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六神无主，血涌上我在脸，我感到全身发烧。关上门，我认真检查了门闩，其实我和她都知道，根本就不会有人来。她点了六支蜡烛，由于没有窗户，门又关得紧紧的，屋子里充满了蜡烛的气味。她生气地说：“你从没画过人体素描，要是考这个，你非考砸不可。”当只剩胸衣和内裤的时候，她犹豫了一下，但只犹豫了几秒钟，她三两下就把它们除掉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我看书上那些画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画出来的。”我点点头，有点喘不过气来。“开始吧！”她坐在椅子上，向我发布命令。这是一把吱嘎作响的木椅子，她每动一下就要响一声。我手心在出汗，笔也拿不稳，手发僵。一方面我对她充满了感激之情，但与此同时心总是静不下来，展现在我面前的毕竟是赤身裸体的女人。肌肤雪白，身段匀称，两只鼓胀的乳房微微有点下垂。这是我想象过无数次的身体，当它真实地呈现在我的面前，我不能一下感觉到这是真的，我觉得自己是在做梦。不过，我并没有那种冲动：将她紧紧地搂在怀里，与她合而为一。我感到的是紧张，还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害怕。她轻声说：“我从没做过模特，所以不知道该怎样做，你好好画吧，一切全靠你自己了。”“好的。”我说，因为喉咙发干，这几个字没能说出来，仅仅是口形表现出来了。她问：“你下午到哪儿去了？”“游泳去了。”我说。她笑了笑：“游泳去了？你该叫我呀，下次你叫我，我和你一起去，我好久没游泳了，还是上中学的时候游过。”“明天中午去吧，中午太阳大，只有中午太阳才能晒到那儿。”“我想晚上去，如果月亮好的话。”她说。我告诉她：“晚上水太冰了，冰得扎骨头。”她说：“我怕有人看见。”
没开口说话之前，好像没什么可说的，一旦开口，话题源源不断地出来了。我发现，她是有意找话说，以便使我放松，只有彻底放松下来，画笔才能按照我的意志行走。意识到这一点，我感激地画起来。开始那些线条简直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根本就不是照着模特画，手脚被紧张的心情箍死了，笔不达意，脑子里一片模糊。一边画一边擦，说了很多话，终于平静下来，直到这时，我才发现她的身体有多美，乳房不大也不小，圆润饱满，乳头有点黑，像熟透的草莓；肚脐周围浑圆，不是赘肉，而是因为丰满；虽然结过婚，但没生过孩子，骨盆没有张大，整个身体从上到下呈上宽下窄的倒三角形。
从画第一笔开始，椅子就没有再响一声，虽然在和我说话，但她把身体钉在了椅子上。我知道那样做很累，一动不动地坐着，时间越长越难受。我叫她休息一会，她问我画完没有，我把画递给她看，她很严肃地看了看，说：“我不知道好不好，你是第一次画，应该说还是不错吧？……我的腰都要断了。”站在她身边，我身体里又有什么东西在跳动。她说：“快把被子递给我，我要感冒了。”我因为激动，身体一直在发烧，她这一说才发现空气很凉，她把被子裹在身上，反倒比刚才更冷似地筛起糠来。我很抱歉，却又不知道如何是好。她看出来了。“不要紧，”她说，“你抱抱我吧，抱紧点。”她站在床边，我隔着被子紧紧地抱住她。她的眼睛、脸庞、头发离我这么近，我的心在狂跳，有一种强烈的想要更进一步做点什么愿望，但我什么也没做，因为我看得出来，她除了叫我好好画，其他都没去想。“这屋子漏风。”她说。我点了点头。抱了几分钟，她说好了，不冷了。她吃了两粒感冒药预防感冒，然后说：“开始吧！”
这一次我画得快，每画完一幅就叫她休息一会。我们画到很晚才睡，回到屋里，我暗想，如果我不走，就和她睡在一起，也许她不会反对？因为她叫我回屋的时候说的是“太晚了，该睡觉了。”而不是说，太晚了，你该回去睡觉了。但是，这极有可能是我自己往那方面想，不过是我的一厢情愿，她其实什么也没想，如果我强行留在那儿，她会把我当成坏蛋、流氓？
