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三个面相

    民国时期是离我们最近的历史，按中国的传统，现在最应该修的是民国史。市面上，只要是民国的书，都卖得不错，民国的学人走红，武夫军汉吃香，连土匪流氓的故事都透着诱人。跟先前教科书里民国一副黑暗肮脏的面目相反，在很多人眼里，那是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言论自由，文化繁荣。无疑，民国史是现在的中国人最应该重视的历史，因为那是中国人最艰难的一段民主政治的实践，我们从晚清到民国一直在做的考卷，其实并没有像一直以来很乐观的教科书史学家所讲的那样，早就得出了答案。我们中国人在100多年前就在说转型，但是100多后依然还要说，说明在历史的答卷上，我们虽然不间断地涂抹了很多文字，却并没有答到点儿上。

    下面，我想就民国史的三个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姑名之曰民国的三个面相——信仰纠葛、制度扞格和话语吊诡。

    信仰纠葛

    我在这里讲的信仰，不是指信佛信道迷神仙，主要指一种政治信仰。传统社会的人，如果有政治信仰的话，只能是纲常名教，而纲常名教具象的核心内容则是皇帝，没有皇帝，所谓忠孝都没有了安放的地方，三纲五常就缺了关键的项目。即使有心造反的人，推翻了旧皇帝，也是要自己做皇帝，没了皇帝，所谓名教就落不到实处，大家心里没着没落的。但是，近代以来，闯入中国大门的西方人教会了国人另外一种信仰，这种信仰不是基督教的上帝，而是进化论。自从严复老先生把赫胥黎的《进化论和伦理学》的一部分，掺和些斯宾塞的东西译成《天演论》端给国人之后，这个信仰很快就取代名教，成为知识界乃至社会上层的第一信仰。

    在中国流行的作为政治信仰的进化论，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两者都体现着一种进化的历史观，在人类的生存竞争中，丛林里的厮杀导致历史阶梯性进步，位于后面的注定要比前面的好。康有为模仿公羊三世建构的“新三世”说特别典型，君主专制是为“据乱世”，君主立宪为“升平世”，民主共和为“太平世”。

    显然，如果按照这个历史观，当时的中国人处境大大的不妙，无论文化、制度还是人都属于不能适应竞争的非适者，面临被淘汰的命运。但奇怪的是，当时的国人却偏不这么想，一口咬定自家既非病夫，也非劣种，更不是野蛮人，只要拿来西方经过竞争证明优良的制度，那么就可以迎头赶上，乃至后来居上。即便经过八国联军侵华事件，我们的知识界依然保持了对自己的乐观，坚信只要变革制度，中国称雄世界只是早晚的事。因此，进入二十世纪最初的几年，在报纸上，黄种称雄欧亚的梦呓，总是没完没了地冒出来。

    在这种没影的梦呓中，中国开始了立宪的进程。感觉立宪步伐太慢而当权的皇族又不肯放权的时候，革命发生了，没有人肯为皇帝背书，于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美国式的民主制被移植到了古老的中国。当年的名记者黄远生说，当时的中国人有制度的迷信，认为只要共和的招牌被挂在中国的城头上，中国就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制度迷信，背后是进化论的信仰，信到了迷信程度。

    可是，到了人们迷信的制度开始运作的时候，麻烦来了。国人不懂选举，国会和总统选举看起来都像喜剧和闹剧。国人更不懂政党政治，不知道议会如何操作，国会、内阁、总统三家打架，墨盒乱飞，政令乱下。最后强人总统袁世凯用武力赶走了国民党，弄残了国会，驯服了内阁，让自己也变成了顶着总统招牌的独裁者。但事情到此并没有完，新生的民国即使走到外民主而内独裁的境地，依旧阴影笼罩，内忧外患未了。近邻日本乘一战之际，强逼袁世凯政府接受意在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袁政府牛不喝水被强按头，头按下去了，合法性则受到严重损伤。国内的西南军阀依然保持着半独立的状态；而为了征讨国民党被派出去的北洋将领，一旦有了地盘，也变得越来越不听话。各地的土匪盐枭，流民痞棍，蠢蠢欲动，活跃异常。一些地方的百姓，自辛亥革命起就抗捐抗税。没有了皇帝，底层社会不太把总统当回事，在“草民”那里，没有皇帝就意味着没有了王法。

    把袁世凯称帝，仅仅看成是个人野心的产物，显然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在客观上，这是袁世凯和他的幕僚班子为了重树权威，重建合法性的一种尝试。这种尝试最终能落到地上，明显受到了舆论的鼓励。当时的社会对民国的实践并不看好，不仅遗老遗少呼天抢地，就是一般百姓对民国也没有亲和感，生活没有改善，治安紊乱，一系列社会改良，从剪辫子到放小脚，引起的骚扰远比实惠要大得多。“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既是名士的牢骚，也是公认的现实。连中国政府的外国顾问：美国的古德诺和日本的有贺长雄，都表达了共和制度不适于中国的意见。只不过这种舆论导向在帝制热期遭逢中国特色的有意操控，变成了荒唐的“举国一致拥戴”。在最后关头，唯一有不同声音的《顺天时报》居然会被“大太子”袁克定私印了，送到他父亲的案头。看来，原来的政治信仰，又有点要抬头了。

    袁世凯合法性重建的努力，不仅是称帝，还有传统纲常伦理的修复。在称帝前祭天祭孔的袁世凯，从传下来的照片上看，已经古色古香，俨然就是一个皇帝了，以皇帝的模样祭天祭孔，不仅仅是预备登基，更是昭示传统政治信仰的重建。像很多统治者一样，这种重建希望能是中外合璧，古今合一的。可惜，袁世凯高估了人们复旧情绪的能量，低估了进化论的魅力，尤其是这种信仰在社会上层和知识界的影响力。袁世凯重建权威的努力，给人的感觉只是复旧和复古，为新的知识分子所不喜。而背后废省设道、废督裁兵的后续政策，不止为外人西南军阀反感，也为自家占了地盘的嫡系北洋将领所不喜。袁世凯如果不称帝，那么他们的反抗可以视为叛逆，但称帝之后则可以变成堂皇的反复辟、反倒退，而反复辟是合乎进化论“公理”的绝对正当行为。

    就这样，在称帝前看起来强大无比的袁世凯，称帝之后经蔡锷云南一呼居然土崩瓦解，像雪崩一样垮了台，连最亲信的人都离开了他，不得不吞下“二陈汤”（指原来拥袁后来反袁的地方军阀陈宧、陈树藩和汤芗铭），一命呜呼。

    从此以后，复辟再也没了市场，昙花一现的张勋复辟只不过是北京政府府院内争中被成功利用的工具。直到国民党上台，人们一直忍受着国家的混乱和分裂，一边抱怨国家贫弱，一边天真地认为自家已经进步到了民主制度的台阶，就不能倒退，尽管这种已经进步了的国家和社会状态，看起来似乎一点也不好。但是，政治信仰中的纠葛，并没有消解。当政的武人，有点出息的，则一方面尊重共和体制，一方面强调忠孝仁义；没出息的，则除了搜刮民脂民膏、养小老婆抽大烟，什么都不想，什么也不信。

