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丽的新居

    1813年，华兹华斯举家搬进了瑞德山庄，这栋房子外表十分华丽，内部也宽敞舒适，还有画室，一排朝南的窗子向着湖畔，湖光山色尽收眼底。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院子，实在称得上是富贵人家的住处。华兹华斯一家人都没有住过这么豪华的房子，所以搬进来之后，每个人都欣喜异常。华兹华斯跟着家人到四邻那里买二手的家具，布置房舍，设计庭院，一家上下忙得不亦乐乎。瑞德山庄附近住的都是富人，与之前华兹华斯家的邻居大不相同，不可避免的，华兹华斯家的生活也要稍有改变。先来看看多萝西如何描述他们的兴奋心情吧：

    我现在要告诉你一件气派的事，我们要买一条波斯地毯放在饭厅，一条布鲁塞尔地毯放在二哥的书房，你一定傻眼了吧？你可能要说：“他们变啦！想跻身上流社会，想整天请客设宴。”不，请别瞎猜，让我解释一下，一条波斯地毯要22先令，苏格兰地毯只要10先令，但波斯地毯耐用，三四年都不会走样，所以还是买它划算一点。在这种考量下，我们一致同意买条波斯地毯放在饭厅里。

    至于二哥房里的布鲁塞尔地毯，我与玛丽认为能省则省，买条普通的苏格兰地毯即可，不必那么浪费、那么讲究地向附近有钱有势的人家看齐。说起这些富贵人家，还都挺热络的，说要请我们过去吃饭，又怕我们刚搬家太累。我们的男主人看中了布鲁塞尔地毯，我们两个自然依他了，成全他想把书房布置得雅致一点的愿望。

    华兹华斯虽然搬到了富人聚居区，但他的经济情况一如往昔，靠罗德家族偿还的债金投资，每年领些盈余度日。一年可得200英镑。写诗只是兴趣，完全不能养家糊口，华兹华斯虽然一直很节俭，但也无法靠每年7英镑的稿费糊口。在这种情况下，华兹华斯想谋求一个职位。

    他想到了罗德家族，于是写了封十分谦恭的信，希望罗德爵士能替他谋一份既有固定收入又可兼顾文学创作的差事。如今，华兹华斯变得成熟世故，早已与现实妥协，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偏激地认为凡是贵族都不是好人。他目前的态度是，只要罗德爵士有一颗善心，善待穷人，他就承认他们的权贵。

    华兹华斯在等罗德爵士的回音时，又焦急地拜托伦敦的友人：

    你知道我现在几乎是半隐居的状态，根本不知道哪儿有空缺，你能否在方便的时候替我物色一个合适的工作？这是我们之间的事，不必告诉外人。如果差事轻松可以兼顾写诗，俸禄又能养家，就是在外埠我也愿意过去。

    罗德爵士很热心，他拜托了很多贵族或政府官员，可惜的是一直没有合适的职位。抱歉之余，罗德爵士表示愿意每年赞助华兹华斯100英镑的生活费，华兹华斯有点尴尬。他要的是职业而不是救济，但是他又真的需要钱。后来政府中终于有一个职位可以提供给华兹华斯。罗德爵士先给了华兹华斯100英镑，以便他能顺利地上任，华兹华斯迫于现实的压力只好收下了。1813年3月，华兹华斯获得了他平生的第一份工作——诺丁汉市的印花税务员——这份工作并不轻松，收入也不是很高，不过好在每年有200英镑的进账，华兹华斯的生活宽裕了许多。

    工作的内容非常刻板。在当时，所有的法律文件、遗嘱、保险、书本及小册子都需要贴印花，而印花在任何的小店或商铺都有代售。华兹华斯的工作就是将印花分配给店主或商人，然后再由他们手中收回税金，完全是一个政府公务员的工作。华兹华斯暂时解决了生活上的困窘，可是却没有得到友人的谅解，大家笑他卑躬屈节，甘心情愿地被罗德家族使唤。

    华兹华斯当上印花税务员之后，曾到伦敦去过一次，并拜访了他的上司金士顿先生，画家海顿特意为他安排了一个聚会，请了兰姆作陪，还介绍年轻的诗人济慈给华兹华斯认识。年轻气盛的济慈见华兹华斯也与常人一般应酬上司，刹那间抹杀了华兹华斯在他心中的美好印象。一个礼拜之后，华兹华斯回请济慈吃饭。席间，济慈见他武断地定义诗歌，似乎藐视一切同行，对他的崇拜之心更是骤减，他认为华兹华斯是这样的人：

    ……我真怕有一天华兹华斯会被文学圈轰出去。他好像无法了解每个有人格的人都像他一样有尊严。

    华兹华斯并没有像济慈说的那么没人缘，他家中还是经常高朋满座。宾客中有画家海顿、调解他和柯勒律治之间误会的律师罗宾逊等人，他们都是他中年时代的密友。

    现在，我们将济慈、雪莱和拜伦三人称为浪漫时代的代表作家，当初他们这一代新秀的思想受华兹华斯及柯勒律治的启发很大，可以说是从中蜕变而来。自从华兹华斯的《抒情歌谣集》问世之后，年青一代觉悟到旧时代已渐渐远去，新的精神已经萌生。这股精神迅速地席卷欧洲大陆，影响了许多文学家、艺术家及音乐家，他们共同摒弃了18世纪的古典格式，创造出一个更热情、更浪漫、更自由的精神境界。这使得此后的一切文艺作品都依循情感而作，不再拘泥于固定的格式。归根究底，华兹华斯有资格称得上是这种浪漫主义文艺运动的元老。只可惜，他中年之后与现实妥协，一再与政府、贵族合作，年轻人逐渐不把他看成浪漫派的偶像。再者，他时常喜欢教训年轻人处世待人之道，并且往往言辞严厉、冷峻，还有些高傲，年轻人也就逐渐与他疏远了。

    华兹华斯少年时代与中年时代的人生观、世界观也有很大不同。1790年时，他曾在毕业开始前夕游历欧洲，放弃了学位；但在26年后，即1816年时，他则写信给剑桥的一个晚辈，规劝他一定要留在剑桥拿到学位，而且还要争取优等及格，字里行间全是责任、义务之类的言辞，丝毫没有表示同情或了解他的心理。华兹华斯游历法国时，曾与安内特陷入热恋并同居，但1814年，他46岁的大哥娶了一个26岁的妙龄少女为妻时，他将之视为羞耻不堪的事。

