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战众教徒

    鸡足山东北一百三十余里处有一座伏林山，这里有一位与戒贤齐名的论师胜军，他是苏剌陀国人，刹帝利种，原是跟随贤爱论师学习《因明》，后又跟随安慧菩萨学《声明》《大小乘论》，还跟戒贤法师学过《瑜伽师地论》，对印度的宗教哲学、天文地理、医方术数无所不能，尤其对因明学有很高的造诣。

    摩揭陀国的满冑王听闻胜军的博学和人品，对他极其仰慕。满冑王曾以二十个城为封邑，想拜胜军为国师。“国师”是一国之师，在此是对和尚僧侣的尊称，帝王用以封赠僧人，待之以师礼。帝王经常会拿一些问题向国师咨询，而国师也偶尔担当参谋之类的职务。不过胜军拒绝了满冑王的封赏。满冑王死后，戒日王又以八十大邑册封他，要拜他为师，胜军被屡次催请逼急了，只好说：“受人之禄，忧人之事，我现在正为拯救被生死苦痛所缠绕的众生而努力，哪里还有闲暇去过问国王的政事？”

    戒日王不敢强求，只好作罢。胜军经常在杖林山开佛学讲座，广收门徒。前来听讲的道俗听众经常多达数百人。玄奘跟他学习了《唯识抉择论》《意义理论》《成无畏论》《不住涅槃论山》《十二因缘论》《庄严经论》等，并且向他请教了《瑜伽师地论》《因明论》等疑难之处，前后花了两年时间。

    一天夜里玄奘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梦里的那烂陀寺一片荒凉，杂草丛生，好几条水牛被拴着，却四处不见僧侣人影。他疑惑地走进位于中央位置的幼日王院的西门，还是没有看见一个人，只见四重阁上的金色神人忽然站在他面前，他想上楼却被神人阻挡，金色神人开口说：“我是文殊菩萨，你前世罪业未了，不能上来！”然后向外面一指说：“你看外面！”玄奘顺着他指的方向一看，只见寺外的天空通红，整个村落都陷在火中，玄奘正要询问，菩萨又说：“你赶紧回国去吧，从现在起，十年后戒日王就要驾崩，印度将有一场大动乱。切记！”

    玄奘从梦中惊醒，把梦中的情景和文殊菩萨说的话告诉了胜军，胜军说：“人世本无常，梦中菩萨所说的事实，很可能会发生。既然有这样的指点，你就好自为之吧！”

    这个梦是否真实后人无从查考，不过十年后，大唐特使王玄策到印度时，戒日王确实已驾崩，后来还发生了王玄策借兵，生擒戒日王之叛臣的事件。

    玄奘再次回到那烂陀寺。这时的玄奘已经不是学僧了，戒贤大师指派他开了两门课，一门是《摄大乘论》，另一门是《唯识抉择论》。

    那烂陀寺的学术氛围相当自由，同时期开讲的还有另一名高僧师子光。他主讲龙猛菩萨的《中观论》和提婆菩萨的《百论》。师子光百般攻击无著的《瑜伽师地论》。玄奘对此三论都有深刻了解，因此对师子光的偏狭作风很不以为然，玄奘认为圣人立教，从不同的角度能产生不同的说法，但是真理只有一个。如果因为自己没办法将各种说法融会贯通在同一个真理下，就贸然地否定某一种说法，说它是离经叛道，这不是真理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玄奘向来对真理很执着，经常前去质问师子光。师子光往往被玄奘反驳得哑口无言。后来学僧们渐渐发觉师子光的学识不及玄奘，就纷纷转去听玄奘的讲座，使他的讲座成为热门课程。

    师子光虽然败下阵来，但却仍然执迷不悟，时时表现出一副傲慢的模样。玄奘本人也感到自己并没有完全阐述透彻自己的理论，于是就写成《会宗论》三千颂，将各宗的见解融会贯通并阐述明白，玄奘把《会宗论》呈给戒贤大师等人审阅，获得大家的一致赞赏。

    师子光觉得脸上无光，就到菩提寺去找来他的同学当救兵，这人就是东印度的高僧旃陀罗僧诃，师子光原本想要一雪前耻，不料旃陀罗僧诃一到玄奘面前就被玄奘的学识和威名所震慑，一句话也对不上来。结果这次挑战不但没能驳倒玄奘，反而使他的声誉更高。