    制度扦格

    自打袁世凯从孙中山手里接过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之后，中国的制度就有了里外两种面目，第一种面目是军人专权的军国，第二种面目是民主体制的共和国，也可以说，军国其里，民国其表。北洋时期如此，国民党统治时期也是如此。国民党自称党国，其实并不确切，国民党这个党，在体制中的作用，远远不及黄埔系为核心的军，因此依然是军国。

    只是军国其里的体制状态，不见得作为表的民主体制完全不起作用。事实上，控制政府的军头们，自家虽然是军人，但并不喜欢“左也是东洋刀，右也是东洋刀”（袁世凯语）的状况，由于进化论的作用，对民主代议制度也有过期待。不见得这些军阀，就都不爱国，不希望中国的事情变好，如果民主制度能让中国走向光明，他们也乐见其成。只是，那个时代的制度中人，都操练不好民主，不单是军阀不行，政客不行，议员不行，连媒体记者和参与选举的老百姓也不行。

    袁世凯死后，接茬当家的段祺瑞，其实在最初的一个阶段中，对国会相当尊重，也表现出乐意按规矩办事的姿态来。可是，他乐意守规矩，国会方面却不守规矩，国会专权成为那个时期最麻烦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恪守代议制的梁启超他们的研究系（具有强烈的英美留学生的色彩）乐于跟段祺瑞合作，废掉民元国会，重起炉灶，设计出第二届国会（即后来所谓的安福国会）的缘故。段祺瑞发现，如果自己老实地守代议制的规矩，就什么事都办不成，不守规矩，引入军人干政，施展权术手段，就一帆风顺。情势逼着军阀们不得不倒退着走，先是被迫倒退，然后是主动倒退。在第二届国会中，段祺瑞和徐树铮把自己的盟友研究系玩到半残。

    在段祺瑞的皖系军阀统治时期，国会还正常运转，觉得国会不合作也只能是换一个国会，这个国会选举的时候固然有舞弊，但总的来说还有规矩。到了直系上台，曹锟想当总统，就直接拿钱买票，买了票还开收据。等到直系下台，奉系当家的时候，干脆就是军政府，张作霖做大元帅，连形式上的代议制都没有了。国民党上台，实行社会控制，军国体制贯彻得比奉系粗糙的军政府更胜一筹。我在另外一篇文章里说过，在民主这个纬度上，民国政治是沿着下降线在行进。

    尽管在下降线行进，但作为外表的民主制度依然起作用。当政者对于这个来自西方的制度还有相当的尊重，对于制度规定的公民自由还是允许的，虽然允许的程度不一样。北洋统治的多数时期，允许程度高一些，媒体骂政府，骂元首，尽管骂得很不堪，当政者也只好忍着。国民党时期宽容度要低一点，但依旧允许民间自己办报办刊，顶多新闻检查时，发现关碍文字，开天窗就是。杀记者的事，只有胡匪出身的张作霖才能做出来，连蒋介石这样的强人，对于跟自己唱反调的报人，比如《申报》的史量才，也只能采取暗杀手段对付，不敢公然封了人家的报纸，抓人入狱。对于教育，北洋时代基本上奉行政府不干涉政策，任由学校自行其是，因此，即便是国家办的国立大学，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都能得到保证，私立和教会大学自不必说；因此，这一时期有众多的“野鸡”大学，但也有不少一流的大学。国民党虽然推行党化教育，但在学校师生的抵制下，最多只取得表面的进展，安设一个并没有多少权力、且人人讨厌的训导处而已。

    正因为如此，民国时期不仅文化艺术相当繁荣，而且思想文化和学术也有可观的成绩。高等教育有长足的发展，那时大学学术和人才的繁盛，至今令人怀念。其中言论自由、学术自由，是这种繁荣最好的制度保障（国民党统治时期，虽然公然取消了人民“赤化”的权利，但在大学里讲马克思主义还是被允许的）。而这种制度保障，绝对来自于当政者对作为看起来似乎是表面文章的民主制的尊重。应该说，一个“虚体”的制度能发挥作用，外面有西方存在的背景，进化论的影响力也不容忽视，只要西方强大的现实摆在那里，这个影响力就总会存在。

    话语吊诡

    每个时代都会有主导的话语，民国初期的主导话语是“适者生存”，这跟进化论的信仰直接相关。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流行的主导话语变成了“劳动”和“阶级”，而后者最为重要。在“阶级”话语流行过程中，“劳动”逐渐退为“阶级”的辅助说明，自大革命始，“阶级”一统天下。

    阶级是一个中国固有名词被赋予新意的概念，成为流行话语起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由俄国人送来的，具有强烈的列宁主义色彩。列宁主义的阶级概念，直接袭承马克思主义理论，稍有变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主要是针对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而言的。所谓的无产阶级，实际上指产业工人，特别强调其跟大机器生产、所谓先进生产力的联系，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是革命的动力。至于其他的社会阶级，封建主、农民等等，只不过是一些行将灭亡的社会残余，并不在理论的主体框架内。列宁面对的是落后的俄国，不大可能完全忽视农民，但在俄国革命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却始终是一种被改造的被动附庸。

    阶级理论在中国，显然不能如此原教旨，因为中国的产业工人，实在太少，而且太没影响。阶级话语，是一种革命的工具，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用来区分敌我友的基本准则，因此必须有所变通，这种变通，是符合列宁主义革命理论真义的。

    首先，中国式的阶级话语，强调了中国古已有之的贫富尺度，几乎所有的阶级划分都是以占有的资产来判定，越穷越革命，越富越反动，其次，强调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因素，第一号的反动阶级，首先是跟西方有系的所谓买办资产阶级，而对其他阶级的分析，也刻意强调其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其三，革命的动力在悄然之中得以扩大，无产阶级的队伍扩军了，不仅有区区200万产业工人，还包括城市苦力（约300万）、农业无产阶级即雇农（约2000万）。虽然这些数目都是估出来的，没有经过调查，但这样的扩军，无产阶级队伍肯定扩大了许多。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个“半无产阶级”的概念，这些所谓的半无产阶级，包括半自耕农、半益农①、贫农、手工业工人、店员、小贩，这六种人加在一起，据说有一亿七千万之众。这样革命的动力，至少在人数上，就显得格外的强大，占了当时中国四万万人的差不多一半。显然，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这些人的98％以上跟先进生产力都没有丝毫关系，自然谈不上革命性。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特别提到了游民阶层的革命性，认为这些盗匪流氓“很能勇敢奋斗”，只要引导得法就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但是，毛泽东对学生的判断却很灰暗，认为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属于反动阶级，是革命的死敌，另一部分虽然属于中产阶级，但也会很快跑入帝国主义军阀的队伍里去的。

