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科波菲尔》

    完成《董贝父子》后，狄更斯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没有写小说。他只写了几篇报纸论文，抨击政府当局罔顾国内人民贫穷、无知的现状，而只关心在国外的皇权势力。

    1848年10月，狄更斯萌生了写自传的想法，他进行了尝试，可是在写到与玛丽亚·比德涅尔的故事时，他写不下去了。因此，他决定采取另一种方法，那就是用想象的、象征的手段。

    这部新作就是《大卫·科波菲尔》，这是一部半自传性质的小说，主角大卫·科波菲尔可以看做是狄更斯的化身。这本书像是他游离现实生活之外的梦境，充满着错乱、象征、是非颠倒等。其中，米考伯先生就是说话冗长、挥霍无度的老狄更斯；孩子气的朵拉就是玛丽亚；为人妇之后的朵拉则是凯瑟琳的化身。我们几乎可以找到书中的每个主要角色在现实生活中对应的人物，但是，它也脱离自传的窠臼，有着艺术上的再创造。

    狄更斯自己也说：“我想我做得非常灵巧，把真实与虚构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他让大卫以第一人称出现，他在叙述生平时，碰到自己记忆中破损的地方就用虚构的故事来将它填满。《大卫·科波菲尔》一直是狄更斯最喜爱的一部作品。几年以后，他写道：“我无法用平静的心情接近这本书，当我写它时，它已百分之百地占据我的心。”

    《大卫·科波菲尔》从1849年5月开始连载，一经问世，马上受到读者们的普遍欢迎。1850年10月，狄更斯写信给福斯特说：

    我还有三页就完成了。奇怪的是，我现在的心境一半是忧，一半是喜。哦！亲爱的福斯特，假如我说出今晚大卫给我的感觉，我势必要辗转难眠，我好像正把部分的自我送进那个虚构的世界里。

    这一年的早些时候，狄更斯指导的一份周刊发行了。这份周刊以报道时事为主，也有一些关于娱乐、感想和幽默的文章。

    与当时其他杂志不同的是，这份杂志对各种科技知识都有大众化的解说，此外还有历史人物的传记、对新旧书籍及艺术作品的介绍、探险计划和组织的相关报道等。自始至终，狄更斯努力使它“明朗化”，并带着栩栩如生的趣味。

    这份杂志销量很好，吸引了各阶层的人士。创刊号据说就卖了10万份。

    狄更斯依然把他的闲暇时间放在慈善义演上，他和朋友们曾组织了一个文学艺术协会，以保障那些有才华的作家和艺术家免于贫困。

    他们计划在女王御前举行演出，可就在这时，狄更斯家里出现了变故。首先，是新生的婴儿身染重病，不治身亡；接着凯瑟琳精神崩溃，被送往医院治疗；与此同时，老狄更斯在一次手术失败后，离开人世。

    狄更斯强打精神筹备女王御前的首演，演出很成功，后来还进行了巡回演出。狄更斯在这段时间里，也非常勤勉地主持着他的杂志的日常工作，他为孩子们写了一些关于英国历史的浅显文章，就刊登在这份杂志上。

    繁重的工作以及接踵而来的噩耗，使得狄更斯的身体健康大打折扣，他幼年时期的老毛病时常发作，并且还增加了一些其他的疾病。

    《艰难时世》

    1854年1月，狄更斯到英国一个盛产棉花的地方旅行，正赶上那里的棉花工人闹罢工。虽然他很尊敬罢工者井井有条、民主作风的会议，但他并不喜欢罢工这种争取自己权益的方式。

    《艰难时世》的构思就是在目睹罢工之后产生的。狄更斯在动笔之前，仔细观察了这里的生产生活，高利润、廉价劳工，以及资本主义者所宣扬的工人阶级不安本分的真相。

    事实上，这本书并没有明显地记录棉花工人的日常生活，与其说它是一种体验，还不如说是对工业主义的分析。萧伯纳曾指出它的特征：“它是对物质文明造成的社会问题的一种警示，同时它指出，这些问题不是我们的错，而是社会秩序本身的紊乱造成的。”

