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讲武堂操场的沙砾

    云南讲武堂是我见到的保存最完好的清末军官学校。完整的两层楼校舍、宿舍，构成了一个封闭的大四合院。大门的铁栏杆斑驳而老旧，看起来好像是刚刚还有人从这里走出走进。其实绝大多数房舍都空着，只有一面放了一些照片，大部分都属于常见的大路货，属于讲武堂的旧物很少，一门山炮和一门榴弹炮太先进，而一门土炮和几枝火枪又太陈旧，都不属于讲武堂的时代，只有操场上的沙砾十有八九是当年的旧物，白白的一层，都磨成了石英，看来没少经人在上面摸爬滚打。这是个出过很多大人物、改变历史的大人物的院子，他们的脚和身子肯定亲近过这些沙砾，他们有活得很长的李根源、朱德、朱培德，还有活得不那么长的方声涛、罗佩金、谢汝翼、张开儒、刘存厚、王伯龄，以及由从前的战友变成敌人的唐继尧和顾品珍。当然，还要说一个特别有名的大人物，这个人虽然仅仅是这里的兼职教官，但却是讲武堂每个学生感到自豪的蔡锷。

    讲武堂的展览，主要讲的是辛亥革命和护国讨袁。这很可以理解，历史的叙事，都喜欢大事，尤其是价值十分正面的大事。一个军校，能跟这样的大事联系在一起，足以让人把别的忘了，好像这个学校只有这两件事。其实，辛亥革命也好，护国讨袁也好，对于中国也好，云南也好，云南讲武堂也好，只是两个瞬间，更多的是一些日常活动。对于讲武堂而言，就是没完没了地上课，训练，列队，齐步走，枪放下。

    我恍惚记得，云南讲武堂很像日本的士官学校，至少从照片上看是如此。这个清末新政时期的军事学校跟中国当时多数讲武堂一样，都是学习日本的产物。当时受法国影响很大的云南，在军事教育方面却没有多少法国的影响，因为这个学校的教官大多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不仅教材、教法都取法于日本，连房舍都模仿日本士官学校。学校的教官与学生服装都很像日本军人。中国的陆军现代化，从小站时代的学习德国，转而进入了学习日本阶段。

    不过，云南讲武堂展览里有一张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军校仪仗兵，军装是日式的，但兵的手里却拿着一枝方天画戟，想必，其他的仪仗兵手里拿的也是斧钺之类的家伙。这些仪仗兵似乎在仿古，古代的皇帝和高级军事首领身边的仪仗护卫，的确拿的都是这种好看而不中用的玩意，但也可能是学法国，因为法国人到现在，某些仪仗队依然拿着古代的冷兵器。

    仪仗兵手里的方天画戟并不能改变这里现代军事教育的本色。跟所有清末的改革一样，军事现代化的改革在将军队引向现代化的同时，也威胁着这个王朝。改革的步伐走得越快似乎越是反衬出主导这个改革的王朝政府的落后和腐朽。因此，改革产生的新式陆军，尤其是这些新式学堂的学生，反而成为王朝政府所要防范的对象。那些原本作为改革对象的巡防营，尽管落后、野蛮，没有训练，但却令各级政府官员放心，成为监视新军，尤其是讲武堂的依靠力量。在清朝灭亡前的几年里，新军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官兵受到监视，平时不发子弹，即使在实弹训练中也要严格掌控所发的子弹数量。当时主政云南的云贵总督李经羲还算开明，对新军戒备还不太严，而且他对蔡锷特别赏识，新军和讲武堂的武器弹药使用尽管有诸多的限制，但是他们还是能见到子弹。

    然而，防范越严，新军的反心越重，与其说新军士兵和军事学校的学生是被革命的思想“带坏”的，倒不如说是被政府大员们一系列的猜忌、防范逼反的。重用巡防营的作法影响尤坏，彻底消解了新军基于自身现代性的自豪感和优越感。云南讲武堂的学生们很自觉地在每次实弹演习中把子弹节省下来，发15发只打五发，剩下的都交给一些进步的教官统一保管，积攒起来，为起义做准备。

    武昌起义后，云南很快响应，平时积攒下来的子弹最终让新军和讲武堂学生攻下了军械局和总督府。云贵总督李经羲被从床底下拖出来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起义军的司令是自己一直特别欣赏的协统（旅长）蔡锷，呆了半晌。

    最后，蔡锷把李经羲放了，让他去了香港。就这样，清朝的军事现代化努力最终成为压垮这个王朝骆驼脊梁的最后一根稻草；不，应该是最后一粒沙砾。

    讲武堂操场上被磨得很光的沙砾，实际上也参与了一场战斗并不激烈的革命。

    有人说，凡是在专制国家，大家都呼吁改革，但是一改革反而覆灭得更快，清朝就是一个例子。其实，改革变成一个王朝政府催命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改革过程中政府自己变化太小，以至于成为引入新因素的对立面，很自然地把新因子变成自己的敌人，如果自己变化步伐快一点，事情也许就不会是这个样子。后发国家现代化变革成功的例子也有，比如土耳其的凯末尔革命。人家政府推进的改革就没有最终吞噬政府自己，在那里，学习西方建立的新式军队反而成为政府变革的推动力量，自然是变革了的政府的依赖。

    云南讲武堂的操场上，只有几个闲散的老人，一个正在练太极剑的大娘成为这片沙砾上唯一还有点“武气”的人。

    武夫军汉办大学

    大家都知道，北洋时期是武夫军汉当家，这些武夫军汉我们平常管他们叫军阀。在现代中国，凡是被称为“阀”的都带有贬义，军阀尤甚。所以一提起军阀，人们脑海里立刻冒出来的就是些专横跋扈的军人，打、砸、抢，吃饭不给钱，抢女学生做小老婆，随便杀人，等等。当然，这么干的军人不是没有，打起仗来，尤其是打了败仗之后，干得比这过分的也不少。但是如果用这些行为来概括所有的军阀和军阀所有的行为，好像也不合适。

    北洋时期，媒体骂军阀，骂也就骂了，最大的惩罚是派人封了报馆，往往是这边封，那边又开了。抓记者枪毙那是北洋末期胡子出身的张大帅当家时候的事。大学里，教授们爱讲什么讲什么。当局想派进个校长去，如果教授不同意，任谁也没辙，武夫们居然就是不敢派兵护送强行进入。更有意思

    的是，某些武夫军汉居然自己办大学，比如唐继尧办了东陆大学（即后来的云南大学），张学良办东北大学，连布贩子出身的曹锟也办了一所大学——保定的河北大学。

    唐继尧和张学良都是喝过墨水的人，出过洋，见识过，有点闲钱办个大学，不奇怪；曹锟一个粗人，虽说也上过北洋速成军事学堂，但那是混出来的，在家乡人送外号曹三傻子，而且他所在的直系一向钱紧，居然也有兴致办大学。

    曹三傻子办的大学不是军校，而是一所综合性大学，在原保定农业专门学校基础上扩建而成。那一年是著名的1919年；那年，曹锟在做直隶督军。督军是一省的天，但在这所大学里，教授是天。

    曹锟出钱，管事，但是，办大学，靠教授。他经常说，自己就是一个推车卖布的老粗，什么都不懂，大学得靠教授。只要曹锟在学校，就经常在教授休息室候着，对下课的教授嘘寒问暖。大暑天，他在教室外面看见教授讲课讲得满面流汗，就命令校工上课的时候送毛巾到课堂上，给教授们擦汗，后来干脆往教室里装了铁柜，放冰块降温。每逢发工资的时候，曹锟都嘱咐行政人员把大洋用红纸包好，用托盘托着，举案齐眉式地送给教授。

    河北大学的教授工资要比北京的一些大学稍低，但对于物价比北京低得多的保定，一个月两三百大洋的工资已属天价；曹锟的副官们能拿到零头，已经要念佛了。但是这样的工资，曹锟居然感到有些歉疚。看见教授在用显微镜做试验，曹锟说，你们这样用脑子，每月那点钱，抵不上你们的血汗呢。

    这位粗鲁的军汉对学生要粗一点。文化低、词少的曹督军曹大帅偏爱给学生训话，每训必强调尊重教授，说这些教授都是我辛辛苦苦请来的，如果谁敢对教授不礼貌，就要谁的脑袋。然而，没有哪个教授把所谓的学生不礼貌行为告诉曹锟，因此也没有谁真的掉了脑袋。

    事实上，对曹锟这种人来说，办大学跟比较开通的财主在家里办私塾的心态差不多。无论布贩子出身的曹锟怎么开明，怎么喜欢附庸风雅，他办大学也只是给他的家乡办一个大私塾，教授都是他为家乡父老请来的“西席”。

