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
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
王解：孔子在乡亲们中间，恭恭敬敬，好像不怎么会说话。在宗庙和朝廷上呢，言语流畅，但出语仍然谨慎。
评点：乡亲旧友中，你的身份可能只是一个晚辈，一个农家子弟，某个宗族的一个小小成员，乡亲旧友一般用当年对你的认识来打量你，比较你；你窝囊了，会联想起你幼时或你的父母家人的平凡寒碜；你牛了，他们无法接受你的崭新面貌，不会心甘情愿对你刮目相待。这种情况下，夹起尾巴是合适的选择。而在比较正式的场合，你的身份明确，地位确定，自己也容易定位，你说话也比较有底，但更须谨慎，不可妄论正事，避免祸从口出。
——10.2——
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
王解：（孔子）在朝廷上与下大夫（下级）说话，明白晓畅；与上大夫（上级）说话，循规蹈矩；国君在场，诚惶诚恐。
评点：见什么人，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说话，谁能不这样呢？问题在于把握恰当，对下级说话直截了当一点，则可，威风凛凛地装模作样则讨厌。对上级，尊重有加，则可，奉承谄媚，下作可耻。对君王，恭敬服从，则可，屁滚尿流，则不免丑态百出。
——10.3——
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襜如也。趋进，翼如也。宾退，必复命曰：“宾不顾矣。”
王解：君王让孔子接待外宾，他立刻精神奕奕，步履矫健，向左右两侧站立的人们行作揖礼，衣服前后摆动，整齐有致。见到来客，赶前几步，如鸟儿展翅，以示热情礼貌。客人走了，要向国君报告：“客人已经走（远），不再回顾辞谢了。”
评点：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有规范，现在看有点小儿科，甚至于不如自然天成随机朴素，但是想想看，在礼崩乐坏的局面下，孔子搞出点规范来，是有意义的。例如精神面貌，左右兼顾，见客人来了快走两步，还是可取的。尤其赶上后世的游击习气不文明现象泛滥之时，读读此段与底下的几段，倒也不恶。
——10.4——
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进，翼如也。复其位，踧踖如也。
王解：走进朝廷的大厅，躬身示礼，好像自己无处容身。站立，不要挡住门；行走，不要踩门槛。走过国君之位，面色端庄，打起精神，行走迅疾，言语压缩。手提衣襟上朝，躬身致敬，屏神静气，不出响动。事毕走出，下了一层台阶了，可以放松神情，显得愉快一些。下完台阶，提速，如鸟儿展翅。回到原位，还要有点诚惶诚恐的样子。
评点：那时，见侯国君王，第一要害怕，害怕了才显出恭敬忠诚。第二要毕恭毕敬，还要为了效忠、做肝脑涂地状。（好狗）不挡道，踩门槛也影响身形状态，打个趔趄更是出洋相。在君王面前，叫作“大气也不敢出”（让人联想到契诃夫小说《小公务员之死》，主人公在大人物面前打了一个喷嚏，吓死了），当然。第三要愉快。害怕不害怕，是态度问题、感情问题；尊敬不尊敬，也是态度问题、感情问题；愉快不愉快，仍然是感情问题、态度问题。因此，还有第四，要热爱。《论语》中对热爱的表示不够充分，但“仁爱”的弘扬当中，应该有这一部分。
——10.5——
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蹜蹜如有循。享礼，有容色。私觌，愉愉如也。
王解：（举行某种典礼时）拿着玉圭，诚惶诚恐地躬着腰，好像承担不起这典礼这玉圭的宏伟与分量。手向上运动（或向上走）时像在作揖，向下时好像在递交。郑重到了发抖的程度，脚步细碎，似乎踩着一条线一条轨道。典礼开始，面容绷得神圣严肃。私下接触，则十分愉快。
评点：现在看来，有过分与烦琐的地方，强调的仍然是礼仪秩序，尊卑长幼。当然，这是前现代。现代人强调的也许更多的是平等、尊严、正常、坦诚、互动。
踩着一条线走路——足蹜蹜如有循，令人想起T形台上的模特儿。但模特儿迈的是大步，步子小而碎，令人想起日本女子穿着和服的走路方式，不知这种方式是不是受了古代中国礼节的影响。
——10.6——
君子不以绀饰。红紫不以为亵服。当暑，袗绤，必表而出之。缁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亵裘长，短右袂。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丧，无所不佩。非帷裳，必杀之。羔裘玄冠不以吊。吉月，必朝服而朝。
王解：君子人，有地位的人，精英人物，（穿衣服讲究也比较多，）不用太深的颜色来镶衣边袖口，不用红颜色、紫颜色（帝王之色）做家常服装。夏天，穿单衣薄衫，出门要穿罩衣。穿黑衣服时配紫羊羔皮，穿白衣时配小鹿的皮，穿黄衣时配狐皮，颜色要相匹配。皮便服可以长一些，但右袖口短于左袖口。还要有小被子，长度是身长的一倍半。狐狸毪毛皮或貉的毛皮做坐垫。如果不是居丧，佩带什么可以随意些。除了上朝和祭祀用的长礼服，旁的衣服要剪裁去一些（免得过于长大）。紫羔皮与黑色帽子，不要穿着去吊丧。各月份的初一，要穿朝服正装上朝。
评点：读到了这里，不禁学着孔子的样儿赞一声：“郁郁乎，文哉！”
真讲究，真全乎啊，漂亮唉！
孔子的礼的思想，在于把秩序明确化、具体化、制度化、细腻化。没有明确具体细腻的礼的制度即礼制，秩序与和谐社会即成为空谈，仁爱仁政即成为空谈。仅有明确具体的规范却没有内心深处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规范肯定保持不住，必然或迟或早出现礼崩乐坏的局面。出现上述局面，更会有孔子这样的有责任感、使命感的人出来呼吁恢复周礼、恢复优良传统之类。但简单恢复谈何容易？万事万物总是要与时俱化、与时俱进的。问题在于，具体的礼法可以也必须调整演进，但规范不能因此废除，也不能动辄将古代规范简单地嗤之以鼻。
——10.7——
齐，必有明衣，布。齐必变食，居必迁坐。
王解：斋戒的时候，要有浴衣，布料的。同时要调换居室，不与妻妾同室。
评点：斋戒，本身就是表达一种郑重的敬意、诚意乃至终极关怀。因此对于斋戒，要提出一些具体的清规戒律，不能掉以轻心，不能马虎从事。要求得明确、具体、标准化，好实现，好衡量；太明确具体了，又易于表面化、烦琐化，流于过场形式。斋戒的动机应该是形而上的，斋戒的规则却又是形而下的了。人啊人，可怎么好呢？
遇到庄严的场合，中华古人认为必须与女性脱离，可能出自妻妾关系的私密性、亲昵性，乃至猥亵性。庄重了就要排斥人类的私密、亲昵与猥亵的一面，有可能发展为禁欲主义，或对妇女的变态性仇视、歧视。
——10.8——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而，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惟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
王解：食物，不反对它精致加工；鱼肉，不反对它细细切割。饮食馊臭，鱼肉腐烂的，不吃。食品颜色与外观恶化的，也不能吃。气味不对头有恶臭的，不吃。烹调不得法或加工不足够的，不吃。不在应该吃饭的时间（或特定的节令），不吃。切割得不规矩的，不吃。没有应有的调味料的，不吃。肉虽然可以多吃，但是不能超过合理的食量。喝酒并不限量，但不能喝醉乱闹。外边买的（卫生与品质靠不住的）酒与肉干不要吃。姜等常备辅助食品，也不要用得过多。
评点：表达了孔子对于日常生活起居的郑重态度，你可以对诸如生命的意义、起源、归宿等问题困扰万端，茫然惶惑，但是你仍然应该珍惜你有生的每一天，好好地吃，好好地住，好好地生存，好好地待人接物。
老辈人常常慨叹西餐乃至日餐吃得煞有介事。而中餐呢，即使菜肴丰富超量，也常常是吃得杯盘狼藉，喝得东倒西歪，吃喝得缺少文明品相，吃喝得只剩下了狼吞虎咽、大快朵颐、啃（读去声）撮啖嚼的动物性自我满足。如果是穷苦之家，糊口都困难，吃起饭来更是因陋就简，惨不忍睹了。
其实，孔子圣人，是讲究正儿八经地吃饭的，这不是或首先不是为了享受，而是为了营造一种文明。每顿饮食的进行，除了满足食欲与生存需求以外，还应该包含了对于上苍与世界的感恩，对于亲友与其他共同进餐者的尊重，有美食则与亲友共享乃至优先请别人享用的礼数，对于烹调与服务活动的感谢，对于清洁卫生整齐秩序的维护，对于饕餮贪婪的节制，等等。
中国太大了，历史太长了，战乱、灾荒、贫穷又太多了，被压迫、被掠夺、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人何其多哉，孔子的教导变成了空谈与“臭讲究”，呜呼！
仍然是中国的食文化。文化中可以包括并未完全落实的部分，当然。
就食论食，从专业的观点上看，孔子强调了精细加工饮食的必要，没有谈及某些食品例如水果蔬菜的原生态食用的优越性。孔子强调了自家生产加工的可靠性，没有谈及食品加工的社会化专业化前景。当然，他那时也还想象不到。
——10.9——
祭于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王解：公事的祭祀用肉，不过夜就要吃掉。自己的祭祀用肉，最多留三天，过了三天，不能再吃了。
评点：普适如此，食品保鲜，并无异议。但有专门的发酵食品，如霉千张、臭豆腐、欧美奶酪酸乳，另议。
——10.10——
食不语，寝不言。
王解：吃饭的时候，不要说话；睡觉的时候，也不要言语。
评点：这也是对待吃与睡的认真态度吧。至少上床要睡觉了不宜多话，说多了影响睡眠的例子常见。吃饭时候不说话，现在看来，应是指嘴里咀嚼着食物时不可开言，那很不雅观。至于边吃边谈，是重要的社交活动方式。
孔子难得，干什么都认真。有没有不认真、虚与委蛇、穷凑合的时候呢？可能有，不多。那就不仅是认真了，而且是心口如一，少做违心的事。
比较起来，现代人的形式主义、走过场、心不在焉、应付差事，可能比孔子那时候多得多了，可叹。
——10.11——
虽疏食菜羹，必祭，必齐如也。
王解：虽然只剩下了粗粮素菜，该祭祀的时候还是要认真祭祀，而去祭祀，就一定要斋戒沐浴，恪守礼数。
评点：人是文化的动物，做任何事情，都不仅是事情本身，而是代表一种恭敬、一种对于礼数的心悦诚服、一种合群从众的品质、一种顺规矩而行的自觉。孔子强调礼，良有以也。
——10.12——
席不正，不坐。
王解：坐席没有摆端正，不坐。
评点：孔子的主张是，心术要端正，行为要端正，举止要端正，每个细节都要严肃认真，端正完美。有点累，但毕竟可敬可钦。
——10.13——
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
王解：与乡里人士一起喝酒，喝完了，让拄拐棍的老人先走，等他们出去了，自己再走出去。
评点：或说，习惯成自然。或谓，陶冶性情。或曰，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礼节成为约束，这是在最初。礼节成为生活方式，这意味着成熟。礼节成为快乐与享受，这是一种类似沐浴的光鲜与洁净。
——10.14——
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
王解：乡里人士举行驱鬼除祟的仪式活动，孔子穿着整齐地站立在东边的台阶上。
评点：想起了我在新疆农村时，我被邀参加穆斯林乡亲的乃孜尔（祈福消灾的小聚与祷告活动），当人们诵经时，我郑重地坐在桌旁，微微低头不语，态度严肃。
对于“礼”的重视，是中华民族，包括各兄弟民族的一个共同特点。
——10.15——
问人于他邦，再拜而送之。
王解：委托他人问候看望不同邦国（诸侯国家）的友人（或亲戚）时，向被委托者或使者作揖行礼两次，恭送他离去。
评点：重视人伦包括朋友关系，重视“外交”活动，不可轻慢，不是顺水人情，不是假招子与随口应付。
孔子做任何事都包含着敬畏与认真，克制着马虎与漫不经心，这确实感人。
随着人的生活的社会化、信息化、公共化，开放化；随着礼节的确定化、程序化，人际交往还包括外事与准外事活动，越来越繁多复杂海量。有些做法与用语也渐渐变成了套话，诸如英语信件中抬头上加“dear”（亲爱的或尊敬的）署名时加上“yours sincerely”（你的忠实的），我国则是一切活动的讲话都要祝“圆满成功”……都像孔子那样认真当真，确也不易。
我国古典小说里已经嘲笑“给了个棒槌就当针（真）”，民间也有“拿着鸡毛当令箭”的俚语。人生的松与紧、宽与严、轻与重……是要有一个平衡的。孔子当年，还没顾上这一面。到了庄子那边，“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另是一番机灵与超脱了。他们各有长短。
礼节、礼仪、礼貌用语与礼节活动，不确定化不能被人们理解与接受，确定化、风俗化、公认化、标准化了，又容易变成老一套、套子、形式……直到令人质疑与厌倦。人啊，你的文化规范也真是难矣哉！
——10.16——
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
王解：季康子给孔子送来药品，孔子作揖行礼，表达感谢，接受了药品，同时说：“我对自己的病情与此药的药性还了解不够，就不能马上尝一下了。”
评点：古今礼貌习惯不同，今人，不管送什么可以入口的食品补品更不要说药品了，不可能当着客人的面先品尝的。古人此点确实可爱，超过了西方人当着送礼人的面把礼品打开的做法。
还有一个问题，吃的先尝，如果是穿的用的呢？要不要先试穿一下用一下？
毕竟是药，按照常识，不可能收到就服用。以药送人，当非随意，季康子估计不是二百五不是十三点，送的应该不离大谱，至少不是如今的处方药。今人呢？遇到被赠自己不敢贸然受用的礼物，可能也是这种态度，如果馈赠者别有企图，那就只能当面拒绝了。
就是说，你要受用旁人的礼品，前提是你需要“达”，需要具备足够的相关知识与信息。
——10.17——
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
王解：马厩起了火。孔子从早晨的朝廷议事回来，问询：“有人在火灾中受伤吗？”他没有问马的事。
评点：以人为本，无可争议。或谓，可以先问人再问马，并断句为“伤人乎不？问马”或认为“不”字为衍。窃以为这是自己找活儿干。因为不问马也不等于永不问马或不得谈马。孔子早朝刚回来，还不知道早朝中有什么要务缠身，马的事急什么？
——10.18——
君赐食，必正席先尝之。君赐腥，必熟而荐之。君赐生，必畜之。侍食于君，君祭，先饭。
王解：国君赐饭食，一定端正坐好，率先入口品尝。国君赐赠生肉，要煮熟，先进贡给祖先，再自己吃。国君赐赠给活畜，先养起来。陪同国君用饭，国君祭祀的时候，自己先开始用一点饭食。
评点：国君赏赐食用物品，当然是感激荣幸，受宠若惊，不得吊儿郎当地对待。君祭你先吃着，稍稍费解一点。或谓是替君王先尝尝，或谓是自己没有资格陪祭，自己先动动口，表达对国君的洪恩的涕零深感，不可拖延等待。也许是避免尴尬？国君赏饭，恩重如山，岂能立在或坐于桌旁装傻充愣？反正是个礼，礼多人不怪。
——10.19——
疾，君视之，东首，加朝服，拖绅。
王解：生了病，国君来看望，自己头朝东躺好，身上盖上正装（上朝的官服），浮搁上束腰用的宽衣带。
评点：坚持正规化，即使在最困难最不正规的时刻与条件下。坚决反对游击习气。
——10.20——
君命召，不俟驾行矣。
王解：国君召见人，不等备好马车，已经开步前行了。
评点：听喝听令，麻利干脆，忠心耿耿，油然动人。
——10.21——
入太庙，每事问。
王解：进入祖宗太庙，每件事都要先问问别人。
评点：第一仍然是郑重；第二是避免差池；第三是宁小心谨慎，毋粗心大意，宁多问添烦，毋贸然出错捅娄子。
——10.22——
朋友死，无所归，曰：“于我殡。”
王解：朋友死了，无人料理后事，孔子说：“我来负责他的殡葬事宜吧。”
评点：尊重生命，当然也要妥善地料理死亡。善待死亡，意在安抚生命。
——10.23——
朋友之馈，虽车马，非祭肉，不拜。
王解：朋友的馈赠，即使是车马，如果不是可做祭品用的生肉，就不必行拜叩之礼。
评点：不是因为从友人处得到物质的好处而拜谢，哪怕礼物非同小可。如果赠礼中包含了对于你的祖先的敬意，则事情马上隆重起来，将形而下的赠礼行为提高到形而上的敬祖先的义理与礼制的层次，性质与规格从而完全不同。这是日常生活中的自我提高，也是日常生活中的防避低俗。
——10.24——
寝不尸，居不客。
王解：孔子睡觉的时候不直挺挺地“挺尸”，在家时则不必像做客时一样地端正跪坐。
评点：具体说法有不同，似是指任何时候任何举止姿势都不可过于放肆，但也不必呆板绷紧。这应该也是中庸吧。当然，谁也不能时时刻刻紧绷着弦。
——10.25——
见齐衰者，虽狎，必变。见冕者与瞽者，虽亵，必以貌。
凶服者式之，式负版者。有盛馔，必变色而作。迅雷风烈，必变。
王解：见到穿丧服的人，哪怕平常很熟悉亲近，也要改颜变色，表示同情震惊。见到戴着礼帽或失明的人，虽然与他们常见无怪，也要露出应有的表情与容貌。
遇到穿丧服等特殊服装与某种代表了特殊处境的人，要手扶马车的前板，身体前倾以示郑重尊敬。遇到特别好的饭菜端上来，要有惊叹赞美的神情与姿势。遇到大风雷电，也要有震惊的反应。
评点：别人碰到什么事，你要感同身受。关心人、同情人，这是最重要的“礼”的要求与“礼”的根基。
戴礼帽与失明放到一块讲，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有意，甚至于，是不是那时的礼帽太高大，戴上了影响视野？一笑。
第一，你是一个有正常反应的人。第二，你是一个不怕别人知道自己的反应与态度的人，你不是深藏不露的阴谋家，不是莫测高深与莫知就里的异人，你少来什么喜怒不形于色。第三，你是一个很容易被接受被认同的人。
老庄的伟大在于他们的不同、特异、标新立异。孔子的伟大在于他的时时事事正常合情合理，而在众人都能接受的规范原则下，他做得最恰到好处。
——10.26——
升车，必正立，执绥。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
王解：登车，要站端正，手攥住扶手带。在车里，不要转头看人，说话不要大声，不要急躁，也不要用手指指点点。
评点：现在也是一样，坐汽车、火车、飞机，为了安全、不影响别人与方便，也最好是端正，低声，减少一点东张西望与指手画脚。
礼节原则与安全原则是契合的，有趣。
——10.27——
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王解：（据说此段解释历来莫衷一是，那么大概地设想一下吧。）孔子与子路在山间行走，看到一群野鸟山鸡之类飞翔着飞翔着栖息到树枝上，孔子显出了美妙的笑容。他说：“山梁上的雌雉呀，它们飞来的，多么是时候呀。”子路便给这些似通灵性的山鸟作揖（或谓子路想捉它们？疑非，气氛不对），它们振了振翅膀，飞去了。
评点：讲不通透，依然可爱。尤其放到这里，本篇已经讲了孔子太多的生活须知与举止要领，虽然其正当与合适颇能服人，毕竟不无拘谨与啰唆。结尾处突然来了一段大自然、山梁、野鸟、翔而后集，以及天知道啥意思的“时哉时哉”。不妨设想孔子认为山雉是欢迎他与子路的进山，他们也为进山逢雉而感到吉祥如意。孔子的特点是自己给自己寻找正能量，自己为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作出最光明积极的解读。而不是像某一类人，时时嘀咕、处处疑心，每秒钟都觉得受到了委屈或者暗算。
子路拱揖之，山雉感受到了师徒二人的好意与仁德追求，三次展翅答谢，与孔门师生互动。思之自觉空灵开阔，光明疏朗。除了人际关系尤其是侍奉国君这点小心翼翼的事，毕竟孔子还有面对山鸟大自然、面对世界、面对天地并为之有所感慨的机会与机能。见野雉翔集而与它们对话，何必有解呢？不解而欣赏之、吟味之、诵读之、开心之，岂不更妙？
我觉得这一段“色斯举矣”释为孔子笑了（《论语》中有许多讲到容色的地方），翔而后集释为飞后栖于树枝（如《诗经》中所说“温温恭人，如集于木”嘛），时哉时哉是称赞野鸟的前来，共是拱手，能讲得通。别的解读也会很有趣，拿解读此段当作高考作文题吧，只要言之成理就好。
此前一篇《子罕》也是如此，最后最后了，来了一个“唐棣之华，偏其反而……”至少是增加了《论语》的文学性与孔子的浪漫性，还有文本的耐咀嚼性。这难道有什么疑问吗？
《论语》也不例外，读古今中外的书，都有思之再三，查之再四，仍然弄不明白的地方；就像在与他人交往中，也有实在搞不清晰对方的某个说法、某个举动的地方一样。怎么办？千万别心窄，别较劲，别死磕。如果你确实喜欢这本书（这个人），请参加进去，尽量从最佳最入胜处解释之、补充之、挖掘之、涂染之，以至于想象之、创造之：乐在其中矣，美在其中矣，明白透亮的地方一片清明逻辑，不太明白的地方，一片善良美丽。
我懂了，这也是仁！
先进篇第十一
——11.1——
