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与美女经济

    晚清的国门虽然被人打开了，西器、西俗和西学渐次东来，但中国人对于西方现代政治意义上的选举（vote）在很长时间内都不能理解，任凭先进人士怎样启蒙，大家就是不开窍。在所有能识字作文的国人眼里，选举是考试，不是投票，得选与否，一看自己的发挥，二看考官的眼力，跟其他人没有关系。所以，尽管先进人士一个劲儿地说西方选举政治的好话，而且搞选举的西人一个劲儿地打我们，但是国人还是在一个劲儿地操练自家的科举，甚至当西方人打进来的时候，还幻想人家也跟我们一样开科取士（曾经传八国联军的统帅瓦德西干过这事）。

    不过，近代以来的世界毕竟是西方的世界，体系、规则、座次都得由人家来定，然后把你拖进来摁到某个位置上。被拖的民族或早或迟都得接受人家的规矩，包括名词概念。中国人的学习能力和识时务的能力都不差，只因为国家太大，资格太老，架子放不下来，耽误了太多的功夫。好在中国人毕竟聪明，当我们被西方的好学生日本人教训了一顿之后，终于肯放下架子学习了。

    上海是晚清中国新鲜事的集散地，各地的中国人，都跑到这里来见识洋人洋事，吃西餐，坐四轮马车；而住在上海的人也什么事都敢做，玩回力球，做买办，讲一口洋泾浜英语，甚至投票选举也敢一试。

    不过，上海人最早的投票不是选政治领导人，而是选美女。十九世纪末的上海，是个“繁荣娼盛”的年代，从街头的流莺，到书寓的校书，莺莺燕燕，成千累万。妓女多，文人也就多。那是个文气未消的时代，即使是青楼也要讲究一点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于是肉竹发，小报出，花酒来。甲午战后，文人学士，家仇国恨，无处排遣，有关醇酒妇人的行动格外活跃，于是有人发起为妓女评花榜活动。

    花榜模仿科举考试，分色艺两项，给妓女打分，分为一甲、二甲、三甲，只是妓女们用不着动笔，也不需交卷。能进入三鼎甲的美女，自然是行中最红的人，至少有人乐意捧场。这种活动相当古老，据说十七世纪就有，当时怎么搞的不太清楚，但此时的花榜，却采用投票选举的形式，由报纸来主办，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是李伯元的《游戏报》的花榜评选。这位《官场现形记》的作者，笔下生花，骂官骂得畅快，办报点子也多。《游戏报》的花榜评选自1897年夏开始，每年评选四次，以当年的首次选举最受关注，报纸的销路为之大增。花榜选举的票当时叫“荐书”，一份荐书算一票，以票多为胜，得票相同则参照舆论定上下。一甲三名，二甲30名，其余有票的都放在三甲。所有参赛的妓女无论一、二、三甲，都在报上列出。第一次选举，虽然是仅仅事涉花界名花，但依然看的人多，投票者稀，状元仅得九票，榜眼和探花各得七票。不过，参与者中至少有一个是外国人：美国人雅脱，他发信抗议，说是丑的排前面了，美的落了后，要求更正。显然，如果此信属实的话，只表明了西方人对中国美女的感觉跟中国人自己是不一样的，按“民主原则”，名次是不可更改的。

    花榜高第虽然一不能做官，二没有奖品，但所得到的好处也是明显的。发榜之时，报纸在每个人的名字后面都注明了住所，而且开列了些赞词，据说这些赞词都来自于荐书，名次越是靠前，赞词就越长。赞词的话有长短，可肉麻程度却差不多，比人则非西施即王嫱，喻物则非花即月，什么“清若白梅”，什么“与月争妍”，连最后两名也是“身材俏丽”和“琪树琼花”（从后来流传下来当时的照片看，这些当年被吹成羞花闭月的美人大多面容平板、目光呆滞，以今日之眼光观之，一点都不美）。发榜之后，不仅榜上有名，尤其是名次靠前的名花们以后生意兴隆、收入骤增，就连写荐书的秀才们也因其文辞的艳丽，因此多了些在报上露脸的机会，可以多收点润笔。当然，得到好处最多的是发起活动的报纸，销路增，广告来，评一次花榜怎么也吃上几个月。事实上，随着花榜的评选，相关的各行各业都得到了拉动。当时中国的照相业刚刚起步，正是由于花榜后来上了妓女的玉照，最终吊起了大家闺秀和小家碧玉的胃口，得以蒸蒸日上。而妓女的服装，由于报上的宣传，而被广大的良家妇女所效法，因而服装裁剪业也发达起来。报刊也因为美女的玉照一天天多起来，由妓女而女学生而名媛闺秀，日益兴旺发达，迎来了中国传媒业的第一个春天。其他被拉动的产业，估计还会有，篇幅有限，就不一一列举了。

    在报纸发起评花榜之前，中国的花业或者说娼业，虽然也是一种“产业”，但却只在中世纪的层次上运行，不过是人肉作坊。有了花榜，尤其是有了投票选举的花榜，花业才转变成了美女经济。花榜评选的设计者李伯元之流，对民主政治未必了解，但却无师自通地搞起了投票选举。显然，如果不是这种海选性的投票，花榜的评选绝不可能闹出这么大的声势，当然也就没有后来绵延二十几年的花榜选举，也就没有了美女经济。

    西方的民主政治落到中国人手里，最先得济的是我们的美女和美女经济。

    太政治的“花业”

    花业不是花卉行业，这是个老词儿，指娼妓业，过去不仅有花业，还有花捐、花税。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某船妓有言道：做官和我们做妓是一样的。明显属于吴某这个海上文人对政府官员的污蔑，我的文章扯花业带上“政治”，决无类似吴某的“恶攻”之意，所要说的无非是清末民初曾经辉煌过的、而且照章纳税的娼妓业的一点旧事。

    关于娼妓业繁盛，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中国人的婚姻是生育型的，家庭的轴线是父子。所以，做妻子的在性生活方面往往不那么在行，男人要追求性生活的快乐不得不到性技巧比较高的娼妓那里，所以即使妻妾成群，男人还是要嫖。不过，中国历史上也曾有过性方面很开放的时代，即使是夫妻之间也浪得紧，却不见娼业因此有所衰败，所以这种说法道理虽然不能说一点没有，倒更像是男人寻欢寻乐的借口。在这么大的中国，一回到历史那里，理论总是要触霉头。反正不管怎么说，中国的娼业，或者说花业一直很繁荣就是了，王朝兴也罢、亡也罢，反正人家商女都在唱后庭花，基本上不受干扰。

    人说有名妓而后有名士。不知是名妓培养了名士，还是名士捧红了名妓。这个问题更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恐怕任谁也说不清。其实，没有做官和做了官的读书人（士）都喜欢跟妓发生点故事，只是名士和名妓之间的故事更有传播价值，所以留下来的比较多。清朝之前，官妓比较发达。朝廷对这项赢利很大的事业，一直坚持“公有制”原则，从业人员国家管理，收入上缴国库。清朝废除官妓制度，不过依然压不住官绅们的欲火，结果是民营花业一天天兴旺起来。花业民营了，游冶其间的名士（准确地说应该是文学家和政治家）和准名士们也就更自由了，浅斟低唱并肉帛相见之余，给小姐们打分品题成了文人墨客的千古雅事，因此有了“花榜”。科举本是男人的命根子，但这个时候却被拿来为女人打趣，花榜跟金榜一样，分状元、榜眼、探花，然后是二甲、三甲，凡是上不了榜的，“辄引以为憾”。其实，这种盛事据说早在清朝初年就有了，但一般是偶一为之，而且都在江南；此时北京由于朝廷明令禁止官员嫖娼，所以大家都改了去逛“相公堂子”（优人），自然也就谈不上给妓女评“花榜”。