    除了像师子光这种来自大乘教本身的论难以外，还经常有小乘教和其他教派向玄奘挑战。当时由于戒日王支持大乘教，使得小乘教徒常感到不满，他们纷纷反对说大乘教不是释迦牟尼真正的教义，而且这样的攻击，在某个角度上说也确实是事实，但大乘教自有它产生的原因和价值。戒日王在大乘教中心的那烂陀寺旁，建造一个高十多丈的铜制精舍，也算是对大乘教的一种肯定，这种偏爱让小乘教徒们一直耿耿于怀，所以当戒日王为了远征东印度的恭御陀国而路过乌荼国的时候，乌荼国的小乘教徒们就来到戒日王面前，冷嘲热讽地说：“据说国王在那烂陀寺兴建一座铜制的大精舍，规模宏伟无比。既然精舍可以建在那烂陀寺，何不干脆建在迦波釐外道的寺旁？”

    这些话很有侮辱的意味，因为所谓“迦波釐”是婆罗门教的一个支派，婆罗门已经是异教了，这个支派更是异教中的异教，是一个很极端的苦修教派。“迦波釐”的意思就是把死人的头骨系在头上，也有信徒把头骨直接套在脖子或手上。他们还有一个令人恶心的行径，就是故意住在火化场的骨灰堆里头，正常的人大概都不会这么做。乌荼国的小乘徒们把大乘教与这些人相提并论，让戒日王很生气，戒日王问道：“你们为什么说这种话？”他们回答说：“因为那烂陀寺那帮人信奉的那一套，和迦波釐那种空花外道根本就没什么不同！”所谓“空花”是说有如眼睛有疾的人，老是看到空中有花。这不过是众生妄想出来的现象，即“一翳（眼球上生出障蔽视线的膜）在眼，空华（花）乱坠”。佛经上还说：“用此思惟，辨于佛镜，犹如空华（花），复结空果。”

    从前南印度王灌顶的老师般若毱多曾撰写了《破大承论》七百颂。小乘教徒们都欣喜若狂，把这本书视为珍宝，这回他们又把它拿出来给戒日王看，说：“这就是我们所信仰的要旨，我们倒想看看有没有大乘教的人能攻破一个字！”

    戒日王心想，这些人如此狂妄，实在是不知天高地厚，于是对他们说：“有一只狐狸跑到老鼠群里，夸口说它比狮子还强大，等到真正的狮子来时，狐狸又被吓得跑掉。你们还没见到真正的大乘高僧，就自认为小乘最了不起，只怕真正的大乘高僧来了，你们也像狐狸一样逃得无影无踪！”小乘教徒们不肯服输，就说：“既然这样，何不召集大乘高僧到此地来，与我们较量较量！”

    戒日王当场答应了众人的要求，当下修书一封，派专使送到那烂陀寺给戒贤大师。信中写到，那里的小乘教徒坚持己见而诽谤大乘，戒日王认为他们的理论不可靠。现在小乘教徒在他面前提出挑战要求，那烂陀寺人才辈出，希望能够派遣精通本宗和他宗理论、兼省内外者四人，前来乌荼国与小乘派辩论。

    戒贤大师看完信以后，连忙召开僧众大会讨论，结果选出了海慧、智光、师子光和玄奘四人前往。这个决议宣布以后，海慧等人因为自知学养不足而感到害怕，唯有玄奘自信满满，非常笃定，看到其他人的忧虑之情溢于言表，玄奘就对他们说：“你们不必忧愁，关于小乘三藏，我在国内和在迦湿弥罗国停留时都已经学习过，想要用小乘教理论来攻破大乘教义，我认为绝没有可能。”然后他又说了一句很令三位高僧感激的话：“就算万一我辩输了，是我这个支那和尚丢脸，不关各位的事。”师子光等人听了，胸中的压力舒解了不少，因为万一输了，自有人承担，如果赢了，他们则与玄奘共享光荣。

    然而就在几人准备期间，戒日王又遣人送信通知他们，参加辩论的事情不急于一时，请决定前来的人暂时不要出发，以后再另行通知。众人不知道什么原因，不过戒日王在征战途中，这种情形应属难免。

    有人说释迦牟尼的佛教，就是婆罗门教的革新派的禁欲和享乐两个极端主义间的中庸之道。快乐主义者又称顺世派，在他们的教义中，宇宙间唯有地、水、火、风四大要素才是真实存在的，人也是由这四要素构成。在这一点上它和佛教是一样的。佛经上说我们的身体是由地、水、火、风相合而成，人死后，毛发、指甲、皮肉、筋骨、脑髓等都还原为地；唾涕、血液、痰、泪、精气等都还原为水；身上的暖气还原为火；力气还原为风，如此一来，则原来的“妄身”就不知在何处了。佛教和顺世派的快乐主义同为革新派，这一种共同的说法，是一种反对婆罗门的无神思想。最初的佛教是无神主义者，这四大要素就是他们的主张之一。四大分离，也就归于空寂了。不过佛教在这四大要素的基础上，仍接受婆罗门教原有的“轮回”观念，佛教的要义就是求自己修行，要不求神，这样才能够摆脱轮回，达到涅槃境地。此即佛教被称做中道的改革者的原因。然而与佛教不同的是，顺世派的想法极端，他们由四大要素的观念得出的结论是，人死后一无所有，无所谓现世来世，无所谓因果报应，也无所谓父母，那些布施、祭祀等善事也都变得毫无意义了，带有明显的唯物主义色彩。

