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美国

    在过去的几年间，狄更斯一共完成了五部小说。他劳累过度，身体已经提出了抗议，精神上的压力也渐渐受不了了。毫无疑问，他必须要休息一段时间了。

    此时，《老古玩店》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而刊登《巴纳比·拉奇》的杂志销路却开始下滑，如果狄更斯不再写下去，这份杂志必将更加卖不出去。福斯特代表狄更斯向出版公司建议，暂时将杂志停办一年，经过一年的养精蓄锐后，重新发行，使全国人再度为它疯狂。出版公司同意了这个建议，并与狄更斯签了一份对他极为有利的合约，包括在休息的这一年里，每月付给他150英镑的补贴。

    狄更斯想去美国。在当时欧洲人的心目中，美国是一个新兴的民主国家，没有君主，没有封建制度的残余，没有控制人们思想的国教，人人自由平等，是他们向往的“天堂”和“乐园”。狄更斯在《巴纳比·拉奇》一书中描写了贫富矛盾激化后的社会动荡，他认为美国的政治体系能够解决书中的问题。狄更斯相信，在那里，贵族与穷人的矛盾已被这个年轻国家的民主理想所调和，他想亲自去见识一下，以便向英国国内毁谤美国政体的人证明他们的偏见和目光短浅。

    凯瑟琳不想去美国，一方面是因为花费昂贵，另一方面是她担心孩子们没有人照顾。邻居马克瑞迪夫人答应帮忙照料孩子，可是凯瑟琳却泪眼汪汪，她不能忍受与孩子分离五个月之久。临行前，她更是哭个不停，为了安慰她，费兹为小孩子画了一张像，让她随身携带。

    与凯瑟琳的难舍难离不同，狄更斯迫不及待就要动身，几个礼拜以来，他兴致盎然地计划行程，拿着一大堆旅游指南和地图，跟福斯特一起研究。狄更斯甚至亲自拜访住在伦敦的美国人，询问他美国的风土人情。临行前，狄更斯为自己和凯瑟琳定做了几套高级服饰，他们的住宅暂时租给了别人。

    1842年1月，狄更斯和凯瑟琳与孩子们告别，开始了他们为期五个月的旅行。他们搭乘一艘横渡大西洋的定期邮轮，从英国港口出发。狄更斯包下的船舱有点小，他的行李只能放在门槛上。

    这趟海上之旅比凯瑟琳想象的还要可怕，船上的每样东西——包括乘客——都狂乱地滚动，狄更斯虽然身体不适，仍然尽力照料凯瑟琳，把防止晕船的药丸给她吃，并弹奏一把借来的手风琴，为她唱小夜曲。

    海风很猛烈，甚至把烟囱都吹倒了，救生艇也被打散，乘客们慌作一团，还好船长比较冷静，船员们也经验丰富，途中虽然搁浅过一次，后来又顺利地往前航行了。

    城市印象

    抵达波士顿时，狄更斯受到了疯狂热烈的欢迎，他被称为“国宾”。他在幼年时代，威廉送给他的昵称“独一无二”也变成了人们对他的尊称。

    狄更斯写信给福斯特说：“我希望你能看到街上的群众向这位‘独一无二’的人欢呼，我也希望你能看到法官、律师、主教、立法员欢迎这位‘独一无二’的人。”

    狄更斯的船还没有完全靠岸，邀请函就已经涌进了他的船舱。波士顿的第一夜，狄更斯是完完全全自由的，吃过晚饭后，他拖着旅途疲惫的双腿，雀跃地跑过波士顿整齐而充满古典气息的街道。不过，在这片宽广的土地上，狄更斯并没有充分的自由，无论他走到哪里，热情的读者都会如潮水般拥过来，他们欢呼着，争先恐后地与狄更斯握手，他引起的追捧简直和一个世纪后的好莱坞巨星不相上下。