    这种一直被实践的阶级话语，是不是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呢？被视为最革命的产业工人，在红色的合法斗争被镇压后，基本上丧失了革命的冲动，无论如何动员，如何强调革命队伍中的工人成分，革命队伍产业工人的份额还是越来越小，直至可有可无的境地。相反，被视为反动阶级的学生，倒是最有革命的积极性，即使在蒋介石政变之前，合法的工人运动期间，学生的积极性也远远超过工人。在后来的武装斗争中，尽管经过多次错误肃反的不公正待遇，革命队伍中的学生比例依然不可忽视。在后来的革命中，最有革命积极性的其实是游民和所谓半无产阶级，被划为农业无产阶级的雇农，倒往往沦为地主的“狗腿”和家丁，出来抵抗革命。

    可是吊诡的是，这样的阶级分析，在革命过程中，的确起到了动员革命的作用。显然，阶级分析只是一种切割社会的工具，只要切得开，而且把革

    命搞起来，在血与火中行动起来的人们，自然就会形成巨大的对立和对抗，至于切得准不准，是否恰如其分，其实并不重要。阶级内涵的不准确乃至随意，乃是中国式的阶级分析的一个特色，但决不会因此而减弱阶级分析的动员力量。

    另外吊诡的是，后来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居于对立面的国民党人，事实上一直跟着共产党人使用阶级话语，也一样要打倒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和豪绅阶级。国民党的左翼改组派这样喊，国民党的主流蒋介石派也这样喊，连国民党的史学家陶希圣等人写历史，也遵行包含有阶级分析的唯物史观。大革命国共合作时如此，国共分手后斗得你死我活时也如此。话语被对手引领，从某种意义上是国民党最终败给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用国民党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在宣传上总是占下风。敌对的双方使用同一种话语的结果，使反叛者的行为有了统治者赋予的合法性，最终方便了谁，不问可知。

    结束语

    民国的这三个面相中，进化论的信仰居于核心地位。军阀混战的政局，最终没有演成五代十国的武人跋扈、斯文扫地的局面，民主制度居然还能发生作用，关键是社会上层有这样强固的信仰，相当一部分武人其实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实行军事现代化的产物，他们也有这样的信仰。阶级话语的背景依然是进化论，只要有人能够成功地说服人们，有一种科学理论告诉我们，先进的人们属于最穷苦的某一部分底层百姓，只有他们才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那么阶级话语就可以起到改变世界的巨大作用。显然，在几千年贫富对立阴影不散，而且知识界具有传统的反智和民粹倾向的中国，做到这一点，并不难。

    民国的这三个面相，不止是三种历史的面目，而是隐藏在那段历史深处的三种特性，只有揭示出这种特性，我们才能更好地了解和认识那段波谲云诡的历史。

    在民主的下降线行进的民国政府

    帝制结束之后，中国变成了民国，在名义上，共和制的招牌已经挂在了首都的城门楼上，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地第一次建立了代议制政府。民国的前半段，人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从1912到1928年，差不多16年。这一段历史，类似东汉末年群雄并起、乱打群架的时光，今儿联甲倒乙，明儿乙联丙倒甲，后天甲再联合乙、丙、戊等一起倒己。南与北打，东与西打，一省甚至一区之内，几个小军阀忽而刀兵相见，忽而握手言欢。看这段历史，谁都头大，不仅头痛混战不已，民生涂炭，还头痛找不到头绪，连最好读的陶菊隐先生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往往几页就冒出来几十个人名，几场乱仗同时开打，乱哄哄，你未唱罢我登场，叫我如何认得他！

    不过，如果粗线条的概括，民国北洋这段，从北京政府的角度上看，大体上是袁世凯4年，皖系4年，直系4年，奉系4年，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张作霖依次各唱了4年的戏。这16年，虽然依王闿运的对子“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无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但细分起来，还是有分别。比较令人感到悲哀的是，这一时期的民国政府在民主制度方面，是沿着下降线行进。袁世凯时期，民国元年的国会是全国普选的，尽管农民们未必知道选举是怎么回事，大多数人实际上是由别人包办着投的票，但普选的形式毕竟在，人为操纵的痕迹不大；其实是各地的精英按照他们的意志，选出了他们心目中应该做议员的人（有的地方，人还在国外留学，已经被选为议员）。到了皖系上台，组织了安福俱乐部，操纵选举，结果弄出来一个安福国会。轮到直系出头，居然公开贿选，议员成了猪仔。冯玉祥联合奉系倒直，首先推出来的临时政府，居然连代议制机关都没有。接下来的奉系政府，干脆就是军政府，首领是大元帅。套一句俗语，黄鼠狼生老鼠，一代不如一代。

    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个时期，当政的都是军阀武夫，不知道宪政是怎么回事，就像民国的外交家顾维钧所说的那样，袁世凯对西方民主，缺乏起码的认识。袁世凯如此，袁世凯之后的“北洋团体”中的骁将更是等而下之。不过，事情还有另一面，虽然武夫不了解西方的代议制，更不懂民主是什么，可毕竟他们都是从晚清过来的，深知清朝积弱积贫的历史，明了若干年来中国学习西方的艰苦努力。虽然他们不了解代议制，不了解西方的民主制度，但这个制度的优越却是经过西方的“先生们”验证过的，即便在清朝的王公贵族最喜欢的帝制德国也有国会和宪法。他们吃过西方军队苦头，并且受过西式军事教育，其中有些人还有留学（德国和日本）的经历，至少知道他们所效法的西方称雄世界的道理。更有意思的是，这些武夫实际上对风靡知识界的进化论也略晓一二，他们对当时堪称时代的意识形态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从心底里服膺的。就当时而言，西方的制度就意味着进步，意味着进化的方向。所以，不了解代议制，不明白民主制度，不意味着他们会完全不理会这个制度，不希望尝试按照这个制度操作一下，好让中国也强盛起来。我们所说的北洋军阀，其实是中国人学习西方推行军事现代化的产物，他们不见得都是我们教科书所说的卖国贼，至少，也有希望中国好起来的愿望。所谓的“北洋团体”中像张勋这样的人是少数，而且属于团体的边缘人物（不是北洋军事学校出来的人），其他的人，即使对共和并不热心，也不至于公然开倒车。所谓的袁世凯复辟，他的帝制其实并没有取消代议制，打的主意是君主立宪制。反过来也可以理解，尽管中国进入共和政体以来，国家之混乱、国势之衰落比之晚清有过之而无不及，可复辟却总也实现不了（包括强人袁世凯所尝试的看起来仅仅退了一小步的帝制），反对者中最有力量的还是“北洋团体”的军人们。进化论的魅力，在那个时代，显然不是其他什么力量可以抵消的。

