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通过各种关系，买通了军统头子张冲，获得了牛兰的亲笔信，为营救工作提供了重要条件。

    1981年11月，陈云在回忆特科工作时曾讲，在特科中，“潘汉年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不是一般的，实际上是他领导”。

    1955年4月，潘汉年因所谓“内奸问题”被逮捕并定罪判刑，政治名誉一直未能恢复，1977年4月14日，在长沙蒙冤病逝。

    陈云负责中央特科工作时，中央特科一科科长是杨森，二科科长是潘汉年，三科科长是赵云，四科科长是陈寿昌，潘汉年是陈云最主要的助手。

    潘汉年，江苏宜兴人，出生于世代书香之家。1925年秋，潘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潘汉年在武汉、南昌等地任《革命军日报》总编辑、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大革命失败后，潘汉年被组织上派往上海从事革命文化活动，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他代表党组织与鲁迅建立了联系，在1928年至1929年的革命文学论战中，对论战双方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发表了《普罗文艺运动的自我批判》等文章，为纠正革命文艺界的宗派倾向起了一定的作用。1929年10月，潘汉年代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论战双方及有关人员开会，传达了中央关于停止论争的意见，同时进行“左联”的筹建工作，在“左联”及不久成立的左翼文化总同盟中任中共党组书记，对左翼文化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31年年初，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潘汉年一度调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不久便被派往特科，协助陈云负责特科工作。

    潘汉年精明能干，在他的协助下，陈云领导中央特科处理了几件重要的事情。

    一是惩处叛徒王世德。王世德绰号“老先生”，原是特科三科工作人员，叛变后，泄露了特科工作机密，给特科工作造成了很大困难，后受到特科“红队”应有的惩治。

    二是配合营救国际职工运动领袖牛兰及“夫人”。牛兰是太平洋劳动书记局秘书长，当时他和汪德利在上海做地下工运工作。为了工作上的便利，两人假装成夫妇。1931年6月间，他们在上海公共租界被帝国主义无理逮捕，后又被国民党反动政府解往南京，关在“模范监狱”。

    牛兰被捕后，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营救活动。在牛兰和汪德利被解往南京时，上海地下党组织曾发动数千名群众赴上海北火车站示威，要求国民党反动当局释放他们。

    牛兰“夫妇”被解往南京后，中国共产党继续设法进行营救。但营救活动有两个重要的前提：一是要证明牛兰“夫妇”是蒋介石指使人抓的；二是要证明牛兰“夫妇”还活着。为了搞到这两个证据，必须获得牛兰从狱中写出的亲笔信。中央把这件棘手的事情交给了中央特科二科。潘汉年通过各种关系，买通了军统头子张冲，获得了牛兰的亲笔信，为营救工作提供了重要条件。

    三是派遣宗益寿打入敌人内部。宗益寿是江苏宜兴人，1927年曾参与发动宜兴农民暴动。暴动失败后，他到上海参加了党的工会工作，改名孟平。后根据临时中央的决定和特科的安排，他在上海报上刊登《脱党启事》，打入敌人内部。在敌人的内部他曾成功地保护了被捕的同志。

    四是揭穿国民党伪造《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的真相，这是陈云领导特科期间，与潘汉年一起处理的极其重要的一件事情。

    “伍豪”是周恩来的化名。敌人用此化名，刊登伪造启事，目的是想诬陷周恩来，在中共广大党员和群众中造成思想混乱，以使中共溃散解体。此事是叛徒顾顺章勾结国民党中统特务黄凯（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驻沪调查员）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情况股总干事张冲合谋伪造的。此时，周恩来已经按照中央的决定，于两个月前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

    据国民党特务黄凯于1953年6月供称，伪造启事“丝毫未达预期的效果”，“好久并无人来向各机关秘密自首”。国民党反动派演出的伪造启事这一幕丑剧，最后仍以失败而告终。

    陈云始终没有忘记同潘汉年一起并肩战斗的这段岁月。1981年11月，陈云在回忆特科工作时曾讲，在特科中，“潘汉年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不是一般的，实际上是他领导”。

    1955年4月，潘汉年因所谓“内奸问题”被逮捕并定罪判刑，政治名誉一直未能恢复，1977年4月14日，在长沙蒙冤病逝。

    对此，陈云的心情一直十分沉重。潘汉年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党内了解他情况的同志并不多。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后，中央领导层中，与潘汉年共事过的仅有陈云一位了。因而，无论是从党的利益，还是从战友情谊角度讲，陈云都认为必须彻底搞清潘汉年的问题。

    1978年11月，陈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工作会议上，率先提出了要重新评定“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和“文化大革命”前遗留的某些重大历史问题。三中全会后，陈云便委托曾长期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刘晓收集潘汉年的材料，以查清问题。

    1979年10月，陈云因病需要动大手术，手术前，陈云感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有的事必须抓紧去解决，因而郑重地给当时任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写了一个条子，提出重新复查潘汉年的案子。对前来探望的姚依林同志，陈云也谈了这件事。在疾病威胁生命的严重时刻，陈云提出了复查潘案的问题，这一举动充分显示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党的历史和事业及战友高度负责的精神。

    1981年3月1日，陈云病情稍有好转，再次就潘案复查问题，专门致信当时已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及邓小平、李先念等人，信中说：“我认为潘汉年的案子要复查一下。”“我收集了一些公安部的材料，和与潘汉年同案人的材料。这些材料，并无潘投敌的材料确证。”而且，刘晓领导下的上海党的组织的完整保存，从反面证明了潘汉年并未投敌出卖组织或某一个同志。“我提议中央对潘汉年一案正式予以复查。这件事如中央同意，可交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办理。”3月3日，胡耀邦即批示按陈云的意见，由中纪委复查潘案。

    同年11月18日，陈云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特科工作者”的座谈会上，又向当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的罗青长询问潘汉年案复查的情况，并对在场的原特科工作人员说：“潘汉年的案件，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正在为他平反。我必信他将恢复名誉。”短短的几句话，凝结着陈云对他战友的深厚情谊和无比的信任，它深深震撼着在场的每位特科老战士的心。

    历史不容歪曲，真相终会大白于天下。中纪委在公检法有关部门的配合下，根据档案材料和大量人证物证，彻底否定了强加在潘汉年身上的“罪状”及错误结论。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根据中纪委的复查结果，向全党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通知》向全党郑重宣布：把潘汉年同志定为“内奸”，并将其逮捕、判刑、开除党籍，都是错误的，应予彻底纠正。《通知》还充分肯定了潘汉年自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卓著功绩。

    陈云因此而感到欣慰，他可以告慰战友的英灵了！

    （迟爱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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