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人类比爱一个人容易得多

    这些年，我曾经不止一次参加了有关部门举办的中小学生作文竞赛的评奖工作，其中多次是以“爱祖国、爱家乡”为主题的。面对孩子们雪片一样飞来的文章，面对那一篇篇经过了精心修改与打磨过的文章，面对它们所承载的孩子、教师和家长的期盼，似乎没有人怀疑这类征文主题是否合适。让学生“爱祖国、爱家乡”有错吗？

    但问题恰恰就在这里。苏霍姆林斯基曾经专门就这一类的作文竞赛提出过批评，认为教育中再也没有比这更愚蠢的事情了。在他看来，孩子们在洋洋洒洒下笔千言的时候，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往往成了空洞的口号，“祖国”“家乡”这些原本神圣的词语变成了高调却毫无意义的空谈，成了响亮而空洞的词藻，它们由于一再被重复而变得黯然失色、平淡无奇。他主张不要让学生把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话停留在口头上，甚至要慎重谈论这些。与其空喊口号，不如让学生比赛谁能把不毛之地变成森林，不如让学生动手种下一棵小橡树。他主张具体的、行动的爱，而不主张谈论爱。在对于具体的人、对于整个人类的爱上，他也依然坚持这个观点。他说：

    可是爱人类比爱一个具体的人容易得多。在口头上说说“我爱人们”比较容易，而去帮助一个身边的人却是比较难的。（注：苏霍姆林斯基：《公民的诞生》，黄之瑞等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第399页。）

    正是基于这样的洞见，苏霍姆林斯基在他的教育生涯中一直致力于教育学生要关心自己的家人、同学，关心自己周围的人们，反对空谈“爱”却对自己的亲人或周围某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抱冷漠态度。他想方设法教会学生去体察身边的人内心深处可能隐藏的那些默默的痛苦，学会在别人痛苦的时刻给予发自内心的同情与关爱。

    农庄里有一个老年妇女，她的丈夫和三个儿子都在二战期间阵亡。面对她的不幸，苏霍姆林斯基和孩子们一起为她种下了苹果树和葡萄，并把结下的第一批成熟的果实送给这位英雄的母亲。还有那位因为失去了老伴而沉郁绝望的老爷爷，苏霍姆林斯基和孩子们也同样给予了他真诚的关心和安慰，他们陪伴他聊天，到他老伴的墓前献鲜花，还把熬好的粥给他送去。老爷爷渐渐地走出了内心的阴霾，他开始对外界、对孩子们的爱有了反应，继而也把自己的爱献给了孩子们。让一个老人在爱意与温暖中离开这个世界，再也没有这样的爱更具体、更有价值了。而面对自己的同学，孩子们也一样表现得令人欣慰。在即将春游的时候，班里一个同学的母亲突然生病，这个同学因为要照顾母亲而不能去春游了，为了不使他感到难过，孩子们集体作出决定：放弃这次春游。对于十来岁的孩子来说，这样的决定是惊人的。就是在这种点点滴滴的教育中，孩子们在心中逐渐树立了这样的道德信念：爱不是用虚无的语言去谈论的，真正的爱应该付诸具体的行动。

    我曾在一所学校听见孩子们在晨读时间大声背诵《小学生守则》。后来我与该班教师座谈，忍不住询问了这个问题：为什么不利用清晨的时光让孩子背诵唐诗宋词，却让孩子背诵这些东西呢？这位教师无奈地回答我，这是为了整顿学生的纪律，养成良好的班风。当我听到孩子们用稚嫩的声音响亮地背出“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守则时，我不知道这样的“热爱”究竟是否会被落到实处，学生能否因为背诵了《守则》就变得有规矩了，良好的班风是否就因此养成了。对此，我并不乐观，大量的事实教育了我。看看有些孩子在家长面前娇纵任性的态度就可以断定，我们所大力倡导的某些“热爱”，对于孩子来说，并没有真正在内心深处扎下根来，他们甚至不“热爱”自己的父母，不“热爱”自己的老师和同学。遗憾的是，我们的很多教师面对这些教育上的难题，并没有找到其出现的根源，更遑论寻到解决的办法了。

    我曾见一所学校为了培养孩子对父母的感恩，举行“我们怎样爱父母”的演讲比赛，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孩子们挨个登场，慷慨陈词，背诵着一篇篇事先写好的演讲稿。然后观众掌声响起，台下评委开始打分。作为评委之一的我，在决定如何评判这些孩子的演讲时，内心充满了矛盾。孩子们的讲稿言辞流畅，甚至可称得上华美，一定是经过了反复斟酌修改的，可说是无可挑剔；他们的声音响亮悦耳，表情丰富投入，也可说是恰到好处。但我却有一种如鲠在喉的感觉：这些演讲带有更多表演的成分，他们用修饰过的声音和表情演给观众，博取掌声和高分。而这些都是只有十一二岁的孩子啊！我忽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厌恶感，我厌恶的不是这些孩子们，而是那些让孩子演讲的人，那些替孩子写好了讲稿的教师和家长，那些教给孩子该如何恰当地表现声音和表情的指导者，还包括我自己在内的给孩子评分却不一定懂得真爱的所谓“专家”。

    我常常想，如果我们能引导孩子在父母下班回家的那一刻，微笑着迎上前去，接过父母的皮包，递上一杯热茶，这也许比组织“我们怎样爱父母”的演讲比赛要好得多。

    忽然想起了我深爱的诗人海子的一首诗。那是1988年的7月25日深夜，海子乘坐的火车经过戈壁德令哈。在疾驰的火车上，海子写下了《日记》。在诗的结尾，他这样写道：

    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

    这是真正激荡过我的诗句。他让我知道，爱是如何的真切，具体，远比某些看似崇高实则虚无的感情要可贵得多。

    世界上的一切都与你有关

    1964年，帕夫雷什中学的化学教师E·E·科洛米钦科在致毕业生的祝词中说，要像珍视生命和个人荣誉那样珍视真理，要毕生为真理而斗争，而这个真理意味着：生活中没有哪件事不与你有关。

    E·E·科洛米钦科的这段话，使我想到了在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德国马丁·内莫勒神甫的一段文字：

    当他们屠杀共产党的时候我不说话，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当他们屠杀犹太人的时候我也不说话，我不是犹太人；

    当他们屠杀新教徒的时候我还是不说话，我也不是新教徒；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了，再也没有人能替我说话了。

    无论是科洛米钦科，还是马丁·内莫勒，他们的话都表达了同样一个观点：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与你有关。一场遥远的战争，一个乞丐的死亡，一棵树在春天发出的第一颗嫩芽，一条河流经了哪一片土地，这些都与你有关。而这也正是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中反复强调的一个部分。他认为，作为一个教育者，尤其是作为班主任和人文学科的教师，发展少年作为公民对世界的观察力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要逐步使之变得敏锐起来。一个孩子，当他对发生在遥远的帕米尔高原山脚下某个地方的事感到激动不安，那么他就会对身边发生的一切表现出十分真实的关切。而这，是一个孩子看待世界、参与生活的思想基础。如果缺乏这个思想基础，教育就完全沦为工具，沦为扼杀孩子精神生活的帮凶。每一个教师都要努力使每一个孩子都能珍视某种东西，保护某种东西，关心某种东西，这是情感教育、美育和德育中最细腻的东西。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孩子的高尚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

    古人有云：“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仔细想来，这种死读书、唯读书的境界哪怕是在古代也是很难达到的，毕竟，人要生存，要与人交往，人从内心深处也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要，那就是活在人们中间。即使是那些所谓的隐士，我也并不认为他能够做到与世界完全隔绝——只要他还活着，他就必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既然有此一说，我们就不妨思考：如此专注于读书究竟为哪般？“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这一方面说明了读书的好处，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一部分古代读书人的目的与追求也并非那么纯粹。那么，这也同时说明了一个问题，所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即使是在古代，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种理想罢了。所以还是顾宪成说得好：“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顾宪成的这副对联强调的是“声声入耳”“事事关心”，实际上强调的是读书人与外界的联系，但并未明确指出与外界保持联系有何意义，我个人认为在境界上似乎比苏霍姆林斯基差了一层。在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生涯中，他的确无时无刻不在引导孩子用自己的眼睛观察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用自己的心灵体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并在这个过程中帮助孩子树立道德责任感。当孩子把自己的眼睛观察到的一切，把自己的心灵体验到的一切融入自己的精神世界中，他的道德感就逐步形成了。

    在我们的教师群体中，应该说很少有人具有这种“一切与你有关”的信念，因此也没有意识帮助孩子树立这样的信念，他们的教育教学囿于学校，止于应试，孩子们的心灵在沦陷。这样教育出来的孩子，他们也许会取得很高的分数，但内心却极其冷漠，自私的种子早已深埋在心灵的某一个角落，一旦遇到合适的土壤就会疯狂地生长起来。应该说，这是教育中最可怕的隐患之一。

