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阀间的战争

    中国近代所谓的军阀，其实彻头彻尾属于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正宗产品。当时国人寻找中国弱的原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觉得中国人太文弱，士大夫重文轻武；反过来，人家西方人，包括学习西方学得比较好的日本人，都很有尚武精神，从军的都是社会精英，不像当时的中国，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

    尚武的另一方面，是引进、仿制西式武器，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中国在引进技术层面的现代化，直到甲午战争，其实并不弱于日本，西方每有先进武器一问世，用不了多久，中国人就会仿制出来。只是武器的使用，中国军队有点差劲。虽然从淮军跟洋枪队学英国兵操开始，中国军队就学着比划，但直到袁世凯的新建陆军，行列式走得算是齐了，但枪炮却操练得不怎么样。当然，清朝新政以后，留洋学军事的人中，有认真的，比如在日本士官学校吃苦的若干人等，比较杰出的如蒋百里、吴禄贞、蔡锷、蓝天蔚；学得一般的阎锡山、孙传芳、刘存厚，也包括没有学完的蒋介石。他们大抵从天天早起刷洗战马、给老兵打洗脚水开始，忍受日本军曹的拳打脚踢，辛辛苦苦才学得一点低层次的军事技术，只配当兵头——士官。不过，这些认真的人学成之后回国都担任高级军官，比原本应该担任的士官高了不知道多少级。加上这些人原本在国内都是读书人出身，在苦熬了若干年后，一旦回国，不免技痒，往往重操旧业，每每与一班文人雅士混在一起，因此，士兵的军事技术还是得不到提高。

    辛亥革命的武汉争夺战，要算是这些按照西方操法、拿西方武器、穿西式军装、按照西方军队编制编练起来的新军之间，第一次正经八本的交战。

    双方打得都十分的业余，按当时人的说法，北洋军的胜利，关键的是靠了他们有机关枪，而革命军直挺挺地冲锋，也是成全北洋军胜利的重要因素。

    此后，军阀之间仗打了很多。每次战争，文的一方面的宣传攻势，所谓的通电战，要比真刀实枪热闹得多，真打的时候，基本上枪放得多，死人很少。四川军阀刘存厚和熊克武之间在成都开战，居然有大批的闲人前去观战，就像后来的四川球迷看球一样，不知道那时候是不是就喊“雄起”了。无论多大规模的仗，大抵雷声大雨点小，任他枪炮隆隆，其实死不了几个人，因为士兵们放枪放炮，都没有准头，但是放枪的速度都很快，更多的是图个热闹，跟小孩子过年放鞭炮差不多。以至于当时在华的外国人，有人恶毒地建议中国人恢复使用弓箭，说是这样至少能给国家省点军火钱。

    西方人关于中国军阀间战争的另一种说法，也很恶毒，说是中国的战争不是用真正的枪炮打的，而是用另外一种枪——烟枪打，再加上一些袁大头

    （银元）伴奏。这当然也有道理，中国人，尤其是军人，都熟读孙子兵法，知道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道理，所以，兵马未动，烟土和银元先行。加上各派军阀之间，关系复杂，亲戚、同乡、同学，各方人士攀起亲来，有说不清道不明的由头，给彼此的收买、瓦解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小到一个连一个营，大到一个旅一个师，甚至一个方面军，只要工作做到了家，战事一开，这边哗啦一倒戈，战斗也就结束了。

    军阀间战争的另一个习惯是，无论仗怎么打，但彼此都留有余地。交战双方的亲属，无论战事多么紧张，都会留在对方的营垒里。双方的家眷，如果赶巧生活在一个租界，也依然在一起打牌。对于打败了的军阀，战胜者一般不做肉体上的伤害，甚至不动他们的财产，很有绅士风度。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是四川人，一直到国民党当家时，大家依然保持各自的防区，势力大的占得多，势力小的占得少，但势力再小，也有碗饭吃。

    当然，如此这般下去，一个个顶着将军头衔的家伙们，这样客客气气、温文尔雅，军队大可以变成仪仗队好了，甚至就像1920年代初期广州众多的司令部一样，有两个兵一个司令，再加上两支枪，就可以了——一支长枪给士兵站岗用，一支短枪司令自己佩戴。大概是众军头自己也意识到这里面的荒谬，于是，不知怎么一来，仗打得狠起来了。有人说是赖徐树铮，说他狠，把对手一个将军陆建章暗杀掉了；有人说是赖吴佩孚，用大刀队督战；也有人说赖孙传芳，打败了对手，居然把个对方的降将施从滨杀掉了。反正，仗越打越凶，大炮多了，机枪多了，坦克车开出来了，飞机也飞上天扔炸弹了，甚至毒气都有人放了。一战之后的西方军火商，看着中国的军阀打仗，高兴。一船一船地把军火运过来，战后的剩余军火、烂枪破炮，都找到了买家，把个中国变成了各国轻武器的博览会，连四川、甘肃都有了洋军火的身影。原本四川的刘湘，是个川军中的二等角色，但是人家占了重庆，有交通之利，不仅可以自己买军火，而且还可以截别人的，最后，居然做成了川中老大，号称有海陆空神（一些喝符念咒的神兵）四军。

    仗打狠了，兵也就慢慢练出来了，只是把老百姓祸害得太惨。大家打的都是内战，跟原来军事现代化的本意，差得太远。

    辫帅的人缘和地缘

    军阀大抵有外号，张勋的外号是“辫帅”，因为他在进入民国之后还坚守自己脑后的辫子。其实当时留辫子的军阀还有一些，某些西北的小军阀包括北洋老将姜桂题，都拖着辫子。但只有张勋被称为辫帅，大概由于他不仅自己留，麾下一万多定武军都留辫子的缘故。

    张勋在历史上名声不好。在一个进化论主导的时代，痴迷地留恋前朝皇帝，不仅在身体肤发方面身体力行，而且操练出了一场复辟大戏，弄得北京城一时间满街都是辫子，如此作为，想不挨骂，难。不过，国家大事不见得人人都关心，进化论其实只是知识精英的意识形态，中国人看人，还是人品、秉性这一套。就当时而言，在某些人眼里，张勋是个憨憨的实心眼汉子。尽管张勋净闹反动的事，但军阀圈子里很少有人说他不好。跟张勋关系最铁的，要数号称讲义气的胡帅张作霖，张勋复辟之后，成了众矢之的，只有他一直在为张勋说好话。直皖战后，胡帅在北京政府有了说话的份，就闹着给张勋平反。当然，秦桧还有两个好朋友，武夫之间的交情也许算不得数，但是，在北京的梨园，张大帅的口碑也相当不错，人人都说张勋的堂会，给钱多，和气，不耍武人脾气，不强人所难。

    其实，最喜欢张勋的，是江西人，尤其是江西奉新县的人。而张勋的家乡奉新赤田村的乡亲们，男女老幼个个都爱死了他们的张大帅。民国时期北京的江西会馆、南昌会馆，都是张勋建的，奉新的会馆，居然建了五个。江西会馆要算是北京最豪华的西式建筑中的一座，不仅有洋楼花园，而且能自己发电，在里面唱戏，从来都是灯火通明。在北京求学的江西籍人士，只要求到张大帅名下，没有不给钱的，至于奉新的大学生，个个都被张大帅养着，吃穿度用，一切包圆儿。赤田村的老乡，张勋每家奉送大瓦房一座，缺什么，张嘴说话，张大帅管。每逢过年，到张勋驻地徐州的火车上，塞满了江西的老表和老表们的乡音，那是上张勋那里去拜年的喧闹。当然，乡亲们拜年不白拜，除了白吃白喝之外，还能带点银子走。

    在那个时代，但凡是个军阀，都在乎乡谊。曾任山东督军的张怀芝说过，刮地皮也得在外省刮，即使做了土匪，也不在家乡作案。湖南军阀何键“非醴勿听，非醴勿用”（何是湖南醴陵人），阎锡山则“学会五台话，就把洋刀挎”（阎是山西五台人），张作霖“妈拉巴子是路条，后脑勺子是护照”（张是营口人，妈拉巴子是营口人的口头禅，而后脑勺子是营口人的体貌特征），狗肉将军张宗昌“会说掖县话，就把马刀挎”（张是山东掖县人）。在战乱年代，作为一个军事集团的头目，借助血缘和地缘纽带，捆绑自己的集团，一点都不奇怪。不管怎么说，还是自家人靠得住，所谓的在乎乡谊，就是用自己的家乡人为自己修筑一道坚固的城墙。不过，奇怪的是，张勋对老乡好，却并不让这些人到自己队伍里来做事，换言之，他的辫子军并不是他的家乡子弟兵。也就是说，张勋跟他的同类不一样，他的重乡谊，没有多少实用的功利目的在里面。

    实际上，尽管张勋混的地位不低，但始终只是一个乡下的土佬，对乡亲施恩，既是富贵还乡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也是照顾乡里的一种古老习俗。一个外国记者采访过他，回来说，张勋绝不是一个政治家，倒更像一条凶猛的看家狗。的确，张勋就是这样的一条愚忠的狗，忠于清室是愚忠，重视乡谊是愚善，所有的感情投放都有一个文化习俗划定的对象，走到哪里，爬得多高，都难以改变。也正因为张勋的“愚”，兵微将寡的他才成了督军团的盟主，自己还以为是众望所归，被大伙“忽悠”得一头扎进了北京，为段祺瑞赶走黎元洪火中取栗还不自知，以为可以借机实现自己的理想，恢复大清江山，做“中兴”第一人。待到全国一致声讨，段祺瑞组织“讨逆军”打回来，张勋才气得直跳脚，不仅丢了作为命根子的军队，还落了个复辟的恶名。

    这样的张勋，在江西人那里，在奉新县，当然有人缘，即使他后来身败名裂，还是有人念他的好。不过，这样的人缘，我们在江苏的北部的张勋驻地，却找不到。显然，张大帅的乡情是有代价的，而这个代价是由徐州和海州一带老百姓来支付的。

    穿长衫的军人

    清末的中国，是个多灾多难的地方，外国打上门来，中国总是吃败仗，灰头土脸，割地赔款。在败给近邻日本之后，国人深刻总结教训，认为原因在于人家尚武我们崇文。洋鬼子也跟着起哄，说中国的政坛上尽是些文学之士，跟我们打仗，安得不败？

    于是国人开始改辙，有识之士投笔从戎，奔外国学军事去也。首选的地方是日本，不仅由于人家打我们打得最疼，而且据说日本跟我们文化相近，学西方学得最像，有现成的经验。于是日本士官学校就塞满了“清国留学生”。为了减轻压力，日本不得不专门为中国人建了一所振武学校，作为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学制三年，平白让中国学生比日本人多花一倍的功夫，害得蒋介石没有来得及进士官学校，就因“革命需要”回了国，造成一生的遗憾。在派出留学的同时，国内的军事学校也纷纷开张，陆军大学、陆军中学、陆军小学等各种专门军事学校，再加上各地的讲武堂、将弁学堂、弁目学堂，一时间军校遍地开花。不仅军校，这个时期办的普通新式学堂，学生也大多军校生打扮，校服像军服，一律大檐帽。无论中学还是小学，跟习武有关的体操课（即今天的体育课）特别吃香，体操老师比格致（数理化）老师还难找，待遇也更高。总之，在清末民初的一段时间里，国人，尤其是那些昔日穿长衫、戴方帽子、走路迈方步的读书人，很是发了一阵狠，说是要一改过去重文轻武的积习，从东亚病夫变成让世界吓一跳的醒狮。一身戎装，马靴、皮鞭、东洋刀，如果再配上一匹高头大马，是男人最酷的装扮。

    过了若干年以后，这些学成回国或者毕业的武人们，没有机会在“吞扶桑”的战事中施展拳脚，反而将本事全用在了打自家人的内战上面。大打、中打、小打，联甲倒乙，联乙倒甲，无日不战，无地不战。这时候我们发现，这些学军事的武人们，包括昔日日本士官学校的高材生们，倒喜欢起了长衫，只要有机会，一律长袍马褂，而这种从前读书人和乡绅服装的变种，一直被立志强兵富国的人们，讥为“病夫服”，上不得马，打不了仗。更过分的是，这些将军们不仅穿长袍马褂，而且不骑马改坐轿子，即使行军打仗也坐在八抬大轿里走，有的人甚至带着家眷（多半是小老婆）一起。军情紧急的时候，经常发生抬轿的士兵丢下长官四散逃命的事情，好在那个时候军阀打仗有条不成文的规矩，就是打胜打败，对将军们的身家性命尽量保全，杀俘的事很少。虽然，我们在留下来的军阀照片上看到的都是一个个赳赳戎装的尊容，不过那多半是为了展示官阶和勋章照的，在私下里，他们基本上都是长袍马褂，一副富家翁的样子。