    有一天，那烂陀寺来了一个狂妄的顺世外道婆罗门，要求与寺内大德辩论，并且写了四十条经义悬贴在寺门，说：“如有人能攻破一条，我就斩首相谢。”他的教义贴出来好几天，都没有人前去应战。玄奘一向注重维护佛法真理，决心维护那烂陀寺和大乘佛教的权威。他让服侍他的净人到寺门口，把贴在门上的四十条经义撕破，丢在地上用力踩踏。婆罗门见状怒不可遏，大声问道：“你是什么人？”

    净人答：“我是摩诃耶那提婆（大乘天的意思，玄奘在印度的法名）的奴仆！”那人素闻玄奘大名，嚣张的气焰登时退了一大半，也不敢与他理论。

    玄奘知道后就命人带那个婆罗门进寺，到戒贤面前，并集合了一些大德给他作见证，和那个婆罗门展开辩论，将四十条经义一一批驳，婆罗门瞠目结舌，哑口无言。最后，婆罗门不得不站起来说：“我败了，我愿意依约任凭处置！”

    玄奘说：“佛门弟子绝不会害人，何况是逼人去死，这样好了，你就来做我的奴仆，以后随时听我传唤就是。”那个婆罗门很高兴地接受了玄奘的提议，被带到玄奘的房里听候差遣。很多人都为此而欢欣雀跃。

    那位婆罗门接受了“以奴代死”的处分，既免去了遭到贪生怕死的批评的压力，还可以维持他履行约定的自尊心，由此可见玄奘的高明之处。

    戒日王邀请那烂陀寺的四位高僧与小乘教徒辩论，虽然得到暂缓举行的通知，但做事一丝不苟的玄奘仍在积极地准备。他找来了被小乘教徒视为珍宝的《破大乘论》七百颂，阅读之后，发现有几个地方还无法完全理解，于是玄奘想到了给他做奴仆的婆罗门。玄奘问他有没有听人讲过《破大乘论》，婆罗门说已听过五遍，玄奘就兴奋地请他讲解，玄奘是个不耻下问的人，这对他来说是很平常的事，但婆罗门仆人却紧张地说：“我是奴仆，怎么可以对主人讲解？”玄奘再三劝说他。婆罗门最后谨慎地说：“既然这样，我们就半夜的时候再进行讲解。免得被人看见了笑话您，损了您的名声。”本来玄奘认为无妨，但是等级观念根深蒂固的婆罗门一再坚持，玄奘只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避开众人，请他讲了一遍，待完全理解后，又根据大乘教义，把其中的错误一一纠正，写成《破恶见论》一千六百颂。玄奘将《破恶见论》一千六百颂呈给戒贤法师过目，又请寺内大德指教，众人都很赞赏玄奘的观点，认为这是一部见地卓越，而且能针针见血的伟大著作，无不叹服。

    玄奘趁机对婆罗门说：“您已经委屈很久，现在可以还您自由了！”于是婆罗门欢天喜地告辞离开。玄奘确曾向他求教，也借着他的帮助而突破疑难，才能有这部被推为佳作的《破恶见论》，这就等于玄奘也曾拜婆罗门为师，婆罗门的学识并非完全在玄奘之下，他觉得挽回了自尊，便理所当然地获得了自由身。

    玄奘能够最终化敌为友，这位婆罗门虽没有痛哭流涕，但也对玄奘感激在心。最后这名婆罗门到了东印度的迦摩缕波国，真心地向那里的国王推荐玄奘，盛赞他的学识和伟大人格，使国王深感佩服。于是迦摩缕波国王立刻派专使到那烂陀寺邀请玄奘到自己的国家。

    拜见戒日王

    时光匆匆而过，玄奘仿佛听到了故乡频频对他的呼唤，回国的念头渐渐在他心中滋长。有一天，正好有个善于占卜的名叫伐阇罗的人来拜访他，玄奘就问他说：“我是大唐人，来印度已经多年了，我在犹豫到底是回国好呢，还是留下来好？如果我要回国，能否平安回去？还有，我还有多少寿数？”那人听完后，从口袋里拿出一块白石头，在地上画了一些图，然后对玄奘说：“我觉得您还是留下来比较好，如果要回国的话也会一路平安，回国后还能受到朝野上下的敬重。您的寿命至少还有十年，若凭您的余福和造化，就不是我所能预知的了。”玄奘说：“我想念祖国，想要回去，只是我担心那些经文和佛像是否可以顺利地运回祖国？”那人回答：“您大可不必担心这个问题，戒日王和鸠摩罗王都会派人一路护送，必定可以平安顺利地到达。”