回到屋里，我才发现裤裆里的冰凉，我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时候流出来的。我有种冲动，让她看到这些冰凉的东西，想知道她看见它们后有什么反应。刹那间我想起几年前发生的一件事，矿上的会计是个女的，是个胖得像一团棉花的姑娘，她的隔壁住着一个放炮工，屋子之间的墙壁是薄薄的竹席，这个放炮工在席子上钻了个洞，把那个硬翘翘的东西伸到姑娘那边去，胖姑娘又羞又恼又不敢吭声，但这事被放炮工同屋的人知道了，他悄悄告诉分队长，那天晚上分队长和另外几个人屏住呼吸躲在会计屋里，等那个东西伸过去，他们举起棍子就打，说打蛇呀打蛇呀。放炮工那玩意被打肿了，一撒尿就痛得叫唤。放炮工长得很丑，龅牙齿、黑脸、牛鼓眼。黑色的脸皮上有不少白色的沙粒似的东西，过了好多年我才知道这是皮脂，体内不能循环，从脸上冒出来了。我和曾萝卜李元海高袁果果当时说起这事，都一致认为放炮工太下流了，太可耻了。我们打心底里瞧不起他，鄙视他。现在我才发现，那种被称作“下流”的东西其实又可怕又吸引人，不接触时在口头上很容易摆脱并作出评判。高袁说，“不应该用棍子打，应该用菜刀呼地一下给他劈下来。”想到高袁这句话，我冲动地想，对了，也许一刀劈掉还好些，就不用想那些下流可耻的事了。
我冷静下来，我发现我正狂热地爱着她，我的每一根神经都爱着她，身体里充满了爱的气泡。那就更不应该做那种下流的事了，我应该高尚地爱她，让她感到我的爱的高尚。这么一想，我再次激动难抑。
第二天一早，我到山上采了一抱野花。太阳还没出来，花叶上还沾着露水，这是它们一天中最生机勃勃、开得最大的时候。她接过花，绽开笑容。“太漂亮了，插在瓶子里，你正好可以画画。”“是给你的。”我强调。她说：“我知道，送给我的你也可以画呀，白天你就画花呀，瓶子呀，就画这些吧，晚上我们再画那样的。”我点了点头，看得出来，她担心有人来，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件事，这说明她给我当模特用了多大的决心。中午她没去游泳，她没有游泳衣。从这天起，我们一到晚上就画人体素描，每天早晨我都去采一束花来送给她，她捧过花时的笑容让我终生难忘。有一次，我趁她看我画画的时候吻了她的脸一下，她假装不知道，我把手搭在她的肩膀上，准备再吻一个，她身体在微微发抖：“不行的，不能这样。”她轻声说，像从水底浮上来一样长长地吸了一口气。我忙把手拿开。她说：“你想干什么我早就看出来了，这对你来说是正常的，但我不能答应，这会害了你。”
她的话我没完全懂，因为我对这事知之甚少，“害了我”是指身体还是其他方面？真有什么不良后果，我也乐于承担啊，我想。过了一会她又说：“你才十七岁，而我已经二十六岁了。”我红着脸，心里说岁数不存在任何问题，哪怕她再大十岁甚至二十岁，二十六岁在我心目中是一个非常小的年龄。重新坐下后，她安然地和我谈起她的过去。
“你知道我曾经最想当什么吗？我最想当歌星，因为想得太多，结果学习没搞好，连续补习了两年都没考上，这才知道还有很多事该做没去做，但重新做已经来不及了。生活在偏僻的地方——我和你说过吗？我是××县的，那地方很偏僻。在那样的地方，当歌星几乎是异想天开。但你不一样，你完全有可能成为画家，只要你努力，你还有可能成为一个好画家。”我拿起她的手吻了一下，这个吻和刚才那个吻不同，她感觉到了，笑了一下，摸了摸我的头。
夕阳西下，我们到屋后的松林里去散步。自从大队人马搬走后，我就不喜欢到前面那片松林里去了，太茂密了，黑浸浸的，让人害怕。屋后这片松林要小得多，稀疏得多。最关键的，是穿过小小的松林，后面是一片草坡，也许是海拔太高了，山上的草长得很慢。我们坐在草坡上看落日。落日是美丽的，风是和煦的，心里忧愁的，寂寞寥远。远山像波浪一样起伏，有一种造物主才能理解的永恒在里面。
我在她旁边坐下，不远不近，每次都一样：心想必须说点什么，但不知道说什么好。多年后，我们说过的话我一句也记不得了，但坐在山坡上的样子记得非常清楚。