    中年之后的华兹华斯极为看重道德水准，有时候甚至显得过分严厉，再加上他有些高傲。于是，旁人眼中的华兹华斯就变成了自大、目中无人的家伙。这种情况下，华兹华斯不但很难再结交新的朋友，连旧友也疏远了许多。就拿狄·昆西来说吧，早年在“鸽舍”，华兹华斯拿他当自己人一般看待，后来因为他与女用人奉子成婚，华兹华斯有点看不起他了，再后来他染上了鸦片，华兹华斯便不再与他来往。

    这两件事看起来是疏远的关键，但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华兹华斯的高傲伤害了狄·昆西。这和狄·昆西当初认识华兹华斯时的身份有关。两人相识时，狄·昆西的身份是崇拜者，华兹华斯家的每个人都视他为晚辈，而不像过去柯勒律治以朋友的身份与华兹华斯一家交往。因为这样，华兹华斯对狄·昆西的态度十分随便，比如，他常吩咐狄·昆西为他跑腿，到伦敦出版商那儿将原稿拿回来反反复复地删改，事成之后，华兹华斯连一个“谢”字也没有，狄·昆西心中不免不是滋味。再者，狄·昆西是个藏书家，华兹华斯常爱向他借书却又不爱惜，曾有一次他甚至用沾满了牛油的刀子去拆狄·昆西的一本法文原装书，弄得书上油渍斑斑，狄·昆西大呼心痛，而华兹华斯却没有向他道歉。

    华兹华斯平时对狄·昆西说话也欠缺礼貌。有一次他与友人谈心，狄·昆西没听清楚，好奇地问他，华兹华斯居然冷漠地对他说：“这句话不可告诉外人。”这让狄·昆西完全没有插嘴的余地。狄·昆西虽然没有因为这些小事怀恨在心，但也渐渐地不愿意接近华兹华斯，他搬出了“鸽舍”，到1830年时，带着家小定居爱丁堡。

    从当时华兹华斯家对自己和朋友制订的道德标准来看，他们的确有跻身上流社会，迈向富贵人家的倾向。

    政治与诗歌

    华兹华斯步入中年之后，无论在做人方面还是在政治观点方面都显得非常保守。他对罗德家族更是忠心耿耿，像对待父亲一般毫无怨言地替他们服务。尤其在竞选的时候，他不但全心地支持他们，替他们拉票，甚至还义务探查对手的实力，完全以罗德家族心腹的姿态出现在众人面前。

    35岁之后，华兹华斯开始支持托利党，这是英国支持世袭王权的党派，后来发展成保守党。虽然如此，但华兹华斯坚持认为自己是为自由和民主奋斗的志士。了解他过去的友人都讥笑他背叛了自己的信仰，他却反驳说，他自始至终都是反对暴政，追求自由民主的。他曾解释过自己为何先拥护法国又反对法国转而歌颂自己的祖国。当初，他赞成法国大革命是因为他痛恨暴君，支持民众将其推翻，没想到革命成功之后，民众摇身一变，全成了暴君，其残暴行为比暴君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是拿破仑执政之后，那种军事独裁将民主和自由破坏殆尽。所以，当英国对法国拿破仑宣战时，华兹华斯没有拥护他年轻时一度沉迷的法国反而支持祖国，就是因为他遵循着自己一贯追求的自由、民主理想。但是，他也承认，他比以前是更为保守、谨慎了，像言论自由方面，华兹华斯年轻时赞成全面开放言论，但目睹了法国大革命成功后的混乱状况，他开始动摇了，认为言论不能完全自由，含有破坏性的文章和言论还是应该被查禁的。有鉴于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无政府状态的恐怖，华兹华斯非常看重社会稳定。他认为社会混乱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华兹华斯生活的年代正是新旧交替的年代，他亲身经历政治、经济、工业和社会等方面的革命，这些变革给他的生命和写作生涯都带来了许多巨大的冲击。在他给朋友的信中，他常提到这三大革新给他的启示：政治革命使他目睹了法国大革命的凶暴和混乱。工业革命使他接受了新观念、新时代。他感叹阶级制度的消失，绅士与平民的关系被资本家与劳工所取代，昔日各守其位、各尽其责，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日子已经远去，取而代之的是工业社会的竞争和抢夺。社会革命催生了新的阶级——中产阶级，华兹华斯看到了这个阶级的强大生命力，他认为他们如果在政党中得势，有朝一日一定会取代传统的地主阶级的位置。对于这些变革，华兹华斯似乎是以一种“害怕的心情”来面对的，他想以旧的制度来缓和这些改革造成的激烈改变，甚至倾向于用镇压的手段来禁止激进行为。他希望由托利党执政，由英国国教和地主阶级来领导社会，运用温和的手段教化和管理人民，让法国大革命一类的事情永远不要发生在英国国土上。

    华兹华斯的这种政治观点，外界人士有两种看法。愤世的人认为，他如今已经挤进统治阶级的上流社会了，也算是历尽辛酸才有今天的地位，怎么舍得再恢复原来的生活呢？他自然要为统治阶级说话。爱戴他的人则尽量为他辩驳。他们强调：首先，华兹华斯曾多次呼吁改善劳工生活、普及教育；再者，华兹华斯早年在法国大革命时代，拥护的也是较温和的派别。这两种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我们不一定非要支持一方反对一方，我们所要做的是分析华兹华斯出现这种改变的原因。

    华兹华斯真正参与政治是在1818年的大选中。当时诺丁汉市在英国议会有两个席位，一直以来都是由罗德家族的成员独占。1818年时，罗德爵士的两个儿子想要连任。华兹华斯1817年年底到伦敦办事时，听说有人将与罗德家族竞争议员席位，回到诺丁汉后，他就将此事告诉了罗德爵士，并自愿以后替他们打探对手的军情。经过调查，原来对手是亨利·伯格罕——这一带的世家大族子弟。

    亨利·伯格罕在爱丁堡长大，是最喜苛刻评论华兹华斯诗文的《爱丁堡书评》的创办人。伯格罕与华兹华斯八年前曾有过一面之缘，两人还挺和气友善。日后，伯格罕成了辉格党的要员，最后受封为男爵。但在1818年，他还只是一位无名无势的激进人士，还未曾被辉格党赏识，不过他的演讲天才和煽动群众的能力已经非常引人注目了。

    华兹华斯称伯格罕为危险的煽动家，所以在诺丁汉议员的竞争上，他尽全力支持罗德家族。华兹华斯四处拜访民众领袖，将他们对政治的感想及各地的竞选情况都做了报告寄给罗德家族。报告中还指明哪些人是可以信任的，哪些人是危险人物。他甚至暗示罗德爵士哪些律师是可以通过贿赂为托利党办事的。他还将这些人的财产状况、来往朋友关系都一一调查清楚报告给罗德爵士。华兹华斯年轻时曾因为言辞激烈，被人跟踪调查，如今，他竟成了调查别人的密探了。