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王解：孔子说：“先头首创、生成礼与乐的，常常是四野的平头百姓；后来接受、修正、发展与延续此种礼与乐的，是辅佐君王的君子——精英人士。如果让我来选择，我更注意采用与研习先头的、成就于四野的礼乐原创范式。”
评点：古今人士都对此段解释得不太肯定也不太明白，我想试验的是：从文字述说中，像寻宝一样地寻找灵感和逻辑，努力以可能讲得通的理解，追求一种有启发的理解。
创造礼乐的是民人、是生活。婚丧嫁娶、种锄收藏、治乱兴衰，民人当然有自己的反映、自己的度过与纪念方式。积少成多、积短成长，积偶为成风习、积喜怒哀乐情绪起伏为约定俗成，乃有礼乐。而只有当礼乐出自人民，出自生活，人民化、生活化，成为久久积淀而成的生活方式的一个核心部分的时候，这种文化才有了根基，才成就了一个民族、一个地域的生活与文化范式。这是孔子所理解所关注的礼乐的本意。
孔子认为，很大程度上礼乐是四野之人自发积淀形成的，而不是君子按照一定的目标制定下发的。他首先关注的正是野人的先进文化。此话有相当的真理性，而且，显然从这个角度解释此段言语，似能说得通，似可能接近本义。
固然，中国的权力系统非常重视自己在礼乐教化上的作用与责任，以制定礼乐、统领百姓为己任，他们也确实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可以说，这方面的情况是：野人礼乐、君子采风，野人画龙、君子点睛，野人草创、君子告成。如果脱离了野人的先进，仅仅是君王君子们闭门造车，平头百姓们不认可不接受，自上而下贯彻下来的礼乐恐怕站不住脚。
从历史上看，孔孟之道被帝王将相的权力系统遵循践行得并不理想，但是老百姓恰恰认可了孔孟之道，这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所在。礼义廉耻四维，加上孝悌忠信为八纲，还有五常——仁义礼智信，此外的一说温良恭俭让云云，即使在现代史上曾饱受讥讽贬低，但它们经过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至今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了起来。《论语》代表的礼乐观念，正是先进于野人，后进于今日的君子的，当代中国的君子日益重视传统文化（礼乐）了，《论语》言中了也。
当代，我们也费了很大力气搞文化的破旧立新与移风易俗，有的与民众的愿望及固有的传统结合，确有成果，如扫盲、普及教育、卫生清洁。有的就是事倍功半，甚至走向反面，例如“文革”。
目前引起各方关注的核心价值教育，这恐怕是几代人的任务。关键在于能不能长期深入人心、恰中穴位，从历史中、生活中、人心中找出依据，涌出珍重爱惜，与传统中的精华相结合，与正在风起云涌的现代化步伐相结合。只有涌自人民内心的源远流长、根深叶茂，扎根于四野之人的价值认同，才能取得核心价值应有的春风化雨与凝聚人气的效果。
这里的野人与君子的字义，一个是指在野，一个是指在朝。想来大致如此。
——11.2——
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
王解：孔子说：“当年在陈、蔡两地跟随我的学生，现在都已经离开了。”
评点：从现今人的观点看，孔子说此话时的年龄可能不算很高，但夫子已时有今昔之感、逝者如斯之感。某种意义上，文学、宗教、哲学、历史、民俗，以及许多科学门类的启动与深入都离不开人类的时间感受、沧桑感受、念天地之悠悠的感受。
——11.3——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王解：（孔子说：我的学生中）德行方面突出的是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说交际外事方面突出的是宰我、子贡。行政事务方面突出的是冉有、季路。熟悉文献礼法典籍的则是子游、子夏。
评点：孔子重视德行，视之为首要。问题在于德行能否与交际、发言、行政、文案一样成为一种职务，一种岗位，一种行业。这几项又怎么可能平列。只好解释为，有了德行方面的成就，干吗吗成，无往而不利。
——11.4——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
王解：孔子说：“颜回并不是特意为了支持我帮助我，问题在于他对我说的话没有不心悦诚服的。”
评点：就是说，孔子与他的爱徒颜回之间，并不是仅仅有师生关系、主从关系、上下关系，更重要的是追求真理的关系，是认识上志同道合的关系。他们的契合一致，不是礼数上的一致，不是秩序上的一致，不仅仅是孝悌忠信、道德义务、伦理义务上的一致，更是认识上、良知良能（先验的、天生的、无条件的知识与能力）上与品性心灵上的契合和一致。
在这句话中，孔子流露出一种心情：“说”——喜悦、心悦诚服，比“助”——一种人际义务更珍贵，更重要。也许孔子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他是圣人，他强调的不是感觉而是理性判断，尤其是对于人的义务的判断。西方目前讲究“人权”——human right，孔子讲究的是“人（义）务”，但英语里没有“human obligation”这个词。有点意思。
——11.5——
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
王解：孔子说：“真是太孝顺了，闵子骞呀！听了他的父母兄弟对于他的故事的讲述，人们没有办法不信服他。”
评点：闵子骞的故事后来发展成为《二十四孝》与说部中的《鞭打芦花》，并至今为一些地方戏剧与曲艺节目所广泛传播。除了孝顺，这个故事与基督教的宽恕主张相通。而与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还有以血还血、以命抵命）的口号对立。
现在人们的看法自有不同，会认为他的做法同样也与法治精神对立。我国《刑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虐待儿童罪，但有虐待家庭成员的罪名与有关法律规定。有法必依，不能笼统地讲孝顺。而在两三千年前呢？闵子骞的故事仍然令人落泪。
——11.6——
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王解：南容多次诵读《大雅》上的“白圭”诗句（说是白色的玉圭上的污点是可以磨洗掉的，而我们言语上的瑕疵的后果却无法摆脱）。孔子把哥哥的女儿嫁给他。
评点：呜呼，古人之慎言已经如此，看来绝对的言者无罪是难以做到的。南容此前已经讲过其特点是邦国有章法，他不会被埋没；邦国无章法，他不会坐班房。读者会更多地从进退有方、处世有术的观点来看他，与孔子赞叹的宁武子差不多。这一节，又强调了他的谨言慎行。看来，仅仅有智慧，不加上谨慎，仍然难于免灾，也仍然娶不上孔家女子。
——11.7——
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
王解：季康子问：“老师的弟子当中谁算得上好学——学得好？”孔子答道：“过去有颜回好学，不幸他短命早早去世了，如今已经没有颜回这样称得上好学的人了。”
评点：这里的好学，应该包括善学、学得好、学好的意思，否则似不能说孔子的其他弟子贤人都不爱学习。
与“好学”相比，我的童年时代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人们经常强调的是“学好”，即学着当一个好人；而对儿童最严厉的警告与训斥是：“你怎么不学好！”
——11.8——
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
王解：颜渊死了，他的父亲颜路请求孔子以孔子的车辆为代价给颜回添置一件外棺。孔子说：“不必讲什么人才不人才，咱们各说自己的儿子吧。我的儿子孔鲤死了，也是有内棺没有外棺。我不能用步行作代价来添置颜回的外棺。因为我担任过鲁国的大夫，是不能徒步行路的。”
评点：前前后后，屡屡记载了孔子对于颜回的器重与喜爱，但是事关制度规矩即“礼”，孔子不能感情用事，只能照章办理。而具体到当过什么、什么级别的官员就不能步行，这个说法听来不免陈腐。例如北欧那边，高官步行是常事，因而有高官在大街上被枪杀了的，亦未见其因此而改为出必备车。孔子坚持遵循当时的礼制，不打折扣，显现了他该时该地的原则性。
——11.9——
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
王解：颜渊死了。孔子说：“是老天爷要灭掉我呀！”
评点：是孔子对天发牢骚吗？不是。是孔子违背了自己的不语怪力乱神与敬鬼神而远之的原则了吗？也不是。这是情绪，这是郁闷悲伤，这是哭泣，不是世界观、终极观、天命观的论述。
——11.10——
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
王解：颜回死了，孔子哭得极其伤心。他的跟随者说：“老师您哭得太悲痛了。”孔子说：“这算是太悲痛了吗？不为这个死者而悲痛，又为谁去悲痛呢？”
评点：当然，孔子也有动感情的时候，即使动着感情，也仍然有着自己的分析与判断。
——11.11——
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王解：颜渊死了，他的同学想把丧事办得隆重些。孔子说：“不要那样做。”但孔子的门徒们还是为颜渊办了隆重的丧事。孔子说：“颜回你看待我就像看待父亲一样，我呢，我不能像对待儿子一样地对你有什么特殊可言啊。现在把丧事办得这样大，不是我的主意，是你的同学们安排的呀。”
评点：还是：情归情、理归理、礼法更要归礼法，不可因情而冲击礼法。
例如《红楼梦》中贾珍对儿媳秦可卿的丧事，反应如丧考妣，感情用事，任意提高规格，反而被怀疑被讥刺被视为丑闻在焉。
孔子处理各种具体问题，都有自己的坚持、半坚持、不坚持、反对、坚决反对之别。颜父要孔子卖车为颜渊做椁，孔子明确拒绝。二三子（学生们）要大搞葬礼，孔子说“不可”，但还是大搞了，孔子也参加了超标的葬礼，但又注意拉开一点距离，当众说明大搞不是他的主意。
孔子的做法在当时看来，应该是恰到好处。但后人也许会觉得他过于面面俱到。也许有人更喜欢一就是一，二就是二，黑白分明的办事方式。
——11.12——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王解：季路问应该如何侍奉鬼神。孔子说：“人还侍奉不好呢，谈什么侍奉鬼神？”季路又问孔子对于死亡与死后的看法。孔子说：“活着的事情还说不清楚呢，又上哪儿得知死亡与死后的事儿？”
评点：孔子说得极其雄辩，并极富务实精神。从实用上说，谈人生“此岸”的“彼岸”，谈非此生的事情，是毫无益处的。但是人们、人类不可能因为如许的雄辩与实用精神而停止任何形而上的包括鬼神、死亡、彼岸问题的思考。“向死而生”，是任何生命个体不能摆脱的命运，谁能不有所牵挂，有所思忖？相反，庄子大谈他的善其生者善其死——善待生命也要善待死亡的理论。在这个话题上，庄子更值得称道。问题是庄子又太豁达过限了，庄子连死亡带来的悲痛与遗憾都全盘否定，使他的豁达理论与一般人之间留下了太大的距离。
也许是今天的文化思想格局大不相同的关系，窃以为，如果孔子在关注此岸、关注现实与实用的同时，涉猎一下彼岸、鬼神、生死，哪怕只是抽象地清谈一下，该多么好啊。人毕竟不能活得那样务实呀。
——11.13——
闵子侍侧，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王解：闵子骞在孔子身旁，规规矩矩；子路在一边，牛气十足；冉有、子贡，轻松健谈。孔子乐了，说是“（你们都很可爱，）但是子路那个牛劲儿，恐怕后果不妙”。
评点：孔子了解自己的弟子们的个性，并且包容与欣赏他们的个性，这很先进。他担心子路的后话，与老子的理论一致，老子的认识是“物壮则老，是为不道”。中华文化偏阴柔的倾斜，从早期便是这样。
——11.14——
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王解：鲁国人要改建（或修建）大仓库。闵子骞说：“就原来的样子还不行吗？何必另行设计呢？”孔子评论说：“这个人啊，平日不怎么说话，一说就说到点子上。”
评点：闵子骞的意见到底高明在哪儿，从这短短的叙述中不大看得出来。孔子的评论厉害，“言必有中”，有几个人能做得到？谁没说过废话、错话、昏话、夸张话、隔膜话、过头话？包括历史上的各路英雄豪杰神仙大师。
“言必有中”的人做到“夫人不言”就更困难，不言的人可能羞怯、畏缩、迟钝，缺少表达能力。不言的人多，有中的人少。
那么，孔子此评语会不会有点溢美呢？不知道了。反正孔子不喜欢夸夸其谈的忽悠大王，无疑。
——11.15——
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
王解：孔子说：“怎么子路跑到我家弹起琴来了？”众弟子（反映子路有些二，）不敬重子路。孔子说：“子路已经登堂，好比已经进了客厅，但还没有入室，没有进入我的工作室、内室罢了。”
评点：子路有没有莽撞的表现，有没有琴艺不高扰乱老师清听的事情，可以不论。就像前面闵子骞的勿改长府设计论到底是为了节约还是纯粹出于功能性考虑，不必下功夫研究。这里其实要表达的是孔子的言必有中论、登堂入室论与登堂未入室论，这里最重要的其实是孔子本人的言必有中，是孔子对于门徒登堂入室的深层次智慧追求，而不是弟子们的表现。
登堂入室之说脍炙人口，现实地说，子路登堂而未入室，象征地说，子路的修养学问，也是进入了客厅，没有进入内室，他的火候还不行。
《论语》的主体是孔子，当然。有的学者能更多地考察推测出其他人物的诸种故事与孔子的话的针对性来，令人敬佩。即使推断得其说不一，也不影响我们对《论语》的阅读。
——11.16——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
王解：子贡问：“子张与子夏，哪个更胜过另一个？”孔子说：“子张呢，做事说话，有点过头；子夏呢，说话做事，欠点火候。”子贡说：“这样说，是不是子张略胜一筹呢？”孔子说：“不是的，过头与不足，二者差不离。”
评点：过犹不及，是孔子的重要论述，是一个避免极端性、片面性幼稚病的重要思路，是人品，也是方法论，更是处世要义。过去如此，其后如此，至今如此。
当然，在大革命时代，在战争时期，在各种矛盾高度尖锐化的时刻，会有人提倡激烈拼命，指出不过正不能矫枉，指出为了给一间屋子打开门窗必须做出拆房的姿态，但那毕竟是非常情况，稍有进展，例如革命成功了，政权到手了，就不能再一味激烈夸张下去。
还有一个问题，即使是自己的亲密生徒，亲爱部将，比较之言说之，一般不宜轻易张口。如果是今人，多半会回答他们各有各的特点，没有可比性。孔子在这里煞是直爽。孔子有有话两面说的特点，但仍然直截了当，仍然敢负责任。这就不仅仅是说话的技巧或风格问题了：一个人仅仅有组织词汇的技巧与口才，远远不够，一个老师必须有真才实学、真知灼见、直言勇气、责任担当，有面对挑战、面对困惑的自信。
——11.17——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王解：那个（鲁国的大臣）季氏，现在比（中央政府的大臣）周公还富有，冉求却帮助他聚财敛钱以增加财富。孔子听说了这个情况，说：“这样的人不能算我的学生。你们要敲着锣鼓，造出声势，闹出动静，去攻击他批判他反对他！”
评点：第一是孔子警惕依附豪门、为虎作伥的行为，他不赞成给豪强一族当狗腿子、师爷，这表达了孔子的正义感还有尊严感。第二是鸣鼓而攻之云云，读之真切动人，如闻其声，如见其状。似乎有点搞运动、搞斗争会的意思。不知咱们这里特有的（苏联也没有）群众斗争会是不是受到孔子此语的启发。
——11.18——
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
王解：高柴愚傻，曾参鲁直，子张偏激，子路莽撞。
评点：这些个性的语言表达，都有正反侧不止一个方面的含义。愚，是老子最提倡的，显然它包含了单纯、听话、易于统领的含义。而鲁的另一面是直爽、勇敢、正义。辟即剑走偏锋呢，说不定也有特殊的创造与贡献，说不定能放射出天才的火花。偏激的思路，如果是做学问写文章，说不定能闹出点片面的深刻性来。总之对偏激的行为我们尽量避免和制止，对偏激的诗文，我们可以网开一面，留下研究把玩。至于喭（莽撞）者也是历史与人生中所需要的，所谓闯将是也。
——11.19——
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
王解：孔子说：“颜回其实还差不多，但他常常陷于贫穷。（或云，颜回也想规划一番事业经济，但屡猜度屡不中。）端木赐不向命运低头（或不接受官方任命），自己去做生意，他的猜度安排，多次获得成功。”
评点：对颜回的“屡空”，解释歧义不少，不论歧义多少，反正都不是什么好话。孔子屡屡褒扬颜回又屡屡说到颜回的事功方面的不成功，也可能是颜回的事功方面的不顺，更加引起了乃师的同情怜惜？孔子有务实的一面，也有理想主义的一面。孔子有生之年在事功方面也不算顺遂啊。
——11.20——
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践迹，亦不入于室。”
王解：子张问孔子怎样做一个善人或善于待人。孔子说：“不用踩着他人的脚印走，也不一定非得进入他人的堂奥。”
评点：每个人的成才之路各不相同，有的主要靠苦干取胜，有的主要靠胸怀与智慧成全了自己的大格局大事业，有的重点在含辛茹苦、安分守己，有的特色在雄才大略、呼风唤雨，有的潇洒风流、超拔高耸，有的厚德载物、如牛负重……学我者生，似我者死，齐白石谈的画画的道理与做人是相通的。不践迹，就是不要死学他人、模仿他人。不入于室，就是不要死钻、硬钻、照搬一个人的富有个人特点而别人难于学到手的本事。不践迹是要有自己的路线图。不入于室，是要有自己的目标与特色。
——11.21——
子曰：“论笃是与，君子者乎？色庄者乎？”
王解：孔子说：“人们愿意推崇诚笃忠实的人，问题在于，这些被认为是笃诚而被推崇的人，是真正的君子呢，还是假正经的伪装呢？”
评点：正如老子所说的“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如今孔子也说，皆知笃之为笃，都“论笃是与”了，麻烦也就出来了。任何一种美德的被认可，都伴生着作伪做状的可能，有真美猴王就有六耳猕猴冒充美猴王，有正人君子就有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中不无批评儒学“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的。其实孔子当时已经对此有所警觉。
任何一种价值的认同，都同时会产生真伪难辨的麻烦。真小人与伪君子，哪个更糟？一直困惑着我们。
却不能因为有价值作伪就不再维护与珍惜公认的价值标准，我们不能陷入道德虚无主义与赤裸裸的实利主义。也不能因为价值认同，就放松对于价值作伪与价值霸权的揭露与批判。
即使一个人已经成功了，已经成为论笃是与的标兵了，已经成为道德旗帜了，我们也不能为了护旗而为笃者讳，仍然要监督兹面旗帜、兹标兵的兹后表现，要帮助他或她再立新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多了去了。
——11.22——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王解：子路问道：“听闻到了（一个道理、一个说法、一种教诲，或一件不无危险的差事）就应该行动吗？”孔子说：“你的父兄还在，（应该听取他们的意见或思考对他们的责任，）怎么可以听见什么就立马去行动呢？”冉有也问：“听闻到了就应该行动吗？”孔子说：“是的，听闻了，明白了，就应该付诸实行。”公西华听说此事后就去问孔子：“为什么子路问，你的回答是有父兄在不可以听到什么就实行，冉有问，你的回答是对的，听闻到了什么就应该付诸实行。”孔子说：“冉有性子迟疑，要鼓励他去行动；子路性子急躁，要给他降降温。”
评点：孔子处处注意到因材施教，注意到自己的话语对弟子的针对性，这当然是自古以来颇受推崇的。但是问题在于这里讲的所闻听的“斯”究竟是什么，如是一件危险差事，这样讲就说得过去；如果是讲一种道理、一种原则、一种价值，就不应该搞“双重标准”。如果是价值、核心价值，那么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急性子慢性子与之没有太大的关系。师从孔子的目的与其说是解决应变策略问题不如说是解决根本的原则问题，从教师那边学到了基本的知识、观点与方法，具体事务如何处理是自己的事。如果老师动辄灵活到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程度，或许反倒不易搞清楚了。