    一个中学老师告诉我，美国“9·11”事件爆发后，有一个中学生在作文中竟然大声欢呼：“这一幕太精彩了！美国人咎由自取，让撞击来得更猛烈些吧！”并且和几个同学一起买来饮料和零食庆祝。听到这样的故事，我们不能不感到悲哀。我们的孩子为什么会缺乏起码的人道主义情怀呢？如果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是国人惯有的一种处事态度，我们因此感到无奈与愤怒，那么这种幸灾乐祸的态度就令人十分痛心了。

    不由得想起了鲁迅先生的“看客”之说。当阿Q迷迷糊糊被砍头的时候，看客们的头还长在脖子上，但他们未必知道，他们的头未必总可以这么稳稳地长在上面，尽管阿Q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党，他的被砍头并不具备那么宏大的意义。可鲁迅先生，也同样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无穷的远方。无穷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我希望孩子们能从沉重的作业中抬起头来，用自己的眼睛看看周围正在发生的一切。孩子们不应该只捐出自己的零花钱就够了，他们更应该学会用自己的心去关注、体验这个世界上存在的苦难，并且为世界依然存在苦难而痛苦。而在苏霍姆林斯基看来，只是去体验和痛苦还不够，孩子们更应该去承担——

    孩子们不能作为一个冷眼旁观的人，只知道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能讲讲这些事情，而要作为能为人类的命运分担忧虑的人进入这个世界。（注：苏霍姆林斯基：《我把心给了孩子们》，唐其慈等译，《苏霍姆林斯基选集》第3卷，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第216页。）

    在1924年的中国，在浙江上虞美丽的白马湖畔，春晖中学的创始人经亨颐先生发表题为《勖白马湖生涯的春晖学生》的演讲：

    白马湖不是避人避世的桃源，是暂时立于局外，旁观者清，不受牵制，造成将来勇猛的生力军的所在。

    由此不难看出，经亨颐的教育信仰也同样是要求学生要最终进入这个世界，继而分担这个世界的忧愁，乃至改造这个世界。

    无论是经亨颐还是苏霍姆林斯基，他们似乎已经变得久远。而在当下的中国教师中，有多少人能够把孩子们的视线暂时从课本中引开，让孩子从书山题海中暂时逃离出来，使他们能够睁开眼睛看一看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一切？

    这很重要。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不与你有关。

    做一个道德上进攻的人

    当下，许多东西开始崩塌，有的早已崩塌。而那些剩下的东西，能坚守尚且不易，更遑论站稳了阵地再向自己的对立面进攻了。

    但这些沉重的现实却并非只发生在当下，只发生在中国。事实上，普世的价值观之所以确立，原因就在于人们对反映人性、符合人性的东西形成了一种近乎本能的维护，而这种维护经常会遇到挑战，这就足以说明即使是维护普世的价值观也需要进行斗争。

    王开岭先生在一篇名为《树，树，树》的文章中介绍了一个故事：一位名叫朱丽娅·希尔的少女，为保护北美一株巨大的红杉树，竟然在这棵有18层楼高的树上栖居了738天，直到这棵树的所有者——太平洋木材公司承诺不砍伐该树。

    这是一个几乎让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很难想象，一个女孩为了保护一棵树竟然忍受了两年多的艰苦生活。她忍受了冬季风暴的袭击，用来遮挡风寒的只是一块蓝色帆布；她无法洗澡，只能用一块湿海绵擦身。为了保护森林，她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乃至于再次踏上大地时，她忍不住喜极而泣。

    对这株红杉树来说，希尔是它的天使，是它的保护神；而对那些要砍伐这棵树的人来说，希尔是他们最弱小然而又是最强大的对手，她用一种最朴素又是最坚决的方式成为一个以守为攻的捍卫者，并最终成为这场斗争的胜利者。

    苏霍姆林斯基赞成孩子们对恶的、不道德的行为表现出那种不妥协与批判的鲜明态度。当孩子们用自己的方式“报复”了那些森林的破坏者，他没有批评他们，甚至与孩子们一起为那些人的偷盗行为感到愤怒。孩子们帮助农庄庄员们往卡车里运玉米种子，尽量挑最大个的玉米棒子装，可是工作队长提议，为了尽快完成任务，只把最好的放在上面，往车厢底层随便装些什么样的都行。孩子们生气了，他们把全部情况告诉了老师，与这种虚假欺骗、毫无道德责任感的行为作斗争。而对于那个把小女孩挤进了雪堆里，不但没有提供帮助反而发出嘲笑的男孩亚历山大，孩子们纷纷对他进行了谴责。在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信念中，他强调不能让孩子看到犯罪行为或是不道德的行为而只是去评论一番，更不能妥协或者视而不见，必须勇敢地站出来进行旗帜鲜明的斗争。因此，他主张必须重视培养学生的这种“勇敢行为”，在这条道路上不允许一个孩子掉队。他把这看作是学校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育任务。

    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孩子们在一次远足旅行的归途中，向邻村的一位老奶奶要水喝。老奶奶邀请孩子们到果园里去，并拿出苹果和烤土豆款待他们。孩子们吃完食物之后，向老奶奶表示了感谢，然后就出发了。走了半公里多路的时候，孩子们突然想起：刚才在他们坐过的地方，把一些烤土豆的皮丢在地上没有收拾。于是，一场小小的辩论开始了。有的孩子不以为然，认为返回这么远的路就为了拾那些土豆皮很不值得；有的孩子却觉得应当回去收拾干净。在老师的坚决支持下，孩子们决定往回走，只有一个孩子没有动，他说：“我要坐在这儿歇一会儿……”但是，当他听到孩子们齐声愤怒地指责他的话时，他想休息一下的念头就打消了。

    在这个事例中，苏霍姆林斯基在努力使学生进行一种体验，那就是让孩子们在儿童时代就能够体验到正义的思想取得胜利的心情，感到自己是这种胜利的参与者。这是一种宝贵的体验。不但要努力使孩子理解和感觉到世界上还有些卑劣的、丑恶的东西，而且，不是让年龄尚小的孩子晓得“这种事是卑劣的、丑恶的”就够了，还要让他们因为卑劣的、丑恶的事就在近旁，可是由于自己无能为力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而感到担忧、难受和痛苦。对于卑劣的、丑恶的东西的这种愤慨和厌恶，会渐渐地迁移，成为检查自己的一面镜子，在这个微妙的转变中，使学生渐渐成长为一个真正的人。

    遗憾的是，这种教育似乎离我们已经太遥远了，它虽然光彩夺目却似乎太不合时宜。的确，在当下的教育大背景中，大多数教师的智慧都集中在中考、高考的命题研究，绞尽脑汁去想帮助孩子考高分的办法，哪里顾得上关注孩子的心灵，哪里会在意孩子是否有跟邪恶、不道德行为作斗争的勇气呢？在我们很多教师看来，这种教育几乎就是在唱高调，还担心不但不能在学生心中引起共鸣，反而会遭到学生的耻笑。

    但是，不论这个世界如何变幻，不论人类的价值观发生多么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依然得承认，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东西值得坚守，也必然会有一些东西将永远被人所唾弃。当我们面对生活中的丑恶现象时，以“与我无关”的哲学来为自己开脱，我们也就会失去了在丑恶现象面前的自卫能力。是的，人必须首先具备这种自卫能力。苏霍姆林斯基提醒大家，你越是想躲开这种丑恶现象，就越会遭到这种丑恶现象的进攻。

    我曾在网上看过一则报道：某所中学发生了一起暴力事件，三名初二的男生一起殴打了同宿舍的另一名男生，致使其深受重伤，由于过度惊吓与刺激，这名被殴打的男生连精神都一度出现了问题。而这一切竟然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当时有不少同宿舍楼的同学闻讯跑来目睹了这一切。当教师和家长询问打人的原因时，三名男生的回答令人震惊：原来，同宿舍那名被打男生平时学习非常刻苦，成绩优异，引起了同宿舍中另外三名男生的嫉妒和不满，他们平时经常对那名男生冷嘲热讽，试图挑起事端。那天终于因为一点小事爆发，才出现了集体打人的恶劣行为。看了这则报道，我忍不住在想，为什么这三名男生的行为没有得到及时制止？当他们集体实施暴力的时候，同宿舍楼的同学为什么选择了围观，却没有人站出来制止这种暴行？当时的他们也许心中有愤怒，有不平，但究竟是什么使他们丧失了这种“勇敢地站出来”的勇气？还有，在事情没有发展到这一步的时候，也就是当三名男生一直讽刺挖苦这名男生的时候，为什么这名男生选择了沉默？如果他能及时向教师或家长反映这些问题，是否这样的事情就可能会避免呢？究竟是什么使他放弃了自我保护的能力？