    只要在某个地方驻扎下来，很多军队中凡营以上的军官，都自设公馆，在当地找房眷属，然后躲在里面烟炮吹吹（吸鸦片）、麻将打打，基本上不到部队上去。有个湖南军阀的旅长，好不容易来趟自己的旅部，由于穿着长衫，而且总也不见面，卫兵见面不相识，就是不让他进，吵到旅部里的参谋副官出来，才算弄明白原来是旅长大人到了。这个旅长，当年也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

    其实，当年脱下长衫投笔从戎的人们，原本就是打算通过强兵让民族崛起的，为了多学、甚至偷学一点东西，可以吃任何的苦，受任何的罪，甚至忍受日本军曹的折辱。没想到，这些热血青年，却在日后的政局转换中，莫名其妙地成了据地自雄的军阀，或者军阀的工具。随着内战的频仍，昔日脱下长衫的军人，再一次脱下戎装换长衫，不仅意味着他们意志的消退，而且标志着中国第一轮的军事现代化努力的失败。不是桔越淮北而变枳，不是播龙种而收获跳蚤，更不是军队没有国家化的悲剧，而是整个一代精英寻路目标的迷失。

    傻人有傻福

    曹锟在发迹前，是个保定府的布贩子。不过，他的贩布事业一直在可有可无之间，实际上他就是街上一个闲人。闲人可是闲人，人家一不是流氓，二不是地痞，保定府不是天津卫，在大清国那会儿是直隶总督府所在地，没天津那么多嘎牙子混星子。曹锟这个闲人，为人相当厚道，只要有人要他帮忙，出力气出多少都心甘情愿，一帮到底，只要管饭就行，人送外号曹三傻子。不过，傻子脸皮也厚，只要看见人家请客，不管是谁请谁，只要其中有他认识的，进去一屁股坐下就吃。

    惹祸就惹在这个脸皮厚上了。一次，曹锟如法炮制，蹭了一顿酒饭，大概是酒菜比较好，因此多喝了几杯，出门撞上一家娶媳妇，曹锟不知哪根筋搭错了，死活非要掀人家轿帘，看看新娘子长什么样。这下坏了事，人家是当地有势力的，当场就要揍人送官，幸好几个闲人拉得曹锟走得快，才没被拿住。回到家，酒醒了之后，曹三傻子越想越害怕，干脆，三十六计走为上，他溜了。去哪儿呢？正赶上袁世凯小站练兵，他投军去也。

    小站新军当时是大清国最先进的新式军队，一色普鲁士装备、编制并操法教练，薪饷也比一般勇营和绿营高上许多。招兵按曾国藩练湘军时的规矩，不招城里人，只要那些乡下土得掉渣的农民。按说，曹锟这种城里的无业游民，是新军特别忌讳的。可是，曹锟这个傻劲救了他，从外表上看，这个矮胖子看起来比农民还要憨厚。

    曹三傻子进了军营，如鱼得水。傻子厚道，肯出力，不偷奸耍滑，而且认死理，对长官绝对服从，要干啥干啥，从来不讲价钱。脸皮厚也在这个新场所变成了优点——长官和同僚怎么拿他开心，甚至无端的羞辱，他都恬然接受，连一点不高兴都看不出来。在那个时代，中国军队的带兵官，大概都喜欢这种性格的士兵，于是，曹三傻子很快得到了长官的赏识，北洋军官学堂招生，傻子被推荐了上去。在学堂里，同样是凭着这股傻劲，虽然磕磕绊绊，但也毕了业，当了军官。当了军官还是因为这个傻劲得到长官的赏识，一步步升上去，直到入了袁世凯法眼。待到袁世凯当民国大总统的时候，人家这个当年保定街头的曹三傻子已经是北洋军嫡系主力第三师的师长了。

    袁世凯死后，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曹锟越混越好，越混越大，最后在1922年打败奉系军阀张作霖之后，控制了北京政府，傻子居然做了总统。傻子做总统也是傻做法，直接花钱买，一个议员一张票，开价5000大洋。结果被一向视民主政治为神圣的西方人，骂为“猪仔总统”。

    说起来，曹锟确实没什么本事，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智商不高。曹锟之所以被重用，人说是由于袁世凯喜欢听话的庸才，其实不是，因为作为一世枭雄，袁世凯麾下的大将，多数还真不是这样的人，曹锟其实是个例外。最大的原因，我看是由于曹是个特别符合传说中“福将”特征的人——胖胖的，憨厚，脾气特好。军界的人多少都有点迷信，碰上福将，就是草包也得用。人家曹锟还是有福气，运气好，治军、打仗、治国，甚至连投资都没有什么特出的地方，可就是混得好。当师长之前，没有多少仗可打，等到有仗的时候，主要是部将吴佩孚给他顶着，南打也赢，北战也胜。北洋军阀时代多少人精子，最后居然让个傻子当了总统，而且是实权总统。

    咳，到哪里说理去。

    在北洋狗与北洋虎之间

    “北洋三杰”龙、虎、狗：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说王士珍是龙，其实是说他老人家神龙见首不见尾，或者说藏头露尾，在北洋时期“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政坛上，总是送往迎来，干着维持会的差事，凡事没主张，也不掺和。龙置身事外，虎与狗之间，却断不了有点麻烦，人们所谓北洋直系和皖系之间的争斗，前期就是指冯国璋和段祺瑞的明争暗斗。只不过，狗与虎之间，由于实力过于悬殊，真斗是斗不起来的，没等交手，胜负已判，虽说两下心里悻悻的，但最终也没有撕破脸皮。

    冯国璋被称为北洋“三杰”之狗，不是说他没本事。在北洋这些识字不多的军头之中，要论文，他是秀才，而且是从军之后在北洋武备学堂时考的秀才，李鸿章为此感慨道：武校居然出了个文生！清末新政，武官资格考试，段祺瑞几次考不过，需要主公袁世凯疏通关节，而冯国璋不用。北洋军号称劲旅，但在辛亥革命前，真刀实枪地作战，却还没有过（此前只打过零散的义和团）。武昌起义一声炮响，实战的机会来了，南下作战的第二军军统段祺瑞却借故不去，让冯国璋带队出征。在主公袁世凯出山收拾残局之后，冯国璋率军发狠，接连攻下汉口汉阳，让革命首义的武汉三镇只剩下了一镇，为日后袁世凯跟革命党人谈判、争得总统宝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于文于武都有两下子的冯国璋，却总是比不过段祺瑞。文的方面，考试不行的段祺瑞却去了德国“留学”，回来以后统掌北洋系统的所有军事学校，

    在北洋系内结下了最广的人脉，说起来，所有毕业于北洋学校的军官都是他的学生。古人所谓的“五达尊”天地君亲师，至少人家先占了一个。武的方面，仗打完了，冯国璋却没有参加北洋将领逼清帝退位的共和鼓噪，在革命党人那里留下了骂名，北洋这边也不好再提什么功劳，结果名声反而远不如打电报仗、带头鼓噪的段祺瑞（后来拍马屁的人称段祺瑞三造共和，其中第一造就是这次）。特别是，由于冯国璋打完仗被调回担任皇帝禁军的统领，对逼清帝退位很不积极，所以即使在北洋内部，也不认为他在把袁世凯推上总统位置上面有多大的功劳。

    革命后，袁门男将们都很忙，段祺瑞和王士珍拿到了最优厚的战利品，一个陆军总长，一个参谋总长。但此时冯国璋最操心的事，却是如何安置麾下的原清朝禁军，放在哪儿都不放心，又不肯让人解散，最后带着这支基本上由八旗子弟组成的军队来到了南京（从此，这支打仗不行、要饷还行的军队成了他的心病，走到哪儿都得带着），说是为袁世凯坐镇东南，但实际上是远离了权力中心。从此往后，连袁世凯都不跟冯国璋说实话。预备称帝前夕，对特意前来讨个实底的冯国璋，袁世凯皮里阳秋，信誓旦旦地说根本不想做皇帝，害得冯国璋回南京之后，老实巴交地逮谁跟谁说袁世凯不会称帝时，北京这边已经开始筹备，锣鼓喧天了。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风头很劲。在张勋复辟失败、段祺瑞成为“再造共和”的英雄之际，劲得不能再劲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冯国璋和他的老朋友段祺瑞有了摩擦。踌躇满志的段祺瑞一心要完成他主公都没有完成的大业，要拿南方的非北洋系军阀开刀，武力统一中国。而此时已经以副总统身份进京做代理总统的冯国璋，却不想。

    不想归不想，但斗不过段祺瑞的冯国璋，却总也找不出合适的说辞来表达自己的不想，每次都被段祺瑞按着头在讨伐南方的命令上盖上总统的大印，窝囊得不行。四面望望，都是段祺瑞的兵，想不窝囊也不行。终于有一天，老先生实在受不了了，憋出一计，宣称自己要亲自南征，带着自己的卫队，就是那个前朝的禁军，坐上火车，沿京浦线南下。实际上，他是玩了一回金蝉脱壳之计，借机回自己老窝南京去也。然而，这种伎俩怎么能瞒得住一块混起来、早把他摸透了的段祺瑞。没等他走到江苏境内，段祺瑞一个密令，安徽军阀倪嗣冲就把车给截住了，冯国璋手里虽然有兵，不过这些兵敢不敢用手里的家伙很难说。于是冯国璋只好可怜巴巴地遥望一下南京，乖乖地回北京来了，彻底地成了段祺瑞的“俘虏”。

    在总统位置上，冯国璋自己决定的唯一一件事，是下令抽干中南海的水，将里面的鱼捉了卖掉。人们传说，冯国璋做这个事儿是因为明清两代皇帝每年往里放生鱼，鱼鳍上都挂着金牌，冯国璋是贪图这些金子。不过，金子比重很大，鱼鳍是否能挂得住，挂上了能否生存，令人怀疑，而且从生物学上讲，不大可能有几百年不死的鱼，鱼死之后就算有金子，也早埋在淤泥里。所以，因为贪财而抽水捉鱼，似乎不大可能。此举更可能仅仅是一项正常的清淤工程，冯国璋大事干不了，小事总可以做做，不想一做就做出了麻烦。在那个时代，舆论自由，政府中人无论做什么都有人会说点什么，往坏了说。

    此番抽水捞鱼，不仅舆论议论纷纷、说三道四，而且坊间还有好事者弄出一道菜，叫总统鱼，据说跟东坡肉一起上。一时间，京城饭店，食客们一边大嚼总统鱼，一边对总统说三道四。更不幸的是，捞鱼之后北京不知道怎么就旱起来了，于是人们又嚷，这是由于总统抽水捞鱼，得罪了龙王。嚷来嚷去，冯国璋坐不住了，毕竟天旱，老百姓要骂的。身边人给他出主意，说是从前天旱，皇帝都派人到黑龙潭求雨，眼下也该如此。冯国璋从谏如流，于是派人求雨。若干政府官员，加上白云观老道，如是这番倒腾一番之后，几天后，雨还真来了，不知道这雨是冯国璋求的，还是本来就该下了。媒体接着笑骂冯国璋封建、迷信、老土。

    不过，“亲征”一事，在外人看来，总算是北洋之狗与北洋之虎之间的争斗，狗叫出了声。敢于叫出声的狗，虎自然不再能容。在接下来的总统选举中，由段祺瑞组织安福俱乐部操办出了袁世凯的前文胆徐世昌，于是冯国璋只好走路，回到河北河间的老家，算是归隐山林，含饴弄孙去了。到了这个地步，徐世昌还要优待他一回：下令由前清朝禁军改编的陆军第15、16两个师归前总统冯国璋节制。回不到自己地盘的冯国璋，要军队干什么？而且这个老好人，也没有仇敌，用不着那么多人护卫，就算是要护卫，这些老爷兵驻扎北京，也够不到河间的冯国璋——其实徐世昌或者说段祺瑞的用意只有一个，就是让这些老爷兵继续成为冯国璋的负担。效果立竿见影，冯国璋1918年退隐，次年就因为这些老爷兵的欠饷问题，在京津两地奔走，染了风寒，一病不起，终年60岁，成为北洋三杰中寿命最短的一个。

    死了的冯国璋，舆论依然没有饶他。有好事者赠挽联一对：南海鱼安在，北洋狗已无。

    冤哉！

    张氏父子头上的光环

    在近代历史叙事中，北洋军阀都是白鼻子的角色，不仅挨批，还要挨骂。而北洋军阀中，某些角色由于出身和表现的缘故，在一般人看来，印象则格外的差。奉系军阀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便是其中的一对。