总体说起来，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方法，灵活性、机变性比较发达，谋略性、闪烁性、含糊性也时有闪光，而科学性、实证性、逻辑性尚有改善的空间。不知此段能否引起我们这方面的思考。
——11.23——
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女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王解：孔子在匡地被囚禁。颜渊晚一步才来看望孔子。孔子说：“我还以为你死掉了呢。”颜渊说：“老师您还在，我哪儿敢死呢？”
评点：孔子激赏颜回，颜回爱戴孔子，其情也深，其言也切。
单纯从字面上看，我以为你死了呢，似有抱怨颜回来晚了的含意，但从孔子历来对颜回的激赏来看，应无此说。可见光看文本也靠不住。下边颜回的话，拿到今天来说，未免太夸张，因为即使是两千五百年以前，人们也会知道死不死不是自己敢不敢的问题；那么此话就涉嫌“巧言令色”。具体到颜回身上，又似不该作如是想，可颜回硬是作如是想，如后世的革命家一项任务没有完成，就一直撑着一口气。也许是随着不舍昼夜的逝者如斯夫，人们的巧言令色的毛病日益发展，好听的话越普及，可信度越下降，言语能力与诚信预期成了反比。可叹也夫！
——11.24——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曰：“然则从之者与？”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
王解：季子然问孔子：“子路、冉有他们能够称得上‘大臣’吗？”孔子答道：“我以为你问别的呢，敢情是问子路与冉有。所谓大臣，应该是以大道为尺度协助君王理政，履行不了大道，就应该离开不干。今天的子路、冉有，只能说是具有了（普通的）臣子的条件罢了。”又问：“你是说他们只知道服从君王吗？”孔子说：“当然他们也不会跟着君王弑父弑君的。”
评点：这是一个大问题，孔子主张君君臣臣，主张对上的忠顺。但他又认为真正的大臣应该有自己的道，即自己的理念与原则，服膺理念原则，甚至比服膺君王还重要，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思路。
笔者早有此说，古代中国固然是一个封建专制国家，但德治、王道、礼治思想，还有道高于一切的文化思潮，客观上形成了对于封建帝王的一种文化监督、礼制监督、谏官监督。为政以德，以德治国，听起来很美，反过来说，也就意味着无德、缺德只能乱国，乱之有理、反之有理。不要只看到德是权力系统的武器，可以理顺百姓民心。还必须看到，德，还有道，也是平头百姓与臣子的武器乃至反对派、造反派、起义者的武器，一顶无道昏君的帽子，就给君王判处了死刑。以德、道为坐标，臣子常常对权力系统、对君王提出劝诫批评建议。读读历史就知道，古代帝王，做事并不顺遂，常碰钉子。常常有君王想办个什么事、想改个什么规矩，底下跪一帮子老臣，反对、死谏帝王的斗争场面出现。
当然，孔子本人不会赞成“乱臣贼子”的犯上作乱，他说的是道不行则止，不是反叛。
普通臣子则达不到这个高度，只要不跟着弑父弑君，其他方面，当然只能听喝。
一上来孔子听了季子然的提问，说“我还以为你问别的呢”，流露了孔子对子路与冉有的评价不是太高，他可能认为季子然的提问太夸张了，子路与冉有，离真正的大臣，还差得远呢。
——11.25——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
王解：子路让子羔去费地当地方官。孔子评论说：“这可是害了人家的孩子了。”子路说：“费地有百姓民人，有土地庄稼，该怎么管就怎么管，为什么非得读了书有了学历才行呢？”孔子说：“正因如此，我才讨厌能说会道、巧言善辩的人。”
评点：事物都有两面或多侧面，读书好学是重要的，从实践中学习也是重要的。年轻、有学习条件却放弃学习的人是可惜的，故而说过早地从政是害了孩子。子路抬杠，抬出社稷民人，当然也说出了一番不易驳倒的道理，却只能令孔子倒胃口。
不知是不是孔子被子路的反驳激怒了，有点老羞成怒？不与你谈具体问题，而是上纲到佞不佞的比较抽象却是道德的层次，把子路的嚣张气焰打了下去。
一个是就事论事地辩论是非曲直得失，一个是上纲到品德态度风格进行人身批评，这是两种辩论方法。如今我们常常将后一种辩论称为“诛心之论”。一般情况下不宜急于指斥与自己不同意见的人有品德问题。
——11.26——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
“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
“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三子者出，曾晳后。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王解：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四个学生陪孔子坐着。孔子说：“我无非是年龄比你们大那么一点点，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们不必拘谨。平常你们会说‘可惜的是没有什么人了解我呀’，那么设若你们已经被权势人物所了解，即将为世所用，那么你们想干些什么呢？”
子路立即宣布：“一个有一千辆兵车的侯国，夹在大国之间，既有外面的军旅压力，又有境内的饥荒连连，交给我管，三年时间，我能做到让那里的民人骁勇善战，不畏强敌，而且懂得规矩道理。”
孔子露出了哂笑之状。再问：“冉有，你打算怎么做呢？”
冉有说：“一个方圆六七十里或者五六十里的小侯国，我去管理，三年时间，我应该能让百姓过上相对富足的生活，至于礼乐教化方面，还得等待君子精英的出现。”
孔子问：“那么你呢，公西华会如何呢？”
公西华说：“我不能说我已经能够做到什么什么，我只能说我想学着做点什么。无非是宗庙里的事，或者是祭祀典礼，或者是与外国举行什么仪式，我愿意穿上礼服，戴上礼帽，当一个司仪之类的小官儿。”
孔子说：“曾点，你怎么想的呢？”
曾晳正在缓缓弹琴，铿锵一声响，他停下了琴声，说：“我的想法与他们的思路不太一样。”
孔子说：“那又有什么不好，不过是各人说各人的嘛。”
曾晳说：“到了暮春时节，穿上了春季的服装，找上五六个成年人，加上六七个年纪小些的孩子，到沂河波浪里戏戏水，到舞雩祭台上过过风，吟咏歌唱着回来，这就是我的志愿了。”
孔子叹道：“我推许的是曾点的说法。”
说话的前三个人退去了，曾晳后走的，他问：“他们三人说得怎么样？”孔子说：“也就是各说各的吧。”
曾晳又问：“您怎么有点笑话子路呢？”孔子说：“一个国家应该实行礼治，子路他说起话来，不知道谦让，所以我有些笑话他。”
再问：“冉有所说的方圆六七十里或者五六十里的地方，不也是一个邦国吗？”答：“那么大地面还不是邦国吗？”接着问：“那么公西华说的是不是也是一个邦国呢？”答：“又是祭奠，又是会盟，不是诸侯能是什么？公西华说这个小，那么还有什么事能够得上大呢？”
评点：这一段最为有名，暮春者如何如何，引用得多的是了。
前三个人大意差不多，想当个侯国官员。前两个是搞地方行政管理，后一个是搞典礼场面，当时认为极其重要。子路不等老师点名率尔回答，是他的一贯作风。这儿的记载有前后矛盾处，他讲的某国的处境一个是外有强敌或强邻，内有饥荒，他训练的，他许诺的却只有武备与“国”防方面，这有点可疑，他给自己提出了两个问题，只回答其中一个，说得过去吗？不是自己难倒自己吗？
只一个不谦让，似非大过，勇于承担，勇于进取，有可取处。还有一个，如果在修齐治平、治国理政、关切民生、保家卫国上人人也都是让字当头，是不是也是一种消极的国民性呢？不是本应该有一种“苟利国家生死以”的往前冲的态度吗？再说让起来也没有边际呀，不抢着说，什么事都是最后说，不说自己行，谦虚地表示自己嘛也干不了，这是标尺吗？
第二个说话的人冉有谦逊些了，他只管民生，礼乐得另请高明，反衬出在未解决温饱的情势下，讲礼乐不无奢侈。治国平天下之事虽大，还是要先吃饱肚子，如果自古以来有共识，恐怕少了很多荒唐与冒险。
第三个是公西华，汲取了前二人的教训，更谦虚了，不是能力的有，是想学习学习，我是来学习的，至今这仍是谦虚秀的一个重要说法。不重实权，重场面规模，倒也是一个思路。中华文化传统本来就是注重虚实两个方面的互补与转化的，有点意思。西方一些实行内阁制的国家，元首也是有场面而无权力的。孔子看得很透彻，才说：“如果这样的官算小官，那么什么是大官呢？”
曾同学的说法很生活，很文学，很平易，很亲和，充满生活情趣，热爱生活，天人合一，最为放松，受到历代人士的盛赞。作为微型散文，它很成功。作为“言其志”，不无令人困惑之处：孔子教学的目标是培养早日退居二线的闲人逸士吗？这能算志向志愿吗？找一帮青少年浴水沐风就算目标了吗？又不是旅游局的实习。他们如何养家糊口？他们算不算士，想不想当君子，有没有对社会对家国对民人的任何使命感？再想想孔子前面反对捂盘惜售、要求及早卖玉的主张：“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就更不好理解了。
也许可以这样理解，一个是孔子的主张在于他的此岸性、现实性、正能量性。他的前提是对于此生的积极达观的态度。正是曾晳的看似不经意的说法当中透露了这样一种健康的阳光的生活态度。态度则美好矣，能达到这样一个美好的境界，已经是天下有道的结果与标志了。
说这就是一个人的精神走向与追求，就是一个人的人生目标，仍然有一点难处。
中国人自古就有进与退两手准备，攻与守两种战略。一方面提倡的是胸有大志，另一方面不能不看到好多人大志落空，蹉跎终生。考虑到这一点，所谓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所谓立于不败之地；所谓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所谓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所谓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事，都很智慧也很微妙有趣，为大量的受挫者与一时得意仍免不了被受挫的阴影笼罩的读书人所激赏。
孔子与四弟子谈志的时候可能年纪已经不小，屡遭挫折坎坷，更多地想到了退于山林的前景，更多地愿意称赞天性恬淡、自在乐生的这一面。曾点的说法，对于许多虽有大志却未得施展的人士来说，其魅力是不可小觑的。对于懂得急流勇退、善始善终的成功人士其实更加健康，寒温补泄消长，真是功效兼得的灵丹妙药啊。
也恰恰此节，孔子的精神走向与老子相当接近，毕竟都是我中华文化啊。
颜渊篇第十二
——12.1——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王解：颜渊向孔子请教仁的修为。孔子说：“克制自己的私心私欲，回到礼法的要求与轨道上，那就是仁了。哪一天大家都做到克制私欲，回归礼法，也就是天下回到仁政、仁德的轨道上了。仁与不仁，决定于每个人自己，哪里是由外界来决定的呢？”颜渊说：“请讲一点具体细目方面的事儿。”孔子说：“不合乎礼法要求的东西不去看它，不合乎礼法的言语声音不去听它，不合乎礼法的话语不去说它，不合乎礼法的事情不去做它。”颜渊说：“我虽然不算聪明，但我一定按您说的去做。”
评点：这四个非礼勿怎样怎样非常有名。至今有些训诫似乎仍与这种格式有关，如讲“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
自律就是仁？坚守礼的底线就是仁？这个说法在语义学与逻辑学上有一点吃力。怎么对仁的答复全是礼，难道礼即仁乎？
还因为这样的关于自我约束、关于不要做什么什么事的高度自觉自律的表述，让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谨小慎微，是行为方面的谦谦君子，而不是心性方面的仁爱仁义。
问题在于，孔子的学说认为，秩序来自礼制教化，而不是仅仅来自权力，权力来自德行的光辉（譬如北辰，众星拱之）而不是来自强力暴力霸业与组织力，也不是来自法制、民主、神祇（君权神授），不是来自历史规律。礼制呢，不是来自权力的压迫，而是来自心性的自来善良，来自本能的先验的孝悌情性。
孔子的逻辑是，心性产生善良，坚持善良的高端人士中产生了圣贤，圣贤的教化完善了心性，使得原生态的善良本性文化化、固定化、条理化、可传播化，从而产生了道德，道德的外化与可操作化，产生了礼制，礼制反过来抑制住心性中可能有的魔障，如贪欲等，便产生了不可逆化的秩序，所有这一切“一以贯之”，整合为仁或名之为道。
孔子坚信，仁之道决定一切，决定一个邦国与天下的治理状况与全体臣民的境遇。君王懂得并践行这样的道，就是大治；违背这样的道，就是无道，就是垮台灭亡。
在这样一个总体逻辑底下，他具体指导自己的学生，从不同的角度讲述仁的内涵与实践之路。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根本性的论述，为仁由己，这四个字应该大书特书，它带有萨特的自由选择说的味道，强调的是一己的责任。由于种种原因，这种选择的责任意识在我们这里似乎不太发达，一场社会灾难过去了，在混乱中凶相毕露、洋相出尽的人，都是若无其事地批判指定的几个靶子，怎么就不能想想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12.2——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王解：仲弓（冉雍）向孔子请教对于仁的修为。孔子说：“出门在外，见到谁都要恭恭敬敬，如同对待要客（VIP）；使役管理百姓如同组织盛典大礼，也要恭敬严谨、一丝不苟。自己不愿意遭受到的做法与对待，就不要以之对待别人，待人与待己要循一样的原则。这样的话，在邦国里，不会产生抱怨龃龉；在家里，也不会产生抱怨龃龉。”仲弓说：“我虽然不算聪明，但一定会按照您说的去做。”
评点：敬、尊重，在孔子的学说里很重要，在走向现代化、走向自由民主法治和谐富强发展的今天同样重要。正是现代社会，日益强调人的尊严。国家与人民都需要富足发达，需要自卫能力，需要文明进步，也都需要尊严。可惜的是许多历史时期，权力系统不懂得尊重人民、尊重科学、尊重真理、尊重传统与世界的文明果实。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语简单明了，朴素亲切，无可辩驳，无须解释。盖世间诸多麻烦，在于人、己的两张皮：谁都是不愿意受伤害受损失的，但是会自以为是地在不经意间乃至有意地为他人造成伤害损失。你不愿意被勉强被委屈，但是你的自我中心，你的随着权力而畸形膨胀的自我，常常在勉强旁人委屈旁人。你不愿意看到旁人牛皮烘烘、得意猖狂、胡言乱语……或者抠抠搜搜、奸诈自私的样子，但你自己不能保证绝对没有此类不可一世或低下不堪的表演。不用说国际国内的政治大事了，就是夫妻之间，能认真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了吗？
多为别人着想，这个世界就变得可爱多了。
——12.3——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曰：“其言也讱，斯谓之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
王解：司马牛向孔子请教关于仁的修为。孔子说：“这个仁呀，说起话来要迟慢一些。”司马牛问：“什么？说起话来迟慢些就是仁？”孔子说：“做到仁是很困难的，做起来困难，说起来能够不迟慢些吗？”
评点：就事论事，就仁论仁，孔子的说法令人难以接受。忍耐、迟慢，就是仁？这个说法未免雷人。是孔子故作惊人之语？是孔子对司马牛有点看法乃至有点情绪？是孔子对司马牛的毛躁冒失看不下去了，不论你问什么我都要告诉你：先给我降降速、降降温再说？
反正作为一个伦理学的讨论，或者是词义学的讨论，“仁者，其言也讱”的说法难以讲得通，哪怕立此论者是孔圣人。
最多可以解释到这一步，孔子讲仁呀礼呀敬呀恕呀，无意构建一个学理的体系，而是要纠正指导生徒的行为举止。此前的一些章节，孔子强调仁的心性性、深刻性与无涯性，因此即使是人众都肯定的人物，是孔子本人也颇有正面评价的人物，他就是不说他们是仁者。他很吝惜以仁字评价他人。但这里学生们询问起来，他讲的则是从何处入手，从何方向迈出仁的一步。从孔子的这些说法中我们看到了仁的另一面：从我开始，不决定于外界，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开始仁的修为，很容易，从说话放慢速度做起，从处世待人恭敬严谨做起，从非礼的事不做做起，从认定仁与不仁决定于自身做起。而做到仁的全部要求，做到一个人的完全的仁化，则是另一码事，固殊不易也。
——12.4——
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王解：司马牛向孔子请教一个君子的修为。孔子说：“君子人没有忧愁，也没有畏惧。”司马牛问：“不发愁不害怕就算君子了？”孔子说：“只有自我反省的时候没有负疚感的人，才能做到完全没有什么可忧可惧的呀。（而一个人能够不做内省起来负疚的事，还不是君子吗？）”
评点：司马牛问的问题比较大，孔子的回答比较小。司马牛的提问似乎很深，孔子的回答举重若轻，似乎浅显。这样，不仅是司马牛，而且是今天的读者，可能对此处记载的孔子的回答感到不甚解渴。
同时可以抬杠，恰恰相反，王某认为，恰恰是君子才常常有负疚感，君子才会写忏悔录，才会给被自己的国家军队屠杀了的犹太人的纪念碑下跪。君子才有自省精神，君子才懂得反思与道歉，才会发愿“过去种种，比如昨日死，今后种种，比如今日生”。而灭绝人性的魔头、刽子手、强盗、侵略者，他们才不内疚呢。
当然我们可以设想，孔子认为，人的天性是善良的，如孟子所说：“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有没有负疚感，并不是你个人说了算，民人还要说话，众君子还要说话，社会还要说话，王侯与皇帝还要说话，历史的春秋笔还要说话。
同时，也可以设想，孔子这样的“圣人”，他坚信仁义道德的无可比拟的力量，他必然会宣布：自我审判是最严厉的审判，内心审视是最无情的审视，即使你欺世盗名、弄虚作假、颠倒黑白、自恋自傲做到了一百一十的火候，你在君子之道面前，你在大道面前，你在中华文化的仁爱与礼法传统面前，仍然会产生捉襟见肘、无地自容之感。你的色厉，只能暴露你的内荏。你的夸张，只能反衬出你的贫乏。你的棍棒胡抡，只能说明你已经束手无策。你的吹嘘声势，也只是你的恐慌危殆的证明。
连续四段，都是弟子深问，孔子浅答；弟子大问，孔子小答；弟子艰问，孔子易答。应非偶然。对于功成名就的大人物，孔子不奉承他们的仁。对于弟子，孔子想说的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小善可以通向大仁，积善成仁。
——12.5——
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
王解：司马牛忧愁地说：“众人都有兄弟亲人，我独独没有。”子夏说：“我听人家讲过：生与死，是有命运在那里主宰着的；富贵与贫贱，则一切取决于天意。（你有没有兄弟，这并不是你自己负责的事情。）做一个君子人，恭敬严谨，无所失误；对待他人，尊重谦和，你会感觉到，四海之内，到处都是你的兄弟。君子人何必为自己有或者没有兄弟而忧心呢？”
（按照前人的说法，本段与前一段有一个特殊的背景，司马牛有一个哥哥犯上作乱，为此司马牛与他划清界限、断绝关系了。他有些嘀咕。孔子讲君子包含着对他的大义灭亲的支持，讲不疚的意思是出自劝导他对于自己的正义举动不要嘀咕。子夏的话的意思，也是劝他心安理得。）
评点：这一段中的两句话脍炙人口。一个是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一个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后者还曾作为《共产党宣言》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的最早译文而获得了新义。
死生与贵贱，当然不完全是命中注定，但人生中除了个人努力、社会环境的不可抗因素之外，确实有许多或然、偶然、概率、巧合的非必然因素，非必然情势，非必然后果。对于这些非必然因素，你的作为有限，你的思考分析意义也有限，为之写点小说散文诗歌尚可，别的不好办。明白了这一条，可以少费一点心机，少一点焦虑，也少一点痴心妄想。
“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想法很好，这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精华元素。远了不说，苏联十月革命后，大量所谓白俄迁到中国，二战前后，大量犹太人来到中国，他们都与国人相处得很好，这都是美好的记录。