    但是，在这16年中，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种场景，每当这些武夫打算尊重代议制的时候，跟国会往往很难处理好关系，处处是坎，冲突不断，什么事都做不成。当他们抛弃了对宪法和对国会的尊重，实践起他们一向熟悉的权术操作、军人干政时，则到处绿灯，诸事遂顺，想干什么往往就能成什么。这是一个令人悲哀的现实，但的确是现实。

    当袁世凯尊重宪政的时候，民元的国会选举他没有干预，甚至没有利用自己的行政资源，对自己所期待的政党施以援手，眼睁睁看着同盟会变的国民党取得优势，成了国会具有绝对优势的第一大党。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他步履维艰了，面对辛亥革命后各地乱糟糟的局面，遍地民军，遍地军政府，土匪、帮会横行，中央政府统一财政，削减民军，整顿地方，一样也做不成。最后袁世凯动武了，大兵一到，反抗的国民党势力土崩瓦解，领袖和骨干出国流亡。更损的是，袁世凯派人化装成“公民”，组织“公民团”包围国会，逼国会选他为正式大总统，居然这个国民党人占多数的国会还就真的把他选成了正式大总统。吃硬不吃软的政治现实，逼得北洋军阀走回了老路。

    既然做君子不如做小人甚至做流氓，那么索性就流氓做到底。坐上正式大总统宝座的袁世凯，干脆以收缴议员国民党党证的方式，把国民党议员统统赶走，迫使国会因不够半数开不成会，然后自己一家说了算，连刚刚的盟友进步党人也一块涮。然而，接下来，他进入了自家统治的最高点，秩序稳定，改革前进，一些非北洋系的地方军人也开始被收抚，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很有起色。若不是日本趁欧洲列强忙于世界大战之际，对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让袁世凯做不起人，出现了合法性危机，一切看起来很是不错。当然，真的把袁世凯毁了的还是他的帝制“改革”。这一招不仅没能实现他加强中央权力的初衷，反而给了那些原本在他“削藩”过程中惴惴不安的地方势力以反抗的借口，一个合乎进化论意识形态的最好借口。送了他性命的“二陈汤”（原本是他亲信的四川督军陈宧、陕西督军陈树藩和湖南督军汤芗铭都宣布独立反袁），本是自家从药店买来的。

    同样，接下来统领北洋团体、控制北京政府的段祺瑞的遭遇也是如此。当身为国务总理的他，尊重民元国会，尊重民元约法的时候，几乎寸步难行，处处掣肘，跟国会以及虚位的总统黎元洪的关系越来越僵，直至最后决裂。当他玩阴谋，耍诡计，煽动督军团干政，最后利用张勋赶走黎元洪复辟帝制、把逊清的小皇帝抬出来的时候，反而左右逢源，连黎元洪都再次委任他为国务总理。组织讨逆军，杀回北京，他成了“再造共和”的大英雄。成了英雄之后，接受前段时间府院之争的教训，段祺瑞开始组织选举听话的国会，从日本弄来的西原大借款多半养了自家的私家武力参战军，少部分堆出来一个安福国会，选出一个乖巧的听话总统徐世昌。从此，政治强人段祺瑞要什么有什么，再也没人挡道。

    段祺瑞最后栽就栽在武力统一的策略上。武力统一南方，在用武过程中消耗掉同属“北洋团体”的直系力量，借刀杀人，一石二鸟。直系的吴佩孚卖力打下了湖南，但湖南督军却给了只知道捞钱的张敬尧，只因为张是段的亲信，而立下大功的吴佩孚只许在湘南前线拼命。段祺瑞算盘打得不错，但谁都不是傻子，包括吴佩孚的“主公”、人称曹三傻子的曹锟。结果是，武力统一变成了北洋火并，直系从湖南前线回师北上，段祺瑞花大钱养的少爷兵敌不住吴佩孚，天下从此变了颜色。

    皖系倒台之后，有一个直系和奉系共同当家的时段。在这个阶段，占了优势的直系调子唱得很高，对宪政看起来相当尊重，不仅民元国会重开，连黎元洪都再作冯妇，重回总统宝座。可是，一旦奉系被驱逐出关，直系一统北京政府之后，曹锟就公然搞起了贿选，早就堕落成政客的民元国会议员也相当配合，3000元一票、5000元一票地把只知道写一笔“虎”字的曹锟，选成了民国大总统。连选总统都可以收钱投票的国会自然做不起代议机关，国会从此废掉。北京政府，进入了曹锟要钱，吴佩孚专权的时代。

    直系的垮掉，跟内部分裂有关。一方面是吴佩孚个人专权，排挤同一系统的其他将领，尤其是直系的另一员骁将冯玉祥。一方面也是由于吴佩孚民族主义的高调唱得太高，上去下不来，阻碍了北京政府靠出卖主权换取借款的途径，导致中央政府财力枯竭，机关干部和军警一起上街游行讨薪。财力有限，难免就分赃不均，吴佩孚自家的嫡系还能保障供给，而别的人，尤其是没有地盘的冯玉祥就只好闹穷，转而接受直系夙敌奉系的资助。一旦直奉开战，冯玉祥倒戈自然不可避免。原本旗鼓相当的直奉，打得正激烈的当口，直系一个方面军回师倒戈，抄了大队人马的后路，吴佩孚再硬也撑不下去，于是，奉系入主北京政府的时代开始了。

    当然，奉系时代的序幕，有一个国民军和奉系共同当家的过渡，此时的临时政府，又抬出了段祺瑞。段的头衔是临时执政；执政府根本没有立法机关。接下来的奉系政府干脆就是军政府，胡子出身的张作霖做了大元帅，代议机关连形式上存在的可能性都没有了。

    奉系统治的四年是北洋时期最黑暗的时期。不仅连形式上的代议机关不复存在，连起码的言论自由也遭到封杀。敢言的记者被捕杀，民国最有名的两个名记者邵飘萍和林白水都死在奉系军阀手里。学生的游行请愿也遭到军警射杀，著名的三一八惨案被鲁迅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这样的事情，也只有在奉系的天下里才可能出现。北京的教育界，一向独立，由专家教授治校，但奉系上台之后，派人接管，说是教员的薪水不再拖欠，但必须听话，如果不听话就军法从事。张作霖的名言：管你吃，管你穿，不听话怎么能行？汉高祖刘邦约法三章，我只一章，不听话就枪毙。

    后来，由于小张（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一白遮百丑，结果父藉子贵，连老张（张作霖）的种种，包括做土匪打家劫舍，也变得很是正面，实在是历史叙述的滑稽。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

    中央政府在下降线上行进，其他地方也如此。南方政府、非常国会也一样卷在阴谋、暗杀、军阀恶斗之中难以自拔。孙中山骂南北军阀一丘之貉。湖南的赵恒惕、广东的陈炯明提倡联省自治，省宪倒是做得像模像样，可是基于省宪的自治却都谈不上，还是有枪的说了算。

