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家布店在十字街白衣阁北边一箭地，三间门面，坐东朝西，店主人姓花名海。上世纪50年代初，花海已年过半百。记得他个子瘦高，略谢顶，眼睛很大，下巴稍尖，有点儿猴相。他自称是《水浒传》中小李广花荣的后代。祖上从鲁地逃难来到河南，先是在汴梁城里开布庄，后来家道中落，才流落到我们小镇上。花氏一脉起名都是单字，花海的爷爷叫花团，父亲叫花书。从这一点上看，颇有点像花荣的后裔。只是令人可疑的是，梁山泊一百单八将中长相最帅的就是花荣和燕青，而花海很少英武之气，一副猴相，让人很难恭维，这不能不让人犯疑。为此花海也曾申辩多次，说是花姓是个“软”姓，历史上除去花木兰和花荣，很少有出名的武将，所以开布店与自己的姓氏比较吻合。至于长相，这更不是自己能决定的，很可能与花家衰落有关。花家富裕之时，娶妻纳妾可以挑挑拣拣，优中选优；后来败落了，失去了选优的条件，所以就由贵族长相转变成了平民长相。说这话的时候，花老板很认真，大眼睛一瞪一瞪的，给人的样子很哲学。
花家布店虽与张家布店同属布店，但所经营的品种略有差别。张家主卖绸缎高档布匹，而花家倾向于平民化，多进平常百姓所需的白洋布和蓝、黑平布。呢子也进一些，但也是廉价的。50年代，花老板还是一身老派打扮，穿长衫，托水烟袋。花老板抽烟时多是坐在店门口，忙时不抽，也从不在店内抽烟，可能是为的防火。水烟代是黄铜的，像只扯脖长鸣的公鸡，烟嘴儿更像鸡头。由于常年抚摸，手托处铮亮。抽烟时，花老板一手托着铮亮的烟代一手拿火媒子，按上一袋，燃了，“呼噜噜，呼噜噜”几气抽净后，用力一吹，一个小火球儿从烟袋里喷出，抛一个优美的弧线，正好落在街边处的阴沟里，“哧”一声，冒股儿白烟儿，熄了。那准确无误的功夫，令街人极其叹服。时有买客，他就放下烟袋，侧立门口，将右手伸出，作“请”字状。等顾客进了店，他才很麻利地走进柜台里，给顾客介绍新货回答顾客的提问。他一辈子都在这充满布屑和布的浆水气味儿的店堂里生活，连说话都带有布味儿似的。他卖布是熟练的，等客人看好了布，量好了尺寸，就在对折的布上齐缝剪一个小口，有时也用牙咬，然后两手一张，“扯啦”一声将布扯下，叠起来，形成一卷，围上一张牛皮纸，拦腰系一根纸绳，拈着纸绳的手，很花哨地一起一落，将布卷凌空打个旋儿，扎住了，放在柜台上，等顾客交了钱，才笑着递过去，说：“您走好！”
花家在镇里虽算不上富户，但也不是一般人家，街上开有布店，另还有一处宅院。只可惜，花海无后。在我们那里，一般不生育的男女都要领养一个孩子，花海也不例外，先领养了一个儿子，不想儿子5岁时患了脑炎，落下痴呆的后遗症。后又领养了一个女儿。花海人心善良，儿子呆了并不遗弃，照养。他说这是命，是上一辈子欠下这娃儿的——很可能还是个大恩人，这世让报答的。呆儿子叫宝，宝的妹妹叫梅。据说梅是一个私生女，生母和生父是一对相恋的青年，因父母包办没成眷侣，私生下这个女儿，送给花家养育。就是说，梅的生父生母都知道女儿的下落，尤其是她的生母，常来布店以买布为名偷瞧女儿，临走时双目总是红红的。
宝儿虽是个痴呆，但由于花家殷实，也有不少人前来为宝提亲。当然，愿意让女儿嫁给呆宝的人家多是看中了花家的家业。花海自然也心知肚明，对此心照不宣，只是对女方很挑剔。用他自己的话说，花家已几多代没有挑拣媳妇的机会了，现在有了这个条件决不放过。只是因呆宝条件太低，替儿寻妻对长相要求不是太高，但对人品要求很严，一定是温柔贤惠型。因为儿子呆，女儿一出嫁，要全靠儿媳撑起这个家，心地不善者，让人不放心。可是，尽管花家条件不错，但宝毕竟是个痴呆，模样好的姑娘不愿来，样子丑的花老板夫妇又看不上。再说，有不少姑娘应姑娘时非常温柔，一旦结婚生了孩子就会变。人心这东西，是很难看得透的。花海为儿寻妻寻了好几年，也没挑出中意的，最后还是他老伴提醒他说，儿子娶不到好媳妇，咱闺女又不傻，不如寻下一个好女婿，招赘门里，这样，儿子小宝就有了依靠，家业也落不到外人之手，岂不两全其美？花海一想也是，很懊悔忘了这一茬儿。儿子呆女儿又不呆，若再寻下一个好女婿，让他们夫妻来经营花家布店应该是上上之策。于是，他们就不再急着为儿子娶亲，又开始为女儿寻婿了。
