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邦热恋着乔治·桑,虽然乔治·桑形容自己对肖邦的感情,仅为“母性的爱”。她正着手写一本小说,并忙着教导她的小孩。乔治·桑还养了一只羊,以便挤羊奶。她亲自料理三餐,并且让新环境像个家的样子。她也与孩子们一起嬉游,还和他们一起到帕尔玛去看戏,但她最主要的心思还在小说创作上。肖邦则继续作曲,因为身边有乔治·桑,让他得到了很多灵感。肖邦由于健康不佳,不得不待在修道院里。当他独自一人时,他觉得非常恐惧不安。据乔治·桑的说法,维德莫沙对肖邦而言,是个充满着恐怖和幻象的地方。
乔治·桑和肖邦最初计划到马约卡岛时,是想获得更进一步的创作经验,但是事与愿违。肖邦创作新乐曲的梦想只实现了一部分。他的钢琴由于运输不便,直到1839年元月中旬才送到,所以他只好先使用当地的粗劣钢琴。
《前奏曲集》终于完成了,在1月22日,他给朱利安·方塔那写信,请他亲自交给普莱尔。虽然这本乐集的大部分是在来马约卡岛以前写好的,但其中至少有4首是在岛上完成的,其中一首到11月底才完成,那时的肖邦正卧病在床。这首曲子后来被改编成了风琴曲,并且在肖邦出殡时演奏过。
这是凄恻的哀歌,每个音符似乎都很有意义地反映出了他内心深处的思维和感触。在同一张乐稿上,肖邦谱了一连串悲哀、奇特的音符,这就是《A小调前奏曲》以及《E小调玛祖卡舞曲》。稍后出版的第41号乐曲集中,就有这两首曲子。
乔治·桑在她的小说《我的生活故事》中提到,一天暴风雨过后,她回到修道院,听到肖邦正在演奏《前奏曲》,伴着屋檐滴下来的雨滴声,交织成了奇妙的和谐感。乔治·桑写道:“我当时让他注意这些雨滴声,但他根本听不进我的话,甚至对我用‘模仿的和谐’这个词感到恼怒。其实,他是对的,他的天才就充满了大自然的神秘与和谐,根本不需要模仿。”
乔治·桑所说的这首曲子,从没有被人发现过。有人说,可能是那首《B小调前奏曲》,因为曲子中有故意的停顿,而且右手弹奏部分有反复使用同一个音符的情形。但人们通常都会想到另一首《降D大调前奏曲》,也就是那首非常流行、被人称为《雨滴前奏曲》的曲子,因为它有着相同的持续曲调,并且从头到尾保持不变的八分音符……
不知道肖邦当时的心情如何,但是他想要在音乐中表现的东西是抑郁、庄严的,就像死亡幽灵的呢喃一般。但是有一首短的《降B大调前奏曲》是例外,在这首曲子中能看到一线刺过黑暗云层的阳光。
肖邦在马约卡岛的作品差不多都是很忧郁的,似乎都表现了他内心所受的煎熬痛苦。例如他那首悲剧色彩浓厚的作品《C小调波兰舞曲》就曾被俄国作曲家比喻为“波兰沦陷的悲歌”。
人们都认为,肖邦那首忧郁的《C小调波兰舞曲》和另外一首姐妹作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那首充满了希望的姐妹作《A大调波兰舞曲》是他1838年前往马约卡岛前,在10月作的。一种严厉而残酷的现实生活取代了早期单纯而美妙的生活景象,肖邦已濒临绝望的边缘。
暴风雨的乌云表现在他戏剧化的《第三谐谑曲》中。1839年1月,他着手写这首曲子,同年夏天完成。他把这首曲子献给了他最亲密的朋友,也就是他的学生阿道夫·古特曼。古特曼比肖邦小9岁,他是第一个强有力地演奏出谐谑曲的和弦节奏的人,他因此声名大噪。有人说他这种强有力的演奏,“使桌子都被敲破了一个洞”。
肖邦终于看清了他们所处的环境,周围的人们不和蔼,他内心孤独,气候对他的健康有不利影响等,这一切都加深了他的不安,也影响了他的行为,最后,他整个人差不多快要被这种困苦的环境所吞噬,内心也受到了严重的伤害。最后,他与乔治·桑不得不决定结束他们的马约卡岛生活。冬天的雨季结束后,他们离开了这个岛屿。