    这是最可悲的教育缺失！正是基于这样的洞见，苏霍姆林斯基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

    因此，为了生活安全起见，就应当永远做一个在道德上进攻的人、一个毫不妥协的人、一个不屈不挠的人。（注：苏霍姆林斯基：《怎样培养真正的人》，蔡汀译，教育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第224页。）

    是的，即使是为了自己的生活安全起见，也应该做一个在道德上进攻的人，更何况我们的生活中除了有自身安全的要求，还有更多、更高的精神层面的追求。

    伟大的俄国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便是一个在道德上进攻的人，一个毫不妥协、不屈不挠的人。他曾经非常欣赏普希金和果戈理的作品，用大量笔墨向人们揭示了他们作品的巨大价值，但当他发现果戈理与普希金竟在后来的作品中颂扬专制制度，暴露了人格的卑污、虚伪和丑恶的一面，别林斯基愤怒地谴责了这种倾向。他对果戈理和普希金发生的态度转变，正是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只有真理存在的位置，一旦他看到的一切与他内心深处的真理相悖，他就勇敢地站出来了，而且愤而发起了斗争。正如林贤治先生对别林斯基这场斗争的评价：

    当他以一种来源于朴素的本性的直观，一眼瞥见了其中的庸俗、虚伪、龌龊、奴性的顺从，瞥见了反现实的倾向，就会立刻掉转头来进行刻毒无情的追击，哪怕它们来自自己所热爱过、盛誉过的作家身上！（注：林贤治：《平民的信使》，《现代教师读本·人文卷》，广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第153页。）

    而这，也正是我深爱别林斯基的地方。

    在坚守心中的真理与道德信念并为之斗争这一点上，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与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非常一致。这就是灵魂高尚的人们所共同认可的普世价值观，也是我们当今教育中最缺乏的然而又是最重要的东西之一。

    其实，作为教师，对一个最朴实、最基本的道理应该清楚：教育，就是要让人走向光明，而不是堕入混沌；教育，就是要让人向上行走，而不是朝下沦陷。当我们真正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会赞成并想方设法把学生教育成一个在道德上进攻的人。

    沉默的服从是一种悲哀

    “执拗性格万岁！”

    执拗性格万岁？不错，这正是苏霍姆林斯基想用最鲜明的字体写下的一句话，而且还要把它张贴在教师的休息室里。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在少年的思想中，癫狂的胆量也好，悲观的情绪也好，都要让它们得以涌现，这要比沉默地服从和自己什么也不吐露好得多。他喜欢那些具有执拗性格的学生，曾经为自己的这一教育信条而深感自豪。这些执拗的学生，他们不是苟同一切和服从一切的听话的柔顺的人，他们执着、刚毅、不安分，有的甚至是老师和家长眼里的调皮鬼和淘气包。但他们并非是盲目地反对一切，他们反对的是恶行和不义，而在真正的善面前，他们那颗执拗的心也会柔软、激荡。

    梁实秋先生在回忆自己中学时代的语文老师时，曾经说过这样一件事：老师批评了班上某个同学，梁实秋认为批评得不对，当场站起来与老师辩论。此举对于性格暴躁的老师来说无异于火上浇油。老师勃然大怒，一直把梁实秋批评到下课为止。他让梁实秋领教了他的厉害，却并未冷落梁实秋。这件事以后，他在课堂上经常提问梁实秋，听他发表见解；在梁实秋的作文上大动干戈，认真批阅，没有丝毫马虎，使梁实秋受益匪浅。这为梁实秋以后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看得出，老师虽然严厉批评了梁实秋的公开质问，但他实际上非常喜欢梁实秋，喜欢他这种不盲从的性格，才会在学问上更加悉心指导。其实，老师本身便是一个性格执拗的人，他的执拗表现在对学生严格要求的态度上，对学生来说，这是一种真正的善。

    可事实上，教师要宽容一个学生的执拗却并非那么容易。我们已经习惯了学生在教师面前要表现得顺从、乖巧、听话，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一旦学生有些不从，教师往往会感到尊严受到了侵犯。我曾见一个女教师批评一个初一男孩，当时的场面令我至今难忘。教师把男孩叫到办公室里，批评他没有写完作业，并责令他补上。男孩挺着脖子为自己辩白，说是这两天妈妈病了，要照顾妈妈才没有写作业的。教师反唇相讥：那么以前不写作业都是因为妈妈病了吗？男孩的眼里流出了眼泪，他不再说一句话，转身走了出去。而此时的女教师气得嘴唇都发抖了……事后我跟她聊天，发现这是一个非常认真负责的老师，她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学生上课、写作业都不允许有丝毫马虎。尽管她的教学成绩总是在学校同年级中名列前茅，但她和学生的关系却一直不是那么融洽。她向我诉苦，说班里有好几个与上述顶撞她的男孩一样的孩子，这让她非常挠头。

    我注意到她用了“顶撞”这个词，好像看到了那一幕幕“顶撞”的场景。我想，教师为什么不能给孩子一个申诉的机会呢？当孩子面对教师的批评不是选择接受，而是选择“顶撞”，教师为什么不能查找一下这背后的原因呢？也许，孩子的“顶撞”不是因为教师批评错了，他只是不愿听到你批评他的语调，或者不愿看到你批评他时的表情罢了。当然，绝不是说教师不能批评学生，因为一味的放纵就是一种不负责任，但是，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当孩子还有跟你辩解的欲望时，这恰恰说明他的内心深处还是向善的，这并不表明他并不真的认为自己做得对。恰恰是另外一种情况让人真正应该担忧，那就是当你批评他时，他选择无表情的沉默，当你要求他时，他选择无条件地服从。这样的孩子，在沉默、服从的外表下，在他的内心深处，思想的激流已经成为一潭死水，他会渐渐地失去思考与分辨的能力，最终他变成了一个逆来顺受的人，听任命运的洪流把他冲刷到任何地方。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结果。在这些孩子中，当生活的磨难渐渐郁结在心头，一旦遇到合适的导线，他就会发生猛烈地爆炸，做出可怕的事情，不仅危害自己，也危害别人。这些人往往是导致社会不安定却又隐藏极深的元素。

    对此，鲁迅先生早已有过非常明晰的态度。在《从孩子的照相说起》一文中，他这样写道：

    驯良之类并不是恶德。但发展开去，对一切事无不驯良，却决不是美德，也许简直倒是没出息。

    不但认为没出息，鲁迅还作了这样的假设：

    假使有一个孩子，自以为事事都不如人，鞠躬倒退；或者满脸笑容，实际上却总是阴谋暗箭，我实在宁可听到当面骂我“什么东西”的爽快，而且希望他自己是一个东西。

    在这样幽默的文字背后，是一种鲜明的教育观：孩子不应逆来顺受，不应毫无原则地“驯良”下去，他必须有自己的判断和态度。而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他更认为孩子若完全顺应社会中的不良现象，既是违反了合理的生活，也是倒走了进化的路。

    这种态度与苏霍姆林斯基是一致的。苏霍姆林斯基把培养学生对批评所表现出的明晰的态度视为一种高度的教育技巧，他坚决反对要求孩子唯唯诺诺、盲目服从，把这视为一种教育上最大的危险。他认为，教师要为那种“毫无怨言，默不作声，准备接受任何训斥的学生而感到可怕”，他觉得这是对一个人来说最可怕的事。因此，每当他看到那种态度冷淡，准备好耐心地倾听教师的讥刺和训斥而无动于衷的学生时，他的心里就充满了不平和愤慨。

    教育的明智就在于保护受教育者，不降低他的人格。不应当使他感到自己是听任命运摆布的一粒无能无力的尘埃。……性格执拗和不肯听话，要比唯唯诺诺、盲目服从好一千倍。（注：苏霍姆林斯基：《和青年校长的谈话》，赵玮等译，《苏霍姆林斯基选集》第4卷，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第705页。）

    作为一个同样具有执拗性格的人，我曾为此吃过不少苦头，虽被以各种形式教训过，但至今不改。这不是自我纵容，也并非固执己见，而是在很多时候只是出于一种维护自尊的需要。因此，当我看到这样的话时，我不可避免地被击中了。

    让我们牢牢记住，学生是活生生的、有感情、有尊严的人。对教师来说，学生那种沉默的服从不是一种快慰，而是一种悲哀。

    没有旁人在场的个人诚实

    与一个老师聊天，她告诉我这样一件事：她班里一个学生家长向她诉苦，说孩子在家如何不听话，跟妈妈顶撞，写作业从来不肯多写一个字，而且几乎从来不帮妈妈做任何家务，真正的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这位妈妈是离异后一个人把孩子带大的，可孩子说出的话经常使她伤心，还有一次孩子竟跟妈妈推搡起来。听了这位妈妈的话，教师感到非常惊讶。因为这个孩子不仅学习成绩优异，而且在班里威信很高，还是学校少先大队的宣传委员，除了有点爱表现自己，应该是个很不错的孩子，各科老师也很喜欢他。可为什么他在家与在校的表现竟会如此不同呢？