当然，《论语》讲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要义不是国际主义，不是无产者团结起来，而是个人道德。它讲的是敬而无失、恭而有礼，践行这样的君子之道，就能“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可以作“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解。如果是涉外事务，注意无失、有礼，当然也是有意义的。
——12.6——
子张问明。子曰：“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远也已矣。”
王解：子张向孔子请教怎样才能做到明辨是非真伪。孔子说：“有的谮言，像水滴一样地浸润你；有的诬告，像利刃一样地刺向你的肌肤，但是你不上当，你不受它的影响，说明你是一个明辨是非的人。水滴浸润一样的谗言，利刃刺肤一样的诽谤，你全然不受影响，说明你是一个目光远大的人。”
评点：不知道外国的情况是怎么个样子，反正从孔子的话看来，咱们这里自古时兴进谮言、告黑状与语言暴力。王某愿意从两方面理解这个意思：一个您是大佬，您掌握了权力资源，奸佞屡屡到您这里来进谗来送黑材料，您不为所动，证明您头脑清醒，心知肚明。另一个您是被无端攻击的某一个忠臣能人，您是一个被嫉恨的对象，您不因为受到进谮、诬告与卑劣攻击而昏乱，您能够分得清，看得准，不夸大，不悲观，不任人宰割，也不轻举妄动；您能够在不利的情势下平稳有序，渡过难关，这也说明您的明白明哲明晰。
当然，这里也有难于拎清的地方，就是说一个人的被进谮被诽谤，真伪虚实之间有一些灰色地区，有一些莫须有的记录，例如《红楼梦》中宝玉的被打，贾环的进谗起了重要作用。宝玉找金钏瞎混在先，金钏对宝玉笑谈在后，结果金钏挨了王夫人一个耳光，跳井自尽，被贾环汇报成是宝玉“强奸不遂，打了一顿，（金钏）赌气投井……”这就叫作“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够你不明不白一阵子的。
无论如何，孔子认为“明”的首要标准是不受谮、不受愬，关键是老板不受挑拨，臣子不做奸佞勾当，这是说得太要紧了。孔子是一针就扎中了穴位。古代君王可以区分为暴君、昏君、明君、贤君，这方面的故事极其动人，这样的故事脍炙人口，例如岳飞被秦桧陷害的故事，就是家喻户晓。而杀害岳飞的宋高宗赵构，则落得一个彻头彻尾的昏君的评价，遗臭万年。
——12.7——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王解：子贡向孔子请教政治方面的事。孔子说：“有足够的食粮，有足够的兵力，还要有民人对于邦国与国君的信赖，这就行了。”子贡问：“如果不得已而必须去掉您讲的这三者之一的话，请问优先去除哪一个呢？”孔子说：“去掉兵力吧。”子贡说：“如果还是不得已，还要再去掉一个，在食粮与信任之间，您考虑先去掉哪个呢？”孔子说：“宁可先去掉食粮。自古人皆有死，去了食粮当然会死，但如果民人丢掉了信赖，国君失去了信誉，这个邦国就当真是万劫不复了。”
评点：孔子的用意在于强调信的重要。君王要有信用，百姓才有信任；权力系统要保持信誉，民人才能对你信服；官员言行信实，百姓对本邦本国才有信赖；士农工商都要讲诚信，社会才能有效运转，才能国泰民安，而其前提是君王大臣们以身作则，成为诚信的典范。
诚信立国，信义立国，这个思想值得温习。原因是权力系统掌握着大量社会资源，为了堵漏洞、聚人气，他们有时忽悠一下百姓，如夸张一下自己的成绩，贬损一下对立面的表现，这完全可能取得一时的效益，但最终是影响自己的公信力，失信屡屡，会弄个病入膏肓，不可救药。孔子对于信的强调，语重心长。
这里讲信的重要性，与本篇前段讲到的敬而无失、恭而有礼关系非常密切。尤其是当政者，如果不懂得恭敬天地、祖宗、人民、道义，就自然会忽悠人民，欺骗天地，自取灭亡。
问题在于子贡的设问方法令人难以接受。兵力、食粮、信赖，这三者并不是并列更不是抵牾关系，不是一个平面或一个空间里的三个独立的存在。如果说食粮比兵力更重要，还说得过去，因为，民以食为天，大家都饿着肚子，很难设想兵强马壮的局面能够维持。但绝对地取消了兵力来设想一个国家的存在，不现实，除非它变为别的有军备的国家的附属国，也就是取消了自己的存在。而在食粮与信用之间，不存在舍一留一的可能，没有了食粮，全民饥馑而亡，能立得住？鬼才相信。
当然，也可以说这里强调的是足不足，不是有没有。孔子的意思无非是说，勒紧裤带还可以强国立国，只要民人没有丧失对于邦国尤其是对于国君的信任的话。
某年北京市高考作文题是《诚信》，它先提供了一个寓言：说是一次乘船，风起云涌，小船出现情况，艄公让大家抛弃一样东西，美貌、金钱、荣誉、健康、诚信……应该抛弃哪一个呢？当然，命题的用意是什么都可以丢，最最不能丢失的是人的诚信。这就更等而下之了，这不是一个好的命题。
——12.8——
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
王解：棘子成对子贡说：“君子靠的是内在的质地，下功夫去学那些文辞、优雅、礼乐花里胡哨做什么？”子贡说：“你这样讲君子，真是太可惜了。想想，四匹马拉的车也赶不上舌头说出的话语——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怎么能说言辞文饰不重要呢？）言辞文饰，也是质地的一个有意义的表现呀；质地呢，也正是通过文辞等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啊。比如说，虎豹的皮去了毛不是与犬羊的皮也差不多吗？（毛对于虎豹，也是重要的啊。）”
评点：孔子的一贯主张，也是中华文化的整体主义的一个重要特色，通过子贡之口讲出来了。要的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仁义道德与礼乐优雅的结合，心功内功自我反省与行为举止仪态的外功理应互动。孔子及其门徒，反对虚文矫饰、巧言令色；他也反对粗野随性、“游击习气”。他重视教化，重视学习，重视克己复礼，重视言语、行为、容色的规范。他的这一观点很宝贵，也很实在，至今颇有意义。
孔子很注意谈论任何问题，力求面面俱到，几个方面都注意到了，这样，就做到了中庸，中庸的好处在于它是如庄子所讲的“道枢”，它是大道的圆心，它照顾到各个方面，它是整体主义、互动主义、适宜与分寸主义，反对的是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夸张恐怖吓人主义。对于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来说，这样的整体性的中庸之道，还是非常宝贵的。
产生“何以文为”的思想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某些不合时宜的文采形式，渐趋衰败，令人生厌。二是战乱灾荒、贫困落后使民人挣扎在温饱线上，顾不得文采礼乐仪式。三是春秋后期，硬实力、战场上解决问题。《论语》涉及的诸话题，都是有自己的背景与原因的。
——12.9——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王解：哀公向有若请教：“赶上了灾荒饥馑之年，不够吃的，怎么办呢？”有若回答说：“为什么不减少税率到十分之一呢？”哀公说：“现在我是征十分之二的税，还不够我们用的，又怎么能减少税赋呢？”有若答道：“一个邦国里，老百姓富足了，君王哪儿会不够不足呢？而如果百姓们缺吃少穿，君王又上哪儿富足去？”
评点：这让人想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改革开放初期讲的“富民政策”，民富是国富的基础，民强是国强的前提，其实这个道理孔子两千五百年前就讲过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例如全面战争时期，权力系统难免不采取减少民用消费，让百姓勒紧裤带，集中力量求得战争胜利，避免成为战败国的方针。这时，动员力量、组织力量、舍己为公的精神，都事关民族国家的生死存亡，但长此以往，长期搞国强民穷的方针，是行不通的。道理并不复杂，孔子已经讲得很清楚。怕的是权力系统急功近利、杀鸡取卵、竭泽而渔、鼠目寸光，最后害了百姓，自然也害了邦国与君主。
——12.10——
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诚不以富，亦只以异。’”
王解：子张向孔子请教如何崇尚德性，辨识困惑。孔子说：“首先是讲求忠诚与信誉，而且懂得了道理道义就要付诸实践，这就能做到崇尚德性了。如果对一个人，喜欢他的时候，想让他永远活着；讨厌他的时候，恨不得让他立马死掉。一会儿让他活，一会儿让他死，这就是困惑、失去标的了。这正像《诗经》上的两句诗：‘确实说不清是不是因为他或她的财富，反正你已经见异思迁变了心。’”
评点：主忠信，就是说人要有一个坚定的，类似先验的良知、良能的内心忠诚与信用，忠方能信，忠就是信，不信的人，说话不算话的人，何可言忠？
你不可能事事早知道，你需要读书明理，这个理就是义理，这个义就是意义，其次是道义、正义。讲了忠信之后必然要向着义理、正义来行动，通过行动落实义理与正义。
惑的说法不像是谈政务上的迷惑决策上的选择，而更像是谈感情上的迷惑与为难。像什么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像所引诗句，都像是谈一个人的感情生活。莫非是子张碰到了感情纠结？还是子张看到了旁人感情纠结的麻烦？所以孔子在这里并没有正面回答如何辨惑的问题，而是指出，这并不是一个道理的辨析问题，而是一个情感问题，一个没有多少道理可讲，没有多少原因可分析的话题。
也就是说，孔子很明白也很老到，他并不认为讲解道理能解决一切纠结、苦闷、困惑、煎熬。
——12.11——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王解：齐景公向孔子请教政务。孔子回答说：“为政的主轴是君王要符合君王的规范，履行君王的职责任务；臣子要符合臣子的规范，履行臣子的职责任务；父亲要符合父亲的规范，履行父亲的责任与义务；儿子要符合儿子的规范，履行儿子的责任与义务。”景公听了说道：“您讲得太好了！设若一个邦国，君王不具备君王应有的一切，臣子不具备臣子应做的一切，父亲做不到父亲应做的一切，儿子不去做儿子应做的一切，就算粮食充足，有我好好吃饭的份儿吗？”
评点：这也是名言。第一，孔子主张秩序，主张尊卑长幼的划分，不主张平等也不相信君臣父子间能够平等。
第二，孔子主张全面的、双向或多向的道德规范、行为规范与文化监督。虽然君在上臣在下，但不是无条件地臣服从君，首先是君必须像个君，君必须各方面合格合理合德合礼，君应该努力做一个明君、仁君、圣君，绝对不可以做一个昏君、暴君，无道、伤天害理、天怒人怨之君。然后臣当然也必须各方面合乎要求，做一个忠臣、贤臣、谋臣乃至托孤之臣，切不可成为佞臣、奸臣、乱臣贼子。父要做一个严父、慈父、榜样之父、循循善诱之父，不可做一个不负责任、不教子、不成器的尴尬之父，而子才能成为一个孝子、好儿子，而不是逆子、不肖之子。夫妻、兄弟、朋友、师生之间的关系亦然。
第三，孔子的观点是秩序、文化、道德、和谐、稳定高于发展与富足。秩序没了，世道人心坏了，政权丢了，邦国亡了，再发展与富足也没有用。
看来，“卫星上天，红旗（或礼义）落地”的忧患意识，古已有之。
第四，孔子的正名思想十分重要。不同的名分，不仅具有语义学上的意义，也具有区分、明辨、秩序、治国、平天下方面的重大作用。权力系统注意名分，根据名分决定优劣薄厚高低的处置与对待，乃构建了以名分为根据的秩序规范。这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以选票、财产、学历、继承、法律、契约规范行为，确定权利义务的思路有所不同。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建立以后，仍然不时存在正名的思路，阶级成分、左派右派、戴帽子摘帽子、造反派保皇派逍遥派、走资派革命群众、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三种人与各种“分子”、改革保守、级别职称学衔……时时需要拎清，少有人能等闲视之，也很耐人寻味。
最后，近代以来，对西方文明东渐持坚拒态度的人士抨击西方的主要一个理由是说彼人“无父无君”。这也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从“德育”内容上看，西方可能没有讲那么多君臣父子，但他们有另外的思路，靠基督教、靠体制、靠法制运作处理有关事宜。他们的君臣父子关系并不像咱们有些人想象的那么恶劣，他们仍然有甜蜜的家庭，忠良的臣子，贤明的君王。
——12.12——
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子路无宿诺。
王解：孔子说：“听到一句话就作出对于官司案件的判决的，不正是子路的特点吗？”子路答应了的事，从不过夜才办理。
评点：这可以说是批评子路的莽撞，但个中不无对于子路的痛快干脆的欣赏。履行承诺不过夜，则更不像是贬义了。我们在新中国也有过传达最高指示不过夜之类的说法，谁能说孔子不圣明呢？
——12.13——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王解：孔子说：“审理官司，我与旁人无异。但我更关注的是如何消除诉讼纷争。”
评点：依法治国的好处是明确具体，至少是争取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缺点是官司纷争可能越来越多，好事之徒趁机以法谋私。孔子主张的治国以礼、为政以德，好处是理想境界，从心底减少与消除争执缠斗的因素；缺点是道德的认定与判断相对更抽象也更个人化、内心化、弹性化，不容易弄得一清二楚。
就拿《论语》里提到过的闵子骞鞭打芦花的故事来说，其道德之高尚感人至深，但不符合法治精神。第一，法治讲究维权，如果一个人不懂得维权，就是纵容侵权，纵容坏人坏事。第二，闵的继母虐待儿童，有罪，根据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原则，不应该以你的伟大胸怀放过对于一个用匪夷所思的方法虐待前妻子女的人应有的惩罚。第三，“母在一人单，母去三人寒”的说法本身就不合逻辑、不合道德，莫非道德要的是以自己的道德来维护他人的不道德乃至犯罪？那当然说不通了。
所以，我们要珍惜孔学，也要追求对孔子学说的现代化创造性的更新与发展，而不是原汁原味地复古。
——12.14——
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
王解：子张向孔子请教政务。孔子说：“在位一天，就绝无厌倦松懈，做任何事，都要忠诚负责。”
评点：无倦的说法与以出世之心行入事之事的说法有所不同，做官就要认真地做，这与一边当官一边作清高独立秀的路数也不一样。王某读之惭愧。行之以忠，是的，倒也是尽了微薄的力量。
关键是责任担当，如果人皆倦勤，人皆风凉壁上观，人皆清谈炫异，一个邦国会走向何处，不容乐观。
——12.15——
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王解：（按：此语已见《雍也篇第六》，既然文本重复，解评者也就再另行感想一回。解孔评孔，可以有不止一个版本。即使是对自己，读书、学习、领会、发挥，每次可以有每次的路子。）
孔子说：“广博地学习文章、辞令、礼乐、优雅举止、知识……而又能以礼制约束规范自身，也就不会出大格儿了。”
评点：孔子一方面主张努力学习，扩展与充实自身；一方面主张约束克制，纯洁质朴，循规蹈矩。这个思路同样也是既中庸又考虑整体。博学于文，到《晋书》发展为博学多才，确实也会引起人们尤其是君王及其权力系统的警惕，因为博学于文者，多才者，或有不易管束的情形。
老庄那里就干脆提倡愚，指出以有涯之生，逐无涯之知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孔子没有那么消极，他不愧同时是教育家，他什么事都尽可能往好处引导，他专说正能量的话语，他似乎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地位与责任，他有意识地使自己的主张充满积极性、正面性、可行性，虽然满目疮痍，他仍然用美好的逻辑、美好的期待鼓舞着弟子，并且一直鼓舞到了今日，为此他也付出了代价，一度被某些激进人物认为是保守、复古、道学、迂阔，名教杀人，早该丢到垃圾堆里去。
孔子真君子也，他如此相信礼的自我约束作用，克己作用，相当可爱，然不免天真。世上诸事诸悖论，解决起来并没有孔子当年想象得那么简单，难以做到一通百通，牵一发而全身齐活。
孔子跌跌撞撞的努力仍然值得肯定和感谢。否则，从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可以尽情表达对于正在发生的一切事变的嘲弄、痛恨、看透……人们可以消费并且排泄争权夺利的丑恶与残酷，我们那时就有理由预言，“中国（神州、天下、华夏……）不亡，是无天理”。然后，怎么办呢？坐以待毙？作壁上观？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
——12.16——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王解：孔子说：“君子人尽力成全别人的或邦国的好事，而不是成就别人的或邦国的灾难。小人呢，反过来为人处世。”
评点：这在百姓中就是积德行善的意思。对于政务，就是要发挥正能量；对于同僚，就是隐恶扬善，广结善缘；对于家庭、婚姻、朋友，就是尽力维护，人艰不拆。
“小人反是”的观察也极有趣，不管小人的古义如何与今天的理解大有不同，反正有些地位低下的人，弱势的人，贫穷无助的人，没有受到应有的教育的人，他们会天然地具有饱受“鸟气”从而幸灾乐祸的精神、造反精神、“唯恐天下不乱”的习气，也有愿意看到尊者强者富者倒霉垮台的期盼。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甚至于是值得同情的，君子必然会珍惜传统文化的优良传统，成人之美，厌弃成人之恶的破坏性低级趣味。
——12.17——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王解：季康子向孔子请教政务。孔子回答说：“政务，首先要求的是端端正正，正直正义。你能率先做得到正直正义，谁还敢玩歪的邪的？”
评点：以正治国（以奇用兵），这也正是老子的思想。老想着以奇治国，结果是适得其反，这是中国历代权力主持者应该汲取的教训。以自己之正来消除邪恶，这也是很好的想法，但不够，因为邪恶也可能来自外患或历史遗存隐患，不是你一正就消除得了的。
还有就是正当还是奇特，正义还是邪恶，并不像黑白颜色那样易于分辨，特别在历史巨变的关头，遗老派、顽固派、复古派、教条派、原教旨派，都会祭出浩然正气的旗号。如果伯夷、叔齐是正，那么武王伐纣难道是邪？如果解放战争中被俘被打死的国民党将军是正，难道起义将领尤其是革命方面是邪？恐怕够你纠结拧巴搅和一气的。
一个正字不可能包治百病，却是治好病的前提与起步，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孔子此言大好！
——12.18——
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王解：季康子为盗贼滋生的状况而忧虑，向孔子请教。孔子答说：“如果你自己放弃对于物质的东西的贪欲，即使你因盗行赏，也没有人肯去盗窃。”
评点：这一点也与老子的说法一样。《道德经》第七十五章有云：“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总之，民人中出现的问题都是由于统治者的贪欲、愚蠢与折腾造成的。
给奖也不盗窃，这是极而言之。盗窃的产生似乎古今中外都难以完全避免，它与贫富的差别、高低贵贱的差别一样，第一难以全免，第二产生颠覆破坏，产生刑事犯罪，不全是权力系统中某人的贪欲问题。治理盗窃与治理其他犯罪勾当一样，远没有这么简单。
——12.19——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王解：季康子向孔子请教政务，说：“如果我去杀掉那些无道的坏人，而去认同归顺那些有道的人士，你看怎么样？”孔子说：“您管理政务，何必用得着杀人？你希望与追求善良，民人就会往善良方面倾斜。君子的道德取向，好比是风；小人的道德意识，好比是草。君子的风往哪里刮，小人的草就往哪里倒。”
