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祖国

    玄奘在官方人员护卫下，被迎到长安城内朱雀街的驿亭，这是京城驿传文书中心所附设的行旅休息处。他们把玄奘带回来的佛典、佛像接运上岸，统计了一番，玄奘带回的物品，大、小乘佛典及有关因明、声明论方面的典籍共六百五十七部，出动了二十匹马驮运。另外还有佛陀舍利一百五十粒、佛像七尊。

    第二天，长安城内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众人将玄奘所带的这些佛典、佛像由朱雀门迎接到弘福寺。当时长安城门大都是以星宿命名，玄武在北，朱雀在南，所以长安城内的皇城，北门叫玄武门，南门叫朱雀门。

    玄奘在长安待了半个月，将诸事安顿一番就专程赶到东都洛阳去见太宗。二月初一，太宗在仪鸾殿接见了他。提到当年的偷渡出关，太宗亲切地玄奘说：“出家人和一般俗人当然不同，何况法师是为了度众生而舍身求法，更没有什么犯禁可言。”玄奘紧接着就把沿途各地的风土人情，包括政治状况报告给太宗，太宗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玄奘的观察力本就敏锐，还将旅途中的所见所闻都用笔记了下来，加上之前受到过的因明学的训练，使他的讲述听起来有条不紊、引人入胜。太宗在兴奋之余，提议把这些见闻撰写成书，让天下的臣民都可以了解。太宗的这个提议，最终促成了《大唐西域记》的问世。而在与玄奘的交谈中，太宗发现他具有惊人的政治潜能，当场就劝玄奘还俗辅政。玄奘婉言但是很坚定地拒绝了，并说要他还俗从政，就好比舟行陆地，不但浪费了之前所学的佛法，还会徒然招来恶名。玄奘表示自己生平最大的愿望就是弘扬佛法，除此之外别无他求。太宗当时正在为远征高丽作准备，也没有过分强求玄奘，但是他请求玄奘同行，以便视察高丽的地理民俗，太宗觉得西域那么苦，玄奘都能去，这回随驾前往应该不会有问题。玄奘无奈只好拿出出家人的法宝，说是释迦牟尼规定，出家人不得观看军队作战。太宗沉思片刻，也就不再强逼玄奘了。

    玄奘见状，就趁机向太宗请求，说自己想要到嵩山少林寺隐居译经，这样一来，既表明了绝无出仕之意，也符合玄奘自己的心愿。但太宗没有答应，他让玄奘在长安城内的弘福寺译经，答应由官方供给所需的人力、财力。玄奘自从回长安以后，经常有人去拜访他，甚至还经常出现成群结队的现象，严重打扰了玄奘的清净，既然太宗让玄奘留在京城，为了不影响译经的工作，玄奘只好要求太宗指派一些人帮忙维持秩序，太宗总算答应了。

    三月初，玄奘从洛阳回到了长安弘福寺，这是太宗为其母后所建造的寺庙，建筑风格相当宏伟。玄奘就在这里开始了一生中最伟大的事业——译经。玄奘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组建一个团队，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运用官方支援的庞大财力和人力。

    佛教东传初期的翻译工作，多是由私人完成的，没有一定体制，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而且佛教兴起的最初那段时期，所谓的经、律、论三藏，系由直接受业于佛陀的弟子们领导合诵而固定并流传下来的。早期的译经，大部分都没有典籍，译者们完全凭记忆翻译。其中翻译的人员可以有几种组合，由“懂梵文而且懂中文或不懂中文者”与“懂梵文而且懂佛学或不懂佛学者”两组人的各种排列组合而成，这种翻译方式非常不可靠。

    玄奘根据当时这种既有的形式，拟订了一份更合理的计划呈给太宗核准。计划大体如下：玄奘担任主译，下设证义（负责译语与梵文原义的核实）、缀文（负责汉语的文辞修改及文体语气的连贯）、笔受（负责主译人口译时的记录工作）、书手（负责缮写）。除此之外，玄奘还特地要求指派一名中文的字学专家和一名梵文专家。若要加以归类，这两位专家可归入证义部门，一般的证义人员只需懂得或能背诵大、小乘经论，而这两位专家则除此以外还必须有文字语言学的修养，《三藏法师传》里没有讲明他们的工作，但这两人很可能担任译场的总勘工作，以及专门解决特殊的疑难问题。不得不说，这个团队的组织方式很完备。

