒绝乘国民党的飞机去南京,拒不执行国民党政府要北平艺专南迁的电令,使北平艺专终于迎来了北平的和平解放。
北平和平解放后,周恩来从各个方面给予徐悲鸿极大的关怀和信任。在北京饭店的一次宴会上,周恩来对这位大艺术家说:“北平解放了,但我们的任务还很艰巨,南京、上海和全国许多地方还没有解放。你在美术界的影响很大,希望你继续做更多的工作。”然后又充满感情地说:“你要为祖国,为中国的美术事业好好地保重身体啊!”
1949年3月,徐悲鸿受周恩来委派,作为新中国的代表,参加了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胜利闭幕后,周恩来又亲自任命徐悲鸿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满腔热情地投身于新中国的美术事业。
1949年下半年,徐悲鸿写信给周恩来,请求派艺专的师生参加北京郊区的土改工作,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实际生活的锻炼,对学生们在艺术道路上的成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全国英模大会在北京召开期间,徐悲鸿不顾体弱多病,创作了油画《骑兵英雄邰喜德》,并为英模画了《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等肖像。他还创作了不少栩栩如生的“奔马”作品赠给前线的志愿军战士,激励战士们去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而英勇战斗。徐悲鸿善画马,他深刻地了解马的驯良、勇猛、忠实、耐劳、无怨的性格。他曾在一幅送给志愿军的笔墨奔放、造型优美的奔马图上题诗——“山河百战归民主,铲尽崎岖大道平”,以此表达对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的赞美,对人民当家做主的喜悦。周恩来对这幅图和这一诗句十分赞赏。1956年,一位国际友人拿了一幅珍藏多年的徐悲鸿奔马图,请周恩来签名留念。周恩来爽快地答应了,不一会儿便挥笔而就“山河百战归民主,铲尽崎岖大道平”,并注明了这是徐悲鸿的画马诗句,充分显示了他对徐悲鸿绘画艺术的理解与尊重。
1951年春末,徐悲鸿为创作一幅反映新中国建设面貌的巨幅油画到山东导沂水利工地体验生活,返京后不久便因突发性脑溢血住进了医院。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立即指示,要挑选最好的医生组成医疗小组,尽最大努力进行抢救。西四中央人民医院的院长钟惠澜先生亲自担任了医疗小组组长。夜里,周恩来打电话给钟惠澜先生,询问徐悲鸿的治疗情况。他还委托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到医院探望,并嘱咐他给徐悲鸿送去一束生气盎然的鲜花。当徐悲鸿得知这束鲜花是周恩来送他的时,一行热泪顺着脸颊缓缓而下。以后,周恩来又委托郭沫若多次到医院探望徐悲鸿。
全国文艺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徐悲鸿在中南海又拜会了周恩来,他们谈得十分融洽、和谐。徐悲鸿从美术界的情况,谈到了国画的发展、继承和借鉴问题,谈到了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周恩来注视着徐悲鸿,极认真地听着,不时微笑着点头。他说:“一切艺术都应当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停滞了就没有生命了,国画吸收西方绘画的某些优点,便会更加丰富。”徐悲鸿起身告辞时,周恩来又反复叮嘱他,要多保重身体,并搀扶他上了汽车。
1953年9月23日,全国文艺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那天,徐悲鸿坐在主席台上,聚精会神地聆听周恩来为大会作的政治报告。中间休息时,周恩来与徐悲鸿又亲切交谈起来。周恩来担心徐悲鸿虚弱的身体支持不了,劝他提早回去休息,徐悲鸿没有同意。会后,徐悲鸿又赶往国际俱乐部参加欢迎波兰代表团的晚会,过度的劳累使他的脑溢血症复发。徐悲鸿再次被送往医院。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着急,马上派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亲自组织抢救。然而,由于病情过重,9月26日清晨2时52分,徐悲鸿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永远地去了,离开了他所眷恋的事业,离开了他的亲人,离开了他的朋友。当天下午,周恩来怀着沉痛的心情来到北京医院,向徐悲鸿的遗体告别。在徐悲鸿的遗体旁,他伫立了许久……对这位艺术家的过早逝世,表示了极大的惋惜。他沉痛地对在场的人说:“徐悲鸿的死,是一个永远无法补偿的巨大损失。”他让同来的文化部领导人周扬,亲自守候徐悲鸿的遗体入殓。尔后,他又问准备从徐悲鸿头上翻制面模的雕塑技术工作:“有没有把握翻好?”当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又嘱咐这个工人一定要小心仔细。
后来,周恩来多次谈到徐悲鸿,称赞徐悲鸿在政治上过硬,是站得出来的,在艺术上能融合中西,是继承民族优秀传统和吸收西洋科学技法的范例。当得知要建立徐悲鸿纪念馆时,他很高兴,表示“建立徐悲鸿纪念馆很好。这样,能很好地保护徐悲鸿为祖国留下的艺术珍品”。
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徐悲鸿逝世一周年之际,以徐悲鸿故居为基础的徐悲鸿纪念馆建立了。周恩来题写了“悲鸿故居”的匾额,表达了他对徐悲鸿的尊重和怀念。
(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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