    对教授的尊敬，厚供给，就如同一心希望子孙争气的乡下财主，自己舍不得吃，也要让老师食有鱼，起居有礼。而且学生不听话，也都放任老师去责罚，如果老师为此告状，学生多半要挨一顿胖揍。这样的财主，这样的事情，在过去的时代，每个好一点的乡村教师都会遇到。

    曹锟其实根本不明白什么叫学术自由，什么叫教授治校，连什么叫做现代的大学他都没有见过；他熟悉的只是怎样管大兵，立正稍息，齐步走。奖就是大洋、升官，罚就是军棍、禁闭和砍头。但是他没用军队的一套来办大学、管大学，尽管他也在大学里安排了一些昔日的副官马弁，但是这些人都成了伺候教授的跑腿子。连曹大帅都对教授一说话三点头，他手下的这些小军汉们还不只有听喝的份？

    形势比人强，那时的大学，全中国都这么办，武夫军汉来办，自然也得这么办。不这么办，就不叫大学。看来，谁来办大学并不重要，即便是一个大学问家来办大学，赶上一个大学不叫大学的年代，也只能办成衙门；反过来，武夫军汉赶上合适的时候，也能办出一个像样的大学来。

    历史在大学转了一个圈

    我曾经说过，历史的好玩之处在于它不见得总是推陈出新，而是经常旧戏重演，演员虽然变了，但戏的内容却依然如故。有的时候连戏名都换了，曲牌也不讲究，乱七八糟，但是细听听，还是那个老调子，连台步都按老规矩走得一板一眼。

    按道理，旧戏重演，靠的是演员一辈辈地心口相传。过去唱戏的师傅除了教徒弟唱念做打，就是口授几出戏，肚子里的戏越多，师傅就越值钱。但是，历史上的旧戏重演，却没有师徒相授，可一样传得真、演得像。看来，咱们中国人的历史，背后有一个老是重复的大脚本。

    蔡元培先生以北大知名，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蔡先生回忆说，在他接掌北大之前，京师大学堂的遗风犹存，学生在学校不是为了求学，“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考试，教员认真的，学生就拼命的连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员通融一点，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了。”学生的另一个毛病是，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并不见得受欢迎，“考试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在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前蔡元培时代的大学，是前清衙门转来的，清朝的大臣奉旨办学，办的就是官学。京师大学堂原来只招进士，科举停办，大家都把大学堂当成翰林院，毕业生就是翰林。以至于有个大学究陈汉章，大学堂请他去教书他不干，非要去做学生，为的就是日后可以做“翰林”。因此，习惯上，学生被称为老爷，而监督（校长）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

    不幸的是，时隔百年，我们大学里的学习景象居然跟前蔡元培时代的北大如此相像。教师一份讲义打天下，通吃多少年，纸黄页烂不肯换，倒是可以获评节约标兵。比那时进步的是，老师不发讲义，要靠学生当堂记笔记。学生们平时不烧香，考前磨着老师要考试范围；老师不肯给，学生临阵磨枪，狂背笔记；上课缺课多的则借同学笔记复印完了再背。老师肯通融的，则师生皆大欢喜，掌声雷动。对于相当多的学生而言，最好的老师就是那些上课不负责，考试宽容放水的老师，他们不在乎学到了什么，只在乎那张毕业文凭。连当年学生对教师的态度都在重演，认真负责而且有点学术水平的老师不见得真受学生欢迎，而那些在政府里身居高位，或者曾经身居高位的人，无论在学校里做兼职也罢，来挂名也行，都无一例外地受到热捧。哪个学校那些兼职的博导们都有最多的人报考，得以厕身高官或者曾经高官的门墙之内，不仅在“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而且毕业的当口就有若许进入仕途的便利。官大学问大，不仅在大学体系内是颠扑不破的铁律，也得到相当一部分学生的认可。稍有不同的是，学生不再是老爷，他们已经变成了听话的良民和不听话的刁民。

    中国的大学走过了百多年的历史。曾经，我们的大学已经走出了文凭时代，这个出走是以蔡元培北大的改革为标志的，可是到今天，我们居然又转了回来。奇怪的是，在已经早就不包分配的情况下，学生对于学校的要求还只是文凭；而学校方面对于教学生如何适应社会需要也没有多少改进，甚至感受不到改进的压力。社会对于大学的期待，好像就是一个盖章发文凭、戴方帽子的所在。

    西方总是在嘲笑我们历史的循环论，但是，中国的历史还就是总是在转圈，转一个，又一个。什么时候，我们能从这圈里走出来，而且永远不再钻进去呢？

    六十五年前的学生档案

    当个教书匠，对社会上的事情往往不甚了了，但学生档案却还算熟悉，尤其是当过一任班主任，新生的面还没见，一堆档案早已经摆在面前了。可是，1949年以前的学生档案是什么样子，我却一无所知，不唯无知，连想知道的念头都没有起过。几星期前，偶尔无事，溜到潘家园旧书市场逛逛，腿都溜酸了，还是一无所获，双目所及尽是近些年出的花花绿绿的垃圾货，稍微像样一点的东西又贵得吓人。就在几乎失望的当口，我忽见不远的地方有个小摊子，寥寥几本书旁有一堆烂纸似的东西，过去一翻，居然翻出了一张发黄的硬纸，仔细看来，原来是民国三十三年的一名叫俞佩兰的女中学生的档案。

    这个硬纸片约有16开大小，上面的表格是油印的，系河南静宜女子中学教务课制，跟今天中学生的档案类似，上面有俞佩兰的照片，有履历表，背面还有成绩表。但不同的是，头两栏分别有保证书和志愿书。保证书上是一串不加标点的文字：

    具保书人王隲生今愿保证学生俞佩兰入贵校肄业对于一切校规愿绝对遵守如有犯过重病欠费或临时发生重大事件概由保证人负完全责任然后是具保人的姓名、职业、与学生的关系以及具保人的住址，还有一个至今颜色依旧的具保人印章。

    志愿书上也是一串文字：

    具志愿书人俞佩兰今愿入河南私立静宜女子中学校肄业绝对遵守校规努力求学除由保证人保证外谨具志愿书保证书和志愿书上的文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过去的学徒契约，上面必有这种过病生死俱与店方无涉的内容，而且立契必须有保人的签字画押才算数，只不过学徒的契约更加苛刻。不知是中国特有的学徒文化暗中影响了静宜女子中学的办事人呢，还是真的担心学生在就学期间会惹出麻烦，因而未雨绸缪？不过，尽管俞佩兰女士就学的年代（1944年），中学生可能比今天的大学生还要稀罕些，但中国新教育经过近40年的发展，新式学校毕竟与传统以八股科考为目的的求学有了本质的不同，从求道意义的“知书达理”变成了含有技术教育内涵的培训，所以，也许在静宜女子中学的主持者看来，他们的学生也具有某些昔日学徒的性质。因此，学徒契约的内容出现在中学生的档案上，似乎也是件可以理解的事情，毕竟这样做对于基本上以赢利为目的的私立学校的校方来说，可以省却许多管理上的麻烦。不过这样一来，至少蒙在传统学子身上的那种一层高人一等的面纱，在学校的管理人那里，已经荡然无存了。

    另外，这份学生档案的年代是民国三十三年八月，也就是1944年。那时，学校所在的开封还在日本人的统治下，所以学校除了英语外，还开设日语课。只不过，在成绩表上，日语课排得很靠后，安排在所有的副科末尾，而英语却排得特别靠前，明显属于“主科”。这比起“满洲国”的“国中”几乎所有课程均以日语授课的安排来，有很大的差异。显然，静宜女子中学的这种安排是不合日本人意的。不知道这种安排，是否表现了校方的某种意向。

    档案照片上的俞女士，年方十三，面目清秀，可以依稀看出她穿得是一件中式的白布衣服。女士的籍贯是河南开封，家住开封火神庙后街19号。父亲叫俞瑞生，在“电影界”，与当时的开封华北电影院有关系，看来可能是电影院的职员或者老板。俞女士如果还活着，今年应该已经年逾古稀了。

    当牛记者碰到强人的时候

    民国时期的记者牛。租界里记者的口无遮拦，想说就说，租界外记者的口上的遮拦也有限，批评揭黑自不必说，损人骂街也是家常便饭。记者惹着谁了，被告上法庭的不多，仇家上门来砸场子的不少，但是砸完了，记者该骂还骂，反正那个时候，一个报社值钱的东西也不多。

    在来自西方的各种市井观念中，记者是无冕之王的说法在中国特别流行，大家认账，记者也很自负。很多历史上的牛人都有过办报（刊）的经历，比如梁启超、章士钊、章太炎、陈独秀、吴稚晖、陈布雷，他们手里的一支笔，原本都是预备扫清天下的。到了蒋介石的时代，当年的名记者差不多都已经改行，做官的做官，革命的革命，做学问的做学问，但记者们依然牛气不减。官办的《民国日报》，发起评选中国伟人活动（类似于我们的超女评选），揭晓时，居然第一名是《民国日报》的总编陈德徵，第二才轮到蒋介石（据说把蒋介石气昏了）。

