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社会之音

    在诺昂所遭遇的一切使得肖邦在身体和精神上都很疲乏困顿。

    1846年夏天，他完成了创新的《幻想波兰舞曲》以及《船夫歌》后，只作了一些无意义的作品。1847年，他只完成了一首歌曲，这首歌的歌词是克劳辛斯基伯爵所作，他是诗人密茨凯维支的朋友，同时也是一个诗人，他那种神秘的信仰和逆来顺受的宿命论，似乎和肖邦所经历过的那种幽暗抑郁的世界相吻合。这首歌曲虽然在这种沮丧的心情下作成，却成为最鼓舞人心，最能表现他在艺术上完美成就的一首波兰歌曲。这首歌曲和那首《B小调钢琴奏鸣曲》一样，都是在一种类似的情绪背景下完成的；这种情形更加深了人们的一种印象——成熟的肖邦已经了解到如何控制自己的感情。他的作品不再直接受到环境影响，而是经过了净化的。

    这首歌曲中表现出的肖邦的音乐形象是那么的精致细腻，开始部分是温暖舒适的大调音调，慢慢转换成一种抑郁的叫喊。歌词是：

    他们从这些山丘之上，携带这些梦魇般的十字架；他们从老远的地方，望见了天堂。在光芒的照射下，他们的族人正在山谷中，背负着重物；虽然他们之中有些人，无法进入这些空间，但是他们看见了耀眼的光芒。他们为了追求生活上的舒适，永远不会坐下来，甚至不理会是否已被人遗忘。

    原稿下落不明，但是有说法说肖邦曾经增加了一些歌词，这也许正是探索当时肖邦情感创伤的一条最佳线索：“世界上再也没有一种悲哀，比在痛苦中回忆过去的幸福日子更大的了。”

    这首歌曲是他的最后一首作品。

    1846年夏天，是肖邦在诺昂度过的最后一个夏天。第二年夏天，肖邦因为病得太重，没有离开巴黎。

    1848年2月16日，星期三，肖邦在普莱尔的沙龙举行了一场音乐会。这个地方似乎与他特别有缘，大约20年前，他也是在这个舞台上开了一场演奏会。这次演奏会是他在巴黎，最后一次以一个钢琴演奏家的身份出现，与他一起演奏的有法朗哥曼，以及小提琴演奏家阿拉达，他是巴黎音乐学院的一位教授。他演奏了一支莫扎特的三重奏曲（E大调），以及他那首新的大提琴奏鸣曲的最后三乐章。在独奏部分，他所演奏的都是温柔、含蓄的时髦作品：《摇篮曲》《船歌》，还有一首夜曲，以及一些玛祖卡舞曲、华尔兹舞曲、前奏曲以及练习曲。肖邦当天显得非常脆弱，参加他这次演奏会的权贵人物比较少，哈雷是其中之一，他在自传中说明了肖邦是如何演奏那首《船歌》的：“当需要使用最大精力时，钢琴中却出现了相反的声调，但是这种美妙的、不同的音调，却让人怀疑，这种新的曲调是不是比我们所习惯的还要来得美好？”

    肖邦没有因观众的热烈反应而高兴。在这场音乐会举行的前几天，他给家人写的一封信上表露了他当时的心情：

    ……我的思绪都被音乐会所占据，这场音乐会将在这个月的16日举行。有一天早晨，我的朋友们跑来对我说，他们要为我举办一场音乐演奏会，我不需要担心任何事情，只要坐下来演奏即可。所有的入场券在一个星期之内销售一空，并且每张门票的售价是20法郎，观众们甚至还联名要求我举行第二场音乐演奏会，这点我还没有考虑。宫廷方面也订购了40张门票。当报纸上登出也许我会举行一场音乐演奏会的消息时，人们特地从布雷斯特以及南特写信给我的出版商，要求为他们保留座位。我对这种热情感到震惊，凭良心说，我知道我现在的演奏比从前更糟。

    音乐会结束几天后，巴黎爆发了另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就是所谓的“二月革命”。起因是人民对菲利普一世滑稽式的统治极度不满。

