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里的战友情深-陈云与薄一波:共同挥就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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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上海一位颇有影响的资本家曾说:“六月银圆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则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

    “对资产阶级无非有两种办法:一是不给‘油水’;二是给一点‘油水’,将来实行社会主义再拿回来。二者必居其一。”

    陈云明确指出:“国家的物力财力一定要用得恰当。所谓恰当,就是迟用、早用,多用、少用,先用、后用,缓用、急用的问题解决得好。这就需要有全局观念。”

    他提议大家春节不要相互拜年了,“放假几天干什么呢?我建议大家待在家里,泡一杯清茶,坐在沙发上,闭上眼睛想一想,过去这一年干了几件什么事情?哪些做好了?哪些做得不对或不完全对?有些什么经验教训?很好总结一下。也想一想明年抓几件什么事?怎么干法?”

    建国初期,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陈云受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重托,具体领导全国的经济工作。当时,薄一波作为中财委主要负责人,和陈云一起工作达4年之久,为新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他们在工作中也建立起了崇高而真挚的友情,堪为世人楷模。

    一

    新中国创立前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指挥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的同时,着手建立经济工作的领导机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来统一领导全国的经济工作,并决定从东北抽调陈云来中央主持中财委的工作,调薄一波“到中财委任副主任,协助陈云同志工作”。这样,陈云和薄一波具体领导了平抑物价、统一财经、调整工商业、统购统销等一个又一个“战役”,并取得了重大胜利。

    1.平抑物价、统一财经

    建国之初,我们面临的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国民党政府留给我们的是一个经济破敝不堪的烂摊子,财政经济状况十分困难,恶性通货膨胀使投机活动十分猖獗,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难以进行,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威胁。制止持续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迅速实现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发展,成为我们党面临的新课题,也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一次考验。

    在这种形势下,中财委成立后抓的头一件重要工作,就是在刚解放不久的上海召开金融贸易会议,“研究、部署以稳定金融物价为中心的经济工作”。陈云出席并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还作了报告总结。会议提出了克服经济困难的措施,并从领导思想上明确了一些重要问题,对建国初期的财经工作,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这次会议后,陈云和薄一波认真研究了发行公债、钞票、增加税收等解决财经困难的具体办法,详细制定了抑制金融物价的措施,为后来的抑制物价飞涨奠定了基础。

    1949年10月15日,物价涨风再起。以津沪为先导,华中、西北跟进,全国物价猛涨。在薄一波的积极协助下,陈云亲自组织指挥了平息这次物价波动的斗争。他们一方面精确计算了货币投放量与物价上涨指数的关系,预测了物价上涨的幅度,另一方面急电各大区,提出控制市场物价的意见,要求各地一致行动,“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双管齐下,一面筹措掌握物资,择机抛出;一面几路进军收紧银根;征收税款,收缴公债款,要求资本家按时发放工资而且不准关厂;公家的钱只能存放国家银行,不得向私营银行和私营企业贷款。这一抛(抛售物资主要是纱布)一收(收紧银根),资本家两面挨‘耳光’”。结果,在短期内就给哄抬物价的投机资本家以歼灭性打击。各地市场从1949年11月15日起已趋向稳定,12月10日物价涨风便告一段落。在这以后,金融物价虽有起伏,但再也没有出现大的波动。经过这次斗争,我们已经在市场上取得了领导地位,就连资本家对我们领导经济的能力也开始称赞。当时上海一位颇有影响的资本家曾说:“6月银圆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则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

    几番平抑物价的斗争我们都取得了胜利,但是隐患并没有彻底消除,主要原因是财政经济未能统一,收支脱节,中央财政缺乏坚实的基础。当时,无论是从支持战争还是从克服财政困难来看,都必须改变过去那种各个根据地、解放区分割,财政工作分散管理的格局,而应实行全国财政工作的统一管理。陈云和薄一波经过认真的分析和深入的调查研究,1949年12月底得出这样的结论:“统一所遇到的困难小,为害亦小;由不统一而来的金融,物价风潮的困难大,为害亦大,因此,应该克服统一中可能出现的小困难,避免由于不统一而产生的物价混乱等大困难”。1950年2月初,他们进一步明确指出:不仅要实行财政统一,而且越早越好,因为“提早实行的困难小,为害小;如继续不统一则困难大,为害大”。因此,各大行政区于我军已经到达的一切县市,必须抽出人员于2月底以前建立国库,以后逐日或三五日将税款解库。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意了中财委的意见,政务院于1950年3月30日作出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规定》,同时,相应地作出了统一财政收支管理、统一公粮收支调度等一系列具体规定,并决定陈云同志兼任全国仓库物资清理调配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同志兼任全国编制委员会主任。为保证国家这一重大政令的贯彻执行,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全党保证实现《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的通知。