    记者牛，损起人来嘴特别黑，旁观者见了，哈哈一笑，当事人听了，会恨无地缝可钻。不过，凡是大记者，往往不会找小人物的晦气，他们下手就冲大个的去，所以老百姓听了解气。解气归解气，记者的危险也不小，前面提到的砸场子就是一种，不过但凡叫记者的人，信息都灵，躲得快，身体不会受伤害。不过，也有躲不过去的时候，黄远生躲到了美国，还是被暗杀了；邵飘萍在六国饭店躲了很长时间，一露头就被捉了进去丢了性命。好在，那个时代是军阀当家，军阀是武夫、粗人，做事不管不顾，舆论能拿来说事的那些事情，涉及女人和金钱，吃喝嫖赌，巧取豪夺，他们都公开地做，大摇大摆地做，根本不在乎舆论怎么说，所以记者怎么骂，他们并不大管。曹锟贿选，上海的报纸吵翻了天，人家照做总统不误，连理都不理。当时还是个报人的吴稚晖出来放话说，曹锟和老婆做爱一次，即可有四万万精虫，这些精虫代表中国四万万人一起来投曹锟的票，不就结了，何必劳神费钱收买猪仔议员。恶毒到了这个地步，也没听说曹大总统因此败了兴致，就职典礼少了些风光，曹大总统既没有全国通缉吴稚晖，也没有派刺客下手。对脐下三寸地带的物件特别感兴趣的吴稚晖依然可以放开喉咙，继续说他的精虫和生殖器。

    可是，另外一个也拿那个部位说事的记者命运却不一样，这个人叫林白水。林白水是个老报人，从清末就开始办报，民国后做过短时间的官，官场上混不下去，又转过来再做记者。此人是跟黄远生（黄号称是中国第一个专职记者，曾担任过《申报》、《时报》、《东方杂志》、《庸言》等多家报刊的特派记者，1915年冬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而避祸去了美国，却被误会为帝制人物而遭到刺杀）、邵飘萍、张季鸾、成舍我齐名的名记，一生恃才傲物，一支笔如同不吃辣的国度里的朝天椒，看得倒是赏心悦目，但吃上的人未免要难受得跳脚。林白水骂街不看对象，越是官大的人越是要骂。1924年，段祺瑞再度出山，标榜“公道砥平”。他写文章，标题叫做“段执政私处坟起”，一下子捣到段老爷子的那个地方，闻者鼓掌，见者哄堂，但骂的是武夫，没事。后来，那个“三不知”的狗肉将军张宗昌来了，稍微像样一点的政客都避开了，可是也有人往上贴。此人姓潘名复，字馨航，在钱和女人上都很有功夫。

    贴上狗肉将军之后，潘复变成了一个什么“督办”。狗肉将军来了意味着什么，按道理记者们应该知道，因为刚刚一个名记邵飘萍做了枪下鬼，可林白水还是骂，借潘的字馨航的谐音（林是福建人，说一口带南方口音的国语），说潘复是张宗昌的肾囊，也就是膀胱或者俗称尿脬的雅称，本来应该是“帮办”，帮生殖器办撒尿的事，但现在居然成了“督办”。赶巧，这种骂，还是在那个地方附近转悠。

    不幸的是，政客往往是文人。文人不像武夫那样粗陋，反而心细，对文字有着天然的敏感，越是跟巴儿狗一样的文人这方面的本领反而越高。文人政客心眼小，于是，我们的名记晦气了。某天晚上，在八大胡同，肾囊跟生殖器之间有了一点隐秘的沟通，张宗昌一声令下，林白水就被拖到了宪兵司令部。林记者没有任何申辩的机会，随着一声枪响撒手西去。枪毙的理由是“赤化”。其实，无论跟当时被称为“赤化”的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林白水都一点瓜葛没有。

    显然，在存在不讲理权力的情况下，记者，尤其是敢说话的记者，其实很弱势。

    “子见南子”的现代性事件

    子见南子，是孔夫子一生中做过的一件不大不小的尴尬事。南子是名声不好的卫灵公的宠姬，漂亮，但名声也不好。孔子去见了名声不好南子，惹得性子直的子路不高兴了，孔子急得连连诅咒发誓，说自己没做什么坏事。在过去的时代，科举考试《四书》章句作为题目出了个遍，但“子见南子”却很少有考官出过，如果真的出了，考生都要骂的，因为实在不好演绎，一个不留神说出孔夫子“寡人有疾”来，那可麻烦大了。

    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孔夫子从“至圣先师”变成了“孔老二”，客气一点地则叫他“孔二先生”。孔子被“去魅”之后，子见南子的事再一次被旧事重提。20世纪20年代，当时跟鲁迅关系还很好的林语堂根据《论语》上的寥寥几个字的记载，铺衍成了一个独幕话剧。只不过里面的南子已经变成了一个新时代的新女性，要求个性解放，主张男女同学，而且还为此跟孔子大辩其论，最后居然用一群美女唱着“郑卫之淫声”，且歌且舞，将夫子师徒包围起来，令夫子不得不落荒而逃。这样的话剧即使拿到今天，演给今日的读经派人士，也许都会招来臭鸡蛋的。但是在那个年代，却有好事者在孔子的家乡曲阜来演，还特意邀请孔门的后裔来看。

    事情是这样的，1929年初夏，位于曲阜的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俗称二师）的学生会，决定排演林语堂的这出《子见南子》。一出独幕剧排起来并不难，很快在暑假的联谊会上，《子见南子》跟二师的学生以及部分的曲阜市民见面了。虽然已经到了1929年，但在山东的内地，男女同台演戏，还是相当新鲜。况且扮孔子者，“衣深衣，冠冕旒”，穿着春秋时平民的衣服，却戴着帝王的帽子；子路还佩着柄长剑；南子也是长袖飘飘，相貌俊俏；戏中的台词都是现代的新名词，一时间煞是轰动。不久，该剧又在孔庙前面加演了一场。

    二师的学生为什么要演《子见南子》？那个年代，读师范的学生家境差的比较多，因为师范人称“吃饭学校”，管吃管住，还有补助，穷孩子读得起。师范学校连老师带学生，思想激进的比较多。二师虽地处曲阜，但非孔姓的学生很多。这次演出说是借此反封建之类，可能有点拔高，倒更像是恶作剧，恶作剧也含有小小的拿孔夫子开心的意思。尽管“在那个剧本里，有孔夫子登场，以圣人而论，固然不免略有欠稳重和呆头呆脑的地方，然而作为一个人，倒是可爱的好人物。”后来二师的校长宋还吾也强调，演孔子的学生演得“极庄严”。但是只要让孔子现身舞台，而且跟“女性主义者”南子演对手戏，演的又是孔子那点糗事，对圣人不敬是肯定的了。特别关注这一事件的鲁迅说，“因为公演的地点，恰巧是孔夫子的故乡，在那地方，圣裔们繁殖得非常多，成着使释迦牟尼和苏格拉第都自愧弗如的特权阶级。然而，那也许又正是使那里的非圣裔的青年们，不禁特地要演《子见南子》的原因罢。”

    非圣裔的青年们安心要惹圣裔们不高兴，他们果然不高兴了。《子见南子》的歌舞声还未消散，一封署名“孔氏六十族人”的信就递到了教育部，状告二师侮辱他们的祖宗，要求撤换校长。有意思的是，林语堂的剧作把子见南子现代化，让孔子跟女性解放接上火，孔门后裔告的状倒也没有多少“非圣”“毁道”的责难，而是在这出戏的“淫”字上做文章，说这出戏演的时候，“学生抹作孔子，丑末角色，女教员装成南子，冶艳出神”，而南子所唱“虽旧剧中之《大锯缸》、《小寡妇上坟》，亦不是过”。有意思的是，这种诛心之论，其立脚点却是民国的道德和法律，没有在“辱圣”上面纠缠。