    玄奘呈上这份计划的时候，太宗已亲率大军到了河北，计划书是房玄龄特地派员呈送的，很快就得到了太宗的批准。当年四月间，中原各寺遴选出的高僧大德或杰出的沙门齐集长安弘福寺，最后选出的有证义十二人、缀文九人，后来这九人中出现了不少人才，包括来自长安会昌寺，后来又协助编写《大唐西域记》的辩机，以及来自陕西照仁寺的慧立。长安大总持寺的玄应作为字学大德，负责校勘文字，长安大兴善寺的玄暮担任证梵，也就是梵语专家。其他还有很多人担任笔受、书手及支援的官吏等。

    组建好了团队，玄奘就开始思考第二个问题：如何翻译？玄奘在意译与直译之间犹豫。三国时代的译经，专主意译。晋以后逐渐有人主张直译。那位首倡天下佛门弟子一律姓“释”的道安法师就认为翻译就要务存原意，他指责那些由意译翻译过来的经典，往往为了使文字简约而擅削原文，译者也经常私自发挥揣测，偏离了本来的教义。鸠摩罗什有偏向意译的倾向，而后慧远、僧佑等人则取折中办法。

    玄奘之所以有了西去求经的想法，就是因为他在国内修学的时候，读了那些不同立场翻出来的经论（意译居多），令他产生了许多疑惑。玄奘曾经在写给高昌王的谢表中，对意译所产生的弊端有所陈述，他认为鸠摩罗什等高僧，在佛法东传方面的贡献很大，但作为外国僧侣，他们所翻的经典经常出现歧义。

    以前的主译人员大多是胡人或印度人。这些人要么在汉语上，要么在梵语上的修为有限，翻经史上就常看到他们为此而争吵的描述。他们翻译的方式有很多弊端，往往先根据倒装的梵文语句写下汉语，然后再由负责书写的人修改和整理，玄奘认为这种方法“中间增损，多坠金言”。这种方式使得原经文至少经过两次的转述，主译人增减一次，修整的人再增减一次，又往往出于表达通顺的必要，认为很多废话可删，最后就连不懂的也一起被删掉了。整个过程减的多，增的少。这样一来，有些经典就被改得面目全非了。

    玄奘主张直译，恨不得达到让大家直接受教于佛陀，过于删减内容，玄奘是无法忍受的。此外，玄奘还有一个优势是历来译者无法企及的，那就是他对语言的掌握，他精通汉语和梵文，对印度地方语也有所涉猎，一人就可负起口译和笔受两项任务。所谓笔受，并不是说玄奘亲自写下来，而是说从梵文转到中文表达的心理思考。

    专注译经

    译场组织完成，译法也基本确立，玄奘就手持经文原本开始翻译。以玄奘的佛学与文字修养，庞大的翻译组织对于他来说，只不过是一套检验体系而已。

    玄奘开始了第一本佛经的翻译，那就是《大菩萨藏经》。第一年，玄奘总共完成了三部经书的翻译。

    远征高丽的太宗，在安市城与高丽军相持不下，太宗怕天气转寒对唐军不利，于九月间班师回朝。

    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七月，玄奘把完成的翻译作品及奉命编写的《大唐西域记》呈给太宗皇帝，这年的五月，玄奘开始了一项大工程，就是翻译他在那烂陀寺主修的《瑜伽师地论》。

    因为玄奘的关系，大唐与印度的往来也开始频繁起来。先前戒日王派的使者很快就到了长安，太宗很高兴，立即派王玄策去回访。这个使团与玄奘在同一年返回长安。后来太宗又以王玄策为正使，率领着三十余人的使节团再度访印。使团临走前，太宗还请玄奘把使节团所携带的太宗敕书翻译成梵文。此外，玄奘还将《道德经》翻译成了梵文托使节团带走，那是鸠摩罗王曾通过第一次的使节团要求的。

