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鸽舍”的宁静生活

    1799年，华兹华斯和妹妹多萝西在湖区以一年两英镑的租金租下了一间小农舍，这就是后来的“鸽舍”。

    当时华兹华斯兄妹还没有将其称为“鸽舍”，在他们搬到这里之前，这间屋子是家小旅馆，叫作“鸽子旅馆”，所以后来人们才将这间华兹华斯兄妹住过的屋子称为“鸽舍”。

    能重回湖区定居，华兹华斯兄妹真是欣喜异常。“鸽舍”中没有任何家具或装饰，兄妹二人白手起家，多萝西一边打扫房屋，一边画些家具或装饰的图纸，然后由华兹华斯来制作。为了布置这个梦想已久的家，多萝西几天都没有出门。有一次，华兹华斯实在看不下去了，硬拖着多萝西出去玩，结果回来之后，多萝西开始牙痛，华兹华斯为此十分自责。

    这间小小的屋子分上下两层，多萝西住在楼下，厨房就在旁边；华兹华斯住在楼上，那里有他的书房。每个房间都有通风和取暖的设备。多萝西非常爱惜这个家，她写信给友人说：

    我们的屋子可以说是个好房子，唯一的缺点就是

    前门靠大路太近，还有就是屋子较小，隔音太差。

    兄妹俩并不太在意这些缺点，他们还在前院及房子四周种了许多玫瑰和金盏花。屋子后面还有一个后院，那儿其实不过是一小块斜坡，上面有几株老果树，多萝西美其名曰“果园”。多萝西想在果树下搭一个茅屋，夏天的时候可以用来乘凉。他们还在后院种了许多蔬菜，把小屋点缀得十分漂亮。

    平时，多萝西在家中洗衣、做饭、缝补、清理……而华兹华斯则在屋外打扫院子、种菜、灌溉……两人过着很勤朴、实在的日子。当然，他们也有轻松的娱乐活动，比如夏天到湖边垂钓或野餐，冬天到湖面上溜冰。他们每天都在附近的山间、田野漫步。有时候，他们甚至走几小时的路程去拜访邻村的友人，或仅仅为了寻找诗中想描写的某一种景致。他们的饭菜很简单，多数是麦片粥或多萝西自己做的派饼。多萝西曾强调说他们的生活素质是“起居朴实、思想崇高”。

    兄妹二人的生活虽然宁静旷达，但却不算完全的隐居。他们时常跟邻居来往，招待远道而来的客人，过得十分充实快乐。邻居们很尊敬他们，从不质疑他们半隐居半出世的生活方式。远道而来的客人也是数不胜数。

    12月，他们正式搬到“鸽舍”以来，最先来访和小住的是华兹华斯的大弟弟约翰。约翰是家中最内向、最安静的一员，却选择了最粗犷豪放的职业——水手。几年来，他做得很成功，由最初的水手做到了资深船员，下一步就要升为船长了。他在1800年1月来到“鸽舍”，直到9月间才离开。

    这期间，“鸽舍”又来了两位客人——郝金生姐妹：玛丽和莎瑞。不久后，华兹华斯以前的朋友罗埃德夫妇也搬到了附近，兄妹二人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了。

    事实上，柯勒律治才是“鸽舍”真正的常客。他在这里小住数月之后，觉得此处环境极好，便决定举家搬来定居。多萝西替他租到了一栋临河的宽敞舒适的房子。柯勒律治搬过来之后，经常步行到“鸽舍”看望华兹华斯，有时候只去喝茶谈天，有时候深更半夜才到，多萝西还要起床为他们准备点心。华兹华斯时常披着睡袍，睡眼惺忪地听柯勒律治朗读他的新作，当然也常将自己的近作读给他听，回报他的一片热诚。

    几个年轻人在“鸽舍”过着神仙般的生活，他们经常夜游，在湖畔吟诗或在树下畅谈。柯勒律治小时候受过风寒，长大之后又不爱惜身体，因此经常病痛缠身。他有痛风、神经炎和风湿病。在“鸽舍”做客时，这些病痛常来折磨他，还好有多萝西在，可以照顾他。除了身体的不适外，柯勒律治的婚姻也发生了危机，夫妻二人的关系已经破裂了。

    柯勒律治为了挽救婚姻，以及缓解他太太的寂寞，极力怂恿骚塞一家人搬来与他们合住。骚塞的妻子与柯勒律治夫人是两姐妹。1803年的时候，骚塞终于抵不过柯勒律治的催促，全家搬到了湖区。此时的骚塞虽然有一份固定工作，但仍以写作为最主要的目标；华兹华斯成了纯粹的诗人；柯勒律治的兴趣较广，写作之外，还在一家杂志社做得有声有色。柯勒律治对华兹华斯的才情的佩服不减当年，他写道：

    我已摒弃写诗了，因为华兹华斯能写出所有理想崇高、有深度的诗，而骚塞能写出大众化、轻快、简单、庄重的诗。我为自己留下的工作是协助读者去了解、体会、欣赏他们的诗，他们的诗是应该受到赏识的。

    他真的这样做了。柯勒律治不把时间用来写诗，却为华兹华斯立名——他引导读者欣赏华兹华斯的诗，带他们进入其中描写的境界，在报纸杂志上为华兹华斯辩护、写诗评。他的功劳没有白费，《抒情歌谣集》终于要再版了。

    当初考特完全低估了这本诗集的价值，一看市场反应比较差，就转手将版权让人。没想到在1799年夏秋之际，一份诗歌评论刊物上又出现了一些赞扬的声音。出版商开始对华兹华斯的诗有信心了，马上带了80英镑的稿酬来拜访华兹华斯，希望他再版《抒情歌谣集》，并能推出《抒情歌谣集》的第二部。华兹华斯终于如愿以偿，很快地将他定居后期写的诗加以整理，委托友人校对，然后送到出版商那里。第二部《抒情歌谣集》中的新作有《兄弟们》《麦可》及《露茜》等。

    再版的《抒情歌谣集》第一部于1801年1月正式问世。与初版时不同，它马上得到了很多好评，先是在报纸上有一篇短评，后来在杂志上又刊登了一篇富有学术性的长评。两篇评论一片赞扬之声，这无形中提高了华兹华斯在英国文坛的地位。朋友纷纷对他表示祝贺，骚塞也写了一篇推崇这本诗集的评论，他有些后悔从前严苛的批评。兰姆也提供了许多意见，还逐行逐字地仔细评鉴。唯一冷眼旁观、不批评也不赞美的是当时最有分量的文学杂志——《爱丁堡书评》。

    《爱丁堡书评》在当时的文坛很有分量，任何诗人、作家如果能得到它的评价，就会引起广泛的关注。华兹华斯的作品为什么没有得到它的重视呢？原来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再版时，画蛇添足地加了一篇长达6000字的序言，正是这篇冗长的序言给《爱丁堡书评》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序言中，华兹华斯较为主观地为诗歌下了定义，并主观划分“诗”和“非诗”的界线。他还分析了当初写《前奏曲》时的心态。前者使他得罪了许多与他意见相左的同行；后者的“心理分析”在当时的人看来有些夸张虚伪。以现在的观点来看，华兹华斯的思想比同代人早熟了100年，到20世纪，哪个读者不是根据“心路历程”来分析原作的呢？更何况华兹华斯的这篇序文为日后研究英国诗歌的学者提供了不少参考资料。