    要将这样一个论点转变成虚构小说的形式，对狄更斯而言是巨大的挑战，而且在周刊上连载的压力，更是逼得他发疯。连载完毕后，狄更斯觉得精力消耗殆尽，短时间内似乎难以恢复。

    1854年3月，克里米亚战争爆发。英国当局将注意力转移到对外战争上，对国内的矛盾更是应接不暇。同时，当局将这场战争宣传成正义的、为保全自身利益而进行的，全国人民理所当然为了支援战争而发起各种运动，比如捐款，这使得狄更斯感到厌恶。

    战争的同时，霍乱也在侵袭着这个古老的城市。伦敦因霍乱而死去的人几乎比克里米亚战争中死去的英国士兵还要多。狄更斯在杂志上激烈地抨击政府对国内事务的无能，力劝工人与中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政府。事实上，他一直对罢工、暴乱等激烈的革命形式持反对观点，这一次可能是对政府太失望了。

    这一年的圣诞节，狄更斯收到一封信，他认出了信上的笔迹，是玛丽亚·比德涅尔。

    她写信的目的似乎是想和这位已经成名的旧识恢复往日的友谊。狄更斯回了封措辞十分礼貌但也明显疏离的信给她。后来，狄更斯曾邀请玛丽亚和她的丈夫共进晚餐。

    再次见到初恋情人，狄更斯的心情很复杂。对于玛丽亚多年之后的形象，狄更斯在《小杜丽》一书中有着比较隐晦的描写：

    她一向是高高瘦瘦的，现在却变得很肥胖，还有点气喘，不过那还不打紧。最让人受不了的是，之前她的所思所言是那么迷人，现在却变得啰唆愚蠢！

    战争结束后，社会改革依然毫无进展。狄更斯不再相信普通的选举权对社会革新会有什么实质性的功效，因为一般民众并没有接受适当的教育，他们很难明智地投下自己的选票，而且他们似乎对目前的处境有些麻木。

    这期间，狄更斯有一件相对开心快乐的事情。有一天，他和朋友到伦敦乡下游玩，他到了儿时到过的地方，那是一座小山，山上有一栋很漂亮的房子。狄更斯想起他那时问父亲的话，以及当时父亲的回答。

    现在狄更斯完全有能力买下这栋房子，而房主也刚好要出售它。多年夙愿得偿，狄更斯一家很快搬到了这里居住。

    婚姻破裂

    狄更斯终日奔波忙碌，朗诵、演戏、参加宴会。他曾对朋友说：“我想逃避我自己。当我看到自己憔悴的脸色，我的空虚简直无法形容！”造成狄更斯这种心理状态的固然有繁忙的工作方面的因素，也有一方面是因为凯瑟琳。

    他们的分歧越来越明显，狄更斯曾坦诚地说：“不但她令我不安与不快，我也使她如此，或许更甚。她是平易顺从的，可是对存在于彼此之间的婚姻，我们是那么地不相配。天知道，假如与她生活在一起的是另外一种人，她肯定会比现在快乐一千倍。”

    狄更斯与凯瑟琳开始分居，虽然外界并不知道，可是狄更斯的一些比较亲密的朋友都知道他与凯瑟琳的关系已经破裂。狄更斯曾对朋友说，他与凯瑟琳之间有一道不可跨越的围墙，他无法忍受凯瑟琳的迟钝、笨拙，家里所有的事情几乎都是自己和乔吉娜在安排。他说：“如果没有乔吉娜，我真不敢想象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孩子会变成什么样子！”

    探讨婚姻问题中的谁是谁非是十分多余的事情，因为对错实在难以界定。凯瑟琳的笨拙也许在另一个男人眼中显得无比可爱，可是在光芒四射的狄更斯面前就显得有些畏缩无能了。她无法变成狄更斯希望的机智、优雅、有魅力的样子，事实上，根本很少有人能达到这样的标准。狄更斯自己也承认，现实与理想总是在他面前相互比较：

    我不喜欢现实，除非它们是无法得到的。我希望自己生在一个有食人魔鬼的时代，长着七个头的怪物把我崇拜的公主抓到位于山顶的堡垒，用头发把她捆起来。接着，我拿着一把利剑去救她，或者赢得美人归，或者牺牲性命，我都心满意足。

