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交零落

    1828年前后，约翰在一个贫困的乡村做副牧师。多萝西不放心他的起居生活，从瑞德山庄搬过来照顾他，帮他做些家事，排遣他的寂寞。1829年，罗德爵士为约翰安排了一个职位，在坎布里亚郡。没想到这时候，多萝西却突然病倒了。那天，天气阴冷，她散步回来之后就觉得身体不舒服，后来越来越严重，约翰看着姑姑痛苦不堪地挣扎，以为她就要离开他们了。不过最后，多萝西还是战胜了病魔，等玛丽从瑞德山庄赶来接她的时候，她正在逐渐康复。

    回到瑞德山庄后，多萝西发现自己不能走路了。经过调养，她勉强可以在屋内活动，对华兹华斯来说，这已经是万幸了。他写道：

    这次妹妹的病痛给我们带来很大惊吓，万一她走了，我的生命必然失色，我简直连想下去的勇气都没有！

    多萝西的病并没有完全康复，仍然时常复发，她终日缠绵病榻，好在头脑依然清楚。1834年华兹华斯和玛丽结婚纪念日这天，多萝西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今天是二哥的结婚纪念日，如果多拉记得的话，那就是忘了告诉我。总之，我们大家静静地将它放走了。我还是决心不到外面去，可是，今天太阳那么好，家里都被照得艳丽起来，我忍不住在家中的几个房间来回地走着，享受着这片艳阳。

    1835年，华兹华斯夫妇认为多萝西已经完全恢复，两人便结伴到伦敦去替小威廉谋个地方公务员的差事。他们拜托了很多人，可惜一直没有机会。夫妇两人无功而返。回到家中后，他们大吃一惊，家人都染上了流行疾病，连厨子也不例外。

    起初，大家认为多萝西体质最弱，必然逃不过此劫，出乎意料，走的却是莎瑞。莎瑞·郝金生在众人不注意的时刻，悄悄地、安静地与世长辞了。那是1835年6月底，她享年60岁。华兹华斯写信给骚塞报丧的时候说：

    她没受到什么尖锐的痛苦，临走前，她费力地睁开眼睛，用甜美的声音说：“我感到……非常舒服！”

    莎瑞·郝金生的后半生几乎全在华兹华斯家度过。三十年来，她与他们同甘共苦，她的名字、她的人早已嵌在华兹华斯家每个人的心中。她在华兹华斯家时，也曾分担过柯勒律治的喜悦和痛苦，柯勒律治曾说他是爱莎瑞·郝金生的，但莎瑞爱的是华兹华斯的大弟弟约翰。如果约翰没有遭遇那次海难，他回来之后也许会娶她为妻。骚塞和他的家人也很喜欢莎瑞，她是大家的好朋友，是个懂得生活情趣、懂得享受家庭生活的女人。

    多萝西在这次流行疾病之后，体力虽然恢复，但脑力却完全退化了，她年轻时，就是个容易被情感支使、情绪激动的人。狄·昆西及其他友人每次提到她时，都会谈到她急躁的眼神。狄·昆西写道“：有时候，多萝西如果无法控制自我矛盾、自我冲突的情绪，就会变得口吃。”

    在丧失脑力之后，她控制情绪的能力荡然无存。从那时候开始，她成天坐在轮椅上，晴天时，家人推她到花园中散步。她时常莫名其妙地反抗，大热天还坚持要坐在炉边烤火。玛丽和华兹华斯一直小心翼翼地照顾她。有时候她大声尖叫，有时候她愤怒谩骂，华兹华斯夫妇都不在意，也没有觉得有失颜面，他们从不曾在客人来时将多萝西藏进屋内，时刻把她当作家中的正常成员看待。奇怪的是，当多萝西偶尔清醒的时候，会突然一字不漏地背诵华兹华斯的诗。兄妹二人少年时就一直在一起，多萝西为华兹华斯付出了很多，如今，华兹华斯也要用自己的真心和爱护回报她。