    除此之外，华兹华斯还做了一件与他年轻时性格相反的事，那就是他寄了许多本诗集给当代名人，书中往往还夹着一封文情并茂的信，一面介绍自己的作品，一面恭维这些显贵。像他给一位著名公爵的信中就这样写道：

    我像所有其他大英帝国的子民一样，我认为您对国家和人民充满了感情……这种性格使您更亲近诗人，我深信如果我们进行一个民意测验，您会发现任何一个真诚的英国诗人都会喜欢您。

    也许，当时的华兹华斯更成熟了，也许较从前更俗气了。总之，他这一举动与他往日的想法和行动完全背道而驰。年轻时代的华兹华斯是憎恨权贵、不屑与富人为伍的，现在他像古今大多数诗人一样，开始向外界推介他自己的作品了。由此可见，华兹华斯渐渐地由激进浮躁的青年迈入成熟的中年了。

    两部《抒情歌谣集》慢慢地在文坛受到注意，华兹华斯听说女王也买了一本诗集送给朋友，后来他又接到第一位崇拜者的来信。从此，华兹华斯的信心大增，更勤于写诗了。

    出版商见销售状况良好，华兹华斯已经拥有了一批年轻的读者，就与华兹华斯商量，希望再版旧集，并重新添加一些近作。1800—1805年之间，华兹华斯隐居“鸽舍”，这段时期可谓是他的全盛时期。他这时候的诗不但写得多，而且写得好，像后世不朽的哲理诗《永恒》、赞美大自然的诗《水仙花》都是在这时完成的。

    华兹华斯的名字开始在文学圈响亮起来，虽然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享有盛名，但在地方上已经小有名气。可惜的是，具有权威性的《爱丁堡书评》因为不喜欢他的序文，一直没有为他的诗集做出评论，这使得华兹华斯很失望。但到了1802年，《爱丁堡书评》为骚塞写诗评时，将柯勒律治和华兹华斯一并写入，称他们三人为“湖畔派”诗人。骚塞曾感慨地说：“我想，人们会因为我的名字和柯勒律治及华兹华斯两人并提，而更加记得我。”

    两年后，骚塞又写道：“华兹华斯的成就会超越柯勒律治，以他独特的风格留名后世。他一定会成为继莎翁之后英国最伟大的诗人。”

    婚姻

    19世纪的英国社会是十分封建的，妇女们还过着很保守的传统生活。女孩子们年轻的时候没有受教育的权利，长大后也没有追求事业的自由。她们在人生道路上扮演着次要的角色，将自己的才情、能力都压抑着，像影子一般追随着她们所依靠的男人。

    多萝西·华兹华斯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她将一生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她哥哥威廉·华兹华斯身上，她不但照顾华兹华斯的生活起居，更鼓励了他的创作。

    严格说来，华兹华斯能如此充分地发挥他写作的潜力，要感谢柯勒律治和妹妹多萝西的帮助。柯勒律治才学渊博，上通天文，下解地理，对东西方贤哲伟人的各种思想言论也耳熟能详。他经常与华兹华斯探讨生命的意义，研究抽象的理论，帮助他赋予诗歌不朽的哲理。而多萝西完全是自然界的化身，她纯真、灵巧、敏感又细腻，她往往能启发华兹华斯的灵感。她能将华兹华斯由最世俗的环境带到至真至美的境界中，她更能利用她敏锐的感性唤醒华兹华斯的感觉，让他去体会或欣赏生命中常被忽略的细节，比如叶上的毛虫、远方的飞鸟、朝升的太阳、晨啼的公鸡……总之，多萝西是华兹华斯灵感的推动器。华兹华斯是感激她的：

    我日后被赐予的福泽，

    在年幼时早已相随。

    她赐给我眼睛，赐给我耳朵，

    以及细心的照料和体贴的担忧，

    一颗心，一滴泪，

    有爱、有思想、有欢乐。

    多萝西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但是，她却很好学，孜孜不倦地读完了莎士比亚的全部戏剧，空闲的时候，还勤学法文和德文。她和安内特的通信全是用法文写的，足见她很聪明，几乎无师自通。

    多萝西常常浑然忘我地沉醉在哥哥的诗中，她提供意见、批评，甚至替他辩护。多萝西自己可以严苛地指责她哥哥的诗歌，一旦他人责难华兹华斯时，她又挺身而出，为他辩论。她自己算是诗人吗？许多研究华兹华斯的学者都认为她当之无愧地是未曾在文坛露面的诗人。

    多萝西的私人日记和她的信件都是喜爱华兹华斯的读者同样喜爱的两本书，它们到1985年才结集出版。她的信写得非常流畅、细腻，读其信如遇其人，在与好友的通信中，多萝西谈论她对人生的看法和意见。信中还流露出她的个性，她的幽默、风趣，她会很生动活泼地描述一件事，简直是个说故事的能手。她的日记不像信件那么具有可读性，其中多是一些零星的片段，往往会令不熟悉内情的读者摸不着头脑。这些日记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帮助后世学者考证华兹华斯的生平，以及分析他的心路历程。

    从这些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华兹华斯兄妹异于常人的一些现象：他们一起创作，有心灵的沟通；他们一起生活，有超越兄妹的情感。我们可以摘录几段日记来证明他们兄妹之间的情感共鸣，以及其中那不同于一般人的亲近。

    在多萝西1802年4月15日的日记中，有一段关于湖滨散步的记载：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看的野水仙，它们一圈一圈地绕着长着青苔的石头生长。有些将头枕在石头上，像靠在枕头上养神；有些抬头摇摆；有些轻快地飞舞；有些激烈地摆动，像在跟越过它们吹向湖心的清风尽情谈笑。它们看起来那么愉快，永远那么耀眼，永恒不变。