    从骨子里讲，北洋时代跟中国历史其他历史阶段出现的军阀统治时期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唯力是恃、武力崇拜。整个社会进入一个武化时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原有的调节机制受到很大破坏，暴力手段受到最多的推崇，枪杆子成为这一时期最有价值的物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实际上是湖南一个文人出身的军阀谭延闿总结出来的，很形象地揭示了这一时期政治的真谛。

    然而，这一时期的政治跟东汉末年和五代十国时期又有不一样的地方。这时的中国，已经被西方拉入了他们的世界体系，军阀政治无论在操作手段上多么的传统，但毕竟摆脱不了现代性的印痕。中国农民，在闹义和团的时候，对洋枪洋炮还相当的陌生，想拥有，但拥有了却不会使用。可是经过军阀多年混战、兵变为匪、匪变成兵的战争习染，农民对西洋火器的熟悉程度实现了质的飞跃。招来农民稍加训练，就是兵，当兵也成为很多地区农民的一项还算不坏的职业选择。

    更令人悲哀的是，这一时期的知识界不但没有阻止政治的下滑，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学界的主流政治意向只在两个方面特别的活跃，一方面依然沉醉于“根本解决”的方案，当发现制度改变没有能改变中国的时候，就把努力方向投向伦理和文化改造方向。新文化运动本身倒无可厚非，但知识界寄托在其上的政治理想不仅过于沉重，而且模糊了政治变革的真正方向。另一方面，某些知识精英又对好人政治、贤人政治有过多的幻想，甚至希望托庇于某个好军阀，借助军事和政治的强力，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这一时期虽然也不乏留学西方、专攻宪政和民主的学者回国，但就总体而言，西方民主宪政理论的研究在中国并无多大起色，即使在学界也没有多少声音，学界丧失了对政治的理性思考的能力。

    北洋时期这种沿下降线行进的政治演进，值得后来的人们认真地思考，在政治的台前表演的军阀武夫们不见得都是白鼻子的丑角，也不见得都是背后受帝国主义列强牵线操纵的木偶。中国政治从代议制逐渐演变为军事专制，最后变成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党治和军事专制的混合，道理何在？绝非一句转型期的特有现象可以说清楚。

    历史从来都是复杂的，北洋时期纷乱的历史就更加复杂。这个复杂，蕴含着机遇，一种可以解开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现代化转型迷局的机遇；但愿，当我们再次面对北洋历史的时候，不要再放过了。

    失败的自治和必须正视的难题

    1920年代初，自治运动中的湖南在毛泽东笔下叫做“湖南共和国”。一度相当热闹的“联省自治运动”，在湖南自治运动的时候，达到了高潮。湖南推出了自己的省宪法，在全省范围认认真真地实行省议会选举，虽然在当时的条件下，农村的选民们未必真的明白选举的意义，多数人也未必能按照自己的意志投票，但选举的竞争却是实实在在的。执掌湖南大权的军人，以省长赵恒惕为首的一干赳赳武夫，心甘情愿地让出权力，硬着头皮接受议会和媒体的监督。一时间，一省规模的议会政治在湖南搞得有模有样。

    然而，好景不长，湖南的自治还没有搞出名堂就在内外夹击下流产。它只在历史留下了一个话柄：以联邦制为特征的制度实践，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联邦制，或者说当年的联省自治，换到中国的语境，就是一个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说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总是一放就乱，一收就死；但是中国这个大，地区差异之大超过欧洲各国之间的分别，不想一个办法解决地区差距和政策一统之间的矛盾，在制度上，总是麻烦，有时甚至会导致致命的危机。1920年代的联省自治主义者，其蓝图的背后往往都有一个美国的影子。他们认为，美国成功地既兼顾了各地的差异，又保持了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所谓强地方和强中央的强强联合。他们搞联省自治，目的就是要使中国变成美国那样。在他们看来，一个实行共和制的中国是唯一自强之路。

    但是，问题是这种制度实践的当口，中国恰好不存在一个强中央，现实是各地军阀割据，北京的中央政府政令不出都门。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政情中，中国的各个地方，已经存在事实上的独立，中央政府不过是个名义政府而已。虽然，有心问鼎中原的军阀都幻想武力统一，只图自保者则倾向维持现状，但国家事实上的分裂却一直保持着。这样的现实，显然与清末以来醉心西式政体变革人们的初衷相悖。而对联省自治感兴趣的都是那些力求自保的地方军阀，尽管他们的主观动机未必仅仅是给自己的割据披上一件合法性的外衣，但他们既行的割据现实却大大削减了自身行为的可信度，让联省自治从一开始就蒙上受人质疑的阴影。反过来，那些醉心联邦制的学者，也只能依托那些有志于此道的军阀，否则，所有的设想都只能是纸上谈兵。

    所以，尽管联省自治的设想不无见地，而且热衷于此道的军阀，诸如陈炯明和赵恒惕等人也不乏保境安民和制度变革的良好愿望，但是，他们的实践却一直被人诟病。由于这个实践紧接后来的国民革命，在革命话语中，两位都不折不扣地成了反面教材，因此堕入万劫不复的历史深渊。

    当然，即便联省自治主义者当初没有碰到如此的尴尬，他们的联省自治也未必能够真正实现。外部的环境不允许，外部的压力已经相当大，就像陈炯明难以克服孙中山的反对，赵恒惕的挚友吴佩孚也是湖南自治的死敌；但是内部的离心、地域的歧见同样难以敉平。陈炯明的势力来源是惠州，只要他当家，来自珠三角和琼州的势力就不服帖。同样，同一个湖南，湘北、湘南和湘西，相互之间，地域文化差异之大，不啻两个省份。在湖南的自治过程中，赵恒惕费尽心机，也难以摆平各地军阀，尤其难以对付来自湘南的唐生智，以至于不得不出兵湖北，为省内的军队寻找粮饷之地，结果很严重地伤害了自治。而自治的最后结束，也是和湘南的唐生智决裂的必然结果。湖南的自治，最后在南北两大势力夹击下，分裂成拥南和拥北两块，刀兵相见。一个以和平建省为目的的制度实践，却以最悲壮的战争悲剧落幕。

    即使仅仅从技术角度看，联省自治也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省”这一级行政单位实在不适合自治。民国时期的省是从元代的行省演化而来的，虽然规模比元代的行省为小，但基本上袭承了行省的架构。自秦朝在全国推行郡县制之后，虽然历代的行政区划一直在三级和两级制之间徘徊，但早期“郡”的影子却一直存在，一个郡，大体上就是一个经济文化单位，同郡之人则意味着享有一个“郡望”，属于地缘关系很近的小同乡。元代的行省，其设置主要着眼于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行中书省，性质上等于是几个中央政府的分部，地域划分不仅不考虑同单元之内的经济文化联系，反而要割裂之，同时，有意将一些根本不同的经济文化单元人为地捏在一起。这种毛病在民国时期的省份依然存在，比如长三角地区，分属浙江、江苏、安徽三省和一个特别市，而江苏南北视同水火，安徽则被江、淮分成三个部分，差距巨大。类似的问题，几乎在每个省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实行自治，即使没有外部阻力，仅仅内部的分歧，就难以对付。