    玄奘听了觉得很惊讶，因为他从未见过那两位国王，不禁问道：“我与他们素未谋面，怎么会得到他们的帮助？”那人斩钉截铁地说：“鸠摩罗王已经派专使来迎接您了，两三天后就会到了。而且见到鸠摩罗王之后，您也很快就会见到戒日王。”说完这话，伐阇罗就像办完事似的走了。

    仔细地考虑了一番，玄奘决定立即回国，伐阇罗说他还有十年寿命，无形之中给了他很大的压力。玄奘把要带回国的经文、佛像捆扎好，又准备了一些简单的行李。那烂陀寺的僧侣们听到玄奘准备回国的消息，都想尽办法要挽留他。甚至有人对玄奘说：“印度是释迦牟尼佛的出生地，佛陀虽已涅槃，但所遗留的圣迹，就足够您参观一生了，您为什么一定要回国去呢？你的国家本质上是个异教徒的国家，从来就没产生过一个佛陀。那里轻视贤人，藐视真理，人们心胸狭窄，而且气候寒冷，土地贫瘠，有什么值得你再赶回去呢？”

    这些人因为道听途说，形成了这种对中国的肤浅看法，玄奘不厌其烦地跟他们解释道：“释迦牟尼佛之所以立教，就是希望能够把佛法传播到世界各地，帮助更多的人解除痛苦，我们岂能只顾自己修行，而不去普度天下众生？而且中华也绝不像你们所说的那么不开化，我们有完整的典章制度、伦理纲常，那里的人讲求仁义，敬老尊贤。自古至今就有不少伟大的学者，其智慧足以接受佛法。传统的中华学者都重视自然天道，那里的音乐技艺成就也很高，又懂得阴阳五行，观察万事万物，崇尚和谐。佛法东传后，中华学者重视大乘，而且依据其教义追求修行之境界，这样一个国家，佛陀也经常会显灵。”

    为了说服众人，玄奘只好打个比喻：“当维摩诘菩萨问舍利弗日轮为何要照耀瞻部洲时，得到的回答是为了消除黑暗，我要回祖国的心情也是如此。”

    维摩诘是一名在家修行的居士，是与释迦牟尼同时期的人，经常辅佐佛陀说法，佛教人士都很敬重他，说他为在家修行的人揭示修行的准则，就好比释迦牟尼为出家人揭示最高的准则一般，所以维摩诘被尊为居士之祖。舍利弗是佛陀的得意弟子，被佛陀称赞为智慧第一，可惜死在佛陀之前。

    玄奘搬出这两位权威圣者的话来表明自己的决心，但众僧挽留玄奘的心意并没有因此而打消，大家最后无计可施，便都去找戒贤大师，请求戒贤用自己的威望留下玄奘。然而戒贤知道玄奘来印度的本意，他要求法求经，现在得到了诸位大师的指点，又到各处巡礼圣迹，收获颇丰，应该尽快回国，从事译经工作，使中国的佛教弟子们都能领悟到佛门的教义，读到足够的佛典，这样才能不负恩师的教诲。所以面对大家的请求，戒贤微笑地说：“这才合乎佛陀的意旨，也是我的愿望！各位就不要再强留他了！”

    玄奘回国总算成为定局，之前的占卜也成为了现实，鸠摩罗王的使者果然来到了那烂陀寺，想要请玄奘前去，以“慰此钦思”。戒贤和那烂陀的其他高僧经过会商，决定婉言回绝鸠摩罗王，以戒日王曾邀请参加辩论为由，说不知哪天就得赴会，为了准时参加辩论，玄奘不能前去，而且还告诉来使说：“支那大德即将归国，恐怕难以遵命。”不料鸠摩罗王不甘心，又遣人来说：“既要归国，不妨在归国前来我国一趟。”戒贤仍然替玄奘拒绝了，惹得鸠摩罗王大发雷霆，他觉得戒贤没把他放在眼里，于是第三次遣使，使者带来了一封信。这封信写得充满了火药味：

    弟子凡夫，染习世乐，于佛法中，未知迥向。今闻外国僧名，身心欢喜，似开道芽之分，师复不许其来，此乃欲令众生长沦永夜，岂是大德绍隆遗法，汲引人物哉？不胜渴仰，谨遣重咨，若也不来，弟子则分是恶人，近者设赏迦王，犹能坏法，毁菩提树，师谓弟子则分是恶人，近者设赏迦王，犹能坏法，毁菩提树，师谓弟子无此力耶？必当整理象军，云萃于彼，踏那烂陀寺，使碎如尘。此言如日，师好试看。