    现在我们将这段记载拿来与华兹华斯的《水仙花》一诗做一下比较，从中可以很容易看出兄妹两人的感应是多么的相似：

    我游荡，似一片孤云，

    悬在山谷间，

    刹那，我看到一簇水仙花；

    在湖畔，在树下，

    伴着清风起舞飘动。

    它们舞着，好似耀眼的星，

    在银河中闪烁，

    它们无止镜地伸展着，

    沿着湖的边缘，

    我一瞥，只见千万朵，

    摇摆着它们的头轻快地舞着。

    他们兄妹二人不但在文章中能体现出共鸣，在日常生活中也非常亲密，他们日记中的某些记载很容易让人误解成一般夫妻的生活，比如：

    吃完晚饭，我念诗给她听，没多久她便睡着了，她的头靠在我肩上。

    又如：

    我和二哥在院子里坐着，后来到果园里散步，晚饭的时候才回来。他把他的诗读给我听。我在煎牛排。饭后，二哥倚在我肩上，我念书给他听，他不久就睡了……

    当我们从外面回家之后，就在窗前默坐。我坐在椅子上，二哥把手搭在我肩上。我们沉醉在宁静中。这真是一段幸福的时光……

    如果华兹华斯不在，多萝西的想念之情更是令人感动，她会在离别的时候哭泣，会在离别之后每天来回走六里路去邮局看信，甚至会辗转无法成眠。

    华兹华斯对多萝西也一样有着很深厚的感情，他有许多诗作都是以多萝西为主人公或是记载与多萝西共同的生活经历。比如，诗中的露茜就是多萝西的化身。此外，《奇异的一腔情感》记载的是他与多萝西在德国的经历；《在所有可爱的事物中》记载的是他与多萝西一起寻找一条毛虫的趣事。从以上种种的证据来看，多萝西不仅是华兹华斯的管家、厨娘、秘书，最重要的是，她是他的朋友，真挚的、甘苦与共的亲人。

    从遗留下来的文稿及信件来看，华兹华斯除了与安内特的恋情外，再没有与其他女人有过亲密的关系。而多萝西一直是个待字闺中的少女。有现代学者指出他们兄妹之所以没有适时地选择伴侣，是因为他们两人相爱，早在潜意识里将对方看成自己的配偶。甚至有学者怀疑他们有乱伦的倾向。当然，这些都只是猜测而已，并没有确实的证据，何况1802年，华兹华斯与玛丽·郝金生举行了婚礼。

    多萝西没有在她的日记上写过关于婚礼的事。日记上仅在1802年7月的某一天，记载了他们兄妹途经伦敦到法国南部去的事情。提到法国，我们自然而然会想到安内特，华兹华斯此去是为了看望她吗？或者是为了与她再续前缘？都不是。1802年年初，华兹华斯已经与玛丽·郝金生订婚。3月，英法两国签订了休战协议。这真是阴错阳差。如果两国早一点停战，华兹华斯会不会改变他谈及婚嫁的对象？可惜这些都是如果。7月间，华兹华斯到法国去是为了了断前缘，然后好安心结婚。安内特白等了一场。

    在法国的一座海滨城市，华兹华斯与安内特以及他们9岁大的女儿凯罗琳一起相聚了四个礼拜，互诉别后的相思与辛酸。安内特在这十年间过得并不轻松，她的父亲是保皇党人，家人和亲朋都因此吃尽苦头。她到处躲躲藏藏，生怕被革命党人找到。这些年她一直对外宣称自己是华兹华斯夫人，可见其痴心不改。可是，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年，华兹华斯与安内特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社会中，他们共同的话题只有女儿凯罗琳，华兹华斯的法文也许都已经不流畅了，他们还像以前一样相爱吗？华兹华斯要如何告诉安内特他已经订婚的消息？他有想过女儿以后的生活吗？这一切我们都不得而知。事实不过是四个星期之后，这对曾经的恋人再次天各一方，华兹华斯与多萝西返回英国，安内特则带着女儿回到之前居住的城市。这一别，又是十八年。

    现在让我们来描述一下华兹华斯与玛丽·郝金生的爱情。这个名字前面出现过很多次。早在华兹华斯还生活在他外祖父母家的时候，玛丽就与他相识了，她是华兹华斯的童年玩伴，以后虽然两人还有往来，但一直是朋友关系，华兹华斯是什么时候爱上玛丽的呢？玛丽很少在华兹华斯的作品中出现，后世研究者只要论及华兹华斯身边的女人，提到的多半是多萝西，描述她如何激发诗人的灵感，她的风趣、她的开朗，却很少有人提到玛丽·郝金生。玛丽似乎一直在扮演管家和母亲的角色，与其说她是华兹华斯的爱人，不如说她是多萝西的挚友。玛丽到底是个怎么样的女人呢？她来自中产家庭，父亲是个殷实的烟草商人，兄弟姐妹共有八人。她年幼时就父母双亡，与华兹华斯兄妹一样寄居在亲戚家，直至长大成人。成年之后，玛丽与她的哥哥汤姆最亲近。汤姆务农，玛丽就住在他在约克郡的农场。

    1802年10月，威廉·华兹华斯与玛丽·郝金生在约克郡的一间教堂举行婚礼。婚礼很简单，双方都没有家长参加，也没有礼物，仅有兄弟姐妹们的祝贺。郝金生家的长辈见玛丽嫁给无业的华兹华斯，连早已允诺的嫁妆也不肯拿出来，反而叫华兹华斯写一纸契约，以200英镑作为聘金。婚后，一对新人连同多萝西重返“鸽舍”，生活似乎日渐幸福快乐。

    苏格兰之行

    1803年，华兹华斯与玛丽以及多萝西生活在“鸽舍”，三个人的家庭生活非常美满，姑嫂和睦相处，家中仍时常高朋满座，生活过得反而比以前更惬意了。由多萝西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幅平凡安详的家庭画面：

    那个下午，二哥就坐在我身边。我一面补袜子，一面将他写的十四行诗念给他听。玛丽在楼下照顾烤炉里的派饼和蛋糕。玛丽很好，我很好，每个人都像去年一样快活。柯勒律治今天早上带一个朋友来玩。二哥很高兴，气色很好……

    玛丽并不是个难以相处的女人，何况还与华兹华斯兄妹有那么多年的友情，多萝西之前以为她会取代自己地位的忧虑很快烟消云散。

    婚后的华兹华斯不但家中成员间相处和谐，经济状况也大为好转。罗德家族终审败诉，已经开始陆续将老华兹华斯的遗产还给他们。华兹华斯和多萝西大概能拿到3000英镑，他们的生活一下子宽裕起来。华兹华斯和多萝西将生活所需之外的钱财都交给大哥代为管理，自己落得清闲。不久后，华兹华斯一个富有的读者乔治·白蒙爵士在柯勒律治家隔壁为他买了一幢房子，希望他能搬过去，以便与柯勒律治互相品评诗歌，白蒙爵士一番好意，华兹华斯只好答应了，但是后来他发现玛丽和多萝西都很不喜欢柯勒律治夫人，所以搬家的计划终止了。

    1803年6月，华兹华斯家中又传出了喜讯。华兹华斯喜获麟儿，取名为约翰。多萝西迫不及待地写信向亲友炫耀侄儿，好像她是孩子的母亲一般：

    他有一双蓝眼睛，白皙的皮肤，身子胖得像小猪，两只小膀子肥得肉嘟嘟的，一捏就是一个窝，手腕上的肉一团团像戴了镯子似的。小鼻子很突出，像他爸爸。头型也跟爸爸一样，信中附上宝宝的一绺头发以做留念。

    我希望你能看到他睡在婴儿床里的模样，所谓的婴儿床实际上就是我们花半个硬币买的那种篮子。我们曾将他放在篮子里去游湖或是在果园里散步，他自己玩累了就会在篮子里呼呼大睡。