    在中共中央、政务院的领导下,在薄一波等同志的大力协助下,陈云具体设计和亲自指导了这项极其复杂的工作。他不仅制定了统一财经工作的具体实施计划,而且于1950年3月10日亲自为《人民日报》起草了《为什么要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的社论,对统一财经的内容和意义作了全面阐述。这期间,薄一波作为财政部部长,在具体工作中与陈云密切配合,全力解决统一财经中的困难与问题。他还为《人民日报》撰写了《税收在我们国家工作中的作用》的社论。这篇社论与陈云等同志的两篇社论,被中共中央认为“解决了当前财政经济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在陈云和薄一波的领导下,统一财经的工作进展非常顺利。1950年4、5月份,财政状况开始好转,基本统一了财政收支、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新中国的经济实力大为增强,从根本上保证了市场的稳定。至此,建国初期平抑物价、统一财经的斗争大获全胜。事后,毛泽东高度评价它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并“极为称道陈云同志的理财能力”。

    2.调整工商业

    统一财经后,随着银根的紧缩,1950年春夏之交,全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市场萧条、私营工商业经营困难、部分私营工商业户关门歇业、出现新的失业等现象。对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高度重视,多次召开会议进行研究,并在七届三中全会上作出了调整工商业的决定,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的策略思想。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中财委于1950年4月12日召开党组会议,讨论调整工商业的问题。薄一波在发言中谈道:关于公私兼顾问题,中财委系统研究不够,没有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二十六条的原则规定具体化。他指出,我们在实践中缺少贯彻落实公私兼顾原则、五种经济成分协调发展的办法。“1949年为平衡收支,征税有些重,加上其他方面的缺点,资本家叫得比较凶。”“我们既在经济上承认四个阶级,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工商业就要让他发展,有困难就要帮助。”“对资产阶级无非有两种办法:一是不给‘油水’;二是给一点‘油水’,将来实行社会主义时再拿回来。二者必居其一。我主张从预算内划出一部分,给资产阶级一点‘油水’,这对我们有利。”他还提出了帮助私营工商业走出困境的具体实施意见,得到与会者的完全赞同。会议决定把中财委的工作重心从财政方面转到恢复发展经济上,首先抓好现有工商业的调整。此后,在陈云的直接指导下,中财委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研究、制定调整工商业的措施。这些措施实施以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全国的经济情况就大为改观了,各地大中小城市呈现出了一片繁荣景象”。

    3.统购统销政策的初步制定

    早在1951年年底,陈云就考虑过粮食统购问题。由他主持起草,以他与薄一波、李富春3人名义于1952年1月15日向中央提交的《一九五二年财经工作的方针和任务》报告中就提出过“征购”粮食的问题。1953年上半年,粮食供销矛盾进一步加剧,毛泽东要求中财委拿出具体办法。当时,陈云因病在外地休息,由薄一波主持中财委工作。他组织粮食部中财委粮食组的同志共同研究,草拟了《粮食收购办法》、《粮食计划供应办法》、《加强粮食市场管理办法》和《节约粮食办法》,提出了余粮认购法等解决供销矛盾的措施。几个草案经中央初步审阅后,于6月15日提交正在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粮食组讨论、修改。7月下旬,财经会议后期,陈云同志回到北京。会议结束后,他立即拿出很大的精力继续这项研究。经过反复比较,最终确定了“农村征购、城市配售”的措施。这时,尽管薄一波已不再担任中财委第一副主任并在外地调查研究,陈云仍然打电话征求他的意见。薄一波除赞成陈云的决策外,还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由此可见,陈云对薄一波非常信任,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们在工作中建立起来的深厚友谊。

    综上所述,作为建国初期财经战线上“三大战役”之一的统购统销政策的初步制定,既凝聚了陈云的心血,又饱含着薄一波的辛劳。这是他们默契配合、相辅相成的结果。

    二

    在新中国经济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陈云和薄一波这两位经济战线上的卓越领导人密切配合,共同写就了历史上辉煌的一页。这里面既有薄一波对陈云主持中财委工作的积极协助,又有陈云对薄一波具体工作的关心支持。

    1.高度重视财政工作

    财政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建国初期,陈云在抓全国经济工作的同时,尤其重视财政工作。他不但提议中财委第一副主任薄一波兼任财政部部长,而且始终把财政工作当作头等大事来抓。1949年12月17日,由他起草,以他和薄一波的名义发给中财委副主任马寅初的电报中,列举了中财委所管各部召开的几个专业会议,认为其中“最重要者为财政会议”。他亲自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陈云还经常花费大量时间与薄一波等财政部门的同志研究财政问题,制定克服财政困难的措施。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向中央人民政府提出了发行公债弥补财政赤字的建议,并与薄一波等详细研究了“公债和钞票的发行计划”,报中共中央批准。