    自打晚清闹“长毛”之后，上海这个小小的县城陡然之间就膨胀了起来，一方面是因为洋人看上了这块风水宝地，一方面是战乱把江浙一带的财主连同财产都赶到了这里。关键的是这里地处扬子江的末端，是长江三角洲的核心，腹地辽阔，几乎囊括了大半个中国，有着最好的经济前景。繁荣总免不了“娼盛”，所以上海的花业也就一天天繁盛起来，不仅压倒了原来的妓业胜地大同、陕州，就连北京和南京也只好自叹弗如。上海的繁盛是由于有了洋人，洋人的租界是国中之国，虽然里面住的大多数是黄脸汉（婆），但管事的工部局却是白面皮，清政府的顶戴花翎在里面什么都不算。繁荣的上海养娼妓，也养文人。在这么个华洋杂处的地方，欧风所及，文人们习染多少民主自由不得而知，但逛窑子敢大肆招摇倒是真的，不仅招摇，而且还办了报纸渲染自家的风流韵事，把中国的报业着实推进了不少。于是，上海租界的妓女有福了，在被按姿色才艺排成“书寓”、“长三”、“幺二”之外，还定期举行花界“科举”，其频繁程度，多时达到每年四五次。每次都由小报主持，文人们推荐，选举状元、榜眼、探花，有几年还按色、艺分别评选花榜和艺榜——后者走武举的路子。

    进入民国以后，由于科举早就废除了，大家对状元榜眼什么的也腻了，新鲜的是总统、总理和督军，所以花榜的头衔变了，改成花国大总统、副总统、总理、总长……推举方式也跟着民国一块儿进步，从原来的文人写信推荐，改为开大会投票选举。西方的民主制度，不仅在政坛，而且在花界也得到了体现。有选举就有竞争，跟从前妓女坐在家里等人评比不同，现在她们要登台竞选，表演才艺。有后台、财力充足的妓女还要散发传单，甚至在报上打竞选广告；在选举中，连执政党和在野党的名目都出来了，有人真的提议让野鸡（没有执照的街头低等妓女）以在野党的身份参加竞选。花界选举唯一跟政坛选举有点区别的是没有“民族国家”的限制，由于举办单位不同，所以你搞花国选举，我搞香国选举，反正上海的花界从业人员是越来越多，不愁没有人参加。政坛上有贿选，花界选举也一样。曹锟选民国的总统要买选票，上海的嫖客们选花国的总统也要买选票，只是曹锟每张选票花3000到5000袁大头，花界选举时冤大头们买下几万张选票也花不了那么多。

    妓女们不仅乐意顶着民国所有威严的官衔招摇过市，而且还喜欢穿印有国旗（五色旗）图案的裤子（注意：是下半身，不是上半身）。看来，总统和总长的头衔和国旗的图案，对妓女们招徕客人都有莫大的好处。

    民初的文人们煞费心思在花界弄名堂，从操练模拟科举到操练西方民主，其实就是些玩女人别出心裁的花样，而被玩弄的对象则乘机花熟客的钱为自己的生意做点广告，双方两厢情愿。很可能中国文人治国平天下的所谓抱负，本来就是自己骗自己的鸟话，政坛与青楼在人们心目中本是一样脏的所在，所以逛窑子之余拿政治开开涮，也算不上是什么亵渎。实际上，在那个时候，也没有听说过总统和总长们对妓女分享他们头衔有过不满的表示，很可能这些人一旦下了野，也会加入到评选花榜的行列。

    从被动地被人品题，到站出来竞选，花界中人多少濡染到一些时代的气息，真的起来撞一下政治的腰。当严复的《天演论》风靡天下，读过点书的人口不离“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时候，在上海读书的胡家小公子给自己改名“适”，字“适之”，而同时上海的花界也冒出来一个“青楼进化团”，不止名字时髦，而且还能做一点时髦而又符合自己利益的事情，举行义演，募集资金，为妓女们办学校。五四运动的时候，上海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而妓女也罢了工，而且积极响应学生的号召，抵制日货，把自家日本的生活、化妆用品拿出去烧掉。

    从选花国总统到动员花国爱国，时髦的事情上海人总是做得多。相形之下，北方的花界声音似乎没有那么响，但对政治的参与却相当的深。庚子国变，八国联军打了进来，满清朝廷作鸟兽散，没走的王公大臣，不是吞烟就跳了井，奉命议和的李鸿章又迟迟不肯进京。这时候据说实际上是一位石头胡同（八大胡同之一）的名妓成了主事的了，她就是曾经做过状元如夫人的赛金花。赛金花出身苏州妓家，陪着状元公洪钧出过国，会几句洋泾浜的德语，人们都说她跟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睡过觉，吹枕边风，吹得北京并北京的老百姓少受了不少祸害。其实，在赛金花故事之前，义和团就曾经捧出过一个船妓出身的林黑儿，说她是黄莲圣母，指望她可以闭住洋人的枪炮。那时候，林黑儿乘八抬大轿，几十个团民护卫，招摇过市，任你是科门高第还是朝廷命官，都得对她行礼如仪。林黑儿本人也经常从袖里拿出一包螺丝钉，说是昨夜梦里元神出窍，从洋人大炮上拆下来的。事实上，这两个妓女的事迹都是人们编的故事。赛金花的故事由南北文人合谋编出，水平比较高，而且不太好验证，所以至今仍然有人信。而黄莲圣母的神话当时就露了馅，加上义和团的大师兄二师兄们文化不高，故事编得不圆，所以同是妓女，林黑儿只好屈尊于赛二爷（北京当时对赛金花的称呼）之下。其实，林黑儿至少真的在义和团里干过，算是参与过政治的最高形式——战争，而赛金花原本什么都没有做，只是趁乱做了几单外国生意。

    可不管怎么说，至少在人们心目中，北方的花界总算是在政治上露了回脸，一出手就是大手笔。同样的大手笔在袁世凯称帝的时候，由八大胡同的同仁们又弄了一回。那是帝制闹得最热闹的时候，袁世凯在新华门里故作姿态，扭捏着不肯出来穿龙袍，于是党羽们鼓动各地派遣各种名目的“请愿团”进京，有商界请愿团、妇女请愿团、农民请愿团、乞丐请愿团等等，一起拥到新华门，要求袁大总统再高升一步。而八大胡同的妓女们，不失时机地冲出胡同，组织妓女请愿团，跟大伙一块起哄。领头的一说是小阿凤，一说是花元春，都是民国史上大大有名的红倌人。妓女请愿团虽说人数不多，但由于颜色靓丽，身段婀娜，特会招摇，所以引来围观者甚众，如果从造声势的角度，的确给洪宪帝制添了若许声色。

