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前后的韩复榘
梁漱溟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所谓“山东问题”几成为一个谜。“山东问题”的中心人物自然是掌握山东军政大权的韩复榘。要了解“山东问题”，必先了解韩复榘。我当时在山东搞乡村工作，为推动抗日自卫，曾参加许多有关活动，与韩复榘接触频繁。现就我接触中所知的韩在七七事变前后有关抗日态度的种种事实，分说如后。
七七事变前，对抗日有所准备
1935年10月10日在无锡召开的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我曾出席。散会后，于10月17日经南京略作停留时，听到华北局势恶化，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极力鼓吹“华北明朗化”，企图搞“五省（冀、鲁、晋、绥、察）、三市（平、津、青岛）自治”的消息，即赶回山东。为了决定我们在山东乡村工作的进退，亟须探明韩复榘对抗日的态度，我与乡建同人梁仲华、孙廉泉两先生，或相偕或分头，自1935年10月下旬至12月初之间，先后与韩谈话多次，大要如下：
一、拒绝敌人胁迫，日本有意在华北利用宋哲元、韩复榘、阎锡山三人当他们的傀儡，搞“五省三市”自治，隐然与南京国民政府分离。当时日本关东军的一个参谋名花谷者几次乘飞机到济南，胁迫韩同赴平津开会，韩始终拒绝未去。后来何应钦北来，搞了一个“何梅协定”，国民党政府组织“察冀政务委员会”，宋哲元任委员长。
二、同意采取防卫办法。经我们同韩做多次长谈之后，他同意执行一个“三年计划”（1936-1938）。此计划主要内容包括两项工作，将在三年内分期在全省推行。两项工作：（一）地方行政改革——为准备应付敌人（日本）入侵，改组县以下行政组织，将区公所改为乡农学校，乡农学校为政教合一的单位，它一方面行使原区公所的行政职权，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训练农村青壮年，以备自卫。乡农学校校长由我们乡村工作者训练后任用。改善县政府组织，财政预算公开。考虑以县为单位抗击敌人入侵，力量单薄，将全省一百零几个县划分为七个专区，每专区7～10个县；专区设行政专员公署，为省政府下统辖机关；专员兼保安司令，有武装部队，战时可与敌人周旋。（二）民众自卫训练——全省逐步开展训练壮丁，计划分三年完成。初级训练在乡农学校；各乡农学校均配有军事教官一名，教官由韩的部队中挑选青年下级军官，经我们培训后充任之；教官辅助校长对农民青壮年进行军事训练，向受训者讲明训练的目的是为了抗敌以保卫家乡。高一级的训练集中在专区。
这个“三年计划”制定后，一切均按步骤进行。1936年上半年即开始执行，先划定了济宁、菏泽、临沂三个专区。专员一般由乡村工作人员中选任。如济宁专区由梁仲华任专员，兼保安司令。进入1937年，又划了几个专区。抗日战争初期英勇牺牲的英雄范筑先，就是聊城专区的专员。他的秘书主任赵某（名字已记忆不起，与范同时牺牲）和秘书张盂龙（潜）均为我们推荐的乡建院毕业的学生。废除区公所改设乡农学校的县，至抗战前夕已有70多个，这个“三年计划”的贯彻是以孙廉泉和刘书香（第三路军总部参谋长）两人为主，梁仲华也参与。我很少过问。
此外，还在济宁设了一个全省乡村服务人员训练处，为“三年计划”培养乡农学校校长及教员，集中训练全省八个师范学校的应届毕业生，这是个规模不小的训练计划，归我们负责。梁仲华任训练处处长，聘请杨开道（燕京大学教授）为教务长，我也不时来此讲课。
当时还曾打算设立省地方行政讲习所，训练县长、科长等行政干部。韩复榘要由梁仲华主持，后因各厅反对，梁也坚辞不就，此事即未办成。
战事初起时，表示准备应战
1937年5月我去四川，后经武汉于7月2日到达北平。那时北平谣言极多，形势更为紧张，我在北平即未再多停，于4日到济南，5日回到邹平。两天后卢沟桥战火起。又因南京政府为大局问题邀集各界知名人士约400人，分批（每批约40人）去庐山开谈话会，共商国家大计，我与梁仲华均在被邀之列，这样我在邹平只停留3天，就折回济南，准备转赴庐山。过济南，我找韩复榘，韩不在，我就找韩的秘书长张绍堂，张与韩通了电话。韩要张绍堂和刘书香以韩的名义给蒋介石写一封信，要我顺便带去庐山。信大致是说韩部下将领有在庐山受训的，要求蒋尽快让他们回来，以做好应战的准备。再就是向蒋提出补充防空武器（高射炮等）的要求。张在电话上还转告韩，方才收到北平市市长秦德纯的来电，说局势趋于缓和，日本人表示愿意妥协，他们也不想扩大事态等。韩听后在电话上笑了，并说这是日本人的缓兵之计，想借机调动力量；仗定规要打，日本人不拿下北平不会罢休。