诺昂的创作生活
1839年2月13日,肖邦和乔治·桑还有孩子们搭上了“艾尔·马洛奎”号。肖邦衣着褴褛,前往巴塞罗那时,海上波涛汹涌,他却没有得到适当的照料。他们被一艘像装了一群活猪崽似的船运送着,抵达巴塞罗那后,他们赶紧转搭了一艘法国船,肖邦这才获得了适当的医药治疗。这个时候的肖邦就像经历了一场探险后的幸存者,显得憔悴不堪。
休息一个礼拜后,肖邦和乔治·桑动身前往马赛。在这里,肖邦恢复得很快,从他写给友人,特别是朱利安·方塔那的信上,可以看出他的一种警觉性的商业头脑。他已不再是那个年轻、毫无经验的作曲家,他急于把自己的作品推销出去,并且能按照自己所开出的条件完成交易。
肖邦的身体好了些,他努力使自己和乔治·桑之间的生活变得更愉快、充实。他鼓励她,让她能在波兰文学中得到一些乐趣,并为她翻译了波兰诗人密茨凯维支的作品。后来她还写了一篇叫《歌德·拜伦·密茨凯维支》的文章。肖邦说这篇文章“每个人都应该阅读它,它能振奋人心”。
肖邦虽然喜欢过平静的生活,但是在1840年4月24日那天,他在一次公开场合露面了,是去参加他的一位法国男高音朋友的纪念会。
5月,肖邦和乔治·桑去热那亚旅行,这个城市对乔治·桑而言,有许多值得她回忆的东西,因为在1832年的时候,她曾和一位诗人私奔来到这里。
6月,她和肖邦搬到了她在诺昂的乡间住宅,在这里,他们和朋友们一起享受了温暖的夏季和乡间生活的乐趣。在诺昂生活的这几年,肖邦的创作才华达到了巅峰。
最初,肖邦对乔治·桑那栋路易十六风格的房子和内部摆设很着迷。他给童年好友葛兹马拉的信中说:“这个村子非常美丽,有夜莺和云雀。”平静的乡间景致也时常会出现在乔治·桑的作品中。当时一位现代作家艾琳娜曾经这样描述乔治·桑的庄园:“这座庄园朴实而美丽,大门就对着广场和花园,这个季节,还能闻得到白色的紫丁花香,很难得;灌木盆景陈列在阳台上;葡萄架形成了草坪上的走道,陈旧的塔上是一群野鸽子的窝巢。庄园还有一间农场、一片树林,树林里长满了野生草莓。蜿蜒曲折的因得河像一条飘逸的丝带从附近流过,让人陶醉。”
肖邦的一些朋友对这个庄园也印象深刻。画家德拉克罗瓦说:“这是个令人愉快的地方……偶尔会有一阵风吹过你的窗户,玫瑰花香芬芳扑鼻。从肖邦房间里传出他正在作曲时弹出的音乐声,与夜莺的歌声混合在一起。”
玛莉女伯爵回忆:“沿着因得河畔,一条长长的丛林小道散步,那里的草地长满了勿忘我、荨麻,还有英国雏菊,攀越过粗陋的篱笆,会遇到许多鹅群和牛群……”
乔治·桑自己也这样记录:“我们过着一成不变、单调、宁静、柔和的生活。在户外吃晚餐,朋友们常来探望我们,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我们抽烟闲谈。晚上他们都走了,肖邦在幽暗的夜色中弹奏曲子给我听,弹奏完毕后,他就像小孩子一样,上床睡觉……”
在乔治·桑悉心的照料下,肖邦激发出一股子创作的劲头和灵感,他要在夏天专心地写出有创意的乐曲。
除了他刚到诺昂不久写的软弱无力的《G大调夜曲》(OP.37.2)和《升E大调即兴曲》外,他主要的作品是作于1839年的狂烈的《降B小调钢琴奏鸣曲》,这首曲子被他加入了1837年所作的《葬礼进行曲》。1840年5月,这首曲子刚出版的时候,引起了很多非议,甚至舒曼对它也很鄙视。但在今天看来,它算是肖邦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它是一首雄伟壮丽的曲子,任何文字或诗篇都很难恰当地形容出它的音乐本质和它所包含的具体含意。这是肖邦创作的第二首钢琴奏鸣曲,写第一首《C小调钢琴奏鸣曲》时,他还是华沙音乐学校的学生。后人把两首曲子进行比较后,发现这段期间内,肖邦的进步是很神速的。