太阳落下去，天光暗下来。“你在想什么呢？”她问。“我在想，我应该养几只羊，白色的，每天牵它们到这山坡上来吃草。”“你喜欢这个地方？”“说不上喜欢，我不喜欢到人多的地方去，自从我知道我妈不要我们后，我就不喜欢呆在人多的地方。”“你的性格有点孤僻，不像十七岁，倒像是七十岁。这可不好。我一点也不喜欢这儿，太冷清了，每天晚上我都害怕。等你考完试，我也要走了。”“你去哪里呢？”“还不知道，也许回老家，也许去外地打工。”我鼓起勇气说：“我想和你在一起。”她把脸掉过来看着我，白净的脸上泛起了红晕，眼睛里淡红的火花一闪，又熄灭了。“这是不可能的，这怎么可能？”“我对读书没兴趣。”她脸上的喜悦烟消云散。她严厉地说：“对读书没兴趣？那你对什么有兴趣呀？难道就这样过一辈子吗？我这么费心教你，帮助你，你却说出这样的话来，真让我失望。保尔柯察金那段话还记得吗？我叫你们背过的——”她充满激情地朗诵起来：“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人的一生是应当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他在临死的时候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她放慢语速，“我不要你去为人类的什么解放事业——人类并不需要你去解放。但为了自己，把自己从碌碌无为的生活中解放出来，有一点理想，让自己成为一个有用的人，让自己的人生丰富一点，这难道不是应该做的事吗？”
我默不作声。我不是没有理想，我的理想是和她在一起，成为一名画家，把心中那些不可捉摸的瞬间的美表现出来，让其他人去欣赏，去从画面中找到共鸣。这个理想也许太低档了，太小气了。
“你的心事太重了，岁数这么小，不应该有这么重的心事。听说你以前把那条蛇当爸爸，认为是他变的。一个人失去亲人，痛苦是肯定，经常思念也是正常的，但死去的人是活不回来的，必须明白这一点。如果不能正确对待，就会老是沉浸在哀伤当中，为那种哀伤自我陶醉，甚至渴望不幸和悲伤降临到自己头上，这样就会做出一些常人难以理解的事情。这其实是一种放纵，对自己对别人都不好。因为这是不健康的。”我低着头，想着她的话，心里既舒服又难过，从没有对我说过这些，说到我的心坎上去了。黑猫从草丛里钻出来。不管我到什么地方，它总能找到我，但它看到我后，又像不是专门来找我的，不过是顺路看看。已经长成大猫了，粗壮的尾巴像旗杆一样高高地翘起，不知是在炫耀，还是在示威。我把它送给李元强了，我就要离开甲定了，今后无论去哪儿，都不可能把它带在身边，可抱到李元强家后，它又自己跑回来了。大概还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以为是和它闹着玩的。李元强不要翠青蛇，他们家的人都不喜欢蛇，好在它能适应野外生活，我现在已经很少喂它了，让它自己到外面去觅食。是的，正如她所说，我的性格太孤僻了，所以我才喜欢和猫啊蛇啊待在一起。但我一点也不讨厌活跃的人，恰恰相反，我很喜欢和热情开朗的人交朋友，喜欢听他们胡说八道夸夸其谈。她呢，有时候很活跃，有时候却又心事重重的样子。这让我有点难过，有点捉摸不透，她的心在我面前是关闭着的。
暮色苍茫，天上闪烁着苍白的星星。我瞥了她一眼，她凝神静气，望着蜿蜒的群山。我也伸长脖颈，极目远眺，山也沉默，水也沉默。回到家，我们没有立即画画，她要教我唱歌，她说，越是孤僻的人越是应该唱歌，当你心情不爽，当你遇到什么烦恼，唱一首热情奔放的歌，心情马上就会好起来。“你知道侗族人是怎么说的吗？饭养人，歌养心。这话说得多好！”她的歌声我已经无数次赞美过，但每听一次，我都打心底里赞叹，她唱得太好了，有时甚至会生出一丝嫉妒，她怎么唱得那么好，而我却唱得那么难听？
我听不出半拍和一拍的区别，有些音节怎么也唱不准，我一用劲，就像黄牛一样叫唤，把声音压下来，却又像茶壶装汤圆一样倒不出来。她放下歌本，看着我，突然哈哈大笑，笑弯了腰，眼泪都笑出来了。我也跟着她嘿嘿笑，心里冒出一种羞耻感。她不笑了，完整地唱了一遍，那意思是说，你看，多么简单啊。她叫我跟着她唱，不去管唱得准不准，先把歌词唱顺溜。唱了几个晚上，我终于摸索出一点规律来，原来唱歌不能用嘴巴唱，而是要用嗓子，要用胸腔把气提起来。我唱了一遍，她满意地拍了拍我的脸以示鼓励。“没那么笨嘛。”她笑着说。我对她的奖赏心满意足，更加努力，终于把最难的音也唱准了。画一会儿画，放下画笔唱一会儿歌，我们一起唱，她把手轻轻搭在我身上，我是多么幸福啊！我以饱满的激情放声歌唱，我的技巧并不完美，但我懂得如何利用优美的曲调把自己的感情表达出来，时而高亢，时而纵情驰骋，忧郁和孤僻的情绪一扫而光。歌声停下来，我的脑子里还在嗡嗡响，好像一阵新的激荡的浪潮正在生起，也像是灵魂深处的什么东西正在被唤醒。当一首歌唱完，当歌声消逝，我们自然地，轻轻地搂着对方，这不是因为别的，是幸福过后突然降临的孤独，这儿除了我们毕竟没有别人，所以我们轻轻搂着互相安慰，什么话也不用说，多余的动作更不用做。那么搂了一会，心情平静下来。“开始吧！”我们几乎是异口同声，我们的手同时松开，然后全身心地投入到下一件事情当中。这种时候我宁愿画她的肖像，或者画白天插在瓶子里的花簇，而不是人体。夜也温柔，人也温柔。