    1846到1847年间，法国发生了经济危机，虽然危机产生的原因主要是收成不好，与执政当局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平民的不满情绪却达到了顶点，终于爆发了革命。这场“二月革命”结束了菲利普一世的政治生涯，开创了“第二共和”的新局面。

    “第二共和”于1852年结束，原先已被捕入狱的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1852年11月，路易·拿破仑称帝，即拿破仑三世。他遵循他那著名的叔叔拿破仑以及被他自己所铲除的菲利普一世的老路，以集权方式治理法国。

    “二月革命”造成了戏剧性的结局。贝里欧兹在他的回忆录中，很生动地进行了描写：

    巴黎人正忙着埋葬尸体。曾经被用来建造防御工事的铺路材料，已经被替换了。人们又把它挖出来，也许明天还能用得着。我来到这里，就直接去了圣·安东尼郊区。在那里我看到了一幅满目疮痍的景象，甚至连巴士底狱圆柱顶端，象征着自由精神的女神身上都有一颗子弹。树木被砍伤、被打倒，房子被炸坏了，广场、街道、码头——每一件事物好像都仍然在令人震惊的血腥的混乱下颤动着。

    如此一个疯狂暴怒的时代，大屠杀的环境中，谁还会想到艺术？剧院关门了，艺术家破产了，教师失业、学生四散；钢琴演奏家们沦落到在街道的角落里演奏奏鸣曲，画家们清扫着阴沟，建筑师们在为公共建筑物涂灰泥。

    在所有的艺术家中，境遇最困难的要算音乐家了。一位在剧院表演中得第一的小提琴手，如果通过教书每年能赚900法郎的话，已经很幸运了。但是现在很难保证他还能有这么多收入，因为他们的学生都走了。真不知道这些人的命运将会如何呢？

    昂贵的伦敦之旅

    肖邦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已不存在，他的学生们也像其他人一样四散了，社会产生了一种新秩序、新价值观。乔治·桑曾热切盼望的理想，已经实现了。这时肖邦接受了一位苏格兰学生简·斯特林的邀请去苏格兰拜访她及她的姐姐厄斯凯恩太太。他曾经很严肃地考虑过，自己这样的健康情形是否适合这种旅行，但他很快便下定了决心。他收拾好行李，坐船渡过了汹涌的英吉利海峡，在1848年4月20日下午6点抵达了朴茨茅斯。经过短暂休息后，第二天他抵达了伦敦，那天是星期五，他受到简·斯特林和她姐姐的欢迎。几天后，他租下了位于多佛街48号的一所设备豪华的公寓。他的书房很大，大到足够摆放下三架巨型钢琴。有许多人拜他为师，但他渐渐发现，许多业余的学生只不过想声称自己是肖邦的学生，并非想进一步发展他们的音乐天赋。

    他一堂课收取1英镑的学费，因为他所租的房子每个月需要40英镑的费用，昂贵的生活费令他担忧，但是简·斯特林是他最忠心耿耿的，甚至有点热心过度的学生，她了解他的处境，时常资助他，但后来，她让人窒息的慷慨剥夺了轻松的气氛，而肖邦所需要的正是这种轻松的气氛。

    肖邦当时的健康状况很不佳，但他仍打起精神去看歌剧。肖邦花了2.5英镑去听珍妮·林德所唱的贝里尼歌剧。后来他们还见了一面，肖邦对她的称赞是“一个典型的瑞典人，她身上散发的不是一种普通光芒，而是像北极星一样的亮光。”除了听歌剧，他也努力周旋于伦敦贵族的社交应酬中，但他不太适合这种事情。

    我们能够从肖邦写的信件中，看出这座城市生动鲜明的气氛留给他的深刻印象，也能感受到他对新环境的兴奋。他这种心情就如同初抵巴黎的头几年。5月6日，他给他的学生写信：

    所有的巴黎钢琴演奏家都来到这里。普鲁登和爱乐社合作的音乐会不太成功，因为这里需要的是古典音乐。索尔柏格在林德所表演的那家歌剧院，订了12场音乐演奏会的演出合同。哈雷将演奏门德尔松的作品……