    从1820年到1840年这二十年间，华兹华斯陆陆续续失去了许多老友。第一个是乔治·白蒙爵士，他死于1827年，享年74岁。“我认识他快二十五年了，”华兹华斯写道，“他没有一次冷漠、高傲地对待我。”白蒙爵士的经济状况一直很好，他曾送给华兹华斯一栋房子，希望他能与柯勒律治比邻而居。他常借华兹华斯的诗为题，将其中的意境用画笔表现出来，他最喜欢的一幅《荆棘》至今仍留在华兹华斯家后代的手上，临终时，他嘱咐自己的后人每年给华兹华斯100英镑。

    1831年，华兹华斯最后一次见到风靡当代诗坛的畅销诗人斯科特。那年，多拉与父亲同行，多拉请求斯科特在她的纪念册上题诗，斯科特草草写了几段便收笔了。他对多拉说：“要不是你父亲的关系，我是不应该写这几句诗的，它们大概是我这一生最后的几行诗了。”

    华兹华斯听了十分感伤，几年之前他带着妻女和奎特一起来看望他时，他还十分乐观，说自己要活到80岁，要到临终那一天才搁笔。可是，1832年，斯科特溘然长逝。他是被债款拖累而死的，他的葬礼十分萧条。

    1834年，柯勒律治亡故。他曾与华兹华斯相知相惜，虽然后来因为生活习惯相异而渐渐疏远。柯勒律治一生漂泊不定，老年时才渐渐安定下来，他在伦敦住了十八年。临终前，他的剧本终于被搬上舞台，公演了二十天，也算是完成了他长久以来的心愿。同年，兰姆也过世了。一瞬间，华兹华斯的旧友都一一凋零了！

    华兹华斯很悲伤，但并没有因此而沮丧，1830年之后，他又开始写诗，只可惜这以后的诗都失去了年轻时候的光彩。他还花了许多时间修饰《前奏曲》，完稿之后就将之锁在箱里，《前奏曲》并没有在他有生之年出版。华兹华斯一生写诗的巅峰时代是1796—1806年。他最后一首被世人注意的诗是1835年悼亡友人的诗。1835年之后，他的诗就鲜有人传诵了。

    19世纪30年代是不属于华兹华斯的。友人的凋零已使他十分感伤，政治的变革更让他有点招架不住。晚年的华兹华斯十分反对革新，所以当1832年英国的议会改革法案通过之后，托利党下台，辉格党执政时，华兹华斯忧心如焚。他在给小弟弟的信中写道：

    我对目前的政治现状十分失望，要不是你姐姐生病了，我就什么也不管地去参与政治了。想想那些年老体弱要离世的人，他们是有福的，他们将逃避我们国家的一切苦难！

    华兹华斯预言扩大选举权之后，政治、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会造成莫大的混乱。他还反对宗教改革，在上面那封信的末尾，他写道：

    在这个时代，英伦两岛是世界上制造罪乱和不幸最多的地方，它们自食其果的日子就要来临了。

    那几年，华兹华斯的牢骚似乎特别多。他指责英国文坛的不景气，责备科学家们的虚伪，即使在最快乐的时刻也会突然沮丧起来。1837年，他与老友罗宾逊到意大利游历，本想散散心，结果两人因生活习惯相异，玩得并不快乐。途中华兹华斯突然十分想家，频频写信回去，表示从此再也不独自出游，在家里也绝不与家人怄气了。

    1838年，华兹华斯家发生了一件看似喜事、其实不然的事情——多拉要结婚了，对象是她父亲的朋友奎特。在这之前，1830年时，约翰娶了华兹华斯朋友的女儿伊莎贝拉，华兹华斯很高兴地接受了，他似乎对儿女的婚事并不强求，但是这次华兹华斯坚决反对。他反对的原因不是多拉与奎特年龄相差悬殊，也不是因为奎特是结过婚的（他的妻子已经亡故），更不是因为奎特是罗马教派的天主教教徒，而是因为他一生居无定所，往来于伦敦和葡萄牙之间，游手好闲，没有职业，这样的人如何能保护他娇生惯养的女儿呢？