评点：第一，季康子是鲁国重臣，在巩固权力的手段上，他首先想到的是杀。可见，以杀立威，以威立君，以君立国，在中国是古已有之的重要政治思路。孔子反对这一点，主张以德治国，以礼维稳。孔子有理想主义文明主义色彩。孔子的理想并没有完全实现，但是他的思想起了很大作用，多少约束了封建帝王的以杀为纲的专制之道。
所谓文明，不仅是指生活方式与社会政治的动作方式，同样也指一种追求和理念。中华文明当中，对于大同的理念、对于王道的理念、对于仁政的理念，虽然未能全部实现，但有这样的理念仍然比唯杀主义唯权主义的独霸天下为好，即比没有儒家的理念为好。
其实西方的文明，例如基督教文明，也不可能百分之百兑现，如爱敌人与宽恕，但他们仍然珍视这个文明。当代欧美国家不遗余力地提倡民主人权人道之属，他们也承认自身做的有许多不足之处，但这些理念仍然发挥着不可轻觑的作用。包括中国，也在汲取这些理念，使之本土化、中国特色化并从而走向自身的现代化。
第二，孔子认为君子的精神追求的风向是风，是主导与有力的；而小人的走向是被动的，是随风摇摆的草。这个见解也值得深思。这是孔子的精英主义，它有利于反对民粹主义，但不利于弘扬民主。但我们不能不正视孔子此说。例如某些时候群众运动实际是被运动，恰恰是在群众发动的情况下，会产生人云亦云、跟风起哄、忽东忽西、盲目蛮干等现象。所以，强调君子精英的引领作用与引领责任，是有价值的。
但这几句话只讲了一个方面，即精英决定民众的方面，而没有讲民心民意决定精英的成败这一方面，没有讲民心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这一方面。从战术上说民心民意可以被利用，可以被歪曲，可以被欺骗，也可以被伪造，但是从战略上说，民心就是天心，民意就是天意，小人蚁民，许多时候是草，也有时候是狂风暴雨，叫作“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语出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曌檄》）。代表人民，尊重人民，学习人民仍然是治国理政的不二法门。
——12.20——
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
王解：子张请教孔子，问道：“一个士、一个读书人与候补官员，怎么样就能算是发达成功——成功人士了呢？”孔子说：“你所说的成功指的是什么？”子张回答：“在邦国中很有名气，很被称道；在家庭乡土范围，也被称道被传颂。”孔子说：“你说的这只能叫名气，不是成功。成功人士应该是质朴正直，追求正义，体察民情政情各方态度，清风明月般练达，深思熟虑而又甘居人下。至于某种名气呢，他也可能是外貌仁厚，行为靠不住，自居人五人六的那种人。那种人，同样可以做到在邦国里出名，在家乡家庭中出名。”
评点：闻不等于达，但闻者必不达的说法也太片面，总不能说只有伪君子才能做到在邦必闻与在家必闻。故王解在这方面小有调整，宁信是记录得不够周到。
还可注意到，孔子在这里对于达的诠释，不仅有极高的质直好义的要求，还有察言观色、虑以下人的要求。就是说，达不仅是一个道德或主要不是一个道德标准，还包含着、看重着事功标准。王别出心裁地将之解为“成功人士”，会不会贻笑大方呢？
——12.21——
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
王解：樊迟跟着孔子来到舞雩台下。樊迟向孔子请教：“我可不可以问问关于推崇道德、修正自己的见不得人的坏念头，还有识别自身的迷惑失误的话题？”孔子说：“你问得好。如果你能够做到先去做（道德要求做的一切），此后再考虑这样做会有什么利益到手，这不就是用实际行动推崇德性了吗？批评否定自己的坏思想坏念头，而不是老想着旁人的不好，这不就是修正自己了吗？至于辨别迷惑失误，懂得一个人因一时情绪失控，做了带来严重后果的事情，想想迷惑行为给自己带来的后果，给亲人带来的后果与影响，那不就正是（看清了）迷惑与失误吗？”
评点：本篇第十节已经谈了崇德与辨惑的问题，由于对象不同，谈的重点也有所不同。就一个话题而发表不同重点的评述，除表现了人们常常提到的孔子为人师表的因材施教的特点以外，也启发人们认识到中国式思维对于美德认知的殊途同归，互为纲目，互为因果，整合通畅的特色。
这也是对于做人的极好的教训：第一是“先事后得”，先耕耘后收获，先服务后业绩，先贡献后积累，你行好事再问前程，这才叫“崇德”。这颇像后世孟子喜欢论述的“义利之辨”，也像今天人们提倡的大公无私与奉献精神。第二是自省精神，律己精神，自我批评精神，此之谓“修慝”。它说明人最大的不良往往是在于看到旁人的缺点而看不到自家的毛病。这是慝，也是惑。而且“惑”是个非理性的东西，是感情用事的表现，这与前面第十节讲的统一起来了。那么第三，孔子讲了“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的不智、不明，贻害多方的道理。
奉献、自省、理性，这些美德，可以从崇德、修慝、辨惑的角度讲解，也可以从恕道、明辨、力行、自知、求仁……方面讲，这正是中国思维方法的整体性、一统性的表现。
这种整体性、一统性的好处是一通百通，一顺百顺，概念（名）之功大矣；缺点是会有自我重复，而缺少突破创新。
——12.22——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王解：樊迟向孔子请教仁政的理念。孔子说：“仁就是懂得爱旁人。”又问什么是智。孔子说：“智就是能理解与识别人。”樊迟没有完全明白孔子的意思。孔子说：“提升与彰显正直之士，把他们安排在歪邪的人士之上，使正直的人与歪邪的人形成一种比较，其结果是歪邪者也会渐渐正直起来。”樊迟离去后，见到了子夏，他说：“刚才我见到老师向他请教智慧的事，老师说是‘提升与彰显正直之士，把他们安排在歪邪的人士之上，使正直的人与歪邪的人形成一种比较，其结果是歪邪者也会渐渐正直起来’。这是什么意思呢？”子夏说：“这话内涵丰富呀！舜治理天下的时候，选拔重用的是皋陶，一下子就让不仁不义的人远远规避了。汤的时代选拔的是伊尹，一下子不仁不义的人就远远规避了。”
评点：可叹。人们上哪里去判断大官、君王乃至帝王的智与不智呢？就看你用什么人：用奸佞，用马屁精，用巧言令色的忽悠大王，用结党营私的下三滥，你能是明君圣君吗？你肯定是昏君无道之君，至少是糊涂君。
用了好人，坏人也能变成好人，没有这样简单。然而，好人当政，坏人不能不有所收敛。好人往往有真才实学，有自己的头脑，所以好人有时吃不开，好人耻于做马屁精。坏人都是因人成事、跟风成事，诸事鸦鸦乌，只能靠吮痈舐痔求宠。但是如果把好人与坏人，忠臣与奸佞放到一块，奸佞的那两下子就会露出马脚，就会显出尴尬，应付碰壁出丑。所以，仅仅举贤还不够，还要错诸枉，还要用好人压下坏人，让他们互相对比。好！
孔子是非常善于从不同的角度谈一个问题的，但是在用好人还是坏人的问题上，在为政先要自己正的问题上，孔子宁可讲得简明一些，斩钉截铁一些，该绝对化一下了，他也毫不迟疑，不能什么事都是两面理三面理，四平八稳。
仁者爱人，知（智）者知人，此言何其简单明快！爱人者人恒爱之，知人者人恒知之，这话听起来顺畅舒服，比一说仁先强调克己复礼还要入耳。
——12.23——
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
王解：子贡向孔子请教交友之道。孔子说：“有什么忠告，要对朋友好好地说，要善于引导，他实在听不进去，也就算了，不要伤和气自找不愉快。”
评点：朋友关系与君臣关系、父子关系相比较，相互间的道德义务似乎淡一点，所以孔子强调适可而止，但与诤友的提倡不一致，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也不一致。
坚持忠言反而会变成自取其辱？王想不通，也不能那样解读。也许古汉语中的辱的意思与用法跟当今相比有所不同，也许他主要指的是挫折感。识者教之。
孔子一点也不呆，反而是很机动灵活妥协迁就，此段最为明显。有些情况下，呆木了坏事而且无趣，面目可憎。灵活了又涉嫌滑头，与孔子讲的“敬”的精神背道而驰。总之，必须全面准确地理解孔子。
——12.24——
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王解：曾子说：“君子以文事聚会结交往来朋友，以友谊温暖滋润仁心仁爱仁举。”
评点：“以文会友”，传诵至今。这四个字有一定的档次，小人肯定做不到。小人会友，只能是以利会友，酒肉朋友，互托办事的朋友，黄赌毒嫖之友。这四个字还有一定的超脱，谈谈文事，吟咏风月，习礼奏乐，掉掉书袋，琴棋书画，没有那么敏感也没有那么多风险，比以政见会友，以谋划会友，以行动会友都更高雅也更安全。加上“以友辅仁”，就回到了老师教导的命根子“仁”上来了。这后面四个字并没有流行开，因为这四个字不无穿靴（戴帽）之感。好比今天的老革命，晚年走走祖国大好河山，赏心悦目，好事，非得加上调查研究的名义，反而吃力。以友辅仁是完全可能做到的，它是以文会友的副产品，不点出来而自自然然地做到了，此处无声胜有声，它更亲切真实感人，比这样说出来更好。
仁义道德都是极好的话，它与人的善良友好情感不能剥离，友情也是仁的一个朴素形式，一个仁心的元素，这不难理解。
是不是一定要将友情与仁德联系起来呢？好话不停地说，不停地背诵，不停地讲解，不停地用来训诫灌输告诫……也会引出逆反心理。这是我国五四运动中反孔声浪掀起的原因之一。
子路篇第十三
——13.1——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
王解：子路向孔子请教政务。孔子说：“一个是要走在百姓前面，要在前头做出样子；一个是要发动起组织起率领起大家来劳动干活奋斗。”子路请孔子再多讲一点。孔子说：“要始终如一地不知疲倦地持续干下去。”
评点：先之的意思应该很宽，不仅是以身作则，而且是思考在先，谋划在先，准备在先。用今天的说法就是多有预案，否则你什么都是临时反应短线操作，你能执什么政？第二就是要让人民也动起来、干起来、奋斗起来。无论何时，你对人民要有所号召，有所动员，有所组织，不能让人民空闲、失落。离开人民的响应与信服，你一君数臣，能干成啥事？
无倦的说法也很有趣，为政是容易疲倦的，因为艰难，可能屡战屡不胜，可能事与愿违，可能天灾人祸，可能上当受骗，可能是邪恶横空出世，可能祸起萧墙、有成绩被嫉妒、没成绩被污辱，可能远远不如空谈旁观舒适清高。你想干这一行吗，你能坚持得下去吗？
——13.2——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王解：仲弓（冉雍）担任了季氏的主管，向孔子请教政务。孔子说：“先抓官员（先管起来），宽容小的过失，推举贤良人才。”仲弓问：“从哪里去了解与举荐贤才呢？”孔子说：“你了解谁是贤才，你就推举提拔谁；别人看到了你用人的路数，难道会放弃对其他你所不知道的贤才的推荐吗？”
评点：关键是用人，因为权力是由人来掌握的，尤其在强调人治、强调个人德行决定治国理政成败的古代中国。但是王公大臣也感到权力集中，所知有限，孔子则相信触类旁通、浸润点染就能使德政扩大外延。你提拔一个好人，其影响也许是又出来十个好人。同理，你提拔一个坏蛋骗子，可能随风上来更多的骗子。这里期待的是自然而然的影响扩大，固然有理，但还缺少有意识地选天下英才而用之的常规化、明细化的措施与制度。后世有了科举制度，是一大进步。
——13.3——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王解：子路对孔子说：“卫国国王等着你去从事政务，如果你去了，首先抓什么呢？”孔子说：“首要的任务是端正各种人、事、物的名分。”子路说：“您是这样说的吗？您是不是有点迂腐呢？名分怎么样才算正呢？”孔子说：“你也太粗野了吧，子路。君子人对于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应该不要说什么话。一个人没有正当的名分，也就没有足够的理据与合法性、正当性言说自己的政见，你的政见人们听了也不顺当。你的言说没有足够的理据与合法性，事情就办不成。政务办不成，你还怎么可能进一步去提倡全面的礼与乐的复兴呢？没有全面的礼乐复兴，没有秩序的标尺了，你反过来惩罚那些破坏秩序的人也就没有底气，不起作用。刑罚不能服人，老百姓便会陷于手足无措的境地。所以君子端正了名分就一定能言说政见，言说了就能推行。有了一定的名分，君子对自己的说话是负责的算数的。君子说话绝对不是随便任意的。”
评点：中华传统文化的特点之一是概念崇拜。对于老庄来说，道是一种概念神祇，主宰一切。对于孔孟来说，仁或者义，同样还有道，也是至高无上的。
其次概念的作用在于分类，分类的作用在于构建尊卑、上下、高低、长幼的秩序基础。概念遵从也就是类别遵从。君有君的名分与规范，臣有臣的名分与规范，搞不得一点马虎。名分端正准确，权利义务清晰，社会才能有序，事业才能有成。
在我国，命名就是分类，分类就是政策依据，就是奖惩荣辱。命名就是一切权力中最细腻、最深入、最可畏的权力。命名就是政治纲领与政治意图。我国古代，除了君王权力，史官也有命名的责任与权力。所谓“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道理就在于此，虽然今人怀疑《春秋》到底是否为孔子所作。
这在现当代也有意义。把大量领导干部命名为走资派，把不少知识分子命名为右派，把打砸抢命名为革命行动，社会果然乱了套。一个人今天还是走资派，批倒批臭，战栗觳觫，明天正名成了革命的领导干部了，立马一通百通，鲜花着锦，也是明证。
直到“文革”结束了，我还看到一些老革命忧心忡忡地等待一个“人民内部矛盾”的命名，令人叹息。
回想“文革”后的拨乱反正，完全可以说是“正名”。动乱之乱，一个明显后果是名分之乱，想想什么“革命群众”、“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造反派”、“保皇派”、“工宣队”、“赤脚医生”、“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黑五类”、“臭老九”、“捍卫中央文革”、“工农兵学员”……费了多么大的力气才正了名，才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呀。
主要是指乱世，受命于危难之后，先抓正名，正了名，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言、邓小平的言、四个现代化的言才能顺畅通行，才能取得合法性、正义性、合理性，才能听得进去，改革开放的事才能办成。
——13.4——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
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王解：樊迟请求孔子教给他农耕种植。孔子说：“这方面我还不如老农民呢。”请求教给园艺栽培管理。孔子说：“我这方面还不如一个老园丁呢。”
樊迟走后，孔子说：“樊迟可真是个小人（蚁民）啊。想想看，上边推崇礼法，那么民人不敢不恭敬小心；上边主持正义，民人不敢不服；上边重视诚信，民人不敢不陈述实情。能做到这一步，四面八方的老百姓背着抱着孩子往你这儿跑，用得着你自己去种庄稼吗？”
评点：这当然不符合推崇劳动的今天的价值观念。孔子说得甚至有些天真，他的天真别处亦可见，既老到又天真。只要做到好礼好义好信，不种庄稼也能诸事顺遂，这有点可爱，也有点可悲，还有点可叹。
孔子的用意在于君子与小人、治人与治于人的社会分工，你是君子，你属于治人即权力系统或候补权力系统，你的任务是礼义信，以德治国。你是小人百姓，你的任务才是农工商。这在当时是一种主流思路。
——13.5——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王解：孔子说：“一个人能够诵读《诗经》上的三百首诗，给他分配点政治事务，他干不了；派他出使四方，他也不会应对交际；虽然他知道的或背诵的诗很多，又有什么用呢？”
评点：当然是实话实说。有趣的是古代认为诗的意义是理政与发言，从诗里找根据：什么什么做对了百姓称颂，什么什么做错了百姓怨诽，还有出使在外，要用诗歌应答酬酢。其逻辑其实是，《诗经》中的诗，是民歌，是典礼用语、歌词，都经过长期积淀，形成了文本记载与心理定势，它反映的是历史、民心、生活、礼法；学诗的目的不应该仅仅是诗，而是诗中的记载、范例、教训、礼制、说法。出使的人要懂诗，当然还为了谈吐的优雅与邦国的形象。
——13.6——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王解：孔子说：“（权力系统的人）本身言行举动端正正直，他的主张不下命令也能推行；如果本身不正派，下多少令也推行不了什么事情。”
评点：各朝各代，虽经三令五申，仍然无人听从落实的事情太多了。例如提倡节约俭朴，从未听说过哪个君王哪个大官下令提倡铺张浪费的，但铺张浪费的记录仍然极多。这与上边的大人物自己有无表率作用关系极大。个中教训，岂容轻忽？
除了上面人士的表率与身教作用以外，也与制度法制有关，否则仅仅靠言说提倡，仍然是千疮百孔，到处漫延歪风邪气。
——13.7——
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
王解：孔子说：“鲁国与卫国的政治就像兄弟一样亲近（或难兄难弟一样地不妙）。”
评点：对于今天的读者，这话不像是鼓励歌颂，更像是在摇头叹息。政治上的艰难与式微，历史上不乏双发、多发类似不幸事态的例子。兔死狐悲，是之谓也。
也可能是孔子就自己在这两个侯国的谋政或从政经验而发言，觉得鲁卫两国是难兄难弟。
——13.8——
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王解：孔子说卫公子荆：“他善于居家度日，很会生活。刚刚有了点财产，他就会说：‘算是有了点家底啦。’又增加了少许财产，他就说：‘也就算齐备了齐活了。’更多地积累了财产以后，他说：‘我过得也够完美喽。’”
评点：可以将这种态度解读为知足常乐，也可以解读为时时正面鼓励自己，把正能量加给自己。反正什么事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解读，有了一点点自己需要的东西，强调是有了，就是正面的理解；强调只有一点点，远远不足，就是负面的理解。人生中有这样的情况，你不断地乃至夸大地鼓舞自己，结果一件可负可正、可忧可喜的事儿真的往好里变化了。而如果你太阴暗，太激烈，太多疑，一件事情就真的变成灾难了。
——13.9——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王解：孔子到了卫国，冉有给他驾车。孔子说：“这里的人口好多哟。”冉有问：“人口有了，底下该怎么办呢？”孔子说：“要使他们变得富足。”再问：“等到富足了，底下该怎么办呢？”孔子说：“要使他们得到教化。”
评点：倒也是，饥馑中的民人，首要是解决温饱，由温饱到了小康了，会更多地考虑文化教育问题。
但这个说法与此前兵、食、信三者哪个最重要的一段不完全一样，那一段更强调道德教化，这一段更强调民生。
孔子不呆板拘泥，他在不同的语境下谈同一个问题会有不尽相同的说法与思路。
——13.10——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王解：孔子说：“如果用我管理侯国政务，一年就会出现可观的进展，三年就会达到一个相当的目标。”
评点：颇像现在说的一年一小变，三年一大变，或者是一年带来新面貌新希望，三年出现阶段性成果。
这里有客观规律，也有人的期待限度，如果你许的愿是十年后更不要说百年后千年后了，君王包括民众的反应可能是：“去你的吧。”如果你许下的诺言是三个月半载，君王包括民众的反响可能是：“真急性子啊。”说一个一年目标，一个三年目标，合适。
注意，孔子说这个话的时候并没有掌权，所以他不能说得再长，再长了何必不用一个目标与时间的对比（恰如性价比）更优的人呢？如果你已经十拿九稳地掌握着权柄，不妨以五年为期，谈些个五年计划。最短是四年，例如美国的总统任期是四年；最长是七年，如法国曾是七年总统任期。
——13.11——
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
王解：孔子说：“人们说：‘一个杰出的好人治理邦国一百年，也就能够做到取缔一切暴力、去除死刑了。’这话真是说得好啊！”
评点：孔子的一贯主张，也是我国人民的永远期盼，第一是以德治国，权力系统的人道德高尚，感化教育全国人民仁爱高尚谦虚克己，还用专政机器干什么，还用死刑干什么？第二是人治，不论遇到什么麻烦，你的领导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你们的命运会大相径庭。