    状子上达之后，在南京政府势力很大的孔祥熙力主严办，但主管的教育部以及山东省教育厅却另有打算。尽管此时的国民党在得到政权之后，骨子里想的已经是稳定秩序，对造反时的离经叛道不太想提了。现在当家的一部分国民党人原本就对五四运动有所保留，现在对五四精神更是大不以为然。换句话说，他们此时想的已是尊孔而非“打到孔家店”。但是，国民党从来都是各种势力的大杂烩，其中“左派”和西化派也有相当力量，当年新文化运动的新人物蒋梦麟和马叙伦现在是教育部的部长和副部长，山东教育厅的厅长何思源恰好是五四时期的北大学生，而北大的老校长蔡元培对教育界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据奉命查案的教育部参事朱葆勤回忆，他得到了蒋梦麟和马叙伦的明确指示，不能因此开倒车。何思源也表示，此事系旧派对新派的攻击。在他们看来，二师事件事关新与旧、进步与落后，是两种文化的冲突。事实上，这一年医疗界有关中医废止问题的论争，在这一部分人看来，也属于同一性质。两个事件都引起了舆论的高度参与，在这个事件中，站在捅了马蜂窝的二师学生一边的舆论显然要多一些。事件的结果也很相似，都是新旧妥协，而旧的一方似乎还占了上风。教育部的意见是，二师演戏不等于侮辱孔子，校长虽未遭查办，但却以另有任用为由而调走。接着教育部下令，对孔子要表示尊崇，各校不许再演《子见南子》。

    两个事件，都是所谓的新派主动挑起的。但挑起后引发的反弹却如此强劲，双方混战一场，各自都不满意。文化的争论夹杂着利益的纠葛，令政府说不清断不明。但是事件的余波，实际上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消散。

    梁启超和胡适的“医疗事件”

    人们对某一事物或者某个人群的判断，往往受自身经验的影响。上某个机关办事，受到冷遇，从此对这类机关都没好印象；被某个地方的人坑了，也会导致对这个地方的所有人都失去了信任。生病找了中医，治好了就一辈子笃信；如果摊上是西医，治好了，也一辈子笃信，甚至爱屋及乌。我前些年研究晚清教案的时候，发现很多人入基督教往往是碰巧生病被传教士医生治好的缘故，入教时对基督教一无所知，入教之后也不甚了了，但对教会的虔诚却至死不渝。不过，有两个大大有名的人却不是这样，一个是梁启超，一个是胡适。

    很多人都知道梁启超1920年代末死于协和医院一次失败的手术，当时梁启超身患肾疾，主刀医生却误把梁启超健康的肾割掉，结果导致不治。这个医疗事故，在梁启超的坚持下，其家人一直讳莫如深，直到很久以后才被披露出来。在此之前，胡适先生也生过一场不小的病，巧得很，也是肾炎，在西医束手无策的情况下，找到当时上海的著名中医陆仲安，几副药下去，居然治好了。奇怪的是，胡适先生对此也讳莫如深，虽然在开始的时候写了文章简单提到过，然后就开始含糊其辞，始终不肯痛快承认此事，那篇文章也不收进《胡适文存》。到了晚年，胡适甚至抓住有关报道中的枝节错误，矢口否认。害得胡适先生最忠实的门徒罗尔纲先生大惑不解，不明白一直痛恨说假话的先生，为什么自己要说假话（参见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

    一个被西医治坏了不肯声张，一个被中医治好了也不肯声张，疗效虽殊，但用心却一，都是为了给西医留面子，生怕败坏了西医的名声。一个不惜以身相殉，一个不怕背上负义之名，就西医而言，委实令人感动。无论后人对此有何评价，二人此举毕竟标志着他们是有信念之人，不会因为一时的个人遭际，就放弃或者怀疑自己的信念。

    不用说，他们的信念是科学主义。尽管二位基本上没有受过多少科学的教育和训练，研究的对象也不过是中国自家老店里的旧货色。梁启超只是自己看了几本粗浅的科学启蒙书籍，胡适到美国留学，开始学农学，被一个苹果难倒，随即转成哲学了，但他们对科学的信念却坚定得令人咋舌。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个时代大部分提倡西学的人，骨子里都是科学主义者，认可西学，就是因为里面有科学的道理，而这个道理恰是具有验效而且能征服国人的。1920年代著名的所谓科学和玄学论战，其实所谓的“玄学”未必没有一点道理，却被一边倒地批倒批臭，将之混同于扶箕、请神之类的迷信，科学主义在学界高奏胜利凯歌。其中，虽说梁启超先生鉴于一次大战之后欧洲学界对西方文明的反思，思想有所回归，但科学主义的虔诚却依然没能因此而动摇，原因很简单，他毕竟是中国比较早震撼于西方先进科技成果，进而追求维新之人。

    尽管在今天看来，科学主义并不那么令人信服，但就当时的情景而言，他们对西医的维护确有道理。在1920年代，虽然对科学已经没有多少人敢出来说半个不字，但西医在中国还处在幼苗阶段，偌大的国家，四亿多人口，像样的西医，满打满算，也不足万人，系统受过教育的中国医生更是少得可怜。梁启超的手术事故，的确是某个西医的错，但并不代表整个西医体系全错了，尽管这个错发生在中国顶尖的协和医院也并不奇怪。中医治好了胡适西医治不好的病，也不代表整体上西医不如中医。现代的医疗卫生防疫体系，主要得依赖西医，才能建立起来，这是不争的事实。尽管这两位大学者不会以个体案例否定全体，但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却不可避免地有着这样的习惯，恰好这两个案例又发生在这样两个酷爱科学、推崇西医的大名人头上，如果炒作出来，其影响所及，给西医造成的麻烦肯定是难以预料的。反过来，中医也一样会有失误和事故，甚至草菅人命的胡治，如果概率计算，中医出的问题肯定更多。翻一下过去的笔记，这种虎狼之医的记载还是很多的，如鲁迅先生那种个体体验，拿破鼓皮和墨水来治病的中医实在不乏其人。所以，单就一个方面的个体事件来说事，肯定是不够公平的。

    不过，历史走到今天，中西医的位置已经倒过来了。具有宝贵价值的中医已经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如果今天的人们，还跟当年的梁启超和胡适一样，恐怕这二人死后有知，也未必会赞同的。

    旧医，还是中医

    70年前的废止中医风波

    在今天的中国甚至世界，恐怕不会有什么人提出要废止中医，如果真的有人说这样的话，那么大家即使不认为他是精神病，也只当是酒后胡言。然而，在70年前的中国，这样的议论却是家常便饭，时常在报刊上露面。一干五四精英类似的鼓噪，了解那段历史的人，肯定有所耳闻，即使不了解历史但稍微熟悉一点鲁迅的，从他对中医那深恶痛绝的态度，大概可以推测在那个时代中医在这些精英眼里是个什么形象。不过，连我这个学近现代思想史专业的人也绝没有想到，在五四过去十年的时候，这种废止中医的书生议论居然被刚刚获得政权的国民政府打算付诸实行，从而惹出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乱子。

    在1928、1929年间，刚刚定鼎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其实并不完全像后人想像的丧尽人心，分崩离析，至少中产阶级和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对之还是充满期待的。而这个政府也是蛮想有所作为的，只是政府中人的作为，依然像当年火烧赵家楼的学生小子一样，未免有几分毛手毛脚，废止中医之举就是一例。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29年初，新成立的国民政府卫生部主持召开了一次“全国中央卫生会议”。此会名曰全国会议，实际上参加者只限于各个通商大埠的医院（西医）的院长、著名医生和少量的卫生行政人员。在1929年那个时候，中国的西医比起“大清国”那阵来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虽说西医内部派系纷乱，跟英国人学的叫英医、德国的叫德医、意大利的叫意（义）医，各守家法，互不相能，但大家对付起中医来却是同仇敌忾。换言之，中西医之间的敌意甚深。在这样的气氛下，由清一色的西医人士参加的中央卫生会议自然对中医没什么好脸色。会上废止中医的呼声甚嚣尘上，结果是通过了一个“旧医登记案”，规定所有未满50岁从业未满20年的旧医（中医）从业者均须经卫生部门重新登记，接受补充教育，考核合格，由卫生部门给予执照，方才准许营业。而50岁以上的中医，营业对象也有限制，且不许宣传中医，不许开设中医学校。在这里，有四个重要角色是不能不提的。两个是论战双方的主角，一个叫余岩，字云岫，系当时有名的西医，有过留日的经历，1916年毕业于日本大阪医科大学，回国后担任过上海医师公会会长，在国民政府里也有职务，曾经著书反对中医，旧医登记案就是他提出的。一个叫陈存仁，系当时上海的名中医，著名的《中国药学大辞典》的编撰者。还有一个是帮腔的，名叫褚民谊，此公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曾经留学日本和法国，系政界、学界与商界的活跃人士，时兼上海医师公会（专属西医）监察委员，据说是此次会议的推动者之一，此公后来入了汪精卫的幕中一并做了汉奸，所以后来陈存仁将账都算在了他的头上。最后一位要算当时的卫生部长薛笃弼。此公系冯玉祥夹袋中的人物，于西医中医概无所知，仅仅由于是北伐后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四家分肥，冯分得卫生部，所以薛大人得以做部长。他虽然也算是新学堂出身，比起前两位来却土多了，不过，此公虽土，号称于中西医两不相袒，但从他事件前后的言论看，屁股却明显地坐在了西医一边。