    当年土匪出身的军阀不少，但最出名的两个，一南一北，南有干帅（广西军阀陆荣廷，字干卿），北有雨帅（东北军阀张作霖，字雨亭）。相比较起来，陆荣廷昙花一现，很早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而张氏父子则纵横天下几十年，1924年以后还当了北京政府将近四年的家。身材瘦小、其貌不扬的张作霖，最后还做了一回安国军军政府的大元帅，按他的爱将吴俊升吴大舌头的话来说，也算是当了一回皇帝。

    不过，在当年，张作霖这个胡帅，口碑却不怎么样。同样是动静大的军阀军队，直系的吴佩孚、冯玉祥的兵，甚至段祺瑞的西北边防军，在老百姓眼里的印象，都比奉军好。道理非常简单，奉军的纪律差，军队里收编的土匪痞棍多，走到哪里，都免不了鸡飞狗跳。这种状况一直到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轮到张学良当家，也没有多少好转。著名的“三不知”将军张宗昌就是奉系的大将，在他统治山东期间，发的军用票不计其数，收编的土匪也不计其数，他和部下糟蹋过的女人也不计其数。

    在北洋军阀的统治史上，从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到张作霖，数张作霖的统治最横暴。1925年，奉鲁联军南下江南。一路上张宗昌的白俄兵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最喜欢的事是抓住小脚女人，逼着她们光着脚乱跳。张宗昌占领上海之后，几乎把上海变成了国际贩毒中心，肆无忌惮地公开贩毒。来自豫西的土匪孙殿英就感觉跟谁干都没有跟张宗昌顺心。连一向送往迎来的江南绅士们，都受不了这些蛮军，怨声载道。所以，当势单力薄的孙传芳一发难，群起响应，势如破竹地将奉鲁联军打回了北方。

    一般来讲，虽然说军阀大多不懂民主政治，但几茬统治军阀，在基本人权、言论自由以及尊重教育的自主方面，大体上都能做到不越界，尽管报上骂的有，批评的更是不少，但很少有军人出头对记者和报馆加以干涉，更谈不上查封报馆，抓人杀人；至于大学，一般都不管，一任教授治校，爱教什么教什么。但是，奉系当家之后，一切都变了。北京各个大学，包括北京大学，都派了奉系钦定的校长，必须尊孔读经，而且命令师生都得听话，如果不听话，用张作霖的话说就是“刘邦约法三章，我就一章，不听话就枪毙”。名记者邵飘萍、林白水都死在奉军的枪下，北京著名的报纸《京报》和《社会日报》都被查封。邵飘萍被捉后，连个回转的时间都没有，就被枪毙了；林白水被张宗昌抓到宪兵司令部之后，情况稍好，营救的人还来得及前去说情，但等到张宗昌答应放人的时候，林白水却已经命赴黄泉了，什么法庭，什么审判，全都省了，连作样子的形式都没有。

    张作霖在被日本人炸死之前，所做的最轰动的一件事，是从苏联大使馆里搜出了李大钊等几十个共产党人，然后把他们送上了绞架。

    当然，北洋时代奉军的坏名声大多应该记在张作霖名下，但张学良也不是一点关系也没有，比如杀邵飘萍就是张学良的事。杀了之后，张学良还出面发表声明，说是讨赤（主要指反共）的需要。

    张学良是个民国史上的传奇人物，人称他总做令人大跌眼镜的事情，每每出人意料。1928年，张学良一改从前奉系凡是失败出关就宣布“独立”，跟中央政府对着干的惯例，出人意料地宣布“易帜”，归顺国民党政府。

    1930年，当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他突然冒出来，宣布调停，实际上是从背后插了冯阎一刀，全不顾兔死狐悲同病相怜的情谊，结果导致冯阎一败涂地。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在人们都认为家仇在身的他能抵抗的时候，他却一枪不发，拱手让出了东北。1936年，在蒋介石对他已经十分信任的情况下（因为张学良前面帮他的两件事），出人意料地发动兵谏，扣押了来到西北“剿共”前线督战的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张学良是民国四公子之一。传说中的四公子有好几个版本，但每个版本都有他。他没读过多少书，却不满20岁就当上了少将旅长，未及26岁已经是奉军的上将方面军司令。他好网球，好走马，好剑术，还好驾驶飞机冒险，尤其爱美女。张学良跟当时的名媛娇娃、歌星影星都有交往。张学良晚年曾对人说道，他平生无憾事，唯一好女人。实际上，我们的张大公子由于长期的优裕生活，过早地拥有权势，养成了率性而为的脾气，不拘礼法，放浪形骸，性之所致，可以无法无天。民国的四大公子多少都有点这样的毛病。率性而为，胆子大，天都可以捅个窟窿，当然可能做点好事，但也很容易把事弄砸了，一砸就砸个大的。

    张学良在历史上做过一些好事，比如易帜，比如办东北大学，但无论如何都属于大节有亏之人。身为东北地方的守土长官，居然在日本人发动侵略的时候下令不抵抗，无论如何掩饰都说不过去。当时，东北军虽说在关内有十余万人，但根据地东北依然有20余万，发动事变的关东军，事先并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同意，因此只有1万多兵力。事变后统计，东北一共损失飞机300余架，战车26辆，各种火炮300多门，其中重炮200多门，轻重机枪5864架，步枪15万支，手枪6万支。有这样强大的武力，无论如何，都堪一战，张学良居然拱手把大片国土让人，实在是不可思议。纵使不论家仇国恨，生灵涂炭，经此事变，作为军阀的他，老家没了，家底没了，就算没有父亲被人炸死之仇，为了自己的根据地，为了自己的财产，也该一战，可是他却没有（有材料说，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家产损失金条80000余条，超过了当时东三省的官银行的全部损失，一方面可见损失之惨重，一方面则表明张氏父子在东北搜刮之烈）。这样的军人，我们说他什么好呢？“九一八”的过失，过去我们的史书一直是算在蒋介石身上的（现在很多书依旧这样说），说是蒋介石下令张学良不抵抗，甚至还煞有介事地说什么不抵抗的电报一直藏在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身上。其实，张学良本人一直都承认不抵抗是他自己的决策，现在的档案也证实了这一点。而且，早就有学者指出，即便是蒋介石让他不抵抗，以当时他实质上属于独立军阀的身份，在涉及国家和自身利益的时候，也完全可以“抗命”不遵。所以，“九一八”的不抵抗只能是他的责任，赖不到别人头上去。对于一个人来说，尤其是负有重大责任的人，某些错误是不能犯的，一犯就是千古罪人，百身莫赎。

    其实，这个错误固然可以有很多解释，比如错误判断形势、盲目相信国联等等，但都不足以令人采信。一个军人在守土有责的大节上犯错，无论如何都是不可原谅的。跟张学良同时期的许多军阀，甚至后来投降日本的那些杂牌军的将领，也都在日本侵略之初做过抵抗，后来投降，往往有情势所迫的原因。当时的张学良，确实不像个军人，相当颓废，大烟抽抽，吗啡扎扎，整天在歌厅、酒楼、戏院、胡同鬼混，萎靡到了部下都看不过去的地步。九一八事变当晚，他正带着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在前门外中和戏院看梅兰芳的新戏《宇宙锋》，以至于参谋副官半天找不到他。后来马君武的诗《哀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其实也不算完全冤枉他。

    显然，当时的人们和舆论，并不像新中国成立后人们那样看张学良。九一八事变之后，声讨声铺天盖地而来，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在骂他卖国，骂他无耻。最有名的是马君武的两首仿李义山的《北齐》诗：“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赵四是指赵一荻。朱五是指朱启钤的女公子朱湄筠，常陪张学良跳舞。蝴蝶是著名电影演员胡蝶，当时确在北平拍电影，但是否跟张学良有如此密切的关系，不得而知。）上海的报界还传说，德国有报纸提议把本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张学良，奖励他维护东亚以及世界和平的贡献，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因此，在那个武力决定一切的年代，拥有几十万大军的张学良不得不在1933年下野出国，可见当时他的不得人心。后来的历史书把这个经历也说成是蒋介石找来张学良，要他替自己顶罪，张学良出于义气，答应了。既然当时人们并没有认为丢失东北是蒋介石的过错，蒋又何必要张来顶罪？

    实际上，后来之所以出现那么多为张学良开脱的历史解释，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西安事变。因为西安事变，张学良成了民族英雄，一白遮百丑，所以，他之前的所有作为，哪怕非常不堪的作为，都有了借口，甚至有了正面的意义。

    不仅如此，小张的功劳还泽及老张，张作霖也因此父藉子贵，变得十分光鲜。大概有很长时间了，大陆出的几乎所有有关张作霖的历史传记、小说、戏剧、影视作品，张作霖的形象都相当的高大，几乎接近样板戏三突出的标准。连他当胡子的历史都变得非常具有正面价值。人家的土匪是打家劫舍的买卖，他这个土匪则是仗义疏财，救人危难的侠义道。张作霖接受招安的时候，出卖朋友的事情没有人提了，如果提的话，也是对方不讲道义；招安时，新民知府问他为什么招安，他回答说，为了升官发财。当然，这个话茬也不能提了，人家为土匪也好，做官兵也好，都是为了老百姓。

    张氏父子在东北的统治，在诸多军阀中其实只能算中等偏上，虽然搞了一些建设，但留下来的像样的东西不多，最宏伟的建筑，大概要算大帅府和将军林（张作霖的墓地）。他们比起山西的阎锡山，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云南的龙云，都还差点意思。更要命的是，他们父子在关外，却几乎一点好印象都没有留下，只有战乱、破坏和由此造成的哀鸿遍野。显然，我们现在的历史叙述和文艺作品，对这对父子的颂扬已经大大超出了他们本来应该有的地位，在他们身上添加了太多的神话。这父子俩，已经完全罩在闪亮的光环里。固然，对于影视作品为代表的文艺创作而言，张氏父子的经历如此具有传奇色彩，的确提供了很多的“说事儿”空间，但一味的美化，也实在不正常。

    有关人头像纪念章的一点考据

    中国一度有过纪念章的盛世。

    劳动佛祖，让他来为自家护身保驾，挂个佛像在胸前或者腰间，这是国人古已有之的老习惯。这些佛像如果是金属做的，而且又足够的扁平，也就跟像章相差无几了。不过，为世俗世界的人做纪念章的事，还是一种舶来货，是洋人先弄起来的，中国人后来一直在学。清朝覆灭之后，别的现代化好像没什么起色，但在这方面倒是进步神速。在山西和江西的旧货摊上，我淘到过孙文、袁世凯、黎元洪、蒋介石甚至曹锟、吴佩孚、张作霖、阎锡山的像章，都蛮精致的，个个人头硕大，端庄可敬。但是翻遍历史书并名人日记和回忆，却没有人人戴像章的记录，甚至军政人士好像也没什么人佩带这种看起来很美观的东西。如果非要佩带点什么的话，大家显然对勋章更感兴趣，在老照片上，后人顶多能看到人们挂上若干或者若干排勋章的形象。

    显然，这些曾经威风过的伟人（用广东话来说叫猛人），不是自身个人魅力不够，就是手下抬轿子的人太蠢，造出了像章，却没有办法或者干脆没有想到让大家都佩带。袁世凯手下的梁士诒等人想出了组织妓女和乞丐请愿团拥护老袁当皇帝的招数，大太子袁克定甚至连报纸都伪造出来，以示舆论一致，居然就是没想到让老百姓人人都戴有袁头的纪念章（哪怕让军政人员戴也行啊）。如果人人胸前都佩戴老袁的像章，别说做皇帝，就是直接做神仙都准保没人敢反对，蔡锷之辈就是想“捣乱”，也没有人会响应。

    不过，在那个时代，并不是所有人都像上面提到过的大人物这样蠢，造出像章只拿它做纪念品，不充分发挥其政治效用。有两个不大的军阀，造了有自己头像的纪念章，然后强令自己的每个部下都佩戴在胸前，如果有人不遵，军法从事。这两个人，一个在胶东，叫刘珍年；一个在关中，叫管金聚。

    相比较起来，刘珍年的推行个人崇拜的力度要大一点，不仅发像章，据说还编了自己的语录，发给手下的军政人员，人手一册，某些警句据说也是要求背诵的。可惜的是，现在刘珍年语录已经找不到了，我搜寻多年都没有结果。如果有一天刘语录能出土问世，肯定是一件让收藏文物的人们高兴的事情。