    门德尔松是1847年11月去世的，伦敦因此充满了感伤的气氛，门德尔松是唯一一位受英国大众如此欢迎和敬重的外国作曲家。他的名望并不局限于某些阶层，几乎能与维多利亚女王等量齐观。他的乐曲不仅在“朱丽安的逍遥音乐会中”胜出，而且在有影响力、有威望的“爱乐协会”的节目中同样显得突出。

    爱乐协会是当时英国最重要的音乐社团。他们邀请肖邦出席一场音乐演奏会，这对肖邦来说是一项非凡的荣誉，但是肖邦却婉谢了。此举招来了许多批评。《伦敦时报》的大卫逊——门德尔松的狂热支持者之一，也是一位令人敬畏的作家，他对这种“侮辱”极感不满。但肖邦似乎并不关心这件事，他给葛兹马拉写了一封信：

    后天，萨瑟兰女公爵将会把我推荐给女王，女王将因为一项命名仪式到这里访问。如果女王能了解并喜欢我的作品的话，那该多好，这样我就能够在高处被人歌颂。

    爱乐协会曾邀请过我，可我不想在那儿演奏，因为我不想和管弦乐团一起演奏。我曾在那儿看过普鲁登演奏他的协奏曲，演出很失败。在那里只适合演奏贝多芬、莫扎特或门德尔松的作品。虽然有人告诉我，我的协奏曲已在那儿演奏过，并且很成功，但我不想尝试，因为很可能会一无是处。管弦乐团就像他们的烤牛肉或他们的甲鱼汤——杰出、强壮有力，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我所说的不是借口。

    还有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他们从不彩排，因为现在每个人的光阴都非常宝贵。

    肖邦在萨瑟兰女公爵的寓所被推荐给维多利亚女王及女王的丈夫。在那里，她的女儿跟着肖邦上课。

    即使他的演奏非常成功，但实际上他从未在王宫里为维多利亚女王演奏过。但是却有很多谣言，甚至说女王已经成了肖邦的学生。8月19日，肖邦给家人写信，这封足有三页的信中充满了肖邦对爱丁堡的看法，以及一些场合留给他的印象：

    一天，萨瑟兰女公爵邀请女王参加晚宴，当晚只有80位宾客，全都是伦敦上流社会的翘楚。除了普鲁士王子及王室家族外，都是一些像老威灵顿之类的人物。女公爵把我引见给女王，她和蔼可亲，并与我交谈了两次；王子是位热情洋溢的业余音乐家及作曲家，他曾走到钢琴边。

    萨瑟兰女公爵的府邸实在太豪华了，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形容，所有的王宫及城堡都是古老、金碧辉煌的。那些楼梯就因它们的庄严壮观而著名。它们不在出入口，也不在通道上，而是在房间的正中央，让人感觉好像置身于庄严的图画中一样。另外，巨大的厅堂中还有雕像、画廊、悬挂物，还有地毯，它们都是用最可爱的透视法设计出最可爱的景物。

    在这些楼梯上，华丽的灯光下，能清楚地看见女王，她被戴着各色钻戒、穿着各色丝质衣衫的人包围着。出身高贵的高雅人士相互交谈着，每个角落都能找到让人赞叹的新奇事物。让人遗憾的是，如果保罗·维洛内塞（意大利画家）能看到这样的景观，那他一定能画出一幅更伟大的作品。

    这个时期，教学和在贵族家中演奏是肖邦的收入来源，他每演奏一场，收入20英镑，而且这些场合中，他不但能遇到贵族，还能遇见狄更斯、卡莱尔等这样的知名人士。为了支付昂贵的生活费用，他几乎被迫接受任何邀约。

    6月23日和7月7日安排了两场私人性质的音乐演奏会，每张门票1英镑，他赚了大约300英镑。第一场音乐演奏会在亚德莱·萨托里斯夫人家中举行，她是著名演员查尔斯·坎波的女儿。第二场在詹姆斯广场街二号，福尔摩斯爵士的伦敦大厦演奏。这两场音乐会中，肖邦演奏的节目是相同的，其中有《第二谐谑曲》《摇篮曲》及其他各种乐曲。保林·凡多特在第二场演奏会中演唱了一些肖邦的玛祖卡舞曲。《伦敦每日新闻》7月10日发表评论说：