那一年他们的女儿梅已经18岁，出落得如花儿一般，很惹人眼。梅当时正在县城读初中，由于长相好学习好品德好，在学校就入了团，还担任着县中学的学生会主席。50年代初的青年都积极求进步，一腔热血要投入社会主义大建设，梅也不例外，初三毕业前夕，她就报名参加了支援边疆的队伍。当时支边青年主要是去大西北。那时候新疆建设兵团刚刚成立，兵团里多是南征北战多年的老兵，不打仗了，他们也需要成家立业，新疆是少数民族的地区，地广人稀，怎么办，就号召内地的女青年支边。当时火车只通到兰州，从兰州去新疆需要坐近一个月的汽车。18岁的梅第一次出远门，又晕车，到了奎屯大病了一场。好在农七师总部的一位首长看卜了她，对她照顾备至。那首长已四十多岁，比梅大27岁。梅开初不同意，后经组织做工作，梅哭了好几天，最后只好答应了。
而这一切，花老板一概不知。因为梅在县城读书，多是几个月才回来一次，再加上当初报名时，她怕父亲不同意，是瞒着父亲人疆的。几个月后，花老板收到女儿从新疆寄回来的一封信，拆开一看呆如木鸡。夫妻俩捧着信哭了大半宿，认为这些年含辛茹苦养下的女儿，像老鹰叼走了一般。又加上梅不是他们亲生，她的亲生母亲又常来“侦察”，将来很有可能要让梅认姓归宗。想到这一层，夫妻二人更是伤心，原来设想的美妙的前景消失殆尽，现在只好靠呆宝寻个好媳妇了。
更让花老板料想不到是，就在那一年冬，突然来了个大跃进，举国上下一片欢腾，私有财产全都入了公。花海一家被赶进集体农庄，小锅被砸烂炼了钢铁，吃上了共产主义的大食堂。人们简直如做梦一般，等醒来时，天下大荒，集体农庄失败了，大食堂也散了，人们重新过上了吃草根啃树皮的日子。呆宝傻，一饿什么都吃，有一天吃了棉花套，屙不下，害得花海用钉给他掏。到了1959年下半年，呆宝浑身浮肿，不久就离开了人世。
花海自叹命苦，觉得希望破灭，再没什么盼头儿，决定要过几天好日子。他从墙肚里挖出暗藏的300元银元，到银行换成人民币，共兑换300元钱，先去街上一家偷卖馒头的，一下买了10个馒头，然后又花20元买了一只老鳖，还打了半斤红芋干酒。当时高价馒头1元钱一个，红芋干酒10块钱一斤，因为物质极度缺乏，有时拿钱还买不到。花海回到家中，对老伴说：“日他娘，不省了，吃！”夫妻二人烧灶熬老鳖，因为没油，腥气熏天，好在有红芋酒和10个大馒头压腥，夫妻二人又吃又喝，由于不胜酒力，二人半斤酒刚喝完，全醉了。
第二天醒来，才发现剩下的200多元钱不翼而飞。花海去大队部报案，队干部非常怀疑地问他是从哪儿来的钱？花海说是过去积攒防后的，现在没什么“后”了，才取出来顾肚子。队干部冷笑一声说：“全取了？”花海说全取了，也全让人偷走了！队干部又冷笑一声说：“谁信呢？过去你开布店，钱赚海了去了，咋能只放这几个钱？说吧，说了实话我就给你去破案，你一定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我们一定能抓住坏人！”那一刻，花海傻了，气得面颊直抖，直直地望着那个队干部，好一时才说：“这案不破了，谁偷谁花。他虽然是个贼，但他花钱时也会在心里感激我，总比被你们跃进掉了好！我一个大布店一下被吞了，连个屁都没放！你们才是最大最大的强盗！连强盗都不如！”
这话是极其反动的，尽管当时国家已被折腾得不像样子，但对这种反动的东西仍不手软。第二天花海就被抓进了派出所，而他又供认不讳，毫不悔改，最后被送进了南监狱，不久，就死在了监狱里。
好在花海的老伴还算经受住了一连串的打击，到了1962年，被女儿花梅接去了新疆，听说她活到98岁，花家人的寿延像是全折在了她身上。
《十月》2012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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