    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王玄策等人到达印度，戒日王已经去世，应验了玄奘当年梦中的预言。

    玄奘在第二年译完了百卷的《瑜伽师地论》，完成了这部他最重视的著作，使他感到特别安慰。六月，太宗在离长安东北六百多里的玉华宫接见了玄奘。他仍然不放弃劝玄奘还俗，还建议他脱下袈裟，以在家修行的居士参与国政，也可在朝廷讲经弘法。玄奘为了断绝太宗的这个念头，说了一段很长的话来表明自己事佛的决心。玄奘说：“汉武帝以后没有再出现制伏匈奴等北方游牧民族的时代，而汉武帝以后中国仍有无数贤臣良将出现，为什么他们无法辅佐国君平定北方？陛下登基后，远征匈奴，使各游牧民族俯首称臣，可见并非归功于贤臣，而要归因于陛下的智慧和天的旨意。”玄奘又进一步指出，即使现在为了治国而需要吸收人才，像商朝的伊尹、周朝的姜太公那种人才已多得是，也不在乎少他一个和尚。最后玄奘又说：“我只愿弘扬佛法，请勿剥夺我的志节！”听了玄奘掷地有声的说辞，太宗无言以对，终于答应今后不会勉强他，并尽力协助完成他的心愿。

    太宗又问玄奘最近翻译些什么经论，玄奘回答刚翻译完《瑜伽师地论》，并为太宗简要地讲解了一番，被太宗赞叹为闻所未闻的高论。太宗还应玄奘的请求，亲自为译经撰写了名为《大唐三藏圣教序》的序文，全文七百八十一字。这是一篇很有名的文章，文中太宗对玄奘推崇备至。后来弘福寺的沙门怀仁搜集了王羲之的书法而拼成《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当时的名书法家褚遂良也亲自书写《圣教序》，这两篇文章很快就风行天下。

    十月，玄奘和太宗一同回长安，奉命住在皇城内新建的弘法院，玄奘白天要随侍在太宗身边，晚上则继续自己的翻译工作。十二月，皇太子李治为其死去的母后建造的大慈恩寺落成，玄奘奉命把译场迁移到大慈恩寺，并在这里住了十年，所以他所创的法相宗又称为慈恩宗。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四月，玄奘陪同太宗游幸长安南山上的翠微宫，太宗时不时地向玄奘请教佛教的教义，玄奘一一引经文作答，太宗很感慨地说：“朕与大师相逢甚晚，不得广兴佛事！”此言表示太宗对于没有大兴佛法而感到遗憾。

    五月，太宗驾崩，在驾崩的前一天，他还特地要玄奘值夜。前一年，也许是受到玄奘的影响，唐太宗在京师和其他各地度僧一万八千多人。如果唐太宗能够多活几年，也许就会更大规模地提倡佛教了。

    与命运赛跑

    太宗驾崩后，玄奘回到大慈恩寺专心译经。他严格按照自己的计划进行工作：先拟订进度表，规定每天应完成的进度，白天如果有事耽误，那么就用晚上的时间做完。很多时候玄奘都深夜才睡觉，第二天天没亮就起床。先圈出当天要翻译的梵文原本，然后开始工作。除了译经，玄奘每天还要讲经，解答来自各地的学僧的疑惑。因为玄奘担任上座（僧人居最高位者，在住持之下，为一寺领袖），还要时常处理一些寺务，为皇室中人讲解佛经，回答他们的咨询。虽然杂务缠身，但玄奘从来不让这些事影响自己的译经工作，凡事他都能从容处理，不露半点倦容。玄奘还不忘劝导来访的王公卿相多行善事。他学养深厚，见识又广，讲解深入浅出，不令人厌烦，所以很受大家的爱戴。