    在中西医势同水火的情势下，由西医主导的卫生部门来考核登记中医，结果不问可知，事实上等于断了50岁以下中医的命脉，砸了他们的饭碗，而且，议案行文，很明确地提出要废止中医，登记只是一种废止的过渡办法。故而此议一出，举国岐黄之徒为之哗然。于是由感染了“民主”之风的上海中医挑头，全国中医界发起了一场颇有声势的请愿抗议活动。一时间，沪上报馆中西医互打笔仗，南京政府机关里中医请愿、请饭、游说军政要人，再加上工商学各界添乱式的两下声援，真是闹煞了国人，喜坏了报人（报纸销路大增）。结果是旧医登记案不再执行，大家不了了之，中医照旧把脉，而民（医）愤甚大的始作俑者也好官照做。接着蒋介石与李宗仁、白崇禧打了起来，大家一起去关注战事，看下段新武戏，将这段文戏忘了个干净。

    跟中国所有的一时谁也吃不下谁的争论的双方一样，名称之争是吵架的重要一环，双方都免不了要互赐恶谥，在中西医吵起来之前，军阀们已经集体打了十几年乱哄哄的电报仗。医界是悬壶济世的，因此还比较客气，西医称中医为旧医，称自己为新医，而中医则自称国医，不承认西医是新医，偏叫他们西医甚至洋医。跟军阀们“官”“匪”、“正”“邪”之类的互詈有所不同的是，中西医之间相互掷来掷去的四顶帽子，“新”“旧”、“国”“西”，恰恰点明了这场风波所蕴的思想史内涵。自从国门被打开之后，中西文化之争，随着中学的节节败退，不知不觉之间从华夷之争变成中西之争，最后又变成了新旧之争。显然，这不是一种简单的此消彼长，前面“华夷”语境里的褒贬，到了“新旧”语境中，不仅仅褒贬颠倒了过来，而且有了进化论意义的肯定与否定，对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更具有杀伤力，或者说慑服力。

    我们看到，此次中医的存废之争，又一次成了新文化运动时很热闹的“科学与迷信”之争。只是，这次的“科学与迷信”论争，双方的立论却没有本质的不同。西医攻击中医不科学，自在情理之中，他们将中医的阴阳二气、五行生克、经络脉案等等统统打入张天师胡大仙一党，旧医登记案的提议者余岩干脆称中医为“依神道而敛财之辈”。由于自恃有生理解剖、化学、物理以及药理学做后盾，他们的气很粗，明显处于攻势。奇怪的是中医们也没有祭起扁鹊、华佗的大旗，抬出《黄帝内经》、《王叔和脉经》的道理来反驳。在他们看来，“窃中国医药却有优良治效，徒以理论上不合科学、致不得世界学者之信仰，此固医药之起源先有经验而得治效，后以理想补其解释，不克偏于哲理，治效却是实际也。近日西人证明中药之功用，悉以本草所载符合，且广设学会研究汉医，而国内学者亦相率以科学方法整理发挥，渐得中外学者之信任。”（《大公报》民国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紧紧抓住“效验”

    两字来做文章，似乎凭借的也是科学与洋人。

    但是，如是一来，中医们的底气未免比西医要差了一点，毕竟要论科学，人家才是正宗。所以，在此次论争中，西医总是咄咄逼人，大有气吞对手且气壮山河之势，在他们口中，那些请愿的中医不仅是为了保住自家饭碗的蝇蝇之徒，而且简直跟拳匪（义和团）一党，属于阻碍进步、阻碍改革的罪魁祸首。这里，余岩的一段气势磅礴的话不可不录：反对废止中医“是不许医药之科学化也，是不许政府有卫生行政也，是不许中国医事卫生之国际化也，是坐视文化侵略而不一起谋所以振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必枯守诞妄不根之玄学时代落伍之国粹而后快。铁路可废也，不妨驽马十驾；军舰宜禁也，何如艄舻千里。长枪大戟可以敌枪炮，而兵工厂为无谓糜费之事矣；八股策论诗赋歌词可以得英才，而算术理化为奇伎淫巧之学矣。不识天文、不明地理、不知气象、略识之无，即可以高言气化，窃研造物之奥妙。而科学实验，以真本事实力量从事者，为画蛇添足之举矣。阴阳气血寒热补泻诸肤廓笼统之谈，足以尽病情沦药理，而解剖生理病理药物之学，可詈为骨骼堆中杀生场上学医矣。不许维新，不许改革，虽疆城日削，国权日丧，以至于国破家亡，同归于尽，亦悍然不顾。是逞一朝急气之愤，而忘邦国之大计者也。”（《大公报》民国十八年三月十七日）这种抑扬顿挫且骈四俪六的行文，不说是字字珠玑吧，至少在气势上令对手哑上半晌。看来我们西医的文字与中医一样，都是八股制艺老家底的货色（这一点中医似乎又差了一招，西医可以用八股文章来骂阵，而中医却没法炮制一篇洋文字回应）。文字本身是什么形式并不要紧，关键是这种上纲上线的论法让人受不了，真是将亡国灭种的罪过一股脑都怪在中医尤其是请愿不要废止中医的人们头上了（看来，中国产生大批判的文字一点都不奇怪，不吵架则已，一吵则非上升到“路线”高度不可，从市井婆媳到海上闻人概莫能外）。在作者看来，中医之与西医，就像驽马与铁路，帆船与军舰，长枪与枪炮一样，一个该送博物馆，另一个才是当世之骄子。

    中国人的进化论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是被西方用大炮、洋货外加学说教出来的，这种教学的副产品之一就是混进了两个等式：西等于新，中等于旧。西则意味着进步、文明、科学，中则意味着落后、愚昧、迷信。这其中，实用层面的效验无疑是人们意识转换的关键环节。换言之，中国人之所以相信西方是进步的，是因为他们亲眼所见西方的坚船利炮和制度学艺比自己的强，因为有效验，所以才相信。而中西医之比却远不像中西枪炮舰船那样的简单。在西方文化的凯歌行进中，中医一直是一个例外，在西医的和时髦的文化人的联合围剿下，中医其实并没有真正丢失阵地，包括在当时中国最洋气的上海也是如此。虽然中医阵营中也有许多庸医，甚至江湖骗子（这一点，当时西医的记录也不见佳），但真才实学之辈却也不在少数，他们手下的医疗效果并不比西医差，甚至屡有西医已经“判处死刑”而被中医治好了的事情发生（这种事今天依然存在）。这一点，就是对中医怀有偏见者亦难以否认。而且，最令西化论者难堪的是，中医的医案可以重复，也就是说，同样的病用同样的药方是有效的，就像科学试验可以重复一样。西医难以将中医扫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难以在疗效上彻底压倒对方，尤其是在内科杂症上，中医居然有公认的优势。即使是新式的知识分子，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也并不是人人都像梁启超那样，动手术割坏肾，结果被错误地割掉了好肾，依然坚持维护西医的名誉。他们一旦病得厉害了，一样是谁医得好找谁。这也许正是西医不得不求助于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强力干涉的原因。

    当然，无可否认，西医们的动机并不只在为一己争地盘而剪除异己，他们确实有推进中国现代化尤其是医疗卫生事业现代化的意图在里面。但问题是，时间已经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医还能妨碍西医的发展吗？无可否认，当时中国的西医不多，据说整个国家才不过6000余人，而且基本集中在大城市，当时的卫生部长薛笃弼也承认，全国只有十分之二三的县有西医。但一则西医才有几十年的历史，而且主要在20世纪初才有较像样的发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能有如此规模，已属可观；二来医界的发展主要是受市场和国家发达程度的制约，中国当时就是那么个发展水平，偌大的国家进出口额抵不上个小小的比利时，连瓶碘酒都要进口，自然依赖工业和设备发展的西医就难以上档次。况且，当时的医疗事业主要是靠市场调节的，对于医疗市场而言，决定市场份额的一是疗效，二是价格，价格上中医要比西医便宜得多，而疗效西医又难以有绝对的优势，所以，两者只能分割市场，而不是一家独占。即使在较开化的通商大埠也是如此，至于那些没有西医的地区，并不是因为那里中医占据了市场，而是那里根本没有西医生存的条件，即多数人贫困到了根本看不起西医的地步——除非教会免费施医散药。应该说，对于所有不发达国度而言，人们的观念和当地传统的医生对于外来西医的进入是存在过一定的影响的。在中国，当传教士医生刚刚将西医、西药散向人间的时候，这样或那样来自观念和传统医生的阻碍无疑会产生些影响，但到了连中医们也口口声声说科学的时候，这种阻碍即使有，也相当微弱了。其实，在医药方面，人们传统观念的障碍有多大，我是有怀疑的。许多传教士医生在回忆中的确提到过许多中国人的观念阻碍他们行医的事情，但他们的回忆也提到，这些阻碍的大多数都靠着他们当时并不高明的医术克服了。毕竟中国人是个特别务实求验的民族，只要能有效验，他们是乐于放弃成见的，尤其是人命关天的时候。我曾经在非常落后的农村生活过，那里的医疗卫生条件以及人们的观念并不比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强多少，但是，只要医生（属于西医系统）能治好他们的病，他们所有的既成观念都会服从医生的指示。