    洪宪帝制虽然很快就在各地的反对声中销声匿迹，一世之雄的袁世凯也翘了辫子，但八大胡同可从此跟民国政坛结下了不解之缘。这回不是名妓跟名士搭伴了，名妓跟高官而且是现任的高官关系更密切。其实，还在袁世凯的时代，政府高官公然逛窑子已经是家常便饭，被后世传为佳话的蔡锷与小凤仙的故事其实不过是在京高官的一项业余活动。只是袁世凯死了以后，高官们的公事也挪到胡同里办去了。冯玉祥回忆说，当年他上京办公事，却被拉去吃花酒，人还没坐定，呼啦啦来了一群妓女，一屁股坐在总长（中央政府的部长）腿上，就揪胡子打耳光，总长还哈哈地笑。丘八出身的冯玉祥少见多怪，其实民国的政务多半是在胡同里决定的，政坛风云，战场烟雨，都多少跟名妓的石榴裙有那么点关系。政府官员如此，国会议员更是八大胡同的常客，他们除了在国会开会的时候互相扔墨盒摔椅子打架之外，基本上都泡在胡同里。民国第二届国会被人称为“安福国会”，所谓“安福”实际上是个段祺瑞名下的招待处，专门用来操纵选举，手段之一就是吃花酒。说起来，毕竟北京是首都，当上海的妓女还满足于花国政府官员的虚名时，这里的姐妹们已经把政府带国会一起给操纵了。

    自清末民初以来，妓女一直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其特殊就在于，这些妓女在家为平民女的时候，做梦都见不到的大人物，做了妓女之后就都见到了；不仅见到了，而且见识到了这些人的满腹“经纶”。

    露胳膊的女人与武人的风化

    民国时期的军阀，说起来净是些粗人。虽然自清末以来，政府大力推行军事教育，不仅在国内兴办军事学校，而且花大钱往外送人留学，不过经过几番混战之后，真正混出点名堂的大多是些识字不多的速成的讲武堂毕业生，或者干脆就是像张作霖、陆荣廷、张宗昌这样大字不认得几个的土匪流棍。曾经叱咤风云的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大浪淘沙之后，大概只剩下一个山西王阎锡山，其余的不是折戟沉沙，进了租界做寓公，就是像刘文辉、刘存厚那样守偏远的小地方，做小诸侯了。至于少数几个美国西点和法国圣西尔军校（那是戴高乐的母校）的毕业生，只有给人做参谋的份，能混到校官就已经不错了。

    粗人当家，行事难免粗糙，或者说粗野。他们打仗的时候，会许诺士兵攻下城后自由行动三天；统治地方，也往往以催科是务，打军棍、杀人，有断案喜好的则言出法随，胡帅张作霖有话“刘邦约法三章，我只一章：犯错就杀”，全无前朝士大夫的繁文缛礼和多愁善感。不过，粗人也有不高兴的时候，令他们最不高兴的事，除了吃败仗，就是世风的日下。所以，大多数军阀对维持风化都相当在意。

    前朝的士大夫也留意维持风化，不过他们的重点多半放在兴儒学，禁淫祀，甚至不许唱戏方面。军阀是粗人，心思没有这么细，他们的维持风化，眼睛只盯住女人的胳膊。

    民国是个女性服装变革的转折时期，一方面是西俗东渐，西式的裙服传入，一方面是中国（应该说是满族的）旗袍改良。两者都在曲线和身体暴露方面有所表现，当然，也仅限于袖子变短或者变无，露出或多或少的胳膊。大概当时中国的男人，多数都是鲁迅说的那种看见白胳膊就会想到裸体的联想狂，所以，一时间，这些露出的白胳膊很是刺激了国人特别是某些男人的神经，让他们在吞咽口水的同时，认为有伤风化。

    军阀的眼光和心思，与当时多数的男人所见略同，但是他们手里有枪，而且有权，因此他们的反应往往变成严厉的禁查。于是，露出胳膊的女性晦气了，从南到北，到处都有军阀派的警察、宪兵和执法队奉命禁查，满大街找白胳膊，张作霖查、孙传芳查、陈济棠查、韩复榘查，甚至连那个狗肉将军张宗昌也查。他们不仅命令部属去查，而且在日理万机之余亲自上大街围追堵截。韩复榘特别讨厌穿短袖或者无袖旗袍的女人，只要碰上，上去就是一顿耳光，然后关禁闭。一次，他把一群穿半袖学生服的女中学生也打了一顿，关了起来，直到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告诉他，这些学生穿的是校服，是中央统一规定的，这些哭肿了眼睛的女孩子才给放出来。

    热衷于找女学生晦气的军汉们，也同样喜欢找女学生当老婆或者小老婆。凡是有驻军的城市，女中学生总有一些变成了军官家眷，以至于有的女子中学校长感慨道，学生都进了兵营，学校没法办了。这种时候，女学生露出的胳膊又没有关系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很可能是这些露出的白胳膊刺激了他们对女学生的兴趣。

    大凡转型时期，人们，尤其是握有权力的人们，对女性服饰的变化都比较敏感，在担心秩序失控的同时，对那些其实很让他们赏心悦目的服饰变化，表示自己的痛心疾首。那些脑袋里仁义道德和男盗女娼搅成糨糊的军阀，当然也不例外。对这些人来说，维持世道人心的唯一法门就是再一次把这些露出点什么的女人包裹起来。

    市场世界与封面美人

    中国近代化，简而言之，就是古老的中国被西方拖入它们的世界体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上海是个奇异的存在。当上海道台把县城外的荒地拨给洋人居住的时候，绝对没有想到，用不了多少年，原来的荒地变成了繁华的中心，而县城反而变成了可怜的陪衬。上海的存在不仅仅意味着昔日的小县城变成了中国第一号都市，对于中国文化而言，上海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化出现了“海派”。

    海派意味着反叛，清末跟政府对着干的人和事，大多跟上海有关，由于有租界的庇护，北京的朝廷也无可奈何。海派也意味着新奇，即便是鼓吹造反，也不似过去那样撒帖子、传谣言，而是办报纸、印书、写评论，甚至写小说。在清末的一段时间里，几乎所有的小说都是政治小说，不是指桑骂槐，就是宣传政纲鼓吹革命，不谈政治，写了也没人给你发表。

    然而，政治的热情跟感冒发烧一样，不可能长久地维持，因为人们还是要过日子，讨生活。热度消退，男欢女爱就会成为生活的主题。自然，市面上报纸杂志，也跟着换了内容；这时候，该着青楼露脸了，先是花界科举，这种科举没有考试，而是读者投票，进入民国则改为投票选花界总统、总理以及各部总长，跟我们今天的选秀别无二致，所差的，就是没有手机投票、电视喧闹。同时，报刊上也出现了美女形象，不是点石斋画报那种石印白描画，而是真实的照片。开始的时候，连青楼女子都有点犹豫，于是记者借出台吃花酒的名义把她们诓来，美女的玉照配上文人轻佻的文字，杂志的销路看涨。妓女们看到了其中的好处，很快，不用诓，不请自来，最后还要给记者塞点小费。青楼女子露脸，良家女子也耐不住了，无论小家碧玉还是大家闺秀，也迤逦地出来，于是就有了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的一个个清末民初女子的玉照，个个都把自己包裹得像桶似的，严严的，有的还在裙子下面露出一副小小的莲足。看这些玉照，单从衣着和神态，现在的我们已经无法判断她们谁是青楼娇娃，谁是良家妇女。

    上了封面或者插图的美女，自然得与时俱进。首先是服装要变，不能维持桶的规模而仅在领子袖口上做文章，渐渐地面料变了，女性曲线出来了。其次要露，既然露了脸，别的地方也要跟进，先是胳膊，然后是腿，再就是大腿一线（旗袍的叉开得高点），接着泳装上场，虽然那时代泳装还相当保守，但大腿露出已经不止一线。最后到了民国中期，连人体模特的全裸照也有了。可以说，我们今天报刊上美女封面和插图的水准，在20世纪初就已经达到了，只是图片的质量差点。