    约翰两个月大的时候，华兹华斯和多萝西准备去旅行，他们约了柯勒律治一起游历苏格兰。临行前，华兹华斯请了玛丽的妹妹乔安来陪她。华兹华斯几年前曾去过苏格兰，多萝西和柯勒律治则都没有去过。前者欣喜异常，后者却担心潮湿的天气会对身体有不好的影响。柯勒律治那阵子心情很恶劣，可能是看到华兹华斯有两个女人的呵护和关心，而他与太太的感情并不好。这趟旅行可以说是为了替柯勒律治舒缓心情。

    为了这次旅行，华兹华斯买了一辆双轮的轻便马车和一匹马。车子很简陋，虽然可以坐人、摆行李，却没有遮篷。但无论如何总比华兹华斯十三年前徒步旅行要舒适多了。华兹华斯坐在前面的木头位子上驾车，柯勒律治和多萝西坐在后面，行李放在他们的椅子下。

    第一站到了阿罗赫尔，凑巧碰到当时轰动英国的一件拐骗良家妇女的案子，他们三人便凑热闹地一起去看审判，日后华兹华斯还把这件事记在了他的《前奏曲》中。离开阿罗赫尔之后，他们一路又玩了好几个地方，经过了洛赫里、内斯山谷，最后到达了北苏格兰的克拉斯山谷。

    克拉斯山谷的人很穷，华兹华斯他们天天坐在破旧的旅馆中，看着来来往往赤脚贫困的乡人，觉得十分无聊而烦躁。一路行来，三人有许多不同的习惯：多萝西喜欢将沿途的风景、人物、谈话一丝不漏地记在她的笔记中；柯勒律治的簿子上记载的多半是风光景色，旁边还有沿途房舍及山坡的插图，还有不少有关苏格兰的民情风俗和政治哲学；华兹华斯与他们两人恰巧相反，他既不写日记，也不留笔记。

    渐渐地，他们进入了潮湿地带。雨不停地下，三个人都被淋得十分狼狈。多萝西沿途只顾照应赶车的哥哥，不免冷落了柯勒律治。柯勒律治在人为因素和天气因素的影响下，开始自怜自艾起来。

    柯勒律治情绪的低潮一直到高原地带的莱尔格才逐渐开朗起来。多萝西一路上倒是都很开心，完全没有因为阴雨天气而困扰。华兹华斯的情绪最平稳，他只觉得这一路对他的精神启发很大，因而写了几首很有名的诗，比如《致高原的女郎》《孤独的收割者》等。多萝西的日记中留下了一些关于沿途景象的记载：

    当我们向前走的时候，附近的原野中突然传出一个男孩子的声音，我们可以看见他站在我们和被雾气笼罩的湖面之间的山尖上。他大概是在叫山间的牧牛回棚夜宿。他的出现能够很容易地将人带入幻境，山边飘着雾，黑暗切断了上山的路，山泉潺潺地流着，视野之中不见孩子所住的茅舍，只知道他的衣着、模样和叫声都与我们平时熟悉的相去甚远。二哥告诉我，这代表了整个高原人生活的历史，它的忧郁、它的简朴、它的贫穷和它的迷信，最重要的是这个景象最终与无争的自然融为一体。

    他们出门两个礼拜后，当华兹华斯兄妹正沉醉于高原景致时，柯勒律治突然不告而别。离开的原因不外乎是他的情绪又陷入低潮。从日后多方面的资料来看，柯勒律治离开的主要原因应该是情绪低落。他在离开前写道：

    虽然世人赞美我，但没有一个亲近的人真正赞赏我的诗。我从来没有听过我心爱的人，在有风的晚上，自然、甜美又短暂地向我低诉……

    总体来说，三人之间并没有什么误会，华兹华斯兄妹认为柯勒律治既然情绪不佳，天气又影响他的身体，早点回家也许对他比较好。

    没想到柯勒律治一个人回程的路上，因为不再坐那辆没篷的马车，不再看到华兹华斯兄妹间的友爱，他突然觉得百病皆除，自怨自艾的心情也一扫而空。心情一好，他又改变初衷，觉得既来之则安之。这样一来他又开始一个人任性地遨游在苏格兰，而毫不顾惜自己的身体。两个礼拜内他走了200多里，比华兹华斯兄妹去过的地方还多、还远。但是，因为他不爱惜身体，过分劳累，沿路又吐、又病，白天情绪失控，变得歇斯底里，晚上则不停地做噩梦。

    华兹华斯兄妹两人坐着他们的小马车，慢慢绕回了爱丁堡，在回程途中，华兹华斯顺道去拜访了素未谋面却相互仰慕的诗人沃尔特·斯科特。斯科特夫妇尽地主之谊，带他们到乡间四处玩了一圈，两个诗人还讨论了一番斯科特的新作——《末代吟游诗人的颂歌》，之后才告别上路。临行，华兹华斯还邀请斯科特夫妇去“鸽舍”做客。

    华兹华斯一返回家门，马上就去邻镇探望柯勒律治。可见他们分手时并没有闹意见。他在柯勒律治家看到了骚塞，华兹华斯虽然因为骚塞的诗评而对他有所微词，但如今时过境迁，两人和好如初。华兹华斯在给斯科特的信中是这样写的：

    我上个礼拜很开心地见到了柯勒律治和骚塞。我有好一阵子没见骚塞了，他比我期望中的还好；他风度翩翩，是个饱读诗书的人。

    苏格兰之行在华兹华斯生命中是一条明显的分界线，自此之后他与柯勒律治的友情开始走下坡路。他那浪漫、随心所欲的生活方式也宣告结束，取而代之的是有条理、有责任感的家庭生活。这时候的华兹华斯已经将近35岁。

    惊闻噩耗

    1804年前后，英法虽然已经签订停战协定，但两国的关系仍然像一张拉紧的弓。拿破仑想征服欧洲，这威胁了大英帝国的安全。威廉·华兹华斯愤慨之余，一改年轻时崇尚法国自由民主的作风，不但自愿地参加了保乡团，捍卫家园；同时还写了一些十四行诗，呼吁年轻志士参加保乡防御的工作，引起了各界人士的赞许。

    当华兹华斯激烈地鼓吹保乡工作时，柯勒律治却悄悄地离开了。他向华兹华斯借了100英镑，准备到马耳他休养，临行之际，华兹华斯家的女士们亲手为他抄录了许多华兹华斯的近作，以慰途中和异地的寂寞。柯勒律治走后，华兹华斯少了一个知音，思念之余，他又坐下来继续创作未完成的生命之歌——《前奏曲》。

    1804年8月，华兹华斯的女儿出生了，取名为多萝西。在取名字的时候，华兹华斯还特地写了封信给乔治·白蒙爵士夫人，其中讲述了取名的经过：

    多萝西这个名字现在虽然已经不流行了，但我老早就决定第一个女儿要命名为多萝西，所以现在不想对自己失信。虽然玛丽很悦耳，又是地道的英国名字，但有碍于早年的决定，还是用了多萝西。否则的话，我一定会用玛丽这名字。我想您和孩子的妈妈都会喜欢的。

