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之旅

    华兹华斯在毕业前后的一年内，两度前往法国。第一次是在1790年，他徒步到法国、意大利、瑞士等地旅行。促成这次旅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他在剑桥的失意、他对旅行的热爱和向往、他对法国大革命的崇拜以及当时无家可归的落魄感。

    时值法国大革命如火如荼之际，到处烽火连绵，有些不太安全，但热情的诗人并没有顾及自身的安危，一心想前往游历。华兹华斯当时一贫如洗，没有钱雇车，他约了一个同病相怜的好友罗勃·琼斯结伴而行。罗勃·琼斯与华兹华斯家境相仿，非常投缘。

    1790年7月的一个早晨，华兹华斯和罗勃·琼斯带着20英镑出发了。剑桥的同学们都认为他们根本无法完成旅行。到瑞士时，华兹华斯寄了一封信给多萝西，描述了旅途中的甘苦：

    我们的穿着打扮大概有些怪异，我特别注意到，每回我们经过一个村庄都会引来路人的讥笑。我们把包袱顶在头上，手上拿着一根木头拐杖，也许这就是他们笑我们的原因吧。我现在想回剑桥，让那些当初轻视我们的朋友看看我们的成功。总之，这趟旅行圆满达成，比我想象的顺利许多。

    华兹华斯到法国时，君主立宪派正在庆祝革命的成功，一片狂欢的景象。华兹华斯和罗勃·琼斯莫名其妙地被热情的法国人当成同胞，参加各种庆功宴。旅途中虽然有些巧遇但都不够刺激，迷路两次都顺利地找回原路。攀登阿尔卑斯山也没有使华兹华斯获得满足，因为他们爬到了山顶而不自知，碰到下坡的时候才发现山顶已经过去了。

    整个欧洲之行，华兹华斯对瑞士的印象最差。当时，英国的文人雅士非常推崇瑞士，人人赞赏那里的绮丽风光、刚毅民风和革新的制度。也许正因为如此，华兹华斯对瑞士的印象实在太好了，亲身经历之后，反而大失所望。他当时写道：

    如果我们会说他们的语言—德文，或者有机会到他们的屋内小住，也许我还会爱上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瑞士的景色十分迷人，我渴望当地的人民也能像这里的风光一般令人着迷。不幸的是，我将法国和瑞士两地的人民拿来比较，相比之下，后者往往就叫人不那么喜爱了。

    华兹华斯一路游山玩水，每到一处便将自己的见闻记载下来，并写信给妹妹。回程的时候，他们两人买了一艘小船，沿着莱茵河顺流而下，经比利时返回英国。

    回到剑桥后，华兹华斯拿到了他的不及格的文凭，他在伦敦待了几个月之后，到威尔士拜访了与他同游欧洲的朋友——罗勃·琼斯，并在他家中住了很长一段时间。连妹妹多萝西都怀疑他待在琼斯家的初衷，她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

    我想现在二哥在琼斯家一定过得很开心，说不定会在那儿待一个暑假。谁不喜欢在没有竞争的环境中陪伴三个美丽的女孩子呢？何况威尔士风景幽美，有山有水，他怎么会不喜欢在这种山明水秀，又有美女的地方多住些时候呢？

    这个夏天，关于老华兹华斯遗产的事情有了一些眉目，罗德家族克扣了老华兹华斯之前的薪水，两个家族因为这件事开始打官司。最后罗德家族败诉，但是他们拒绝承认自己的过错，并声称不对华兹华斯家做出补偿。于是，这场官司只好旷日持久地打下去。基于这件事，我们似乎可以理解华兹华斯为什么仇视贵族、富豪，并且赞成革命。他前半生的孤苦无依都是有钱有势的罗德家族造成的，他生活上的困苦和精神上遭遇的不平等都被归咎于罗德家族，这种情绪日积月累，成为华兹华斯日后支持革命的星星之火。

    父亲的遗产依然没有着落，华兹华斯只好自己谋生。有一位表亲为他介绍了一个副牧师的职位，要他到伦敦面试。为了生活，华兹华斯只好硬着头皮去了。不料，他的年龄不能担任神职，需要再等两三年。表亲建议华兹华斯不要荒废这段时间，最好再学点东西。于是，华兹华斯回到剑桥学习希伯来文，不过没过多久他就离开了，他自嘲地说自己的拉丁文和希腊文都没念好，怎么可能学好希伯来文呢？在这种境况下，华兹华斯又再度兴起了到法国游历的想法。

    他向大哥借了40英镑，首先前往法国的奥尔良。他为什么选择奥尔良为第一站呢？这个问题如今已经找不到确实的答案。也许是因为这里有很多名胜，也许是因为他要去拜访当时的一位女诗人。

    可惜的是，等华兹华斯到奥尔良的时候，这位女诗人已经离开了。华兹华斯留在奥尔良过着逍遥自在的流浪生活，他对家人们宣称他要在法国学好法语，以便回国后可以在学校里谋得一个职位。