    对于财政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陈云还从理论上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预算是体现国家政策的,不是单纯收支计算和管理问题。”他提出“党要管预算,国家预算应集中在中央,地方预算应由省、市委主持。这样,党可以更好地掌握财经方面的政策”。陈云告诫各级党委和政府,应高度重视财政这一关系全局的大事情,千万不可掉以轻心。陈云之所以高度重视财政工作,除了对薄一波的工作从实际上给予大力支持外,还因为“财政情况的好坏,直接关联到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着想,这是陈云领导财经工作的首要原则。

    2.精心指导财政工作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百业待兴,百废待举,财政工作的任务十分繁重。作为中财委主任,陈云经常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财政工作进行精心指导,亲自抓重要问题,并一抓到底,直到抓出成效。

    税收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陈云很重视税收工作,尤其是城市的税收工作。他明确指出:“我们要重点抓好城市工商税收,这对克服当前财经困难,保证各方面的经费供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49年年底,财政部召开了第一届全国税务会议,他与薄一波一同出席,并发表了重要讲话,还同财政税务部门的同志重点研究了统一全国税收、加强工商税收管理等问题。在陈云同志和薄一波同志的领导下,首届税务会议顺利结束,并拟出了统一全国税收的各项制度。这次会议为全国财政税收的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对于财政支出管理,陈云反复强调要贯彻“厉行节约”的原则,要求严格把好支出。当时,我国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财政收入只有百余亿元,但支出的项目却不少。对此,陈云明确指出:“国家的物力财力一定要用得恰当。所谓恰当,就是迟用、早用,多用、少用,先用、后用,缓用、急用的问题解决得好。这就需要有全局观念。”陈云深知财政部门把住支出口子的难度,所以他以身作则,严格把关。当时的财政部副部长戎子和回忆说:“他自己在处理问题时从不随意开财政的口子,遇事总要先同我们商量,要我们先提出意见。”“当几次财政工作面临较大压力时,他都站出来支持我们说:财政工作就是要严格执行预算,控制支出,不该花的钱就是要‘一毛不拔’。”陈云的这种“坚决态度”,“确实为我们做财政工作的同志撑了腰、解了围,财政工作就好做多了”。

    陈云对财政制度建设也很关注,一旦发现问题,就及时作出指示,要求财政部门做好这方面的工作。1950年年初,全国财经统一后,决策和预算制度亟待规范。在这种情况下,陈云于1950年12月底代政务院起草了《关于决算制度、预算审核、投资的施工计划和货币管理的决定》,要求建立统一的预决算暂行条例,具体规范了预算决算的分类和组成体系,以及预算决算的编制、审核等。此外,他还提出建立银行代理国库制度、统一货币发行制度、财政监察制度、重点试办独立会议制度、财政执行情况定期报告制度,以及健全军队的财务制度等意见,为了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要正确处理集权与分权的关系,从而建立稳定可靠的财政管理体制问题。所有这些,都为新中国的财政制度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积极支持增产节约运动和“三反”、“五反”斗争

    1951年至1952年5、6月份,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全国各地相继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薄一波受命担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主持增产节约、“三反”、“五反”等工作。在半年多的时间里,薄一波以其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出色的工作实绩,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充分肯定。这期间,陈云对薄一波的工作积极配合、大力支持。1952年1月15日,陈云明确指出:“增产节约运动,也是企业提高经营管理水平的运动。今年6月底,各部门要在增产节约运动的基础上,定出所属企业主要项目的定额,报告中财委。一则以此增加业务人员的知识,二则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1952年2月24日,针对“五反”运动中部分地区出现的生产下降、市场冷清等现象,中财委果断采取了完成生产计划等4项措施。陈云也有针对性地指出:现在我们算资本家的“五毒”账有点多了,像在农村出现过的那种苛刻算法:一只老母鸡下了很多蛋,蛋又孵了鸡,鸡里面又有多少公鸡多少母鸡,母鸡又下了多少蛋,蛋又孵了多少鸡……“算得太多了,恐怕站不住脚,也会把真正的‘五毒’放过去”。因此,“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把它核减下来,核减到恰当的程度”。陈云的这一观点对于纠正“五反”中出现的偏差、实事求是地定案,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