    我相信这样的孩子有不少教师都遇见过。面对这样的孩子，我们除了感叹他的“虚伪”，感叹他“在家与在校的表现不一样”，把这样的现象笼统地归结为一个人的道德品质出现了问题，却很少深入去思考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事实上，面对教育中出现的很多问题，我们都缺乏一种深入而有效的思考，因此，我们找不到问题的根源所在，教育思考始终在表面上滑行。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滑行只能得一时之利，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甚至在有些时候会致使孩子在歧路上越滑越远。

    其实，对这样的孩子，苏霍姆林斯基早已提出了自己的教育方案。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培养一种没有旁人在场的个人诚实。

    如果要培养一种可以称作没有旁人在场的个人诚实，就需要对自己的行动实行感性与理性的统一的监督。（注：苏霍姆林斯基：《公民的诞生》，黄之瑞等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第74页。）

    为了使学生具备这种没有旁人在场的个人诚实，苏霍姆林斯基通过一系列的教育举措来引导孩子学会支配自己的感性和理性。的确，仔细想来，所谓没有旁人在场的个人诚实，就是要求人具有足够强大的理性来支配自己的感性，而在很多情况下，能做到这一点是一种自我挑战。尤其是对于孩子来说，他们的感性与理性尚处于形成与发展阶段，能做到这一点是相当不容易的，这有赖于长期的、深入心灵的教育，以及对孩子各个生长阶段的全面而准确地把握。

    在这个过程中，苏霍姆林斯基也一样遇到了困难。他认为要使孩子做到没有旁人在场也能够保持心灵的诚实，就要引导孩子学会面对自己的良心说话。他举的一个例子令我印象极其深刻：苏霍姆林斯基与孩子们一起在农庄的田里收土豆，他让一个懒惰的男孩与他在一起劳动。开始，男孩干得还算认真，所有的土豆都挖起来了，但是后来，孩子有些累了，就变得不耐烦了——他只挖掘了那些最容易挖的土豆，可还有不少土豆被他毫不在乎地遗漏在土里了。苏霍姆林斯基一边挖起那些被遗漏的土豆，一边让孩子仔细倾听有人在说话。孩子凝神听了一下，却什么也没听到。正在疑惑之际，苏霍姆林斯基告诉他，那是自己的良心在说话。人在任何时候都要面对自己的良心，对着自己的良心作出解释。他认为对着自己的良心作出解释要比当着别人的面去解释困难得多。孩子在这样的教育中，开始认识到每个人的行为其实都有一个声音在监督，即使是独自一人的时候，这个声音依然存在，那就是自己的良心。能对着自己的良心作出解释，就是一种自我检验与反思，这样做可以有效地实现自我来自感性与理性两方面的统一监督。说到底，“没有旁人在场的个人诚实”实际上面对的就是自己的良心。

    2007年夏天，我在日本东京的迪士尼乐园，与一帮游客一起乘坐了热带雨林探险船。船上的工作人员只有一个日本小伙子，他既是向导又是解说员。小伙子看上去只二十岁出头，脸上稚气未脱。在迷宫一般的热带雨林里，我们这一帮外国游客与他一起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在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他一边掌舵一边给我们讲解——确切地说是表演，因为他的表情是那样丰富、投入，动作十分夸张。他的声音是那样响亮，以至于在隆隆的马达声中，依然令我们听得毫不费力。我虽不懂日语，但从他如此卖力的表演中，我没有感到多少障碍。我们这帮外国游客，全部被他的精彩表演吸引住了，甚至有时竟忘记了观看周围的景点。我们由衷地爱上了他那丰富而夸张的表情和发自内心的欢笑。船靠岸之后，又一帮游客上船了，于是这个兢兢业业的日本小伙子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表演。

    我不禁感慨万分。我的小心眼促使我忍不住这样想，他原本可以不这么卖力，虽说日本劳动纪律十分严格，但整个航程工作人员只他一人，并没有虎视眈眈的上司在旁边盯着；即使他少说几句，少表演几个环节，或者哪怕声音小一点，动作幅度不要那么大，他都可以节省不少力气——对于游客来说，他要表演什么内容我们事先一无所知；而且他每天对着一波又一波的游客表演同样的内容，还有那始终洋溢在脸上的真诚的笑容，他究竟是靠什么保持这种表演的最佳状态的呢？在日本这样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在东京这样光怪陆离的城市，这个只有二十来岁的日本青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教育造就了今天的他？如果要归功于我们常说的日本人对工作的敬业态度，显然我们还可以继续追问下去——又是什么使日本人这样敬业？我想，这正是苏霍姆林斯基所说的，他所受到的教育——不论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还是职业教育，一定都教给了他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要保持一种没有旁人在场的个人诚实。

    那天晚上，我们住在东京近郊的一家旅馆。东京的夜晚繁星璀璨，空气凉爽而湿润。我久久不能入睡，还在想白天在迪士尼的那一幕。那个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日本小伙子，他当然不知道，今天他的一场对他来说再寻常不过的表演，令一个中国教师深深地敬佩。

    丧钟为谁而鸣

    “每个人都不是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个岛都是大陆的一部分，不必打听丧钟为谁而鸣——无论谁死去，钟声为你而鸣。”

    英国诗人多恩道出了人终有一死的命运。关于死亡，是人类最大的一个谜题，正如生命是人类最大的一个谜题一样。我欣赏美国女诗人狄金森关于死亡的诗，她认为死亡就是一个字：归。在狄金森的心里，死亡就是平静地归去，生在现世原本就是“梦里不知身是客”，真是十分泰然。而泰戈尔在诗中是这样谈到死亡的：“因为我爱今生，我知道我也一样在爱死亡。”因为人生有了死亡，才更加意识到今生的可贵，生命消逝后将永不再来，因此，生命与死亡一样值得我们心存感激。我更欣赏英国诗人济慈生前为自己的墓碑写下的一句话：“这里躺着一个人，他的名字写在水上。”水波动荡，逝者如斯，生命犹如写在水上，无声无息，了无痕迹，有即是无，无曾经有。对于生死，再也没有比这更透彻了。

    如果说这些诗人对待生命与死亡更多的是体现了一种态度，那么苏霍姆林斯基更看重的是理解死亡对于人生的价值意义。他认为要让孩子理解这样一个真理：我们来到世上，又会离开人世，而且再也不会回来；人的诞生是世界上最大的欢乐，而人的死亡是世界上最大的痛苦。正因为人终有一天不得不离去，所以才更要珍爱生命，并力求使自己的生命更有价值。因此，他反复强调：

    人生下来，并不是为了像无人问津的尘埃那样无影无踪地消失。人生下来是为了在自己身后留下痕迹——永久的痕迹。（注：苏霍姆林斯基：《怎样培养真正的人》，蔡汀译，教育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第75页。）

    应该说，苏霍姆林斯基伟大的一生正印证了这句话。人不能像尘埃那样无影无踪地消失，要留下永久的痕迹。这个观点似乎与济慈截然相反。济慈毕竟是诗人，他以诗人的心灵表白的是一种对待生与死的无欲无求的态度，似乎生命与死亡都没有意义，甚至不必去思索其意义，由它来过，再由它消失便是；而苏霍姆林斯基毕竟是教育家，他是从一个更为积极的角度去理解死亡与生命的价值，他更看重的是活着的价值，而之所以要讨论死亡完全是因为死亡不能避免，正由于不能避免才更应该珍惜生命，让有限的生命拥有最大的价值。说来说去，他更看重的还是人应该怎么活。

    人应该怎么活？怎样才算是留下了“永久的痕迹”？苏霍姆林斯基讲述了一个民间故事：做父亲的游手好闲，不学无术，天天玩乐。聪慧的儿子询问父亲很多问题，父亲都不能回答，羞愧难当，沉默不语。后来，父亲变成了谎花草，从春到秋，只开花，不结果。我相信这个“谎花草”的故事是苏霍姆林斯基自己编写的众多的教育故事之一，他试图用这样一个教谕十分鲜明的故事说明自己对待生命的信仰：人要想获得别人的尊重与爱戴，就必须去追求能在地球上留下鲜明的痕迹。

