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家是湖北孝感人。一开始，他们祖上来镇上做麻糖生意。孝感麻糖是名吃，来到小镇上颇受欢迎。他们先是在街上摆摊儿，后来就租下房子，扩大了经营，不单只做麻糖，也试着做果子和点心。凶为他们会用麦芽熬制糖稀，所以就研制出了一种果品“梅豆角儿”。梅豆角儿外形像梅豆，制作时如包饺子般将糖稀灌到里边。外皮儿是用油、面、白糖掺和而成，通过烘烤后外焦内软，味道绵长，很受众人青睐。再后来，他们就将小块麻糖、梅豆角儿，点心与其他花样儿果品装盒包装，朝外批发兼零售。豫东一带娶妻嫁女都需要“走礼”，而“走礼”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封果子”，少则几十封，多则几百封。女方受礼后，要给亲戚邻居家送果子，目的是宣告要嫁女了，好期已定，让随礼者准备礼钱“添箱”。所以豫东一带就称这种“礼果”为“高价果子”。
当初汪家掌柜为打出招牌，将果盒子封得很满。旧时的传统秤皆是16两，他就先将果品顶斤装。别家果铺多是连纸带盒什么的够一斤，而汪家的果封都将其除外，如果你连纸带盒一齐试秤，保证秤秤多一两。别小看这“一两”，就等于是无形广告，很快就传遍颍河两岸。再加上汪家果子有特色，销路很快打开，每天能卖上千斤。春节前后，娶媳嫁女的多，有时候能日销上万斤。这一下，汪家很快就发了财。发了财的汪家祖上不但买下了临街的这片门面房，还另盖了宅院，很快成了小镇上的有钱人家。
可是，尽管汪家是小镇富户，又有门面和宅院什么的，但土改时却只划了个“小地出租”。原因是汪家在乡间没土地，更没使用佃户，虽然开着果厂，但为手工作坊。论说，划“小地出租”也很勉强，因为人家压根就没地可出租。据说当时为汪家定成分时，工作队也很犯愁，因为农村没有“资本家”这一项，就是有，汪家也不够格，所以最后只能朝“小地出租”上靠。为此也有不少人犯疑。有人说，当时小镇的土改队长卢一明与汪家少爷是同窗，有意偏向他们一步。不但在定成分时给予照顾，连财产也没没收。后来还是汪家老掌柜开明，不但送子参军去朝鲜，一下子还拿出5000元人民币支援抗美援朝，成为全县的模范。
那时候，与土改工作队长同学的汪家少爷汪文源已年过而立，可能是眼睛近视，戴着眼镜。记得他个子很高，一副文文静静的样子，不像个生意人，倒像个教书先生。土改以后已不让私人雇工，汪家果铺的生产规模随着雇工离去也小了许多，包括后面的院子也已不全是作坊，将筒子房也改成了住房。汪老掌柜叫汪国章，年轻时上过开封师范学堂，据说还在汴京城当过记者。只可惜他是独子，家业无人继承，最后只得尊父命弃文经商。汪国章见过世面，年轻时有一腔理想，就因为是独子变成了生意人，理想也随着岁月丢光荡尽。为了能使汪家发户，他娶过两房太太。结发妻只生了两个女儿，在土改前死去。二太太很争气，为汪家生下两个儿子。汪文源是长子，还有个就是被汪国章送去参军的汪文长。据说汪家小儿子在军队里很争气，上甘岭战役时升为连长。不幸的是，他也牺牲在那场战役中，时年25岁。为此，汪家果铺的门旁就多了一块烈属黄木牌。
上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有一个运动叫“工商业改造”，主要目的是对着城镇手工业者，让他联合经营，为下一步走集体化打基础，先是办班学习，然后让搞联营。开初是自愿报名结合，最后几乎是强制性的。思想开明的生意人都很积极，如西街曾家药铺的曾老廉，就是当时的模范。很快，曾家药铺就与雷家药铺联了营。汪家老掌柜虽然理想破灭了，但身上那种积极因子一直很旺盛。要不，他也不会捐款支援抗美援朝送子上前线。当然，这些除去他的爱国之心和性格因素外，还有个对形势的判断。他认为共产党奋斗几十年得天卜^说明这个党生命力极强，一个人有性格，一个党也会有性格。就是说，共产党要想干什么事儿肯定能办成，千万别拧着走。而且逢事最好要积极表现，反正积极落后到末了还都得按上头说的办！你何必不积极呢？任何时候唯有走在前头屁股才不挨打。鉴于有此种想法，他本来是想第一个报名与镇里另几家果铺搞联合的，不料那一日他因患了风寒没去参加会，让儿子汪文源去了。