    向来注重未雨绸缪的玄奘，为了避免带回的典籍和佛像遗失或遭水火之灾，就在大慈恩寺的正门对面建造了一座塔，塔中存放着七年前所带回来的经像。开始的时候玄奘打算用石块来建塔，但高宗指示要改为砖造，因为石造的佛塔工程浩大，费时费力。这座塔高一百八十尺，是一座西域风格的塔。整个工程费时两年，玄奘在百忙中还曾亲自挑土搬砖。

    这年五月，玄奘收到了印度来的问候信和礼物，一封是戒贤的得意门生智光写的；另一封来自精通小乘理论曾遭玄奘痛斥为谬论的慧天。玄奘写了回信让使者带回，玄奘之前从大唐的使团那得知了戒贤大师的死讯，他在信中表示了哀悼之意。

    玄奘在大慈恩寺收了一位特殊的弟子，那就是来自日本的留学僧道昭。他是日本史上第二批，同时也是大化革新后的第一批遣唐使及学生（僧）之一，深受玄奘的赏识。道昭很认真地跟玄奘学习，认为玄奘所倡的唯识学是很新的佛学思想。玄奘圆寂的第二年，在长安待了十二年的道昭带着大批经论回到了日本，在奈良建立法隆寺收徒授业，是第一个将玄奘的法相宗传到日本的人。另有智通、智达两位留学僧也受业于玄奘，他们对于法相宗在日本的传播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还有一些留学僧在玄奘那里学习，其中比较有名的是智周。

    高宗显庆元年（公元656年）正月，武则天废太子忠，改立三岁的李弘为太子，为了庆祝，武则天在大慈恩寺置五千僧斋，给每位僧人布施布帛三匹。后来，武则天产期将近，她想请玄奘为她祈福，请求诸佛保佑她生产平安。玄奘说：“圣体必然平安，生下的可能是皇子。”玄奘还请武则天准许这位皇子出生后剃度，武则天欣然答应。后来武则天果然产下皇子，封其为佛光王，由玄奘为他剃度，但孩子仍然留在宫中，这位皇子就是坎坷多难的唐中宗李哲。

    在这次为皇子剃度之前，玄奘的风湿病又犯了，而且这次的发病尤其严重，玄奘痛苦难当，高宗特遣御医为他治疗，五天后才痊愈。为了让玄奘能够更好地养病，皇帝干脆把他接到宫中住，玄奘就在宫中继续他的译经工作，佛光王李哲就在他住所附近的宫里长大。

    公元659年，武则天与高宗迁居东都洛阳。玄奘跟随高宗到洛阳，顺便回到自己的家乡陈河村去看一看，一别几十载，玄奘发现除了一位姐姐外，其余亲朋好友都已去世，就连祖坟也荒芜了，玄奘立刻奏请高宗要改葬其父母，高宗立即批准，并答应一切费用由官方承担。

    回到故乡，玄奘就不由得想起了少林寺，玄奘觉得那里是个安度余生的好地方，这个已有一个半世纪历史的寺庙让他觉得很亲切和安详。于是玄奘又上表请求，希望能够准他退隐少林，玄奘认为佛弟子要断绝烦恼，必须要“定”与“慧”相互配合，二者缺一不可。他一辈子求法读经是属慧的功夫，而定的功夫则要靠隐居山林、静坐禅定来实现。玄奘自认慧的功夫他已经尽了心力，只希望能够在剩下的日子里得到修定的机会。不料玄奘的请求遭到高宗的拒绝，玄奘只得次年随高宗再回长安。这年，高宗为皇太子所建西明寺落成，玄奘离开大慈恩寺，奉命为西明寺上座。

    虽然被帝王所重视，但玄奘始终不改俭朴的生活作风，他曾对弟子说过：“我若无常后，请一切从简，只要用粗陋的竹席子把我包起来，找个偏僻的山涧谷底埋了就算了。”