    有一天早晨，狄更斯一边吃早餐，一边在卡片上签名。与他一起的还有一位画家和一位雕刻家，不过他们不是与狄更斯共进早餐的，那位画家正在为狄更斯速写肖像，而那位雕刻家则在测量他的脸形，以便制作头部雕像。

    狄更斯在旅行的过程中，常会有人从马车窗户探头进来，只为了看他一眼。狄更斯不止一次把自己锁在房间内，因为读者们包围了他的门口。

    一开始，狄更斯完全陶醉在这种帝王式的礼遇中，几乎每个州的政府当局都写信给他，还有大学，以及各种私人或官方的团体，也都邀请他莅临。狄更斯拜访了波士顿的很多地方，比如当地的盲哑学校、精神病院、孤儿院、感化院、监狱、工厂等。他发现城里的每个人都有取暖的炉火，三餐都有肉吃。他看到的一切更坚定了他对美国的想象，民主共和的政体确实优于君主立宪制。狄更斯也深感当地人们的坦诚与好客，经常有人要代他付旅馆的账单，他都一一婉言谢绝了。

    渐渐地，当人们的追捧影响到他的正常生活，甚至开始带有侵略性时，狄更斯无法像之前一样享受这些奉承了。他开始讨厌这种很大程度上并非诚心诚意的谄媚。狄更斯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抱怨说：“我不能做我想做的事，去我想去的地方，看我想看的东西。假如我在街头出现，马上就有一大群人跟在后面；假如我留在家里，访客便接连不断，整栋房子就像菜市场一样。”

    狄更斯开始找借口拒绝重要人士的约会，一位社交名媛为狄更斯夫妇准备了一个盛大的晚宴，却在宴会开始前半小时接到了他们不能前来的致歉函。老成持重的波士顿人开始批评狄更斯的礼节了：他们说狄更斯在餐桌上梳理头发，说他不礼貌地对女性品头论足，说他的衣着打扮过于俗丽等。

    不过，真正激起波士顿人不满的是他在一个向他致敬的宴会上所发表的演讲。

    当时，他的一位忠实读者说：“狄更斯致力于把道德的意识融入每一件事，他在刻画大众的苦难和他们的劣根性的同时，更让人意识到世界没有一个人是无可救药的。人们自身和整个社会都要谋求改变和发展。”这是一般美国人对狄更斯的印象。

    在答谢读者们的敬意时，狄更斯起初表示将不辜负他们的期望，可是接着却讨论到了另一个问题——国际版权问题。当时还没有法律约束那些剽窃海外作家文字，却不付一分钱的人，狄更斯自己就是一个受害者，不过他谈论此事的动机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有一位英国作家在自己的家乡被债务缠身，但在美国，他的书却使盗用版权的人大发横财。狄更斯说，版权保护和文学的发展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参加晚宴的人为他的演讲鼓掌，可是没有人与他讨论版权问题。

    第二天的早报大肆抨击他的言论，认为他对读者们谈及他的收入问题，很不合时宜。这个攻击倒不足为奇，因为这几家报纸最热衷于篡改他的或其他作家的作品，以迎合美国人的口味。在狄更斯留美期间，版权问题一直是报纸上热门的论战。

    狄更斯对于美国文人不敢当众支持他的言论，感到非常沮丧，而他们也惊愕于他竟敢公然提出他们只能在私底下讨论的问题，只有几家有声望的杂志为狄更斯辩护。依狄更斯的脾气，反对的声音越大，他越是执着于他的初衷。狄更斯请福斯特准备了一封英格兰知名作家的亲笔联名信，来支持他的想法，他要把这封信发表在美国销量最大的刊物上。狄更斯关于版权问题的言论所造成的影响，推翻了他对美国言论自由的信心。

    在纽约时，狄更斯碰到了一些支持他的人。有人公开支持他提倡的版权法，有人告诉他不能因为出版商的攻击而放弃原则，一定要坚持下去。这些坦诚的友谊温暖了狄更斯的心。以狄更斯为首的一些作家正在制订国际版权法的相关请愿书。