    他成功地表达了乐曲中最艰深的部分。他用纯熟的技巧沉静、平顺地演奏。他运用精湛的演奏技巧表达出了精致高雅、成熟、圆润、快速、节奏感明畅的乐曲。更有特色的是他的音乐流露着自由思想及浪漫的抑郁感，这些似乎是这位艺术家心灵的自然表现。

    孤独而热闹的夏季

    欧洲各地都爆发了革命，这让每年一度的欧洲大陆旅游度假难以成行。贵族们遵循王室家族的例子，纷纷来到苏格兰。刚巧7月正是狩猎季节的开始，这项刺激性的活动使苏格兰显得格外吸引人。肖邦也决定赶时髦，而且他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向导简·斯特林，虽然她有时太过殷勤。

    7月17日，肖邦给葛兹马拉写信说：

    我的苏格兰女士们非常和蔼可亲，但有时和气得惹人烦，让我不知如何是好。她们坚持要我到她们苏格兰的家中，这本是好事，但最近我实在没心情。她们无论做什么事，如果不感到烦的话，似乎就不像是在英国。

    简·斯特林的姐夫——托芬奇爵士邀请肖邦去度假，8月初，肖邦搭火车经过伯明翰和卡里索前往爱丁堡。12个小时后，到达了爱丁堡，这是一座精致的城市，肖邦在那里休息了一段时间，便坐上一辆特别为他准备的马车前往托芬奇爵士的住所考德尔公馆。

    8月19日，肖邦给家人写了一封信，描述了他初次看见这所房子的感想：

    这是一座四周都有广大庭园的古老庄园，庭园里长满了古老的树木；你只能看见草坪、树木、山和天空。围墙厚达8英尺；每边都有画廊，黑暗的走道两旁挂满了古代画像，画有各种不同色彩、不同服装的苏格兰人。他们有的穿着铁甲，有些穿着长袍，每一幅画都充满丰富的想象力，甚至还有一些我从未见过的鬼魂。昨天我曾仔细看过所有的画像，但我还是找不出一幅描绘这座城堡的。

    我住的房间也很好，我想要的每件东西都会立刻出现，就连巴黎的报纸也每天送过来，这里平静、安祥而舒适……

    虽然肖邦很喜欢度假，但他仍然觉得必须举行演奏会，同一封信中，他又这样写道：

    ……他们让我在爱丁堡举行演奏会，如果身体允许的话，我很乐意这么做，因为举行演奏会，既能让我获益，又能打发这个冬天。和往常一样，我过得很舒适，不知道如何使收支平衡。许多人留我在伦敦过冬，却不考虑这里冬天的气候。我想要做些事情，但却不知道到底想做什么。我会在10月作决定，根据我的健康和荷包的情况而定，因为荷包里多放一个英镑，并不是什么坏事。

    如果伦敦没有这么阴暗、拥挤、多雾，还充满着煤烟臭味的话，我现在早已学会了英文，这些英国人和法国人不一样，和他们一起，我变得更孤独，因为他们想到的只是钞票。他们喜欢艺术的原因是它是一样奢侈品。他们心肠仁慈，行为却很古怪，我都很奇怪为什么在这儿长大的人如此刻板，就像一部机器。如果我再年轻些的话，也许我会来这儿过这种机械似的生活，去各处举行音乐演奏会，在音乐事业上取得成功，赚更多的钱，但是现在我实在很难让自己成为一部机器。

    今天这里的天气很好，乏味无聊的事情也没有找到我，花园中有盏很漂亮的灯，我忘了一切俗事，我很愉快，并且不再去想冬天，直到必须想的时候。

    8月26日，他到了曼彻斯特。28日那天，那里举行了一场“绅士的音乐演奏会”。

    1848年的曼彻斯特是座欣欣向荣的城市，是工业革命的顶尖城市之一，也是政治上的改革中心之一，但是缺乏爱丁堡那样的文化气息。肖邦发现曼彻斯特甚至比伦敦更阴暗，煤烟臭味更重。但是他很幸运地住在了这座城市的郊区——索尔斯·舒怀伯的克兰波索屋，索尔斯是位富有的制造者，还是一位艺术赞助者，现在克兰波索屋已不存在了。1930年，被一座宅院所取代。