    这期间，有一位法国军人对华兹华斯日后的影响很大。这个人就是鲍比上尉。起初，华兹华斯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与一般年轻人无异，直到与鲍比相识之后，他才开始从各个角度看待政治事件。鲍比不但使华兹华斯对政治产生了兴趣，还教给他很多人文、哲学等方面的知识，这使得华兹华斯将对大自然的热爱分出了一部分给人类。

    一天，鲍比与华兹华斯在乡间散步，途中看到一个饥饿的女孩带着一头病牛行乞。鲍比面色严肃地说：“这就是我们革命的原因。”这之后，华兹华斯对革命运动更加热衷了，他发誓要为全人类争取平等，废除奴隶制，取消不平等的法律，使每个人都过上自由平等的生活。在这段时间，华兹华斯除了将他的感情交给大自然和革命之外，还将更热烈的情感交给了他的初恋情人——安内特·瓦隆。当时，安内特住在他哥哥家，免费替住在隔壁的华兹华斯补习法文，结果成就了一段姻缘。

    安内特的父亲是个外科医生。在那个时代，外科医生虽然不像今天这样受人崇敬，但在社会上还是很有地位的。所以，我们推测，安内特应该是个端庄的淑女，他们认识的时候，安内特25岁，比华兹华斯大四岁，她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与华兹华斯的个性和背景几乎完全相反。差距如此大的两个人到底是怎么走到一起去的呢？相爱不久之后，两个人就同居了。1792年春天，安内特已怀孕数月。也许是怕招人闲话，他们由奥尔良迁到了安内特的娘家。在那里，华兹华斯突然向朋友透露他冬季要返回伦敦出任副牧师一职。9月，他写了一封信向大哥借2英镑，说是有急用，并声称10月回家。两封信中没有一点关于安内特的事情。

    10月，安内特即将临盆，华兹华斯真的在这时候回到英国，理由是回去筹钱给安内特，并表示绝不会遗弃她及她腹中的婴儿。华兹华斯离开没多久，11月中旬，他们的女儿凯罗琳诞生了。

    华兹华斯告诉所有人，他要回英国，可是实际上他去了巴黎，他想要亲身感受法国大革命的浪潮。当时正值吉伦特派统治时期，欧洲各国惧怕大革命的影响，成立反法同盟，对法国进行武装干涉。这样动荡的时代，任何喜欢探讨人性的文学家都不愿意错过亲身体验这个戏剧化时代的机会。

    12月，华兹华斯才回到英国。他将自己在奥尔良与安内特同居并育有孩子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多萝西。不久后，英国对法国正式宣战，华兹华斯筹钱回法国的计划不得不宣告搁浅。多萝西写信向安内特解释了一切，她没有偏袒她的哥哥，并将华兹华斯的生活细节告诉安内特，两人的通信一直延续到很久之后。

    华兹华斯的家人及知己对这段姻缘守口如瓶，就连替他写传记的侄子也没有公开这件事。1920年，有一个专门研究华兹华斯的学者为了研究他当初在法国的生活状况，无意中发现了诗人隐藏一世的恋情。他在政府机关的档案中找到130年前安内特寄往英国却因战争被扣的信件。这些信件解开了多年来人们一直猜测的华兹华斯留在法国的原因。

    按照常理来看，这场恋情中华兹华斯有两件事做得极为不合理：一是他在法国时为什么不娶安内特为妻？二是他不应该滞留巴黎，让安内特一个人留在乡间待产。在安内特写给华兹华斯的信件中，我们发现，她对这两件事似乎并不计较，可见她是个厚道懂事的女孩。她的每封来信都不曾强迫华兹华斯娶她，只是通篇充满了对他的思念和期盼：

    如果我们当初结婚，也许我就不会这么懊恼。但是，我也不忍心让你陷入危险。那我到底希望怎么样呢？我这样说，好像只要一结婚，快乐就会即刻到来。快来信告诉我，你如何能让我和女儿快乐起来，能回到我们身边却又不必冒险。我想战争不会拖太久，但如果两国之间断交，你可要想办法让我们继续保持联络啊。

    安内特不敢有太多的奢望。在她给多萝西的信上，她仅表示希望华兹华斯能回去几天，跟她结婚。不是为她自己，而是为了可怜的孩子。她希望给女儿一个名分，不要让“私生子”三个字耽误女儿的一生。可惜，华兹华斯连这一点也无法做到。华兹华斯在自责和焦虑中独自搬到威尔士居住，每天他都到海边观看军舰演习。不知道他可曾希望随军舰出海，到法国看看一直未曾见过的女儿？安内特信中的情绪越来越激动了：

    每当我一个人在房中独坐，看着华兹华斯的信件时，恍惚中我好像看到他走进房间。我准备站起来投入他张开的双臂中，告诉他说：“亲爱的，你回来了。快来看看凯罗琳，这是我们的女儿，你看她多可爱。你还认得出我吗？我曾如此长时间地被离愁摧残，被忧郁撕扯，如果我的脸色苍白得使你无法辨认，请别在意，因为我的心一直没有改变！”

    亲爱的多萝西，我每天就是在这种心情下度过的。可惜，每次从梦一般的幻觉中惊醒，我总是看不到他—我孩子的父亲，他已经离我远去！一次又一次的精神恍惚早已将我掷入失望的深渊。