    但是此后他们并没有正式叫大女儿为多萝西，大家叫她多拉。小多拉出世不久，华兹华斯又与多萝西出外游玩。这次只到近郊的山谷玩了五天。回家不久后，就有远客来访。他们是亨弗瑞·大卫和诗人斯科特。华兹华斯带他们两人在附近游山玩水，非常热情地款待他们。斯科特要离开时还对华兹华斯的品格仰慕不已，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夸赞：

    华兹华斯像是传奇故事里的人物，他过着量入为出的节俭生活，安贫乐道地追求着写诗的乐趣。

    送走了远客，华兹华斯突然有了换大房子的念头。“鸽舍”添了两个孩子，来往的客人又不断，这个小屋子已经被挤得局促不堪。华兹华斯一直十分思念柯勒律治，柯勒律治到了马耳他便音讯杳然，多萝西曾多次去信描述家中近况，但一直没有回音。华兹华斯也很挂念他当水手的大弟弟约翰，他常有来信报平安，最后一封信是在远行中国前写的，信中不但说了他投资这趟货运的情况，还谈及华兹华斯的近作，末尾还不忘向家中大小问好。没想到，船出海不久后就遇风触礁，约翰与同船的三百多人一起葬身海底。

    噩耗传来，举国震惊。因为约翰乘坐的船是当时很受人注意的大船，许多政界人士为这些年轻的生命表示哀悼。消息传到“鸽舍”，这简直是晴天霹雳。多萝西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心碎悲痛之余，卧病在床。玛丽也因为忧伤过度倒了下来。家中只剩华兹华斯强抑悲恸，一面照料着家中大小，一面向亲友写信报丧。他含悲忍泪地写信给大哥：

    她们都病了。尤其是多萝西，这个打击恐怕会影响她的一生。我也一直很喜欢约翰，他将长存我心。主啊！请您让他的灵魂安息吧！

    华兹华斯在父母逝世之后，一直把兄妹几人看成一个整体，如今约翰的死让他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他害怕家人们再遭遇这样的不幸。

    此时，朋友们纷纷送来他们的关心。斯科特马上来信慰问，骚塞更是写了一封感人的信，他说：“在遭此沉痛的打击之时，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或许说什么都显得苍白无力。只是在任何时候，如果你觉得需要有个伴，我可以随时到你那儿。”不久后，骚塞就到华兹华斯家小住了几日，安慰悲伤中的他们。多萝西写道：“我们哀伤时，他与我们一同哭泣，因为这件事，我将终生感激他。”在此事之前，骚塞和华兹华斯并不算是挚友，但经此患难之后，他们的友情变得非常坚固。查理斯·兰姆平时虽然在报纸上写些嘲讽华兹华斯的诗评或小品文，但这次也颇诚心地帮了大忙。沉船之后，外界纷纷传说是约翰的过失，他当时是船长，兰姆正好在东印度公司任职，他凭关系找人详查沉船理由，两个月后真相大白，为约翰洗刷了罪名，还了他一个清白。

    柯勒律治是在马耳他的一个应酬中，无意听人谈起而知道这个消息的。他非常悲痛，写了很多悼念性的文字。

    等华兹华斯稍稍从悲伤中恢复过来时，突然想起约翰对于此次行程的投资。资金中还有他和妹妹多萝西的全部积蓄，如今船沉物失，此后的生活又将失去保障。华兹华斯写了一封诚恳近乎乞求的信给乔治·白蒙爵士。爵士十分慷慨，马上解囊相助。没多久，在伦敦做律师的大哥传来喜讯，说船和货品全都有投保，所以他们的投资并没有全失。

    约翰的死使华兹华斯在两个月内无法静下来写诗，家人们只要一听到约翰的名字就会垂泪。这不只是对约翰的怀念，更是每个人对人生的感慨。他们兄妹共患难的情景常常一遍又一遍地出现在华兹华斯的脑海中。华兹华斯决定要为了约翰而更有意义地活下去，他遣人到海中打捞遗物，结果得到约翰平时佩挂的一柄剑，它一直保存在华兹华斯家中。

    约翰在“鸽舍”留下了太多的回忆，他一走，附近的湖光山色似乎也黯淡了许多。搬家的事又被重提，华兹华斯想搬到柯勒律治家附近，但是柯勒律治一直杳无音信。商量过后，还是决定先等柯勒律治回来再说。由1805年夏天直等到严冬，圣诞节前夕，柯勒律治仍未返家。

    这几年的平静生活改变了华兹华斯。35岁是他生命的分水岭；35岁以前的华兹华斯和35岁以后的华兹华斯简直判若两人。婚姻是改变他一生的重要因素：婚前他浪荡、拖延、四处为家，几乎到了游手好闲、不负责任的地步；婚后他不断地收敛自己，变得对家庭、子女负责，而且一反过去那种视金钱如粪土的旧习，常与人谈论金钱。并非是他贪婪，而是有鉴于童年时的痛苦无依，想尽其所能保护妻儿。

    在待人处世方面，华兹华斯也与以前有很大不同。从前，他一人独断独行，从不要他人的帮助或指导，外表坚强，内心却十分惶恐不安。35岁之后，他接受三个女人的呵护，几乎与世隔绝，然而事实上却变得更有主见，不再允许外人伤害他的自尊。

    交友方面也有明显的变化。柯勒律治远走他乡回来后，再也没有与华兹华斯恢复旧日的情谊。华兹华斯反而与乔治·白蒙爵士、斯科特、大卫等人成了亲近的朋友。

    政治上，华兹华斯也前后判若两人。实质上，他并没有变，他一直崇尚自由民主，只是态度不同罢了。二十几岁的时候，他热情有理想，给人的印象是一个言辞激烈的革命者，常悲叹英国君主制度的落后而钦慕法国人民追求民主的英勇。后来，华兹华斯看到拿破仑掌权后的军事独裁，同时也因为年纪大有了家庭，他变得倾向温和派。在更为成熟的时候，他发现曾被他轻视的英国制度也有其可取之处，更何况与当时付出了血的代价的法国大革命相比，英国的政治显得和平自由多了。于是他摇身一变，从反帝制的激进派变成拥护帝制的托利派，这种内在的转变是非常惊人的。

    做人方面，约翰死后，华兹华斯变得更加坚强，更坚守他清白做人的原则。他自己从不为名利做应景的诗文，但也不苛责追求名利的诗人。他完全抛除了少年时的狂放，处处督促年轻人要诚实守信。他将年轻时的游荡、对安内特的情感都埋沉心底，心如止水地过着近乎清教徒的生活。

    也许是生活太过拘束，1805年之后，华兹华斯写诗的才情每况愈下。他自己也感叹道：“我灵感的守护神如今在哪里？我的豪情、我的梦呢？”但在1804—1805年之间，他还是写了许多永垂不朽的诗篇，如1804年完成的《永恒颂》，1805年完成的《前奏曲》，以及一些游历苏格兰时写下的短诗。