    当时在中医们闹着请愿时，各界也发来一些声援电报，为他们壮声势。

    其中有一个比较特别，说是由于中医的缘故，中国才拥有世界最多的人口（《大公报》民国十八年三月十六日）。不消说，这种将中华民族旺盛的生殖能力归功于岐伯与黄帝发明的高论，无论如何都是讲不通的，但中国众多的人口与落后的医疗卫生状况，却成了中医请愿保存自己的最有力的借口。百分之八十的地区没有西医，四亿多人口与六千余西医的巨大反差，无论如何都是政府的卫生行政机关所要正视的现实，也就是说，当时中国的老百姓绝大多数毕竟要靠中医来料理他们的疾病。中央卫生会议上西医们火药味十足的议案，虽然让中医感到了生存的危机，但本质上与五四时期的书生议论并无不同，都解决不了中国的现实问题。请愿的中医们恰是抓住了这一点，向国民政府的各方面大员疏通呼吁，结果将卫生部弄了个里外不是人。薛笃弼坐在了火炉上，连老板冯玉祥也来电骂他，所以结果只能是大家闹一场，西医们白费了脑筋、口水和笔墨，回到自家诊所和医院徒呼负负，中医们欢庆胜利，一起吃大餐。

    诚然，中医们此次的胜利的确是令参与者兴奋的，请愿的组织发起者之一的陈存仁先生，几十年后还屡次在自己的各种回忆中提及此事，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但是实际上，中医们的胜利是要打一个大折扣的。中医虽然经过抗争赢得了继续生存的权利，但毕竟公开地承认了对手的道理，而且不得不用对手的道理来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然而，就中医理论本身而言，那一整套阴阳五行、经络脉象之说，跟西方科学毕竟存在着难以打通的隔膜，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体系，反而与西学提倡者批判的迷信诸如道教、方术等倒是难分彼此，相互间有着血浓于水的联系。客观地说，从张仲景到李时珍，实际上并没有跟方术划清界限，各地的中医，即使是那些卓有成效的名医，也或多或少有点医巫不分的感觉。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医和西医是分属两种文化体系的医疗和操作手段，要想互相说明和解释至少是非常困难的，而以西医的价值为标准来评判和衡量中医，跟带了有色眼镜甚至哈哈镜看东西其实也差不了多少。包括我们所说的医巫不分，其实只是我们现在的感觉，即已经接受了西方科学价值观而后的观察做出的结论。在西医或者西方的语境里，中医的针灸、按摩甚至刮痧都很难真正得到理解。即使科学发达如今日，中医基本要素如经络，任何科学手段依然无法证明其实体性的存在，但任何人只要经历了针灸治疗的，都能真切地感觉到确实有经络和穴位这么回事。在这场中医存废的论争中，西医说中医没有科学上的根据，而中医却要强调科学的实证性来证明自己，中医在道理上的屈服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毕竟在那个时代，科学是具有无穷魔力的名字，任何人都不能不向科学低下自己的头。谁说五四科学与民主的启蒙没有成功，至少科学一词变成了法力无边的魔杖。也许，那个时代的大多数老百姓并不如此想，甚至连科学二字都听不懂，但是毕竟一个社会有声音大和声音小甚至无声群体的分别，在某种情形下，只要声音大的群体认可这种道理，那么这个道理就会变成社会的公理。这就是为什么当时还很幼稚（整个上海才有一台X光透视机）、数量远不及中医的西医们敢于提议废止中医，而声势浩大的中医却只能哀兵求告，还要加上疏通和贿赂才能抵挡的缘故。事情就是这样奇妙，当这个社会或者说国度的大多数人还并不知科学为何物的时候（包括某些高喊科学的人），对“科学”的名词崇拜却能畅行于世。

    事件过后，褚民谊没有像传说的那样向国民党的“三全”大会提议废止中医，而是改而呼吁提倡科学，选拔人才。卫生部长薛笃弼则声明中医不可废，但要科学化。实际上，以西方医学理念建立的卫生部门（虽然当时还很幼稚），本身与中医是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的。卫生部门要想建立现代的卫生体系，势必要改造中医，用当时《大公报》社评的话来说，就是中国的医家“对于世界医学界实负有一种特别使命，曰解决中西医问题”（很可能是张季鸾的手笔）。再说，当时的中医自身却也存在着难以掩饰的家丑，像我们前面提过的，庸医太多，虽然庸医的存在西医也难免，但中医界混世的人绝对值毕竟过于庞大，仅仅读过《汤头歌》就出来蒙世的大有人在。这是由于中医的传承过于个性化，传习的过程过于经验化、体验化，个体之间差距太大，缺乏一个基本的尺度来衡量，而且中医总体上没有消毒卫生的概念，对中国人生存环境的卫生健康以及防疫实在不利。只是从那以后，中西医问题的解决基本上是单向度的。国民政府的卫生部要求中医从业要经过考试（西医也需考），但考试的内容则以西方医学为主，而且西医考试通过称医师，中医则称医士（当然，比起英国统治下的香港的中医只能称“Herbalist”，意思为“种植或贩卖草药者”，还是要强一点）。对中医中药的研究整理，也大体上按照以西方医学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中医中药的路径进行。实际上，在事件发生的时候，中医中药的地位已经发生了一点微妙的变化，某些西方和日本学者已经注意到了中医中药的作用，开始加以研究（主要是中药）。中医们在请愿时，也就此作为例证，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不过，西方的中药（也称汉药）研究，基本上是药理探究，属于西方科学研究的范围，目的充其量无非是将中医中药作为要素摄取进西医体系。可是这种理路，却实际上贯穿了改造中医中药的全过程。到今天，中医中药确实走上了一条“科学化”的道路，中药成剂可以批量生产了，但也越发像西药了。一批又一批医学精英本着科学的理念，用科学的仪器来探索经络的实际存在，当然是越探究越不明白。进了中医院，诊断上的望闻问切不见了，俨然化验、照相、透视、CT这一套，开出的药也是中西合璧，成剂多汤剂少。毫无疑问，中西医高度结合了，但中医实际上已经成了拾遗补缺的角色。一代一代的医学发展下去，有名的西医层出不穷（主要是好刀——外科与眼科等），可有名的中医却在老一代相继谢世后不见了。一位中年中医告诉我，现在哪有中医，我们都是西医。当然，我这个外行不能也不敢否认这种路径的合理性，但是，我想问的是，有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再往远看一点，自我们的“国故”被以同样的科学精神与方法整理以来，诸子百家的学说最终还不是变成了某某的哲学思想、伦理思想、管理思想……，再分解为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高明或者前卫一点的，则是从西学角度生出问题意识，再以西学的框架和理论加以论证。中国所有的东西包括我们的中学典籍只是一些可供论证的材料。所以，同样的问题是，就算这种形式的整理国故是不可避免的，还能不能有第二种方式，可不可以不用西学的概念和框架，来整理我们古代的学问？我们的孔子、老子、孙子的学说，能不能不像中药的当归、熟地一样，只落得在人家仪器面前做材料的命运？

    中医还是旧医，这其实并不是一个过去了的老问题。

    （本文的部分资料由郑玉臣先生提供，在此谨表感谢。）

    关于“饿乡”的老生常谈

    伯夷、叔齐对于现在的青年人来说，已经相当陌生了，即使是学文史的大学生也未必全知道他们的来历。记得在“文革”后期，一位乡间读过私塾的老先生，曾拿着这两个名字来考我，本以为我肯定不知道，不料我却答上了，可是周围的伙伴包括那些从上海北京来的“知识青年”，却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中国人的时间似乎在20世纪过得特别快，变化也特别大，倒退回去100年，伯夷、叔齐的名字至少读书人都是耳熟能详的，他们堪称古代士大夫心目中圣洁的偶像，连“亚圣”孟子都称他们二位为“圣之清者”，历代赞誉他们的诗文以及画卷层见叠出，收集起来大概可以装上几马车。清代著名学者管同（异之）甚至别出心裁地将夷齐饿死的首阳山称为“饿乡”，心许为理想的圣境。中共早期领袖瞿秋白访问革命后的苏俄，写了著名的《饿乡纪程》，虽然将心目中的饿乡从首阳山转移到了俄罗斯人那里，但说明在他心目中还有夷齐的影子。