    可怜当时华兹华斯也毫无办法，只好等两国的关系好转。他对这段感情没有丝毫公开的描写，仅在《前奏曲》中写了一个晦涩的爱情故事来影射那已经逝去的初恋。华兹华斯自幼正直，他虽然一个人在外长大，但在男女关系方面从未越雷池半步。在自由的泰森夫人家、在剑桥、在诱人的威尔士，他都曾与女孩相处，却没有发生恋情。由此可见，华兹华斯是很爱安内特的，不过他在这段恋情中的所作所为实在不能让人赞同。华兹华斯自己也觉得悔恨和痛苦，这种心情久久不能平息。

    困顿于伦敦

    华兹华斯喜爱伦敦，也怨恨伦敦。他知道自己日后不可能在伦敦定居，但伦敦的一景一物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前奏曲》中被人称颂最多的段落描写的就是伦敦的景致：它的街道、它的戏院、它的剧场。当时也有其他诗人描写伦敦，不同的是，他们只写出了伦敦的伟大和华丽，而华兹华斯像狄更斯一样，还描写它黑暗的一面。

    1792年年底，华兹华斯回到伦敦，他开始为出版自己的诗集而奔走忙碌，他想要赚点稿费以维持安内特和小女儿的生活。1793年1月底，华兹华斯的两本诗集出版，它们分别是《生动的蓝图》和《黄昏漫步》。《生动的蓝图》是华兹华斯在法国时完成的，充满了赞美革命和向往民主的言辞；《黄昏漫步》是纪念幼年生活，专门描述故乡景色的作品。

    华兹华斯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我最初并不想出版这两本诗集，但一想到我在大学四年一无所成，也许它们可以表现出我的一点成绩。可惜稿费太低，《黄昏漫步》一共有27页，定价只有两先令，《生动的蓝图》一共55页，才被定价三先令。”

    《黄昏漫步》是华兹华斯献给多萝西的诗集，这是他唯一一本出版之前没请多萝西过目的诗集。日后，华兹华斯写诗总是先请他的妹妹或友人过目、批评、润饰之后，再送到出版商那里。

    当时，多萝西与华兹华斯不住在一起，她在看到哥哥的诗集后，对他做出了很公正的批评。她在信中写道：“其中有许多段落真是美极了，但也有些不妥之处，有些句子太晦涩了。”她指出，华兹华斯在形容一只天鹅飞翔的时候，将一个形容词重复用了三次，这似乎没有什么意义。很多年后，华兹华斯在这本诗集再版的时候，做了一些删改。

    华兹华斯的这两本诗集出版之后没有引起什么强烈的反响，一直默默无闻。只有两本杂志评论了他的诗篇，评语都非常苛刻。有一家杂志的评论是这样的：

    我们写的还不够多吗？难道永恒的钟声，都非要到高山、树林、闲云、山洞、幽谷、山溪里才能听到？这种写法千篇一律，早已定型，成了公式。结尾的时候，作者总算写了几句好话。有几段写得很精彩，显示出诗人的幻想，希望作者以后能逐字推敲，写出佳作。

    从这两本诗集中，华兹华斯获得的稿酬也比较微薄，不足以使他跻身诗人的行列。诗集销售状况的不理想使得华兹华斯对往后的日子也失去了信心，迷茫得不知何去何从。那时候，华兹华斯23岁，已经到了可以入教会接受神职的年纪。但华兹华斯之前一拖再拖，家人和教会都对他很不谅解，终于将职位给了别人。华兹华斯的生活日益陷入困境。

    华兹华斯对自己的前途很没有信心。有一阵子他觉得自己有指挥他人的魄力，便想成为一名军人，不过这个念头一闪即逝。随即，他又想办杂志，联系了一些在伦敦的朋友，希望他们能投资，不过这个计划最后也不了了之。华兹华斯整天幻想日后会写些有关哲学、政治、艺术的小品文，刊登在杂志上。结果，这个愿望也没有实现。他又想当新闻记者，但很快又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他知道自己对这一行全无经验，身体又不好，一旦处于紧张复杂的环境，就会头痛，记忆力减退。鉴于上述种种，以上的想法没有一个能够实现。

    凭华兹华斯的学问，到富人家当个家庭教师，应该没有问题。不幸的是，当他去爱尔兰一个富人家申请职务时，又因为错过日期而失去了机会。华兹华斯真是穷途末路，一筹莫展。那两年，我们只知道他住在伦敦，不知道他靠什么维持生活，大概要不时地寻求亲友的接济吧。1793年上半年，华兹华斯刚从法国回到英国的时候，非常热衷于政治。这年年初，法王路易十六夫妇被革命党人送上了断头台，随后，英国就正式对法国宣战。没想到一开战，前前后后竟拖了二十余年。华兹华斯一直是很支持法国大革命的，所以他不但对安内特感到有些亏欠，对祖国似乎也有些内疚的感情。

    英国当时的革命志士有鉴于法国大革命暴力血腥，并不赞成用武力改革，但对法宣战是否暗示着从此这些支持革命的英国人就是亲法的卖国贼了呢？的确，当时的英国当局曾下令严查并控制所有思想激进的人士。华兹华斯也是其中之一，他曾经被人暗中跟踪。