    大部分朋友劝他退出政治圈，而且他以公务人员的身份协助竞选是有违宪法原则的，如果被查出来，他将会受到很严厉的处罚。但忠心耿耿的华兹华斯还是为罗德家族奋勇拉票，甚至协助他们做了一些不太道德的事。

    当时，并不是每个人都有选举权的，只有地主才可以在竞选中投票。罗德家族买下大量土地，然后分割成小块，以较便宜的价钱卖给托利党的支持者，使他们有权投票。

    除此之外，罗德家族还尝试在报纸上收买人心，华兹华斯最初想协助他们买下《坎德尔年报》的股份，不幸没有成交。罗德家族便决定自己办报，控制言论，创办了《诺丁汉公报》。这期间，华兹华斯还为他们写了两本小册子，专门针对有投票权的地主进行拉票。其中一本文字较浅显，是给受教育较少的市贾商人看的；另一本辞藻深奥、优美，是专门给绅士们看的。

    他们虽然用心良苦，但到坎德尔去拉票时，还是被当地居民轰了出来。居民们向他们丢石子，托利党人说这是伯格罕雇佣流氓制造的骚动，但伯格罕的支持者在否认之余指出，这是罗德家族不受欢迎的最佳证据。

    好动的多萝西不像文静的玛丽和莎瑞一样反对华兹华斯从事政治活动，她与华兹华斯一起到坎德尔参加竞选活动，两人还故布疑阵，不与罗德家族的人同进同出。多萝西对当时的情形有很生动的描述：

    那些散乱的群众，包括一些没有投票权的人都大声地拥护伯格罕。因为罗德家族竞选时用的标志是黄色丝带，竟没有一个人敢扎起黄色丝带在坎德尔的街上行走。我们走不远，就有一个绑蓝丝带的衣衫褴褛的男孩或女孩来骚扰，那是支持伯格罕的标志。

    华兹华斯对竞选的事非常热心认真，但也不失风趣，一次他在给罗德爵士的信中写道：

    我最小的儿子也是一身黄呢。可怜的孩子，他染上了黄疸病，虽然他没机会参加竞选，但也不放弃佩戴黄色丝带的机会。瑞德山庄的黄雏菊也在焦虑地等着淑女们摘下它们佩戴在帽子上呢。

    罗德家族的两位竞选代表在坎德尔不受欢迎，而伯格罕进城时却受到了满城热烈的欢迎。多萝西也看到了欢迎场面，她很清晰地记载道：

    一路上吹号的、撑大旗的、骑马的，浩浩荡荡不怕风雨地进城来……浓缩成一条活动的队伍，两旁挤满了马车和人……显得十分壮观。如果这个场面不是为了欢迎伯格罕，我这个看热闹的人可能还会更兴奋些。伯格罕一出现在窗口，人们马上尖叫着向他欢呼，当他说话时，人群中混着喊声的掌声更是一阵紧似一阵。每当他脸上露出狂暴的表情，我就幻想他是法国恐怖法庭上的煽动家。说起来他还真像个法国人呢！

    伯格罕知道华兹华斯在暗中帮助罗德家族竞选，所以他在演讲时常常有意无意地讽刺诗人，华兹华斯在人群中听到这些十分生气，却又不便发作。伯格罕曾暗喻罗德家族的助选人中有个诗人，而此人是“活动的密探，在乡间吃口闲饭，除此之外也没什么依靠”。他还嘲笑他的诗文晦涩，“这个诗人成天辛苦地探刺消息，其实念他的诗更辛苦……”

    伯格罕虽然想尽办法打击罗德家族，但因罗德家族在诺丁汉的势力根深蒂固，所以他们的连任成功了。华兹华斯的助选工作也颇有心得，不过他没有因此而停止政治活动，反而再接再厉，请狄·昆西主编《诺丁汉公报》，并做得有声有色。

    另一方面，华兹华斯再度出版诗集，这次是一本诗选、两本长诗。三本集子出版之后，评论像以往一样苛刻无情，出版商怕亏本，把诗集的市价定得有点高，所以它们卖得不是很理想。

    当时的英国诗坛，最受读者欢迎的诗人是斯科特和拜伦。他们的诗文都很畅销，所以两人的经济状况也很宽裕。华兹华斯虽然不断努力，但诗集的销售情况总是不理想，他不免有些妒忌这两位风靡一时的诗人。

    诗评一一刊出之后，华兹华斯又受到了沉痛的打击，很多诗被批得体无完肤。《爱丁堡书评》最干脆，开场白就是一句让人非常绝望的话：“这种东西是永远不会成功的！”《侦察》杂志认为华兹华斯的诗歌体裁很好，但他的才华有限，所以无法赋予诗作更深远的意义。《每月评论》说他们已经疲惫得不愿意再指出华兹华斯的错误了。

    这一篇篇评论将作者的心都浇冷了，读者们看到这样的评论自然也不会掏钱买这些诗集。华兹华斯为了推销自己的作品，曾不辞劳苦，带着妻儿亲自到富人家朗诵自己的诗。更到处宣传自己的作品，希望能得到达官贵人的赏识，借此推翻那些评论家的言论。虽然他用心良苦，但销售情形仍是平平。华兹华斯苦恼愤慨之下，先是自嘲，后又颓唐了一阵，最后写了一段攻击性的文字嘲笑那些评论家。

    他有一次自嘲地对一位诗人朋友说：“你不要怕你的诗卖不出去，何不雇几个人将你的诗狠批一遍。拿我来说吧，要不是有那么多敌人，只怕早就被忘了！”

    不久，诗人终于不堪打击，兴起了封笔的念头：“我早该放弃出版我的诗文，谁会买它们呢？我根本不懂得如何去迎合大众的口味！”最后，诗人忍无可忍地写下了一段愤慨的文字：

    这些人都是无用的判官，成天无所事事地连书也不看，他们随便在他人的诗文上瞄两眼，便放肆地批评起来。我们永远不要忘了柯勒律治在观察后所下的断语：每个别出心裁的伟大作家，若想对后世有所贡献，必须要先树立自己的风格。至于那些只沾了些书香便要发表意见的人，他们是成千上万不快乐、误入歧途而仍在路上摸索的家伙。这些人都必须加以改造，这改造只怕要花好一阵子时间呢！