    华兹华斯一直没有料到多拉会与奎特相爱，多拉第一次见到奎特时才17岁，华兹华斯一直把奎特当成自己的朋友，认为他是多拉的父辈，两人不可能产生感情。所以他对两人的来往一直没有放在心上，有时候自己还会为他们制造见面的机会，比如带多拉到伦敦时，必到奎特家中做客，写信时也替多拉附笔问好。其实早在1825年，多拉就已经跟闺中密友承认她喜欢奎特了。

    对于多拉和奎特的恋情，其实华兹华斯也要负一点责任。多拉从小受尽保护，跟随父亲四处游历，没有什么广泛的社交生活，又对父亲过分崇拜，很难挑选到意中人。而奎特风趣、世故、有丰富的人生经验和儒雅的个性，闲来也像华兹华斯一样喜欢吟诗。因为这种种酷似华兹华斯的地方，多拉才爱上了他，没想到华兹华斯却如此反对。

    许多旁观者认为，华兹华斯的反对是自私的表现，他带着女儿四处旅行，女儿早已成为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友人曾笑他说，别人是怕老婆而华兹华斯却是怕女儿。因为舍不得女儿受苦，华兹华斯将她的婚事一拖再拖。

    当时多拉已经三十七八岁了，早就过了适婚年龄。奎特等得无可奈何，便写信给多拉要求她不必征得父亲的同意而提早结婚。多拉将此事转告了华兹华斯，华兹华斯震怒，回了奎特一封绝情的信。从此后，华兹华斯和奎特彻底绝交，不再来往。后来，几经波折，在众多亲友的劝说下，华兹华斯还是妥协了，终于答应1841年为他们主婚。

    婚礼前夕，他对女儿说：“我是应该让步的，我现在也的确让步了，我只求上天保佑你，希望你选中的是你长久以来最心仪、最渴求的伴侣。”当时的多拉已经39岁，华兹华斯还如此为她日后的幸福牵肠挂肚，可见他是多么疼爱这个女儿。

    华兹华斯的朋友骚塞在这几年中也遭遇了不少变故，先是成年的孩子一一结婚离家，刹那间一个大家庭变得冷冷清清。后来，女儿病故，骚塞太太受到强烈的打击，精神失常，没过几年就病逝了。1837年，饱受寂寞凄清折磨的骚塞闪电式地与比他小十多岁的卡洛琳成婚。这桩婚事遭到了骚塞一部分家人和朋友的反对，华兹华斯就是反对者之一，他后来与卡洛琳相处得很不愉快。新婚之后的骚塞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连神志也渐渐不清楚了。1840年，华兹华斯去探望他时，曾写下这样的感叹：

    那天我去见他的时候，他正在看书，连我也不认得了，等到别人告诉他是我，他的眼神突然出现昔日的光芒，只是一瞬间，又黯淡下来，两手抚摸着书皮，像个孩子。

    三年之后，骚塞去世了。华兹华斯没有被邀请参加葬礼，因为他之前与骚塞太太的不和。不过他还是去了，去向这位相交相知三十年的老友道别。

    骚塞过世后，英国当局想授予华兹华斯“桂冠诗人”的称号，华兹华斯以自己年龄太大为由拒绝了。

    1838年，华兹华斯经过三十年的艰苦挣扎，终于赢得了公众的爱戴和尊敬。美国的杜兰大学授予他第一个荣誉学位，接着第二年，牛津大学也授予他荣誉学位。他的母校——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还将他的画像悬挂在校中。

    1842年，华兹华斯辞去税务员的职位，正式退休。他的朋友皮尔爵士看他少了一份收入，就运用人情关系使他每年可以领到300英镑的退休金。后来，皮尔爵士三番五次地劝说华兹华斯接受“桂冠诗人”的头衔，诗人拗不过老友的美意，终于在1843年4月接受了这个英国诗人的最高荣誉。