    在出版商的介绍下，华兹华斯参加了许多年轻志士的聚会，他们通宵达旦地讨论改革国政的事情。起初，华兹华斯赞成武力革命，看到法国大革命的暴力血腥之后，他开始反对武力革命。他曾以书信的形式，写过一篇文章批评英国当局的法律程序、教会制度等。这篇文章当时并没有被刊登，幸亏是这样，否则恐怕华兹华斯难逃叛国的罪名。

    华兹华斯的现状已经够窘迫了，他没有工作，没有一技之长，没有钱，更没有家。他唯一的生路就是向奚落他的亲人讨口饭吃。没有人对他的诗感兴趣，所以他的稿酬无法维生。他赞成民主，同情法国大革命，他的爱人和女儿此刻都在法国，而他却在自己的国家，束手无策，眼睁睁看着祖国的军队与爱人的国家作战。在这种情况下，假如再在他身上加个叛国的罪名，使他身陷囹圄，华兹华斯怕是连死的心思都有了。

    华兹华斯困顿于伦敦的时候，他的妹妹多萝西仍在舅舅家帮忙管家，过着平淡枯燥的生活。那阵子，兄妹俩想要见面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为舅舅很明白地表示他们不欢迎华兹华斯。

    多萝西无法与亲人相聚，她时刻都在思念着自己的兄弟们，这种感情只能向她的好友吐露，她在给朋友的每封信上都有描述或讨论华兹华斯优缺点的文字，有时候也评价他的诗。多萝西日夜期望能与华兹华斯团聚，她幻想在冬天的晚上，关好门窗，与哥哥沏一壶茶，两人围炉谈诗的景象。在这种期望与幻想中，多萝西似乎忘记了自己的婚姻，她在给朋友的信上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令我动心了。女人中，我对你用情最多；男人中，我对二哥用情最深。”后来，多萝西在探望这位好友的时候，在她的住所与华兹华斯见了一面。

    华兹华斯除了与安内特情投意合之外，世界上几乎没有关怀他、接纳他的朋友，只有妹妹多萝西爱他，又了解他，所以，他也与多萝西一样渴望着早日团聚：

    噢，亲爱的妹妹，我再见到你的时候，一定会欣喜若狂！我保证我一定会来见你，任何困难都阻挡不了我，我有时候好像看到你向我奔来，不，是看到你飞向我的双臂。

    不过，华兹华斯并没有马上离开伦敦去与妹妹见面，他巧遇老友卡尔夫特兄弟。老友见他潦倒的模样，就邀请他与他们一起外出游玩，一切费用都由卡尔夫特兄弟承担。对三餐不继的华兹华斯来说，这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不幸的是，途中他们的车子出了毛病，三个人只好分道扬镳，华兹华斯在附近四处拜访老友，到琼斯家做客，之后，又回到卡尔夫特家的农场。休息几天之后，他终于到达多萝西的朋友家，见到了分别已久的妹妹。

    这时候是1794年春天。在多萝西的朋友家小住六个星期之后，两人结伴离开，没有通知舅舅，当然更没有征得他的同意。虽然当时两人均已成年，又是兄妹，但对多萝西来说，多少有一些私奔的潜意识在里面，所以这次旅行显得更刺激、更兴奋了。

    华兹华斯带着多萝西四处游玩，还到柯克茅斯去看了昔日的故居，最后在卡尔夫特家的农场歇脚。那段日子，多萝西便着手替华兹华斯誊诗，此后，她逐渐成为华兹华斯大半生最信任的秘书。兄妹二人的生活虽然愉快，但因为没有收入，日子越来越难过，最后多萝西无奈之下只好再度去投靠亲人。

    在华兹华斯走投无路的时候，卡尔夫特兄弟的父亲莱斯利·卡尔夫特向他伸出了援手。莱斯利不但同情华兹华斯的不幸遭遇，更欣赏他的才情，他在病中主动表示说，他死后会将遗产中的600英镑分给华兹华斯。没想到，这笔钱还没到手却发生了另外一件事。华兹华斯的叔叔突然过世，堂兄妹一口咬定华兹华斯欠他们460英镑的学费。如此一来，华兹华斯就算拿到莱斯利赠给他的遗产，也必须先把这笔债还上。华兹华斯情急之下只好再度向哥哥求援，要他先垫付这笔借款，等他日后经济宽裕些，再还给哥哥。这笔钱数目不小，没想到讲义气的哥哥马上答应了。

    莱斯利于1795年1月逝世，临终前又改了遗嘱，将600英镑改成700英镑，华兹华斯拿到这笔遗产后悲喜交集，他落魄的时候并不寄希望于有人能如此对他，莱斯利允诺后，他因为自己的落魄而希望得到这笔钱，这种复杂的情绪一直不停地侵蚀着他。日后，华兹华斯更为成熟的时候，曾回忆起这件事，他说道：