    从另一个角度说，省这一级行政单元也实在过于庞大，某些经济发达、人口众多的省，自治起来，很难保证它不走向独立，仅仅从规模而论，就让人，尤其是那些对分裂比较敏感的人不放心。

    不过，跟人们的一般看法有异，秦统一之后，中国实际上存在过事实上的地方自治，强中央和强地方共存的局面也不是没有过，比较典型的是西汉。西汉初期实行的是分封和郡县共存制度，但很快封国就变成了事实上的郡。地方的郡国，所拥有的权力之大，跟现今联邦制内的state，几乎没有什么两样。郡国负责人不仅有辖境的行政权，还可以自行聘任大部分官吏，拥有人事权，而且拥有郡国军队的统帅和指挥权，以及境内的司法权，对于境内绝大多数案件（除了某些实在拿不准的疑难案件），包括死刑判决，都可以自行决定，先斩后奏。比起现在美国的州来，当时的郡国情况类似，只是最高负责人不是民选的，而由中央政府任命，而且每年需要“上计”，到中央汇报境内的各种情况，完成钱粮上缴任务。

    袁世凯的“选举”

    “选举”这个词，在中国古代指的是科举考试选拔人才，到了近代，由于日本人的掺和，才变成了今天这种投票选领导人意思。所以，当西方政治意义上的选举在中国落地的时候，大家一时间都不习惯，选举人怯怯的，被选举人慌慌的。1913年10月6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民国第一个正式总统，就是这个样子。

    其时也，袁世凯已经打垮了国民党的武装反抗，势力达到顶峰。除了少数国民党精英之外，全国上下无不视袁世凯为收拾残局，使中国导向安定的唯一强人。后来袁世凯称帝时的反袁英雄，蔡锷、梁启超等人，此时都在为袁甘效犬马。国会中，虽然国民党议员近半数，但民初的国民党原本就是为了选举拼凑起来的杂烩，真正对袁世凯有点想法的死硬分子此时死的死，逃的逃，逮的逮，剩下的基本上都是安分守己之辈，心里早就对袁世凯服软了。

    服软的标志是国会的程序改变，按西方的规矩，国会应该是先制宪（制定一部宪法）后选总统，断没有颠倒过来的道理。但袁世凯为了早点登上正式大总统的宝座，非要先选总统后制宪，国会居然答应了。为了选总统，先炮制出一个本应属于宪法一部分的“大总统选举法”，投票通过。选举按照袁世凯的意愿进行，而且几乎等于是没有竞争对手。按道理，到了这个份上，袁世凯对总统的归属，应该放心了，可是，不。

    1913年10月6日这天早上，国会两院议员们的屁股刚刚在椅子上坐下，就发现国会外面来了黑压压一大群人，把整个国会大楼围得水泄不通。来的人号称“公民团”，个个进退有据，号令严整，腰板笔直，分明是换了便装的军警。“公民团”的人数，据当事人说，有几千或上万。人虽多，但大家嚷出来的却是一样的话，那就是：如果今天之内议会不将国民期望的总统选出来，就别打算离开国会半步。就这样，在“公民团”的重重包围中，议员们开始投票选总统，第一轮袁世凯没有达到法定的3/4多数，第二轮还是如此，不得已要投第三轮。这时候，天色已晚，议员们一天滴水未进，渴饿难熬，最后实在撑不住了，总算是把袁世凯选成了总统。当他们被放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0点了。

    事后研究表明，依袁世凯当时的实力和威望，如果不派“公民团”来霸王硬上弓，估计他老兄第一轮就当选了。“公民团”的强买强卖，反而激怒了部分议员，故意捣乱，才要投上三轮（在大家感到很不舒服的情况下，最后还是妥协了，可见没有什么人真的想和袁世凯过不去）。不过，尽管如此，就算袁世凯事先已经知道大家会选他，他还是会派“公民团”的，因为操控选举是每个独裁者、或者有心做独裁者的习惯。不操控就不能安心，哪怕操控的手段笨得像蛮牛，哪怕留下千古骂名。在中国，没有人会竞选，大家只习惯操控。

    好在，袁世凯以后的统治者学得聪明了，这种牛不喝水强按头的把戏很少玩了。段祺瑞是从议员选举开始操控，选出来的议员大部分都在他的俱乐部里吃喝玩乐领补贴。曹锟则买选票，每票5000大洋。

    关于选举的乱弹

    一人一票的选举（vote）是西方民主政治的核心内容，西方人研究政治，不说则已，一说就是选举。说来惭愧，中国人虽然从辛亥革命开始就引进了西方民主制度，说到选举，基本上还是一笔糊涂账。大学里一群教社会科学的教授，为了评职称投回票，居然为个如何计票问题争上半天。每逢人大选举，虽然投票站的大标语上写着“投票选举是每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前来投票的人，大抵都会按照组织的意图划圈，多数人连票上的排名次序都不会乱。如果有人胆敢出来当独立候选人，不仅组织上头痛，连选民也会觉得太无组织无纪律了。

    选举在中国的语汇里，是选拔官员的意思，多数时候意味着考试。各种正史里都有选举志，内容都是选拔官员的制度和相关事宜。这种选举大体上是自上而下，顶多在察举制度的年月参考一下士大夫的舆论而已。这跟西方所谓的选举（vote）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中西概念的互译，在这里达到了一个混乱的顶峰。

    既然国人脑子里从来没有投票选举这回事，所以一旦投票选举落到自家的头上，难免会莫名糊涂，弄不清上面的当政者到底要干什么。民国元年第一届国会选举，就是在这样的糊涂之中进行的。有资格投票的人不多，占人口比例的十分之一左右，但是多数地方的票都是按组织者的意图投的，没有多少人把自己手上的票太当回事。有资格有名望的人，往往缩头缩脑，不肯出来竞选，很多有名的绅士就这样拱手把议员让，不，实际上是推给了一些到日本混过的革命党人。这也是为什么这次国会选举，由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在把政权都交出去的情况下，依然取得了选举的大胜。如果当时的人们知道这届议员在后来的历史中如此风光，不仅可以在议会上飞墨盒、骂部长、下班吃馆子、逛胡同，而且经常是被人争夺的对象，直到1923年轮到曹锟想过总统瘾了，还可以一票卖五千大洋，肯定肠子都悔青了。