    现代西方的世界体系，本质上是一个资本的世界、一个公共市场的世界。这里的市场，不是中国传统的集市贸易，作坊经济，吆喝就得，用不着广告。一切人和事，都要在这市场里找到价值，而且还可以通过某些中介得以升值，升到什么程度，要看中介的推介力度。报纸杂志，就是这种中介，所以管它们叫传媒，或者媒体。这个媒，是面向市场的媒。通过这个媒，人才可以将自己有形无形的资产卖个好价钱。

    公共市场，实质上是眼球经济。眼球经济，美女最有价值，谁让这个世界还是个男权世界呢，西方如此，东方更如此。在刚刚打开大门的东方世界，道学气十足的中国绅士，无论头脑多么冬烘，像茅盾小说《子夜》里描写的那样，一进上海就被白花花的胳膊和大腿吓晕了头，当场毙命，其实不大可能；更可能的是，一边大叫不像话，一边捂住眼睛，却在指头缝里偷看。因此，这个对西方开放不久的世界，对美女经济的吸纳力度，往往异乎寻常地强。

    这就是为什么，在清末和民国，上海成了全中国最令人向往的地方。不管嘴里骂还是心里骂，但凡能去看看的人都要去上海开开眼，吃吃大菜（改良西餐），坐坐四轮马车（后来是电车），看看跑马，最后是看看街上时髦的女人。很多人看过回来都骂，但必定向人炫耀自己去过了。

    粪业、粪捐与粪政

    明清以来的中国城市，是没有下水道系统的，各家自备马桶，方便完了，早上倒掉。倒到哪里呢，有倒到污水沟里的，也有倒到河里的。在南方城市，更多的是农民进城来收，挑回去肥田，有时还要付一点费。由于粪可以卖钱，于是公共场所也有人建公厕，方便免费，但淘粪收费。那时农民没有化肥，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向来视粪为宝，所以凡是物产阜丰之地，公厕都收拾得干干净净，一点积存也没有。据说欧洲在17世纪之前，城市也没有下水系统，在巴黎街上行走千万不能靠近临街的窗子，弄不好粪水就会自天而降，淋你个臭不可闻，顶多泼粪的人探出头来，道声对不起。比较起来，中国的粪便处理方式，要优越多了。

    这种城市状况，一直到中国政府跟西方接轨，变成共和了许久，依然如此，大概只有租界和少数“高等”华人的所在，才有现代西式的厕所和下水道。当然，时代前进，人也未必没有变化，在某些城市，粪业出现了。看到人员来往频繁，建公厕有利可图，有人开始以此为业，沿街大建（或者改造）公厕，竞争客源。比如广州，民国前期国民党总是在此搞事，跟北京政府对着干，所以来往军民人等极多，公厕业格外发达，三步一个，五步一所，甚至派有专人看守，兼职拉客。有的城市，则由地方有力人士组织劳工包揽淘粪事务，然后统一卖给农民，如天津和北京。不过，古代的官府从来没有动过在粪上生利的主意，即使像清末辛丑以后，政府面临巨额赔款和举办新政的双重压力，地方官官声又太坏，但同样没有人动过开征粪税或者粪捐的念头。然而，进入民国不一样了，主事的军阀生财有道，主意打到了粪业的头上。据说是由四川的杨森首开纪录。杨森曾经短时期占据过成都，做过四川督军。在主政成都期间，杨森手笔很大，不仅修马路，而且要移风易俗，让人在街头巷尾，到处刷“杨森语录”，比如，“杨森说，吸鸦片是东亚病夫！”“杨森说，不要随地大小便！”

    但是大手笔的另一个方面多少有点阴暗，那就是拆民房不给补偿，同时开征粪捐，派军警在城门口堵截进城挑粪的农民，按挑收钱。吃辣子的川人嘴巴也辣，送给杨督军一副对子，曰：自古未闻粪有税，于今唯有屁无捐。嘲骂是嘲骂，只要有好处可捞，任何弊政都会很快流行开来，而且坚持

    下去。杨森督军没有做多久就被其他军阀赶下了台，但是一个杨森倒下去，千万个杨森站起来，粪捐很快被发扬光大，推及全国，到了国民党当政的时候，粪捐还在收。不过，这个时候，由于行政现代化的步伐快了，行政部门多了起来，对于粪捐的征收出现了新的问题。卫生局说，粪便有关卫生，捐该我们收；社会局说，人如厕方便，是由于社会问题，所以该我们收；税务局急了，说，收税本来就是我们的事，凭什么你们来打岔横插一脚！相持不下的结果，一个厕所，卫生局收卫生捐，社会局收社会捐，税务局才收粪捐。同时，由于三家机构需要协调，于是就有了粪政。

    在学习西方的道路上，我们的公共行政，在机构设置上，永远膨胀得最快，在公共政策上，在收费方面永远发育得最快。民国时有个名人，叫聂云台，写了一本小册子，名为《大粪主义》，说是要各级行政长官带头淘粪，如果怕不安全可以派卫兵保护。当然，打死这些长官，他们也不会去淘粪，只是他们的眼睛其实并没有放过厕所。

    从公厕的修建到大粪主义

    中国古代，对于人的排泄问题，其实很看重。“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农村的人，一粪一溺，都浪费不得，要肥自家的田。因此，无论用马也罢，厕所也罢，总而言之排泄物最后都要沤了肥田，而且“肥水不落外人田”。如果出门来不及回家方便，粪便掉在别人家地里，无论如何都会有点懊悔，特别敬业的，往往会找个家什捧回来，没有家什，用手也是有的。南方大一点的集镇，也有人建公厕。这种公厕，跟公益无关，属于私人的赢利事业，用来专门收集赶集人的粪便，然后卖给农民。当然，对于赶集的农民，一般都指望不上，但是对于那些走街串巷的艺人、手艺人和商人却也是个便利。一些坐商，在买卖商品之余，卖点白捡的粪便，也是小补。

    真正的城里人方便，大抵只能靠马桶或者粪桶，从皇帝到平民一概如此。每天早上，由自家的女人或者仆人（皇宫里就是太监）抬出去交给专门收集粪便的人或者上门收粪的农民。在南方，这些粪便很是能卖几个钱，越是有钱人的粪便，就越是值钱，因为油水大，肥田效果好。

    如果上了街，而且盘桓的时间比较长，赶上内急，那就只好随地方便。北方耕作粗放，对粪便的珍视远不及江南，因此即使在像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市民们也只好奉行随地大小便主义，有时候赶上收粪的人过去了，抬粪的女人也只好将粪便当街一泼。这种污秽和人们随地的方便，没有人及时收集，于是街角墙根到处都是黄金塔和水地图。整个北京城只有一条下水沟，三年才疏浚一次，正好赶上举子进京赶考，于是有民谚道：臭沟开，举子来。举子一来，全城上下，都臭烘烘的。臭烘烘闻味其实倒是小事，走路是大事。那时候很少有石板路，旱天尚可，不过扬起夹杂点味道的尘土而已；下起雨来，黄泥和粪便充分混合，稀里光汤，粪蒸尿熏。路上行人如果没有骡车代步的话，那可真的要欲断魂了。

    局面的变化，发生在庚子之后。八国联军进了北京，分区占领的鬼子们很快就发现，最头痛的事情不是义和团残余分子的骚扰，而是城市卫生问题——这个问题由于战争，城外的农民不敢进城收粪而变得分外严重，害得洋兵直闹病。于是，态度好一点的占领者，建公厕（当然是让北京市民自己出钱），安路灯，组织保安队，维持秩序——其实主要是看着别让人随地大小便。在此之前，上海租界里的巡捕——来自印度的红头阿三，也主要干这个买卖。态度不好的，比如德国人，既不安路灯，也不修公厕，却派人暗中巡逻，只要听到有人“放水”，寻声“啪”的就是一枪。