    我是个完全没有背景的人，莱斯利给我这笔钱，完全是因为他对我有信心，深信这笔钱能帮助我，使我日后贡献社会。

    华兹华斯得到遗产之后，并没有即刻接妹妹过来团聚，相反地，他回到伦敦，拜入当时很有名的政治哲学家戈德温门下。这之后，华兹华斯不但有更多的机会与其他年轻人大谈当代政治，也学到了戈德温的人生哲学。戈德温认为不必清楚地将人分为好人和坏人。好人有犯错的时候，坏人也有为善的时候。华兹华斯十分同意这种人生观，也许他是希望借助这种人生观减轻自己的自责和内疚，像与安内特的私通、等待莱斯利的遗产，都是他的心理负担。虽然留在伦敦听取戈德温的教诲可以减轻他的焦虑，但是一旦有人可以提供更好的机会，华兹华斯就会立刻投奔过去。

    华兹华斯有个朋友叫贝西·孟德斯鸠，他的妻子最近刚刚过世，一个人领着两岁的孩子，又要读书，有点忙不过来，手头又没有积蓄，生活过得很清苦。华兹华斯一方面为了帮忙，一方面想拿点利息，便借了300英镑给孟德斯鸠，希望他每年能支付固定的利息。在外人看来这实在是一个外行又不明智的投资，但无形中却给华兹华斯带来了好运。

    在孟德斯鸠家，华兹华斯认识了孟德斯鸠的一个朋友裴尼，他爱惜华兹华斯的才气，也十分同情他的困苦，便自愿将自己的一所房子借给华兹华斯居住，不收分文租金。对华兹华斯来说，这可真是天上掉下来的大喜讯，他马上写信通知多萝西，要她前来团聚。

    孟德斯鸠见华兹华斯如今不但有了住所，还有了女主人，干脆将自己的孩子送过来寄养，除了利息外，答应每年再付50英镑的寄养费。之后，又有一个亲戚将孩子送来寄养。两个孩子的寄养费加起来，就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收入了。

    多萝西的梦想终于再也不必幻想了，她渴望的小屋、炉火、浓茶如今都一一实现了。

    隐居

    18世纪90年代的英国，政权仍紧握在皇室手中，丝毫没有走向民主道路的迹象。年轻、激进的有志青年早已等不及潜移默化式的改革，他们希望与一群志同道合的男女到新大陆去开创自己的乌托邦。有着这种思想的两大领袖就是日后在文坛上享有盛名的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和罗伯特·骚塞。

    柯勒律治可以说是个怪杰。他于1772年出生于德文郡，他的父亲是一个乡村牧师，在他9岁那年就去世了。10岁时，柯勒律治被送到伦敦求学，在那里一住就是八年，虽然他学到了许多东西，但过得并不快乐。只有一位老师喜爱他，当然，他还有两个比较要好的朋友，一个是终生相知的朋友查理斯·兰姆，另外一个则是他的初恋情人玛丽·伊凡斯。

    1791年，他被送到剑桥大学继续深造。他也和华兹华斯一样，第一年念得有声有色，拿到了奖学金。但第二年就完全走样了，整天沉迷于玩乐，等到女友伊凡斯与他分手之后，他干脆放弃学业，参军入伍。家人苦苦劝解，终于说服他返回剑桥。结果柯勒律治一样没有参加毕业考试，潇潇洒洒地跟朋友去威尔士游玩。1794年，他遇到了骚塞，两人相谈甚欢，颇有相见恨晚之感。他们共同设计了乌托邦的蓝图，并且写了一部关于罗伯斯庇尔和法国大革命的剧作。

    骚塞，1774年生于英格兰的一个布商家庭，他家中孩子很多，从小就被母亲的妹妹领养。这个姨妈生性势利古怪，对骚塞管教极严，甚至连花园里也不许他去。骚塞的童年很不快乐。等到入学的年纪，一个舅舅将他送到伦敦的名校就读。校规森严、课程枯燥，再加上高年级的同学不断欺侮新生，使得骚塞在入学后一直郁郁寡欢。快毕业时，他写了一篇文章攻击学校的老师，指责施行体罚的老师还不如异教徒，根本没有资格教书，校长一气之下将他开除。进入牛津大学后，他更醉心于法国大革命，他不但反对当时的教育制度，还大力攻击宗教、政府。他深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希望推翻人类的一切束缚和不平等。

    除此之外，他也深具反叛性，他写攻击性的文章、不守社交规矩、不肯参加教会等。他在现实和理想中挣扎，只好将自己的感情宣泄于他的诗歌中。骚塞一直无法平复自己的情感，直至碰到柯勒律治，在长达三个礼拜的交谈讨论中，他终于解开了心中的郁结——到美国去，创造一个自己理想中的乌托邦。他潇洒地离开牛津，开始和柯勒律治筹划赴美的大计划。此后，骚塞和柯勒律治一直形影不离，他们不但计划到新大陆建立一个乌托邦，还常在一起探讨文学方面的事。

