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要身边工作人员天天向他汇报：多少个部批了邓，哪个部没有批？多少部点了邓的名，多少个部只批不点名？点名当中，在小平名字后面带“同志”二字的多少，不写“同志”二字的多少？

    他悲愤，他不平，他抗议，他要喊、要叫，还骂娘！他把一些老同志找到医院，直冲冲地对他们说：“我要上山打游击去！你们敢不敢跟我去！”

    “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被当作“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被打倒，遭到批斗和软禁，子女们都下放劳动和插队而各奔东西，1969年，在林彪“一号通令”下，邓小平被遣送到江西，软禁在原南昌步兵学校院内。同时王震也下放到江西红星农场改造。

    王震以英勇善战、威震敌胆著称，也以铁骨铮铮、不畏权势、仗义执言而有口皆碑。“文化大革命”中，他对林彪横眉冷对，绝不趋炎附势，对被迫害的老战友却充满感情，不顾自己的危难处境，尽一切可能提供保护和奔走呼号。

    1971年9月林彪叛国事件之后，“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一大批老干部得到解放，恢复工作。不久，王震就回到北京，而邓小平依然留在江西。

    此后，邓小平一家的处境有所好转，生活待遇也有所改善，儿女们允许探望了。1972年4月，邓小平的小女儿毛毛从陕北插队的地方来到江西探望父母，在回陕途中顺便送哥哥邓朴方到北京治病。到北京后，毛毛借住在一个同学家里。“五一”节前的一天，一个朋友告诉她，王震要见她。在朋友的引导下，毛毛来到北太平庄王震家里。王震一把握住毛毛的手，十分热情地问：“听说你从江西来，你爸爸怎么样？”一听这话，毛毛忍不住热泪盈眶，因为多少年她都没有听到过这样温暖的言语了。王震详细地问了邓小平及全家的情况，然后对毛毛说：“告诉你爸爸，他的问题一定要解决！我要去找周总理，我也要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你爸爸应该出来工作！”王震顿了顿又说：“你到北京来，我已向有关的中央领导报告过了。现在外面很乱，我要对你在北京的安全负责。你哪儿也别去，就住在我家里。”

    毛毛饱含深情地回忆说：“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我成人开始，便历尽那非常时期的世态炎凉，但此时此刻，在胡子叔叔这里竟然受到如此的关怀、如此的厚待，实是令我感动万分。胡子叔叔在那种时刻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挺身出来为我父亲说话，怎能不令人敬佩之至，没齿难忘呢！胡子叔叔的这种正义勇敢、豪情侠胆的品格，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回到江西把这些告诉父亲后，父亲也是十分感动的。”

    其实，毛泽东也正在考虑重新起用邓小平。当得知中央已经调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后，王震非常高兴。

    邓小平出来工作后，特别是周恩来总理病重住院，由他主持中央工作后，毫不畏惧、大刀阔斧地对许多方面进行了整顿，并且同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不妥协的坚决斗争。他的大胆作为，迅速扭转了形势，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也最终触怒了“左”的势力。1975年12月，终于发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并实际停止了他大部分工作。王震气愤万分，把李强、王诤和叶飞等老战友叫到家里，向他们倾诉自己心中的愤怒。

    由于气极，王震病倒了，住进了医院。那时，所有的部委都有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简报。他要身边工作人员天天向他汇报：多少个部批了邓，哪个部没有批？多少部点了邓的名，多少个部只批不点名？点名当中，在小平名字后面带“同志”二字的多少，不写“同志”二字的多少？有一次，国务院办公室的简报上把“同志”二字抹掉了，他十分愤怒，吼叫着要身边的工作人员把办公室的人叫来。后来国务院派了值班室的主任来，王震在病床上说：“别的部门不了解情况，难道你们也不了解？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期间，国务院的工作是什么样子你们不清楚？为什么你们也昧着良心来批邓小平？你把我的意见带回去！带到上面去！”

    他看到中央“批邓”的文件，就拿起笔，在文件上针锋相对地写下了“人才难得”等话。可是这些文件按规定是要交回去的。等到要收文件的时候，工作人员急了，给国务院有关同志打电话请示。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用橡皮把王震写在上面的话全部擦掉。

    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发生后，邓小平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再一次受到隔离软禁。在以后一段时间里，王震一直因病住院，一是为失去他极其尊重的周总理而悲痛过度；二是为江青一伙的反动行径而怒气积心，而更主要的则是为邓小平再次被打倒而义愤至极。他悲愤，他不平，他抗议，他要喊、要叫，还骂娘！他把一些老同志找到医院，直冲冲地对他们说：“我要上山打游击去！你们敢不敢跟我去！”他问一些老将军：“你们能带多少队伍？能带多少枪？”可见他已到了何等悲愤的地步！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王震将军流下了悲痛的泪水。毛泽东逝世后，中国向何处去？当时形势非常严峻。王震第一个在叶剑英、陈云等同志之间“穿梭”，商讨抓“四人帮”的方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文化大革命”并没有结束，“批邓”还在继续。他非常着急。他通过各种渠道，不断给邓小平传递各种消息，甚至在邓小平还没有完全解除软禁的情况下，到西山住地看望邓小平，作长时间密谈。同时，他又到叶剑英元帅那里，到李先念副总理那里，找各种各样的人谈话，奔走疾呼，要让邓小平同志尽快出来工作。

    1977年3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上陈云在书面发言中提出要求恢复邓小平的工作。王震在会上又直言不讳提出恢复邓小平的工作，他在发言中说：“邓小平同志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嘛！他也是同‘四人帮’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现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切希望他早日出来参加中央的领导工作。”

    在陈云、王震等许多老同志的强烈呼吁下，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作出了顺应民心的决定：恢复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

    邓小平恢复领导工作后，王震极力支持邓小平的工作。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王震极力支持邓小平推行中国的改革开放。他是开创特区的急先锋，他带领国务院十多位部长去深圳，以当年屯边的精神，亲自选项目，亲自下命令。1984年年初，他随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特区，为特区正名，为特区呐喊。

    1991年，王震不慎摔伤，骨折，卧床半年之久。1992年，王震病重，需要切开气管，他不干，医生和家人都没办法，只好求助邓小平家。邓小平夫人带着女儿毛毛去医院劝慰，说：“小平同志很关心你，问候你，让你一定要服从医生。”王震说不出话，用颤抖的手，一笔一画，郑重地写下几个字：“尊重邓主席的命令！”结果，他奇迹般地战胜了病魔。1993年2月，王震逝世前不久，在广东休养时，还同正在广东的杨尚昆同志一起盛赞邓小平同志为中国改革开放设计宏伟蓝图，使国家日益强盛，对祖国前途充满了信心。

    （伍国用 袁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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