    狄更斯在纽约与在波士顿的生活有所不同，他拒绝了任何以他为主的盛大聚会。三个礼拜后，狄更斯离开纽约，向美国南部及中西部进发，他希望在那里看到更多的属于民主国家的自由。

    很可惜，狄更斯的这个希望在费城破灭了。狄更斯答应与费城的一些有名绅士见面，这个消息马上被报道出去，并且报纸说狄更斯将会与现场的绅士们握手。结果当天，有近600人聚集在狄更斯的旅馆外。旅馆老板告诉狄更斯，如果他拒绝接见这些人，将会构成伤害罪。狄更斯无奈，只好照办，结果，握手长达两小时。这家旅馆的老板还漫天开价，乱敲竹杠。狄更斯在费城的唯一收获就是结识了爱伦坡。

    狄更斯到达华盛顿时，正赶上国会在开会，和英国的国会一样，少数的“高贵”的人在决定着这个国家的事务。

    狄更斯聆听了泰勒总统的演讲。

    演讲结束后，总统走过来，说：“您是狄更斯先生吗？”

    “是的，总统阁下。”

    “您居然如此年轻？！”

    狄更斯微笑着，正在考虑如何答谢他的恭维，可是总统看起来疲倦不堪，狄更斯的话哽在喉咙里没说出来。

    “我很高兴您能够到美国来，欢迎你。”总统说。

    之后两个人有一段简短的谈话，狄更斯很快告辞离开，因为总统先生实在太忙了。

    旅途生活并不是凯瑟琳喜欢的，不过即便是非常困顿的情形下，凯瑟琳也没有表现出过分的厌恶和疲惫。她试图给狄更斯造成这样的印象，自己是个值得称赞的旅行家。虽然有时凯瑟琳显得有点笨拙，常常弄伤自己或掉了东西，可是她仍然很坚强。无论到哪里，凯瑟琳都会把孩子们的肖像画挂起来，每天晚上，狄更斯弹奏着手风琴，他们可以享受一段甜蜜温馨的时光。

    离开华盛顿后，狄更斯到了弗吉尼亚州，那里的奴隶制度以及白人对黑人的敌视态度，激起了狄更斯最强烈的不满情绪。在这里，他也看到穷困的白人、倒塌的房舍，以及一大片荒凉的景色。狄更斯乘船到达圣路易斯时，他看到受到污染的密西西比河，他厌倦了，厌倦了旅行，厌倦了美国人的无聊。这种厌倦可能是希望的破灭，也可能是思乡心切的表露。

    《美国札记》

    从尼亚加拉大瀑布，狄更斯进入加拿大，在这个曾经是英国殖民地的国家里，他感觉到了一种回到家一般的舒适。狄更斯以一贯的专注，与朋友筹备一出戏的演出，他负责导演、经理，还兼任好几个角色，连凯瑟琳都上台表演。这次演出的效果出乎狄更斯意料地“棒极了”。

    6月，狄更斯乘船返回英国，这一次的航程与上一次相比，平静了很多，邮轮平滑地驶过风平浪静的海洋，颇为惬意。

    三个礼拜后，他们回到了家里。狄更斯和凯瑟琳很高兴，他们终于可以和家人朋友们团聚，可以在自己的国家随意表达自己的意思而不被误解。狄更斯平复了回到家乡的激动心情之后，想要写一本关于美国之旅的书，不过这个想法需要斟酌，因为要顾及两国的读者。

    狄更斯相信，美国人的虚荣心绝不能忍受别人当面指责他们的错误。所以，在《美国札记》一书中，狄更斯的笔触带着谦恭和压抑。他在赞美美国人民热情好客、勤劳勇敢之余，着重抨击奴隶制度，以及社会上狡猾的商人风气。至于他曾大声疾呼的国际版权法，他一个字也没提。