    有一次，当地的出版商想安排一次演讲，邀请柯勒律治和骚塞讲一下关于政治和神学方面的知识。柯勒律治是个天生的演说家，尤其讲到当时的政治问题，更是滔滔不绝。骚塞也能言善道，但才华不及柯勒律治，只能算是中规中矩地发表自己的观点，不像柯勒律治那样能说得听众心服口服。出版商希望两人同时参加演讲，没想到柯勒律治答应之后又临时毁约，弄得演讲也只好取消了。第二天，他们两人与一些朋友外出游玩，闲谈中不免提起前日的演讲，双方的怒火被无意间点燃，一发不可收拾。两人吵得不可开交，从此骚塞与柯勒律治感情决裂，来往也不像以前那么密切了。

    就在两人闹意见的前后，华兹华斯去看望他的恩人裴尼先生，正好遇见这两个才情横溢的年轻人。他在写给伦敦友人的信中将这两个人描述得很生动：

    我只跟柯勒律治相处了很短的一段时间。真希望能再多相聚一会儿，我觉得他是个非常有才气的人。我也因此认识了骚塞，我非常喜欢他为人处世的作风，觉得他是个十分坚强的人。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忙着出版那篇刚完成的史诗《圣女贞德》。我记得你曾说过骚塞是个花花公子，我见了他之后，十分惊讶，因为他丝毫没有给我那种印象……

    骚塞与柯勒律治越来越疏远，终成陌路。骚塞婚后去了葡萄牙，柯勒律治婚后也开始接受现实，将幻想的乌托邦抛诸脑后，为生活而奔走忙碌。正当柯勒律治孤军奋斗地创办杂志时，华兹华斯闯入了他的生命，代替了骚塞的位置。

    华兹华斯得到裴尼先生的资助，日子过得十分惬意。他写道：

    我们现在过着安逸的隐居生活，平时连个鬼影子也看不到。偶尔在路上会碰到一些贫困不堪的农夫。这里乡下人的生活苦得不得了，他们都没什么知识，还有说谎等坏习惯。我们会种一些包心菜，如果有一天我将笔搁得太久，说不定会变得像包心菜一般呆头木脑……

    华兹华斯居住的地方远离市区，那里附近没有市场或者邮局。华兹华斯看不到报纸上的革命消息，多萝西也无法与友人通信。兄妹二人的经济状况很拮据，孟德斯鸠并没有支付利息给华兹华斯，甚至连孩子的寄养费也经常拿不出来。华兹华斯最大的乐趣就是到城里去见他的出版商考特先生，顺便打听柯勒律治和骚塞的消息。多萝西最大的希望就是有客从远方来，像玛丽·郝金生曾去住了一阵子，多萝西觉得无比地快乐。

    由于出版商考特先生的关系，三个诗人常互相交换诗篇，并互相批评指正。有一次，华兹华斯去拜访考特，无意中看到骚塞刚出版的《圣女贞德》，他写信给他在伦敦的老友，将《圣女贞德》好好地评论了一番：

    你对骚塞的看法是对的，他的确有些花花公子浮夸的习性，只要看到他刚出版的《圣女贞德》，就可以知道这一点。序文给人的感觉过分夸大，诗中虽然有些片段写得十分精彩，但总体看来算不上上乘之作。

    华兹华斯也将自己的作品寄给柯勒律治评阅，柯勒律治每次都很热心地给他许多宝贵意见。这段时间对华兹华斯的写作生涯来说是十分重要的，生活上有多萝西的细心照顾，精神上有多萝西全心的支持，更有像柯勒律治这种学识渊博、才情过人的朋友的激励。华兹华斯潜在的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在诗坛上的地位也因此得到了巩固。

    1797年6月，柯勒律治来拜访华兹华斯。四十年后，华兹华斯还记得当时的场景：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他来的时候，好好的大路他不走，偏要跳篱笆，跌落在一片没有小径的杂草上，还把篱笆撞坏了一角。

    柯勒律治在华兹华斯这里住了三个礼拜，第一次见到多萝西，两人彼此都印象很好。多萝西向玛丽·郝金生形容说：“他真是个大好人，说话时总是充满了智慧，心好，脾气也好，待人和气；而且，他跟二哥一样，对任何小事都感兴趣。”

    她又描述道：

    刚开始看到他的前三分钟，我觉得他长得很平凡：皮肤苍白、阔嘴、一排不太整齐的牙齿；还有一头长而疏松半卷的黑头发。但是，你一旦跟他聊五分钟之后，你就会把他那些缺点全都忘了。他的眼睛不黑而是淡淡的灰色，他澎湃思潮中的每一丝情感都通过眼睛传达出来，那是我见过的最富诗人气质的眼睛。

    柯勒律治对多萝西的印象也很好，他写道：

    如果你渴望看到的是一个漂亮的女人，那么你见到她之后，只会觉得她很平凡；如果你想见到的是一个平凡的女人，那么你就会认为她很漂亮。她待人真诚、热心，她的一举一动都流露出无限的纯真，见过她的人都会认为她不可能与任何罪恶沾边。

    柯勒律治当时对华兹华斯也有无限的崇拜。他写道：

    华兹华斯是个伟大的人，在任何时代、任何制度下他都是完美的。相比之下，我觉得自卑，啊！伟大的华兹华斯，上帝保佑他吧！在我用羡慕的言辞来形容他的智慧时，我还常怕措辞不当，隐藏了他和蔼亲切的个性。