    华兹华斯仍然很自信地认为自己是天才，他可以因为自己的诗集而扬扬得意，但是他的家人却没法靠“天才”二字吃饭。多萝西沮丧地写道：

    现在我看清楚了，只怕直到亲爱的二哥入土那天，他的诗也无法获利。我也想开了，从今以后再也不要费心忧愁那些诗的出路了。我起先以为那首长诗还可以把其他的诗带起来，没想到连它也自身难保。最可惜的是商人把市价定得太高，使一般人失去了欣赏它们的机会。其实我想无论商人定多低的价钱，这些诗集在二哥有生之年也不会获得什么收益。但我却一直深信他的诗将永存于世。当我们都被世人遗忘时，他的诗仍会在人间慰藉疾苦、增进快乐。

    玛丽、多萝西和孩子们

    很多学者、评论家曾花费许多时间考证多萝西和华兹华斯之间是否有乱伦的关系，却很少有人研究诗人在婚后与家中两个女人的关系。传统的看法认为玛丽只是华兹华斯家生儿育女的管家，而多萝西才是华兹华斯的精神支柱。

    从华兹华斯结婚那年，即1802—1812年他们的第五个孩子出生，这十年间，好像玛丽一直都在忙于生孩子和带孩子，而多萝西则是华兹华斯日常活动的伴侣，他们同游苏格兰、共同商讨出版事宜、共同协助罗德家族的竞选等。在华兹华斯的生活中，多萝西是主角，但这种情况到1812年似乎发生了一些改变。

    从1812年开始，玛丽不再生育，也逐渐从失去爱儿的悲伤中恢复过来，无论在时间上和精力上都比之前充沛，可以参与丈夫的各项活动。另外，华兹华斯似乎也对她更体贴，这段时间里，多萝西在逐渐退出华兹华斯活跃的生命。

    1814年，华兹华斯带玛丽到苏格兰散心，多萝西在家照看孩子。之后，多萝西就经常不在家，不是到东家帮忙照顾患者就是到西家帮忙看顾孩子。她还与莎瑞·郝金生到威尔士住了三个月。这一年，她跟华兹华斯聚少离多，这是二十多年来从未有过的现象。

    她在威尔士时，还是华兹华斯频频去信催促，多萝西才回家。到家不久，华兹华斯又与玛丽到伦敦访友，多萝西在家照看孩子。第二年，两人又外出度假，多萝西则一个人去看望朋友，一去五个月。总之，从1813年到1818年这五年间，多萝西与华兹华斯分离的时候居多。而与此同时，华兹华斯正在渐渐地接近玛丽。他带她到各地散心游玩，带她参加罗德爵士家豪华的晚会，他更四处夸耀他婚姻的幸福，他曾对友人说：“我的婚姻可以说是最幸福的婚姻。”1815年，华兹华斯更是将他当时最心爱的诗献给了妻子。

    多萝西则很少在各种场合出现，也许是礼仪上只有带妻子赴宴而没有带妹妹的道理。这五年来，虽然华兹华斯和多萝西离多聚少，他们的通信也一改往日的热情，都是写些家庭琐事，再也没有“我多么想念你”、“亲爱的”那些充满感情的词句。从种种迹象看来，我们不免要猜疑是他们兄妹不再和睦，还是姑嫂间有了冲突？目前没有足够的文件来证明这些，但从现在尚存的两封信中可以看出一点端倪。

    一封是1814年年底，华兹华斯写到威尔士催促多萝西回家的信：

    小威廉病了，玛丽因为照看他而疲惫不堪，我多么希望你能回来。玛丽坚持要等孩子好些再请你回来，她起先并不同意我写这封信。我是希望你能回来减轻玛丽的负担，你知道她的身体一向不好……

    信尾又加了很耐人寻味的补充：

    我再重复一遍，我没有其他的原因，只是很真诚地希望你能为了玛丽回来，每当我焦虑的时候，我总是先想到你……

    华兹华斯这段有些道歉意味的补充不禁让人生出许多揣测，是多萝西以为家中不需要她？还是另有原因？因为资料不足我们已经无法知晓，这一切也只有当事人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但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一点儿不自然的气氛。那么姑嫂相处又如何呢？在第二封现存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多萝西对玛丽有些微妙的意见：

    前半年，我们家中有个全英国最差的厨子，好在现在伊森太太来了，我和莎瑞准备给她最好的酬劳，让她烧点各种口味的好菜给多拉吃，我想玛丽是不会反对的。怪的是，多拉在这些小事上反而喜欢听任玛丽的摆布，不太听我们的。玛丽有个怪脾气，她越是爱那个人就越不关心那个人的琐事，其实细节堆砌起来，在一生中也很占分量。她自己的身体应该不算小事吧？但她却明知我们担心还是不好好注意，叫人干着急。

    我们除了可以从这两封信中或多或少地看出一些不和睦的蛛丝马迹，在现有的文件中，丝毫看不见任何不和谐的现象。

    这么多年来，很少有学者研究玛丽对华兹华斯作品的影响。直到1977年，有一个年轻的邮票商人无意中发现一扎书信，他本想丢弃，后来看到瑞德山庄及华兹华斯等字眼，才留了下来，不久将其辗转卖到现在“鸽舍”的小博物馆里收藏。这几封信完全推翻了传统研究界对于玛丽在华兹华斯一生中影响的论断：中年前后的她深得华兹华斯的尊敬和爱戴，人们还发现她本人也是个很有智慧才情的女人，绝非一般人想象的只是一个平庸的家庭主妇。华兹华斯与安内特热恋时，他给安内特的信多出自多萝西之手，但玛丽曾收到过他亲自写的文情并茂的长信。

    那是1821年5月间，华兹华斯一个人到伦敦探望柯勒律治，玛丽则到威尔士看望她的哥哥。华兹华斯途中寂寞，曾给妻子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家书：

    我多么想与你在一起，对我来说，每个小时的分离都是惨痛的损失，我们两个已经分离得够久了。我们的灵与肉是多么地相互需要，我们拥有彼此就好像拥有珍世奇宝。想你、念你、爱你的情感在我心中炽热，烫得我异常清醒……也侵蚀着我的心。我在水边想你，在绿荫下想你，我一直怜你、爱你，从你是待嫁的新娘，一直到现在，由我们俩第一次并肩散步开始，到如今的分离，以至于我写这封信的时候。想必你在路上也一样地念着我，连马车将你带到何处也不在意了吧？

    啊！亲爱的，我不该相信这有形却无情的信笺，它能代表我要跟你说的话吗？不能。它不能代表你心中的我、脑中的我，踩在青草地上思念你的我、四肢舒展在柔软的泥土上思念你的我、在晚风中思念你的我……让我在你不在身边的时候听到你对我说话的声音吧。再相聚时，我们将会坐在绿树荫下，在波光粼粼的水边，在你最喜爱的、平静的、空旷的、朦胧的夜色里！玛丽，原谅我要在此搁笔……