    戒贤无奈，只好对玄奘说：“鸠摩罗王原本不是什么仁义的王，但自从听到你的大名，似乎就已经发了善心，这大概也算是是缘分吧！出家人本来就应该助人为善，这是一个好机会，你就去吧，若能使国王皈依佛法，那么那里的百姓也会跟着信仰佛教。我若不许你去，说不定还真会出事呢！”于是玄奘就随同鸠摩罗王的使者前去迦摩缕波国。

    玄奘在迦摩缕波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鸠摩罗王亲自迎接，群臣陪侍，音乐、香花、美食等应有尽有，设想周全。玄奘在这里停留了一个多月，听说此地可直通大唐，不过沿途极为艰险，会遇到瘴气毒蛇，玄奘决定还是不要走这条路线。

    玄奘在迦摩缕波国期间，戒日王征伐恭御陀国之战已经结束，他突然听说玄奘被鸠摩罗王请了去之后非常生气，立刻派遣使者到鸠摩罗王那儿去要人。没想到鸠摩罗王蛮横地答道：“要我的头，可以给；要支那高僧则免谈！”

    戒日王怒火更盛，遣人说：“我现在就要你的头，你立刻交给使者带回！”鸠摩罗王察觉到情势不妙，立刻集合象军两万，兵船三万，赶到羯朱嗢罗国的戒日王行宫附近。

    行宫设在恒河南岸，鸠摩罗王把玄奘安置在北岸，然后自己到南岸去见戒日王，戒日王知道他十分仰慕玄奘，就不再计较他出言不逊的事，只是急着问玄奘人在何处，鸠摩罗王回答说：“在北岸。素闻戒日王礼贤下士，让他自己来，似乎不太妥当吧！”

    戒日王说：“对！我明天就亲自去迎接他！”鸠摩罗王放心地回到北岸，对玄奘述说经过，说：“戒日王说明天来，却很可能今晚就来。到时候大师尽管待在屋里等他来见您，不必理会他的到来。”这个鸠摩罗王对戒日王的了解十分准确。

    果然，当天晚上就有哨兵来报“河上满布火炬，鼓声喧天”。玄奘依照鸠摩罗王的吩咐，在屋里静坐等候。鸠摩罗王胸有成竹地点燃火炬率群臣出去迎接，只听到一阵很有节奏的鼓声，戒日王走一步，鼓就响一声，而且是数百金鼓同声敲击，这种排场只有威震北印度的戒日王才有。起先戒日王很神气，但当来到玄奘面前的时候，却行了印度最高级别的敬礼——顶礼，戒日王先是五体投地，而后以自己最尊的头部，去敬礼对方最卑的足部。敬礼完毕后，戒日王恭敬地与玄奘交谈，向他问道：“法师来自中原，我曾听说那里的《秦王破阵乐》很出名，秦王是何人？他何德何能而受到如此的赞赏呢？”

    秦王就是唐太宗李世民未登基以前的封号，唐高租称帝初期，天下还没有完全统一，秦王奉命攻打刘武周，后来刘武周大败，逃至突厥而为突厥所害。为了纪念这个胜利，特作《秦王破阵乐》，李世民即位后，每逢宴会必定演奏此曲助兴。后来还令魏征等人改写歌词，更名为“七德舞”，为唐朝自制乐三大舞之一。

    玄奘大略讲了一遍秦王的神武和仁义，戒日王表示很是钦羡，一股英雄相惜之情油然而生。戒日王当场就表示要去中国朝贡。自汉武帝时代与印度交往的尝试失败以来，这次算是第一次开启了中印外交之门，玄奘功不可没。

    第二天，戒日王特在行宫设宴款待玄奘等人。席间戒日王问起玄奘所著的《破恶见论》，玄奘就把身边所带的一本呈给他看。戒日王大致地看一遍就对玄奘称赞不已，对在场的一些小乘教徒说，他们所尊崇的教义都已被玄奘所驳倒，不服的人可以拿去看看，结果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戒日王说：“早就知道你们无能！”然后转向玄奘说：“对于法师的见解，我们都没有话说，但恐怕其他国家还有不少执迷不悟之人，所以我准备在曲女城为您开一次法会，召集五印度的所有佛教徒、婆罗门，及其他各宗各派，让他们见识见识大乘教义的奥妙，同时也打消他们的傲慢，好叫他们死了诽谤大乘的心！”