    柯勒律治如此仰慕华兹华斯，这多少让人有点不解。虽然他们两个都热衷于政治改革，向往自由平等的社会；两个人也都放弃了文凭而固执己见地以诗文为己任，但从他们的性格来说，他们相去甚远。

    柯勒律治是个精神焕发、开朗的人，他热情、豪放、好交际，也好饮酒。他可以在任何聚会中成为全场的中心人物。平凡的人崇拜他、仰慕他，聪颖的人欣赏他、喜欢他，他的朋友遍布四面八方。相比之下，华兹华斯则显得木讷、朴素、执拗、纯真而又细心，他从不冲动，对朋友总是默默地付出关爱。豪放的柯勒律治终其一生都向朋友及文艺界赞颂他这位知音。柯勒律治不仅敬佩华兹华斯，也欣赏多萝西。他跟好友说：“我们三人是‘三具躯壳，一个灵魂’。”

    柯勒律治和华兹华斯相知相交的那段时间里，他们曾各自写了一个剧本。柯勒律治先将自己的作品送到出版社，没想到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华兹华斯的运气稍好一些，他的剧本被一个名角看上，希望他能润饰修改一番。华兹华斯兄妹马上前往伦敦与那位名角研究剧本，没想到花了无数心血之后，剧本还是被否决了。

    当两人在戏剧界都遭到了失败之后，他们将全部心血投入诗歌创作。在那段时间，华兹华斯着手写《隐士》，柯勒律治完成了《古代的水手》《午夜之霜》和《库克拉汗》。其中《库克拉汗》是柯勒律治在一次身体不适时，服用了鸦片之后的杰作。药物将诗人带入一个光怪陆离的幻境，清醒后，他将之记载为诗，这是他一系列作品中较突出的一首。那两年是华兹华斯与柯勒律治诗歌创作的巅峰，经济上两人各有富人资助，健康情况又相对较好，很少有病痛。

    诗人似乎都耐不住平凡的生活，华兹华斯兄妹在生活步入轨道的时候心血来潮地要到德国住两年，并邀请柯勒律治夫妇一同前往。一来可以游山玩水，增加对大自然的认识；二来可以学习德文，增进学识。为了筹备旅费，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把这一时期的诗作放在一起，请考特出一本诗集——《抒情歌谣集》，这是日后英国文学史上最有分量的诗集之一。1798年，这本诗集正式出版的时候，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已经身在德国了。

    德国与《抒情歌谣集》

    华兹华斯卖了诗，还卖了一本心爱的藏书，再加上向柯勒律治的支持者借的110英镑才凑足路费，匆匆上路。行程中，柯勒律治的夫人没有同往，代替她的是一个友人。柯勒律治记载道：

    我的朋友一路晕船晕得很厉害，华兹华斯兄妹也是。晕船晕得最厉害的是多萝西小姐，整个航行里又吐、又呻吟、又哭闹。我的情况最好，既不吐又不累，快乐得像只百灵鸟。

    在德国上岸之后，柯勒律治仍然快乐得好像一只百灵鸟。他从资助人那里获得了足够的旅费，又只身一人，无须照顾女伴，可以自由地接受任何邀请。华兹华斯就不同了，他准备的路费不多，身边又有尚未成婚的妹妹，一路上有诸多不便。所以，同样一次行程，两个人却有完全不同的感受。

    他们的第一站是汉堡，玩了几天之后，四人分道扬镳。华兹华斯搬到布赫霍尔茨，柯勒律治与友人转到劳恩堡。布赫霍尔茨听说是个风景幽美、富有浪漫气息的小镇，但是，华兹华斯兄妹住下后，却发现这里枯燥无味，既寒冷又不浪漫，简直是个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方。他们那阵子又穷，住在一家条件很差的旅店，沉闷度日。

    华兹华斯一直怕当地人欺侮他们，其实他们两手空空，人家对他们根本没什么主意可打。倒是有一次，多萝西一人在野外闲荡，被当地政府当流民抓了起来，直到华兹华斯出示了身份证明，才获得释放。可见他们兄妹二人在德国的窘迫情形。反之，柯勒律治在德国却十分享受。他一人旅行，到处为家，结交各种朋友，接受他们的款待，还写信讥笑华兹华斯带着妹妹旅行，不但会被人怀疑他们两人的关系，还有诸多不便，怎么能畅游异国呢。

    华兹华斯虽然没有尽兴地游览，但却在身在异乡，心系故国的情绪下，开始创作一首回忆故乡与童年的诗篇，这就是《前奏曲》。因为当时的生活枯燥烦闷，他还完成了《露茜》，这首诗叙述了一个叫露茜的女孩的故事。

    华兹华斯此行最大的收获是决定了他要定居的地方。这位诗人在德、法都住过一阵子，最后的抉择是要定居在英国——回到故乡去。

    兄妹二人在1799年起程回国。他们从船舱中缓缓走出，准备踏上祖国的土地时，码头上既没有疯狂读者的喝彩，更没有杂志报纸派来的记者要求采访，很明显，华兹华斯之前出版的诗集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