    只可惜，这是一顶迟来的桂冠。当它戴在诗人斑驳的银发上时，他的灵感之神早已离他远去了！

    新红颜知己

    莎瑞病故、多萝西瘫痪之后，华兹华斯有一段时间感到怅然若失，幸好他又结交了两位红颜知己，算是排遣了无边的寂寞，一位是费维克女士，另一位是哈莉特·玛蒂诺女士。

    费维克女士博览群书，是个知识分子。她为人大方、和蔼，思想自由开放。她非常欣赏华兹华斯的才华，但并不盲目，当她看到华兹华斯在文学或待人接物方面有什么不妥时，总是直接指出来。她起初常去瑞德山庄拜访华兹华斯，也帮助玛丽照顾多萝西，后来干脆搬到华兹华斯家附近定居。之后，华兹华斯常到她家中小住。华兹华斯当时65岁，费维克女士50岁，有些邻居开始闲言闲语了，华兹华斯只好在每次小住时带上玛丽以使谣言不攻自破。

    华兹华斯和费维克女士在一起时多是谈诗论文，他常将他的生命之诗——《前奏曲》的片段背诵给费维克听，征求她的意见。华兹华斯有时候也邀请费维克与他外出旅行，带她去剑桥游览他的母校，带她乘坐刚时兴不久的火车到别的地方游玩。因为共游的关系，费维克有机会进一步接触华兹华斯的内心世界，她很惊讶华兹华斯有那样强烈的情感。尤其当时华兹华斯心事重重，妹妹的病一无转机，女儿的婚事也不如意，在种种冲击之下，华兹华斯的情绪更烦乱了。费维克写道：

    诗人的情绪是多么地与众不同，他的感受和情感令人惊讶地强烈，假若没有智慧把舵，只怕这种冲动的情绪早已将他毁了……

    两个人熟悉了之后，费维克很自然地介入华兹华斯的家事，劝他让女儿和奎特及早成婚，并最终说服了诗人。她对后世研究者最大的贡献在于，她当时用半逼迫的态度让华兹华斯回忆他写每首诗的动机、背景，并将这些一一告诉她。费维克在1843年将这些记录下来，成为后世学者丰富的参考资料。华兹华斯本人非常反对在晚年撰写自传，他自认所有的事情、意见都可从他的诗中看出来。但是，费维克认为要后人更清楚地了解华兹华斯的诗和人，就必须立传。她试着说服华兹华斯，华兹华斯慢慢同意了。

    第二个知己是哈莉特·玛蒂诺，她是一个职业作家，曾出版过许多作品，喜欢云游四海，在中东及北美都曾留下足迹。这些经历使得她见闻渊博，她还时常撰写有关宗教、税率及历史等方面的论文。她搬到华兹华斯家附近之前，曾身染重病，几度挣扎在死亡边缘，定居之后，病势好转，居然还出版了一本新书——《病床记事》。身体康复之后，玛蒂诺就迷上了催眠术，而且成了一个素食主义者。

    玛蒂诺女士自小就是个华兹华斯迷，她能够流利地背诵华兹华斯的诗。但她初见心中偶像时，有些失望，觉得他的气质并非她想象的那么田园，与大自然合而为一。她所见到的华兹华斯早已经不是昔日田边湖畔寻找灵感的诗人，而是一个有地位、有党派、有家室、历尽风霜、饱经世故的成熟老人。

    华兹华斯的家人觉得玛蒂诺女士的作风有点怪诞，所以对她没有什么好感。华兹华斯本人却很欣赏玛蒂诺的爽朗可亲、活泼好动。对于她的政治见解，华兹华斯并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她提倡的催眠术和素食主义。

    70岁的华兹华斯在穿着上仍然不改往日习惯，他的服装的搭配有些令人诧异，他经常是牧羊人的打扮，一条苏格兰粗花呢的长裤，一件双排纽扣、宽松的大衣，脖子上还系着条黑手帕，经常戴着一顶草帽。有时候眼睛不舒服，还会戴个绿眼罩。这身打扮谁看了都会啧啧称奇吧。

    华兹华斯年轻的时候常常自夸有一口好牙，如今岁月催人老，他的牙齿也不争气地掉光了。这时候的华兹华斯不得不配一副假牙。一到晚上，他就将假牙摘下来，再也不肯戴上。喜欢夜访的玛蒂诺女士总是听不清他到底在说些什么，请他戴上假牙他又不肯，吓得玛蒂诺再也不肯晚上来访了。