    孔夫子也是圣，甚至也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丧气话，似乎要步伯夷、叔齐的后尘了，然而终于还是舍不得父母之乡，吃着鲁侯的饭，老死在阙里。所以他只能算是“圣之时者”，比不得夷齐之“清”。伯夷、叔齐两位公子哥，放着好端端的孤竹国的国君不做，却为了某种虚玄的理想，苦苦劝阻周武王伐纣，据说他们认为殷纣固然暴虐，但周武王伐纣却不过是以暴易暴，以乱易乱，不合乎神农氏古德。（《册府元龟》卷805）最后跑到首阳山用自家的肚子实践“不食周粟”，日日填薇菜果腹，后来据说又为了某妇人的一句闲话，连薇菜也不肯吃了，终于饿死在山上。伯夷、叔齐的故事正好发生在中国历史由含混到清晰转化的时代，与同时代周文王与姜子牙的故事一样，也许带有很多的虚构性质，有多少真实可信的成分很难说得清。但是，这个故事在士大夫嘴里被传诵了几千年（老百姓似乎并不太在意这两位），自有某种道理在。

    古代的读书人，能逃出“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归宿的并不多，求学之初就成心想离仕途远远的人就更是凤毛麟角，像白乌鸦那样的稀罕。但是很多人，尤其是那些比较有才华的人，却又非常向往那种不食君禄、远遁山林的境界，甚至幻想着也许有那么一天可以跟权倾天下的君王叫叫劲，不吃他的饭也不听他的招呼。所以，士大夫在上朝伴驾之余，往往会想起伯夷、叔齐的故事。伯夷、叔齐与历代的隐士有着本质的区别，隐士们或者顾虑于仕途的险恶，以求自保，如秋风起思江南鲈鱼脍者；或者为待价而沽，如南阳草堂高卧者；或者干脆是以隐求进，如“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家”者。而伯夷、叔齐跟他们都不一样，他们的行为如果是真有其事的话，更多的是代表了先秦士人的一种执拗和傻气。我们在摔琴的伯牙，抱柱的尾生甚至还有那个毁容吞炭的豫让身上，都能看到类似的傻气和执拗——虽然发傻的形式不太一样。傻气和执拗的背后，是士之为士的尊严。

    秦汉以降，乐意维持自己的一点尊严，对君主持不合作态度的人自然还有，但如伯夷、叔齐般的傻气和执拗却消淡了。名气很大的严光（子陵）不过是个高明的隐者，因为他明白在武夫和豪强当道的刘秀的王朝中，不会有他更好的位置，呆在皇帝身边只会让这个昔日的好友多添些尴尬，也令自己多几分没趣，所以识趣地溜到了富春江去钓鱼。魏晋名士中，只有既喜欢打铁又能弹《广陵散》的嵇康还算有几分傻气。阮步兵只敢借酒躲过司马氏的攀亲，因为他遇穷途知道“恸哭而返”。刘伶边走边喝，沉醉终日，后面跟着个童子抗着铁锨，说“死即埋我”，然而到底没有被埋掉。五柳先生不为五斗米折腰，县衙后面官地里种的糜子没等进酒坊酿出酒来就挂冠而去，但是如果有五十、五百甚至五千斗米，事情的结局则未可知矣。尽管真正像伯夷、叔齐那样操练的人愈见其少，但他们二人身上的光环却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逝。后人追思夷齐，玩味悼惜那点可望不可及的清境，维持心中的那道尊严的最后防线。对“饿乡”的神往，伴随着士大夫的演进也伴随着他们的退化。

    志趣和爱好都有相当多旧士大夫气的毛泽东，却不那么欣赏士大夫的偶像伯夷、叔齐。他说：“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和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一下子来了个大翻案，揖让变成了“开小差”，苦谏化为助逆，原来士大夫目中所有的美德全都变成了恶行、丑行，更不消说还有什么“民主个人主义”的现代徽号的馈赠。当然，毛这么说，可以理解。其实大概从周武王开始，统治者就不会喜欢怪兮兮的伯夷、叔齐，不然怎么“圣之时者”被供在文庙里做“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皇帝”，而“圣之清者”连进文庙陪坐吃冷猪头的份都没有呢？不过，大概除了朱元璋这样小心眼生怕读书人看不起的人外，特别厌恶士大夫的清高、到了要治罪地步的皇帝也不多。伯夷、叔齐固然不令人喜，但士大夫私下里写写《伯夷颂》之类，也随他去。因为向往夷齐既不是怀贰心不臣，也不至于老到自己耳边聒噪，劝这劝那。这就是为什么韩愈谏皇帝迎佛骨而遭贬，而写《伯夷颂》却没有事的缘故。

    放牛娃出身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硬是不顾礼遇士大夫的王朝传统，碰上看不上眼的就当廷杖责。打烂了士大夫的屁股，也打掉了他们的尊严，结果到了朱某的后世子孙那里，一个小小的宦官魏忠贤居然会有成千上万的士人做他的干儿干孙。清人说送掉“大明将士”和崇祯夫妇两口子的是“晚生八股”，实在是大错特错，送掉朱家江山的其实就是那锦衣卫手中令人羞辱难当的棍子。人既然没了尊严，做什么也就无所谓了。

    哀莫大于心死。没有羞恶之心，如何能有善恶之心，没有了尊严，自然也就没了起码的羞恶之心。知识分子的社会认同是什么？是包含善恶之心的良知，良知要靠他们对于权力的相对独立才能保持，一个丧失了尊严的阶层，自然谈不上独立的地位。中国的历史上并不缺乏荒淫无耻，但是掉在荒淫里的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至少不会将荒淫说是圣洁，他们也知道有人会对此说三道四，因为毕竟不会全都同流合污。

    说实在的，本人对于韩愈的文章一向不感兴趣，《伯夷颂》写的也似未见佳处，不过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得还是不错的：“殷既灭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独耻食周粟，饿死而不顾。由是而言，夫岂有求而为哉？信道笃而自知明也。”而我们这些读书人，正是因为“有所求”，以至于最终失去了自己心中的“饿乡”。

    解放了，我们该怎样说话？

    在我的案头摆着一本发黄了的旧书，是我前几天整理书架的时候翻出来的，名字叫做《新名词综合大辞典》，上海大地书店1950年7月初版，1951年1月增订再版。看着它灰头土脸的样子，估计是出身十几年前的旧书摊。

    那个时候卖旧书的人非常可爱，凡是旧书一律在原价上打折，赶上运气好还能碰上论堆甩卖的，弄上一纸箱也就十来块钱。那是我淘书的黄金时代，这书大概就是那个时候挤进上我的书架的，当初买它的时候，估计准是论堆来的，所以没想过会有什么用，再翻出来的时候差点没给丢到废纸篓里去。几乎在那要扔不扔的一瞬间，我瞥见了“新名词”三个字，这么旧的书，居然讲的是新名词？

    不管社会进步还是倒退，时光总是在向前流逝，隔几年就会有新名词涌现，跟改朝换代似乎并没有必然的关系，汉朝初年说的其实还是秦末的话，大唐开国吐的也还是上一朝的旧词。明清更替，人们不过收敛了几个关于“狄夷”的词汇。民国成立，也就是皇帝变总统，提督变司令，当时的报纸曾经兴奋地嚷道：“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兴，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云髻兴，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爱华兜兴，女兜灭，天足兴，纤足灭，放足鞋兴，菱鞋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片卡兴，大名刺灭，马路兴，城垣卷栅灭，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1912年3月20日《申报》）漫说这边兴了那边是否真的灭了，就是真的新的灭了旧的，也不尽全与政治有关。但是，新中国的建立却不一样，因为它开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革命”时代。随着全国上下男女老少都被整合到了一个个组织中去，可能在家里还可以开你的老腔，可在会上或多或少都要冒几个新词，不然，就意味着你落后了。话语的转换，以政治为中心在转，等到日常的说话也掺进了新名词时，我们可以说整个社会就政治化了，也可以说，一场话语转换就完成了。

    所有的人（除了反革命，就是反革命走到街上，不认识的人一样叫他同志）都叫“同志”，做所有的事（除了吃喝拉撒，特殊情况连吃喝也算上）都叫“革命工作”，找到了职业叫做“参加革命”或者“参加革命工作”，所有的公干所在都叫“单位”，每天你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是“政治学习”，你要“靠拢组织”，交“思想汇报”，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农民不会新词是可以原谅的，到七十年代，村里的支书把“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解为“大伙批你一顿，我再批你一顿”的还大有人在，可是城里的知识分子就麻烦了，在解放了的明朗的天空下，如果大学教授还把“革命”理解为“汤武革命”的鼎革更命，将“斗争”还像旧中国那样说成了“争斗”，那可怎生了得？所以他们要“脱裤子”、“割尾巴”、“洗滚水澡”，用上得了辞典的话来说，就是要进行“思想改造”。即使这样，我们看看当年老知识分子在报刊上发表的批判电影《武训传》、批胡适的文章，依旧新名词用得别别扭扭。于是乎，基于同一个理由，聪明的人几乎是在被解放的同时，拉上些老革命的知识分子编了这本《新名词综合大辞典》。辞典问世之后看来很是畅销，半年之后就出了增订的第二版。