    这次失败不但使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的希望破灭，出版商考特先生也因此停止了他的出版事业。考特先生只好将已经印好的500本诗集及版权转让给其他出版商，可惜很多出版商都认为此书毫无价值，拒绝收购版权。华兹华斯知道之后，请考特先生将印好的集子和版权转回自己名下，考特先生照办了。

    《抒情歌谣集》失败的原因很多，来自各方的评论都是贬多于褒，其中诗歌的形式、内容、语气、辞藻均不符合当代人的期望。当然，我们今天看来，这些诗歌勇敢地突破了传统，但在当时，读者一时还无法接受这种新写法。骚塞对这本诗集有过这样的评论：

    这本诗集的失败并不是因为其中口语式的文句，而是作者选择了比较无趣的主题。

    骚塞将柯勒律治的《古代的水手》一诗批得体无完肤。华兹华斯在心痛之余，写信给考特先生，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无限懊恼：

    我看到骚塞的诗评了。他应该知道我是为了钱、为了生活才出版这个集子的。目前我急需用钱。如果他无法昧着良心，写赞美我的诗评，至少可以推却这件事。这些诗在他眼中都毫无价值，其实即便他称赞我的文采，也对我毫无益处。我不在乎任何名家的评论……相信我，亲爱的考特。

    其实，这本诗集失败的最大原因，在于当代人无法接受诗中口语化的写作形式及其平凡的内容。华兹华斯尝试进行两个突破：一是写一些描述大自然的诗篇，充满浪漫及幻想的气氛；二是用一些“事实”来做诗的题材。不过当时的诗歌都讲究华丽的辞藻、严格的韵律，取题方面也需依循18世纪一贯的理性作风。读者一致认为受过严格教育的人是不该用平凡、口语化的文字来写诗的。华兹华斯是当时唯一的革新者，带动了新一代诗文的写作方向。

    华兹华斯在诗文方面的改革，多少受了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因为他推翻的不仅是诗文写作的形式，还有旧形式背后的整个思想。他不再像18世纪初期的文人一般，遵循“理性”而忽略情绪和感受。在他的诗文中，他不再写人类有理性的一面，而是赤裸地呈现其平凡的一面；他写没有理性、没有逻辑知识的村夫愚妇，甚至描写失去常态的疯子。

    华兹华斯诗歌中的主人公有“低能的孩童”，有“疯狂的母亲”，更有“流浪的妇女”。这种取材手法可以说震撼了当代诗坛。当代人将诗歌看成一个知识分子写给另一个知识分子传道解惑的工具，而不是村夫愚妇生活的记载。他们忽略的是，华兹华斯的诗歌并不是纯粹的描述，他虽然以乡野自然为题材，但每首诗中都有对人生的启示，他所倾诉的对象仍然是当时的知识分子。

    华兹华斯用心良苦，他想用平铺直叙的形式，将当时所谓的“高级人士”带入平凡的生活，再由平凡中体会出智慧和道德。每一首简洁的诗中都有一个简单的启示，这些启示虽简单却不平凡。一般来说，复杂的形式、华丽的辞藻往往可以掩饰苍白的主题，而简洁的文字却可以传达更多的东西。在华兹华斯的诗中，简明的文字常常表达的是发人深省的道理。像在《荆棘》一诗中，他写实的手法已经超出了诗人的范围，更像是一个测量者：

    在左边三英寸的地方，

    你可看见一泓泥池，

    池中水永不干涸，

    我曾在周遭测量过，

    三尺长，二尺宽。

    在《低能的男孩》中，这种感觉也表现得十分明显：

    一个清静的夜晚，八点钟，

    月亮东升，天空碧蓝，

    在月光下，一只小猫头鹰在啼叫。

    在整本诗集中，最简单的一首是《我们七个》，诗中描述了一个天真的女孩，她告诉路人她有七个兄弟姐妹。后来路人才知道七个人中只有五个是活着的，小女孩却一直强调他们有七个人：

    我碰见一个乡村女孩，

    她说她八岁大，

    她的头发很浓密，有很多鬈发，

    一缕缕垂在额前。

    《抒情歌谣集》中共有23首诗，华兹华斯的作品有19首，柯勒律治的作品只有4首。这本诗集出版之后，两人都很清楚地找到了他们日后写诗的方向。柯勒律治的《古代的水手》完全是倾向于超自然的神秘奇幻之作；而华兹华斯却是在脚踏实地地描写实际的事情、平凡的人物、世俗的景致。他希望借助普通的事物启发人的灵魂和道德，赋予诗歌更崇高的目的和更神圣的任务。

    两人写作的方向迥异，但彼此的友情却日渐笃厚。当时这本诗集不但没有掀起热潮，连作者的名字也没印上。柯勒律治曾心酸地说：“华兹华斯的名字如果一文不值，我的就是臭名了！”

    华兹华斯兄妹把诗集的事安排妥当之后，曾到友人郝金生家小住几日，并邀请倦游德国归来的柯勒律治一起徒步游玩。在1779年秋天，柯勒律治游览了华兹华斯童年生长的地方——湖区，他对这里的景色和民风大为赞赏。于是，华兹华斯更坚定了长住湖区的决心，他看中了一幢小屋，准备与妹妹在这里定居，结束他十年来浪荡不安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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