    空前绝后大法会

    为了给玄奘召开法会，戒日王派使者到各国，令他们将所有精通教义的人，无论宗派全部派到曲女城听讲。使臣向着各自的方向出发后，戒日王与玄奘一行人也浩浩荡荡地溯恒河而上，准备返回曲女城，场面非常壮观。戒日王的十万大军在南岸沿河而行，军容整齐肃穆，而鸠摩罗王的数万军队，包括象军在内则沿着北岸以相同速度前进。水师护卫着戒日王、鸠摩罗王和玄奘共同乘坐的指挥舰，玄奘居中而坐，两位国王在旁陪坐，这恐怕是玄奘进入印度以来最风光的时刻了。也许是为了给曲女城大会的准备工作充足的时间，这段不算长的距离，一行人却足足走了九十多天。

    前来参加盛会的人从四面八方陆续赶来，包括十八位国王、三千多名大小乘佛教的僧侣、婆罗门和尼乾外道等两千多人，那烂陀寺也整整出动了一千多人，再加上各参会者的随从们，大批人马向曲女城会合。通往曲女城的道路上随处可见参加的队伍，乘象的，坐马车的，到处都是形形色色的人，会场插满了各路旗帜，人群里也夹杂着专程来看热闹的观众，可谓盛况空前。大家都认为这可能是最大的一次法会，绝对不能轻易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大会的准备工作做得相当到位，戒日王命人在恒河岸边建造了两间特大的茅屋，用来供奉佛像，为与会人士提供住处，法会的组织方还供应餐食。戒日王还特地把行宫设在会场西面五里处。

    这次空前绝后的大法会终于揭幕了。乐队奏出优美庄严的音乐，首先进入会场的是一个队伍，该队伍模仿释迦牟尼升天为其母说法后返回下界的情景，其中戒日王手持宝盖扮演帝释天，走在队伍前的右侧，鸠摩罗王手持白拂子扮演大梵天，走在队伍的左侧。两王之间是一只巨象，背着一尊三尺多高的黄金佛像，巨象被打扮得很漂亮，佛像被供在一个宝帐中，代表正在下凡界的佛陀。二王后面是骑坐大象以玄奘为首的众位高僧，再后面才是各国君臣、高僧等，分乘三百头大象于道路两侧前进。

    进入会场后，戒日王将黄金佛像供入宝座，首先由戒日王和玄奘及戒日王左右的高僧先行膜拜，然后是十八国的国王，然后轮到各国的高僧、著名的婆罗门和异教徒五百多人参拜，最后是各国的大臣两百多人，剩下的人则在场外列队礼拜。

    法会是说法、供佛及施僧的集会，一般都有固定的布施环节。戒日王对玄奘等高僧布施完毕后，在场中设一宝床，恭请“论主”玄奘入座，然后由来自那烂陀寺的明贤法师宣读玄奘所写的大乘教义，同时把另外一份抄本悬挂会场门外，声明“若其间一字无理，能难破者，请斩首相谢”。

    一连四天，场内外都没有一个人敢出来挑战玄奘，法会顺利进行。到了第五天却发生了一个意外，个别小乘教及异教徒图谋剌杀玄奘，还好被及早发现，没酿成不幸。显然这是他们没有能力与玄奘辩论，在严重挫折下所使出的下下策。戒日王对此极为震怒，颁下了一道命令，声称：“有一人伤触法师者斩其首，讥骂者截其舌。”不过戒日王同时也言明，用言辞辩论以保护本身教义者不受限制。法会一直持续了十八天，始终没有一个人能驳倒玄奘。

    最后一天，玄奘毫无意外地大获全胜。结束时，他做了总结性发言，再次称扬大乘，佛陀的功德，呼吁大家“返邪归正”，“弃小归大”。在印度习俗中，凡是在法会论战中获胜的人，都要游行以接受表扬。这种夸耀行径实在让玄奘难以接受，他坚持不肯这样做，无论戒日王及旁人如何劝说，告诉他这是印度传统，不便违拗，玄奘就是坚持自己的立场。最后不得已，戒日王只好自己手持玄奘的袈裟，向众人说道：“法师阐扬大乘教义，攻破各种异说，十八天来没人敢加以论驳，值得表扬！”群众听了齐声欢呼，纷纷烧香、散花、礼敬，而后散去。玄奘的声望越来越高，大乘教徒们尊称他为“大乘天”，小乘教徒们则尊称他为“解脱天”。

    这次曲女城的法会可以算是玄奘留印的高潮，他的大乘天之名传遍了东、西、南、北、中五印度，声望如日中天。同时这也是他整个西行壮举的结束，早在他辞别那烂陀寺时，就已经把预备带回国的佛像和经典全部带在身边，计划法会结束后就立刻起程回国。不过戒日王以即将举行的五年一度的无遮大会为由，要求玄奘留下来看看再走。