    更可惜的是，刘、管两位的队伍毕竟太小，不过几万人枪，崇拜所形成的战斗力又不足够大，所以没有显示出像章本身所应该具有的巨大精神威力。他俩先后都让更大的军阀吃掉了。管金聚的遭遇更具戏剧性。打了败仗，本来他是可以化装逃走的，可是，即使变了装，他的士兵人人胸前都有他的像，等于到处张贴了通缉令——于是管大人没有跑成，落到了对手手里，而对手又是个六亲不认的家伙，结果管大人胸前吃了花生米，翘辫子了。

    时间过去了大半个世纪，没有人为我们的刘大人和管大人总结过经验教训：为什么他们的个人崇拜不够有威力？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此二人开创了利用像章推行个人崇拜的先河，拥有货真价实的首创性，仅凭这一点，他们就有资格在历史留下名字。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发生过很多事情，有伦理革命、思想解放，还有科玄论战、教育救国、乡村建设。可是，当时发生的并不仅仅是这些事情，不仅大学生和教授在忙活，很多让后来的人们看起来很不怎么样的人也在忙。对历史发生作用，甚至影响到后人行为的，其实并不都是那些很光鲜的思想和行为。思想家和先进时髦的学生在创造历史，军阀、马贼们也在创造历史，有讲唯物论的就有装神弄鬼的，有拜佛传戒的就有用水龙头给部队洗礼的，有主张教育救国的就有扶箕打卦的。比较起来，利用像章搞个人崇拜，还多少有点创造性。只不过，大家乱忙一场，流芳百世也罢，遗臭万年也罢，究竟哪个影响更大，还真说不清。

    马桶与茶壶的旋律

    北洋军阀时代，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军阀们真正的威胁不是来自外部，而是自家内部的叛离。两军对垒自不必说，双方战斗的胜负往往不在于武器火力的优劣、兵力的多寡，或者战略战术的高下，让一方土崩瓦解的最主要原因往往是阵营里出来一个倒戈将军。倒戈的原因，大多是收买。所以，外国人一直嘲笑中国人，说是中国的战争，不是枪炮在打，而是用银元和烟土在打。

    打仗的时候，军阀内部有叛离的危险；平时无事，内部照样不保险。扩张势力，是每个军阀朝思暮想的事，招兵买马属于正常途径，这个途径虽然可靠，但费银子，招来新兵既要训练，还得买枪械。如果从别人那里挖一支部队过来，虽然要付不小的一笔收买费，但却省下来训练新兵和购置枪械的钱。更重要的是，挖墙脚能让自己的竞争对手实力大损，一反一正，赚了双倍的。当年四川军阀们就是这样挖来挖去，害得大伙恨不得多长几双眼睛把部下盯牢。杨森则把全军的重武器集中起来，交给自己的儿子统一掌管，部下即使叛逃，也拖不走值钱的家什。

    军阀对付这种内部离析的办法，就是尽量用自己人，先是自己子弟亲戚、七姑八舅，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自己家人用完了，就用乡亲，一个村的最好，不行就一个县的，至少得是同省的。“学会某某话，就把洋刀挎”的事，在很多军阀那里都有。

    即使都用自己的亲戚老乡，也不能保证所有人不出事。为此，某些军阀还有一些考验部下忠诚的方式。这方面最绝的是王怀庆，此人属于老资格的北洋将领，一生没有别的爱好，唯独喜欢马桶（老式的木质马桶）。他在办

    公室里摆着马桶，坐在马桶上处理公务。出行带着马桶，他坐一个大轿，马桶坐一个；用人，也是马桶术。

    马桶者，一要用得久，时间越长，用起来越舒服；二要箍得牢，一圈木片，不仅要粘牢，而且要用铁箍给牢牢箍紧；三要容忍污秽——功能就是如此。王怀庆的麾下，第一都是老人，老部下跟他越久，就越受重用；第二拢得紧，一个看一个；第三最重要，要经常容忍王怀庆无缘无故的打骂，打到满脸是血，骂到祖坟冒烟，都能恬然忍受，而且笑脸相对。他的逻辑就是：能够忍受没道理的打骂，就意味着对我的无条件服从，忠诚也就到了家。这样的人，可靠。所以，每当要提拔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不分青红皂白上去一顿拳脚，打到对方脸上开了酱油铺，骂到一佛出世，二佛涅槃。时间一长，部下摸出来规律，只要谁无缘无故挨了领导的揍，大家就让他请客，因为人家要升了。

    不这么费事，却可以保证部下不叛离的办法，也是有的。曹锟的弟弟曹瑛曹七爷，就有绝招。曹七爷是曹锟的小弟，自幼托庇曹锟的余荫，长大以后吃喝嫖赌，一直泡在天津的妓院里。这个世界上跟他关系最好的人，除了那些妓女，就是妓院伺候人的杂役。这些杂役，在上海，被人称为龟奴，在一些近代小说里，干脆称之为王八。而在天津，人们不那么刻薄，称这些人为“茶壶”。

    跟龟奴或者王八或者茶壶打得火热的曹七爷，狗屎运特别好。哥哥曹锟官升了又升，由师长而督军，由督军而数省的巡阅使。曹锟官大兵多，自己兄弟自然得跟着带兵，曹七爷也有资格做师长了，国军第26师师长。曹七爷带兵，用人别具一格，别个不用，净用当初自己泡久了的妓院的“茶壶”。还好，他没有把妓女们拉出来，学孙武子吴宫教战，带出一队娘子军来。曹七爷的队伍在当时很是扎眼。大约“茶壶”毕竟是“茶壶”，做了军官也不失本色，因此，走到哪儿，一眼就能看出来。因此，即使曹家阵营里的人，也称曹七爷的队伍为“茶壶队”。

    曹七爷这种用人之术，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没有人会叛离，因为除了他老人家，世界没有第二个军头肯用“茶壶”当军官。这些“茶壶”们，想要离开也行，但只能再作冯妇，旧业重操，离了曹七爷这一亩三分地，想要挎着盒子炮，满大街耍威风，吆三喝四，门儿也没有。

    马桶和茶壶式的用人之术，人是被箍住了，但集团的效率却差得很。王怀庆长期卫戍北京，没有仗可打，五四运动时，抓示威的学生倒是蛮起劲，也蛮神武，到了第二次直奉战争时被派到了战场，全军就稀里哗啦了。曹瑛的部队，则一直跟着直系的其他部队溜边，一见真章儿，大伙一起尿裤子。

    瞄准射击

    瞄准射击是步兵进入火器时代的基本要领，可是这个要领，中国人掌握起来，很是费了些功夫。引进洋枪洋炮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在这个问题上，国人一直都相当热心而且积极，即使最保守的人士，对此也只发出过几声不满的嘟囔，然后就没了下文。闹义和团的时候，我们的大师兄二师兄们尽管宣称自家可以刀枪不入，但见了洋枪洋炮也喜欢得不得了。不过，国人，包括那些职业的士兵，对于洋枪洋炮的使用却一直都不见得高明。淮军接受了洋枪队的全部装备，也接受了洋操的训练，连英语的口令都听得惯熟，唯独对于瞄准射击不甚了了。1860年代，一个英国军官来访问了，在他的眼里，淮军士兵放枪的姿势很有些奇怪，他们朝前放枪，可眼睛却看着另一边，装子弹的姿势更是危险，径直用探条捣火药（那时还是燧发的前装枪），自己的身体正对着探条。

    过了30余年，洋枪已经从前装变成更现代的后膛枪，而且中国军队也大体上跟上了技术进步的步伐，用后膛枪武装起来。可是，士兵们的枪法却进步得有限。闹义和团时，攻打外国使馆的主力，其实是董福祥的正规军，装备很是不错。从现存的一些老照片看，董军士兵大抵手持后膛枪，而且身上横披斜拉挂满了子弹。可是，据一位当时在使馆的外国记者回忆，在战斗进行期间，天空中经常弹飞如雨，却很少能伤到人。由此看来，1万多董军加上数万义和团，几个月打不下哪怕一个使馆，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了。董福祥的军队如此，别的中国军队也差不多。庚子前五年中日甲午之战，北洋海军的表现大家都骂，其实人家毕竟还打了一个多少像点样的仗，而陆军则每仗就败，从平壤一直退到山海关，经营多年的旅顺海军基地守不了半个月，丢弃的武器像山一样，威海的海军基地周围门户洞开，随便日本人在哪里登陆。当时日本军人对中国士兵的评价是，每仗大家争先恐后地放枪，一发接一发，等到子弹打完了，也就是中国军队该撤退的时候了。当年放枪不瞄准的毛病，并没有多大的改观。

    进入民国，中国士兵脑袋后面的辫子剪了，服装基本上跟德国普鲁士军人差不多了，建制也是军师旅团营连排了，可不瞄准拼命放枪的喜好却依然故我。张勋复辟，段祺瑞马厂誓师，说是要再造共和，讨逆军里有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曹锟的第三师、李长泰的第八师，都是北洋军的劲旅，对手张勋只有5000辫子兵。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北京政府顾问莫里循目睹了这场战争，他写道：“我从前住过的房子附近，战火最为炽热。那天没有一只飞鸟能够安全越过北京上空。所有的枪几乎都是朝天发射的。攻击的目标是张勋的公馆，位于皇城内运河的旁边，同我的旧居恰好在一条火线上。射击约自清晨5时开始，一直持续到中午，然后逐渐减弱，断断续续闹到下午3时。我的房子后面那条胡同里，大队士兵层层排列，用机关枪向张勋公馆方面发射成百万发子弹。两地距离约150码，可是中间隔着一道高30英尺、厚六英尺的皇宫城墙。一发子弹也没有打着城墙。受害者只是两英里以外无辜的过路人。”最后，这位顾问刻毒地向中国政府建议中国军队恢复使用弓箭，这样可以少浪费不少钱，而且还能对叛乱者造成真正的威胁。

    中国军队，自开始现代化以来，所要对付的对手基本上是些处于前现代状态的叛乱者。双方碰了面，政府军只要一通洋枪猛轰，差不多就可以将对方击溃。可是碰上也使用洋枪洋炮的对手，这套战法就不灵了。轮到自己打内战，双方装备处在同样等级，仗也这么打。讨逆之役，双方耗费上千万发弹药，死伤不过几十人。1920年直皖大战，动用20多万兵力，打下来，也就伤亡200余，真正战死的也就几十人。四川军阀开始混战的时候，居然有闲人出来观战，像看戏一样。不过，打着打着，大家逐渐认真起来，终于有人讲究枪法了，毕竟如今不像清朝那会儿，对手净些大刀长矛。洋枪洋炮对着放，成者王侯，甜头不少，所以，在竞争之下，技术自然飞升。到了蒋介石登台的时候，他居然编了本步兵操典之类的东西，重点讲士兵如何使用步枪，从心态、姿势到枪法，尤其强调瞄准射击。

    从士兵的枪法来看，中国的现代化真是个漫长的过程，非得自己跟自己人打够了，才能有点模样。

    双枪兵与双枪将

    说历史的书在谈及军阀的时候，双枪兵和双枪将永远是个能逗起兴致的话题。所谓的双枪，就是一根步枪（或者别的什么枪）再加一根烟枪，意指那些抽大烟的军人们的“装备”。比较起来，按比率而言，在军阀的队伍里面双枪将的比例要比双枪兵高，即使在那些士兵没有抽大烟习惯的军队里，军官也不乏瘾君子。生活稍微好一点就要抽大烟，这是当时的风俗，北京的小富之家，每每鼓励孩子熏一口，说是可以让孩子踏实，不招事儿。那时，人们管鸦片叫芙蓉膏、福寿膏，可见其社会声誉并不像我们今天想象的那么差。同样，双枪兵的产生也跟风俗有关。那个时候，西南和西北地区盛产烟土（论品质，西南的烟土优于西北），统治的军阀为了多收税，鼓励甚至强迫农民种罂粟，而农民为了提高商品率，也多半乐于种植。种的多了，又没有人禁，价钱也就降下来了，谁都抽得起，抽大烟就跟近日吸烟卷一样了。在西南和西北地方，实际上社会各界、上下层人士都在抽。多少个文人回忆都提到，到了西南，轿夫和脚夫路上休息时首先做的事情是抽烟，饭吃不吃倒在其次。由于鸦片这种东西，一沾就上瘾，跟饭和盐一样，离不开，所以，鸦片的种植也就成为农民的一种对经济作物的追求，不断地可以生利(当然大头还是让掌权的军阀收去了)，维持生计。鄂豫皖的红军到了川北，发现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兵源可以补充，当地的农民无论贫富，凡是男性个个都是烟鬼。