    虽然，后世研究者可以清晰地看出华兹华斯35岁前后的区别，但华兹华斯本人及观察入微的多萝西似乎都没有察觉，因此，没有这方面的信件或日记流传下来。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旁观者清吧！不过，不管变得怎样像一个普通的中年人，诗人的心没有改变，他的赤子之心仍存，从他给乔治·白蒙爵士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点：

    这个地方能使我的眼睛休息，很合适我的工作。我常来，看到有些情景便忍不住笑，就像那天早上，我明明听到是个男人的声音，却用女人的腔调说着法文：“跳啊！跳啊！拿，拿来！你不肯吗？班多儿，来来……”你且猜猜看，是哪个放肆的家伙在如此肃穆的山庄叫他那条癞皮狗？原来是我那宝贝儿女中的一个，他们现在住在当初为您准备的避暑的屋子里。

    这两个宝贝成天穿着各种怪诞的衣物在山间招摇，绿色的皮帽子、土耳其的半筒靴、细麻布的夹克或一袭长衫，随心所欲地胡乱穿着。这会儿，你听到他们在大路上，那会儿，他们却身穿奇服，手捧着书，和衣躺在溪边出神呢。过了一会儿，他们又赶着两匹马的车在你窗前绕，今天两匹马是一前一后，明天两匹马就是并排的，或者他们干脆自己跳上马背，想到哪儿就到哪儿。如果您能来看看，一定不虚此行。

    旧友归来

    1806年春天，柯勒律治仍迟迟未归。华兹华斯一家挤在局促不堪的“鸽舍”期盼着他的归期。约翰的死依然笼罩在每个人的心中，窄小的家中显得更加沉闷。华兹华斯终于忍受不了家中的氛围，兴起了到伦敦一游的念头：“我希望此行能看到许多朋友和风景，使我的身心恢复健康。”

    华兹华斯到伦敦后，不但看到了许多老友，如戈德温、兰姆等，还被邀请参加了许多社会名流的宴会。当时上流社会有自命风雅的人士，他们都想目睹一下新派诗人的庐山真面目，所以有不少人对华兹华斯很感兴趣。但他的光芒与斯科特一比就显得逊色许多了。除了出入上流社会的宴会之外，华兹华斯的住处也很考究，与学生时代在伦敦的住所有天壤之别。他先是住在英国教会提供给他们的官邸，后来干脆搬到乔治·白蒙爵士的豪宅。乔治·白蒙爵士还特地请一位画家为他作画，据说，这幅画最传神，把中年时代华兹华斯所有的特点都表现出来了。

    华兹华斯从伦敦归来后，第二年6月，玛丽又产下一子。这个孩子被命名为汤姆，这是他舅舅的名字。他是华兹华斯的次子。华兹华斯很爱孩子，是个尽责的父亲，孩子们小的时候，他较偏爱女儿多拉。次子诞生不久，百日咳流行起来，他们怕体弱的多拉染上，便连夜送她到舅舅家避一避。一路上华兹华斯和多萝西轮流背她，多拉看到沿途的景色非常快乐，到舅舅家时已经进入梦乡。

    孩子们的舅舅家群山围绕，有一个秀丽的湖泊，景色十分迷人。华兹华斯在这里小住时，看上附近一幢占地17英亩的房子。他出价800英镑，屋主索价1000英镑，不肯让分文。议价没成功，华兹华斯回家之后就把这件事淡忘了。不久，被拜托议价的友人突然来函，说已用1000英镑将房子买下。华兹华斯很疑惑，打听之下，原来是罗德爵士代付的，此人是罗德家族的旁系亲戚，心地善良。当他听到诗人连买一所像样的房子都无能为力时，就暗中相助。

    华兹华斯起初很不愿意，后来想通了，写了一封恭敬热情的致谢函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两家的怨隙至此烟消云散。

    柯勒律治终于要回来了。华兹华斯仍想征求柯勒律治对于搬家的意见，再决定住处，罗德爵士买下的房子因为需要装修，还不能马上搬进去，对于住处要做长久之计。

    柯勒律治到马耳他的第一年，日子过得很好，他在一位政府官员那里做秘书，平时上班，空闲时游山玩水，阳光普照的南方气候很适合他的身体。但是，耐不住寂寞的他1805年秋天就离开了那里，开始在地中海沿岸游荡。当时，拿破仑想征服整个欧洲，地中海的局势十分混乱，再加上柯勒律治曾写过多篇攻击拿破仑暴政的文章，所以早就是黑名单上的人物了。靠着机警，他才没有受到任何伤害。他曾到那不勒斯，没等法军开进城，又溜到罗马，在那里住了六个月，然后搭一艘美国邮船返国。这期间他结识了很多文艺圈的人士，潇洒的习性一如当年。但是等他1806年8月返回湖区时，他外表的改变令人吃惊。多萝西写道：

    当我第一眼看到他时，我从来没有那么吃惊过，我想大家都有同样的感觉，好像他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人，而是一个我们常想到，脑子里也有印象，却不太深交的人。

    他完全变了，但是，有时候当他激动地与人讨论事情时，我似乎又看到了往昔的他……我相信他一定是病了，如果他再不振作些，整个人就要沉沦了。改变最大的就是他的发胖，那不是一个健康人的胖，倒有些像水肿，连眼睛也陷在肉里看不到了……他昔日飞扬的神采……一闪而逝，只留下一点影儿，是那么微弱，那么短暂。

    他对住的地方没什么意见，好像根本没有在意我们对搬家的计划。自从他回来之后，太多忧愁的事困扰着他，弄得他身子虚弱，又变得优柔寡断起来。

    最令他头痛的应该是他的太太，他觉得无论如何，两个人无法再继续共同生活下去了。他希望分离，他去编报、教书、教育两个儿子，他的太太带着小女儿住在原处，靠他的津贴过日子。不久后，他带着两个儿子与华兹华斯一家人一同到乔治·白蒙爵士的别墅过冬。

    在别墅过冬时，柯勒律治发现自己的生活状态每况愈下，而华兹华斯的生活愈加滋润，这使得他非常懊恼。

    1808年春天，他们回到“鸽舍”，华兹华斯在附近看上一幢现成的大房子。搬进去后，房子宽阔，也可以为柯勒律治收拾出一间客房。

    柯勒律治夫妇离婚的事仍在进行，柯勒律治太太不肯公开此事，最后妥协的办法是将两个孩子送去住读，柯勒律治住在华兹华斯这里，孩子们假期回来，柯勒律治太太随时可以过来。这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保住了彼此的面子，夫妻又无须长期相对。

    虽然两人已经分居，柯勒律治仍觉得压力很大，不久后，他逃到了伦敦。在苦闷和烦躁交加的情况下，他病倒了。华兹华斯前往伦敦探望他，顺便办些出版诗集的私事。

    1807年夏天，华兹华斯又出了两本新的诗集，收录了他七年来呕心沥血的作品。自从出版了《抒情歌谣集》之后，一晃七年他没有新书问世。《抒情歌谣集》为他在诗坛上建立了一定的地位，所以出版商、年轻的读者群，甚至文艺界的对手都热切地盼望新书的出版。这两本诗集没有特别取名，即是后世所知的《诗两卷》。