    据说无遮大会是阿育王所创，曲女城东南方的钵罗耶伽国，自古就是个最被看重的布施场，传说印度人在那里布施所积的功德，要比在别处多上千百倍。戒日王也把会场选定在此处，打算进行为期七十五天的布施，他通知了所有佛教僧侣、婆罗门及其他教派的信徒前来参加，那些贫困孤寡的人都可以到会场接受施舍。十八国国王也被邀请，参加曲女城大法会的人也就近赶到了这次的会场。各界人士到齐之后，大会总共聚集了将近五十万人。依照佛教僧侣、婆罗门、异教徒、远道来者、贫困孤寡者的顺序发放布施。佛教僧侣得到的有金钱百枚、珍珠一颗、毛织衣服一套，还有一些香花和美食。戒日王为此散尽家财和五年的国库积蓄，甚至连身上所穿戴的东西也一律施舍，只留下象、马和兵器等。他认为把财物施舍给天下百姓，就等于是储存在“福田”之中，是最安全、最稳固的积蓄。大会结束后，各国国王又主动出钱，将戒日王送出去的私人衣物赎回来还给他，几天后终于凑齐回复原状。

    看到这一幕幕布施场面后，玄奘深受感动，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回国的决心，带着深切的感受，玄奘向戒日王辞行，戒日王依依不舍地要求他再多留十几天，而一向快人快语的鸠摩罗王则说：“法师如果愿意留在我的国家，我愿意为法师建造一百所寺院。”

    玄奘心中明白，既然已经学有所成，就应该回到中国弘扬佛法了，他婉言拒绝两位国王的好意，戒日王和鸠摩罗王也就不再强留。戒日王表示，若玄奘计划循海路回国，他可派专使护送。玄奘说：“来印度的途中，我曾与高昌王有约在先，要再回到他的国家一趟，不能辜负他的盛情，所以还要循陆路回去。”戒日王还想要为玄奘提供路费，玄奘连忙拒绝，只接受了一件鸠摩罗王所送的曷剌釐帔，即一种用山羊或骆驼身上较细的毛织成之衣服，也有人说是鹿毛，其特色是防雨效果很好。

    玄奘出发那天有很多人相送，大家都依依不舍。戒日王后来得知，早在曲女城大会时，玄奘就把佛像、经典等物品委托北印度乌地多王的卫队代为运载。戒日王费尽口舌，想要送给玄奘很多东西，但都被玄奘拒绝，戒日王就把一头大象、三千金币和一万银币交给乌地多王，请他转交给玄奘。

    玄奘起程后的第三天，突然感觉身后有快马如疾风一般飞驰而来，玄奘心中一惊，以为是土匪来袭。等走近时仔细一看，原来是戒日王和鸠摩罗王等人兼程赶来，希望和玄奘进行最后一次话别。戒日王还特派四名类似中国的散官之类的官员，带着自己的亲笔书信护送玄奘出境。那些信函主要是介绍玄奘的博学高德，要求沿途各国提供便利，好让玄奘顺利归国。

    重返长安

    玄奘带着一大批佛典，心中有着无尽的使命感和来自时间的压力。西行印度时，玄奘选择的路线蜿蜒曲折，因为他到处巡礼游览。而回国的路线则简单得多，除了不得不转弯的地方外，大部分都是直线前行的。在今印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境内的路程，玄奘选择的都是以前走过的并且最快捷的路线。但到了阿富汗与中亚的交界地带，玄奘则转越葱岭，开始一段从未走过的路线，也就是沿古时通西域的南道，向河西走廊行进。

    行到毗罗那拏国时，住在那里的原那烂陀寺的同学师子光和师子月都跑来迎接，在二人的盛情邀请下，玄奘在那里开了两门课，讲授了两个月才离开。玄奘来到了阇烂达罗国，那里的乌地多王曾答应帮忙运送佛像、经典。玄奘把要托运的东西进行了一番整理，率领一行人进入了今巴基斯坦东北境。沿途有很多盗匪出没，玄奘来时就曾在这一带遭过洗劫。这一次玄奘想出了一个法子，他派人在队伍前，先告诉土匪他们所运的只是一些佛典之类不值钱的东西，请他们放行。果然玄奘一路上再没受到什么损害。后来迦湿弥罗王得到消息，特派专使来请玄奘旧地重游，玄奘婉言拒绝，称大象行动不便而继续上路。后来在一次渡河的时候，玄奘自己骑象，那些佛经和佛像都通过船来运送，一些人负责在船上照料，不料到了河心的时候，突然刮起一阵大风，船身左摇右晃，夹经本和花种都从船上掉了下来，无从救及。后来一行人来到了乌铎迦汉荼城，来迎接玄奘的迦毕试王告诉玄奘，自古以来，凡载运奇花果种的船渡河时都会遇到这种情况。玄奘只好派人到附近的乌仗那国将遗失的佛典重新抄写，因而又耽搁了五十多天。随后他们又来到了迦毕试国境内，国王派了一百多人协助玄奘越过兴都库什山。他们用了七天的时间才登上最高的那座山，那里终年积雪，寒风凛冽，人几乎无法站立，就连鸟的飞行都变得很艰难，只能挑选风小的地方活动。人无法骑马，只能相互搀扶着前行。