《降B小调钢琴奏鸣曲》的完成,再一次显示出肖邦具有成为伟大作曲家的潜质。
夏天结束了,诺昂似乎也不再像从前那样吸引肖邦了,他热切希望回到巴黎,回到他的朋友、他流亡的同胞身边,回到社交界和知识分子的环境中,这是他10年前所习惯的生活方式,他为回去做了准备计划,方塔那一边为他安排商业上的事情,一边为他和乔洽·桑分别寻找住宿的地方。
肖邦和乔治·桑想要在人们面前表现出一种艺术上的知己关系,而不是一对热恋的情侣,他们也成功地瞒过了很多人,包括肖邦的父母。
巴黎的辉煌
回到巴黎,肖邦和乔治·桑的房子就在最繁华的闹市区,他们立刻沉溺于贵族的社交场合中,他们过着一种有限度的家庭生活:乔治·桑的女儿索朗日通常到周末才回家,儿子莫里斯正在向画家德拉克罗瓦学画。
肖邦在音乐和娱乐中度过了冬天,但是,他的创作大减,因为他觉得诺昂的宁静气氛更适合作曲。在以后的几年中,他的乐曲几乎都完成于夏天,所以他的创作量非常有限。另外他的作品量不大还有两个理由:第一,他对自己的作品要求很高,总是不满意,修改花得时间太多;第二,他的朋友兼抄写员朱利安·方塔那在1841年去了美国游玩,肖邦只能自己费力地抄写。就像莫扎特一样,他总觉自己的时间不够用,不能按自己的想象发挥自己的作曲能力。
1839年年底,肖邦再次与朋友莫克里斯接触,并演奏《降B小调钢琴奏鸣曲》给他听,莫克里斯很喜欢这首乐曲。几天后,他们一起到法国的宫廷中演奏,肖邦受到了热烈欢迎。莫克里斯不仅是画家、指挥家、作曲家和作家,还是一位编辑,他和费底斯合作出了一本《钢琴演奏方法》。这本书中有莫克里斯邀请肖邦写的《三拍练习曲》、李斯特写的《沙龙音乐短曲》,以及一首1836年由门德尔松所作的《F小调练习曲》。
1840年都是在巴黎度过的,主要因为乔治·桑4月推出的戏剧失败,所以她负担不起在诺昂的生活费,更无法邀请宾客前去度假。巴黎的生活激不起肖邦的创作欲望。1840年到1841年秋冬之际,肖邦发表了一首华丽而独创的《升F大调波兰舞曲》和《第三叙事曲》,这两首曲子都是1841年夏天创作于诺昂。两首曲子中,比较有戏剧性的是前者,李斯特深受感动,他描述道:
……中间部分简直如同冬天破晓时的第一道曙光,穿透了阴沉与灰色,像一首浪漫的诗篇,展现了奇妙而罗曼蒂克的、变幻的情绪……让人感觉恶兆当头,像暴风雨来临前那一刻绝望的叫喊声回响在耳际……
这段时期,肖邦的另一首主要作品是《F小调幻想曲》,这首曲子于1841年5月完成,证明了肖邦的艺术修养和灵感,并深具震憾力。
社交方面,1840年是肖邦比较平淡的一年。12月的时候,肖邦和乔治·桑去法兰西学院听文学系的教授密茨凯维支演讲斯拉夫文学。另外,为了纪念1830年7月波兰抗暴革命10周年,举行了一次非常庄严的仪式,当年为了实现革命理想而牺牲了宝贵生命的波兰志士的姓名都被刊载在了《巴士底狱日报》的纪念专栏中。为了纪念这个特别的日子,肖邦的朋友贝里欧兹还写了一首《胜利交响曲》,用大型乐器演奏声伴着唱诗班的合声,很像早期的《安魂弥撒曲》,是相当成功的。这首作品建立了贝里欧兹在巴黎的名声——它华丽而庄严,具体地表现出了自由和光荣,这种特征正是法兰西和波兰革命分子长久以来所推崇的。
业界的评论
1841年4月26日,肖邦在普莱尔的沙龙中举行了一场半私人性质的音乐演奏会,到会的观众们都是一些上流社会的贵族和朋友,还有他的学生。20法郎一张门票。当时的习惯是一场演奏会中,总有两个以上的音乐家共同演出。当时歌剧女高音罗拉·西提·戴玛洛和小提琴演奏家亨利奇·威汉·恩斯和他一起参加了演出。在这场演奏会中,肖邦获得了很高的赞誉,《法兰西音乐杂志》的编辑这样评论:
肖邦是一位具有独特风格的作曲家。他为自己作曲,为自己演奏……他在钢琴上所奏出的前奏曲灵活而柔美,并且充满创意。肖邦是一位杰出的演奏家,我们不应该,也不能拿任何人来与他比较。
李斯特在《音乐公报》上所发表的评论也很有特点,他没有重点评价肖邦的艺术造诣,而是对这场演奏会的神奇景色、柔美气氛,以及争奇斗艳的社交名流进行了描写:
上星期一晚上8点,普莱尔的沙龙里灯火通明,川流不息的马车载着雍容华贵的女士、穿着时髦服装的年轻男子、最著名的艺术家、最富有的财阀、最显赫的贵族。他们都是社会上地位显赫、家财万贯、才华盖世的人。
舞台上摆着一架钢琴,人们争先恐后地朝第一排位子上挤,他们不愿错过任何一个和弦和音符,更不愿错过任何一个观察演奏者的机会。他们很贪婪地专心致志,他们有一种宗教般的兴奋,他们在热切地等待着一个人,这个人是他们要看、要听,要崇拜和喝彩的,他有比音乐名家、钢琴专家更显赫的头衔,他就是肖邦。
星期一的音乐演奏会中,他选择的曲子远离了古典音乐的形式。他没有演奏协奏曲或奏鸣曲,也没有演奏幻想曲或变奏曲,他演奏了前奏曲、练习曲、夜曲和玛祖卡舞曲。他面对的是一个社会,不是一群民众,他气定神闲地向人们展示自己的内涵:一个深奥、纯洁、如梦般的诗人。他不在乎别人的震惊诧异,他寻觅的是同情心而不是嘈杂的喝彩声。但是我们能感觉到那种同情心并不少,因为当第一个和弦响起的时候,他就在自己与观众之间建立起了一道很亲密的桥梁。他还重复演奏了两首练习曲和一首叙事曲。如果不是他那张苍白的脸色已明显表示出他很疲倦的话,观众们很可能要求他把整个节目再演奏一遍。
这篇评论很长,虽然其中有些称赞,但是它的语调激怒了肖邦,原本对李斯特很冷淡的肖邦,现在变得更加冰冷,他甚至有时还讽刺李斯特及李斯特所代表的一切。1841年11月13日,他给朱利安·方塔那写信说:
李斯特在科隆大教堂演奏会上发表的作品让我感到很有趣,算起来有15000人,有会长、副会长、爱乐协会的秘书和那种马车,还有那个港口和那艘轮船!他将成为阿比西尼亚或者刚果的酋长,甚至是国王;至于他在作曲中的旋律,我想他将会在报纸上安眠吧。
12月的时候,肖邦被邀请为法王菲利普一世举行一场音乐演奏会,地点是维勒。作为这场演出的报酬,他得到了一套很值钱的瓷器。
这段时期中,肖邦所作的曲子大约受早年那些琐碎的悲剧性回忆的影响,不仅充分表现出了他的个性,也笼罩着大量的成熟意识和情绪。特别能表露这种典型的是《C小调前奏曲》,它完成于八九月间。《C小调前奏曲》11月问世的时候,被选为当时出版的一本选集《贝多芬纪念册》中的一部分,其中还有一首门德尔松的变奏曲。
肖邦在10月的时候完成了两首梦幻曲,第二年1月,在莱比锡由布里克夫和哈代出版。这两人都在不遗余力地推销肖邦的作品,早在12月时,就为这两首曲子广做宣传。舒曼在一家德文报纸上发表了他对这两首作品的评论,他虽然欣赏和崇拜肖邦,但是他的评论不失中肯,也有一个批评者的挑剔:
现在肖邦出版的任何乐曲,即使不写他的名字,也能被人认出来。这种说法既是赞赏也是责难。这对他的天才是一种赞赏,而对他所做的努力,则是一种责难……虽然从他的作品的外貌看起来,它们是创新和有创意的,但他所保留的是一种相同的内涵,并且我们几乎在一开始时,就担心他没有更出色的表现,因为他已经太不平凡了。虽然他的成就足以让他的名字留在现代的艺术史上永垂不朽,但他限制了自己的天地,把自己的艺术窄窄地局限于一种钢琴音乐中。以他的才能,他本该爬到了不起的高超地位,并且由彼处观照我们的艺术,对当今乐坛做一番整体的、严密的、进步的影响。