    不过，到了1918年第二届国会选举的时候，情形大变。绅士们发现，原来做国会议员，有如此多的好处，而上面的若干政治势力也觉得操纵国会是件非常必要的事情，于是，竞争开始。上面是梁启超、林长民等人的研究系和当家的军人集团皖系军阀在争，下面是各个绅士在抢。两家原来在张勋复辟的时候合作过，但到了选举的当口都当仁不让。都说梁启超一支笔独步天下，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毛锥（笔）还就是敌不过毛瑟枪。段祺瑞的智囊徐树铮一手组织安福俱乐部，招待一群人吃喝玩乐，伴着嫖经赌经，就组成了依附于军阀的政党。于是下面的竞争，就变成了谁可以赢得安福俱乐部的欢心。

    小徐（当时人称徐树铮为小徐，徐世昌为大徐）是当年纵横捭阖的高手，一手软一手硬，硬的一手是指使各地军阀直接操控，务必使安福俱乐部的人当选，什么招都行——最笨的如安徽的督军倪嗣冲和湖北督军王占元，干脆打开票箱换票。软的一手是收买选票，市场交易。当时的北京政府跟日本关系变好，因此得到大笔的借款，这些借款相当一部分经小徐之手用在了贿选上。初选投票人多，每票含金量不高，几毛乃至几分钱就可以买一票，一般不是跟选民直接交易，找到地方领袖人物，按选民人头数给钱就行。复选投票人数少，价格飙升至上千元，特别精明的投票人还有办法除了拿钱，吃喝嫖赌全让买票的人买单。当然，有的时候，行情也会变，如果把持选举的人发现票数已经达到当选比例，剩下的投票人手中的票就一钱不值了，因此，卖票的人也不能过于矜持，讨价还价，见好就收。有的地方买票的人特别精，在投票之初就放出风来，说是买到某个数额就够了，剩下的不买了，沉不住气的投票人一恐慌，很便宜地就把票卖了。买票人（都是小徐在各地的党羽）就可以落下一大笔经费，放进自己的腰包。

    民国的北洋时期，政治势力操控最少的要数联省自治运动中湖南省议会的选举。即使这样的选举，也一样有贿选，选民也是既不知道怎么去投票，也不知道怎么卖掉自己的选票。买票的人还是通过地方的领袖，比如宗族的族长，或者地方的乡绅。有的大乡绅可以控制很多宗族，一笔交易下来，斩获甚丰。不过，也有的宗族里面明白人比较多，不肯轻易让族长发财，开族内会议，要求把票统一卖给出钱最多的买家，卖得的钱则作为宗族的公共财产，用于族内的公益事业。

    最为乏味的选举，当属国民党当政时期1947年的所谓行宪国大选举。整个由国民党组织操办，多少名额给党内（国民党），多少留给友党（如青年党、国社党），多少给社会贤达，都事先有组织规划，到时候按计划进行就是，基本上没给地方人士多少挣银子的机会。选举走到这一步，也就没看头了。

    投票选举，前提是选民得有权利意识，个人主义固然好，家族主义也差强人意，只要能意识到自己或者自己所在的一个群体，投票选出的那个人在今后的政治生活中可以对自己和自己所在的人群有好处，那么，选举才会像样一点。

    选举在近代中国底层社会的工具性悖论

    一人一票的选举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在引进西方制度的同时中国自然也引进了选举制度。比较而言，同属西方政治影响的东西，政权下移最合中国人的心思，因此做得最彻底，文官政治次之，人们也能认可。议会政治就比较麻烦，无论如何都搞不好，不是变成议会专制，就是废掉议会。议会政治难以落地，最关键的是一人一票的选举在中国难以落实。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伦理本位和集体本位的国度，其文化的基因里就没有选举这回事。

    对于过去的中国人而言，所谓的选举就是选官，就是科举考试，根本就没有投票的概念。相对于民主政治，传统中国社会倒是有协商这个概念，但协商每个人的发言权是不一样的。集体本位的社会离不开权威，因此，即便是协商，也是依据每个人地位的不同，有不同的发言权。地位低的人意见要想被采纳，必然要有地位高的人力挺才有可能。

    当然，没有概念的事物，不见得就完全没有办法引进。但是问题是，西方制度被引进中国，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种工具来使用的，人们无非是借助这个看起来很美的工具来实现富国强兵的夙愿。这里，民主没有文化的内涵，更没有价值的意义。在这种前提下，选举在中国近代的历史上，往往呈现出很有意思的面相。

    凡是选举，就不可避免地要跟底层社会打交道。中国自辛亥革命实现政体变革之后，北洋时期搞过两次国会选举：民元国会和安福国会。某些地方军阀，也推行过联省自治，搞过地方议会的选举。国民党则搞过行宪国大选举。这些选举，无论动员力度大小、百姓参与程度高低，基本上都是为了完成上层政治某项任务的工具，老百姓不仅难以借此实现民主政治的启蒙，甚至可能效果恰恰相反。

    所谓集体本位，意思就是一个群体中一般成员的意见是通过这个群体的精英来表达的，而伦理本位则表示，所谓的精英只能是群体伦理关系中处于高位者。因此，在民元国会选举中，虽然中国人还没有学会买票贿选，但一人一票的选举，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每个选区的投票差不多都是体现本区域精英的意志。所谓选举，不过是工作人员抱着票匦四乡走一圈，然后按照选民册代填选票而已。候选人不知道用政见讨好选民，主导选举的地方精英也不知道是不是应该选出合乎地方需要的候选人，因为即使是地方精英也不懂选举和自己社区日后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他们只是推出他们认为合适的人而已。民元国会选举，国民党之所以大胜，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地方精英看来，国会是革命之后的新鲜事，而新鲜事就得跟革命沾边的人来办，因此，跟革命有关的国民党就占了便宜。显然，这并不意味着国民党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然而，当选举接着进行下去之后，买票贿选的本事，中国人也学会了。

    这么一来，选举在底层社会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选票需要买了，买的时候基本上是一群一群地买，只要买通一个地方精英，那么这个精英能控制的地方的选票就都是自己的了。而地方精英的行为也分成两类，一类借选举为自己牟利，买票的钱都落入自己的口袋，只要他能压得住茬，一般也不会出现乱子。一类比较有公益心的精英，往往会把选举当成为自己群体谋福利的一次机会。比如很多南方的宗族就开会议决，本族的选票一定要卖给出钱最多的候选人，而卖票所得一律作为宗族的公产，用于宗族公益。当然，如果有政权的干预（一般都是掌权的军阀），价钱上可以优惠，但必须有其他条件作为交换。这就是为什么在安福国会的选举中，原本觉得自己在人望上占优势的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会大败给仓卒组建的安福俱乐部，只得了区区二十几个席位。因为安福俱乐部背后有军阀政权的支持，在政权和金钱两种资源上，研究系都没有优势。

    军阀政权利用选举组织国会，为自己的政权提供合法性，但底层社会却把选举变成一次相当纯粹的市场交易。事实证明，双方在当时的条件下，都达到了理性选择前提下的利益最大化。