    那个时候，抽大烟实际上是种文化，跟我们的饮食一样，不仅有“食”的内容及形式的讲究，而且有器皿的追求（烟枪、烟具），还有吸食环境的建设。稍微讲究点的家庭，待客之具少不了烟枪若干，烟枪的档次代表着家庭的地位。达官贵人，吃花酒是交际，但真正谈事必须趸进密室伴着烟枪来。雏妓学生意，首先不是学唱，而是如何烧烟，烧烟炮也是名妓色艺中艺的内容之一。那些将这毒物输入中国的老外，居然把小脚、辫子和烟枪同列为中国人的象征，反复展出，可恨固然可恨，但扣去源头不论，其实倒也不算冤枉。世界上抽鸦片的人多了，缅甸、印度比我们都早，为什么人家没有发展出如此雅俗共赏的一套文化来？

    军人也是人，逃不出食文化和烟文化的习染。漫说士兵，就是那些当日怀着一腔救国之志、留学日本回来的士官生，回国之后过不了多久也开始吞云吐雾，士兵自然也就拿烟炮当干粮了。那个时候发军饷，经常是半为大洋半为烟土，没有大洋光是烟土也无不可。士兵也跟抬轿子的苦力一样，不吃饭行，不抽烟不行。仗打败了，交枪可以，交烟枪不行。

    按云南军阀龙云的公子（也是龙云的爱将）龙绳武的说法，抽大烟对部队的战斗力其实影响不大。过足了瘾，打仗特别疯，如果战斗正在进行中，士兵也知道不打完抽不上烟，所以往往会拼命地打。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抽烟可以治病，西南地区是烟瘴之地，各种病特多，抽烟人在这方面感觉好得多。

    龙公子是法国圣西尔军校的毕业生，可是在大烟问题上却不按操典说话。其实抽烟对士兵的战斗力还是有影响的。虽然抽大烟跟吸食（注射）海洛因不一样，但也是吸毒，只不过对身体毒害的过程要慢一些。不错，瘾君子是不得一般的头痛脑热，在军队里有了病，同僚们首选的方法是劝你吸烟，不分官兵都是如此。但用鸦片来治病，在当时的条件下，治死的也很多，特别是当患痢疾的时候，用鸦片治，一治一个死。悬赏烟土五两，固然可以激励士兵冲锋，但定期的烟瘾发作毕竟是双枪兵的阿里基斯之踵，只要对方了解了行情，在瘾发或者过瘾的时候攻击，部队多半是要崩溃的。红四方面军入川总是打胜仗，跟摸清了川军的烟瘾规律不无关系。

    所以，随着军阀混战的烈度增强，大家一致的看法还是不抽烟的好。在这个认识前提下，中国军队的双枪兵和双枪将的总量一直在减少。抗战爆发以后，无论是川军还是滇军，将领们纷纷带头戒烟，要一雪内战之耻，所以战绩相当不错。与此同时，中国的烟文化也开始衰败，公共场所的烟具逐渐销声匿迹，虽然抽大烟的人还有，但已经转入地下，不再是一种炫耀了。

    “臭棋篓子”段祺瑞

    跟大多数军阀嗜财如命不同，段祺瑞不爱钱。他为官多年，在清朝时就已经做到了一品大员，进入民国当过陆军总长、内阁总理甚至中华民国的临时执政，可一点积蓄也没有。一大家子人，从来不置产业，下野之后住的房子都是别人送的。不过，无论是台上还是台下，他却从来没缺过钱花，需要的时候，凭着一纸二寸半的条子就能到金城、盐业银行取个几百上千的，既不需要存折，也无需担保。段祺瑞也不好色，几乎没有什么绯闻，偶尔吃吃花酒，多半是不得已的应酬。此公平生只有两好，一是玩政治，二是下围棋。

    那个时代的高级官员，能下几手棋的人不少，但痴迷到段某人这般地步的却少。此公只要有点闲空，十有八九是在棋桌旁。上门来的客人，只要会下，就必然要陪他下几盘。平时公馆里养几个清客，专门陪他下棋，每月从陆军部里支薪水。曾经扫荡日本棋坛的大师吴清源，当年据说是年纪最小的客，吴清源东渡日本学棋也有段祺瑞的支持。

    不过，段祺瑞虽然嗜棋如命，但水平却一般，说他是臭棋篓子也不过分。稍有点功底的人，就可以把他杀得大败，可碍于他的地位，一般没有人敢这么干，况且，上门来都是有求于他的，陪输两盘本是理所应当。然而，段某人棋虽然下得臭，但如果对方故意相让被他看出来，他是不干的。所以，既让他赢，又要不露痕迹，非顶尖高手办不来。那些清客都有这个本事，每盘棋都下得看起来惊心动魄、难解难分，最后总是让段祺瑞赢上那么一目半目的。

    段祺瑞是个相当自负的人，脾气倔强，其特殊的围棋生涯无疑使他的这种性格得到了强化，自以为天分不错，手段很高，至少在中国无人能出其右。古人认为围棋是参合天地、运筹帷幄的玩意儿，段祺瑞也是这样想的。所以，他下围棋，实际上跟他玩政治是相通的。自然，他对于自己的政治才能也相当的自负。

    段祺瑞是个武人，玩的政治都是军人政治，当总理、搞议会、做临时执政，都离不开枪杆子。可是尽管还喝过一年德国的洋墨水，他的军事才能却实在不敢恭维，戎马一生却没打过像样的仗。辛亥革命以及二次革命，跟革命党人打，算是打赢了，没他什么事；讨伐张勋，5000辫子军他用了10多万兵马，胜之未免不武；接下来直皖大战，他麾下的皖系兵多枪好，光大炮就比直系多1/3，而且士兵发双饷，上阵有面包西瓜吃，但一个星期下来，稀里哗啦就败了。军事上不行，政治上就更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东西了，当总理时跟总统闹府院之争，当执政（等于是总统）却闹出了三一八惨案，灰头土脸地退出了历史舞台，最后得靠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养着。此公玩政治跟他下围棋的感觉一样，都是志大才疏而又自命不凡。也许，正是因为围棋上的常胜害了他。

    看起来，身居高位的人，可千万别把自己那点玩意儿上的胜利看得太重。

    “三不知”将军和他的诗

    1925、1926年间，是张宗昌最牛的年月。多年寄人篱下的他，终于占据了山东和河北、江苏的一部，成为国内最有实力的军阀之一。张宗昌的得势令北方数省的土匪流棍欢欣鼓舞，纷纷前去投靠，害得张宗昌的部队番号一会儿一变，越变越夸张，不长时间，十几路军就出来了，更加坐实了张宗昌不知手下有多少枪的传言。

    在中国近代上千个大小军阀中，张宗昌要算名声最差的一位。文化程度最低，一天学没上过，人称“三不知将军”：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枪，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姨太太。所谓的“不知”，实际上讲他这三样东西特别多。第一个“不知”，前面讲过，投奔他的土匪流寇太多，全凭投靠者自己报数，报一千增加一个团，报一万增加一个师，部队总是在扩军，确实没法统计得清。第二个“不知”也是货真价实，张宗昌的统治，是天底下最不讲规矩的统治。各种捐税和摊派，几乎无日无之，搜刮之酷烈，无人能及，而且没有其他军阀都或多或少都要顾及的乡土情谊，对自己的家乡也一样下黑手。过去相声界讽刺韩复榘的事情，实际上都是他的原型（作为河北人的韩复榘，对山东倒还有几分怜惜）。除了搜刮以外，张宗昌还有一大宗来钱的路，就是公开的走私贩毒，其实这种事每个军阀都要沾，但都没有他张宗昌干得这样肆无忌惮。同样精于此道的小军阀孙殿英是个N姓家奴，跟谁都跟不长，就觉得跟张宗昌舒心。第三个“不知”自然也不是人家冤枉他，张宗昌的确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个小老婆。张宗昌随身“携带”的小老婆就很多，据说是“八国联军”，有好几个国家的，此公走到哪里都乐意将他的姨太太队伍带着，甚至出入外国使馆也不例外，一队马弁和一队姨太太，这是上过外国报纸的。除此以外，他老先生走到哪里都要逛窑子，看上哪个窑姐就带出去给他做老婆。租间房子塞进窑姐，外面挂上“张公馆”的牌子，再派上个卫兵，他张宗昌就算又多一位姨太太。不过，几天以后，这个姨太太就被忘记了，卫兵开溜，姨太太再作冯妇，重操旧业。此地的闲汉再逛窑子，总会叫：走，跟张宗昌老婆睡觉去！这话传到张宗昌的耳朵里，他也就一笑置之。

    张宗昌虽说浑，但能在那个竞争激烈的时代里崭露头角，却也不能没有他的过人之处。头一条，有点歪心计。他张宗昌治军是一笔糊涂账，士兵既无训练，也无纪律可言，但他看准了那个年月中国军人都被洋人打怕了，看到高个子蓝眼睛的白人兵就打哆嗦。所以趁俄国革命后东北充斥了流亡的白俄之机，张宗昌收编了1万多白俄兵，每仗都令这些白俄打前锋。其他军阀的士兵，碰上这些丧家的洋鬼子也照样脚软，所以，张宗昌就总是赢，从东北一直打回自己的老家山东。其次是有点急智，当年在张作霖手下混事的时候，张作霖委托洋学堂出身的郭松龄整肃军队。郭早就想拿张宗昌开刀，一次视察张宗昌的部队，两下一碰，话说岔了，郭张口便骂，操娘声不绝于口。谁知张宗昌接口道：你操俺娘，你就是俺爹了！随即给郭松龄跪了下来，害得比张宗昌年轻好多岁的郭松龄红了脸，整肃也就不了了之了。显然，这种急智还得配上过人的厚脸皮才行。

    这样一位大字不识一个，粗鄙而且流氓到了家的军阀，如果有人告诉你，他作过诗，而且还出过诗集，你信吗？别忙着摇头，这是真的，谓予不信，先抄几首在下面：

    其一，“笑刘邦”听说项羽力拔山，吓得刘邦就要窜。不是俺家小张良，奶奶早已回沛县。

    笔者注：奶奶应读作奶奶的，以骂娘的话入诗，真是狗肉将军本色。

    其二，“俺也写个大风歌”大炮开兮轰他娘，威加海内兮回家乡。数英雄兮张宗昌，安得巨鲸兮吞扶桑。

    笔者注：起句妙，足以流传后世。末句开始拽文，估计是经过了身边秀才的修改，“吞扶桑”实际上是句当时流行的空话。

    其三，“游泰山”远看泰山黑糊糊，上头细来下头粗。如把泰山倒过来，下头细来上头粗。

    笔者注：此诗最合古人张打油风格，但有抄袭之嫌。

    其四，“天上闪电”忽见天上一火链，好像玉皇要抽烟。如果玉皇不抽烟，为何又是一火链。

    笔者注：只有烟鬼才有如此想象力。

    据有关人士考证，在1925年张宗昌统治山东期间，曾经花重金请出清末倒数第二科的状元王寿彭做山东教育厅长，并拜王为师，让这位状元公教他作诗，结果是出了一本诗集《效坤诗钞》（注：效坤为张宗昌的字），分赠友好。这位状元据说本来不该是第一，只因殿试的时候正好赶上西太后的生日，主事的人为了拍老佛爷的马屁，故意将个叫寿彭（寿比彭祖）的人提到前面，好让老佛爷第一眼就看见吉利的字眼，龙心大悦。按说，虽然清朝最后几科考的是策论，但混到了状元，帖试诗总是作得的，不知怎么，王状元待到教学生的时候，居然一色的薛蟠体。其实，就是不做这番考证，看着这薛蟠体的“诗”，读者大概也能相信，我们的张效帅的确作过诗的。

    其实，张宗昌当时不仅作过诗，而且还印刷出版过十三经。据看过张版十三经的印刷业人士说，那是历史上印刷和装帧都最好的十三经。在大印十三经的同时，张宗昌还让王状元整顿山东的教育，在学校里提倡尊孔读经，规定学校里必须设经学课，说是要挽回道德人心。看来，我们的张效帅跟薛蟠确有不同，作诗不是和妓女戏子逗着玩，主要为了偃武修文。

    耀够了武的有权有力者，总是免不了要弄点文。从小的方面讲，是他们总以为自家应该能文，甚至作诗，隋炀帝不是说过，就是跟士大夫们比诗才，他也应该做皇帝的。从大的方面讲，修文是为了更好的统治，毕竟，在中国这个“诗之国”里，修文或者能文的统治者总是可以获得更多的统治合法性，