    不管怎的，反正从此以后，北京有了公厕，也有了维持市政卫生的公务人员，随地大小便主义渐渐市场缩小。讲究文明的人们也越来越难以忍受满地的黄金塔和尿渍。冯玉祥是丘八出身，丘八的传统一向是走到哪儿拉到哪儿，但是冯玉祥当了军官之后，不仅不许士兵随处方便，而且重视修建厕所，还特别给自己修一个自己专用的厕所，严禁别人用，别的方面可以跟士兵同甘苦，但方便的时候必须进入自家专用的厕所。到了20世纪中叶，至少在北京这种地方，中国人让洋人看不顺眼的东西，已经变成随地吐痰了。

    随地大小便主义萎缩了，但有人居然提出要提倡大粪主义来。这个主义是20世纪20年代上海滩上一个人的主张。他写了一本薄得只有10页的小册子，名字就叫《大粪主义》。此人名叫聂云台，是20世纪中国最有名的资本家之一，20年代曾任上海总商会会长，与阿德哥（虞洽卿）齐名。当年的上海，三教九流，都知道他。

    聂老板的“大粪主义”，据他自己说是这样的：在中国民间，人中了毒可以用大粪灌解（这法子现在没有人用了，但在过去非常常见），而国家民族的毛病中的毒也一样可以用大粪来解。按他的说法，现在的人有四种毒，一是骄慢，二是（讲）体面，三为骄懒，四为奢费。这四毒，浇上一勺浓烈的大粪主义，一切就化为乌有了。浇大粪的方法很简单，从教育和政治入手，但是要密切联系公厕和大粪。教坛上，学校的老师带头，跟学生一起挑大粪、洗厕所、浇粪种菜，让学生认识到，大街上挑粪的人才是最可宝贵的人。而政坛上，则要求从国家元首到各县的长官，每天早上必须到指定的地点亲自刷洗厕所，而且必须刷洗干净，如果担心长官的安全，可以派卫兵四周警卫。长官一边刷洗，还配一个演讲员在旁演讲其意义（估计这演讲之人得配一本《大粪主义》）。

    虽说善于经商的聂老板谈起中国的毛病来，就像大粪一样有点简单，但是想起当年我们的大学者也还有提倡“五鬼乱华”和“好政府主义”的，也就释然了。可惜，大粪主义自打提出之后，到今天为止，好像只有“文革”期间让老师和当官的——走资派，去打扫厕所(这属于惩罚，跟聂老板的意思正好相反)，组织学生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记得老师说过，大粪再臭也是香的，你的思想才真正的臭）。改造好与不好的标志，是看一个人敢不敢用手抓粪，在形上庶几近之，但暴力味道太浓，失了聂老板的原意。除此而外，一直都没有人实行过，尤其是当官的没有人实行，估计以后也不会有人实行。其实，这种主义，对治疗我们某些贵人和官人的毛病，还是有点用的。

    顾和尚和他的法术

    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有一号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秘人物，在湖南出没。有时是轻车简从的白衣秀士，有时则是几十个马弁副官护拥着的达官，还有时则变成了登坛说法的大法师。知道他的人都称他顾老师（当面）或者顾和尚（背后），湖南军政各界都对他优礼有加。不过，此公的家世、来历、籍贯，即使跟他关系最好的人士，也弄不清楚，大家只知道此公姓顾，名伯叙，法号法长或者净缘。其实，这些信息，也可能是假的，真实的顾和尚，也许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顾和尚没有剃度，一付俗人模样，据说是密宗居士，精通灌顶之术，大概欢喜禅，明妃双修之法也同样精熟。不仅如此，顾和尚扶乩打卦无一不精，麻将牌九样样通晓，也可以吟诗作赋。因此，顾和尚妻妾众多，而且荤腥不忌，社交场合，鱼肉海鲜，莺声燕语，顾和尚如鱼得水。衮衮诸公，咸与共和，顾和尚在湘军将领里，大有人缘。不过，人家顾和尚真正帮的人，还是唐生智。顾和尚在省内省外军阀的武打与文攻之中，唐生智从一介小旅长，挤垮湖南士官系，最后借北伐军之势，囊括两湖，顾和尚的运筹帷幄、摇羽毛扇，其功不小。最大的手笔，要算是1925年让唐的部队全军受戒，变成世界独一无二的“和尚军”。为了这个，唐生智和顾和尚两个，冲寒冒暑，一个营地一个营地地跑，为每个士兵传戒说法，很是辛苦。当时之世，北有冯玉祥，让教士给士兵洗礼，号称基督将军；南有唐生智，让顾和尚给士兵受戒，号称和尚将军。只是冯玉祥的洋和尚有很多，而唐生智的土和尚只有顾伯叙一个。

    北伐之后，顾和尚不太在唐生智部公开露面了，大概顾及唐生智已经加入国民革命军，不好意思再公开弄宗教迷信。不过，顾和尚其实始终没有离开唐生智，唐生智也始终倚顾和尚如左右手。不过，通过北伐升到事业的顶峰之后，唐生智的好运似乎就不见了，1929年发动反蒋，兵马未动就被蒋介石分化收买，各个击破，等唐生智定睛一看，原来的部下都姓了蒋，只好通电下野。据说，唐之所以如此急切地发动反蒋战事，是因为北伐过程中，蒋作为总司令在检阅唐的第八军的时候，马失前蹄，摔了下来，因此唐认定蒋肯定要栽在他的手上。在这个过程中，顾和尚起了什么作用？于史无证，不好说。但事情过后，唐生智和顾伯叙的关系依然那么好，只是，此时的唐大将军已经没了兵，孙猴子没棒弄了，成了在政府挂闲差的闲人。

    唐生智在历史上的最后一次表演，是抗日战争的南京保卫战。本来，淞沪抗战结束，国民党的主力已经疲惫不堪，几乎所有的高级将领连同外国顾问都不同意守南京，但蒋介石出于自家脸面的考虑，非要坚守不可。在无人应承的情形下，唐生智慷慨激昂，表示可以承担守将。当然，结果大家都知道，损失惨重。唐的慷慨激昂，据说跟顾和尚的谋划有关。

    顾和尚得意的时代是个乱世，乱世是所有人命运无常的时代，所以，像顾和尚这种人，虽然身无长技，却混得很开。那些让他出主意以及扶乩打卦的人，即使听了他的话，最后吃了亏，也未必会来找他算账。但是只要蒙对了一两次，大家就会奔走相告，为你做不花钱的广告。从根上说，乱世的人，尤其是混出点名堂的人，心里都有病，而且病得不轻，正是这种病，才让顾和尚这样的人活得很滋润。

    关公、汉室与火羊阵

    已经有些年了，历史学家总是忧心忡忡，说是历史被写小说编本子的弄坏了，很担心以后的人们可能会按照这些弄文学的人所说的去理解历史。其实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因为自从宋朝说话人（说书）讲史以来，从来历史的叙述都敌不过文学的夸张，普通人记忆中的历史不可能是史家的历史。只是这种文学性的历史时不时地会借某些人的身段冒出来，在后来的历史中留下痕迹。

    闹义和团的时候，团民围攻西什库教堂，久攻不下。这时冒出来一个和尚，涂红了脸，手里捧着一本《春秋》，提青龙偃月刀，骑着马来到阵前。团民们声势大振，说是关公再世，洋人的末日到了。大家拥着再世的关公，一起上前，只听一声枪响，“关公”坠落马下，大家一哄而散。直到八国联军进城，小小的西什库教堂巍然不动。