记得当年人们为搞好人民公社而发愁的时候，赵树理先生就讲过：“关键在于生产队长的为人。”我相信，这不仅是赵老师一个人的看法。
《论语》是古代的中国梦，此梦久矣，此心坚矣。
——13.12——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王解：孔子说：“如果有（天将降大任的）王者将兴，他也得干上三十年才能实现仁心仁政的目标。”
评点：孔子很明白，实现仁心仁政绝非易事。两个条件，一个是上天降下巨星、救星、强势领袖，用他的圣贤心肠，用他的天才与威望，用他的实力与手段，力行新政，破除旧规，改变天下的走向。
在孔子当时的无义战的春秋时代，人们关心的是争夺，是谋略，是实力，也是个人与本邦国本地域的发展扩张，有几个人能津津乐道仁义道德谦恭克己，不出“王者”，仁政没戏。
这里的“王”不仅是指君王帝王，而且是指大者旺者。后二者的含义，均见于《辞源》。
有了大救星也还不行，得给他三十年时间。现在看来，给他三千年时间也不一定够用。古代的贤人也说过，孔子之道，千百年来并未实行过。何况世而后仁，也可释为三十年后仁政的问题才能提上日程。
但是不能说仁政的目标不好。人活在世上总要有一个好的目标，仁政是如此，大同是如此，博爱、乐园、理想国、自由、民主、平等、正义、价值观念中的许多内容都是如此。
第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家都希望这些东西，你不能不承认。
第二，有了好的理念，虽然不可能全部落实，三十年不行，三千年也不一定中，但仍然对不理想的有时甚至是丑恶的现实起一种调节的作用、平衡的作用乃至矫治的作用。夏桀商纣终被推翻，说明的是孔子以前，民心中已经有了类似仁政的期盼。不像说的那样：孔子之前并无孔子，孔子之后，亦无孔子，所以是“大哉孔子”。咱们的祖国和人民，从古至今，对圣人的期待从没有断绝过。
还可以再退一步，我们可以假想，夏桀商纣的残暴是在被汤武革命后被夸大了的，那说明什么呢？第一，说明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胜利者不受审判也不受责罚。第二，说明即使胜利者要夸大要编辑要创造历史，也得遵循仁的价值观念编撰，他不敢公然宣扬不仁不义不道不德。
咱们都有难以完全兑现，却又难以忘怀，更不敢反其道而行之的理念，这对所有的权力系统、政治家、知识精英来说，都是一个难题。你至少要表示向这个好的理念靠拢，节制与压缩明目张胆地反理念共识的暴行，并且编出创作出许多理论与文艺作品来。
——13.13——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王解：孔子说：“如果能够做到端正自身，从事政务活动又有什么可说的呢？如果自身做不到端端正正，你又能纠正端正哪一个呢？”
评点：此话或略显简单，但它形成了一种对于掌权者、候补掌权者的严肃道德要求。这个简明的话语其实构成了对于权力与政务的压力。在中国古代，帝王的日子并不好过，他们也远非想做什么就能做到什么，除了内忧外患以外，多多少少真真假假地接受了儒家思想的臣子与民众，他们对于帝王的道德要求，对他们的身先要正的要求，客观上起着文化监督的作用。
——13.14——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
王解：冉有退朝。孔子问他：“今天为什么退朝晚了些？”回答是：“有政治议题（或事件）。”孔子说：“也就是一般事务吧。能让你晚退的事情如果是政治大事，虽然不涉及我的什么事，我总会与闻其事吧。”
评点：孔子说过“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那说的是谋，是出谋划策，不在其位，少主动掺和为好。
这儿说的是“与闻”，而且从对谈中可以看出孔子很重视自己的“与闻”身份。就是说，孔子多少有点有中国古代特色的“有机”知识分子味儿，他不是更强调独立性、非体制性的那种人物。中国的修齐治平的逻辑似乎没有留下多少多元化、独立化的空间。
在一定的圈子内，中国古代政治也有细腻精致的一面，有君有臣，有辅佐的君子，有谋其政的士，有与闻其政的社会贤达、知名士绅种种。千万别以为古代中国政治只有杀杀杀，而另一种体制下只有妙妙妙。
——13.15——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王解：鲁定公问：“一句话使一个邦国兴旺，有这样的可能吗？”孔子回答说：“说话的事不可以用这样的思路评价。这里倒是有一句话，人们说：‘做国君是很艰难的，做臣子也不容易。’如果大家知道了做国君的难处，岂不是差不多‘一言而兴邦’了吗？”又问：“一句话灭亡掉了一个国，有这样的可能吗？”孔子回答：“说话的事不可以用这样的思路来评价。这里倒是有一句话，人们说：‘不是谁愿意当君王，而是当了君王谁也不敢不听你的话了。’想想看，你说的是好话，大家听，当然很好；如果你说的是不正确不合理的话呢，大家谁也不敢不听，那不就要闹到亡国的程度，也就是一言丧了邦了吗？”
评点：怎么听起来像是鲁定公说了什么引起异议的话，被批评了，他找孔子对证说句话有没有那么大不了？当然也可能是他发现了不良言论想收拾下属臣民。
妙处是孔子既不承认也不否认。首先他认为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对言论不能这样分析与上纲上线。说话的人，不论说什么伟大的或者混蛋的话，不大可能是为了通过一句话要兴你的那个邦，或者通过一句话来丧汝之邦。其次他用了对于今天的人来说可能不咸不淡的词“几乎”，即“莫须有”程度上，“几乎”可能兴邦丧邦。中华的智慧运用全在一心，真有点既可兴邦，也可以丧邦的意味呢。
他举例的两句话像是小人之论。说句当官不易，当头儿更不易，就能兴邦，说明孔子如何重视被统治的“小人”们对权力精英的反应，孔子珍惜的是上下一条心，君民一条心，黄土变成金。这里倒是有孔子一针见血的地方，老百姓说你也不易，当然比说你天打雷劈天怒人怨独夫民贼好太多了。
孔子反而没有引用歌功颂德的话，孔子不认为歌功颂德的一言可以兴邦。有见地！不是偶然！
小百姓反映当皇上当君王就没有人敢不听你的话了，这很爽，倒也如闻其声，当了皇上，没有人敢抬杠，就意味着陛下您要丧邦！天啊，大哉斯言！谁能不重视不同见解呢？！
——13.16——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
王解：叶公向孔子请教政务。孔子说：“境内的人要做到让他们高兴，境外的人要做到让他们归附前来。”
评点：这话平常，朴实，简明，所以是真理。而忽悠得云山雾罩的、高耸入云的，雄辩得死去活来的，复杂得背三天背不下来的，都不是成功的政务管理。因为政务首先是众务。
反过来说，如果您管理政务的结果是怨声载道、郁闷哀叹、叛逃事件层出不穷，那该转转弯子了。
当然，也要考虑到另一方面，随着对于民主政治的重视与舆论开放，“近者”有了更多的机会评头论足，指责抱怨，也可能显露出噪声一片的风景和把各种声音与情绪释放出来的后果，可能比被喜悦、被歌功颂德、被拥护得忘乎所以的后果好得多。
至于境外的人让他归附，目前似不必有此思路。未发现当今哪个国家着意吸引移民，倒是都注意防备拖儿带女的偷渡。
——13.17——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王解：子夏当了莒父地区的主管，向孔子请教政务。孔子说：“别急躁求快，不要贪图眼前的小利益。越求快越难以达到目的；眼睛里都是蝇头小利，你反而干不成什么大事了。”
评点：多处的“问政”一词，王解为政务，而不是政治，这是有原因的。例如此处的欲速则不达，这是指一种办事的作风，为政如此，经商、施教、踢球、学艺都是如此。还有很多次向孔子问政的答复是为政者的品德方面，也不完全是政治，为人处世，都需要一定的品德成色。
至于政治：关于权力的使用与监督，关于内政外交的大政方针，对于敌我友的战略部署，政治体制的推敲与改进，《论语》中孔子谈得不是很多。
欲速不达，已是家喻户晓的成语。这一类事例太多了，比比皆是，教训深刻，不胜枚举。可以说，晚清以来，中国诸事，尤其是杰出之士、有识之士的诸多悲剧，出自“欲速”的“急性子”的，远远多于出自保守迟钝的“慢性子”的。那些主张放缓节奏的见解，在革命跃进改革的大潮中，根本上不得台面。可叹也夫。
小利问题需要区别对待。参了政，应该关心国家大事，而不是一己的私利。再有就是要分得清大小轻重缓急。从上述意义上说，孔子说得对。但事物有集腋成裘、积小成大的另一面。刘备的说法是“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我们的说法是人民利益无小事，也很中肯。
——13.18——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王解：叶公对孔子说：“我们的乡党中间有正直之人，他的父亲偷了只羊，他能检举揭发。”孔子说：“我们那边乡党的人对于正直的做法与你说的不同，我们那里，父亲要为儿子隐讳一些东西，儿子也会为父亲隐讳一些东西。在这种隐讳中，表现了正直、德性、真实。”
评点：非常有趣。孔子更关注的是内心，是主观感受，是人伦之情，他不强人所难，不认为强人所难能够带来正直与德性。古汉语中“直”有时通“德”。这里的直应该同时具有德的含义。他相信如果人不为外力所惑所威逼，应该能够判断该做什么，不可做什么，这与庄子讲的完全一致。
但儒家又有“大义灭亲”的说法，法制观念中对“为亲者讳的说法与做法”也多有拒绝乃至惩戒，许多国家的法律中都将包庇、伪证入罪。一九四九年后更是强调宣传过各种大义灭亲的事例。
对于人情与主观感受的强调增加了中华文化的魅力，但也妨碍着社会走向法制法治。而对于大义灭亲的夸张宣传，也有不明智的方面。因为，遇到自己的亲人违法获罪，对家属来说是一种不幸，是一件痛苦与令人恐惧纠结的事，家属的揭发，并不能带来太多的光荣快乐。我们的法制教育，应该强调的是本国法律中对于包庇罪和伪证罪的条文与公民服从法律的必要性，要强调违法必究，绝不因人而异，而不是宣传大义灭亲的光荣伟大。后者讲多了，确实难免产生提倡六亲不认的误解。
孔子的说法在当时可能已经是最好的了，他在争权夺利的厮杀中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自己的心性，自己的良知良能，自己的人情味，可爱。但是随着社会而不是家庭的迅猛发展强大，他的学说需要从心本位、家本位、氏族本位，向个人、社会、国家、民族、人类的方向倾斜与调整补充，这是不可避免的。
——13.19——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王解：樊迟向孔子请教仁的修为。孔子说：“自处要保持一种恭谨庄重的态度，处理事情要兢兢业业，对人要忠诚可靠。即使到了边远野蛮地区，也要同样地坚持自己的做人做事的原则道理，不能（搞双重标准）弃而不用。”
评点：樊迟曾被孔子评为小人，即他的心态不属于候补官员而属于平民百姓。孔子不能给他讲得太深奥。万事万物万理，先从你认认真真做好你手底下的事开始，从你自处时候的心态乃至仪容开始，从端正对老板或者他人的态度开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比天天鸿篇高论还有意义。
讲夷狄之地的话也有意思，你不能因为远地的文化与你不同，你就另立标准。对少数民族，你也要恭恭敬敬，认认真真，诚诚信信。对外邦洋人同样要这样。这绝非无的放矢，虽然事情还有更加复杂的因素，处理起来不仅仅是恭敬忠就够用的。
国人有一种习气，对于自家人，一种标准；本乡本土的人一种标准；熟人或者经介绍相识的人一种标准；对陌生人、八竿子打不着的人，不同国籍不同民族的人，另一种标准。这个问题值得探讨与调整。
——13.20——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王解：子贡向孔子请教说：“怎么样才能算得上一个‘士’呢？”孔子说：“自处能够有羞恶之心（约束自身，不去做那些令人觉得耻辱的事情）；出使到境外，不辜负君王的委托任命，可以算个‘士’了。”子贡问：“我想再问问其次的应该是什么样？”孔子说：“他在自己的宗族中，有孝顺的好名；在乡党中，有悌（即敬长爱幼）的好名。”子贡继续问：“那么再次一等的呢？”孔子说：“说话守信用，做事有结果，（说话算话，做事坚持，）做一个规规矩矩的小老百姓，也还能算是次一等的士人吧。”子贡问：“那么当今这些从政的人士，老师觉得他们怎么样呢？”孔子说：“这些格局狭小、鼠目寸光的人物，又有什么可说可比的呢？”
评点：士可能是说武士，也可能说是能够读书做官的人才。子贡问的问题，用今天的话语来说，就是什么样的人可以去考公务员，或者是应该用什么样的标准去考察候任的干部。最高标准一是自觉约束，与克己复礼之说一致；一是出使境外不辱君命，说明那个时候也很注意邦国或侯国间的外交，认为通过外事可以考验干部，即认识到外事环境中的变数远远大于内事，等于承认内事里更多是老一套的东西。第二等是族人乡亲们的反映，这令人有点出乎意外，但也很实在，本乡本土本族的群众反映太坏，不好任用提拔，这个思路通向如今任命前的民意测验。
想不到的是第三等，言必信，行必果，这是非常重要的品德，窃以为应该是录用人员的首要要求，因为，录用人，是为了让他做政务公务，不是用他来作自律秀、孝悌秀的。但孔子认为“言必信，行必果”是对于规规矩矩的小老百姓的要求，不是大人物的必须。孔子坚持德行第一，做事第二。
这里还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孔子认为大事情上是要讲信的，但拘谨的必信与必果，却是小民的道德，因为小民没有自主决策、自主选择、自主调整变化的权力与能力，小民也没有自我调节的胆量。
士、君子、侯王则不同，他们不可能拘泥于已经说过的话和已经开始的事，他们能权衡哪些话必须不打折扣地兑现，哪些话可以且做且调整应变，哪些事必须一竿子插到底，哪些事做不通了只好放弃或修订图纸。政务、军备，应该还有体育比赛、文艺创作、市场营销等等，都会是千变万化，需要随机应变，而不能死守诺言与计划的。这当然有理，但此种思路会在客观上帮助机会主义。
虽然不容易，但是人们有可能区分什么是有底线、有主心骨的调整变化，什么是失去主张、摇摆困惑、迷失方向的所谓调整改变。前者的例子是通过变革使自身发展强大，后者的例子是通过变革使自己垮台灭亡。
《论语》的原意并非高的评价，但从起初，人们对“言必信，行必果”六字就具有高度认同反映。传播学是带有民粹色彩的，人民的接受里包含着选择与为我所用，他们并不在乎原教旨。几千年过去了，人民与历史已经调整了孔子论士三等级的顺序，不管小民还是要人，都会认为“言必信，行必果”是可圈可点的。我国不止一位领导人在国外题词或言及这几个字。
至于看不上当时的从政人员，这是必然的。孔子注重的是理念原则目标，那帮子人注重的是鼻子底下的事务与自己的升迁利益，如果孔子不批评否定他们，孔子就不是至圣先师，干脆就不是孔子了。
读《论语》、写《论语》、讲授《论语》的学人，与提倡《论语》的权力中人，互相不无距离，自古如此。
孔子是想入局、略入局，却终于与局相隔，因而有些出局的人，如王国维的“入乎其内、出乎其外”说。他的从政挫折，正是他的从圣优势，跳出来才有了高度，有了光环，有了一言而为天下法，匹夫而为万世师。
老子一针见血地指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孔子在立德立言上的伟大成就，是与他在立功上的少有成就分不开的。谁也别想得到所有的点。这是西谚，也是普适的不移之论。
——13.21——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王解：孔子说：“找不到践行中庸之道的人与之为伍，那就与狂狷的人结交吧。狂的人激进热烈，狷的人冷漠清高、有所不为。”
评点：狂的人沾点愤青劲儿，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他人，骄傲嘚瑟。狷的人沾点自恋劲儿，自命清高，尖酸刻薄，袖手旁观，不说不练。这样的人在我国知识界中呼之欲出。既狂且狷的人也有的是。
只要没有与权力联手，不是要统一个性，统一风格，应该说各有其可爱处。
或谓孔子的话是说不可与狂狷者结交相处，不像。没有找到中道的群体参与，又不准与狂者狷者接近，难道孔子要的是闭关修行？再说，一个进取，一个有所不为，都是极好的话，倒是王解的说法不无王本身的狂狷气味。
最最可厌的是另一种人：伪狂放、伪狷介，满口空谈高论，一肚子俗不可耐，全部记录都是鸡鸣狗盗、蝇营狗苟。
——13.22——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王解：孔子说：“南方有这种说法：‘一个人没有恒心耐心定力，就不要去做巫医，也不要去找巫医占卜治病。’”
古卦辞云：“没有坚持到底的德性，只能去承受自蒙其羞的后果。”孔子评论说：“既然是这样的卦辞，不占也罢。”
评点：做什么事都要有耐心与定力，孔子这里强调的是“恒”的重要性、关键性。如马克思回答女儿时所讲，他追求的是“目标始终如一”。
巫医则由于其神秘性、通灵性、撞大运性，由于其既形而下又形而上的性质，更不能急功近利，立竿见影。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心急也治不了自己的或他人的病。心急还无法催促卜卦上的美好预言落实，或险恶预言撤销。
何况赶上的是一个急于求成、心慌意乱并无恒心可言的人，干脆不去占卦，岂不更好。
占卦是为了知命运，求医是为了保性命保健康，这些都谈何容易？这些又都似是似非，明白人不掺和这一类不明不白的事儿。
——13.23——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王解：孔子说：“君子和睦而不绝对一致；小人一致抱团，但互相并不和睦。”
评点：太精彩了。和而不同，能够通向一种现代民主精神，承认多元，尊重少数，服从多数，尊重与保护任何人保持不同见解不同行为方式的权利，维护和谐稳定。
当时孔子不可能想这么多，但他至少发现了君子的如上特点。君子，有头脑有见解，岂能苟同？不同，也要文质彬彬，谦恭有礼，既讲礼法，又讲秩序与大局，如何能因意见不同而闹到不和生变的地步呢？
和而不同，需要教养，需要礼制与法制，需要中庸之道，需要使命感与责任感。
更妙的是孔子也了解小人的同而不和。什么叫同而不和？动辄拉帮结派，歃血为盟，坚如磐石，全票百分之百，情绪化、利益集团、山头宗派；转眼时过境迁，各种生压硬捂起来的矛盾终于露馅儿，明争暗斗，瞬间敌友，这样的事例还用列举吗？
孔子讲理想，动辄希望从心上端正初衷，培育仁德，他懂得什么是君子之心之德之治。同时孔子老到，接地气，他懂得人情世故，他也颇懂小人，看透小人的同而不和，不易，他的目光有穿透力。
——13.24——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王解：子贡向孔子请教：“（一个人或一件事，）所有的人都叫好，怎么样？”孔子说：“未必是那样好。”再问：“如果是所有的人都说坏呢，怎么样？”孔子说：“未必是那样坏。其实更理想的情况是，一个地方的好人都说他或它好，一个地方的坏人都说他或它坏。”
评点：恰如法国哲学家狄德罗所说，人人都骂，使人悲哀；人人都夸，更使人无地自容，因为只有伪君子才能如此“成功”。
不要企图获取全票，也不要怕有人反对，人间的分歧斗争不可避免，是非善恶的区分不可避免。孔子的这个见解带棱带角，不当乡愿，不和稀泥，不要以为中庸之道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捣糨糊。
——13.25——
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
王解：孔子说：“君子好服侍、好做事，但是不容易取悦于他。如果你的讨好手段不是正路子，他根本不接受；至于他用起人来，应该能针对各人的特色，用其所长。小人呢，不好侍候，但是容易讨到他的欢心。你用什么邪门歪道去溜须拍马，他都乐于笑纳；但他用起人来，反而求全责备。”
评点：又是道破了某种秘密。对于孔子所讲的君子与小人，我们不妨视为两种境界、两种水准、两种不同质地的人。一种人好侍候，因为他没有怪癖，没有贪婪，没有刻薄与乖戾，也不会对别人求全责备，因为求全责备既说明了个性缺少包容，也反映了本人缺乏常识，可能是当了小老板烧得热昏，不知道怎么威风好。
但是在君子手下工作不易，因为他起点高、要求高、智商高、情商高、懂行，你工作的种种不足，你为人的各种缺陷，他都了若指掌，他怎么可能糊里糊涂地夸奖你？
小人相反，毛病极多，私心杂念，心血来潮，忽冷忽热，阴暗多疑，又求全责备，你怎么侍候他？
拍他的马屁反而容易。吮痈舐痔，指鹿为马，歌功颂德，吹捧忽悠，他是照单全收。
一面为你的溜须拍马而对你有所奖赏，一面还要不时数落着你、斥骂着你、威吓着你，历史演义影片中，这样的令人作呕的主子，常见。