    玛丽也回复了一封同样缠绵的信：

    当小多拉今天早上看到我一手拿着你的信，一手擦眼泪时，问我为什么哭，我告诉她我太快乐了，她的小脸上露出迷惑不解的神情。真的，亲爱的，这封信给了我莫大的鼓励，那是一种新的感受。因为这是第一封完全写给我的、属于我的信。我深深地感动着，亲爱的威廉，你说你没有我就没法好好过日子，我懂的，我也知道，可是当你亲自写来告诉我，我何止是惊喜，我完全被震撼了。

    有一次，你在给妹妹的信中提到你当时回来，或许“对我有用”，那时候我看了信感触很深。确实，亲爱的，那个时候你若回家，是对我极有帮助，只是那个时候我并不像现在这么需要你。……更何况那时候我没有应有的空闲和情致去与你共同编织这份丰富的情感。如今一切都不同了，不只现在，以后，我也愿意与你共度，你曾为我做的牺牲，我一直铭记于心，并今生今世都感激你。我希望这是我们今生最后一次分离……

    从这两封信中，我们可以知道他们夫妇感情笃厚，传统上认为玛丽只是华兹华斯的家庭主妇的看法被彻底推翻。

    1812年，华兹华斯夫妇失去了两个心爱的孩子，之后，他们对剩下的三个孩子更加关心了，稍有不妥，就会极为紧张。全家搬到瑞德山庄时，华兹华斯的长子约翰已经10岁了，每天跟柯勒律治的两个孩子到邻镇上学。柯勒律治的两个孩子从小聪慧，虽然父母失和、欠人管教，但仍表现出过人的才华。相比之下，小约翰是个学习能力较差的孩子。他的姑姑多萝西曾经一度对他很失望。

    作为长子，华兹华斯自然也对约翰抱有很大希望，他千方百计想送他去较好的学校，以便日后能进入剑桥，做一等学府的高才生。但在教导之余，他也痛心地指出了约翰身上的弱点：

    约翰在读书方面的能力是我所认识的孩子中最差的一个。他有很好的判断力，也有正常的思维，但当我替他补习拉丁文和希腊文学时，我失望透了。没想到他觉得念书那么苦恼，直到现在他的英文还是一窍不通！

    华兹华斯很矛盾，理论上，他反对当时死记硬背和填鸭式的教育方法，他主张让学生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但是，轮到约翰身上，他又像当时的家长一样望子成龙，要送他到剑桥或牛津求学。

    在这两种心情的冲击下，华兹华斯一面在家中压抑着脾气耐心地教导约翰，一面四处拜托朋友替约翰在剑桥或牛津留一个名额。不幸的是，约翰的数学太差，要跻身一流学府，恐怕是不可能的事了。在华兹华斯过度期望儿子成才的压迫下，小约翰对父亲的感情日渐疏远，面对外人也更加害羞。

    多拉却恰巧与之相反，她很慧黠、快乐、活泼，她是家中的可人儿。她6岁的时候，姑姑多萝西就曾下过这样一段评语：

    小多拉是个可爱的孩子，她讨人喜欢，又活泼，活泼得有时候有点儿淘气，感觉上还有些任性，但也不是天生的任性脾气……

    小多拉上了一阵小学之后，就留在家中学习。姑姑多萝西教她念书，她后来变得有些任性和骄纵。多萝西认为，只有学校严厉的校规才能改变她的脾气。

    华兹华斯也很清楚多拉的优点和缺点，他希望她能更用点儿心思在功课方面：“她非常粗心，又不专心，但只要她把心思放进去就会学得很快。”言下之意似乎舍不得送她到远地求学，所以多拉直到14岁时才被送到学校住读，她在那里度过了三年的快乐时光。

    在多萝西的一些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多拉聪慧、好强，很有父风，但因为是女儿身，无法像父亲一样四处游荡。住读三年之后，多拉整装回家，与母亲、姨妈和姑姑合力在家中照顾父亲。她不像外人那样崇拜华兹华斯，她是家中唯一敢跟他开玩笑、指责、逗闹的孩子，而华兹华斯对这位掌上明珠更是钟爱非凡。

    威廉是华兹华斯家最娇弱的孩子。因为他牙牙学语时，家中突然失去了两个孩子，刹那间，全家大人都将全部的爱心和注意力放在他身上。也许是太过宠爱的关系，小威廉是三个孩子中最懒也最没有心思念书的一个。姑姑多萝西曾这样记载道：

    ……小威廉是个可爱又有趣的孩子。他现在才开始读书认字，表现很差，进度慢得很。最近，他换了个新老师—二哥的助手卡特先生，进步了很多，一瞬间变得专心起来了，不像以前在我、莎瑞阿姨及他妈妈手下，念来念去也没念出什么名堂来，学东西的时候不是打呵欠就是把身子抖个不停。

    家中大小几乎都拿他没有办法，只有华兹华斯全心全意地呵护着他，有时候威廉的过分骄纵让多萝西觉得非常不妥。

    威廉11岁那年，家中的女人终于说服华兹华斯将他送到外地住校，没想到，住了一年又因为身体不佳被送了回来。那段时间，威廉只好一面在家中休养，一面跟着刚由剑桥回来的柯勒律治的儿子哈特利补习功课。

    1821年后，华兹华斯自己的小生活圈子一片平静，没有再遭遇什么不幸，但华兹华斯家族却有两个人去世了，一个是他小弟弟的妻子，在生第六个孩子的时候难产而死；一个是他的大哥。

    华兹华斯和大哥的感情一直有些淡，平时只有一些金钱上的来往，因为大哥管理着家族的财务。尤其在大哥娶了那个年轻的女孩为妻之后，两家的来往更少了。直到大哥临终，华兹华斯都很镇静、理智，他说：“最令人担心的是，大哥既没有立遗嘱，又没有替孩子指定监护人，只怕像他太太那样的女人，以后会带着孩子再改嫁吧。”

    亲朋

    威廉·华兹华斯中年之后，与骚塞冰释前嫌，两人日益亲近，几乎成了一家人。最初，他与柯勒律治及骚塞均是莫逆之交，后因骚塞的一篇诗评伤害了他，两人渐渐疏远起来。骚塞虽与柯勒律治也有一阵闹得不愉快，但因他们俩的妻子是亲姐妹，所以很快又和好如初。

    到1803年，骚塞的第一个孩子夭折，他们夫妇便接受柯勒律治的邀请，搬过去与柯勒律治同住。那时候，他跟华兹华斯还只有表面上的往来，华兹华斯的大弟弟约翰过世的时候，骚塞诚心的慰问将两人的距离缩短了，自此成了相交一生的好友。