1842年2月21日,肖邦再次在普莱尔的沙龙中出现,他和大提琴家法郎哥曼共同演出。从当时的《音乐评论》报道中,我们就能感觉出当时的盛况:
肖邦在普莱尔家举行了一场迷人的晚会,一大群堆满笑容、柔和而像玫瑰般的脸在晚会上穿梭……这是一场华丽的晚会,简单中却包含着端庄和高雅,并且菜肴非常丰盛。金光闪闪的丝带,柔软的蓝色薄纱,成串颤动的珍珠,最新鲜的玫瑰花和木樨草——简单一句话,上千种最漂亮、最鲜明的色彩——不断地混合着,交迭着;放眼望去,这个像王宫般气派的沙龙里,全都是一些最迷人的女人。
那年夏天,肖邦还是在诺昂度过的。德拉克罗瓦曾经来这里住过一段时间,并且画了一些画。肖邦在这里听到了许多首民谣曲调的乐曲,这种乐曲由一种类似风笛的乐器演奏。他把其中一些抄下来,编进了《乔治·桑音乐纪念册》中,而乔治·桑在她的一个剧本中也采用了一些这种曲调,1849年,这出戏剧曾在巴黎上演过。这种一度被肖邦所喜欢的小舞曲,在肖邦生前始终没有出版或表演过,直到1968年及1973年,才由伦敦的热心人士分别加以出版并编排演出。
在那一年中,肖邦最重要的作品有《降A大调波兰舞曲》《F小调第四叙事曲》以及《E大调第四谐谑曲》。这三首曲子中的波兰舞曲和后来的一首《幻想波兰舞曲》,算是肖邦的波兰舞曲中最出名和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肖邦的学生古特曼说:“像著名的八度音乐曲中的音调一样,肖邦以我们所习惯的方式,奏出了如雷之声,但开始演奏时,是以极弱的节秦,继之则渐次加重……肖邦从来不做重击之声。”查尔斯·阿勒爵士支持古特曼的看法,他的自传中写道:“我记得有一次,肖邦遇见我。他温和地把一只手搭在我的肩上,告诉我他感觉非常不愉快,因为他听到他那首《降A大调波兰舞曲》被人误弹,以致整个富丽堂皇、高贵灵感的曲调都被破坏。可怜的肖邦,现在就躺在坟墓中,一定在心神不宁地扭动着,很不幸,这种对于音乐的误解已成为了一种时尚。”
产生隔阂
1841年夏天,20岁的女高音波琳娜很快蹿红。1839年5月,她曾在伦敦的皇后戏院演唱了罗西尼的歌剧,并到诺昂给索朗日当了音乐教师,与肖邦和乔治·桑共度了两周。肖邦说:“我们很少谈音乐。”乔治·桑与波琳娜间发生了矛盾,但是肖邦却一副置身事外的样子,这注定了肖邦与乔治·桑之间终究会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
乔治·桑的女儿索朗日从小在不正常的环境下长大,她是个被宠坏的女孩,自私、缺乏纪律。在她来诺昂度暑假前,乔治·桑曾给她写了一封信:“你的哥哥和我都很爱你,但是对于你的一些过错,我们并不打算姑息。你必须要改正这些过错,要根除你的自私自利、喜爱发号施令及疯狂而愚笨的嫉妒心。”索朗日虽然有这些缺点,但是她总会想出方法取悦肖邦。肖邦对索朗日缺乏自制的态度感到恼怒,但乔治·桑并不了解他恼怒的原因,她在6月20日写道:
他只想离开这个房子……我从没有,将来也不敢奢望能与他一起和平相处……前天,他一整天都不曾与任何人说话。他生病了还是有谁激怒了他?我是否曾说过一些让他感到恼怒的话?我永远不会知道……我不能让他认为,他是这里的主人,那样的话,他将会变得更加跋扈、暴躁。
这次插曲造成的摩擦似乎并不是很严重,秋天的时侯,肖邦与乔治·桑之间又恢复了和谐,他们决定一起回巴黎同居。