——13.26——
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王解：孔子说：“君子人，安泰自信而不傲慢凌人；小人呢，傲慢凌人，却没有安泰自信。”
评点：太好了。咋咋呼呼的不是君子，疑神疑鬼的不是君子，整天告急的不是君子，装模作样的不是君子，挑剔折腾的不是君子，大帽子吓人的也不是君子。还有沉不住气的，老担心别人不服的，布置眼线的，拉一帮人整他人的黑材料的，得机会就要证明自己一贯正确的……也都不怎么像君子之风。
是什么呢？倒也不算巨恶，只不过是个小人。
——13.27——
子曰：“刚、毅、木、讷近仁。”
王解：孔子说：“刚强不阿、坚毅不屈、质朴无华、谨言慎语的人，接近于获得仁德品行。”
评点：仁是品质，是心性，是天良又是儒学文化。刚毅木讷，是作风，是修养的外化，孔子一贯主张内外互动，主张诚于中而形于外。
刚毅木讷，可以分做四点理解，也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个是刚毅，偏重于强硬一面；一个是木讷，偏重于示弱、谦恭、低调一面。与老子的知白守黑，知荣守辱，知雄守雌一致。
反过来说，就是脆弱娇嫩的、半途而废的、摇摆不定的、哭天抹泪的，离仁太远；吹牛忽悠的、言行不一的、虚情假意的、两面三刀的，都与仁背道而驰。
为什么仁使人刚毅呢？孔子的逻辑是：仁者爱人，爱其亲、爱其尊、爱其家、爱其乡、爱其国、爱其君，做事有方向有原则有目标，当然不会脆弱娇嫩。为什么仁使人木讷呢？仁爱使人利他，使人产生责任心、律己克己之心，他怎么可能任凭自己变成巧言令色的伪君子、真小人，乃至真骗子呢？
——13.28——
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王解：子路向孔子请教：“要怎么样才能称得上一个‘士’呢？”孔子说：“互相切磋，愉快相处，可以称得上‘士’。朋友之间强调切磋，兄弟之间强调愉快相处。”
评点：强调朋友兄弟之间也要有所切磋，也要处得愉快，要相得、相知、相和、相推动、相切磋砥砺。时时处处不忘上进有益、和谐快乐，孔子是我国正能量的祖师爷，用心亦良苦矣。
为什么这一类要求是对士的，不算对君子的？可能士是候补君子，君子是候补大臣，感觉尚未找准。
朋友切磋？兄弟愉快？此说未见高明，有点大实话味道。
——13.29——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王解：孔子说：“让能干称职的人对百姓搞上七年的（军事）训练，那就可以建军开战了。”
孔子说：“如果让未受训练的百姓去打仗，那是对民人不负责任、不顾民人死活的行为。”
评点：军训主导最需要的是善良、仁慈、爱人？不如将善解释为善于、善其事、干得好。
孔子并不像老子那样反战，而是主张有备而战，抓军事从训练民众入手，有见地。
这里有没有类似全民皆兵的思路呢？
宪问篇第十四
——14.1——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
王解：原宪向孔子请教，有哪些事情是可耻的。孔子说：“邦国行政有道（讲道理、讲章法）的时候，你为朝廷做事领俸禄；而邦国无道、胡作非为了，你还为它效力得俸禄，这是丢人的。”又问：“好胜好斗、自吹自擂、刻薄怨毒、贪婪纵欲，这四方面的毛病改掉了，可以算是仁了吧？”孔子说：“可以说是难能可贵了，能不能算是仁，我就不敢说了。”
评点：朝廷好的时候可以做官，不好的时候拉倒。孔子是有原则也有清高自诩的，很好。
问题是：第一，有道，无道，谁来判断？有时候无道的权力系统也是有自己的道的，也是能讲道不止，雄辩滔滔的。孔子跑了那么多地方，想一展雄图，他认定那些侯国（包括那些要置孔子于死地的烂地方）都有道吗？
第二，万一你有可能改善或局部改良一下某些邦国的无道的恶劣状况呢？
第三，还有个吃饭问题。不谷不禄了，吃什么呢？有人回乡务农，如果没有条件回乡务农呢？或者，要不要区分一下，或者是当时已经有一条界限，大官才能对大小朝廷的“道况”负责，才应该引咎辞职，才必须做到饿死事小无道事大。“限以下”官员不过是如当今的“公务员”，只是吃官饭的，却不是政客政治家，是不用随着倒阁立马滚蛋的。
当然，也不必硬较真，圣人教诲的是大义，是原则；而执行的责任，包括且行且斟酌且行事的责任，是自己的事。
再者，孔子谈仁，对弟子指导的时候，常常从最简单的事情说起，例如回答司马牛时说仁就是说话慢一点。回答仲弓也不算复杂，做事与祭祀要恭恭敬敬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啦，而且也有不搞贪欲的说道，可为什么别人一问他他就认为仁难以说清也难于高攀呢？
为此，王对弟子问仁，解为问仁的修为，这好回答。而原宪的提问，偏重于何为仁，即仁的要求与内涵，不好回答。
所谓克，这里解释为好胜好斗，则有两方面的含义，一个是进取心，自强不息，追求卓越完美。一个是躁动与自我中心。同样的好胜，也具有完全不同的水准，会引向不同的结局。有人因好胜而加倍努力，有人因好胜而不择手段，不应笼统说事。
——14.2——
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王解：孔子说：“身为士而只知道贪恋自家，守在家里，那就算不上一个‘士’了。”
评点：这里的“士”，应该做有志气、有作为的候补精英讲。
一九四九年前后批评一些干部特别是农民出身干部的“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思想，与孔子此话相通。生活是文艺，是理论，也是道德教训的源泉。孔子也好，当代领导人也好，都碰到过类似的人和事。
同时孔子的话也提醒人们，他说的是士，是有志向有进取心的人，他说的不是平头百姓小人。所谓卑微的愿望，自然也有它存在的天理。不可以轻视与抹杀小人们安居乐业、过好日子的要求。我们提出来全面建设小康的目标，证明我们并不轻蔑小字号小愿望。
——14.3——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王解：孔子说：“邦国有道，说话正直端方，做事正直端方；邦无道，做事仍然要正直端方，说话则要低调克己。”
评点：无道有道，不同形势下的不同对策，孔子讲了很多。他注意战略与策略的差别，进取与自保重点之不同，他提倡清醒与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同时仍然恪守大义，不可搞机会主义。
——14.4——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王解：孔子说：“有德行的人必定会有美好的言论，言论美好的人，却不一定就有德行。讲仁爱的人必定会勇敢，但勇敢的人，不一定都有仁爱之心。”
评点：自然。话说得再好可能自己并没有做到，变成了巧言令色，也就与德无干。勇敢的人也可能是冒险亡命，与仁者爱人无关。明确一点说，不是由于爱，而是由于仇恨而勇敢的人与事迹，我们也不陌生。
有德者必有言云云，似与孔子提倡的木讷不一致，事物本来就是多方面的。美好的德行重行不重言，这是一方面。美好的德行应该生发美好的思想与语言，而与鄙俗的、凶恶的、野蛮的暴力语言大不相同，这是另一方面。就是孔子，离开他的名言，后人何知其圣明如此！
至于仁德使人勇敢，倒是值得多分析一下。仁德的人往往给人退让、忍耐、谦恭等方面的印象，而不是见义勇为、打冲锋、抛头颅洒热血的形象。古人对于勇的理解或与今人不同，《礼记》中“知耻近乎勇”的说法就很耐人寻味，那时也许首要的勇是勇于承认与改正错误，这与今天所说的勇不尽一致。
——14.5——
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王解：南宫适向孔子请教说：“羿精于射箭，奡精通水战，但两人都不得好死。禹与稷二人亲自耕田引领务农，而拥有了天下。（您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呢？）”孔夫子没有作答。等南宫适走后，孔子说：“这个人真是君子啊，这个人是真的崇尚德性啊！”
评点：表现了孔子的王道理想主义、和平理想主义与农耕理想主义。再善战不如不战，不如躬耕，可爱而难实现也。
各种理想都是可爱可敬可圈可点的。现实并不符合理想，人性也不是只有符合理想的一面；恰恰人性有违背理想的负面，如争强好斗，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为什么南宫先生在时不夸，走了才夸奖呢？南宫的话说到孔子心病上去了，他奋斗一生就是要用仁德的理想取代阴谋与杀戮，在这样的悲剧性的话题面前，他能说什么？他大事赞扬南宫之说，赞扬了半天效果何在？再说当面褒扬不是孔子的习惯。
——14.6——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王解：孔子说：“君子而做不到仁的要求的，这样的人是有的；小人而做到仁德的，那是没有见过的。”
评点：孔子注意君子与小人、精华与庸众、治人者与治于人者的区分，并认为这个区分是保持秩序与和谐的保证。君子如果不仁，是由于做到仁并非易事，需要教育培养，需要克己复礼。小人不仁，则是势所必然，事出自然，因为小人没有那个度量、那个地位、那个思路。小人们能够奉公守法，听从调度使役，行了，不要幻想小人们有更高更好的表现。这与宗教的普度众生、拯救众生不同，也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们的依靠工农，解放全人类的思路不同。
——14.7——
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
王解：孔子说：“爱一个人，能不让他（或为她）辛辛苦苦吗？为一个人诚恳着想，能不谆谆教导他吗？”
评点：今日，对于做父母、做领导的，此话尤为切实要紧。
——14.8——
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
王解：孔子说：“（在郑国，一道命令或重要公文，要经过四位大夫的工作，）裨谌起草，世叔推敲讨论，行人（外事官员）修改，东里子产润色。”
评点：对于官事，孔子主张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对文字的东西，同样要极端负责，层层把关。看来写作班子，也是古已有之。
——14.9——
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问子西。曰：“彼哉！彼哉！”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
王解：有人向孔子打听子产。孔子说：“他是个广施恩惠的人物。”问（不听劝、死于难的）子西。孔子说：“他呀，他呀……”问管仲。孔子说：“他是仁者。他剥夺了伯氏的三百户采地，闹得伯氏只能吃粗茶淡饭，但至死对管仲没有怨言。”
评点：据说这一段表示了孔子对于理政要宽猛相济的主张。子产临终，有这一类遗言，证明正确。子西遭难，他可能是妇人之仁，不知道使用强力手段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不值得同情，孔子才说什么“他呀他呀”。管仲有威权，懂得用权，虽然做了些得罪人的事，因为公正严明，照样站得稳。
——14.10——
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
王解：孔子说：“贫困艰难的时刻不怨天尤人，很难做到；富贵荣华中不骄傲膨胀，这倒容易。”
评点：富而无骄，对于君子来说，其实等于锦上添花，稍微有点常识与分量的人做起来并不难。贫困呢，等于你的地位下滑，荣誉耗散，满腔郁积，岂能一味压制？贫而无怨，需要更高得多的境界、信心、本钱、功底。仅有一个忠诚恭敬的理念，有一个仁义礼智信的道德信条，远远压不住要嘛没嘛的冤屈、怨毒与愤懑。
——14.11——
子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
王解：孔子说：“孟公绰在赵国、魏国当个大夫家臣是很好的，而到滕国、薛国当个大夫就玩不转了。”
评点：根据前贤的解释，孟“老”尚闲，在赵魏这样的大国做一个闲职，当个巡视员、顾问、文史馆员什么的还行，而哪怕是一个小国，真去当个部长厅长啦，整天处理杂务，他根本不灵。
什么人能胜任什么工作，要看责任的大小，而不是看地面的大小。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有的人是宁为鸡口，毋为牛后，那是有雄心、有前途、敢闯荡的人才。有的人是宁为牛后，毋为鸡口，那是指已无意进取或无精力揽活儿的人。
现在也是一样，你当过镇长、区长，芝麻官儿，其权其责却比许多级别高的外围官员有分量得多，也更能锻炼人。
——14.12——
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王解：子路问怎样才能算全局全面人才。孔子说：“（一个人）能像臧武仲那样智慧，孟公绰那样恬淡，卞庄子那样勇敢，冉求那样多才多艺，也就算是全才喽。”接着又说：“今天哪儿还有这样的人？如今的官员，见到利益能够想想原则道理（而有所不为），越是危难时刻越是勇于接受担当，时间过去了很久，仍然不忘记自己许诺过的话，也就算全才啦。”
评点：处处都是今不如昔。这里有一个原因，昔日人才，经过时间的过滤与历史的淘洗，对今人们有一种距离美感、超脱感、理想感与不可比性。同时代人则是可比的、距离近从而瑕疵俱见的，是与今人有各种利害关系故而颇具争议的、被人羡妒的。
我们不可能像崇拜岳飞一样崇拜今日的将领，不可能像着迷于苏轼一样着迷于今天的著作者。包括不远前的徐志摩，他的风流韵事正在成为佳话，而如果发生在今天的某位诗人身上，必然会搞得自身声名狼藉。
——14.13——
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子曰：“其然？岂其然乎？”
王解：孔子就公叔文子的情况向公明贾问道：“听说那位老人家不说话，不笑，也从来不取用什么东西吗？”公明贾回答：“说得太过了吧。公叔文子老人家的特点是时机到了再说话，所以人们不会讨厌他的说话。真正快乐了才会笑起来，所以没有人讨厌他的笑。合乎原则道理了，才取用物件，所以没有人嫌厌他的取与用。”孔子听了说：“是这样的吗？当真是这样的吗？”
评点：说是孔子对公叔文子是否真的做到了这一点不无疑惑，才追问了两句是否如此。如此说可靠，那么孔子的意思是，人的一颦一笑一言一动，不可能如此提纯化计划化。有时为了礼貌，你没有碰到乐事也得显出微笑。有时为了寒暄，你不会全无没话找话的情形，以致作家刘震云称每个人每天的废话多达百分之九十。拿取东西，发下来的或购买来的，当然都可以取用。何必说得那样绝对！
但是公明贾对文子的介绍却是良言格言，不移之论，做到了的当然好，做不到的也要学着做。时然后言，精到啊公明贾！乐然后笑，少多少皮笑肉不笑、假笑阴笑狂笑狞笑！义然后取，还有贪官吗？
——14.14——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为后于鲁，虽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王解：孔子说：“臧武仲依仗着自己的地盘的城防，要求给自己的后人以地位，虽然他说他不是要挟鲁君，但我不相信。”
评点：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知道其真伪与过程，已经不易，就像罗生门一样，会有许多版本。再判断与事者的动机就更难了。详情固然难知，从孔子的口气中倒是可以看出他老的世事洞明与深谙政务。
孔子的面貌并不是学者，而是仁者与智者，叫作万世师表。
——14.15——
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
王解：孔子说：“晋文公阴谋诡计，不正大光明；齐桓公正大光明，不搞阴谋诡计。”
评点：孔子特别喜欢一个正字，端正、正派、诚信、忠实、妥当、正道、大气，派生含义无穷。所以他要正名，要以正克邪，克谲，克己，克小气；他相信各种美德，出自于正。
古人喜欢寻觅一批讲人类美德的词儿，也许只是一个单独的字儿，连通过来，分析过去，贯穿于一，从而享受宣扬美德的快乐与精确命名的精神权利，还有庄严的完成大任意识。
——14.16——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王解：子路与孔子谈话，他说：“齐桓公杀了公子纠。纠的臣下召忽以身殉主，但是管仲没有赴死。”子路问：“他这算是不仁吧？”孔子说：“桓公多次会集诸侯，没有用武力，（取得了这样的成就，）靠的是管仲的能力，这也是仁呀，这也是仁呀！”
评点：孔子这里表达了一种对胜利者的尊敬，对强者的肯定。以事功为仁，尤其是以力为仁，这与前面有些地方孔子的论述不尽一致。但也透露了孔子的务实心态。仁是内功、心功，此前孔子已经多次表述过，同时仁又不能仅仅是心功、内功，因为孔子要推行仁政，要论证仁给百姓家国带来的福祉。面对对齐国作出了巨大贡献的管仲，他不能用腐儒的态度挑三拣四。尽管此前他对管子也有许多批评指责。
该赞扬就应该赞扬，该指责就应该指责，这叫实事求是。
——14.17——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王解：子贡与孔子谈：“管仲不能算仁者吧？齐桓公杀公子纠的时候，他不能殉主，后来又当了宰相。”孔子说：“管仲作为桓公之相，助桓公称霸诸侯，一统天下。民人至今仍得到他的好处。如果没有管仲，（中原文化就会式微，）我们早就披头散发，穿上左开襟的上衣了。（他是大人物）哪能为了平庸的男男女女的那点小见识而无声无息地自杀在沟壑里呢？”
评点：这里有点双重标准。庸才，碰上了要命的时令场合，您就义无反顾地去死吧。特大志向、特大才能、特大使命，您可以自行特殊处理。从伦理学与逻辑学上看，此说有可疑处。从实用主义的角度看，又似不无道理。
中国文化的价值论述，有坚决性彻底性，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所谓肝脑涂地的忠，等等，但又常开后门，所谓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
反正孔子在此的说法让人有点伤脑筋。
——14.18——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与文子同升诸公。子闻之曰：“可以为‘文’矣。”
王解：公叔文子的一位臣下，与文子同时晋升到一个高阶级。孔子听说后评论说：“文子真是文明高雅的人呀。”
评点：能够不论资排辈，不妒贤嫉能，不压人一头，不斤斤计较，这是一种文化，这是一种高尚。让我们看看国外的一些人事变动，俄国的两位领导人可以互为总统总理，美国的总统当选后可以重用他的竞选对手，都启发我们，不要将级别资格身份看得那么呆板、狭隘、小气了吧！
——14.19——
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
王解：孔子讲卫灵公暴昏无道，康子说：“如果他是像您说的那样一个无道昏君，为什么他并没有灭亡呢？”孔子说：“他有仲叔圉主持外交，有祝管理宗庙大典，有王孙贾给他治理军队。有这样的贤臣，怎么会灭亡呢？”
评点：有大道理，有小道理。邦国无道，必将灭亡，这是大道理，但是大道理也还有一个应验的时间过程。国有人才，就有更多的存活可能、推迟败亡的可能，这是小道理，小道理也照样管用。有时候大道理应验的条件已经成熟，再多多少小道理也没有作用，例如明思宗朱由检十分勤政，没用的，因为明的气数已尽。气数已尽也是大道理，是综合性宿命性的道理。有时候小道理拖延着大道理的应验，例如卫灵公手下有三名良臣。还有时候小道理与大道理合谋，使事情发展得极快，例如贾府的几个爷们儿的腐恶记录，王熙凤的造孽，入不敷出的财政危机，其实是小道理，但与盛极必衰的大道理、渐失宠信趋势的大道理，与养尊处优的封建贵族一天天烂下去的大道理结合起来，贾府说垮就一败涂地了。
——14.20——
子曰：“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
王解：孔子说：“一个人说话太冲，大言不惭，落实起来就困难了。”
评点：孔子早就发现了，大言欺世的结果是为世所弃，高调忽悠的结果是丧失公信力。王认为，尤其是执政系统，少说大话为妙。在野的时候，你的大话是将执政者的军；你上了台了，高调大言，是将自己的军，出自己的洋相。
——14.21——
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