    与华兹华斯的相交是骚塞生命中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他曾漂泊了七八年，一直居无定所，也没有稳定的工作。这之后，他的生活趋向安定，他开始专注于写作。1813年被封为“桂冠诗人”之后，骚塞在诗坛上大放异彩，深受后辈济慈、拜伦和雪莱等人的敬爱。

    骚塞除了写诗外，还兼做其他文艺工作。他早年就写些评论，后来又参加新闻工作。1807年间，他替《四季月刊》撰文，一篇论文的稿酬是100英镑，在当时已经是相当高的了。后来，又有杂志社来挖他，给他2000英镑的年薪，骚塞碍于情面，没有答应跳槽，其实他每年出诗集的版税、写文章的稿费等收入加起来也有2000英镑。而当时的华兹华斯一年只有20英镑的稿酬。

    骚塞后来专心著书，像着了魔似的工作，他不但写诗歌、散文、评论，还写伟人传记和历史故事。相反，华兹华斯到中年之后似乎创作日渐稀少。骚塞会如此积极地工作，有一半原因是被现实所逼。他有一大家子人要养活，夫妻俩加上八个孩子已经够他受的了，还要照顾柯勒律治太太以及他们的孩子，加在一起有14口人，另外还有骚塞太太一个寡居前来投靠的姐姐和两个未出嫁常来做客的妹妹，所以骚塞家一天煮17人的饭是很平常的事。而工作赚钱的人就只有骚塞，他怎么能够松懈呢？

    当时骚塞戏称自己的家是蚂蚁之家，一方面是比喻自己工作辛勤如蚁，另一方面则因为家中全是女人。骚塞家和华兹华斯家有一个相同之处就是女人多，从前人的评论文章来看，每每提及华兹华斯家的女人，必是称赞之词；骚塞家的女人很少被人提起，即使提及也多是不认同的口气，大约骚塞太太的姐妹比较难缠。柯勒律治曾这样描述他太太的姐妹，他说：

    如果谁想要一份地道又丰盛的“烧烤丈夫”的菜单，我可以送他一份我太太的秘方：出门时，送我一顿责骂，回家跨进门时再加一场；朋友来了冷眼相待，稍有异议即报以激动的尖叫。这种种行为加起来就是丈夫们最不希望的待遇。

    中年之后的骚塞和华兹华斯一样成了个很顾家的男人，在政治观点上也由开放倾向保守。年轻的时候，骚塞非常激进，他反对一切制度和宗教。当柯勒律治走入他的生命之后，两人就发起了创建乌托邦的幻想。成家之后，乌托邦的梦破碎了，他们不得不回到现实中挣扎。后来，骚塞与华兹华斯一样成了托利党的忠贞分子。

    在19世纪20年代左右，有人将骚塞20年前在学校写的一出赞成革命的戏剧出版了，这部戏剧出乎意料地畅销。骚塞虽然奋力想收回这部作品，但都没有成功。于是，辉格党人士及文坛上的敌人群起而攻之，称骚塞是叛徒，背叛了自己的信仰。骚塞反驳道：“有些人每天早上起来面向东方膜拜太阳，傍晚时，他们仍面向东方而跪，固执地认为太阳还在东方。我不是这样的，当地球旋转时我也会改变我的方向。”骚塞老年时，还是将这个剧本收在了他的集子中，一点儿也不觉得尴尬，他说：“我既不以曾经年轻过为耻，也无须以曾是激进分子为过。”

    骚塞不但在文坛上一帆风顺，在政坛上也平步青云，既不需像华兹华斯那样讨好罗德爵士，也不用替贵族们做任何工作，总是有仰慕他的王公贵族给他一官半职，虽然他得到“桂冠诗人”的称号后领皇家俸禄，不便出任这些职位。

    1813年，骚塞到欧洲办事，那时拿破仑已经在俄国遭遇兵败，英法之间关系再度好转。华兹华斯因为始终不放心流落他乡的骨肉凯罗琳，便拜托骚塞帮忙寻找。骚塞在巴黎见到了凯罗琳，当她知道骚塞与父亲的关系后，就哭泣着将自己的身世全盘托出，第二天还带安内特来见骚塞，骚塞深受感动，又很钦佩安内特无怨无悔的爱。安内特在1802年与华兹华斯分别之后，依旧生活清苦。

    1814年，凯罗琳与一个小公务员订婚。华兹华斯有些担心未来的女婿无法养活女儿，不过也没有提出异议。后来，安内特也改嫁了。

    最初，多萝西与莎瑞·郝金生曾一度要去参加凯罗琳的婚礼，没想到1815年拿破仑又反攻巴黎，两人无法成行。婚礼终于在一延再延的情况下，于1816年2月举行。安内特克服一切经济上的困难，尽力为女儿举行了一个风光的婚礼，华兹华斯家没有一个人来参加，新娘的结婚证书上父亲一栏仍写的是华兹华斯。

    华兹华斯在女儿婚后，每年从他为数不多的薪俸中，抽出30英镑寄给远在法国的凯罗琳聊表心意。凯罗琳在婚后10个月生下了长女露易丝·凯罗琳·多萝西。多萝西完全是依姑姑的名字取的，因为多萝西在书信中一向对凯罗琳十分关怀。

    1820年，华兹华斯、玛丽、多萝西在欧洲游历时，终于在法国又与安内特和凯罗琳见面了。当玛丽初次与安内特见面时，场面非常平静，没有情绪激动的拥抱，没有泪水，没有责备，气氛平凡而愉快。分别时，华兹华斯留下了他的一幅铅笔素描和两本诗选。据说，有一本诗选至今仍保存在华兹华斯在法国的后代家中。1820年之后，华兹华斯的一切狂热情感都随着他的青春渐渐远逝了。

    名利的巅峰

    华兹华斯的诗因为其突破传统的写作方式，不为当时的评论家和学术界所接受。可是，诗人并没有因此气馁，他坚守自己的理想，二十年来都不曾改变自己的风格、形式和思想，他既不与评论家们妥协，也不肯尝试迎合大众口味的写作，一直刚毅、自信地写自己的诗。这种坚持终于收到了效果，读者们开始逐渐领悟并欣赏他的诗了。

    在1816年时，评论家们的口吻已经趋向缓和，一些杂志也开始承认华兹华斯的作品中有很优秀的一部分：

    在他的诗篇里，总有好些段落写得精彩细腻、打动人心。但……当他想借诗说教时，往往不能讨好读者。

    到1819年，济慈的一位朋友看到华兹华斯即将出版的一首长诗，他心血来潮，写了一首韵脚、格式、人物都与华兹华斯平时作品相似的诗歌，抢先出版。济慈为这位朋友写了一篇评论，刊登在辉格党办的杂志上：