    在曼彻斯特举行的这场音乐演奏会中，肖邦的钢琴独奏曲被零星点缀在流行曲和罗西尼、威尔第、贝里尼等人所作的管弦乐曲之间演奏。

    当时正是最适合享乐的夏季，但肖邦对他的生活情形并不满意，在8月18日，他给伦敦的朱利安·方塔那写的信中透露了当时的困苦与悲伤：

    我们是两把破旧的琴，被时间和环境摧残之后，只能演奏出毁坏了的顿音。一点不错，就是两把破旧的琴。即使你受到保护也只表示你不会受到美丽的毁谤、尊严的轻视或非难。

    演奏的始末是完整的，但是琴上的弦已经折断，琴上的一些木钉也不见了。我们是庆典场合中的创造者，即使著名的小提琴制造家斯特拉第瓦也修补不了我们。我们不能产生出新的声音，变得僵硬了，没有人能给我们提供任何东西，这里缺乏修补专家。我几乎无法呼吸，我准备放弃这个魔鬼……我活得好像植物，耐心等待着冬天的降临，一会儿梦到家，一会儿想到罗马，既欢乐又忧伤。

    从曼彻斯特回到爱丁堡，肖邦在一位波兰医生家住了一阵子，简·斯特林努力让肖邦生活得舒适安逸。当她尝试重新为肖邦创造诺昂的一些气氛时，肖邦却开始觉得由她做伴太压抑：

    我变得乖戾、沮丧，人们对我过度的注意让我觉得厌烦。我无法呼吸、不能作曲，虽然他们包围着我，但我仍感到孤独。孤独，孤独……他们是一群可爱的人，对我和蔼体贴。这儿有很多女士及七八十岁的老贵族，但是没有年轻人。他们不能打猎，我不能到户外去，因为几天来，外面一直在下雨刮风。

    玛西莉娜公主是雷兹威尔家族的一员，拜访她时，肖邦获得了一次舒解的机会，肖邦说：“在他们的波兰精神的润泽下，我复原了一些，他们给了我在格拉斯哥演奏时的气力。许多高贵的人们都聚集而来，听我演奏。天气很好，王子和公主从爱丁堡乘火车前来。”

    9月27日，格拉斯哥音乐演奏会在“商人音乐厅”举行，该场音乐演奏会中，肖邦演奏的都是一些较不吃力的乐曲，虽然他也演奏了《第二叙事曲》，但毫无疑问，他把其中比较困难的部分删除了。接下来，肖邦来到了距施特林很近的基尔屋。10月1日，在给葛兹马拉的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

    西伯斯夏的周日没有邮局，没有火车，没有马车，没有一艘船，甚至连一只狗也没有。

    这封信中，他继续一会儿幽默，一会儿绝望地写道：

    ……未来的发展情形很糟糕，我更虚弱了，我作不了任何曲子。没有创作欲望，这比身体不适更可怕……从早上一直到下午两点，我都无所事事。然后当我穿衣时，每件事情都让我紧张，我一直喘气到晚餐时。我必须和这些人一起坐在餐桌旁，看着他们，和他们谈话，听他们说话。

    我感到厌烦，我想一件事的时候他们想的却是另一件，于是我回到书房，在这里，我才能集中精神，感到有些气力。……然后我的好但以理（但以理是旧约圣经上记载的希伯来先知，因对神极其效忠，所以被困在狮窟也没有受到伤害）引导我回到卧房，脱衣，上床，熄灯。我能自由呼吸和做梦，第二天，同样的事情又开始了。当我渐渐习惯这种生活时又要到别处去。我的苏格兰女士们不让我安静，要么她们来接我，要么我走马灯似的到她们家里去。她们的礼貌让我窒息，但出于礼貌，我又不能拒绝。

    10月4日，肖邦在爱丁堡举行了一场夜间演奏会，这场演奏会是按照“李斯特模式”举行的，这种方式在当时很不寻常。所谓的“李斯特模式”是由一个音乐家负责所有的节目，而不是按照当时的习俗由一位声乐家从旁协助。