    因为“文”在古意里也包含道德，修文也意味着以德治国。退一万步说，至少让众多的文人士大夫心里感到踏实——哦，原来上头的跟我们有同好！明朝的永乐皇帝朱棣夺了侄子的鸟位，杀够了人（对建文的忠臣夷十族），于是有了《永乐大典》；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后，清朝有了《古今图书集成》、有了《四库全书》。当然，到这个时候就用得着文人了。于是皇帝身边围了一群能文能诗的“上行走”，有权的大臣身边有能文能诗的清客，人们围着一个中心诗酒唱和。传到我们的张宗昌了，身边来了一个状元公王寿彭，于是大家都不再稍逊风骚，不仅书编出来了，而且有诗传世。只是当年的乾隆皇帝留下了四万多首（写了可能有上十万），而张宗昌才薄薄的一小册，难怪康乾盛世总是那么让人看好，说也不够，写也不够，演也不够。

    有权的人只要肯写，肯定会有人叫好，而且是轰然叫好，就像红楼梦里大观园刚建好，宝玉题诗的时候贾政的清客所做的那样，叫好必然搔到痒处。乾隆文思泉涌，逢事必诗的时候，自是喝彩声一片。当年张宗昌写出诗的时候，据说也反响异常，王寿彭就捻着胡子击节赞赏，还为之一一润色——估计是改错字。大家一叫好，写的人能够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也就难了，用不了多长时间，皇帝或者准皇帝都变了诗人，以为自己就是此中高手，再下去，天下的诗文好坏优劣也都待皇帝的金口玉牙来评判了。于是，文网张开了，文字狱出来了。张宗昌虽然在写诗方面略逊于前朝的皇帝，但以言罪人的政绩，却不让古人专美于前。他和他昔日的主公张作霖，杀记者都有那么两下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武夫在忙于战事的时候，对那些乱嚼舌头的新派记者倒还能容忍，一旦开始吟诗作赋、偃武修文了，新派知识分子的脑袋也就有麻烦了。

    清朝有人因写了“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之句，丢了脑袋，那是冤枉的。我想，如果不是冤枉的，用来写成匾，挂在康熙、乾隆老儿的以及张宗昌的书房里，那该多好！

    军汉的审案爱好

    古代，地方上没有专门司法官，地方长官的主要政务之一就是审案子。因此，传统戏剧演清官，少不了开堂审案：大堂之上，手持杀威棒的衙役站立两旁，一脸铁青，杀气腾腾，青天大老爷案头高坐，蟒袍玉带，威严赫赫，原被两告跪在下面，萎萎缩缩，哆哆嗦嗦。清官如果出行，也是八抬大轿，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之流前呼后拥，威风八面，而且免不了有人拦驾告状，青天大老爷走一路断（案）一路。

    进入民国之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大小角色，军汉居多。这些军汉们多是不通文墨的粗人，占了某个地方，除了时不时地火并开战，平日最喜欢做的事情居然是坐堂审案。有的人，甚至抢来戏班里的戏装，把自己扮成清官的模样，蟒袍而皂靴前去断案。

    韩复榘的名声不好，因为抗战时不战而弃山东，而且还被艺人们编了段子说他不学无术“关公战秦琼”。可是当年韩做山东王的时候，却有“韩青天”的名头。是真青天还是假青天不说，此公喜欢升堂断案可是不假。韩复榘主政山东前后将近七年，别的事情都可以不做，但只要他有功夫，山东的狱案他必然要亲自审理的，有时候还要巡行地方，一个县一个县，一路审过去。

    韩复榘审案跟戏里的包公、狄公之类的差不多，只是王朝、马汉换了卫兵马弁，衙役改了手持大刀的执法队。被审的嫌疑人，一个一个地过堂，审问，上刑，打板子或者军棍。韩复榘审案，法律是根本沾不上的，全凭他自己的判断。虽说比《水浒》上李逵断案好一点，但基本上也属于任性胡来。明白的时候，还有点常识，糊涂的时候，常识都没有了。如果赶上心情不好，就该着下面跪着的人晦气，无论情由，不死也是重刑。有一阵儿，韩复榘特别相信自己的相术，审讯“人犯”的时候，一句话不说，只盯着人看，看着看着，右手一挥，执法队就把这人拉出去枪毙；左手一挥，这人就无罪释放。当然，这种审案方式有时也会弄出一些戏剧性的效果来。比如，有次把前来送公文的人也当成人犯，一挥手给毙掉了。有的时候抓来共产党人，如果审讯过程中，这人骨头特硬，坚贞不屈，任你怎么大刑伺候，死活就是不招，韩复榘钦佩这人骨头硬，是条汉子，结果很可能是无罪释放；相反，如果一上刑熬不住招了，韩会特别鄙夷，往往将之拉出去毙了。这种情况，是喜剧。凡出现这种情况，都是国民党的特务机关最头痛的时候。

    明白的人都说，古代所谓的清官，其实都是酷吏，所以司马迁在《史记》里只列酷吏传，不设清官一项。不过，对于老百姓来说，由于酷吏杀的大多为官人，不管是否滥杀，大家还是喜欢，而且在不断的喜欢中炮制出更加合乎自己需要的清官形象来。借这种虚幻的形象，人们一抒小民压抑的心境。做了军阀、统治一方的军汉们，其实个个都是戏里清官的追星族，不管他们实际的统治如何乱七八糟、横暴专制，但有意无意都喜欢模仿清官，既模仿清官断案时的威风，也效法清官断案时的专断。也许，在他们心目中，他们这样做就是在为民做主，主持公道，也没准潜意识里就是想做个清官。但是，这种司法过程（如果还算是司法的话）的实际运作，给社会带来的往往是真正的灾难。

    借佛法斗架的武夫

    二十世纪二十到三十年代，是个佛法重光的年月。在此之前，随着举国上下向西方学习，佛教大有倒运之势。西学东渐的副产品之一，就是佛教的式微。虽然佛教当年也从西边来的，但在新的形势面前，已经变成东方的迷信，不仅西方的洋人看不上，就是中国的士绅也多拿它当祸国害民的累赘。辟佛的理学传统，在西学的接济下，格外地强劲。打戊戌维新开头，新政变本加厉，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只要是办学堂、开工厂，首先要拿佛寺开刀。全国上下，佛教庙产被侵夺者不知凡几，被迫还俗的和尚尼姑更是不知凡几。达官贵人，即使有心对佛慈悲，也是偷偷摸摸，一般不敢公开说话。

    不想十几二十年过去，事情突然转了过来。世上有钱有势的人们，尤其是那些赳赳武夫们，不知怎么一来，对佛教又感兴趣了。和尚和居士升为贵人的座上客，喇嘛与活佛翻作武夫的帐下宾。大小法会东南西北一个劲地开，有求升官，也求发财的，更有求保命的。显然是军阀混战，命运多舛，大家不得不临时抱佛脚，管不管用暂且不说，至少能让自家的心理少点不安。

    不过，只要佛法重光，就不可能仅仅充当武夫和贵人们的心理安慰剂，总是要将光芒溢出来点，照到本来不该照到的地方。湖南这个近代出兵出将最多、仗也打得没完没了的地方，武夫们争钱、争地、争女人、争烟土，在用枪、用炮、用光洋、用烟土打仗都分不出胜负的时候，突然之间忽发奇想，斗起佛法来了。

    事情是这样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湖南的督军是赵恒惕。但是湖南这个南北冲突的四战之地，一向派系纷纭，大大小小十几个军阀，谁都没太把督军放在眼里。对赵恒惕构成最大威胁的是出身保定军校的唐生智。唐生智自从直系吴佩孚部撤出湘南北上和皖系争天下去了之后，占据着湘南小半壁江山，招兵买马，大力扩充实力，隐隐然有问鼎长沙之意。赵恒惕看在眼里，心里着急，但又没有胆子撤了唐的职务或者干脆派兵去打，最后花重金从康边请来了白喇嘛，在长沙开大光明法会，一方面打着为全湘祈福的名义收买人心，一方面借此拉拢湘中其他佞佛的军人，给唐生智好看。当然，如果佛真的发了慈悲，让唐生智从此倒霉，那自是再好不过了。

    督军在长沙开法会，唐生智当然不会不明白其中的深意。不过，唐毕竟占的是相对贫瘠、而且久经战乱的湘南，迅猛的扩军已经耗尽了财力，花不起钱请一个更大的喇嘛或者活佛来跟赵恒惕对抗。但是法毕竟还是要斗的，不斗的话，也许他的部队明天就会士气瓦解，为众多参加大光明法会的群狼所吞噬。这时候，他的好朋友、湘中著名的佛教密宗居士顾伯叙顶上用了。他们的主意是，干脆令他的部队全体受戒，变成一支佛军，在深度上下工夫。为此，唐生智和顾伯叙两个，不辞辛苦地一个营一个营地走，所到之处大治佛堂，全体官兵一律身披袈裟，合十顶礼，由顾伯叙摩顶受传戒，受戒仪式完了，每人发给“受戒证章”一枚，一面书“佛”字，一面书所受的五戒。同时，唐生智演讲佛法真义，说三身佛的含义是，清净为法身，慈悲为报身，忠义为应身。不用说，忠义是最关键的“佛性”。

    还别说，虽然受戒之后，这群武夫该杀人还杀人，但凝聚力还硬是强了不少。在日后的竞争中，唐生智还真的就是占了上风。

    不知道释迦牟尼在西边的极乐世界里，会做何想。

    神仙治军

    说到民国时的四川军阀，不能不提到刘湘这个人。刘湘其人据说很木讷，土得掉渣，不仅没有开过洋荤，像他的同房小幺叔刘文辉那样出身日本士官学校，而且连个四川的速成军官学堂几乎都念不下来，最后还是靠了老师的格外开恩才得以毕业，挎上了东洋刀。川人从来勇于内斗，四川军阀自蔡锷讨袁始，就打个没完。虽然开始打的时候像演川戏，开仗之时总免不了有大批好事的市民扶老携幼前来观战，但打起来也是刀刀见血、枪枪死人。不过命运好像特别垂青刘湘这个笨人，四川的所有“牛人”，有些甚至够得上国家级的牛人，统统败在了他的手下：熊克武、刘存厚、杨森、邓锡侯，甚至连他吃过日本生鱼片的小幺叔刘文辉也在一场大战之后退到了西康。可以说，自袁世凯以来，在成都这个地方做土皇帝的人不少，但屁股坐得最稳的还是刘湘。

    说到刘湘的成功，有一个人不能不说，此人姓刘，名从云，川人称为刘神仙。他的出名因两样东西，一是创立了一个名叫孔孟道的教门（可能是一贯道的一个变种），道徒甚众；二是扶乩请神据说格外灵验。民国是个各种黑社会组织公开化的时代，各种秘密宗教纷纷登台。敢创教的人，多少得有点“法术”，不是打卦扶乩，就是气功治病。刘从云恰恰在两方面都有点名气，所以自1925年开门，道徒就挤破门。刘湘也是在这一时期入的教。

    当时，刘湘已经是四川王了，投到刘神仙门下，完全因为神仙扶乩打卦准。自打入教以后，刘从云事实上成了刘湘的军师，所有的军政要事都要经神仙通过乩盘来决定。也不知是神仙真的有神术，还是他阅历丰富，见机得准，或者是他门徒众多，耳目广，信息特灵，反正刘从云的乩语很是灵验，至少在刘湘那里比较灵，说这个事能成，八九不离十；说这事不成，办起来就是大费周章。特别是刘从云还成功地预测过一次以杨森为首的若干川军将领对刘湘的挑战，使得刘湘占得先机，大获全胜。

    不过，即使是神仙，在得意之余，也难免有忘形的时候。很快，在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军政要员的追捧下，刘神仙不再安于在神仙府研究“预测学”，要直接插手军政事务了。他先是编练了一支“神军”，一个师的建制，全由他的道徒组成，枪炮固然也要，但人家的特技是练刀枪不入的法术，跟义和团似的，害得外面都传说刘湘有陆海空神四军。在围攻川陕红军的时候，刘湘对刘从云的迷信达到了极点，居然让他当了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统一指挥六路“围剿”大军作战。当刘神仙身穿道袍，手执拂尘，将乩盘并扶乩的童子搬进指挥部之后，他不仅让各级将领向他叩头——害得向来不信教的杨森老大委屈，而且总是拿乩语当军令，出发要良辰开仗，要吉日，行军路线都要按照他指定的“行军大吉”的方向——当然，军事地图他是看不懂的，所以有的部队居然走到了悬崖绝路上。显然，这样的总指挥是不可能不打败仗的。六路围攻一败涂地，刘神仙也只好夹起乩盘走人。