    这首冒牌作品抢先出版，闯入读者市场，真本只怕还在山涧丛林中遨游呢！

    雪莱也凑热闹，跟着写了一篇评论，将英国劳工的困苦贫乏全部归罪到托利党人身上。后来因为这篇评论言辞过于激烈，被友人劝阻，没有出版。拜伦也不甘寂寞，写了一篇书信形式的散文，将华兹华斯戏弄了一番：

    你注意过华兹华斯这个人吗？在伦敦，有个小贵族为他画插画，带他四处参加宴会开阔眼界；在乡下，有个爵士为他找闲差，平时还赏他口饭吃。你大约不知，他可是我们英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独一无二的诗人。他的杰作隐藏了二十个年头才与读者见面，可惜的是，在那二十年间过世的人们可能要等到复活之日，才有幸目睹此诗了……

    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看出华兹华斯在当时还是有很高的知名度的，否则不会有年轻的后辈热衷于模仿他的诗作。雪莱、济慈和拜伦这三位浪漫派诗人的起哄反而为华兹华斯做了宣传，他的作品刚问世就被抢购一空，空前地畅销。

    评论界对这首长诗的评价没有往日那么苛刻，他们公开承认华兹华斯是个伟大的诗人，但是这首诗差强人意，不能算是上乘之作。《大英评论》中指出，华兹华斯的诗如果过长，总会或多或少有一些瑕疵。这是世人共知的缺点，即便今人非常推崇华兹华斯的作品，也会有这样的同感。可惜当时的评论家们三十多年来一直关注的是华兹华斯的缺点。总体来说，1819年之后的评论还都比较友善，只有《每月评论》依然尖刻地说：“如果有一个保姆用这种语气对孩子说话，任何一对明理的父母都会尽快辞掉这个保姆。”

    华兹华斯能够坚持这些年来视苛刻的评论如无物，按照自己的想法和原则创作诗歌，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那些一直赏识他、鼓励他的友人。

    1817年，柯勒律治在他的文学传记上称，华兹华斯是可以与莎士比亚、弥尔顿齐名的诗人，只不过他那些冗长晦涩的序文掩盖了他的诗歌的光芒。济慈也曾真心地说：“他是我们中间最伟大的，他不但能创新还能将之发扬光大。”雪莱日后也尊称华兹华斯为伟大的诗人。连之前爱跟华兹华斯作对的拜伦，日后也为自己曾经的行为感到内疚。

    1820年，华兹华斯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他的诗集《德温特河》出版后，受到了普遍的好评。华兹华斯将其一生与德温特河的情感款款流注于笔尖——他回忆童年时在河边的垂钓游玩，中年时与妻子的旧地重游，点点滴滴尽收于诗中，十分动人。

    1822年，他又出版了一首新诗《传教叙述诗》。结果，除了《爱丁堡书评》称之是乏味、无力、黯然、灰色、愚昧、自大、一无是处的之外，其他评论都很温和地接受了这首新诗。其实《爱丁堡书评》的主编私下里很喜欢华兹华斯的诗，他一再表示苛责只是激励诗人上进的一种方式，并无恶意。华兹华斯的好友罗宾逊觉得这种说法极为讽刺：“你不觉得你表达的方式有些怪异吗？”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用狄·昆西的一句话来总结华兹华斯在诗坛上的地位：“1820年之前，威廉·华兹华斯这个名字是被人踩在脚底下的；到了1820年和1830年之间，是他积极争取声誉的时期。”由此可见，华兹华斯的成功绝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点点滴滴的努力。

    1819年，杂志开始刊登关于他的专访。到1820年，他的半身像开始被贩售，他自己还订了好几个半身像送给后辈。1825年，他开始收到第一封要求签名留念的读者来函，此后这样的事情就没有间断过，时时刻刻都有仰慕者来求他的签名。

    与这些同时而来的也有苦恼，华兹华斯节俭的个性、家中照顾他的女人、他与罗德家族的关系全都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成名之后的华兹华斯生活逐渐宽裕了一些，但青春已逝，一起带走的还有他灵巧的构思、丰富的灵感，因此1822年出版了一本诗集之后，华兹华斯几乎封笔。他开始了另一种快乐的生活，广交朋友，不是邀人来家里做客，就是带着妻女到他人家中拜访。空闲时他还趁机四处游览，过着诗情画意的日子。不过家中两个不争气的儿子却一直是他心头的郁结。

    在老友四散的情况下，华兹华斯开始结交新的朋友，譬如邻居奎特军官，奎特军官第一次拜访华兹华斯之后留下了这样一段记载：

    他很生硬地招待我，并问起我的介绍函。我告诉他，我没有随身带着，那只不过是一封公开的介绍信，而且信中将我夸得太厉害，我非常不好意思拿出来。他看起来好像很生气，一面摇椅子一面又简短地跟我聊一两句话。我开始有些不悦，觉得这个人很讨厌。突然门开了，门口站着一个五官生得很端庄却不漂亮，风度优雅又有着天真单纯气质的年轻女孩。然后，我见诗人的面部表情起了变化，他的眼睛、他的声音刹那间温柔了很多，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他的女儿。

    多拉的及时出现缓解了两人之间的僵持局面，这之后，他们的交谈变得很愉快，逐渐成了好友。奎特丧妻之后，迁居伦敦，华兹华斯和多拉每次到伦敦，都在他那里小住。华兹华斯虽然住在山明水秀的乡下，但绝不是一个隐士，他到城里赴宴时多半是谈笑风生、引人注目的角色。一位杂志社的主编乔登曾经写道：

    乡间的华兹华斯与城里的华兹华斯是有区别的。城里的他活泼而又风趣。记得有一次，我们与朋友共进早餐，餐桌上华兹华斯兴奋地评论前一夜大家一起去看的意大利歌剧，我从未听过他那么生动、锋利、有眼光地评论歌剧中的词谱及歌舞动作，我完全被他的言辞和态度所吸引，即刻要求日后与他通信……如果他当时答应我为我的杂志撰写稿子，我相信读者们一定会惊讶这位诗人是如此的才华横溢！

    中年时的华兹华斯除了四处结交新友之外，还开始了他的旅行生涯。1820年，他带着玛丽、多萝西到欧洲游玩，循着他旧日游历的路线，一路玩下来，最后到巴黎与昔日的情人安内特见面。华兹华斯平日很节俭，旅行时也不例外。多萝西曾风趣地写道：