    难熬的冬天

    冬天的气息渐近。肖邦到汉弥尔顿公爵夫妇豪华的汉弥尔顿王宫做了几天客，在回爱丁堡的途中，受了风寒，这让他的身体更虚弱了，他发现自己所过的日子刺激兴奋，又太殷勤有礼，以至于他身心感到窒息。10月21日那天，他给葛兹马拉写了封信，这封信中，他对英国贵族及他们的社交生活，给予了一种充满轻蔑意味的讽刺：

    在这里，艺术就是画图、雕刻和建筑。音乐不被人们称之为艺术，如果你提到一位艺术家，那英国人立刻会认为你所说的是一位画家、建筑家或雕刻家。音乐只是一门行业，并非一项艺术，没有人会把音乐家冠以艺术家的名称，因为在他们的语言及风俗习惯中，音乐是艺术之外的另一件事。如果问英国人，他们会说这种情形是音乐家的过失，他们不尝试突破，只演奏些古怪的民谣，为一些附庸风雅的人演奏。如果你教他们一些新的演奏方法，又会被当做是笑话。我曾到一位在此地被视为伟大音乐家的女士的城堡里住过几天。

    有一天，我和其他的苏格兰女士们分别演奏及演唱完全不同的歌曲后，他们带来一种手风琴。她开始以一种最庄重严肃的态度用手风琴演奏出了最凶暴残忍的曲调。但是又能怎么样呢？

    在我看来，这里的每个人好像都有毛病，还有一位女士给我看她的纪念册，并对我说：“女王也在里面，我就在她旁边。站在第三个的是玛丽·斯图尔特的第十三位侄女。”另一位女士为了标新立异，特意站着演唱，并自己弹钢琴伴奏，她唱了一首英法混合的浪漫歌曲。

    欣赏我作品的人要求我演奏我的第二首曲子，因为他喜欢这种乐声。每个人听完后都说：“节奏像流水一样。”我每次在英国女人面前演奏，她们总是对我说：“节奏像流水一样！”她们演奏时，专注地望着我的双手，用很大的感情演奏出错误的节拍。古怪的一群人，上帝帮助她们吧！

    10月31日，肖邦终于回到了伦敦，在詹姆斯王宫街四号租了一间暂时性的寓所。11月时，他给葛兹马拉写了两封信，这两封信描述了他忧愁黯淡的处境：

    自从抵达伦敦到现在，18天过去了，我一直在生病，我一步都没有离开这间房子，我得了严重的感冒，头疼得厉害，呼吸短促。总之，很多恶劣的症状发生了。以前我不介意任何事情，也从不诅咒任何人，但现在我感到生活如此难以忍受。我忽然觉得如果能够诅咒乔治·桑的话，日子或许会好过些。但是我知道她也在受苦，而且一定比我还痛苦，因为愤怒会让她变得苍老。

    我那和蔼的苏格兰女士们再次让我感到厌烦。厄尔斯金太太是位非常虔诚的新教徒，情操高尚，也许她希望我能成为一位新教徒，她给我圣经，和我谈论灵魂的问题，并为我唱赞美诗。她很虔诚，也很可怜，她好像很关心我的灵魂，她一直告诉我，另外一个世界比这个世界更美好，我衷心地了解这一切，并且引用圣经里的话来回答她，向她解释，我很谅解，并且能了解所有的这些事情。

    如果我身体健康的话，我会舒舒服服地在此地生活，但我很虚弱。在三个月或四个月后，我将耗尽现有的一切。

    11月16日，在伦敦市政厅的大厅堂里，肖邦举行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场音乐演奏会。这场音乐演奏会的举办目的是帮助那些波兰难民。他因为身体不适，所以只演奏了一个小时。这次公开演出让他觉得自己再次和流亡的波兰志士们心连心了；但是肖邦的爱国形象却完全被人们忽视，他向演奏会的舞台告别时，群众没有为他举行任何仪式，也未曾向他喝彩。

    在报道这场音乐会的人看来，他根本算不了什么，甚至连“肖邦先生”这种头街也没有。这是多年前，他非常勇敢地在维也纳为他的名望奋斗时，人们给他的头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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