    辛亥年十月，云南新军起义前夕，蔡锷、唐继尧等人在刘存厚家。刘摒去妻子，大家歃血为盟，书“同心协力，恢复汉室，有逾此盟，天人共殛”十六个字，火化调于酒中，滴上各自的血，一起喝掉。当时鼓吹排满的人，要光大汉之天声，恢复汉家衣冠，倒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恢复汉室是什么意思呢？在汉语里，汉室的意旨是固定的，无非是刘家的朝廷。大概事情紧急，这些出身日本士官学校的武人一时以为自己是奉了衣带诏的刘备、马腾和董承了。

    最富创意的是冯玉祥的部下张之江，1925年他跟奉系李景林部在天津附近开战，张之江攻，李景林守，双方僵持不下。张之江想起了《东周列国志》上田单的火牛阵，打算如法炮制。可是急切之间，找不到那么多牛，京津附近羊倒是有的是，于是，张将军临时修正了古人做法，改打火羊阵——抓羊、买羊，在羊尾巴上浇上煤油，羊角上束好火把，拉到阵前，一齐放出去。没想到，被弄得疯掉的羊并不听从指挥向前冲，而是四面八方乱跑。火羊阵没有改变双方的阵地格局，不过，其结局是两边阵地上的士兵都很满意，因为他们都在忙着大嚼其羊肉。

    跟义和团运动期间北方遍地的拳坛上一“上法”（进入某种状态）就宣称自己是关（羽）张（飞）赵（云）马（超）相比，跟成千上万唱着“三国战将勇，要属赵子龙”走向战场的军阀士兵相比，上面提到的事情算不得什么，不过是些小说观念改变世界的小案例。但是它们告诉我们，不真实的历史也许比史家叙述的比较真实的历史，更能创造新的历史，因为它有更多人乐意相信，也有更多的人乐意模仿，历史也许从来就是这样将错就错地演进着。跟上述故事类似，比如辫帅张勋对关羽崇拜到了骨头里，他不知道《三国演义》里关羽所谓的忠臣不事二主、降汉不降曹的鬼话都是罗贯中编出来的，当然，如果张勋仅仅止于崇拜，跟历史的变化关系不大，可是他清亡后还抱着清室的大腿不放，上演了一场清室复辟的闹剧，让后世的历史学家不得不记上他一笔。从某种意义上，小说的历史虚构，就有了真实的历史意义，参与创建了一段真实的历史。

    高人指点

    眼下是出高人的时候。几年前就老是听说哪个哪个地方官，找高人卜卦，经高人指点，修了条本来可修可不修的路，盖了可盖可不盖的楼，甚至改了可改可不改的政府大门，结果官运亨通。我开始还有点不信，架不住总是类似的消息传来，有的还见了报，最后发现连自己认识的一些官员也搅在找高人、占卜、改动外部环境以求升官发财的三部曲里，不由你不信。只是，我认识的人，并没有谁真的亨通起来。

    人有没有命运？人的命运能不能靠当事人弄点小花招就变得面目皆非？说不好。不过，这“高人指点”的事倒是让我想起在不太远的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一个故事。1930年代，统治广东的南天王陈济棠心高志广，对自己屈居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名下一直心有不甘。这时候高人出现了，告诉陈济棠，如果把你家祖坟迁个好地方，肯定不会屈居人下。见陈动了心，高人进一步支招，说是洪秀全家的祖坟风水特好。于是，南天王一声令下，洪家的祖坟动迁，陈家祖宗的枯骨鹊巢鸠占。迁了祖坟之后，效果如何，史无记载，但至少陈济棠没有升官是可以肯定的。时间到了1936年，得到广西李宗仁、白崇禧怂恿和祖坟搬家双重鼓舞的陈济棠，在准备公开反蒋，但又举棋不定的时候，又想起了高人，于是请高人扶乩，请神说话。忙活半天，得乩语四个字：机不可失。于是乎南天王心雄胆壮，打出反蒋大旗，兴兵北伐。可是兵尚未动，陈济棠赖以自豪的广东空军，一股脑儿反出南天，飞到了南京；接下来，他名下的陆军也相继离散，南天王变成孤家寡人，只好夹起细软走人，躲到了香港。到了这个时候，陈济棠才悟到，原来“机不可失”的意思，是飞机不可失。既然如此，那高人为什么不早说呢？再找高人，高人已杳如黄鹤，其实就是找到高人也没有用，人家会说，天机不可预泄。

    又过了几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香港。在重庆的国民政府派飞机来香港接知名人士，其中就有陈济棠。大概老蒋是担心陈跟日本人搞在一起，对他不利。可是同在香港的孔二小姐偏不领会姨夫的心机，硬是把上了飞机的昔日南天王扯了下来——因为飞机要运她的狗——德国黑贝。唉，如果当初不听高人指点，南天王何至于命不如狗。

    古人云，国之将兴听于民，国之将亡听于神。其实，一个家族，一个团体，都是如此——不，古人的话需要修正一下，实际上不是听于神，是听于高人。

    大赌伤身

    黄、赌、毒是人类三大公害，人人均知其害，但却百计袪除不掉。亚非拉美欧，没有一个地方能成功扫荡黄、赌、毒。大概三者都跟人性的弱点有关，但凡是人，只要沾这些，其中的某些因素就会顺势控制人的心智。即便可以导致药物成瘾的毒品也是如此，身体戒毒容易，但心理戒毒难如上青天。

    三害之中，人们对于赌最为宽容，虽说也禁，但总会留下一些缺口。在西方世界，几个大赌城赫然耸立，每天张着血盆大口吞噬着赌客的银子。至于中国人，不仅好赌，而且赌得很艺术，在将赌博发展成为一种文化方面有杰出的贡献。世界上的赌博方式不啻上千，但有哪一种能抵得上我们的麻将？麻将已经把赌博变成了一场充满智慧，也充满了权谋诈术的游戏，不管你如何老奸巨猾、善于藏拙，只要一上麻将桌，人性的所有毛病都在条、饼、万和中、发、白的碰撞中暴露无遗。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平民百姓，又有哪个人不搓麻呢？只要人凑到一起，三不缺一，搓；三缺一，甚至两个人，也搓。办喜事，草草将新人送入洞房，大家开搓；办丧事，这厢丧属还在哭，那边麻将声已起；发大水，人躲到楼顶避难，惊魂甫定，麻将桌随之支起。平常人们常说，小赌怡情，大赌伤身，其实也不无道理。君不见街坊邻居的大爷大妈，没钱，只好玩小的，几圈麻将不止打发时光，而且敦睦友谊，就是打牌撕破了脸，两圈麻将功夫肯定和好如初。玩小的人中间，也有可以凭这个吃饭的。我有一个远房亲戚，每天必麻，一个月下来，输赢相抵，定有剩余，日常开销全有了。据说大陆解放，胡适初到美国，只在一所大学图书馆做管理员，生活未免拮据，全赖夫人江冬秀麻将桌上的盈余打发日子。

    有钱的人肯定玩大的。自古以来，哪里有生意人不好赌的，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不在话下，越是跟官场有勾连的赌的越是大。不过，把家产都扔在赌场的往往是第二、第三代的纨袴子。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第一代的创业者也有这么干的。一个给老板开车的司机告诉我，载老板去赌，等赌局结束，车换主儿了，回家连公司都换主儿了。