    也许有些教师觉得苏霍姆林斯基对生命价值的理解过于高蹈、宏大，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在地球上留下痕迹。其实，这是一种对生命意义的求索，因为是求索，它就是一种理想，人活着毕竟要有个目标才是。苏霍姆林斯基正是用这样的话语方式告诉我们每个人活着都要有追求的目标和理想。一个教育者，怀着无限慈爱、悲悯的心肠，教导孩子在有限的生命内，要向上、向善，要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在这个世界上留下属于自我的痕迹。在他的生命信念中，人应该使自己永远留在人间，这不仅仅是指传宗接代，这正是每个人的幸福所在。归根结底，生活的最大幸福和意义就在于使自己永远留在人间。这当然不是指生命的肉体本身，而是人的精神价值。

    我是多么向往这样的场景——

    在一个阴暗的日子，苏霍姆林斯基和孩子们一起到小树林去，每个人都用接骨木做了一支笛子。孩子们围坐在苏霍姆林斯基身旁，听他吹奏关于快乐牧童的乌克兰民歌。每一个孩子的眼睛里都闪着欢乐的光彩。后来，小女孩季娜也吹起来了，小男孩柯斯佳、谢廖沙也吹起来了。在音乐声中，孩子们尽情地抒发着对生命的热爱，对大自然的赞美。

    在宁静的夏夜，苏霍姆林斯基和孩子们一起坐在高高的草垛上，听到从原野上、从不久前收割过小麦的田地的上空，传来不知名的鸟儿嘹亮而悦耳的啼鸣。孩子们凝神静听，思绪仿佛飞向了最遥远的星空。孩子们说，那是一个戴着麦穗花环的小男孩在歌唱……

    是的，大自然、生命的美是永恒的，而在这永恒的生命中，人只不过生活了短短的一段时间。这不是悲哀，世间万物，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方使这个世界不断更新，短暂成为永恒，永恒相依短暂，互相求证，互为补充。而人作为其中的一分子，承受着终有一死的命运是一件最自然不过的事。

    我常常想起一个坐在运河边的老妇人。那是2008年的一个明媚的春日，我在运河边散步。老妇人坐在旧藤椅上，周围是盛开的几树樱花与桃花，一个装满茶水的玻璃杯就在脚下。正如大多数南方老人，这个老妇人的身体极瘦弱单薄，还穿着棉衣，裹着绑腿。她看上去有八十多岁了，满面皱纹，白发稀疏，眼神宁静，一直望着眼前来来往往的船只。我从她的眼前走过去，她对我视而不见，就那么静静地望着，似乎什么都没想，又似乎想得太久太远了。我猜想是她的家人把她从房间里挪出来安置在这里，让她晒晒中午的太阳，看看这明媚的春光。毕竟，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能熬过刚刚过去的严冬，一个下过那么一场大雪的严冬，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现在，春天已经来了，可她已经那样苍老！绚丽与颓败，生命与死亡，短暂与永恒，时光的交替，生命的流逝，就像这脚下的千年运河，不曾停息，亘古不变。那一刻，我就在想，等我像她一样老，我一定也要选择这么一个好去处，好时光，也要一把舒适的旧藤椅，让自己静静地坐着，把这一生所有的爱都想一遍，把所有亲人的面容都记住，然后安然地睡过去，沉入死亡。

    奥维德却说：“但愿我死时还在工作。”蒙田也说，希望死亡降临时，他正在菜园里劳作。蒙田对死毫不在乎，对他未竟的园子更不在乎，因为他觉得他死后带不走任何东西。因此，他嘲笑那个临死前还在抱怨没有完成手头工作的传记作家。一方面要尽可能地发挥生命的作用，另一方面却对生命是否留下痕迹毫不在乎，这样看来，蒙田更在乎自我，而苏霍姆林斯基在对待死亡这样的“最大的不幸”上，他依然坚守着自己作为教育者的责任，那就是教导孩子永远向善、向上，生者决不可有任何的懈怠与颓丧。

    其实，奥维德和蒙田主张的“至死还在劳作”，在生的本质上、过程上与苏霍姆林斯基并没有多大区别。只是一个更加洒脱，另一个则让人钦敬。泰戈尔则说：

    我一切的秋日和夏夜的丰美的收获，我匆促的生命中的一切获得和收藏，在我临终，死神来扣我的门的时候，我都要摆在他的面前。（注：［印度］泰戈尔：《泰戈尔诗选》，冰心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162页。）

    而我呢，还在劳作中求解着关于生命与死亡的答案，也不知道生命中究竟会有哪些“获得和收藏”。至于那个坐在鲜花丛中死亡的梦想，也和我是否会留下痕迹一样，是一个我自己无法揭开的谜。

    但这个谜终有一天会揭开。我只是感到一点遗憾——制造这个谜的人，却永远不可能知道谜底。

    我们尊敬的不是白发本身

    我们尊敬的并不是白发本身，而是白发本身以外的东西，所以老年人应受到普遍的尊重和敬慕。（注：苏霍姆林斯基：《怎样培养真正的人》，蔡汀译，教育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第84页。）

    苏霍姆林斯基十分注重引导孩子尊敬老人。他强调对老人尊重不是因为他们已经年迈，而是因为老人身上特有的那些东西，即只有老人才可能具有的生活体验与阅历，在精神上汇聚的财富，更有难得的人生智慧。他在著名的“十不准”中，对孩子应该如何尊重老人作了极其细致的规定，包括不准与老人发生争吵，不准嘲笑老人，不准在老人坐下之前就自己先吃饭，等等。他认为老人是有权利享受这种尊重的。

    我想起了我的老姥姥，她其实是我姥姥的母亲，活了102岁，是家乡有名的老寿星。她一生平和、善良，靠给人相面、算卦、针灸过活，方圆几十里没有不知道她的。围绕着她有不少传奇般的故事。据说，老姥姥年轻时学过针灸，技术十分高明，几乎是针到病除；给人相面、算卦也极其灵验，心地又极善良，治病、占卜常不收费，于是，逐渐在当地有了些名气。最玄的是据说她能预知人的生死。老姥姥的神奇连同她的善良、高寿一齐在远近十几个村子里流传开来。

    虽然我很怀疑这些传说的真实性，但老姥姥的高寿和她鹤发童颜的外貌却是亲眼见了的。事实上我只见过她一次。那年母亲带着我去看她的时候，她已经九十多岁了，稀疏的白发，满眼和善。她慈爱的目光宁静地看着我，一种阳光一样温暖、明澈的感觉流过我的全身。我一下子爱上了她！

    母亲告诉我，人人都爱她的。在附近这几个村子里，不论是她走到哪一家，都会受到热情款待。孩子们喜欢围着她嬉笑玩耍，喜欢被她抱抱；妇女们会让她把衣服脱下来替她洗，会做可口的饭菜请她吃，临走还要让她捎上几个新鲜的水果带回家。在她百岁前后的日子里，老姥姥几乎以家家为家，人人喜爱这位老人，都想为她尽点心意。她是在午睡中悄然死去的。在这之前，她饮食、活动都正常，没有任何征兆。家人发现时，她衣着整齐、清洁，静静地躺在床上，没有丝毫痛苦和挣扎，手上还有一丝温热，但已停止了呼吸。

    老姥姥死后，她使用过的东西遭到了村民的“哄抢”——家乡有个风俗，凡长寿老人使用过的东西都是非常吉利的，放到家里可以带来福气和幸运。于是，老姥姥用过的杯子、筷子、碗，坐过的藤椅，摇过的蒲扇，都成了争抢的对象，抢到的欢天喜地，没抢到的懊丧不已……

    多年之后，听着母亲讲述这些往事，泪水悄悄地涌上了我的眼眶。生命中那些温馨的、幸福的怀念，都在一个已经去世多年的百岁老人的身上，没有悲伤，只有对生命深切的敬畏与由衷的感恩。

    我想，人们对老姥姥的爱、尊重与敬慕，其实不仅仅在于她是长寿的百岁老人，还在于她身上体现出的一个老人传奇般的智慧与阅历，还有那慈悲、平和与善良的心地，这也许就是苏霍姆林斯基所说的“白发以外的东西”。在一个缺医少药、贫弱、蒙昧的年代，人们从这个老人那里获得了精神上、生理上的双重帮助。在她的身上，散发着一种光辉，一种智者身上才有的光辉，也是历经了人世风雨，看惯了悲欢离合之后的老人淡定、宁静的光辉。在今天的我看来，老姥姥实际上是把古老的中医针灸与占卜之术结合起来，这就使她身上既有科学的实用的一面，同时又有了浓重的神秘色彩。在她百岁前后，随着她的高寿，她在乡亲们的眼里，就成了智慧与神秘、慈悲与善良、吉祥与幸运的化身。

    我可爱的老姥姥啊！

    后来，从苏霍姆林斯基的介绍中，我们知道他的祖母也是一位长寿老人，活了107岁。老祖母的善良与智慧给苏霍姆林斯基带来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她给苏霍姆林斯基讲故事，在故事中告诉他做人的道理，在故事中培育了他一颗同样善良而智慧的伟大心灵。也许祖母在讲述这故事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她的苏霍姆林斯基将会在整个世界教育史上写下自己闪光的名字，但这就是播种，是道德、智慧、经验，以及认识世界和人的春风化雨式的播种。