    孙殿英和他的“麻将相术”

    孙殿英在近代的中国军阀中，是个小角色，手下最多的时候也不过两三万人枪。不过，他的名气却和实力不成比例，大得很。那多半是因为此公指挥军队掘了清东陵，把西太后从棺材里拉了出来，将随葬的财宝洗劫一空。孙殿英此举，除了将溥仪赶出宫的冯玉祥皮里阳秋地说他是革命行为之外，招来骂声一片。以“国军”军长身份去盗墓，无论怎么说都忒不像话。

    其实，此公本来就是个流氓，当年在豫西起家的时候，就盗墓打劫、贩毒走私、包娼包赌都干过，跟各路毒贩子和流氓都有交情。在他的军阀生涯中，有奶便是娘，谁的旗号都打过，但据他自己说，还是跟张宗昌的时候最惬意，估计是臭味相投，俩流氓碰到一块了。从1922年起家到1947年栽在共产党的手里，孙殿英足足混了25年，其军阀寿命超过了大多数他跟过的人。其秘诀，用他的话来说，就在于他有一套过人的“麻将相术”（不是麻衣相术）。

    孙殿英大字不识一个，但赌技非凡，凡是赌的招数，他都会，于麻将最有心得。他掷色子可以随心所欲，想要几点是几点，从不失手。麻将往桌上一摆，都用不着用手摸，马上知道各家都有什么牌。下回香港再拍什么赌王的电影或者电视剧，其实应该以此公作为蓝本才是。孙殿英的办公桌上没有文房四宝，也没有手枪匕首，一年到头总是摆着各种各样的麻将牌，从竹木的到象牙的都有。此公抽足了大烟，有事没事就拿手摩挲着消遣，就像老葛朗台摸钱似的。一般人赌技高是为了赢钱，但是孙殿英不是，人家自有别的来钱的道，他玩麻将，就是为了交际和相人。

    用他的话来说，人在麻将桌上是最能看出秉性爱好来的，一圈麻将打下来，人是什么德行、爱好什么、吃哪口、弱点是什么全都一目了然。反正不论是敌是友、上司下属、三教九流，孙殿英跟他们交往过程都离不了麻将。

    饭后烟余，几圈下来，对方还蒙在鼓里呢，孙殿英可是知己知彼了。这样一来，后面的事情就好办了，只要用得着，人家好什么给什么就是，反正余下来的招数肯定招招冲着痒处下家伙，不着道的少。所以，无论是北洋时期的河南督军赵倜，还是狗肉将军张宗昌，以及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甚至蒋介石和日本人，任凭他坏事做尽，还都能让他平平安安地坐在他的位置上。应该说，孙殿英的相术是灵验的，用不着去验证史料，只要我们费点心观察一下牌桌上各色人等的表现，也就一目了然了。平常的时候，人人都有假面，可一坐到牌桌前，则不由自主地原形毕露，动作加手势将内心暴露得干干净净，连流口水挖鼻孔这种不雅小动作都不会去掩饰。

    孙殿英玩麻将，不仅有相术，而且还有哲学，在他看来，政治跟赌博是一样的，无非就是把钱收进来，再把钱散出去。收得多，散得开，是玩大政治的；收得少，散得不开，就只好玩点小的。有没有道理呢？读者诸公自己琢磨吧。

    兵变与政治

    1912年2月的一个晚上，商家云集的北京城东安门一带，突然枪声大作，人声喧嚷，向来还算安分的北洋大兵不知从哪儿一拥而出，一厢放枪，一厢乱抢东西。自打八国联军以来，北京人多时没见过这个阵势，一时哭爹喊娘、东躲西奔，像滚水浇在了蚂蚁窝上。刚刚从国外回来的齐如山（后来以帮助梅兰芳戏剧改革闻名的著名戏剧艺术家）倒是不怕，身着西装，站在大街上看了一个晚上的热闹。大兵们不仅没有动他一根汗毛，而且还不断地向他“咨询”。一会儿，一群兵拿着抢来的寿衣问他是不是绸子；一会儿，一伙人捧了一堆化银子用的小碗，问他是什么玩意。一伙大兵拿来一堆纸条，当被告知不过是挽联时，连连大呼晦气；抢着了貂褂的大兵们，当被证实所获最值钱的时候，一齐欢天喜地，大叫没白来。（《齐如山回忆录》）近代史上著名的北洋军曹锟第三师的北京兵变，在一个看客眼里，就是这么一幅画面。显然，不像后来的军阀大兵——兵变和抢劫对他们而言已经是家常便饭，此时的北洋军毕竟是清朝花大笔银子，袁世凯下大力气按照普鲁士陆军模式训练出来的军队，第一次集体抢劫还真有点“棒槌”（外行），不时地需要求教于街头的“顾问”（齐如山语）。

    兵变是袁世凯的杰作。在袁世凯如约逼清帝退位之后，南京的革命党人也如约把临时大总统让了出来，可屁股尚未离开总统椅子的孙中山还有点放心不下，不仅急火火地炮制了一个临时约法，而且还想出了一个定都南京的办法来约束这个乱世枭雄。为了让生米变成熟饭，他派出了以蔡元培为首的使团前来迎请袁世凯南下就职。袁世凯当然不肯就范，离开自家的老巢到革命党的势力范围去，但又不想公开说不，于是他麾下的大兵就演出了这么一出戏。不过，虽然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北洋军更是向以昔日的袁宫保、今天的袁大总统的马首是瞻，但这种纵兵在大街上抢劫的事，还就是外号曹三傻子的曹锟才肯干（曹锟能从保定街头一个什么也不是的布贩子，混成堂堂师长，靠的就是这股绝对服从的傻劲）。从此以后，曹锟的第三师以堂堂嫡系国军之身长时间背上了恶名，直到他的后任吴佩孚接手之后，花了很大力气才得以洗刷，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北京兵变抢了上千家的店铺，更把南方的使团吓得半死（使团住的地方，枪声尤其密），专使们一个个仓皇从窗户跳出，在墙根底下蹲了半宿。兵变的政治效应立竿见影，老袁有了不走的借口：北方不稳。受了惊吓的南方使团也领教了北洋军的厉害，只好作罢。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对袁世凯最后的一点约束，就这样被消解得干干净净。

    不消说，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大的人物之一，谁来写历史，都绕不过他去。不过，他也是近代历史上挨骂挨得最多的统治者，同为挨骂的主儿，西太后至少清朝的遗老遗少不会骂，蒋介石至少国民党人不会骂；只有他袁世凯，清朝的遗老遗少骂，孙中山和身后的国民党骂，康梁党人骂，共产党自然也骂，甚至连他遗下的军阀子孙想要表白自己的时候都骂。海峡两岸的“正史”常常把历史涂得红白各异，只有到了老袁的鼻子那里是统一的，都是白的。虽然，近来对袁世凯的评价逐渐客观起来，说好话的人也有了。不过，在我看来，老袁的鼻子白，别人涂的成分居多，可也跟他自己没把事情做好不无关系，换言之，主要是因为他没有成功。没有成功不是他没有做成皇帝，而是他作为中国现代转换的中心人物，没有完成或者推进这个转换。虽然客观地说，袁世凯从清末到民初，为中国的制度转型做了不少事情，从军事改革到教育和行政改革，着力不少，史迹犹在。可是偏偏在转型的关键环节，袁世凯却没有做好，身败名裂自家也难辞其咎。从某种程度上讲，刚刚提到的北京兵变里，就有他失败的因素，那就是，以不正当的方式玩军人干政的游戏。

    以马上得天下，在政治制度转换时期，本是应有之意。中国如是，西方也如是，英国的克伦威尔，美国的华盛顿，都有武夫的面目，均以武力打出一方天地。袁世凯凭军人力量起家，以当时情势论，非如此也难以服人，多舞弄几下东洋刀，原也无可厚非；在清廷和革命党之间玩抢帽子游戏，让北洋诸将打打停停，一会儿通电誓死捍卫君主立宪，一会儿嚷着坚决拥护共和体制，已经是在借军人玩权术，但还可以勉强算是夺权之际的战术变通。可是到了大总统已经到手的时候，不想南下就位，不肯明言，却玩兵变的损招，说明袁世凯不仅不是当时国人所称许的中国第一华盛顿和世界第二华盛顿，连传统王朝的开国之君都不及，反而像是东汉末年和五代十国时期的军阀。

    对于国家体制而言，军人从来都是双刃剑，成事亦可，败事更易，现代的民主国家如此，古代的帝制中国也如此。所以，人们往往采用各种制度性的防范机制，最大限度地遏制军事力量在政治体制上的作用，尽可能减少或者压制军人在政坛上的发言权。西方现代制度是文官治军、军人中立、军人不干政原则，而古代中国的制度安排，用西汉的一位高阳酒徒的话来说，就是以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所谓提倡文治，以文制武，建构礼制框架。在礼制框架中，武人的地位往往被边缘化。几乎每个传统王朝的皇帝都知道，尽管政权没有武人不行，但对王朝最致命的威胁恰也来自于自己麾下的这些赳赳武夫。

    就辛亥后的情势而言，袁世凯不想去南方就职，只要明的坚持不去，随便找点什么理由都无不可，革命党人实际上是拿他没办法的，否则也不会因区区一次兵变而全面让步。其实，如果革命党人真的有力量，根本不会把总统让出去的，现在大头已经让步，小的方面自然也就不好坚持了。可是，自以为聪明的袁世凯却偏偏选择了最下三烂的对策，唆使军队闹兵变，由此产生自己留在北京的借口。他不仅让军人直接干预国政，而且采取了最不该采取的手段——兵变。要知道，无论什么时候，兵变都是历代统治者最大的忌讳，是对统治的最大威胁，在某种程度上比农民造反更令皇帝焦心，不到万不得已，在上面的人不敢轻易走这一步。更为可怕的是，允许军人以兵变的方式干政，就意味着手段的起码行为规则底线的被突破，以后什么军人都可以干了（赵匡胤陈桥兵变，那是夺取政权的不得已，玩过之后随即就是杯酒释兵权，在制度上将推他上台的武人限制得死死的，否则他就很可能像五代时期所有的君主一样，在下一次兵变中被同一伙武人玩下去。袁世凯玩了兵变，却玩不了杯酒释兵权，所以没有古人的下场好）。

    自曹锟北京兵变之后，袁世凯经历了短暂的凯歌行进的兴奋，北洋大兵不仅帮他扫荡了南方的革命党势力，逼得孙中山、黄兴等人再一次流亡海外，而且和警察流氓一起，包围国会，断水绝粮，逼得国会议员们把袁世凯选成正式大总统。可惜蜜月不旋踵就过去了，骄兵悍将们很快就找到了唐朝中后期的藩镇和五代军阀前辈的感觉，不听命令、侵夺行政权力成为家常便饭，连兵变也很快变得司空见惯了。从北京兵变以后，大兵们烧杀抢掠，技艺日益娴熟，不再需要“顾问”指点，如果齐如山这样西装革履的人还敢往前凑合，那么恐怕连衣服都会被剥了去。散在各处的督军和师长们都成了据地自雄的土皇帝，袁世凯虽然贵为大总统，却谁也指使不动。各省上解中央的款项越来越少，军头们甚至连海关的解款都敢劫了自己花。到了这个时候，醒过味来的袁世凯连声地唱起军人不干政的高调，并且策划废督，可惜已经晚了，对于做了督军的昔日俯首帖耳的部下，他哪一个都不敢动，也动不得。在怎么着都没辙的情况下，出主意的谋士和袁世凯自己一起怀念起昔日君主的威势，于是大家像演戏似的演出了洪宪帝制。各种帝制情愿团，从乞丐到妓女，像农民闹社火似的出现在北京街头，不知是袁的手下蒙了他，还是他自己情愿被蒙，总之袁世凯“顺应民意”做了皇帝。结果却是给各式各样的反袁势力一个合适的借口，蔡锷反袁的大旗一举，散在各地的北洋将领们不仅不帮忙灭火，隔岸观火者有之，暗中助敌者有之，宣布独立者更广而有之，直害得袁世凯坐在家里天天听噩耗，直到害病归西。