王解：陈成子杀了齐简公（是为弑君，本是不能接受的）。孔子沐浴后郑重上朝，对鲁哀公说：“陈恒弑君（大恶），咱们应该去征讨（维护礼法秩序）。”鲁哀公说：“你去报告那三位（权重的）要人吧。”孔子说：“由于我担任过官员，不敢不来报告。可是国君让我去报告那三位要人。”到了三位要人那边，报告了，没有获准征讨，孔子又说：“因为我当过鲁国的官员，不能不来报告。”
评点：有读者看着孔子有点可笑可叹，你已经嘛也不是了，你算老几还要去报告，而且不厌其烦地声明自己当过鲁国的官儿。
然而这符合最现代的政治操作学，做到做不到的意见，要留下记录，留下过程。所谓政治，所谓治国，不但包括你做到了什么，也包括你主张什么，却没有做到什么，还有你的美好主张的未能实现是由于政治势力的阻挠。主权归属，独立或者并入，明明一时不起作用的话也要说，也要义正词严地发表声明备忘录。道理即在此。
孔子一板一眼地做事，过程和言语已经载入传统文化经典《论语》，他要是不说，不就湮灭了吗？何况，过程与言语流露了对于一、弑君的陈某居然不被惩罚，二、鲁国国君居然不能做主，却让他去找三位权人要人的不满。这也叫觚不觚啊。
孔子为做不到的事情而奔走，而说话，而碰壁，这就是政治，这就是谴责，这就是以听喝、奉命、服从鲁哀公的命令来抗议觚不觚的颠三倒四。
——14.22——
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王解：子路问应该怎样侍奉君王。孔子说：“不可以欺骗他，却必须告诉他以真实的情况，哪怕他变颜变色不爱听你的大实话。”
评点：很重要，今天也应该作这样的提倡。因为今天有这样的不潜也不明的规矩，领导走到哪里，当地干部都以让领导高兴为第一任务，而不是以让领导掌握真实情况为第一任务。
更值得警惕的是今天的习惯。与孔子所说相反，现在某些干部的习惯是欺而不犯：可以欺骗领导，不可以触犯领导！
——14.23——
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
王解：孔子说：“君子往上走，小人往下走。”
评点：可以作多方面的解读。君子关注的是高尚的课题：天命、天道、天人合一、天理、天良、天心、天意，还有什么为天地立心什么的。小人关注的是形而下的鼻子眼底下的那点事：私利、私欲、财产、享受、占便宜、党同伐异。君子的境界高尚，小人的境界低下；君子往高处走，小人往低处走。君子阶阶高，小人步步低。
当然也可以释为君子从高远处观察思考问题，小人从卑微处掂量一切。
能不能解读为君子有什么事找上边，小人有什么事找下边呢？达嘛，这就有点麻烦啦。
反正孔子注意到了也屡屡强调君子小人、高与低、贵与贱的区别了，却少有注意到二者的不可分离，互补、互动、互相转化。这方面老子讲得好：“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这里的第一个概念都是对立的概念存在的条件。
如果是从品德、教养、境界、风度上着眼，区分一下上下、高低、贵贱、善恶与美丑，则是不可避免的，是必要的。正是这样的区分中表现了一个人、一个社会群体的价值选择与价值判断。当然，平等不等于不分善恶真伪美丑，不等于不分君子与小人，在这里，上智与下愚，君子与小人，是不能混淆的。问题在于，好学敏求、见贤思齐，小人也可以提升为君子；自以为是、恶性膨胀，君子转眼堕落成了小人。
求仁得仁，学好不难；随波逐流成了坏蛋，学坏更易。
——14.24——
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王解：孔子说：“古代人们学习是为了自己；今天的学习，则是为了迎合需要，迎合他人。”
评点：孔子似乎少有以正面的意思讲己，要知道，他给仁下的最严肃的定义是克己复礼呀。他从来讲的是道德理念：道、仁、义、敬、孝、悌、忠、信、礼、知、勇、廉等等，他一直强调的是礼法，是秩序，是正名。结果在学习的问题上他居然讲到为己，不简单。
也许他的意思恰恰在于学习立其诚，是学习者的内在需求，是入耳入心入灵魂，而他不能认可的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表面应付求分数求升学求装饰自己的门面、实际无益于自己的人格自己的品质的伪学习。
不是自己真的要学习、有兴趣于学习、出自本性地拥抱自己要学的东西，而是不得不硬着头皮、捏着鼻子的所谓学习，作秀作骚的学习，应付老板长上的学习，例如贾宝玉在板子威胁下的“学习”，只能降低学习的声誉，是不会收到好效果的。
——14.25——
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王解：蘧伯玉派人作为他的使者去见孔子。孔子请使者一起坐下，提问说：“他老在忙些什么呢？”使者回答说：“他老希望的是减少自己的过失，却常常做不到啊。”使者离去后，孔子赞叹：“真是好使者啊，真是好使者啊。”
评点：前贤都说蘧伯玉是君子，特别喜欢自我批评，活了六十岁知道前五十九年都错了，活了五十岁知道前四十九年都错了，以至于他每天都在努力减少错误，还硬是做不到。谦虚的自我批评精神确实值得学习，但是说法上是不是有点忽悠？如果五十岁时认为前四十九年都错了，好的；那么六十岁时认识到前五十九年都已经错了，那么十年前的认为前边之错是不是也认为错了呢？既然永远是错错错，那么认错不也是错吗？错也是错，负乘负为正，就是说今天认为昨天错，明天应该认为今天错即昨天不错呀。这与世上的一些最著名的数学悖论是一样的，一切都是错的，那么认错也是错的，一切都是对，那么错也是对的，这种思想方法是匪夷所思的呀。
还有如果一个人的全部精力都用在自我检讨上了，他靠什么糊口？靠什么当差？靠什么养家治国？靠风度？靠检讨？今天唯一的可能是靠写作，写作中的狗血喷头，也可以混上版税。
其实对与错（过失）也是相伴而生的，没有正确的把持，没有自信、自恃与自尊，哪儿来的自我批评！
也许这样的评点有点故意抬杠，《论语》是语录体，点钢铁长城为止体，说蘧坏分子忙于“寡过”，是说明他的克己复礼的心态，战战兢兢的恭谨，不等于他日日夜夜只张罗这一件事。
——14.26——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王解：孔子说：“不在那个职位上，不去谋划那个职位的政务管理。”曾子说：“君子的思虑，不超出他的职务（或社会地位）范围。”
评点：此说与“忧国忧民”不合，与“先天下之忧而忧”不合，与民主精神与担当意识不合，与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使命感不合。其实历来我们这里就有不同的说法，如“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还有“位卑不敢忘忧国”。
在一种情势下这样说是对的，而且是必要的—一个下台或退休官员，应该强调自己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一个官员对于同级的不同地区、不同分工的官员，多数发问下也需要这样理解与这样声明，以利分工负责。
当然，还可以这样说，关心、责任、公民意识、有机知识分子意识与谋政是两个意思，不能混同。
——14.27——
子曰：“君子耻其言之过其行。”
王解：孔子说：“君子人会认为自己言过其词、言而不能兑现是自己的耻辱。”
评点：极好，少说不能兑现、不能落实的话，特别是权力系统中人，否则是给自己挖后日发酵的陷阱。
不太明白的是：耻其言之过其行，不是应该大力提倡“言必信，行必果”吗？为什么把上述六个字看成小人的讲求呢？
同时，一切事业都有一个提前量的问题，还有终极目标的问题。人做事应该有一个较高的理念，它的意义在于你不断地接近它，却永远不能完成它。例如应该见贤思齐，思齐并不等于一定能齐，那么说见贤思齐，是不是言过其实呢？还有王道、仁政、大同、博爱、民主、自由、普遍幸福、公平、公正、公开……都不一定能够判断某某牛人说的话是过还是没有过，难道能够不讲这些“言”吗？
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尤其的尤其是文学艺术家，没有想象与夸张，是不可能的。不存在过与不过的问题，而存在真诚不真诚的问题。只要真诚追求拥抱，你即使言过其实，仍然真切动人。你虽然真切动人，我并不要求你限期变现。
——14.28——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
王解：孔子说：“君子有道的表现有三方面，我还没有做到：一是胸怀仁德，没有忧愁焦虑；二是腹中足智多谋，没有犹豫迷惑；三是浑身是胆，没有恐惧退缩。”子贡说：“这三方面的表现，正是老师自身的特色啊。”
评点：道德训条或道德追求，无止境，无标准答案，谁也不敢说自己做到了一百分，九十分也没有几个人敢如是吹。
仁者不忧？应该是指不为自身的私利私欲私情而忧，总还要忧国忧民哀郚哀民生之多艰吧。
智者不惑？当然智者的困惑会少于常人。原因不是智者什么都明白什么困境下都有办法，更重要的原因是智者清楚地知道自己有许多东西是不知道的，没有办法弄清的，过去不行，现在不行，将来也未必行，这正是清明坚定，无惑无迷的根据。
勇者不惧，似乎简单明了。问题是不惧是君子之道吗？那要看不惧什么了。应有的敬畏不可少。例如老子提倡“勇于不敢”，够绝的，可见勇者不惧也不是那么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的。
仍然可以说相对真理恰是如此。一般说来，概括说来，嘀嘀咕咕、畏首畏尾、锱铢必较、患得患失的人不是君子。君子毕竟有一种胸怀，有一种把握，有一种明断。
——14.29——
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
王解：子贡说旁人的坏话。孔子对他说：“赐（子贡的名字）呀，你有那么贤明吗？不注意改善自己却盯着旁人，要是我呀，我可没有这份闲工夫。”
评点：最欣赏的是孔子说自己没有闲工夫议论他人是非，太有同感了。王常常感觉到的是，不必感叹自己的特别高尚，也不是自己没有对他人的失望与批评，不是自己没有非正面乃至非高雅的情绪需要发泄，只是太忙碌了，需要写作，需要读书，需要开必要的会议，需要向许多人学习，也需要反省与改善自身，还要看电视、听音乐、游山玩水、游泳健身……谁还顾得上去关心某些鸡鸣狗盗的破人破事！
——14.30——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王解：孔子说：“不怕旁人不了解自己，就怕自己没有那个能力。”
评点：反求诸己，世上有多少牢骚鬼，一无所长所能所知，仍然在那里跟这个比，跟那个闹，到处伸手，到处碰壁。每个人最应该自问的是同一个问题：“你究竟干得了什么？”
——14.31——
子曰：“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
王解：孔子说：“不用诈术去逆袭别人，不预设别人是不讲诚信的，但是对一切不良不端仍然能够洞察防范，仍然能够防微杜渐，先知先觉，这是贤明啊。”
评点：这也是防止一种倾向的时候也要防止另一种倾向。视别人为敌，老是不惮用最坏的心思去想别人，太痛苦太激愤也太伤身心。以善对人，但世事洞明，眼里不掺沙子，这是孔子的理想。
——14.32——
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孔子曰：“非敢为佞也，疾固也。”
王解：微生亩对孔子说：“孔丘为什么老是那样忙忙碌碌的呢，是想当个佞臣吗？”孔子说：“我哪里敢于去充当佞臣，我是看到了社会的太多弊病，不能不进言求治呀。”
评点：想起了李隆基的五律《经邹鲁祭孔子而叹之》：“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
世界就是这样，如果你清高冷淡，有人会说你装模作样，毫无担当；如果你辛辛苦苦，意在有所作为，而且已经小有影响了，有人会说你过于聪明、狡猾奸佞。如果你还进入了权力系统了呢？那一定是心黑手辣、双掌鲜血。人们往往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没有办法的。
其实孔子不必为自己申辩。鲁迅说过：“无论是谁，只要站在‘辩诬’的地位的，无论辩明与否，都已经是屈辱……”如果你有吕洞宾的自信，何必在乎狗咬不咬呢？
——14.33——
子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
王解：孔子说：“我对于一匹好马，不是称赞它的体力，而是称赞它的品德。”
评点：把泛道德论用到马身上去了，然后通过说马来夫子自道。当然，马你首先是肯跑，卖力气，否则你有再好的体力，设若懒惰娇嫩或者野性不驯，也不能算是千里马。问题在于，一匹马也好，一个人也好，德才力诸方面不一定是分离的，很可能是统一的。一匹不肯努力跑的马能够锻炼出好的奔跑能力来吗？一匹很愿意跑的马，如果没有好的膂力，能算千里马吗？
——14.34——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王解：有人问：“别人做了祸害我的事，我却报以恩德，这样如何？”孔子说：“那别人要是做了给你以恩德的事呢？（你回报给人家什么呢？）我觉得，最好是以光明正大回报心怀鬼胎（暗地使坏、造你的谣言、给你打小报告之类），同时以恩德回报恩德，以善待回报善待。”
评点：讲得合情合理，但还要具体分析。有时别人流露出小小恶意，例如对你羡慕嫉妒恨，你高高在上，不以为意，仍然可以在必要时对他施以援手。何况这里还有顾全大局问题，蔺相如对廉颇就做到了以德报怨。雨果的《悲惨世界》里，一个神甫对冉·阿让也是以德报怨。至于提倡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也同样可能有自己的针对性，如果自己不是迫害狂的话。
——14.35——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王解：孔子说：“不要说什么了解不了解自己的话了吧！”子贡问：“您说不要说什么了解不了解您，这是指什么而言呢？”孔子说：“不必抱怨天，不必责难旁人。我在低位学习提高，达到了知天命知天理的程度，这说明，苍天是了解我的呀！”
评点：许多专家解释“莫我知也夫”是孔子叹息无人了解自己，与后文不合榫，与此前的主张也不一致，王做了不同的解读，自觉通畅了些。
当然，如果说孔子也偶有不被理解的悲哀，并只好把被理解与被支持的希望寄托在“天上”，也说得通。但与此前他讲的：“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还有“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的说法不怎么吻合。
——14.36——
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王解：公伯寮向季孙说子路的坏话。子服景伯将这个情况告诉给孔子，说：“季孙子老人家可能受到了公伯寮的迷惑，我还有能力将公伯寮斩首示众。”孔子说：“天道能行于天下，这是命运。天道将被废弃，这也是命运。公伯寮能改变命运的走向吗？”
评点：具体背景无法了解，孔子的答话倒是有点无为而治的意思。对于境界低下的人的蝇营狗苟特别是告黑状之类的活动，与其全力以赴，不如置之不理。如前面所说，正经人没有那个功夫。再说，因为谁告了个状就想法将他斩首示众，也有些反应过度。
——14.37——
子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子曰：“作者七人矣。”
王解：孔子说：“贤人能够避开乱世，其次能够避开发生动乱的地方，其次能够避开恶意与怠慢的容色，再次的则是避开恶言恶语。”孔子说：“有七个人都是这样做的呀。”
评点：这里有点在“避”字上狠下功夫。王知道的与实践的是“大乱避城，小乱避乡”，从而避开了“文革”之灾。也有反过来说的，小乱避城，指的是小乱避到城里去，大乱避到乡下，这与前面说的大乱避开城市，小乱避开乡村，意思完全一样。
——14.38——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王解：子路夜宿在石门。到了早晨，看门人问：“您是从哪里来的？”子路说：“从孔子那边。”看门人说：“就是那位明知做不成还坚持去做的人吗？”
评点：知其不可而为之，现在是一句伟大的话、悲情的话，带着自我奉献牺牲精神的话，脱离了安危、成败、得失考虑的话。对孔子的这样一个评语，表现了孔子的理想主义，也表现了孔子的倔强。
——14.39——
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子曰：“果哉！末之难矣。”
王解：孔子在卫国敲击石磬，有一位背负着篮筐的人经过孔子的家门，他说：“你有心事啊，击打石磬的人！”过了一会儿又说：“你的见识太浅陋了啊。吭哧吭哧的，抱怨别人不了解自己哟。人生就是那么回事嘛，水深的地方，蹚过去嘛，水浅的地方撩起大襟也就过去了嘛。”
评点：这里讲的民间高人，无欲无求，无虑无忧，与楚辞《渔父》所讲的“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水净了洗帽子，水脏了洗脚丫子，无往而不适的调子是一样的。
自命精英者受挫，干脆到人民当中去，确为自我救赎一法。王有此经验也。民间确实也有想得开、说得通、无可无不可、绝不较劲置气的人物。到了人民那里，人们也就不再闹腾什么怀才不遇、忠而见疑的老戏码了。
——14.40——
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
王解：子张问孔子：“《尚书》上记载：‘高宗喑哑不出声，整整三年不说话。’这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岂止是高宗，古人都是这样。君王死了，百官各居其位，各司其职，服从宰相的领导三年。”
评点：似不是具体地说嗓子哑了不出声音，而是说帝王死了不急于立新君，要在哀悼的气氛中维持、等待三年。说明古代礼法严明，对于帝王之死看得很重，以维护帝王的尊严。
——14.41——
子曰：“上好礼，则民易使也。”
王解：孔子说：“上边重视礼法，老百姓也就好管理了。”
评点：礼的核心是尊卑长幼，维护秩序，要从君王与大臣做起。
在夺取政权的时候闹点游击习气，是难免的。执政了，必须讲究礼法规矩。这就是老子所说的“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14.42——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王解：子路向孔子请教君子的修为。孔子说：“修为自身，达到敬的地步。”子路问：“就这个吗？”孔子说：“自己修为好了才能安定旁人。”子路问：“就这个吗？”孔子说：“自己修为好了，就能使百姓安宁。修好自身，安定百姓，只怕尧舜做得还不完善呢。”
评点：把修身视为治国平天下的关键乃至于全部，这在言语上是可以发挥推演的，但子路对此有疑惑。孔子乃抬出尧舜来高屋建瓴于子路。尧舜做得也不算完美，可能说明了修己以安人安百姓的标准是一个高标准，但也可能说明修己以安人的说法玄虚了些，以简单的操作去攀登高耸入云的标杆，本来就难于做到。
这一段不知为什么使人作如下联想：有如提问怎样能成为学问家，回答好好查《辞源》就行，而提问者不解的时候，你回答：“钱锺书、季羡林也背不下《辞源》来噢！”
谁也做不到，完全不能证明做到了就达标于君子。至于将修身与敬当作君子的首要要求，这个说法简明有力，给人以教益。
——14.43——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
王解：孔子的一位吊儿郎当的老相识放肆地躺着。孔子对他说：“你幼小的时候不知道谦让也不懂得爱护照顾兄弟，你长大了也没有什么好记录可说。现在老了，还不死，你还是个贼坯子。”一面说着，一面用手杖打他的小腿。
评点：老而不死是为贼，也是家喻户晓的名言。这个话在流传当中形成了一个效果，生老病死是正当的常态，常态就是天命，就是天道，就是天意，人们应该习惯于这样的常态，乐于接受这样的常态。太特殊了，老而不死，反而是对常态常理的悖逆。至于孔子当年说这个话，可能只是针对个别人，也可能是孔子讲他对生死寿命的看法。
——14.44——
阙党童子将命，或问之曰：“益者与？”子曰：“吾见其居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王解：孔子住家那边的一个孩子出来传话，有人问：“这孩子有什么长进吗？”孔子说：“我看到的是他大模大样地在那儿一待，还看见他与长辈们并肩而行（不懂礼让）。他不像是一个求进步求教益的人，而是一个想一步登天的人。”
评点：孔子一贯反对无礼，反对放肆，反对没大没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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