    这种对浪漫生活的渴望使狄更斯更加不满于平庸的婚姻生活。

    为了逃离家庭，狄更斯不断地工作，他投入到慈善工作、演说、朗诵，以及写作中。尤其是朗诵，狄更斯投入了很大精力。他甚至画了一张他即将公开朗诵的路线图，从伦敦开始，然后遍及全国，六个月之内将有63场朗诵。接着，他可能去爱尔兰，甚至美国。

    这一系列朗诵从4月开始，听众反应十分热烈，原先只打算在伦敦朗诵六场，一下子增加到16场。

    就在伦敦的公开朗诵接近尾声时，霍格斯一家察觉到了狄更斯和凯瑟琳的感情裂痕，霍格斯太太建议女儿离开狄更斯，凯瑟琳同意了。不过，乔吉娜对这件事持反对态度，她不愿意离开狄更斯，甚至曾为了狄更斯而拒绝别人的求婚。狄更斯与乔吉娜之间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感情呢？我们不得而知。霍格斯一家对乔吉娜的态度无疑十分气愤。最后，为了保存彼此的颜面，狄更斯和凯瑟琳维持分居的现状。

    凯瑟琳搬到了另外一个住处，狄更斯答应每年给她600英镑的赡养费。

    事情尘埃落定之后，霍格斯一家余怒难平。他们放出谣言，说狄更斯跟一位女演员关系暧昧，这损害了狄更斯的名誉。狄更斯气疯了，要霍格斯家登报澄清并撤回诽谤，否则他一分钱也不会给凯瑟琳，对方不肯，还声称要告上法院。

    经过两个礼拜的折腾，霍格斯家终于照着狄更斯的要求做了，狄更斯也在杂志上刊登了一则声明：

    我郑重声明，以我及我太太的名义：最近人们交头接耳流传的谣言，是非常可恨的无中生有。从此以后，若有人再提起它，就是和做伪证者一样，是最恶意、卑鄙的行径，主不会原谅他的！

    丑闻并没有降低狄更斯的声誉，他的读者还是热心期盼着他的新作，演出或朗诵时的喝彩声也有增无减。

    11月，狄更斯已经在各地举行了大大小小87场朗诵，收入已超过3000英镑。最重要的是，他以一个表演艺术家的身份，每到一个地方，所激发起的热情对一个作家来说是一种最奇妙的再肯定。

    《双城记》

    《双城记》的前面一部分，狄更斯参考了卡莱尔的《法国革命史》，并向他请教了很多背景资料的问题。

    卡莱尔对《双城记》相当欣赏。不过，和以往一样，对狄更斯而言，每周连载仍是一个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负荷。“除了主题的趣味，除了与困难奋斗的喜悦，没有一件事物能够缓解这巨大的压力。”

    《双城记》与同样描写了平民革命的《巴纳比·拉奇》不同，后者的主题是赚人热泪的爱与牺牲。

    这一时期，以及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狄更斯的大部分时间都与年轻人为伍。有一位名叫埃德蒙的年轻人，曾描述过他对狄更斯的印象：

    我曾听那些认识狄更斯的人将他描述成一个专制而具挑衅性的人，可是对我，他的脾气总是既温柔又和蔼。我不怀疑，他很容易流露厌烦的神情，不过他从来不会无缘无故轻易地发作。

    狄更斯非常关心他的家人，他的孩子们都有各自的归宿，一个儿子经商，一个儿子当兵，一个儿子在杂志社做事，还有一个比较小的儿子在学校读书。至于他的女儿们，这时候都还没有嫁人。

    《双城记》完成之后，狄更斯得以稍作休息，偶尔到海边去舒散身心，只为周刊写一些散文，它们的内容多半是个人的回忆。其中有一篇，让狄更斯觉得有千言万语要写，于是他将其扩充为连载小说。这就是《远大前程》。

    当狄更斯还是个鞋油工厂的童工时，对声名地位曾经殷切盼望，也曾因为自己似乎无法达成这个愿望而焦虑不安，《远大前程》便是以此为主题。虽然书中的事件并不全然是狄更斯的自传，可是主角的很多故事可以在狄更斯的生活中找到类似的影子。作品中表现了狄更斯对社会现状的担忧，以及对自我的严厉的审视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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