    在这本辞典里，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今天已经成为日常用语的词，比如“群众”、“基本群众”、“群众观点”、“为人民服务”以及“宣传”、“鼓动”、“调查研究”、“民主评议”，其中有些显然火药味比较浓，像“斗争”、“斗争性”、“反动”、“反动派”、“反革命”和让许多人至今一听到就打哆嗦的“坦白”。不过看来在那个时候“坦白”还没有像后来那么惊心动魄，该项词条的解释是：“就是没有隐瞒。指当众执行自我批评，把自己所犯的错误公开诉说出来，并表示悔过，决不再犯同样的错误”（见该辞典第90～91页）。但是后来的实践证明，有许多尾巴没有割干净的知识分子，只要“坦白”了一次，以后就可能接二连三地“坦白”下去，“决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似乎没有可能，至少在他上面和周围的人看来是没有可能，真是“想改也难”。

    害得某些“小知”和“大知”屡屡要“坦白”的东西，在这本辞典中也有明示，它对“个人主义”是这样解释的：“与集体主义对称，认为个人的发展是历史进化的目的和内容。极端的个人主义甚至认为每个个人必须完全从任何社会羁绊下解放出来，应当以自己的志愿为方针。近代个人主义者拥护资本主义制度，已成为一种反动思想了。”（该辞典第83页）既然“个人主义”被判定为“反动”，估计也只好当过街老鼠来对待了。“自由主义”的命运也差不多，该辞典告诉我们，在帝国主义时代，“自由主义早已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工人贵族的工具了。”而且在略述了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的主要内容后，最后的判词是：“集体组织中的自由主义，是十分有害的，它能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与纪律，政策不能贯彻到底，党的组织与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这是一种严重的恶劣倾向。”（该辞典第85～86页）进入革命时代以后，有谁不想进入“集体组织”，或者能不进入“集体组织”呢？如果你的身上“个人主义”或者“自由主义”尾巴的根还在，或者人家认为还在，那么就很可能有“反动”和“恶劣”的噩梦缠着你。

    在这本辞典中我还找到了解释“王实味思想”的词条，上面是这样写的：“王实味为一托派分子，他的思想有三个要点：人性论、蜕化论、极端民主主义和平均主义。”（该辞典第56页）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词条，“大灶”、“小灶”。当年王实味就是因为自己吃着“小灶”，却偏要对大小灶之分唠唠叨叨，结果变成了某个阵营人人谈之色变的托派，最终丢了脑袋。

    让我同样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个“新词”：“刘宗敏思想”。对于我这个学历史的人来说，不用看就知道这里讲的是什么。看来，在进城之初，重印的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还有人想着，可是很快，这个词就消失的连一点影子也没有了，显然“资产阶级思想”更可恶，更众“恶”所归，在金钱美女面前看不开，只能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不可能有什么别的。再到后来，等到我记事时，那个进了北京城便大肆收罗金钱美女的刘宗敏（没进城之前未必就不贪财好色），已经在某大作家笔下变得十分可爱了。在这样的历史面前，你所做的只能是佩服人们进步的神速。

    其实，辞典里几乎所有政治性的“新词”，对于从根据地来的人来说都是老生常谈。新名词之新，就是向根据地的话语体系靠拢，所以甚至连根据地的一些口头禅也被辞典郑重其事地收入，比如“大呼窿”、“小广播”、“闹情绪”等等，其中“大呼窿”一词还特意注明“山东话”。从这本辞典里，我们似乎可以看见，在建国初年显然还相当洋气的上海，有一群知识分子正在脱下西装，换上列宁装或者军装，文质彬彬的嘴里拼命学着根据地的土话。

    今天，又是一个新名词大换血的时代来到了，据说又有人编了新名词词典。

    不识字的好处

    人能用符号表达意思，到底是福还是祸？这并不是一个有确定答案的问题。传说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天上往下掉小米，是好事，知识可以带来财富，殷墟甲骨文多为巫师的手笔，“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缠兮？”人家识字。但是鬼夜哭则不是什么好事，小时候听大人讲鬼故事，听到鬼夜哭，八成祸事来了。知识既可以带来财富，也可以带来灾祸，就人类整体而言如此，个体的人也如此。

    闲来无事，翻了一本老红军的私人回忆录。此人虽然级别不高，但在延安期间，由于学过厨师，长期在后勤部门工作，因此见过的事多，见过的大人物也多。由于级别不够，没有组织上给他配人撰写，只是由他个人口授，儿子记录下来的。因此就没有那么多顾忌，读起来，可以了解延安生活的诸多细节，值得一说的事很多，但是我最想说的，却是老人有关识字的经历。

    老人是个红小鬼，十二三岁就跟上红军。他所在的川陕红军，在张国焘领导下，肃反肃得凶。红军里凡是出身差一点就有危险，而检验出身的标准之一，就是看这个人识字多少。当然，北大毕业生张国焘是不在其内的，因为他是最高领导。虽然识字多了有危险，但军中却办识字班，教那些文盲战士识字。我们这个红小鬼学习很卖力，成绩突出，但是识字教员偷偷跟他讲，不要这么卖力，识字多了，当心被当成反革命抓进去。他正在疑惑，识字教员就被肃掉了，识字班无疾而终。从此而后，红小鬼再也不敢识字，到了延安，给首长当公务员，首长教他识字，不干；送他去学校学习，不干；最后，只学了一手厨艺。结果，到了延安整风期间，不识字的好处显出来了。他回忆道：“我没有文化学历，历史清白，审干审不到我的头上，整个杨家岭的干部就属我吃得饱，睡得香，既不考虑如何去整人，也不担心被人整，悠闲自得。整风审干负责人之一的邓洁在大会上宣布：‘从今天起，办公厅、中组部、中宣部的同志一律不准走出杨家岭的大门，谁有什么事情要办，去找李耀宇同志（回忆录作者），让他替你们去外面办去，大家尽量克服一下，全力整风，清查特务。’”（李耀宇口述《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第145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这是何等的幸福，众人皆囚，我独逍遥。不许外出的人，不是挨整，就是整人，整人者复被整，被整者再整人，自杀的、跳井的，鬼哭狼嚎，独独自家可以置身事外。如果优越本身就意味着幸福的话，那么这种鹤立鸡群，独获自由的感觉，大概人世间没有多少人能得到。吊诡的是，得到这一切，仅仅因为这个人是个大字不识几个的大老粗！

    出身寒苦加大字不识等于忠诚，这样的等式什么时候建立的？大概很早，唐明皇信任安禄山，原因之一就是他出身苦，不识字，不懂礼仪。连饭桶裙带宰相杨国忠都看出安禄山要反，唐明皇还是信任如旧。安史乱后，唐朝藩镇割据，节度使们却犯唐明皇一样的毛病，所用的牙兵，即宿卫，都是粗豪而不识字的精壮汉子。时间一长，尽管好吃好喝好招待，牙兵却大有不稳之势，逢年过节，节度使要打着牙板，给牙兵们唱小曲解闷。这也不行，牙兵说反就反，换领导就像换自己的破靴子。

    唐明皇不傻，在唐朝皇帝里面，老人家要算聪明人；各个藩镇也不傻，相信老粗忠诚，易于操纵，也不全错。在老粗被任用之初，甚至可以说相当对头，老粗朴实，忠厚，少假恩义，人家可以忠诚得像狗一样，一副死心塌地的模样，有哪个统治者不为之心旷神怡？糟就糟在，人是会变的。朴实的老粗一旦发达之后，很容易发生变化。民国的军阀中，冯玉祥最喜欢用老粗，不喜欢用军校学生，招兵的时候，一看脑后有没有小辫，二看手上有没有老趼；选军官，更是如此挑选，平时狗子、厚儿地叫着，想骂就骂，说打便打，亲昵得如自己家的儿子孙子。冯系的军队没有坐大之前军队的凝聚力大得了不得，北京政府撤掉冯玉祥这个混成旅长，全旅官兵一致反对，新旅长就是没办法履任。可是，到了这些狗子、厚儿都混出模样来了，冯玉祥的话就不灵了，在蒋介石金钱美女、银弹肉弹的攻势下，一个又一个离他而去，害得他感慨道：西北军朴实能打，但是，就有两样不好，一是见不得钱，二是见不得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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