    比商家更有钱的其实是官家，官家也是人，而且是有钱人，因此也难免好赌。袁世凯在家里做公子哥和后来当官的时候，也好此道。可是做了总统之后，发现手下的高官赌瘾跟官瘾一样大，不止夜夜笙歌，而且夜夜开赌，不是在八大胡同流连不返，就是叫条子（妓女）在家里彻夜搓麻，梁士诒、孙宝琦、王克敏、潘复、张弧等等大员都是个中高手。有时候第二天要开国务会议，前个晚上笙歌聚赌如故，然后就托病不来，害得会几乎开不成。于是袁世凯找来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要他密查到底有谁通宵开赌。吴炳湘哪里开罪得起这些不是总长就是次长的大人物，可总统的命令又不能不听，于是列了一长串夜里搓麻者的高官名单上呈，以段祺瑞为首。其实段祺瑞虽然也每天八圈，但最好的是围棋，谈不上彻夜开赌，列上他，就是因为段是袁世凯第一号爱将，怎样都不会怪罪到他的头上。袁世凯见了名单，也知警察总监的用意，只好不了了之。

    商家一掷千金，是自己的钱（虽然有些也不好道来的），但是官家在赌场上也这样掷起来，扔的可是老百姓的钱。大赌伤身，可是到了官家这里，伤的不是他自己，而是平民百姓。

    流氓大亨的脸面

    黄金荣和杜月笙是民国年间上海青帮最有名的两位流氓大亨，按当年上海的规矩，有名到了这个程度就应该叫“闻人”了。不过，闻人这个称呼除了民国时期的上海之外，大家都不大明白其真实的含义，所以只好委屈二位，依然称他们为大亨。虽然这有点对时下有关电视剧的跟风从俗之嫌，为了通俗计，也顾不得那么许多了。

    两位大亨之中，黄金荣出道较早，实际上属于杜月笙的师辈。黄在法租界做华探黑白两道通吃的时候，杜还是上海滩的瘪三。可是最后却是杜后来居上，不仅名声，而且实力远远高于黄金荣之上。害得原来一起混过的蒋介石跟北伐军杀回上海，要对付上海工人纠察队都不找黄金荣，而偏劳杜月笙和张啸林的大驾（当然，也因为这个缘故，解放的时候，黄待在家里不跑，而杜明知道蒋介石不待见他也得开溜，最后只好待在香港，客死他乡）。

    在一般人看来，做流氓都是不要脸皮的，坑蒙拐骗偷什么都能干，进了监狱出来还是冯妇再做，要什么脸哪？鲁迅先生说他到天津，碰上青皮（天津的流氓），非要帮着提行李，一件两元（那是银洋）。你说行李轻，他要两元，你说路近，他要两元，你说不要他提了，依然是两元，似乎不要脸到了家了。其实，在那个时代，流氓也是讲脸面的，而且有时候讲得还挺凶，只不过人家脸面的含义跟一般人有点不同。就说青皮吧，上街去混赖当然浑不论，可两下较量起来，如果装熊喊叫，如果是小人物的话就算栽了面，再也别想在地面上混了。大人物吃了瘪，如果不想法找回来，也算是栽面，从此在圈子里没了脸面。天津如此，上海更是如此，黄金荣事业走下坡路，据说很大原因是因为他作为当时气焰熏天的青帮大亨栽过面子，而且栽得很大。那还是1910年代的事情，有天，黄金荣在看戏，女主角是他相好的红角，色艺俱佳。正看到兴处，猛听得观众里有人大声叫好，很是放肆。黄金荣怎么能容得了这个，当即派人将叫好的小子胖揍一顿。他不知道，揍的人刚好是当时上海护军使卢永祥的公子卢筱嘉。军阀手里有枪，怎么会吃这个气。军阀在租界里不敢放肆，但出了租界，就是他们的天下。没几天，卢公子带着一排人找机会把黄金荣照样再加利息揍了一顿。糟就糟在，黄金荣尽管手眼通天，却就是惹不起军阀，这口气一直就出不了，面栽大了，从此在上海滩就不那么有面子了。

    有了前辈的教训，杜月笙聪明多了，有枪的人不惹了，不仅不惹，而且倾力结交，无论东西南北大小军阀差不多都跟他有点关系，甚至下了野丢了枪，只要到了上海，要借钱也给。不过，他也有不太能完全摆平的时候，比如1932年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一二·八抗战”，跟日本人打了起来，杜月笙本能地出钱出力。可是蒋介石却并不十分高兴，因为在他看来，这种抗战破坏了他的通盘部署，因此也连带着对杜月笙有点不满。在以后的岁月里，尽管蒋介石这个老相识出于洗白自己跟黑社会关系的考虑，对杜月笙越来越不客气，不给官做，不给名誉，甚至1948年小蒋到上海整顿金融秩序，竟然把杜公子抓了起来。即便如此，杜月笙依然没有跟蒋介石撕破脸皮，因为撕破了这层脸皮，他的脸面就有危险了。

    杜月笙的“维权”生涯

    杜月笙是旧中国上海的青帮老大，也是上海滩著名的“闻人”。按著名报人徐铸成的说法，流氓首领、帮会领袖，不管你有多大声势，只能叫做“大亨”，上海滩够得上“闻人”的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而杜就是其中之一。

    作为帮会头子，走私贩毒、包娼包赌这些活计肯定是要做的，而且手眼通天，人脉极广，全国的军政要人、帮会同道并土匪马贼都买他的账。据说当时如果丢了特别紧要的东西，如果杜老板肯帮忙，不管丢在什么地方，都是可以物归原主的。在上海，无论什么时候，杜老板进到哪个舞厅，所有人都会停下来恭敬地看着他，乐队马上改奏迎宾曲。当然，如果杜月笙的本事仅限于此，那么他就担不起“闻人”二字。杜月笙的本事在于，他经常能做点好事。上海几乎所有大学，他都是校董，免不了要大笔地捐钱；凡是像点样的公益活动都有他的身影，慈善募捐，认捐的头几名肯定有他的名字。无论是失意政客还是落魄文人，只要你有名，到了上海，他都养着，给房给钱，而且给得相当巧妙，不让你有吃赏饭的感觉。大名鼎鼎的段祺瑞、杨度都吃过他的饭。

    杜月笙之有名，还在于他在跟上流社会打交道的同时并没有忘了帮会原初的宗旨，以特殊的方式为某一部分下层百姓讨利益，因此在上海的普通民众眼里，杜老板的口碑也是相当不错的。当时的上海，不管你是街头的小贩，还是四马路的流莺，受了欺负，只要运气足够好被杜老板知道了，他就会管，而且肯定会给你一个说得过去的说法。在国民党政府控制下的黄色工会不再替工人说话或者组织罢工时，杜月笙和他的门徒就承担了这个惹事的买卖，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许多工人罢工，都有帮会的背景。特别是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码头工人、人力车夫的“维权活动”，都无一例外地得到了杜月笙的支持。为了支持这些罢工，杜月笙甚至不惜冒跟政府当局搞翻的危险。从某种意义上说，杜月笙之所以在抗战以后，在国民党政府那边越来越失势，1948年连儿子都因所谓破坏金融秩序罪名给抓了起来，很大程度上是他这种替工人“维权”的行为所致。

    一个国家，当政府尤其是警察和司法部门不能维护秩序，不能还下层百姓一个起码的公道的时候，下层百姓就会去求助黑社会。黑社会也自然会以下层社会的执法者面目出现，在很多场合充当裁判，尽管他们的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秩序的破坏者和下层百姓的压迫者。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需要某种秩序，都有人在寻求公道，如果政府失职，那么自然会有替代者。旧中国的种种乱象，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此。