    二哥怕旅店骗他的钱，每次都像拿破仑似的站在店门口。当他走回车子催我们入店时，我常笑着对玛丽说：“他们一定以为拿破仑又回来征服压榨这个小城了。”还有一次，旅店要的价钱太高，他就带着我们在车中过夜，没想到半夜风大雨急，车子中又有很多跳蚤，我们被困扰了一夜。

    这次游历回来不到两年，华兹华斯又带着玛丽到比利时及荷兰游玩，顺道拜访了几位老友，后因眼疾返回瑞德山庄。1824年，华兹华斯又带着妻子和女儿经伦敦到威尔士，途中华兹华斯诗兴大发，沿路吟诗作乐，小多拉就在一旁取景画素描。1828年，华兹华斯带着女儿到伦敦会友。他见到了身体日渐康复的柯勒律治，以及诗集一直非常畅销的斯科特。柯勒律治临时起意要游览莱茵河和比利时，华兹华斯没来得及通知家人就匆匆起程，这次游历也十分畅快。

    成名之后的华兹华斯经常在游玩途中被人认出来，人们对他朴实的外表和简单的穿着似乎有点失望，觉得他与想象中的诗人形象相去甚远。在比利时，有一位与他初次见面的读者写下了他当时的感想：

    如果只读其诗而未见其人，那么你见到华兹华斯之后一定会大失所望。他与柯勒律治形成了很强烈的对比。他很高、瘦长而结实，有着粗犷、严肃的容貌，粗枝大叶的身材和平凡庸实的气质。他穿着咖啡色宽松的袍子、横纹的裤子、棉布绑腿和厚底鞋。与其说他是“湖畔派”诗人，倒不如说他是个乡野农夫来得贴切。他冷峻、粗糙的外表，无法令人任意亲近。但细想之下，他的缺点实际上是他的优点，他的朴实无华显得他不虚伪、不矫饰，他更不自负自大，即使在仰慕他的人面前，他也绝不表现得高人一等……

    这几乎是每个见过华兹华斯本人的读者的共同感叹。每个人见他外表粗犷、冷峻，都以为他是个自负自大的人。他反驳说：“在诗中，我是自负的，在现实人生中，我不自负。”但不可否认，这个饱经世故的老人仍是十分武断而又有个性的。

    路人的评头论足并没有减低他游历的兴致。1829年，他与友人初游爱尔兰，破天荒地没有被风景激发出作诗的灵感。1831年秋天，他带着多拉重游苏格兰，顺道到爱丁堡探望斯科特，当时他已61岁，但仍然健步如飞，每天徒步20余里也不觉得疲惫。只不过他视力有点衰退了，需要戴着特别的眼罩保护眼睛，路上的孩子常好奇地围观他。

    华兹华斯因为沉迷旅行，时日一长竟然成了其中的行家。1832年，他出版了一本旅行指南，重点介绍家乡附近的景色和适游路线。这本书出版之后十分畅销，不喜欢诗歌的读者也非常欣赏华兹华斯优美的文字。这本旅游指南使华兹华斯声誉大增。到1835年它已经再版五次。

    这时候，华兹华斯的两个儿子如何呢？他一直望子成龙，可是他们却让华兹华斯十分失望。长子约翰靠着关系进入剑桥大学，但因为数学太差被劝退。约翰希望父亲能再安排他进牛津大学读书，华兹华斯靠着自己的面子和外人对他的诗歌的仰慕，将约翰送进了牛津大学。四年之后，约翰并没有如他父亲所愿那样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他的毕业考试没有及格。华兹华斯的自尊心作祟，还在替儿子掩饰，说他是因为生病才没有发挥出正常水平。

    华兹华斯和当时的一般家长一样，希望约翰能进入教会工作，这与三十年前的他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华兹华斯或许应该庆幸，约翰并不像他年轻时候那么叛逆。在华兹华斯的四处拜托下，约翰顺利地获得了一个教会职位，他被派到一个穷困不堪的教区服务，与华兹华斯向往的风光的神职相去甚远，他虽然有些不悦，但也算了了一桩心事。

    多拉除了体弱常惹华兹华斯夫妇操心外，是家中唯一的可人儿。如今，她已经完全取代了昔日姑姑的地位，成了华兹华斯的眼睛和耳朵。她陪父亲遨游四方，不但悉心照料他，还将沿途的趣事见闻一一详细记载下来。她因为对父亲过度地崇拜和亲密，连自己的婚姻大事也耽搁了。

    三个孩子中，最令人忧心的自然是小威廉。他自从12岁休学之后，就一直闲荡在家。小威廉想参军，并且不顾父母的反对自己报了名。不幸的是，他没有被军队录取。华兹华斯见他没什么事做，就去拜托罗德爵士给他安排一个差事，可惜当时工作的机会太少，罗德爵士也爱莫能助。华兹华斯转而又托人四处打听入学的事，终于将威廉送到德国，想让他学些德文，回英国后还可以以此谋生。

    除了两个儿子有点令人操心之外，华兹华斯家里的其他事情还算一切顺利，所有人都能和睦相处。莎瑞·郝金生永远是个好阿姨，不但孩子们喜爱她，华兹华斯也时常与她吟诗唱和，谈笑取乐。中年以后的玛丽不再需要日日操劳家务，多半陪着丈夫四处访友遨游，生活一下子丰富多彩起来。在她日渐频繁的与家人或朋友的书信来往中，可以看出她的生活情趣。她戏称瑞德山庄为悠闲山庄，以此衬托出骚塞家的忙碌。

    多萝西虽然渐渐从华兹华斯的生命中退去，但兄妹之间的感情依然很深厚。多萝西似乎苍老得很快，她在1820年就安上了一副假牙，她自嘲地写道：“如今我的嘴唇已经完全缩进去了，下颚却整个突了出来，几乎与鼻子看齐！”不过她的身体依然很硬朗，走起路来健步如飞。

    1830年，华兹华斯已经60岁了，夏天的时候他仍喜欢徒步出门游历，冬天则在湖上溜冰。年轻时体弱多病的现象都消失无踪，除了一次骑马失足，摔下来弄伤了脖子之外，几乎连感冒、咳嗽等常见的小病痛也没有。经济状况方面，他仍然靠着微薄的税务员薪水和一点版税清苦度日，有积蓄的时候也小心翼翼地投资，决不做任何投机冒险的生意。这种谨慎使得华兹华斯一生都没有大富大贵，但也没有过于清贫。相反，他的朋友斯科特后来因为投资不慎宣告破产，老年时负债累累，过着苦不堪言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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