    华兹华斯的感官不是很灵敏，嗅觉尤其弱，几近于零。他虽然自称与大自然合而为一，但他的诗中很少有用嗅觉来形容大自然的句子。譬如他写花，都是写彩色鲜明的雏菊而不写芬芳吐艳的玫瑰。这个缺陷也许使他的诗文比较单一，缺乏多姿多彩的感受，不像济慈、雪莱和拜伦他们三人诗中的热情奔放，并且有较多的感官上的各种强烈感受。对于这个缺陷，华兹华斯本人并没有正式说明，后来为他写传的侄子更是极力否认，但是他留下的诗可以作证。

    华兹华斯对声音的感觉也不是很敏锐，虽然每次旅行时，他都会去看歌剧，但他的诗中从未描写过这些。他描写的鸟也是不擅吟唱的杜鹃。到晚年，华兹华斯十分恐惧自己患了重听。除了上述的那些毛病外，75岁之后的华兹华斯还是比较硬朗的，他可以在花园里做一个早上的园艺工作。

    老年时的华兹华斯特别喜爱孩子，每当他在路上看到孩子，就会停下来跟他们谈话，教他们背一段祈祷词，纠正一些错误，然后给他们一些零钱。玛蒂诺写道：

    在诗人快80岁的时候，每逢早春一定会穿上他的斗篷，戴上苏格兰小圆帽和绿色眼罩，身旁总是围着一群孩子。当他在树篱旁割除嫩枝时，孩子们就拉着他的风衣或者裤子在旁边等着。

    华兹华斯与所有人都这样亲近吗？据很多人形容，老年的华兹华斯对贩夫走卒似乎不那么友善，有个常到华兹华斯家送肉的屠夫说：“他常常与你擦身而过，把你当作一缕轻烟似的毫不在意。”另一个乡人也说：“他一点也不像外面人说的那么亲近我们乡下人，我倒是常看到他一个人自言自语。”

    华兹华斯一生中的最后一次反抗行为是反对湖区通火车。他认为这里一旦与外界交通方便了，势必会有很多游客过来游玩，这会破坏湖区的环境。为此，华兹华斯口诛笔伐，得罪了很多地方人士。最后，他还是胜利了，铁路没有延伸到湖区，那里没有受到丝毫的骚扰和改变。

    中年以后的华兹华斯悲观而又满腹牢骚，他不但十分保守，还对各种改革有种恐惧心理。他预测1832年的革新法案必定会破坏英国社会经济的稳定，结果，新法案实行之后，百业兴旺，社会经济并没有像他预言的那么萧条。此后，华兹华斯渐渐开朗起来，到70岁高龄时，对将来又充满了希望，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

    大家都希望穷人与富人的关系可以亲如手足，这种关系赖以生存的旧有的制度已经荡然无存，如今还没有可以取而代之的新制度。虽然，各地都有些零星四散的替代办法，但都是一时的措施，而非有计划、统一化的策略。不过，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在慢慢地进步，我深信迟早有一天，新的制度会被建立起来并造福人类。

    那段时间，他不但乐观，而且似乎对社会的发展不再持保守态度。睿智的华兹华斯悟出一个人生道理，他认为老年与青年这两个阶段的想法是表面不同而实质一致的，只有中年时候的想法是压抑的。他告诉友人，年青时代，一个人多半有各种别出心裁的创意，到了中年，这些才华都被迫屈服于制度和世俗，只能过着呆板单一的生活。到了老年那些被压迫的才华又自底层挣扎着冒出来，散发出它的光芒。

    华兹华斯用树来作比喻，夏天时都是青翠蓬勃的绿叶，唯有春秋两季才看到它们各自的特征。华兹华斯本人的一生也是如此，年轻的他叛逆、激进、创新；中年时候的他开始步入制度的轨道，尽力过着平凡人的生活；等到老年，压抑于心中的激情再度迸发，对自由的渴望如花朵一般绽放开来。

    华兹华斯很长寿，他不但亲眼看到了自己这些年来努力的成果，还送走了许多后辈。像浪漫派的三大诗人——济慈、雪莱和拜伦依次在1821—1824年间亡故，他一人独撑诗坛二十余年，是浪漫派的始祖，也是最后的支持者。