1844年对肖邦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是他生命和艺术上的高潮,也是关键性的一年。艺术上,《B小调钢琴奏鸣曲》在夏天完成,这首曲子是他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和早先那首《降B小调钢琴奏鸣曲》比起来,这首曲子更为安祥宁静,比较没有戏剧色彩和紧张感;从技巧上看,肖邦超越了自己,这种奏鸣曲所演奏的凯旋乐章似乎是对他自己在音乐上的胜利的一种喝彩。此后他便没有再写出如此具有形象的作品。
5月的时候,他的父亲去世了,这让他感到沮丧,但是这首《B小调钢琴奏鸣曲》并没有反映出他这几个月以来所经历的丧父的哀恸心情,可见他已学会了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尽管肖邦是个音乐天才,但是他也是一个缺点不少的人。乔治·桑对他的哲学态度和喜怒无常的坏脾气,感到非常困惑,因此她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姐姐露易丝,邀请她和她的先生到巴黎来探望肖邦,并在夏天时一起到诺昂。
你们一定会发现,从上次你们看过他以后,我那可爱的男孩(肖邦)变得更脆弱,改变更多。但是你们不必对他的健康情形惊慌。过去6年以来,他一直都保持着这种样子,在这段日子里,我每天都和他见面。我希望能利用这次你们与他共处的机会,让他的性情变得坚强些,至少我确信,在一种正常的生活和照料之下,他的生命会和其他任何人一样,能够持久。
与姐姐的重聚让肖邦感到欢欣鼓舞,9月,姐姐离开了诺昂后,他给姐姐写了一封信:
每当我走进房间时,总是非常仔细地察看,看是否还有你留下来的值得回忆的事情。我在你休息的地方找到一些回忆,可惜我们只是曾在那儿喝过巧克力奶……更多的回忆留在我的房间,桌上放着你的刺绣——一双拖鞋;在钢琴上,我发现了一只本来夹在你的记事本中的小铅笔,我发现它是最有用处的一件东西。
在10月,他又给姐姐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明了他在诺昂的生活情形。但是这封信中也暗示了他对乔治·桑的儿子莫里斯的不满。
莫里斯已长大,成为一个对生活环境有了自己的见解和批评,并且意志很坚定的男人。虽然肖邦与莫里斯之间的关系不太融洽,但他仍相信自己能获得乔治·桑的支持。尽管很多人认为乔治·桑在这一时期所写的小说《弗洛瑞亚妮》是以自己和肖邦为主角,对她在诺昂日益不协调的生活所作的一种寓言式的描写,但从他们的信件中,找不到任何感情逐渐淡薄的迹象。
1845年,肖邦的健康情形继续恶化,与莫里斯间的紧张关系也显著升高,但大体上日子仍然像往常一样,继续过着。但是乔治·桑和索朗日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显。第二年春天,乔治·桑的远亲奥古斯丁来到这个家庭,她支持莫里斯打击肖邦。后来乔治·桑正式收她为养女,但并不能缓和这种紧张关系。
莫里斯不愿接受肖邦友谊性的馈赠,并且对肖邦控制及左右乔治·桑的行为表示愤怒。在后来几年,他还发表了一些关于肖邦和乔治·桑的匿名信,故意歪曲他们真挚感情的本质,但是效果并不显著。
索朗日已经16岁,她比较同情肖邦,并且不喜欢奥古斯丁,她常常数落奥古斯丁的卑微出身。所以在这场家庭冲突中,莫里斯和奥古斯丁联合起来对抗肖邦和索朗日。乔治·桑左右为难,很不自在地处在矛盾中。最初,她保持中立,但在莫里斯的煽动和圈套设计下,乔治·桑逐渐偏向于莫里斯一方。
最早的一场冲突是在1845年的夏天。莫里斯和奥古斯丁鼓动家中的其他仆人联合起来反对肖邦的波兰籍仆人——这是他唯一能用本国语言交谈的人。在一场喧嚣骚动后,痛苦的肖邦只好辞退了他的波兰籍仆人。