    《美国札记》在美国的报纸上会受到什么样的待遇，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美国报界集体表现出他们对狄更斯的失望，他们几乎用尽了所有不好的形容词——粗俗、无礼、虚伪、偏狭、稚气、琐碎、自负等，来描写这位胆敢批评“这个新生且杰出国家”的英国人。

    当然，狄更斯在这五个月中，得到的关于美国的印象可能并不全面，可能完全流于肤浅，但他关于美国的不好方面的描写并不是凭空捏造的。他的一些美国朋友称赞《美国札记》是“一部大书，生动、活泼、真实、幽默”。

    《美国札记》完成之后，狄更斯开始着手写新的小说《马丁·丘诺威》。也许是因为太久没有写小说了，狄更斯的思路有些胶着，好像陷入泥淖中一般，他觉得难以下笔。有好几天，狄更斯都来回地在房里踱步，沮丧、郁闷、焦躁，却挤不出一个句子。当他终于动笔的时候，他相信这是他有生以来最好的小说。可是，《马丁·丘诺威》的销路每个月只有两万份，是《老古玩店》每周销售量的五分之一。

    狄更斯为迎合读者的要求和口味，开始对《马丁·丘诺威》的故事作出调整。这种做法被有些作家嗤之以鼻，在他们看来，作者才是有权决定故事走向的人，而不是读者。不过狄更斯似乎一直很偏爱这种创作方式。

    至于他创作的实际过程，他的女儿玛丽曾有过记载。她说：

    他忙碌而迅速地在书桌上抄抄写写，突然间从椅子上跳起来，跑到镜子前，做一些稀奇古怪的表情，然后急速地回到桌子上，疯狂地写几分钟，又再跑到镜子前，重新开始脸部的哑剧，接着是一连串飞快的喃喃自语，对我的存在视若无睹。当他再度回到书桌前时，他开始安静地写，直到午餐时间。我当时不能领会他的用意，后来才知道，由于他天性中自然而然的专注，他已完全投入到他自创的角色里，他不但看不见周围的环境，自己也成了他笔下人物的表演者。

    除非稿约的时间限定极其苛刻，狄更斯成熟时期的写作时间都是很有规律的，主要是在早上。他是个井井有条、纪律严谨的人，无论到哪里，他总是把书桌和家具重新摆放，以适应他的习惯。

    狄更斯不仅要求自己有规律地生活，同时还要求他的家人像他一样一丝不苟。每天，他带着“军事的眼光”巡视孩子们的房间，如果有一点脏乱，他就责令孩子们改正。家中的安排和作息时间表也必须严格遵守。

    在《马丁·丘诺威》一书里，狄更斯似乎把在《美国札记》中极力压制的对美国的不满倾泻而出。美国人的愤怒可想而知。其中关于英国的描写，倒是幽默中带着辛辣的讽刺，喜感十足。读者似乎不太能接受狄更斯的这种新的文风，他受欢迎的程度降低了很多。狄更斯为此很失望，他的发行人也是，他们开始怀疑让狄更斯封笔一年是否明智。

    这时，霍尔先生基于公司的利益考虑，提议在与狄更斯的合约中加上一个条款：如果作品销路比预期低的话，作者的月薪便减少50英镑。狄更斯不能接受这样的条款，他有寻找另一家出版公司的想法。

    在狄更斯的家庭圈子里，凯瑟琳的小妹妹乔吉娜的出现对他而言是个安慰。她与狄更斯夫妇住在一起，帮忙照顾孩子，狄更斯发觉她和死去的玛丽非常相像：

    当她和我们坐在一起时，我似乎以为所发生的一切只不过是一场悲凄的梦，而我刚从梦中惊醒。我知道和玛丽一模一样的翻版不会再出现，不过她的精神正在乔吉娜身上闪闪发光。往昔的岁月在某些时候重现，我几乎分不清是过去还是现在。