    我总是喜欢看一些老人的脸，尤其是近几年，我的这个“兴趣”有增无减。在我眼中，那布满皱纹的脸，那不再清澈的眼神，是另外一种美。在拥挤的公交车上，在西湖边的长凳上，在飘着浓郁芳香的桂花树下，我都能看到不少这样的老人。他们有的在散步，有的刚刚买菜回来，有的坐在长凳上休息。看到这些老人，我的心总是在不经意间变得异常平和，匆促的脚步也不由得放慢了一些。在我看来，有些老人的美令人惊叹。

    还记得一个冬天的午后，我在运河边散步，看到一位老人坐在运河边的长椅上，一边看着来往的船只，一边慢慢地吃着一个苹果。他的眉毛和胡子都已经斑白了，戴着助听器，估计有八十多岁的样子。他穿着洁净的藏青色的中山装坐在那里，一件深灰色的外套随意地搭在椅背上，眼神宁静，神态悠闲，似乎在想什么，又似乎什么都没有想，手中的一个苹果已经吃了大半……我渐渐有点看得呆了——这位老人多美啊，一种历经了人世风雨，饱经了人世沧桑后的超然、闲适与淡定，又隐隐地透出一份深邃与智慧，这就是美，秋叶即将飘落的那种静美。

    我有时幻想着将来总有那么一天，我的皮肤将不再光洁，乌黑的头发将染遍白霜，我的脚步也不再轻快，但我将平静地看着这一切慢慢发生。因为我知道，世界上没有人能够阻止万物本身应该承受的命运，就像花开花谢，一切的发生都自有密码；我更知道，这个过程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当我满头白发的时候，就是我最富足的时候。

    爱情是一扇明净的窗户

    “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这三种纯洁但无比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这是大哲学家罗素在95岁的高龄写下的一句话。只因为这句话，因为他把爱情与知识、同情放在一起，甚至置于首位，我以为他就远远超越了其他那些伟大的人物。

    我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爱情至上者，我只是恰如罗素自己所说，我欣赏的是这种纯洁而无比强烈的激情——毕竟，在当下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纯洁而强烈的爱情已经逐渐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在罗素这里，在爱情的结合中，他看到的是圣徒和诗人所想象的天堂景象的神秘缩影，它对于人生实在过于美好，似乎作为人还不配拥有它。

    在苏霍姆林斯基那里，爱情的概念更为形象，也更丰富。在他给女儿的信中，他这样描述上帝眼中的爱情：

    这一对男女时而望望天空，时而又彼此看看，就在这一瞬间，他俩的眼神相碰在一起，上帝在他们身上发现了一种不可思议的美和一种从未见过的力量。这种美远远超过蓝天和太阳、土地和长满小麦的田野。总之，比上帝所制作和创造的一切都美，这种美使上帝颤抖、惊异，以致惊呆了。（注：苏霍姆林斯基：《爱情的教育》，世敏等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年4月第2版，第165页。）

    这种不可思议的美和从未见过的力量，就是爱情。这种美和力量连上帝都会为之颤抖、惊异乃至惊呆，也实在是因为过于美好之故。

    我一向不喜欢文字中的说教，但我相信一个父亲对女儿的叮咛。这是一种足以令我信任的真诚，使我再一次思考爱情这个永恒的命题，也是人类最神秘、最美好的命题。它的美好就在于我们永远无法给出直接的、准确的答案，以致如苏霍姆林斯基这样的人也只能以“不可思议”“从未见过”等本身含义模糊的词语来形容它。的确，苏霍姆林斯基似乎也总是喜欢以这样的比方来谈论爱情：

    男女少年之间的恋爱，形象地说，就好比一扇明净的窗户，通过这扇窗户，一个正在走向生活的人看到了他周围世界中最重要的东西——人。（注：苏霍姆林斯基：《公民的诞生》，黄之瑞等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第263页。）

    正在恋爱的男女少年，他们彼此开始了解对方，关注对方，并在这种最隐秘的情感交流中开始树立责任感，并开始思考，如何才能给对方带来快乐，如何才能最大程度地完善自己，使自己不仅能够欣赏对方的美，而且也在这个过程中使自己趋于完美。真正的爱情应该具有这种引导人向上、向着光明的力量。而在这个过程中，女性起着主宰者的作用。这也是苏霍姆林斯基一再强调的一个观点。他甚至认为，女性应该成为一个青年、男子、未来丈夫、父亲的教育者。而男人呢，应该意识到女人的艰难，男人有责任帮助女人减少这种艰难，这并不是说女性是弱者，而是女人天然地比男人要艰难得多。

    作为女性，当我读到这样的文字总令我产生强烈的温暖与认同感。其实，不仅是苏霍姆林斯基，歌德也曾经热烈歌颂过女性，“女性引导我们向上”，在实质上与苏霍姆林斯基几乎是一致的。

    在苏霍姆林斯基的爱情教育体系中，他是把爱情与婚姻、家庭完全联系在一起的。爱情的最终结果是婚姻、家庭，是由彼此忠诚、彼此精神生活相一致的丈夫和妻子以及他们的孩子来共同体现。苏霍姆林斯基的妻子、帕夫雷什中学的教师安娜·伊万诺夫娜·苏霍姆林斯卡娅在女孩们进入性成熟期的时候，总要与她们开始一番谈话，使女孩们认识到自己在爱情、家庭中的崇高使命，每一个女孩都最终认可这样的思想：我应该比男人——我孩子的父亲高明100倍，因为大自然赋予女性的责任要比赋予他的重大得多。

    我们从苏霍姆林斯基给女儿与儿子的信中，也能明确地看到这样的爱情教育观点。有意思的是，他把那些虽然受过教育却在精神上屈从丈夫、没有尊严的女性称为“有教养的、有丰富知识的奴隶”，认为女人的心将会成为人世间精神奴隶制的最后栖息地。看到这样的观点，我已经不把他当成一个教育家来看待——透过这种鲜明的、近乎充满愤怒的态度，我看到一个真正的男性无比高贵的内心世界。在我的眼中，这样的苏霍姆林斯基，远比一个教育家更值得我崇敬。

    那么，不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培养他们的责任感、自尊感，追求彼此在精神生活中的一致，是苏霍姆林斯基爱情教育体系的核心所在。

    当我不是站在一个教师的角度去看待苏霍姆林斯基，也就是说当我不把他当成一个教育家，而是把他当成一个男人的时候，我就很想知道他本人的爱情是怎样的。我终于看到了这样的文字：

    我和你母亲结婚快25年了……每当我们分手几天而又相见时，我总是兴奋得不能平静，我在她这个唯一为我所爱的妇女身上又发现了什么从未见过的新的东西。她的双眼似乎不断地射出新的美。（注：苏霍姆林斯基：《给儿子的信》，张天恩等译，《苏霍姆林斯基选集》第3卷，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第901页。）

    这就是苏霍姆林斯基的爱情。这是他在写给儿子的信中，谈起恋人之间的精神交往这个问题时写下的一段话。读这样的文字使我从内心深处感到温暖。一个女人，在她结婚25年之后，她的丈夫依然能够从她身上不断地发现新的美，她的爱情每天都是新的，在这样的爱情里她永远年轻。而能够如此骄傲地宣布这爱情的人，面对的是自己的儿子，一个父亲用如此充满深情的文字，以父母之间无比纯洁、忠贞的爱情来引导儿子怎样对待爱情，我相信再也没有任何其他的爱情教育更能触动儿子的心灵。

    苏霍姆林斯基极其重视对孩子的爱情教育，爱情教育是他宏大的教育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其实，只要我们认识到我们从事的是人的教育，我们唯一的教育目标是人的幸福与和谐，那么，我们就不能回避这个话题。苏霍姆林斯基强调爱情是一扇明净的窗户，透过这扇窗户，人们看到了自己周围世界中最重要的东西——人，强调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首先是一种精神交往，是彼此具有巨大的、神圣的道德责任与义务的人。因此，他坚决反对青年人在情欲上放纵自己，坚决要求青年人杜绝婚前性行为，认为凡是追求刺激和肉体欢乐的爱情，为排除寂寞而去寻找的爱情，都是道德败坏。从苏霍姆林斯基给女儿和儿子的许多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些基本观点。我以为，抛却苏霍姆林斯基作为一个教育家的角度，我们从他作为一个父亲的角度去看待这些观点，都应该相信这其中蕴含着足够巨大的真诚与信念。