    历史转折时期的复杂形势与困难局面,考验着新中国财经战线上的领导者。陈云受命于危难之际,担负起领导财经工作的重任。他以其通观全局的战略眼光、卓越的决策能力和出色的工作实绩,为推动新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薄一波也为此做了许多重要工作。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到密切配合、共创伟业,是因为他们有着对党和人民的利益高度负责的精神,有着高超的经济工作领导艺术和才干,有着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有着虚怀若谷、严于律己、公而忘私的高尚品德。

    首先,对党的事业高度的精神和高超的经济工作领导艺术与才能为他们密切配合、共创伟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为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老一辈革命家,陈云和薄一波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一向具有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具有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勇于奉献的精神。共和国成立之初,经济萧条,人民生活极端困难。国内外敌对势力盼望我们失败,上海的资本家就说:“共产党是军事100,政治80分,财经打0分。”我们的朋友中也有人对我们党的治国能力表示怀疑,认为“共产党打天下容易,治天下难”,担心物价不能稳定,经济难以恢复。在严峻的形势与挑战面前,陈云和薄一波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勇挑重担,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导下,为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而废寝忘食、呕心沥血地工作。据回忆,在统一财经、稳定物价那一段特别紧张的日子里,陈云日夜操劳,常常利用下班时间进行调查研究。1950年春节的那一天,陈云召集部分部长开会研究工作问题。会议结束时,他提议大家春节不要相互拜年了,“放假几天干什么呢?我建议大家待在家里,泡一杯清茶,坐在沙发上,闭上眼睛想一想,过去这一年干了几件什么事情?哪些做好了?哪些做得不对或不完全对?有些什么经验教训?很好总结一下。也想一想明年抓几件什么事,怎么干法?”短短的几句话,体现了一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工作的极端负责,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

    在领导财经工作中,陈云和薄一波表现出了很高的领导艺术和才干。事实上,早在40年代,陈云主持的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财经办事处和东北财委的工作就很出色。主持中财委后,他高超的经济工作领导艺术和才能得以更充分的发挥,并以其非凡的胆识和才干,成功地组织指挥了财经战线上的一个又一个“战役”,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薄一波建国前曾任华北财委的副主任,在财经工作方面经验较为丰富。在协助陈云主持中财委工作期间,他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其次,注重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工作作风为他们密切配合、共创伟业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在财经工作中,陈云和薄一波都很重视调查研究,始终不懈地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陈云从东北入关时,面临着重重困难。有人问他:“进关以后怎么办?”他说:“安下地盘试一试,只能根据实际情况办事。怎么办?碰到了问题,才能拿出新的观点和办法,一件一件来做。”在实践中,陈云经常深入基层进行调研。他常说:“我们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他身体力行、其实事求是的思想和作风就是从这时开始在党内著称的。毛泽东对此十分欣赏,称赞说:“陈云同志是非常注重调查研究的,不经过调查研究是不轻易发表意见的。”还说:“陈云同志所管的财经工作不是教条主义的,是按照中国情况办事的,有创造性的。”

    陈云不仅自己崇尚实事求是、调查研究,而且要求中财委的同志们也切实做到这一点。薄一波就经常走出办公室,深入第一线调查研究。1951年4月,他到上海对工商业情况的考察就长达一个月之久。正是因为陈云和薄一波都十分注重调查研究,坚持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们对于重大问题和新情况才能在思想上形成共识,从而为中财委作出一系列正确决策提供了保证。

    最后,虚怀若谷、严于律己、公而忘私的高尚品德是他们密切配合、共创伟业的前提。作为财经工作的主要领导人,陈云和薄一波勤政廉洁、为人正直、作风民主、胸怀宽广。工作中,他们很注意听取同志们的意见或建议。陈云精辟地指出:“我们应该欢迎群众多提意见,他们的意见就是对我们工作好坏的评价。”

    陈云和薄一波在工作中不仅携手并进、互相支持,更为可贵的是,他们都敢于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地发表意见,并敢于承担责任。1953年,财政部修正税制出现了一些失误,薄一波不仅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且提出“永远完全承担这个责任”。陈云在指出薄一波所犯错误的同时,主动提出他对此“要负责任”,并明确表示:“不能把薄一波同志几年来在中财委工作中的成绩抹煞了,我反对两条路线斗争的提法。”

    在成就和荣誉面前,陈云和薄一波则表现出了谦虚质朴的高尚品德。陈云反复强调,他在财政经济委员会主持工作期间,几乎所有的决策,特别是重大决策,除了他作了必要的调查研究以外,都是经过集体讨论作出的。在具体工作中,薄一波同志起了重要作用。薄一波则闭口不谈自己的贡献,而是将其归功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归功于以陈云为首的中财委。所有这些,都反映了两位老一辈革命家的博大胸怀和高尚品德。

    (张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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