L刘爱：逃跑的词语
我接受采访任务的时候没有限定交稿时间，这天部主任却突然告诉我，必须在一个星期内写出来，因为教师节快到了，这个稿子要赶在教师节那天发，以示本报对教育工作者的问候和支持。
我泡了杯茶，坐在打开的电脑前，可我突然想起，我忘记关电炉了，我用从峨岭带回来的黄豆炖了一点排骨。我忙去请假，拿上包就走。今天的阳光多好啊，可已经遇到第一件不顺心的事情。
回到家，我冲进厨房，黄豆和排骨还浸泡在冷水里，我不是忘了关电炉，而是压根就没有插上插头。但我很高兴，因为我可以不用在办公室里写稿，家里清清静静，有利于我集中精力思考。说不定电炉从脑子冒出来之前，想要的正是一个清静的地方，只不过是囿于某种势力而不好擅自行动。我把德宏老人送我的土布垫在床上，古朴的图案和沉重的深蓝更加容易使人安静下来。沙发太矮，椅子太硬，我准备坐在床上写。笔记本电脑还是上大学的时候买的，虽然早就过时了，但我已经习惯用它写作。我对他的采访不能说很深，但写一篇特稿的材料应该绰绰有余。我相信这篇文章不仅让领导满意，也会让他感到满意。
由于信心满满的，我不慌不忙，换了一件凉爽的洗旧了的短袖T恤，把采访笔记摆放在桌子上。想起电炉上的黄豆和排骨，我打了个电话给妈妈，问她是现在放盐，还是过一会再放。放下电话的时候，炖锅已经发出咝咝声。妈妈说要先放生姜。屋子里没买生姜。算了。不放也行。我打开空白文档，选择好输入法，终于可以开始了。担心炖锅里的汤潽出来，忙跑进厨房，将一根筷子架在锅盖下面，减轻蒸汽的压力。据说瓦特由此发明了蒸汽机，真是人间处处皆学问。从厨房到电脑旁，又从电脑旁到厨房。我觉得文章的雏形正在脑子里酝酿，但我不急，还有整整一天时间。
电脑风扇的声音太大了，年底重新买一台——在想什么呢这是……不行，已经十点二十了。该写了。我把窗帘放下来，坐下。写五千字就够了，但我应该写六千字，留一千字的余地。我的心脏激动地跳了一会，连打几个字都输入错误。我等待着，希望能平静下来。太阳照射在窗帘上，热烘烘的。
楼下传来孩子叽喳声，幼儿园放学了？掀开窗帘，三个老太太领着四个孩子。吃中午饭了，我想。哎呀，我的黄豆排骨汤！还好，没让电炉断电。汤已经少了一半。尝了一口，味道好极了。
再次坐下，不假思索地写下一句话：“懂他的人不多。”我和他，好像超越了采访者与被采访者的界线。作为报社记者，我本应该关注他做过的事，可在接触过程中，我却更多地关注他这个人。我似乎有点同情他，但我明白，他并不需要同情；对他有几分崇拜？但我对他只有敬意甚至敬重，崇拜？似乎还没到这个份儿上。采访本上有一句话：我是一根火柴，划燃自己点亮别人，这就是我想要做的。这是我从报纸上摘抄下来的，是一个名气响亮的青年志愿者说的。这种话在写作中是很有用的，可马也一句也没有说，他像木头人一样不开窍。我洗了把脸，不慌不忙写了下去。第一句写出来后，第二句接踵而至。有灵感的写作是快乐的，胸中的句子像一群叽叽喳喳的孩子，他们争先恐后，都想最先来到我给他们预订的页面上。下午六点十分，我敲下最后一个句号。我很想庆贺一下。可是和谁呢？和马也？似乎不大恰当。和林白霜？好像没什么兴趣。和某个同事？我住的地方离报社不远，但此时他们已经下班，不好叫他们再出来。其实，我很想给他看看，这是写他的，让他补充一点实例，让文章再丰满一些。但那天分手时，他说的一句话让我打消了这个念头。他说：“你怎么写我都无所谓，反正我是从来不看报纸的。”关掉电脑，我走了出去。什么也不想，没有任何目标，放任双脚向前迈进。天气不冷也不热，我感到浑身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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