    土匪绑票的特别赎金

    绑票是匪类生财的古老门径，土匪、黑帮以及零星的见财起意的人们，无论智商有多么低，都很容易想起这桩不花钱的买卖来。绑票的目的就是要赎金，不要赎金，绑票何为？不过，天下之大，例外的事儿总免不了，民国年间，有一桩大的绑票案，绑票的土匪还就是不要赎金。

    1923年5月5日深夜，津浦路一列北上的列车经过山东境内临城附近的时候，突然遭遇拦截。车头出轨，几百土匪明火执仗，涌将上来。车上200余名中外旅客（其中26个洋人，一说35人）除个别逃脱外，扫数被掠走，全部成为“肉票”。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临城劫车案。

    临城劫车案的黑手是抱犊崮的土匪头子孙美瑶。孙美瑶得手之后，将肉票押上抱犊崮，然后放掉几个洋人女票下山传信。他提出条件，不要金不要银，只要求招安收编，弄个官军的师长旅长干干。抱犊崮是沂蒙山区很著名的一崮，山势险峻，但山顶却有地可耕，只是耕地之牛得在牛犊时抱上去才行，成年的牛无论如何是赶不上去的，山故此得名，其易守难攻，可见一斑。雄踞于高崖险山之上，押着有二十几个洋票，孙美瑶自信手里有牌，官军不敢把他怎么样。在此后的一系列谈判中，孙美瑶的价码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翻云覆雨，弄得当时的曹锟政府很是狼狈。

    那个时候，国际上对于这种“恐怖主义”行为还没有像今天那样态度坚定、一致采取不妥协主义，而且也没有反恐的特种部队，有各种先进武器可以使。西方各国在事发之后，对自己国家公民的性命很是在意，一个劲儿地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只许妥协，不许弄强。事件涉及国的公使一日三次跑到中国的外交部，像是下命令一样，要求不惜一切代价，保障人质的安全。说起来，当时当政的直系政权，算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对西方最硬气的一届政府（因为民族主义情绪颇浓的吴佩孚的缘故），因此也是得到外援最少的一届政府，害得政府上下闹穷，政府各部几个月开不出工资。北京大街上尽是讨薪的政府官员在游行示威，驻外使馆因经费不继，纷纷下旗回国。尽管如此，洋人依然得罪不起，对土匪不能打只能谈。毕竟，自晚清以来，洋人不仅代表着强大，而且意味着文明，洋人的命，无论如何都是金贵的。山上的土匪也十分清楚他们所倚仗的是什么，他们可以时不时地杀几个中国的肉票（土票）加压，却不动洋票一个指头。洋票在山上住的条件都比土票好，还允许洋票有“通讯自由”，让他们写“匪窟通信”，交到上海报上发表，让外国舆论压政府，外国政府再压中国政府。不过这么一来，一时间，办报的和读报的都兴奋莫名。

    唯一让外国人放心不下的是，当时的北京政府真正能管的地方并不多。山东并不是直系的地盘，压力加在北京政府头上到底有多大用处，其实是个未知数。反过来，这一点也成了北京政府跟外国人谈判的价码，抵制他们要求对绑匪无条件妥协的压力。利害相关的洋人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局面，知道全指望中国政府估计也不行，自己也在想辙。最后还是在上海租界的中国通们厉害，说动了上海黑道很有势力、后来成为青帮三大亨之一的黄金荣，让黄亲自出马，带上各位黑道老大的亲笔信，上抱犊崮跟孙美瑶谈判。

    黑道的面子要比白道大。事实上，在当时没有土匪傻到跟帮会为敌，否则，他们贩毒走私的买卖就没戏了（这可是土匪的最大宗的收入）。黑道中人沟通起来很容易，黄金荣上山之后，谈判渐入佳境。孙美瑶不再漫天要价。山东军阀田中玉却得以就地还钱，孙部编成一个旅，由山东地方解决给养，先送上大批的粮食和2000套军服。1923年6月12日，最后一批洋票被释放，孙美瑶下山接受改编，一场塌天大案，宣告结束。

    不过，孙美瑶的旅长没有做上几天，到了年底，他就被新任的兖州镇守使在枣庄中兴公司设下鸿门宴（中兴公司有个北方著名的富豪俱乐部，吃喝嫖赌一应俱全，孙美瑶也是常客）诓过去。当场，一个石灰包打在孙美瑶的眼睛上（韦小宝的伎俩），被熏得昏头的孙美瑶被一顿乱刀给捅了无数个透明窟窿，脑袋还给切下来传命各处。孙美瑶的部下群龙无首，在重兵包围下也只好缴械解散，四散而去，估计大部分还是当土匪去也。

    从晚清到民国，是乱世。其实兵和匪的界限不是十分清晰，一个地方，当官兵不太能控制局面的时候，就会有匪类出来“帮忙”。官兵要当家，匪兵也要当家，争斗的结果，往往达成一个均势，各收各的“保护费”，维持一个虽说是畸形的，但也现实存在的一种秩序。不见得凡是土匪，就一律烧杀抢掠。道理很简单，都烧杀掉了，他们吃什么去？土匪的烧杀往往针对那些不肯服软的地方，尤其是那些有地方武装、抵抗过他们的村镇，烧杀主要是为了杀一儆百。尽管如此，做土匪的，不管规模多大，最大的心愿还是受招安，从非法状态的收费转到合法状态来。从晚清开始，也的确不断地有地方官在剿匪不成的情况下，有意招抚一些匪帮，让他们变成官兵，再去打别的土匪，一如《水浒传》上受了招安的宋江去打方腊。这些受招安的土匪也在战斗中逐渐成长，变成一方具有官方身份的霸主，比如北边的张作霖，南边的陆荣廷都是这个模子。当时有谚曰：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当然，这种情形下的秩序肯定不会太好了，无论官兵还是土匪纪律都差不多的坏，说匪来如梳，兵来如篦，可能有点夸张，但驻兵与驻匪都时常扰民却是真实的。那些由匪变兵的军队，比如张作霖的奉军，一直到小张（张学良）时代还以纪律差闻名，在老张时代就可想而知了。

    不管怎么说，南有干帅（陆荣廷字干卿），北有雨帅（张作霖字雨亭），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各地的土匪都纷纷效法，也有条件效法。事实上，袁世凯死后，由于混战不止，各地军阀都在招抚土匪借以扩展势力，只是各地有各地的高招，招抚的方式，有收抚的，也有打抚的。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反正在1923年，山东督军田中玉跟抱犊崮的土匪之间从原来的相安无事、各管一边，变成了真刀实枪地对打，两个混成旅开到兖州。其实，真实意图是剿是抚，还是以剿逼抚，还真说不清楚。可是，不幸的是，在冲突中，孙美瑶的哥哥孙美珠一个没留神丧了命，所以激得孙美瑶使出了拼命的招儿，酿成一场大案。

    不过，在那个大家都怕洋人的时代，这招虽然很灵，足以让官方满足他的条件，拿到一笔做土匪的都想要的特别赎金，却犯了大忌，不光是白道的大忌，也是黑道的大忌——不动外国人，免惹大麻烦。所以，事过之后，孙美瑶非死不可，官家即使用上韦小宝的下三烂的招数，也得让他死。

    孙美瑶绑了一笔大票，要到了他想要的赎金，然后全赔了。以后，这种赔老本的买卖，土匪就再也不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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