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总不能不吃饭啊！这是个最起码的道理。我们这样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把农村搞乱了，把农业这个基础摧垮了，地里不长庄稼，不收粮食，怎么得了！”

    “为什么不卷入？可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的本身，可能就是卷入。”

    “我们这些人迟早是要去见马克思的，但舍不得去。因为‘四化’重任在肩，前景迷人啊！”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了伟大的淮海战役，中央指定由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任书记。谭震林说“总前委在战役中合作默契，共同指挥”，才取得了历史性的重大胜利。1982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淮海千秋》时，谭震林与粟裕一起欣然接受了采访。在采访时，谭震林穿起草绿色军装，手执“教鞭”，站在淮海战役指挥地图前，讲述当年毛泽东、中央军委的指示、命令，讲述以邓小平为书记的前委的作战部署，帮助人们重温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上的这个重大战役的宏伟场面。

    淮海战役硝烟未尽，1949年，中央决定进行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渡江战役。当时华东野战军改编为第三野战军，谭震林任副政委；中原野战军改编为第二野战军，邓小平任政委。按照中央指示，渡江作战仍由淮海战役时组成的总前委领导。邓小平、陈毅坐镇指挥第二、三野战军。在渡江战役中邓小平表现出了高超的指挥艺术和决策才能。在这次战役中，谭震林是奉命最先率部打过长江去的我军高级指挥员。当时他指挥的是三野第七、九兵团组成的中突击集团。4月20日晚，谭震林指挥的30万人奉命从芜湖对岸强渡长江天堑。万炮齐轰，千帆竞发，最快的船只仅用了15分钟就抵达南岸。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一夜之间就被我军突破。渡江后，中突击集团向内突击，把敌人注意力吸引到长江中段，为我东西集团渡江创造了有利条件。

    4月22日晚，谭震林等率领七兵团指挥部，乘坐木帆从北岸起渡过江。当指挥船行至江心时，突遇从安庆向南京顺流而下的国民党军舰。敌舰发现我渡江部队，立即枪炮齐发，情况万分危急。谭震林一方面指挥船只避开敌舰，一方面组织火力还击。当时正在肥东总前委指挥所的邓小平、陈毅获悉这一险情后，十分担心谭震林等人的安全，接连不断地来电询问，直到确知谭震林等已经顺利抵达江南坝埂头，未受任何损伤时，才放下心来。多年后，当时与谭震林同船过江的老同志回忆起这次险情时，还激动地说：“总前委成员之间休戚与共，相互关心，真是情同手足，胜似兄弟啊！”23日我军解放南京，当时谭震林遵照邓小平的“部队渡江后，英勇顽强就主要表现在两条腿上”的指示精神，命令各部要不顾疲劳，继续猛力向前推进，歼灭逃敌。

    1956年2月，党中央派出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大”，邓小平、谭震林均为代表团成员。他们再度共事。代表团在讨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时，邓小平、谭震林的观点不谋而合。他们都反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邓小平说：“斯大林是国际人物，这样对待他是胡来！不能这样对待革命领袖斯大林。”谭震林完全赞同邓小平的意见，他说：“这虽然是苏共的内政，我们不一定能影响他们，但我们不应该随便同意他们的意见，应有自己的态度。”

    在“文化大革命”时，素以心直口快被称为“大炮”的谭震林，与林彪、江青一伙展开激烈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已是众所周知。谭震林对于当时全国一片混乱的局势表现出深深的忧虑。他说：“‘革命’总不能不吃饭啊！这是个最起码的道理。我们这样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把农村搞乱了，把农业这个基础摧垮了，地里不长庄稼，不收粮食，怎么得了！”当造反派冲击中南海，揪斗刘少奇、邓小平时，他气愤地说：“刘少奇是国家主席，邓小平是党的总书记，江青他们这伙人目无党纪国法，如此无法无天，真是不能容忍！”对林彪在讲话中指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压制群众，反对革命路线”，以及陈伯达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中大叫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谭震林也很是反感。他说：刘少奇、邓小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领导人，不能随意点名批判，搞“文化大革命”，“光有群众，没有党的领导，怎么行”？正是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使谭震林思考了许多以前没有思考过的问题，痛切地感到了党内民主的重要性和要实事求是的难度。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对每一点国家形势向好的方面的转变都格外珍惜。1973年谭震林从桂林回到北京后，常去叶剑英家，多与邓小平等老同志交往，一心想与老同志沟通思想，交换看法。特别是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全国形势好转，给了他很大鼓舞。

    粉碎“四人帮”的当天晚上，谭震林兴奋得彻夜未眠，这是他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未有过的心态。从此以后，他坚决支持邓小平提出的必须准确地、完整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的精神，坚决支持并积极参与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和真理标准的讨论。在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前夕，《红旗》杂志社约谭震林写一篇纪念毛泽东的文章，他立即着手写了《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一文。他回顾了党的革命历史及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还着重批判了“两个凡是”，直接表明自己对真理标准讨论的观点。但文章拿去后，被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负责人以“《红旗》不能介入这种争论，文章要重新修改”的理由扣发。谭震林坚持原则，说：“文字上可以改，但基本观点不能动。”稿子转到邓小平那里，他看后指示：“这篇文章很好，至少没有错误。我改了一下，如《红旗》不愿登，可送《人民日报》。为什么不卷入？可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的本身，可能就是卷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谭震林由衷地拥护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他坚决拥护并积极宣传邓小平在1979年1月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上所作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高度评价邓小平提出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他不止一次地说：“小平同志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全党要认真学习和加深理解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决地贯彻执行。”

    《邓小平文选》出版后，谭震林非常高兴。他认真研读，提出应该“大书特书”。1982年9月，80岁高龄的谭震林在接受《工人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们这些人迟早是要去见马克思的，但舍不得去。因为‘四化’重任在肩，前景迷人啊！”谭震林临终前，尽管呼吸困难躺在病床上，仍在口授纪念毛泽东诞辰90周年的文章，并结合学习《邓小平文选》的体会，再次赞扬邓小平对党和国家的特别重要的作用。在他病危弥留之际，他还对身边的亲属说：10月1日，“我要上天安门和群众见面，支持党中央选出的新的领导班子”。谭震林纪念毛泽东90诞辰的文章《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在他逝世后作为遗作在《人民日报》发表。在这篇文章中，他用了整整一节的篇幅来谈《邓小平文选》，可见他对《邓小平文选》的观点和精神的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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