    我当然相信爱情首先是一种精神交往。毕竟，人不同于动物。因此，当我看到苏霍姆林斯基对儿子谈起自己的爱情的时候，我不能不感动。他强调，恋人之间精神交往的最大乐趣就在于彼此之间在智力和精神上的互相充实，不断发现对方新的美好的道德品质，并互相吸收这一切美好的东西。因此，他可以用充满自豪的、深情的语气来谈论自己的爱情，谈论自己与妻子几十年的相守与彼此的忠诚，谈论他们从对方身上不断发现的新的美。在苏霍姆林斯基看来，爱情就是这样一种精神上的美好交往，她是神圣的、高尚的，不容有一丝一毫的亵渎，也不容以任何庸俗化的眼光来看待。他反对在共青团，甚至在少先队的会议上人们常常用谈论一般工作的口吻来谈论爱情和友谊，就像在谈论收集废钢铁一样去谈论这种美好、神圣的感情，因为这样做会使少年之间的精神心理关系和道德审美关系变得粗俗不堪，使纯洁和崇高的感情庸俗化。

    我常听一些教师忧心忡忡地谈到学生中的早恋问题，在很多时候，我们的处理都过于简单与粗暴。爱情的最初萌芽是男女少年之间彼此认识、理解的开始，是最脆弱、最敏感、最隐秘的情感。苏霍姆林斯基主张不要公开谈论谁爱上谁的问题，应该小心翼翼地去引导他们认识到爱情是无比珍贵、高尚的东西，爱情就意味着责任、尊严，意味着高尚的精神生活和共同的生活目的。爱，不仅仅是充满激情地欣赏，这是创造美的一种享受，是为你所爱的人永无止境地创造美。女性是爱情的主宰和主人，男性在爱情中的责任则是创造快乐的气氛。

    是的，让每一个女孩不做精神上的奴隶，让每一个男孩感到自己有责任为女性创造快乐，这就是爱情教育中最核心的部分。

    纪伯伦说：“爱是一个光明的字，由光明的手写在光明的纸上。”显然，以光明的手在光明的纸上写下光明的爱的人，他的内心也必然是光明的。谁又能拒绝光明呢？在寻找光明的路途中，如果我们足够幸运，我们就能够在彼此的身上寻到暂时从孤独中解脱的那种不可思议的美和从未见过的力量。尽管从本质上说，我们最终都无法逃脱那种自我之孤独。想起了美国女权运动领袖斯坦顿的话：

    男人的爱心与同情心只能给我们的生活锦上添花。联结无限时空的是神圣的自我之孤独，每个灵魂永远生活在孤独之中……（注：［美］斯坦顿：《自我之孤独》，《人文大学读本·人与自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第232页。）

    这确实足够清醒。但我是女性，却不“女权主义”——正因为每个灵魂都注定生活在孤独之中，才更应该去寻找爱情，寻找彼此的爱与同情之心，只有这样，人生才充满希望。而这，与自身是男性还是女性无关。

    那么，我还是愿意站在那扇明净的窗户前面，只有透过这扇窗户，我才能看到人生中最宝贵的东西，看到那种最不可思议的美和从未见过的力量。

    把美好的东西看作应该的

    现在的孩子难教，这几乎是每一位教师内心深处最真切的慨叹。在这种慨叹的背后，是无数的辛劳与汗水，是郁郁的苦恼与迷茫。

    于是，教师就要寻找一些解决的办法。我认识一个青年教师，她做班主任，同时教小学三年级一个班的语文课。一个学期下来，她开始向我倾诉她的苦恼：这个班难以管教的孩子的确特别多！她采取了各种措施，但几乎都难以真正奏效。有的措施刚刚实行时还有些效果，但到后来就不那么显著了；有的学生则是当着她的面是一套，背后又是一套，她没想到这些孩子小小年纪竟然学会了这些，感到非常惊讶。对这样的孩子，她除了批评一顿，简直是毫无办法。

    我问她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她给我列举了几例：为了鼓励学生按时完成作业，她在班里宣布了一条规定：若连续五次按时完成作业，将获得一朵小红花（小红花将贴在教室墙上每个同学的名字下面）；凡是那些放学后能够留下来做值日的学生，将在期末评选优秀学生时作为一项重要指标，而没有留下做值日的学生，将丧失评选优秀学生以及担任班干部的资格……

    应该说，这些措施完全是出于一种良好的意愿，希望孩子能够在激励中朝着一种美好的目标前进。但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这使我想起了我在上小学时，老师也有类似的一些教育措施，虽然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但现在我还能记得非常清楚，我的老师的那些措施几乎与这位青年教师如出一辙，而且其效果似乎也跟这位青年教师所述一样，并不见得多么显著。当时，我们那个班是学校出了名的纪律涣散，打架、逃学现象时有发生，不写作业、不做值日更是家常便饭。当时我是班长，班主任老师就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建立一本班级“好人好事记录簿”，把班里涌现的好人好事全部记录下来，每周班会时加以表扬。我当时都记录了些什么内容呢？那时的我是个乖女孩，每天都会非常诚实地发愁：首先，班里并不见得每天都会涌现出好人好事；而且哪些才算是好人好事呢？捡起一片纸屑算不算？不是值日生，帮同学擦一次黑板算不算？帮同学解决一个难题算不算？拿不定主意就去问老师，老师正忙着，没顾得上给我明确答案，只表示让我先记下来再说。现在想来可能连老师也没想清楚到底哪些算是好人好事。于是，那些日子我特别繁忙，因为一下课就会有七八个同学围住我，让我登记他们做的好事。我不敢懈怠，一一详细记录在案。那一阵班里确实出现了不一样的面貌，不但不按时写完作业的小懒汉有了良好表现，连那些爱打架的男生也有所收敛。大家都急切地盼望着班会召开，好得到老师的表扬。我是那么兢兢业业，不出一周的工夫，一本厚厚的“记录簿”已被我密密麻麻写满。召开班会之前，老师翻开记录簿看了看，不由得吃了一惊。可令我没想到的是，他在班会上却将全班同学的美好表现一语带过——因为他也不知道究竟该表扬谁，几乎每个同学都做了“好事”，都成了“好人”。全班同学当然大失所望，从此班级恢复原状。几天之后，挂在墙上的“好人好事记录簿”不翼而飞，我彻底解放了。

    现在想想，假如老师当时兑现诺言，在班会上大张旗鼓表扬一番，孩子们会不会一直将这种几乎亢奋的状态坚持下去呢？答案是否定的。首先，即便是教师，也不可能每天保持这种大张旗鼓表扬的亢奋状态；对孩子来说，当每个人都得到了表扬，而且因为不打架也会得到表扬，面对这样的表扬，最后孩子们会渐渐变得麻木，而表扬也就会变得一文不值。

    我想，我的小学老师和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位青年教师一样，都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把不该受到表扬的行为看成了高尚，把美好的东西看成了额外的慷慨。对此，苏霍姆林斯基早已经有了非常深刻的洞见：

    把美好的东西看作应该的，这是道德教育中一条最富有哲理的原则。夸奖、抚爱非常必要，但必须非常恰当地去运用。（注：苏霍姆林斯基：《怎样培养真正的人》，蔡汀译，教育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第218页。）

    是的，把美好的东西看作是应该的，并不是值得夸耀的对象。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对于做了好事就大肆宣扬，把这种事当作不寻常、非常特殊的事来声张，作为一个真正的人，他应该感到不舒畅，而不应该沾沾自喜。

    对于孩子来说，不和同学打架是应该的，按时写完作业也是应该的，不随地乱扔果皮纸屑也是应该的。这些都不应该成为教师要大肆表扬的行为。其实，表扬、奖励与惩罚、批评一样，需要慎重使用。这并不是说不要对孩子进行激励，而是要使孩子明白不应该为了得到表扬和奖励才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更不是把自己应该做的事当成一种满足虚荣心的手段。否则，表扬就成了滋生虚伪与欺骗的温床。如果只有表扬才能够给孩子带来欢乐，那就潜伏着这种危险。

    苏霍姆林斯基举过的一个事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而且这件事可能有不少老师碰到过：一年级学生斯捷潘科拾到20戈比，把钱交给了老师。学校广播里表扬了他，学校墙报上也出现了他的照片。一时间，斯捷潘科成了学校的“名人”。过了一天，斯捷潘科的同班同学谢缅科拾到了30戈比，也交给了老师。可教师很快便发现，并没有人真的丢了钱。当她询问谢缅科时，这个孩子羞愧地低下了头。

    这个事例足以说明，不适当的夸奖不但不能激励孩子，反而助长了孩子的虚荣，使他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而变得不惜代价。他没有把美好的东西看作是应该去维护后，却在内心深处埋下了虚伪与虚荣的种子。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各界踊跃捐款，包括幼儿园的小朋友也把储蓄罐拿出来了。在参与、感动之余，我注意到人们在对每个人的捐款数目进行比较，尤其是对一些名人更是如此。我知道，对某些在捐款中表现慷慨的人来说，他们可以在媒体上豪掷十万、百万、上千万，但面对那些在马路边乞讨的残疾人，他们却是不肯掏出一个硬币的。我不是灾民，我还是要感谢他们的捐款，尽管我非常不赞成慷慨是以这样大张旗鼓的方式来表现。