    《诗两卷》中包含了华兹华斯被古今读者喜爱、学者钦佩的许多佳作，像《水仙花》《致雏菊》《责任颂》《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十四行诗》《孤独的收割者》及《我心跳跃》等130首诗。这些诗以不同的长短、不同的形式、不同的笔调反映了华兹华斯生命中不同的阶段和过程。可惜的是，这两本诗集并未被当代诗坛赏识，反被评得体无完肤、一无是处。

    华兹华斯的诗歌风格新颖，同行认为他独树一帜，要创立新的学派。可喜欢他作品的老友斯科特动摇了对他的信念，他认为华兹华斯并不是想创立新学派，而是“用尽精力试着去追寻一条并非最好，却与前辈相异的写诗途径”。其他人更是不断地指责“湖畔派”诗人。自从柯勒律治搬到华兹华斯家附近，世人便将他们加上与他们交好的骚塞称为“湖畔派”诗人。但是，这七八年来，柯勒律治几乎没有写诗，骚塞根本很少与他们共同创作，不可能在一起成立派别，所以，外界对“湖畔派”的指责多半是针对华兹华斯的。

    新的诗集问世后，评论文章也陆续刊登在各大杂志上，前后共有10篇，一篇比一篇措辞激烈苛刻。第一篇诗评是拜伦于1807年7月在《文学月刊》上发表的。拜伦开始还说了几句恭维的话，说华兹华斯的诗曾给他许多冲击式的影响。他认为华兹华斯有几首诗是“自然的、优美的、淳朴的，全然没有当代诗人虚伪、夸张的笔调”。赞誉一结束，批评接踵而至，拜伦批评华兹华斯的百余篇诗文，说他取材平庸、文字幼稚。

    伤害华兹华斯最深的是《爱丁堡书评》上刊登的一篇诗评。评论中说，《诗两卷》中的诗文是幼稚、冗长、可怕、抽象的，完全令人无法忍受，华兹华斯一定是疯了才会写出这些无意义的诗句，他所创立的学派更是没有格调又不合常理的，应该马上被解除，省得以后贻害更多读者，文中一再强调这两本诗集根本都不应该出版。

    华兹华斯本人在看到这些诗评之后强抑愤慨，反过来安慰友人。他写信给乔治·白蒙爵士，解释他诗中的真谛：

    您千万不必为目前的诗评而烦心，我寄望的是它们日后的使命：我的诗要抚慰疾苦，在白日之下再添艳阳七彩，使快乐的人更快乐，能教化后生学子和各种年龄段的成人。教人们如何思想，如何感受，使他们更积极、更平稳地沐浴在善良中。这是我赋予它们的任务，我深信，等你我在地下永息之后，它们仍会忠心耿耿地为我完成这项任务。

    华兹华斯外表虽然装作若无其事，但他的内心深处还是留下了伤痕。由出版新诗集一事可以看出他仍在乎外界的舆论。当他准备出版新的长诗时，因与出版商议价不成，一怒之下拒绝再谈。后来出版商妥协赔罪，加上多萝西的游说，都无法挽回他的心意，这使得在往后七年之内，华兹华斯没有任何作品公之于世。

    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烦恼就来了。最初是房子有了问题：冬天一到，华兹华斯发现房子的壁炉和烟囱都偷工减料，常常弄得一屋子乌烟瘴气。多萝西绝望地写道：“烟雾弥漫的房子、湿淋淋的地下室，半打工人成天尽力抢修也于事无补……”

    房子的情况已经够令人烦躁了，没想到柯勒律治再次染上了毒瘾，还经常酗酒，导致华兹华斯一家人生活不宁，华兹华斯在苦恼之余，只好写信向好友诉苦：

    我要你保证，不泄露我对你说的这番话。由这些年的事实看来，他（柯勒律治）已不愿为他自己、家庭或人类再做任何有益的事。纵然他才气横溢，见识广博，但道德的缺失使他的能力才情无法发挥出来，更别说履行道德上的责任，或负起生活的担子了。他的杂志发行不下去了……他的毛病是爱疑神疑鬼，觉得旁人要阻碍他发展，一旦任何人成了他怀疑的对象，劝他休息一阵不要工作，他必会将自己的失败一股脑儿怪罪到此人身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也帮不上忙……请你看完信把它烧了吧。

    决裂

    1808年，华兹华斯搬入宽敞的新家后，家中又添了第四个孩子——女儿凯德琳，这个家庭的成员更多了，好在房子还比较大，没有拥挤的感觉。家中的女人们操劳家务，男人们专心创作，一家人也过得其乐融融。

    那段时间，柯勒律治的状态极差，他的杂志眼看着办不下去了，华兹华斯不但帮他开拓市场，还为杂志撰文。多萝西以及玛丽·郝金生的妹妹莎瑞·郝金生有时候也过来帮忙。在大家的通力合作下，杂志顺利地出了一段时间。

    华兹华斯在替柯勒律治撰稿期间，曾写了几篇教导青少年待人接物的散文。其中还有一本随杂志附赠的小册子，也是华兹华斯撰写的。这本小书的主旨是抗议英国没有履行诺言协助西班牙和葡萄牙军队击退法军，华兹华斯认为英国的做法是不道德的。这本小书出版时，这件事情已经时过境迁，因为华兹华斯的谨慎修改失去了时效性，自然激不起读者的共鸣，不可能畅销。不过，它倒是获得了评论家的称赞，他们不但夸赞作者的人道主义立场，还说这是文笔相当流畅的作品。

    到1810年2月，莎瑞·郝金生说什么也不肯再帮助柯勒律治了，因为她受不了柯勒律治近乎歇斯底里的行为，她辞别姐姐、姐夫，到威尔士投靠哥哥去了。她走了之后，柯勒律治的状态更差了。就在华兹华斯束手无策的节骨眼上，老友孟德斯鸠为他们解决了难题。还记得当初孟德斯鸠落魄时，华兹华斯兄妹不但借钱给他，还帮他带孩子，如今他不但当上了名律师，还娶了一位新太太，日子过得很富裕。他听到老友的困境之后，决定请柯勒律治到他伦敦的大房子里休养，希望在安逸的环境中和家庭医生的照料下，柯勒律治会一天天好起来。1810年10月，孟德斯鸠将柯勒律治接到了伦敦。

    柯勒律治离开华兹华斯家之后，家里的大小都松了一口气，他们的生活再度恢复正常。柯勒律治离开没多久，华兹华斯家又来了一位新客人——汤姆斯·狄·昆西。狄·昆西是华兹华斯的热情读者之一，他在1803年曾写了一封表达自己仰慕之情的信给华兹华斯。华兹华斯在回信中曾邀请他过来游玩，但害羞的狄·昆西一直都提不起勇气。直到1807年，他经朋友的介绍认识了游历在外的柯勒律治，他与柯勒律治一见如故，十分佩服他的才情。等柯勒律治到伦敦休养时，他受委托去看望柯勒律治的孩子们，才来到华兹华斯家，第一次见到他敬仰已久的大诗人——华兹华斯。