    晚年的华兹华斯靠着固定的退休俸禄和日渐增加的版税度日，物质生活无虞。他的精神生活也比较热闹，仰慕他的读者从四面八方来函，要求他寄一绺银发做纪念。夏天时，华兹华斯家的门口总是聚集着年龄各异、穿着各异的访客，大家争着目睹诗人的庐山真面目。访客中不乏达官显贵，连威廉四世的遗孀也亲自前往，她的莅临给瑞德山庄带来了无限荣耀。

    1834年，华兹华斯到伦敦接受桂冠，穿着一身正式的宫廷服装觐见维多利亚女王时，当时的美国驻英大使夫人曾有过这样的记载：

    眼看一位一头银发的75岁老者在人群前，向年轻的女王行叩拜大礼，那就是伟大的诗人华兹华斯！

    之后，华兹华斯的名望更高了，他每到伦敦必定要参加频繁的宴会，求见的人络绎不绝，所以华兹华斯70岁以后的生活还是比较随心所欲而又绚烂多彩的。

    旅行是华兹华斯一生最大的喜好，他的旅途伴侣最初是善解人意的妹妹多萝西，后来妹妹身体不好之后，代替她的是灵秀聪慧的小女儿多拉。他的旅行工具由徒步、骑马、驾马车、划木筏，到汽船，以至日后的火车，完全经历了交通工具的演变过程。这些旅行给诗人留下了非常充实的人生经验。

    他的最后一次远行，是与妻子和奎特游德温特山谷，重温儿时旧梦，行程并不如期望的愉快。

    一日清晨，华兹华斯与费维克女士步行到教堂之后，很坦白地告诉她，他一夜未眠，他说：“当我想到多萝西的病情和一些凋零的老友，如骚塞、柯勒律治以及其他的朋友，还有我目前体弱多病的身子时，我就实在无法成眠。”

    与世长辞

    多拉婚后的生活并不愉快，华兹华斯的预料没有错，奎特果然无法养家糊口。1842年，奎特因为想争夺前妻家中的财产被人控告欺诈，虽然没有被判入狱，但他的品行开始受到了怀疑。华兹华斯很想帮助他，可惜无能为力。奎特只好带着妻子和孩子们四处为家，生活得愈加清苦，体弱的多拉更加病恹恹的了。

    1845年，奎特决定带日渐虚弱的多拉到阳光普照的葡萄牙去养病。华兹华斯夫妇在依依不舍却又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只能让她去了。没想到在葡萄牙小住一年之后，多拉的身体状况大有好转，她很开心地写信给朋友：

    要是爸爸妈妈和费维克女士看到我现在的样子一定会大吃一惊，我爬山、骑马，睡着时像块木头，吃起东西来像乡下人般狼吞虎咽。

    多拉也像父亲一样喜欢舞文弄墨，在身体状况好转的情况下，她出版了一本游记《葡萄牙数月小住之日记及西班牙一瞥》。到了1846年，她觉得自己的身体已经康复了，便又搬回家居住。

    多拉回家之后，华兹华斯家实现了大团圆。这一年，长子约翰夫妇带着五个孩子迁回家乡做牧师，次子在做父亲留给他的税务员工作，同时正在论及婚嫁。多拉眼看着小威廉要娶妻了，就自告奋勇地到女方住的小镇去张罗婚事。没想到她在疲累与兴奋两者的夹攻下，又病倒了。

    华兹华斯夫妇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伦敦旅行，他们马上终止行程，赶到小镇将多拉接回瑞德山庄休养。华兹华斯和玛丽轮流照顾她11个礼拜，却仍然回天乏术，多拉在1847年7月初溘然长逝。这个沉重的打击让华兹华斯的心都碎了，有生之年，这个创痛再也没有平复。

    那段时间，华兹华斯家可谓祸不单行。多拉走后不久，华兹华斯的大儿媳妇——伊莎贝拉也因病去世，接着自小在他家长大的哈特利·柯勒律治也突然死亡。华兹华斯陷入一连串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凄惨心境中无法自拔。