恋曲结束
肖邦和乔治·桑不一致的哲学观在日益增长的家庭矛盾中日渐加深,也渐渐不能容纳对方了。例如,肖邦相信贵族阶级有统御的权力,并对罗马教会及其教义持一种无异议的接受态度。但乔治·桑的看法则完全不同,她同情平民,关心社会问题,她希望民主的范围更大,在此范围下,每一个人都有相等的权利。她也拥护宗教自由。在这些观念之下,她当然成为了当时的许多改革者的典型,而她的信仰也渐渐发生了变化。
乔治·桑是热切关心社会问题的时代女性,肖邦则仍生活在传统思想里,传统的社会架构有两个不可移动的部分——统治阶级和仆人。这种态度的分歧破坏了肖邦和乔治·桑间原本牢不可分的关系,在诺昂的冲突气氛越来越无法平息。最真实的事情是,1845年整个夏天,肖邦没有谱出一个音符,直到秋天,他回到巴黎后,情况才有所改善,他开始创作三首重要作品——《船夫歌》《幻想波兰舞曲》,以及供大提琴及钢琴演奏的《大提琴奏鸣曲》,这些作品是为法郎哥曼所作。
1846年,乔治·桑出版了《弗洛瑞亚妮》。早先的谣言立刻被人们证实。虽然后来乔治·桑曾极力否认,但是这部小说的确是她与肖邦之间真实关系的一个脆弱改装。这本小说费时两年,所以想弄清楚这种影射的开始,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是肖邦和乔治·桑之间日益疏远的事在她所著的这本小说的字里行间,很尖锐地反映出来了。
小说的主人公是卡洛尔王子,他是一位柔弱而清纯的艺术家,他日益增加的嫉妒心和与众不同的处世哲学态度,最终让他杀了女主角弗洛瑞亚妮,她是一位不再年轻的女演员。小说中有很多细节描写让人不得不联系到肖邦与她的故事,例如卡洛尔王子比弗洛瑞亚妮年轻6岁,年龄上的差距正好和肖邦及乔洽·桑之间的差距相同;卡洛尔王子被塑成一个有幻觉的人,这点令人回想起在马约卡岛时的肖邦;弗洛瑞亚妮被刻画成了一个生活经验丰富的女人,有一大群过气的恋人,她毫不在意卡洛尔王子在宗教上的顾忌,并且追求社交自由;而弗洛瑞亚妮的儿子更是莫里斯的一个翻版……更有说服力的是,这本小说中的很多章节后来几乎被乔治·桑自传所引述——特别是在小说中,许多描述卡洛尔王子的情形,后来都被用来描述肖邦。
李斯特也曾在他的自传中引用了这部小说中的几处情节描述肖邦。可见,不管乔治·桑如何否认,他们的朋友们都已经很明白地看出了这本书与实际生活的关联性。不知道当时肖邦是否已察觉到自己与书中的卡洛尔王子雷同,但是表面上看,他似乎并未受这本小说的骚扰或冒犯。
1846年3月到1847年夏末,在乔治·桑家中发生了几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些事情导致了肖邦和乔治·桑间的决裂。
1846年6月,肖邦和莫里斯发生了争执,这次,乔治·桑站在了儿子一方。乔治·桑的背叛让肖邦震惊,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乔治·桑也误解了肖邦的心情,9月时,她写道:“他紧张的情绪已经平静下来,他已经做出了让步,他的性格变得更安稳、更平衡了。”事实上,肖邦一点都不平静,他很勉强地使自己接受了乔治·桑支持儿子莫里斯的这个事实。早些年,他们之间共处的那段如梦般的日子已经无可挽回地失去了。
在10月11日,他写信给家人。从这封信上能看出肖邦曾经历过一场心灵上的挣扎。信中谈论了他过去在诺昂的美好时光、生活琐事,甚至还热心地谈论刚在柏林被发现的海王星;尽管他努力想掩饰自己的痛苦,但是我们仍然能从这封信的语调上,感觉出他的不平静:
在这儿的整个夏天,我的时间都消磨在各种不同的活动上,比如去一个不知名的山谷远足。我不觉得愉快,因为这些活动带给我的疲倦远超过它们对我的价值。我感到如此厌倦沮丧,所以也影响了别人的心情。我想,如果没有我在一起的话,这些年轻人,会觉得事情更有趣。
我想要在我的信中多报告些好消息,但是我一个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爱你们,很爱你们。我游玩了一阵子,我写了一阵。有时我对我的大小提琴奏鸣曲感到满意,有时则不满意,我就把它们推到角落里,然后重新起稿……人们在做某件事时,都希望有好结果,否则也不会去做它。但是无论是被摒弃还是被接受,都要到最后才能揭晓。时间是最佳的监察者,也是最有耐心的一位优良教师。
在夏季快要过去时,18岁的索朗日和德·普雷奥尔订婚了,他是一个出身良好、品行绝佳的年轻人。但是第二年2月,出现了一位新的追求者克雷辛格,他曾是军人,现在是一个刻苦成功的雕塑家,他给索朗日塑造了一个美丽的雕像,并热烈地追求她,鼓励她私奔。索朗日在婚礼的最后一刻拒绝嫁给德·普雷奥尔,5月时便与克雷辛格闪电结婚了。
肖邦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他们结婚,他才知道,而肖邦在巴黎社交界的朋友们却早已知道了这些事情。
虽然肖邦对索朗日嫁给克雷辛格的事感到恼怒,但他不能有所表示,他病得很厉害,以至于无法介入这件事情。
索朗日无论做什么事,总是表现得很自私,6月,奥古斯丁和莫里斯的一个朋友订婚了,而此时,索朗日发现克雷辛格并不是她所期望的那种理想的丈夫;一想到奥古斯丁享受了一种她所享受不到的幸福生活时,她简直不能忍受。于是她引发了一场大风暴,这场风暴让处在这场家族式的仇恨、争执、夙怨中的肖邦感到尴尬万分。
索朗日捏造了一连串的谎言,诽谤诋毁奥古斯丁的名誉,乔治·桑训诫了她一番,但是索朗日在仇恨和复仇心的作祟下,居然指控她的母亲和莫里斯的一些朋友们有染,而且冲突中,克雷辛格还打了乔治·桑一拳。莫里斯从荷兰赶回来,但他想不出解决办法,他想要杀死克雷辛格,最后被乔治·桑劝阻了。发生了这些事情后,克雷辛格和索朗日被逐出了家门。这个家庭已经不可能再回复以前的样子了。
索朗日给在巴黎的肖邦写了一封信,歪曲了事件的真实情形,并且要借肖邦的马车。天真的肖邦对事情的真实性很少有怀疑,他回复:“听说你生病后,我很担心。我立刻把马车借你使用,并已把这件事情的影响,写信告诉了你的母亲。”乔治·桑对肖邦的想法感到愤怒——肖邦居然和索朗日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反对她。因此,她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给肖邦。
这件事对肖邦和乔治·桑造成的伤害和侮辱是不可挽回的。后来乔治·桑曾努力想澄清事实,但是肖邦仍然宁愿相信索朗日的话,也不相信乔治·桑。
1848年3月,肖邦和乔治·桑最后一次见面,但是这次见面只不过限于礼貌性地交谈,他们并未尝试把过去两人所遭受的伤害忘怀或加以弥补。
即使他们之间发生了一连串不愉快的事,并最终决裂,但是肖邦永远无法忘记乔治·桑。肖邦在他的日记本里保留了乔治·桑的一束头发,直到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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