    狄·昆西也是一个敏锐的人，他与华兹华斯第一次见面后，曾留下一段非常出色的文字来形容诗人：

    整体看来，华兹华斯的身材是不合称的。他那双腿必定会被具有审美眼光的女士挑剔，虽然它们是完全健康的，并且具有鞠躬尽瘁的精神。我私下估计，它们至少替华兹华斯跑了十七八万里路。这种运动对诗人来说，替代了烟酒和其他的提神物，使他的生活清醒愉快，对我们来说，则使我们有机会读到他的上乘之作。他的腿虽然这么有用，但实在不体面，我跟任何一个冷眼旁观的女人想的一样—只可惜他没有另外两条出色的腿，能在没有靴子遮盖的时候，出现在宴会上！

    狄·昆西日后跟华兹华斯家来往密切，经常陪四个孩子玩游戏。1810年5月，华兹华斯的新出生的小儿子——威廉也十分喜欢狄·昆西。他陪女人们谈天说地，后来更是搬到了华兹华斯之前住的“鸽舍”，由忘年交变成了邻居。因为日常生活的接近，狄·昆西参与了华兹华斯以后的大部分生活，对他步入中年后的变化也看得很清楚，他曾写过一段文字来描述华兹华斯中年之后对世事的淡漠：

    我无法想象华兹华斯收敛自己的光芒而忠心追逐女性的样子，那种自我贬抑几乎是不可能发生在他身上的。在我看来，华兹华斯的内心并不会因为一个女人而倾倒。他似乎对任何女人，在必要的时候，都会板起面孔来教训；在任何场合，他与女人说话的时候并没有任何优越感。在这种情况下，华兹华斯怎么可能是个令人喜欢的爱人呢？

    这是狄·昆西对中年华兹华斯的素描。狄·昆西自然不知诗人与安内特的一场热恋，否则的话，他一定会惊叹华兹华斯这几年的改变。

    正当华兹华斯的家人享受这个年轻人的友谊时，柯勒律治正在伦敦四处谴责华兹华斯的不仁不义。原来，孟德斯鸠是个有点八卦的家伙，他管不住自己的嘴，常常喜欢传话，当然，有时候可能是无意的。他把华兹华斯要他当心柯勒律治吸毒的话，添油加醋地告诉了柯勒律治。原本多疑自怜的柯勒律治听到这些更加觉得自己被华兹华斯嫌弃了，他在伦敦的宴会上痛心疾首地批评华兹华斯，说他把自己当成家中的累赘，指责他破坏了十五年来真挚的友情，并自喻为痴心的傻子……

    华兹华斯在家中没有听到任何风声，兰姆虽然来信暗示过，但多萝西没有察觉。柯勒律治离开后，音信杳然，他一向是一走了之，很少与人通信的，所以全家人都不觉有异。直到1811年5月，柯勒律治太太拿了柯勒律治的信来指责华兹华斯残忍、冷漠，华兹华斯才恍然大悟，原来老友误会了。他先请柯勒律治太太代为澄清解释，后来发现没什么效果，只好亲赴伦敦，当面解释。

    1812年5月，经由凯克·罗宾逊出面调解，柯勒律治才肯见华兹华斯，华兹华斯承认曾指责过柯勒律治，但绝不像孟德斯鸠说的那样难听。两位老友终于握手言和，可是裂痕已经产生了。

    分析起来，这两个人有着极端相反的个性。华兹华斯较含蓄，有毅力，豁达、坚强、节俭，能够克制自己的欲望。柯勒律治则恰好相反，他热情奔放，完全受情感的驾驭，缺乏自制能力，在无限度的自我放纵下，沉湎于药物，最后自毁前途。虽然，他年轻时就才气纵横，但因为无法忍受平凡刻板的写作生活，所有的才华只能如昙花一现。中年之后，华兹华斯对柯勒律治日渐失望，柯勒律治对华兹华斯则日渐妒忌、猜疑，他们的友谊根本不可能长久地维持下去。柯勒律治虽然年轻时对华兹华斯的才华见解，崇拜得五体投地，还四处替他宣扬；可是，一旦华兹华斯真如他期望的那样成功了，他不免要与自己做一番对比，在相形自惭的情形下，他的崇拜变成了妒忌，不但妒忌他的成就，更妒忌他美满的家庭环境和他的克制能力。事实上，并不是华兹华斯伤害了他，而是他自己伤害了自己，之后却又迁怒于好友。

    华兹华斯这方面呢？他在柯勒律治潦倒时，收留他在家中居住，为他安排了良好的写作环境，甚至帮助他撰稿办杂志。他在华兹华斯家吃住，生病休养时，华兹华斯还远赴伦敦探望。华兹华斯所做的一切都尽了身为朋友的道义，柯勒律治因为几句闲话就如此绝情，华兹华斯感到痛心也是人之常情。他们两人虽然彼此伤害了对方，但在来往最密切的时候，他们曾相互激励，共同写下了英国文学史上优美不朽的诗篇。

    伦敦一别，柯勒律治再也没有回到华兹华斯家。

    1812年，华兹华斯又搬家了，他们搬到了镇上，那是一栋牧师的房子，挨着大街，比较吵闹，院子里一年四季都湿淋淋的，光线也有点不充足……但华兹华斯一家人将就住了下来。在这所房子里，华兹华斯失去了他最心爱的两个人——小女儿凯德琳和儿子汤姆。

    凯德琳自幼身体羸弱，经常生病。有一天，华兹华斯到伦敦办事，玛丽到威尔士探望哥哥，留下多萝西和莎瑞·郝金生在家里照看孩子们。早上凯德琳还在教堂的广场上与小威廉奔跑，晚上回来就发病了，医生来时已经回天乏术。多萝西只好一面通知在伦敦的华兹华斯，一面写信给玛丽的哥哥，要他不要吓着玛丽。结果玛丽一看哥哥的脸色就知道出事了，逼问出真相后，悲伤过度的玛丽瘫倒在床上，不吃不睡。等华兹华斯去接她的时候，她突然说她有一种预感，家里的孩子还会出意外。果不其然，他们回到家六个月之后，小汤姆得了肺炎，不久就过世了。华兹华斯夫妇在病榻前看着爱子离去，心都碎了，华兹华斯痛心地向骚塞报丧：

    我说不出我现在的心情。我曾全心全意地爱着这个孩子，而如今上苍却将他从我身边夺走了。我曾想过，如果当初我未曾有过他，我如今可能会快乐一些。

    华兹华斯一家人在镇上遭遇了这样两次劫难之后，对这里再也没有留恋之心，终于在1813年搬离了小镇，开始了另一段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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