    乔吉娜和玛丽一样，在凯瑟琳怀孕期间，扮演狄更斯社交场合的女伴。

    《圣诞颂歌》

    在狄更斯每月连载小说《马丁·丘诺威》期间，他还在忙着其他的事情，比如召集会议讨论作家协会的成立事宜，力劝安歌拉·柏蒂特资助一所贫民学校，以及在曼彻斯特的文艺协会上演讲等。这期间，孩子“清澈明亮的眸子、眉飞色舞的面孔”促使他产生了写另一本书的想法，它将和《马丁·丘诺威》尖刻的现实主义不同，萦绕着一种美好的希望和浪漫的氛围。1843年10月，狄更斯开始动笔写这本《圣诞颂歌》，几个礼拜后，在圣诞节之前，这部小说开始连载了。

    当狄更斯完成《圣诞颂歌》时，在住宅里举行了盛大豪华的圣诞舞会，他和福斯特上台表演魔术。一个空盘子里生出一块李子布丁；一团火焰在礼帽里熊熊燃烧；一盒麦麸变成一只活生生的天竺鼠。精彩的表演引起了一阵尖叫和热烈的掌声。

    让舞会的欢乐延续并达到高潮的是关于《圣诞颂歌》的销量的消息，这个故事连载的第一天，杂志就卖出去6000份，而且行情继续被看好。不只一般大众喜欢它，业内人士对它的评价也很高。一位文学评论家宣称狄更斯是“英国当代幽默家中的大师”，《圣诞颂歌》则会“对全国的男女老幼都产生重要的影响”。一位公爵也在写给狄更斯的信中盛赞《圣诞颂歌》，他说这本书会指导人们向善，简直有和教会同等重要的地位。

    《圣诞颂歌》仍由霍尔公司出版，虽然他们之间曾经有过不愉快。令狄更斯更为恼火的是几乎就在这本书发行的同时，它被人盗印了。盗版图书公然在市面上出售，标题是《圣诞节的故事》，完全是狄更斯的原书经过重新的组织精简而成。

    狄更斯迅速采取行动，由塔佛德做他的代表律师，发布了一个公开声明，勒令盗印商停止发行。对方却以曾经重组《老古玩店》和《巴纳比·拉奇》，而作者并未采取任何行动为理由，替自己的行为辩护。双方对簿公堂，最后狄更斯胜诉。他索赔1000英镑，可是盗印商伪称破产，狄更斯一点赔偿都没有拿到，而且还要自己支付高达700英镑的诉讼费。经过这次教训以后，狄更斯对于类似的版权侵犯，不再采取任何法律行动了。

    狄更斯出现了经济拮据的状况，1844年1月，他的又一个孩子诞生了。狄更斯要养活一家人，支付房租、仆人的薪水，举办晚宴或舞会，还要应付他父母那边的债务，这一切使得狄更斯非常头疼，他想到意大利旅行，好让欧洲南部温暖的阳光驱散现实的阴霾。

    6月，狄更斯一家人浩浩荡荡地向意大利出发了。狄更斯在给福斯特的信中描述道：“我们搭乘一辆破旧的马车，一家人挤满了车厢。另外还有大大小小的袋子和皮箱。”

    他们的马车由四匹马拉着，马颈上挂着铃铛，一路上叮叮当当地响着，终于安全抵达他们预先租好的别墅。别墅坐落在葡萄园里，面对大海，显得有些孤独、陈旧和萧条。

    意大利的土壤对狄更斯而言是陌生的，当新鲜的感觉过去之后，他开始思念伦敦的街道。南国的景色不足以慰藉他的思乡之情，教堂里自始至终响个不停的钟声几乎令他发疯，他越加怀念英国的乡间，以及那些“明朗的、有云雀歌唱的、海岸线分明的日子”。不过，也正是意大利这无休止的钟声启发了他对于新书的构想。当灵感突然如潮水般涌向他时，狄更斯欣喜若狂，他伏案奋笔疾书。