    越过兴都库什山，往北进入活国。那位当年娶父王之妃的国王仍然在位。经过数国后，玄奘从一个年轻商人那里听到一个消息，高昌王已经去世了，玄奘就改变了原定的返回路线，改道而行。

    原来高昌王送走玄奘后，仍与唐朝亲善，唐太宗特地赐他李姓，以示恩宠。高昌所在的吐鲁番盆地，原为西域各国进入中土的必经之路。后来不知出于什么缘故，高昌王经常扣留路过的各国贡使，还勾结西突厥企图攻打伊吾，大唐派使者训斥之后才放弃。后来高昌又与西突厥合攻其西的焉耆，焉耆国王忙向大唐请求支援，唐太宗就派遣大将侯君集、薛万彻率兵攻伐高昌。第二年，也就是曲女城大会的前一年，唐朝大军压境，高昌王忧虑而死。他的儿子和高昌的臣子全被押到了长安，高昌最终变成了大唐的西州，大唐在那里设置了统管西域的安西都护府。

    玄奘一方面为高昌王的死感到悲哀，但另一方面，他也可以在大唐的盛世国力的威慑下，以天可汗的臣民身份，自由选择归国的路线，而不用担心太多的政治阻碍了。玄奘于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出发向东边的帕米尔高原前进，途径几个国家，玄奘又进入了一片山区，来到了帕米尔高原上最大的帕米尔河边，玄奘说它“寒风凄劲，春夏飞雪，昼夜飘风……遂致空荒，绝无人止”。

    经过几个山区国家，玄奘预备去一趟疏勒。不料途中碰到一批山贼，在混乱之中，那头负责载运经典、佛像的大象落水而死。他只好派人前往疏勒等地访抄经本。有一个叫利涉的西域僧人在去唐朝游学的途中与归国的玄奘相遇，就拜玄奘为师，成为玄奘的高足之一。马上就要回国了，玄奘心里开始为当初偷渡出境之事感到担忧，另外，运送经书的大象死了，他也需要政府的帮助。于是，玄奘最终决定先上表皇帝，向太宗解释当年犯禁的苦衷，及出关后一路西行的感慨，还写道：“为所将大象溺死，经本众多，未得鞍乘，以是少（稍）停，不获奔驰早谒轩陛（无法早日见到皇上），无任延仰之至。”玄奘将信托由高昌人马玄智送往长安，自己则留在阗开讲经论，等待回音。七八个月之后，马玄智从京城带来了太宗的敕书，上面写道：“闻师访道殊域，今得归还，欢喜无量，可即速来与朕相见。”太宗还通令于阗以东各国沿路护送，敦煌的地方官前去迎接。玄奘大喜，一颗忐忑的心犹如拨云见日，豁然开朗，迫不及待地整装上路，就连寻觅佛典的人尚未归返也顾不得了。

    玄奘从于阗王城东行三百余里至古战场，再东行三十余里至媲摩城。往东便进入流沙之地。大流沙中根本没有路迹可循，只有一些遗骨散乱地分布着，四顾茫茫，难分东西，定力不足很可能就会精神错乱。玄奘一行人终于来到古月氏地，最后行至鄯善。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年底，玄奘辗转到达唐境，敦煌官员准备了人力鞍承，恭迎玄奘。来到沙州，他再度上表给太宗，当时太宗在东都洛阳，准备亲率大军远往高丽。

    玄奘得知太宗即将亲征高丽，便快马加鞭地赶路，怕晚了就不知道何时能谒见圣上。一直赶到长安西南三十里处的一个通往京城的运河码头，看到正好有船待发，玄奘一行将所有行李搬上船，向京城急驶。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的正月，玄奘终于回到了长安。筹划接待的官员根本没想到他会这么快到达，准备工作还没完成，玄奘法师西天取经归来的消息早已经在长安城街上四处流传了。当玄奘一行到达时，整个码头人山人海，善男信女们争向船上的玄奘敬礼，挤得玄奘压根儿没法下船，索性当晚就在船上过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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