    玄奘感到生命的终结在一天天地迫近。当时，有很多人向玄奘反映，那部被看做大乘教根本经典的《大般若经》的译本很不完善，纷纷建议玄奘加以重译。玄奘觉得这是相当有意义的工作，但是那时他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太好了，而《大般若经》有二十万颂，六百卷之多。玄奘心中很是着急，京城里让他分心的杂事太多，玄奘当即上表请求把译场转移到长安东北方六百余里的玉华寺。玉华寺就是当年的玉华宫，太宗驾崩后改为寺。那时大唐的政治中心已开始向东都洛阳转移，玄奘的请求终于获得批准，十月，译场就被搬到了玉华寺，第二年年初，玄奘又开始了翻译工作。

    完成了如此巨大的一部经典的翻译工作，玄奘感到筋疲力尽，有一天，他若有所感地集合弟子，对他们说：“由于《大般若经》的因缘，我来到玉华寺，现在这项工作完成，我的生涯也要结束了。”弟子们听了他的话都忍不住哭泣起来。门徒强忍悲痛地说：“和尚气力尚可，跟以前并没两样，为什么突然说这种话？”（和尚，起初是对能教人戒、定、慧之学的僧侣的尊称，后来成了僧侣之通称。）玄奘说：“我的身体怎样我心中有数，你们不会明白。”玄奘又抓紧时间翻译那些未翻译完的佛经。

    大师圆寂

    僧侣们为了激起玄奘的求生意志，都来要求他开始翻译另一部一百二十卷的《大宝积经》，玄奘叹了口气，说：“我已经没有足够的气力，翻不完的！”无奈众人一再恳求，玄奘只好勉强翻译了数行，便感到气力不支，只好停笔。他对大家说：“《大宝积经》与《大般若经》部头差不多，我气力不济，死期将至，再也无法将它翻译出来了，只好等待后人翻译了。”众人莫不为他的话伤心落泪。

    正月初九的傍晚，玄奘在跨过一条水沟时不慎跌了一跤，最初几天还没什么严重的症状，但是从十三日开始，玄奘就倒卧在床，脑筋也不太清醒。蒙眬中玄奘梦见许多穿锦衣的人在玉华寺出出进进，玉华寺也被各种锦花和珠宝装饰得美轮美奂，有人带来了各种水果珍味来供养他。他想婉言拒绝，不料被旁边照料之人的咳嗽声惊醒，才明白那是一场梦。玄奘命人把译好的经论列出来进行统计，他翻译和主持翻译的经典总共有七十四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

    正月二十三日，玄奘挣扎着坐起来诵念经文。到了二月初四的夜里，相传服侍他的明岁法师看见两个手捧白莲花的人走到玄奘面前，玄奘回头看了一看，就双手合十，默默祷告，然后身体向右侧卧，以右手垫住头部，左手放在左大腿上，两脚相叠。玄奘就一直保持着这个姿势，再也没有翻身。初五的夜里，玄奘呼吸逐渐变得微弱，不久就圆寂了。据说玄奘死时面带微笑，表情安详，他的遗体停放了七十七天，却没发出任何腐臭味。

    四月十四日，玄奘的遗体被葬在长安东郊，淮水之东的白鹿原，他的哥哥长捷法师就葬在附近。遵照玄奘的遗言，灵柩用粗陋的竹席子编成的车运到坟地，送葬的人多达百万，在长安城外连绵不断，葬礼完毕后留下来过夜守坟的达三万人之多。

    玄奘虽然离开了这个人世，但他的伟大成就和超乎常人的坚强意志却与日月同光，永垂不朽。而他历尽无数艰难，跋涉西域，遍游印度的事迹，在那样一个时代无疑是一种壮举。玄奘圆寂三个世纪后，成书于北宋时期的《太平广记》就有将其事迹神化的记载。南宋时期更是出现了名叫《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唱本，在这个唱本的基础上，元朝又出现了名为《唐三藏西天取经》的杂剧，最后明朝中叶的小说家吴承恩凭借着丰富的想象力，将其创作成为了不朽的名著《西游记》。

    唐太宗曾赞扬玄奘是“只千古而无对”。的确，纵观玄奘的一生，他以无比的热情和坚强的意志去追求人生的真谛，这种为了实现理想而坚持不懈的精神足以照耀千古。而他对佛教的传播和古代的中印文化交流的贡献也是十分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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