    1947年国民党行宪国大的选举，跟此前的选举有所不同。由于国民党政权有点全能主义的味道，因此动员能力和社会整合能力都比北洋政权要强很多。其党、政、军、警、特在地方上还是很有力量的，政权对社会的渗透也远非北洋政府所能比。但是另一方面，毕竟经过了现代政治几十年的洗礼，二战胜利使得民主国家的声望空前提高，某些城市居民，尤其是知识水准比较高的居民，民主意识有所萌发。人们初步意识到了选举与自己生活的关系，只是这类人实在太少，对选举大局构不成很大的影响。同时，我们看到，由于战争的破坏，原有的乡村精英控制能力有所减弱，从前选举的买票方式，有的时候，往往会出现问题。

    因此，此次国大代表的直接选举，更多地表现为国民党国家机器在地方高度动员的局面。尽管在选举之初，国民党为了防止代表变成清一色的国民党员，曾经力图通过地方协商，尽量保证某些无党派人士，尤其是青年党和民社党等附和他们的“民主党派”成员占有一定的比例。国民党事先就把这个比例通告给这些小党。然而政权机器一开动，地方上担心的却往往是自己人的比例不够，难免动员过度，最后使得小党和无党派人士纷纷落马。国民党中央又不得不出来纠正，结果原来当选的人又不干，演成很多选举纠纷。这种政权体系动员下的选举，已经演变成完全意义上的政权工具。参与选举的底层民众，既不可能得到选举自己的代表的好处，也得不到卖票的利益。选举，只是上层政治的工具，民主跟老百姓依然距离很远。

    中共在自己的历史上，最认真的选举实践，是在抗战时期推行的基层选举。在整个抗争期间，中共领导的敌后根据地，由于选举的实行，为中共赢得了很大的声誉，很多国统区的民主人士以及外国朋友，凡是到过根据地的，都盛赞根据地的民主。相形之下，国民党治下的国统区，反而背道而驰，不仅没有选举，而且一度提倡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政策，跟根据地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显然，在抗战时期中共推行的选举，从选村长到选边区参议员，都是相当认真的，基本上看不到背后操控的痕迹。由于中共对于底层社会超强的动员能力，因此根据地每年进行的“大选”（这是当时根据地的通行叫法），底层民众的参与度，绝非此前任何一种选举所能比拟。也可以说，这种选举，基本上实现了底层民众真正有热情的参与。很明显，不能把根据地的选举，简单地视为做给外面人看的政治秀。选举，对于中共而言，有着切实的工具性考量。

    中共根据地的选举，是从拔除国民党基层政权入手的。中共的敌后根据地，本是利用日本军队入侵，国民党军队后撤造成的空隙而建立的。虽然军队的撤退，很多国民党县以上的政权随之撤走，但大部分地区，国民党的基层政权却还存在。如果用武力驱赶这些基层政权的人员，虽然不是不可以，但在法理上却未免有些理亏，或者说，不符合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于是，中共想到了选举。

    自从清末新政推行地方自治以来，留在乡村的地方精英实际上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越来越踊跃地进入到县以下的基层政权中，另一部分则跟从前一样待在政权之外。一般来说，乐于进入政权的精英，往往属于劣质化的那部分，随着军阀割据的政局演变，劣质化的精英还有武化的趋向。这部分的精英的种种作为，从根本性改变了传统乡绅的行为模式，用杜赞奇的话来说，就是以掠夺型经纪取代了保护型经纪。这种比喻虽然可以商榷，但劣质化的精英凭借政权之便行为不端，是可以肯定的。事实上，他们的行为也引起了另一部分恪守传统模式的精英的反感。因此，中共只要组织选举，原来国民党基层政权的精英的下台，是必然的。推倒这部分政权精英，也因此创造了中共跟另一部分传统精英合作的基础。最关键的是，这种打着地方自治、民主选举的“改朝换代”，国民党中央政府明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却无法明令反对。

    尽管基层换成了自己人或者自己满意的人，但是从此以后，根据地的选举却一直坚持了下来，除了遭遇日军的“扫荡”，几乎每年一次。应该说，这种基层选举，中共组织得非常认真，其针对大部分不识字的选民创造出来的“豆选法”，简单有效，广为推行。在选举技术上，虽然算不上是秘密投票，但比起后来的举手表决，还是不错的，算得上是无记名投票；在保密性方面，至少被选举人是不太容易弄清到底谁没有投自己的票。而且在选举实施过程，中共党组织一般都不公开出面，即使组织也是在幕后进行。最有意思的是，他们并不强求自己属意的人选一定要当选，只要被选上的人他们能接受就可以。

    一般来讲，在农村环境里推行选举之初，那些传统的精英被选入参议会、参加基层政权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农民是个需要精英代表的群体。现存的精英，只要道德上说得过去，农民习惯让他们来出头露面。但是奇怪的是，选举推行几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老的精英当选出现了麻烦，基层政权开始向清一色中共党员方向发展。以至于中共中央不得不采取措施，以硬性规定“开明士绅”名额的方式，即所谓“三三制”，来保证传统精英的份额。在当时的情形下，传统精英在政权中的地位需要硬性的制度保障。也就是说，实际统治乡村社会上千年的传统精英，即使在从清末到北洋再到国民党政权推行政权下移的过程中都没能丧失的地位，在中共的基层选举过程中居然被

    成功地边缘化了。

    这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变化，基于几千年传统和文化的乡村权力结构，用这种方式颠覆显然比用简单的暴力推翻要有效得多。到了抗战胜利，中共实行土地改革之时，只有在新解放区乡村精英才有可能组织一些反抗，而老根据地精英们则只能束手待毙。在多年的选举中，农民最明白的只有一点，就是多少年的文化威权、传统权威，都可以用手里那粒用来当选票的豆子来推翻，他们也就真的给推翻了。显然，这推翻和颠覆的，不仅仅是些精英，而且还有精英背后的传统权力结构以及文化的结构。但是，推翻之后，并没有人给他们一个新的东西。对于民主政治，他们只是学会了投票，或者说习惯了投票，但却没有起码的权利意识、人权观念，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权利，也自然不懂得尊重他人的权利。这种选举，没有民主的文化，也没有民主的价值观。在土改过程中，中共为了发动群众，往往采取放任鼓励农民随意行动的做法。在这“群众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氛围中，许多地方出现这样的现象，对于那些大家一时决议是否要处死的有争议的人，人们会采取投票的方式来决定，还是豆选，往碗里投豆来选择，一个生碗，一个死碗，哪个碗里豆子多，就按照碗上的标签来行事。如果死碗里的豆子多，那人就必死无疑。

    当选举仅仅是上层政治的工具时，这种选举如果仅仅是装装样子，跟底层社会具体的人关系不大，不会对底层产生多大影响；如果这种选举真的在深度动员下进行，推行得越久，底层政治就越是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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