    我非常认可苏霍姆林斯基的这段话：

    多年的教育经验使我确信，慷慨与无私无论以什么方式来表现，都不应当去奖赏。慷慨不应当作为某种特殊的东西来理解和体验。但愿有更多不留名的人去表现慷慨的品格。愿人们由于人的无私而感受到一种喜悦，然而不一定让他们知道是谁给他们带来的欢乐。（注：苏霍姆林斯基：《怎样培养真正的人》，蔡汀译，教育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第213页。）

    我当然知道在当下这几乎是一种理想。但唯其如此，才能够显示出教育的价值和意义。

    每个人永远都是孩子

    一棵有求必应的苹果树，倾其所有，一个贪求无厌的孩子，索取殆尽。孩子坐在苹果树上荡秋千，捉迷藏，采集树叶给自己做王冠，把苹果采摘下来去换钱，把树枝砍下来去盖房子，又拿树干去做一条小船，因为他要驶向远方。大树很快乐，不管孩子提出什么样的要求，大树始终很快乐。她就这样快乐地让孩子把她的树干砍下来，做了一条船……后来，孩子老了，他又回到了老树墩身边。老树墩很快乐。他累了，老树墩就挺直了身子让他坐在上面歇息。老树墩很快乐。

    这个故事，温馨、伤感，在施与受之间，在爱与被爱之间，是每一个人都无法回避的人生寓言，让每一个人似乎终于明白，每一个人都是妈妈的孩子。

    这是读美国人谢尔·希尔弗斯坦的《爱心树》的感受。

    其实，不论是哪个民族，不论是多么伟大抑或卑微的人物，也不论这个人长到多大的年纪，他都是妈妈的孩子。纪伯伦在《沙与沫》中有过这样的提问：“犹大之母对她儿子的爱难道不如玛丽亚对耶稣的爱？”确实，妈妈给予每一个孩子的爱在实质上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对每一个孩子来说，要真正明白这个道理，往往要等到最后，等到已经来不及的时候。

    苏霍姆林斯基十分重视教育孩子要爱自己的父母。培养孩子对父母，尤其是对母亲的爱与责任感，教会孩子感受母亲的爱，并回报母亲的爱，是苏霍姆林斯基博大的教育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他这样告诉孩子：

    要记住，你就是你父母生活的意义、生活的目的、生活的酸甜苦辣。在无限的爱你之中，他们有时竟会忘记有那么一天，为了给你们带来物质的（感觉到的和具体的）生活欢乐而将自己的全身精力耗尽，而他们所余之力只会去爱你了。（注：苏霍姆林斯基：《怎样培养真正的人》，蔡汀译，教育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第79页。）

    在我看来，苏霍姆林斯基的这一番话，恐怕是对《爱心树》的最好的诠释了。的确，如果父母还有余力，那也是用来爱你的。即使已经耗尽了最后的力气，父母的爱还在。

    想起了“汶川大地震”发生时最撼人心魄的一幕：一个母亲扑在瓦砾堆中，用自己的身体做屏障，为她只有几个月大的孩子营造了一片安全的天地。被发现时，母亲已经死了，而她怀里的婴儿还在甜甜地睡梦中……

    而我们，听了这个故事的每一个人，在泪水中不断地追问自己：我们究竟应该做些什么，才能够报答母亲的爱？

    也许，我们的生活中平平淡淡的日子太多，我们自然也不希望生活总会有这样惊心动魄的考验我们的时刻。但唯其如此，我们能够做的事情才会更多。这当然不仅指每年的母亲节给妈妈送一束花。苏霍姆林斯基让孩子们种下葡萄和苹果树，种下玫瑰和蔷薇，把采摘下来的第一批果实和最美丽的鲜花给母亲送去；他让孩子们把亲手种植的小麦磨成面粉，做成面包，请自己的母亲品尝。对母亲的爱，就在这样的劳动中，在这样的天长日久的付出中。所有这一切，都是要使孩子们明白，每一个孩子都是妈妈的孩子，每一个妈妈都深深地爱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有责任回报这份爱。享受妈妈的爱不再是理所当然，孩子们更应该意识到自己对妈妈的责任感。每一个孩子都应该竭力使妈妈快乐，为妈妈分担忧愁，保护她的健康，使她感到幸福。

    可是，在我们当下的生活中，没有这份责任感的人太多了。在很多时候，我们甚至忘记了自己的母亲。每个人都在忙碌，都在为了生存、升迁、名誉、爱情而奔波，为了这些东西而欢乐，又为了这些东西而烦恼，而失魂落魄。我们似乎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想念，想念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想念一些东西，想念一个人，渐渐成了一种奢侈。但是，不论我们作出怎样的改变，我依然坚信，在人的内心深处，总有些东西令我们无比珍视，比如母爱，比如爱情。

    母爱与爱情作为两个永恒的主题，总令人牵念，让文人墨客永远爱写又永远写不完。有趣的是，有人曾经拿爱情与母爱作对比。许多男人都曾经被严肃地拷问过这样的问题：若妻子与母亲同时落水，你先救哪个？其实，这是把爱情与母子亲情放在了不可调和的对立面来逼迫人们进行考量，然后作出选择，而不仅仅是针对男人的考验。这个问题是如此难以抉择，因此从不见聪明的男人正面作出回答，反而希望妻子是个游泳高手。其实很多像我一样的女人心里都非常清楚，只要自己不是那个落水的妻子，这个问题在很多情况下几乎是不言自明的。我不是不相信爱情——读完艾米的小说《山楂树之恋》，读了老三和静秋的故事，我就进一步确信有真正的爱存在，只是我不相信所有的男人都像老三，我更不止一次地看到爱情在某些条件下会发生变质，这就使我们在坚信爱情的同时总是怀有一种紧迫的担忧；而母亲的爱就不需要保鲜，也不需要考验，不会有任何附加条件，她是一种毋庸置疑的、恒久的绵延与流淌。

    一个人拥有这样的爱，能够感受到这份爱，是我们作为人的幸运。上苍是如此公平，他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这份爱，而失去了这份爱的人，只会更加明白这份爱的宝贵。因此，在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体系中，让学生体会这份爱，回报这份爱，始终是一个重要的教育信念。他认为，爱护母亲，就是意味着关心生育你的源泉的纯洁，你从出生的那一天起就吮吸着这口源泉。你作为一个人而存在，只是因为你要永远作为母亲的孩子。他曾列举过九种不体面的现象，把不尊重妇女、不感谢母亲作为其中的一种，还把一个孩子对待母亲的态度作为考查一个人道德品质的重要依据之一。

    是的，应该让每一个孩子都能认识到，不爱自己的母亲是不体面的。爱自己的母亲，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标志。

    想起了我的姥姥。她去世时90岁，而当时也已经步入老年的妈妈尽心尽力照顾了她，直到最后一刻。而姥姥的母亲去世时是102岁，她是在睡眠中悄然死亡的，真正的善始善终。按照医学上长寿遗传的规律，我的母亲也应该至少活到90岁才是。按照这样的预测，妈妈至少还可以再活近二十年。但是，2014年春夏之交，经历了漫长的病痛折磨，在昏迷了近一个月之后，妈妈走了，她没有活到90岁。我终于看清了自己的真面目：与其说是我希望她长寿，其实这更是我内心深处极端自私的想法——如果有一天妈妈不在了，我就变成了孤儿。

    一个人变成了孤儿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呢？多年前读张洁的《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那时我还很年轻，只是感动、流泪，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对于一个人来说，世界上最疼爱自己的那个人就是妈妈。而一旦这个世界上最疼爱自己的人去了，留在心底的与其说是无尽的悲伤，毋宁说是一种彻底的虚空。一个人失去了妈妈，就失去了自己的根，你知道你从此可以任意漂泊了，也从此不再害怕死亡。

    可是，思念还是随时会在某一个不经意的时刻突然涌上心头，也许是上班路上一个妈妈送孩子上学的身影触动了你，也许是走过一家小店一阵食物的香味触动了你，也许是翻箱倒柜找一件衣服忽然看到妈妈给你做的冬衣触动了你……于是，不管你正在哪里，正在做什么，泪水都会汹涌而出，让你眼前的世界变成一片混沌。

    后来，混沌的世界渐渐清晰，就会又想起泰戈尔的诗：

    河流唱着歌很快地流去，冲破所有的堤防。但是山峰却留在那里，忆念着，满怀依依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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