    《钟声》

    这部作品就是《钟声》。

    狄更斯对这本书很有信心，他每写完一章，就读给家人们听。虽然他们的赞美令人愉快，但狄更斯并没有因此而自满。狄更斯写信给福斯特，希望他能帮忙安排一些人来听听这个故事。福斯特不愧是狄更斯最真挚的朋友，他很快在威尼斯组织了一些人，狄更斯把《钟声》读给他们听，每个人都很感动，为主人公的命运而心潮起伏。

    《钟声》的故事反映了这样一个主题：所谓的“阶级制度”和原始的资本主义法规并不能维持社会的和谐和发展，相反，这只会让穷人们越来越不满，贫富矛盾越来越激化。如果富人们不能用仁慈之心来缓和这种矛盾，暴动迟早要发生。

    在狄更斯着手写《钟声》的四个礼拜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第一次会面，讨论相同的主题。狄更斯为这个问题所开的处方，在马克思眼里是“极度模糊且毫无希望的滥情”，因为他对私有财产没有任何攻击，也并不赞成无产阶级夺取统治权的革命。

    不过，狄更斯从来不掩饰他对腐败的憎恨和对当局政府的不满，这使得他这位小说家被列入社会改革者的名单。直到现在，狄更斯仍然享有盛名，并不仅仅因为他对社会的观察准确而深刻，也不仅因为他拥有英国评论家所赞扬的“道德觉醒”，而是因为他笔下那些梦幻一般的象征意义和深入准确的心理描写，以及他超越了现实与艺术创作的诗一样的写作技巧。

    《钟声》获得成功后，狄更斯返回欧洲大陆，途中在巴黎逗留了一段时间，他与雨果等当时法国著名的作家会面。等到他觉得自己的经济状况相对好转一点的时候，全家人回到了伦敦。

    一回到伦敦，狄更斯马上加入了一个业余戏剧团体，与他一起加入的还有当时四位著名的画家，他们计划举行一场慈善义演。演出很成功，甚至有很多要求重新上演的信函从全国各地涌来。于是狄更斯跟着这个团体在英国各地巡回演出，他们所到之处都受到观众的热情欢迎。

    这是狄更斯与他的朋友在此后12年间一连串戏剧表演中的第一次。这之后，又有新朋友陆续加入进来，社团的阵容越来越强大。

    失败和噩耗

    1845年，狄更斯又开始创作另一部新小说——《炉边蟋蟀》。一些评论家对它的评价不高，不过它仍像刚出炉的蛋糕般迅速售罄，同时在年底之前还被改编成戏剧在伦敦12家剧场上演。

    经过国外一段安静时光的休养生息，狄更斯萌生了新的想法——创办一份日报。他四处搜寻资料，不过这件事毕竟不是那么容易的，他感到有点茫然。最终，狄更斯找到了支持者，他自己也以“为进步和革新而战的勇士”的身份，受聘为报纸的第一任主编。狄更斯为报纸的起步阶段作出了很大贡献，同时，这份报纸带给他的收益也很可观。

    创刊号发行的三个礼拜后，狄更斯辞去了主编的职务。很多人责备他不负责任，其实他很爱这份工作，只是这个责任太重了，他要关注报纸的销量，关注报道和评论的内容，他很难再随心所欲地写自己的故事。一开始，福斯特就对狄更斯是否足以担当这个职位抱着怀疑的态度，现在，则由他来接替主编的位子。

    狄更斯辞职之后，有三篇重要的文章刊登在这份报纸上，内容都是讨论死刑问题的。他主张完全免除死刑，这种观点有点超前。不过狄更斯对免除死刑的步骤也有相当实际的建议，他知道目前一般大众还不具备这样的意识，这必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第一步，狄更斯反对在大庭广众下执行死刑。

    不论在伦敦，还是在国外，狄更斯都看过很多诸如此类的场景：执行死刑时，围观群众为了找一个视线清楚的位置，整夜排队，并且相互推搡。当犯人走向绞首台时，他们尖叫、嘲弄，并且怒骂，在猥亵的笑语里，眼睁睁地看犯人被绞死。