    袁世凯逼清廷退位时候，很多人都骂他是曹操，遗老遗少不用说，据冯玉祥说，连北洋军中也有这种议论。当然，他们所说的曹操，主要是《三国演义》上的形象。不过，如果指好行诈术这一点，袁世凯的确有点曹操的味道，只不过，曹操玩的是天子，而袁世凯玩的是军人。曾经担任过袁世凯外交秘书的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在他的回忆录里曾经记录过他和袁世凯的一段谈话。他说袁世凯问他，像中国这样的情况，实现共和意味着什么。顾回答说，共和的意思是公众的国家。袁世凯认为，中国的老百姓怎能明白这些道理，当中国女仆打扫屋子时，把垃圾倒在大街上，所关心的只是屋子的清洁，大街上脏不脏她不管。顾说这是因为人民缺乏教育，他们的本性是爱好自由的，只是不知道如何去获得自由，那就应该由政府来制定法律、制度来推动民主制度的发展。袁世凯表示，那可能需要几个世纪。因此，顾维钧认为，袁世凯虽然贵为总统，却并不知道什么叫做共和国家，什么叫民主政治。其实，袁世凯也算不上是一个合格的传统政治家，他不知道，无论何种政体，玩军人干政都跟玩火差不多，最后这把火不仅烧掉了袁家的洪宪皇帝，连袁大总统的椅子也烤焦了。

    洋人遇见兵

    俗话说，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其实，洋人遇见兵，有时也挺麻烦的。庚子以后的中国兵，对洋人很怵，一方面被八国联军打怕了，一方面担心人家再说自己是拳匪，不文明。所以，即便在革命时期，交战双方的革命党和清军都竞相保护洋人，动粗的时候，只要碰上洋人，不管西洋还是东洋，都客气极了。革命军满大街追着人剪辫子，碰上给洋人当差的中国奴才不乐意，只要洋人出来说句话，辫子就留下了，还要道声歉。

    不过，误会总会有，尤其在打仗的时候，西洋人还好说，毕竟长相有别，东洋人就麻烦，一个不留神，弄错了，就有麻烦。

    辛亥革命后不久，袁世凯和革命党人就闹翻了，革命党二次革命，南京闹得最凶，先后两次枪声响起，打了又打。袁世凯用来镇压南京革命党人的干将是号称辫帅的张勋。张勋拖辫子，是为了表示爱皇帝，爱清朝的皇帝。张勋和手下的辫子兵，辫子粗，手也狠，打散了革命党人，张勋放假三日，放手让这些丘八在城里烧杀抢掠，一时中外舆论大哗。放肆够了的辫子兵在整队集合的时候，张大帅一点名，发现人少了很多，原来不少人抢够了就开溜回家享福去了。兵少了，但张勋却堂而皇之地住进了从前的两江总督府，每日吹号放炮，过过民国的“两江总督”的干瘾。

    然而，没想到辫子兵烧杀杀过了头，把三个日本人也报销了，惹出了外交事端。日本公使不依不饶，非要把张大帅撤职查办不可，外务部说好说歹，千陪情万赔钱，才保住了张勋的官位，但是条件是，张大帅必须放下身段，亲自率领辫子兵到南京的日本领事馆道歉。辫子兵遇见洋人凶不起来，尽管有一万个不情愿，张勋只好带着部下，拖着辫子到日本领事馆道歉。鞠躬如仪之后，日本领事指着张勋脑后的大辫子说：这玩意不卫生。

    不卫生的大辫子，张大帅后来一直拖着，不过他从此以后学乖了，不再误伤洋人，即使在最得意也最失意的复辟时期，也是如此；所以，复辟失败，才可以躲进荷兰使馆，在洋人护佑下全身而退。

    爱皇帝爱得不得了的张勋，遭遇了洋人，直不起腰来，很是委屈；讨厌皇帝讨厌得不得了的冯玉祥，也遭遇过洋人，而且也是东洋人，却有几分潇洒连带几分滑稽。那是在几年之后，身为旅长的冯玉祥被派往湖南常德做镇守使。其时中国的民族主义正在兴起，常德也有反日示威，日本商人于是推领事去找冯玉祥，要求制止反日行为，保护日本商人。冯玉祥痛快地承诺，每个日本商店派两个士兵“守护”，荷枪实弹，刺刀明晃晃的，只要有人进店，士兵就前去盘查。一来二去，弄得日本人的商店门可罗雀，日本商人受不了，只好请求撤去保护，制止民众反日的事儿，也不好提了。

    北洋时期，是个军阀自己对自己的官衔说了算的时代，中央政府要想解除一个手握兵权的军阀的官职比登天还难，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出此下策，即便出来这个下策，实际上也执行不了。对军阀而言，大不了去一个空头衔，但对中央政府而言，却添一个敌人。满清时代，洋人在地方碰到麻烦，公使到总理衙门一交涉，中央政府一个命令，地方都害怕，军人也不例外，只有让步、“保护”的份。但北洋时期这种事有点行不通，如果地方军阀存心找洋人的晦气，中央也无可奈何，除非洋人肯自己出头，派兵过来。但是一般的小事，又不值得洋人大动干戈。所以，碰上冯玉祥这样的人，不仅派兵“保护”过日本人，据说还动过粗、跟鬼子骂过街，洋鬼子也拿他没办法。实际上，其实当时只要张勋挺住，大可以不必受那个委屈。不过话又说回来，对于那些见了洋人硬气不起来的人而言，不管什么时候，也不管自己什么地位，摊上事儿，遇见洋人，总归要低头。

    撒钱的兵法

    袁世凯死后，中国进入了军阀混战时期，军头甲乙丙丁相互开打，先是电报战，然后上枪炮，忙得外国商人一船一船地将西方军队淘汰下来的军火运过来，中国成了国外枪械的陈列所。不过，跟贩运军火的商人不一样，在那些观察过中国内战的外国记者眼里，中国的仗，不是用枪炮，而是用袁头（银元）和烟土打的。无论各方军阀之间结盟也罢，交战也罢，各自的代表都在烟馆和娼寮里把酒言欢，大大小小的交易不停地在做，只要价钱合适，袁头和烟土到位，战争也就结束了。

    当然，这种说法并不全对，真刀实枪的战斗在军阀之间也是有的，因为如果仗打赢了，袁头和烟土一样不少。不过，中国那时候的战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撒钱兵法的确用得非常多，缺了这个法宝好像战争就没味道了。那个以东陵挖坟闻名的小军阀孙殿英有过这样一句名言，政治也好，打仗也好，无非就是怎么把钱挣回来，再怎么把钱撒出去。在孙殿英看来，蒋介石要算是个中的翘楚，所以他是老大。其实，但凡成点气候的军头，多是此道的斫轮高手，只不过，强中自有强中手，碰上了一比，就看出谁的手笔更大了。

    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一边是冯（玉祥）、阎（锡山），一边是蒋介石。一群小军阀首鼠两端，在两边都派有代表。蒋介石出手大，对这些代表，要钱给钱，要女人给女人，绝口不谈立场，也不要求他们站在自己这边；而阎锡山虽然也给钱，但斤斤计较，给人报销点路费，就要求代表回去劝说主公出兵相助。结果是被蒋介石拉过去的人越来越多，连本来倾向冯阎的人也都翻了脸。

    在蒋介石的手下，有位专门撒钱的高手，名叫何成浚。此公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位列上将，却没有带过一兵一卒，专干穿针引线，凿墙洞，挖墙脚的活计。中原大战的西线，蒋介石把何成浚派了过去当总指挥，所指挥的军队都是跟他没有任何渊源的杂牌，也就是我们所提到的原来依违于两边的小军阀，一个不小心，没准就倒戈了。可是何成浚有办法，他从汉口调来一长列“花车”，停在战线己方一侧，花车里不仅有美酒佳肴、云烟云土，而且还有三千佳丽，几乎把汉口有点模样的妓女网罗一空。自己这一方的军官自然可以进去享受，对方排以上军官想要过来，也欢迎，吃喝嫖赌之余，还可以带一叠袁头走。

    就这样，在西线战场，留声机里毛毛雨的靡靡之音盖过了枪炮声，冯玉祥亲率主力在东线苦战之际，西线已经瓦解了。战后，几乎丢光了老本的冯玉祥在日记里写道，他的西北军哪儿都好，就是一见不得钱，二见不得女人。

    岳飞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但没说武官不能爱钱，不可好色。可见在过去的战争中，金钱美女作为基本的激励手段，是不可或缺的。孙子兵法说，上兵伐谋，次兵伐交，最后没办法了才动粗操家伙。伐谋伐兵，都要有金钱做后盾，因为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手艺，其实就是做买卖，多财才能善贾。北伐之初，革命军有主义、有精神，仗打赢了，有威有势，军阀们纷纷靠过来，一旦人多势众，主义和精神就不要了，清除共产党，跟国民党“左派”分手。当了家的新人，仔细打量一下，好像跟旧人也没多少区别，再一次军阀混战，精神和主义都靠不住，只能靠古已有之的老法子。多少年以后，有个研究这段历史的西方人看得明白，国民党取代北洋军阀，叫做“流产的革命”。

    其实，最严峻的问题是传统的强固，革命即使不流产，传统还是有可能回来的。

    前头捉了张辉瓒

    张辉瓒在军阀时代，不算是大人物。他的出名主要由于他是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第一次大规模“围剿”的前敌总指挥，而且一败涂地，经过毛泽东诗词的“表彰”。清末湘军兴起以来，湖南出将军，但战事也多。外面的人打还不够，自己关起门来打。北洋时期，就数湖南军阀的派系多，有赵（恒惕）派、程（潜）派和谭（延闿）派，后来赵派中又分裂出唐（生智）派，湘西还自成一个系统，谁也不理。张辉瓒就属于势力最弱的谭派的一个小小的师长。那个年月，军长、师长、司令遍地都是，有两杆枪就可以充司令，一杆手枪自己拿，另一杆长枪卫兵扛。谭派在湖南，多数时候在野，甚至四下流浪，寄人篱下，所以张辉瓒这种师长能有多少军队，天才知道。当然，张辉瓒还比较幸运，由于主公谭延闿站队正确，选择了国民党，在国民党内又选择了蒋介石，所以在协助蒋介石打败了政敌唐生智之后，谭派居然在湖南当家作主了，虽然此时谭延闿已经将军队交给了部下鲁涤平。

    在谭延闿暂短的主政湖南期间，论功行赏，张辉瓒曾做过一任湖南的警察厅长。说起来，张辉瓒也算是个读书人，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向有儒将之名，所以在警察厅长任上很是出了一回风头。据说他有次设计抓了一个很伤风化却又在政界很有靠山的老鸨，将其就地正法，还附了一篇骈四俪六的判决书，很是让遗老遗少兴奋了一阵子。在跟鲁涤平之后，张辉瓒对付打算跟蒋介石叫板的唐生智，抄后路，也抄得不错，害得唐生智兵马未动，就已经四分五裂崩溃了。

    不过，此公跟红军打仗却运气很差，第一仗就被歼灭（师部并两个旅），自己做了俘虏。幸好由他小舅子朱耀华率领的一个旅，见机得早，开溜及时，不然后来为他修坟的人都没有了。被俘之后，据红军的叛将龚楚说，张辉瓒被带到了朱德那里，朱德表示要办一个红军学校，让张来做教授。张辉瓒还见到了同乡毛泽东，张口便称润之先生，彼此还叙了旧，他们原在大革命时期的广州曾经相识，毛还到湘军做过演讲。张辉瓒表示自己可以给红军捐献药品和弹药。据郭化若回忆，毛泽东显然当时没有杀张辉瓒的意思，双方谈得还不错，而且张的利用价值还挺大，至少对红军的装备改善会有帮助。可是，毛泽东见过之后，不知怎的，张辉瓒就被拉去开公审大会了。会后，张辉瓒的头被割了下来，放在一块木板上，顺赣江放了下去。这颗头后来被葬在岳麓山，蒋介石送了一副“呜呼石侯魂兮归来（张辉瓒字石侯）”的挽联，坟安在跟黄兴和蔡锷的坟很近的地方，规模也差不多。当然，现在的人们是看不到了。

    小时候，我中学有个很好的朋友，他父亲是朱耀华的后人，跟张辉瓒有亲戚关系，由于不满于现实而倾向革命，后来却被发配到了黑龙江的北大荒。他和父亲一直都在为张辉瓒背黑锅，混都混不过去，因为那是领袖诗里提到的反面人物。在“文革”期间，革命小将见了他家的人，就会背诵：“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张辉瓒，就是这样一个很惨的人，很不幸参与了第一次“围剿”，很不幸碰上了毛泽东，碰上了毛泽东又不赶紧逃，还逞能孤军深入，更不幸的是大名被毛泽东的诗记录了下来，想不遗臭万年，难。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