    华兹华斯早年很宠爱柯勒律治的这个儿子，哈特利幼时有神童之称，到牛津大学之后，不知为何一蹶不振，处处碰壁。回乡隐居后，他又常常酗酒解愁，更频频向华兹华斯伸手借钱。华兹华斯自小看他长大，从不忍心拒绝，他对哈特利的感情可见一斑。哈特利死后，华兹华斯亲自为他挑选墓地，将他安葬在多拉的墓旁。这次选择墓地的时候，华兹华斯替自己和玛丽也看好了墓地，临走时他对人说：“给我们留一块地方吧，应该不会等太久的。”

    多拉死后，华兹华斯虽然极度哀伤，但并没有像他人想象的那样丧失理智，帮他度过这个难关的是当初调解他和柯勒律治之间矛盾的老友罗宾逊。罗宾逊为人诙谐开朗，每到瑞德山庄一次，华兹华斯的悲伤就减少一点。华兹华斯的五个孙子也是他的开心果，每次去看望他们，他都顺道与他们去柯克茅斯，重温旧梦。罗宾逊与孙子们替他排解了不少愁绪，而真正与他分担这一切的是他的妻子玛丽，她几乎连哀伤的时间也没有，她要照顾瘫痪的多萝西，安慰忧郁的华兹华斯。费维克女士曾写道：

    我在人生的旅程中很少见过没有瑕疵的人，华兹华斯夫人就是其中之一。

    夸赞玛丽的人非常多，济慈就曾注意到，有一次她想阻止他与华兹华斯的争论，并没有打断他们的谈话，而是轻轻将手按在华兹华斯肩上示意，非常有礼貌。狄·昆西与华兹华斯的家人相处较久，最了解他们的个性：

    玛丽的好脾气是影响华兹华斯一生待人接物的最大因素，也促成了华兹华斯终身愉快地生活。她清纯善良，每个与她谈话的人都会觉得舒服。无论华兹华斯懂得多少理论，发脾气时还是非常暴躁，遇上玛丽，他就成了没有燃料的炸药，多少火气也偃旗息鼓了。

    玛丽温柔却不卑顺，在家中发生这么多变故之后，仍能撑起整个家，简直和华兹华斯一样地坚强，或者比之更坚强。与这样外柔内刚、善解人意的女人结婚，婚姻生活一定幸福美满。华兹华斯夫妇从小相识，到现在差不多有70年了，两个人也已经共同生活了近50年，世间还有什么比这种关系更美好、更令人羡慕的呢？更何况他们夫妇的感情历久弥坚。

    一天，两人准备外出访友，华兹华斯已经穿戴整齐，玛丽还没有准备好，华兹华斯催她：“外面车子已经在等啦！”玛丽说：“我就好了，别生气！”华兹华斯回答：“我还真希望我能生气，吵吵架也好让平静的生活起点儿涟漪。”

    还有一次，一位美国的仰慕者到瑞德山庄拜访华兹华斯，他问起华兹华斯为何在法国大革命时留在奥尔良，而不留在巴黎做历史的见证者。华兹华斯说：“你去问问我太太，我怎么会在革命形势如火如荼的时候到了奥尔良。”

    那时候，很少有人知道安内特的事，所以大家并没有多想。不过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位美国读者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玛丽也在座，华兹华斯会不会说完这句话，就与太太相视而笑呢？那笑中又包含了多少爱与谅解。

    1850年，华兹华斯的健康状况一日不如一日。3月的某一天，他与玛丽到临镇访友，不巧朋友外出，他疲累地坐在石阶上看日落，两天之后得了胸膜炎。4月7日，正逢华兹华斯80大寿，他却卧病在床无法庆祝，仅有亲朋好友在教堂中替他祷告祈求平安。

    两星期后，医生宣布华兹华斯将不久于人世，玛丽进入病房，轻声细语地告诉他：“威廉，你快要去多拉那儿了！”他没有回答。第二天清晨，当侄女进来替他拉帘子的时候，他问：“是多拉来了吗？”

    1850年4月23日，一代诗人威廉·华兹华斯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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