谁知汪文源不但眼近视，思想也近视，别说第一个报名，连个积极响应也没有，反而很消极。第二天汪老先生才听说这件事儿，很是气愤，连连斥问汪文源为何不抢第一？汪文源说：“联合不是一句话，比如咱们与别家联合，联合以后谁为主？打谁家的牌号？若让刘家，他家的生意历来不如咱们。若是让我当那个联营社主任，刘家掌柜与咱们竞争了几十年肯定不甘心，这样就会闹矛盾！”说完他还长出一口气，叹道：“唉！真不知是谁出的这馊主意，一家一门市多好，非要搞什么联合，常言说生意好做，伙计难搁，这不是明摆着让合起来闹矛盾吗？”汪老爷子一听儿子说出这等话，大吃一惊，呵斥道：“我没想到你年纪轻轻，思想却如此落后！这话要让别人听到，对我们汪家有什么看法？我看您这个掌柜你也别当了，你就此罢手吧！”汪国章说完，就急匆匆去找工作组表明自己的态度，很快，汪家果铺就与刘家等另几个果铺成立了联营社，由于汪老先生态度积极，汪家果铺的影响大，就顺理成章地当上了联营社主任。
汪文源一下就成了闲人。闲下来的汪文源觉得很无聊，赶巧此时县文教局招考教师，他想了想，就报名参加了考试。由于他基础好，一考即中，先到城北一个农场里参加培训，三个月后，被分到县城师范附中教语文。
当了中学老师的汪文源，一开始对工作很有兴致，积极备课，讲课时引经据典，学生们都爱听。由于工作出色，还获过县局的奖励。当时县委抓文教的书记正是他那位同窗卢一明。卢书记对汪文源很关心，告诉他说不但工作出色，政治上也要出色，并劝他加入组织。汪文源说我只对教学有兴趣，不想参与政治。如果想搞政治，当初我就会与你一样跟着薛老师参加地下活动了。卢一明见老同窗对政治不敏感，笑了笑，就再没说什么。但自那次谈话之后，很可能是卢一明太忙，再也没见过汪文源。
转眼到了1957年4月27日，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为响应党的号召，县委将全县老师集中到一处帮党整风。先动员后鼓励，每人都要写大字报发言，汪文源原本不想提什么意见，后来追急了，就把自己当初对工商业改造的看法说了出来。
大概就在那一年，有一帮人演了一出闹剧。一帮人抬着一个棺材，上面罩个罩子，前头唢呐带路，后面孝子相随。走几步还燃放炮仗，最引人注目的还是罩子门户上边，公然写着卢一明的名字，并在名字下面写着“卢一明之柩位”几个字。当天下午，这几个人还联名写了大字报，揭发卢一明的官僚作风，他们得知汪文源与卢一明是同学，央求他签名。汪文源觉得他们做得太过，不愿与他们为伍，拒绝了。不想那帮人觉得能拉上汪文源更有力度，竟不顾他反对硬是签上了他的名字。汪文源很生气，找领导说明真相，可领导像是对卢书记也有意见，反劝他说：“签就签吧，不就是一个名字吗？大鸣大放，要放得开嘛！你前几天对党的工商业改造提的意见就有一定的道理，个体经济能一步就进入大集体吗？不符合经济规律嘛！”汪文源仍觉得应该把事情给卢一明说明，不能让老同学产生误会。可是，当时的纪律不允许给领导同志通风报信，领导除了白天看大字报，还要回避。汪文源自然没机会向卢一明讲明实情。到了6月8号，党中央发出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万炮齐轰的反右派斗争开始了。汪文源无可争议地被划成了右派。在西华“五二”农场改造三个月后，被开除公职，遣送同了原籍。
汪老爷子见儿子被划成右派，很生气，说：“让你积极你不积极，这下吃亏了吧？”汪文源哭丧着脸说“就因为这回积极了一点儿，才落下这下场！”
汪老爷子长叹一声，许久了才说：“哎，说来说去，还是怨那个工商业改造。若不是改造个体经营，咱们的汪家果铺也不会充公，你也不会去教学呀！”
汪文源听老爷子说了这段话，眼泪禁不住就流了下来……
再后来，汪老爷子死了。到了右派平反的前一年，汪文源也死了。
现在，小镇上已很少有人知道汪家果铺了。
《十月》2012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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