    三年后，狄更斯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了同样主题的文章。不过，大概20年后，法律才有所变革，规定死刑必须在特定的地方执行，且禁止围观。

    狄更斯辞去了主编的职位后，又开始了他的创作。他曾跟福斯特提起过一本新书的构想，这部小说从1846年4月开始连载，它的名字是《董贝父子》。

    与此同时，狄更斯也开始了一段新的旅行。他选中了瑞典，全家人搭乘汽船，前往斯德哥尔摩。这个消息被当地群众知道了，他们在码头迎接这位创造了“不朽的匹克威克”的天才。狄更斯的书已经在欧洲大陆，包括俄国，引起广泛关注。他们发现狄更斯出乎意料的年轻，而且如此家庭化。

    在离开伦敦之前，狄更斯主持了一些慈善活动。他有关人民福利的演讲都倾向于提倡普及教育，让所有阶层都能和谐共处。英国的中产阶级对改革持温和的态度，和法国的革命成了强烈的对比。这与狄更斯内心的感觉相抵触，他在新作《董贝父子》里表达了他的看法：稳重的中产阶级商人董贝就是腐蚀英国社会的“道德瘟疫”的象征，这个人不是恶人，只不过是受铁石心肠的经济教条摆布的工具而已，充斥着这种人的社会是无法保持长久的安定和繁荣的。

    这期间，狄更斯和凯瑟琳的关系产生了裂痕。在狄更斯的所有小说里，几乎没有一个婚姻或家庭生活的结局是圆满的。凯瑟琳的心智一直不够丰富，不能给狄更斯任何智慧上的刺激。狄更斯因为传统和孩子们的关系，必须与她厮守一辈子，可是他却一直受“失落或缺憾”的折磨。

    他们在斯德哥尔摩的郊外租了一栋种满玫瑰的小屋。狄更斯除了《董贝父子》外，还在构思另一部小说。同时，他和孩子们一起打猎、散步、驾驶帆船、举行舞会。

    狄更斯也到了斯德哥尔摩的很多公共机构去拜访，他很高兴地发现监狱已经废除了禁闭法，同时也惊愕地看到某些监狱仍然保留着古老的刑罚。

    《董贝父子》越来越受到读者们的欢迎，这是狄更斯第一本有关“完全的生活方式”的小说，算是小说体裁的一个重要创新。狄更斯受此鼓励，将家搬到了巴黎，他相信那个不寻常的地方的一切，将会启发他的灵感。

    不久之后，福斯特也辞去了原来代替狄更斯担任的主编工作，他到巴黎度假，和狄更斯一起饱览巴黎风光，和巴黎的知名人士会面。

    当福斯特要回伦敦时，他带走了狄更斯的长子查尔勒，因为这个孩子到了要上学的年龄。回到伦敦不久，查尔勒患上了猩红热，狄更斯和凯瑟琳匆匆赶回伦敦。然后，他们决定不再回巴黎了。

    1847年4月，凯瑟琳又生下一个儿子。

    经历了这一系列的混乱，狄更斯挣扎着写完《董贝父子》。由于这本书的收入，以及前面几本书滚滚而来的利润，如今狄更斯的财务状况已经相当乐观了。

    狄更斯永远不能忍受无所事事的痛苦，不写书的时候，他便投身于慈善义演，从策划、排练、上演的种种琐碎细节，都由他一个人包办。

    在舞台上，观众们公认狄更斯是个优秀的演员，他有令人难以忘怀的幽默感，常常在戏里穿插搞笑的台词。义演的利润基本上都用来资助贫困的艺术家。

    这期间，噩耗接踵而至。首先是狄更斯的两位朋友相继去世：然后，狄更斯的姐姐芬妮罹患当时的不治之症——肺结核。狄更斯每天都去探望她，力求给她最好的医疗照顾，可是一切于事无补。

    1848年9月，芬妮离开了人世。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