7月10日我离济南去南京，准备转赴庐山。可是由于卢沟桥战火已起，华北局势愈加紧张，庐山的谈话会不再开下去，我即于23日由南京返回济南。韩要带给蒋的信，我在南京就交给了行政院蒋廷黻，由他转交。在回济南的火车上，遇见了一些韩的部队和中下级军官，他们说是奉命将眷属送回原籍安徽后又返回山东的。推计韩下此命令，当不过七月半。韩对应战有所准备，似也由此可见。
7月30日韩复榘离济南应蒋介石之召去南京，在走之前又嘱省府各厅公务员速送眷属回乡，并曾对我笑着说：“赶紧回邹平挖地洞吧！”自此济南局势第一次显得紧张，市内民众纷纷各自送家属行李回乡，车站行李山积，至8月2、3日达到高潮，好像战火即将燃烧到济南。
企图避免作战，保存实力
8月2日下午4时，韩由南京回到济南省政府，同日我直接去找韩，交际处副官说：主席刚进门你就来了，你的消息真灵通。随后又说，你不能即刻见到韩主席，因为他在和日本领事等三人谈话，他们是应主席约请来见面的。当时任翻译的朱经古事后告诉我，这三个日本人之中，有一个名有野的，是日本驻济南的领事，另外两个是日本武官和日本留民（侨民）会会长。谈话的内容是韩向日本人说明以下三点：一是外间传说中央任命韩为抗日右翼总指挥，非事实；二是外间所传中央派蒋伯诚来山东助韩指挥军事，亦不确；三是日侨回国与否，听日本人自便，凡未离济日侨，照旧保护。在此应指出的是，半月前韩曾促日侨回国，可见此时韩对抗日态度显然一变，对抗战殊不积极准备，因此也极力不愿刺激敌人。又例如，此时各省按南京国民政府指示，纷纷组织“抗敌后援会”，而山东此组织独按韩的意见改称为“省防后援会”。再如，七七事变初起时，山东日本侨民许多都将房屋门窗封闭加锁后回国，周村公安局局长自行将当地日侨房户打开，加以利用，韩知道后大怒，把该局长召来严加训斥，并予撤职。可见其对日侨利益唯恐保护不周。但敌人曾两次用飞机投书诱降，韩则不曾接受。
后来我有机会见到韩，问他去南京见蒋的情况。韩说，他在去南京之前，曾于7月28、29日两次打电报，要求蒋各路同时出击沿津浦线南下之敌。蒋回电说，他自有主张，自有办法，云云。待30日应蒋电召去南京当面请示机宜，据韩说，此时蒋还是不谈什么。韩说，他（指蒋）一肚子心事，却一点也不吐露。韩又说，待临离南京时，蒋向他说：“我的意思，你完全明白。”韩感叹地说：“我是糊里糊涂去南京，又糊里糊涂回济南，我看蒋介石并无抗日决心。”
也正是韩由南京回济南的当天（8月2日），下命令要商店照常开门营业，要市民不要轻信谣言。这样，我又决定再去京沪一行，以便明了当时大局的真相。
被动应战，同时急切求退
1937年9月底，平津战事不断南移，已到达山东德州一带。冯玉祥正在此线负责督导宋哲元部作战。冯曾调韩的军队去接应，韩以他的防区在鲁东胶济线一带而不在津浦线为理由，迟迟不行动。后来，南京给韩发来电报，韩再也无法推脱。
10月2、3日，韩将部队全部由胶济线高密等地调津浦线，并亲去指挥，曾一度攻入德州，反被日军包围，几乎被俘。自此以后，山东境内津浦线的防务即由韩负责。但韩复榘并无意在山东久留，与敌人周旋，而是急切求退，保留实力。
韩对抗日态度这一变化，似与当时情势有一定关系：
一、如前所说，8月初，韩去南京见蒋介石，蒋本人对日本在卢沟桥点起战火之后，是战是和正犹豫不决，又不与韩讲明，使韩颇感不得要领，反而使其心存幻想，以为中日冲突或可不致演变为全面开战。
二、日本人不时向韩透露日方“无意扩大战争”，对此韩可能将信将疑。这是说，日本人在韩身上下功夫，可能起了一定作用。
三、国际上此时不愿见中日战争扩大，主张调停中、日冲突的呼声甚高，也使韩以为战事说不定不久即可结束。
四、上海八一三战争爆发后，南京根据作战部署，划分若干战区，分配防务。10月以前，韩的防务为津浦线以东、胶济线以北，津浦线本身和青岛市都不在其防区之内，战火在此时不曾烧到韩的身上。
五、日本人暗地里说，决不打山东，更不在青岛登陆。公开宣称也是如此。为了使人相信此话，日本人散布以下说法：胶济线有许多日本侨民的财产，如在此作战，将损害日本自身利益。事实上是日本人想以政治手段解决山东，争取韩做他们的傀儡，故极力避免在山东用兵。
由于前三点，使韩估计中日冲突有可能不演变为全面开战，山东因此也可以免于战火；由于第四点，更使韩产生山东可无战事的幻想；由于最后一点，韩在一个时期负有防卫任务的地区恰是敌人不用兵的鲁东，使韩得以在空隙中苟安于一时，无须表明其态度是战是和。8、9两月山东抗日工作的混沌局面，即由韩复榘的此种取巧心理所造成。进入10月后，乃至津浦线战火向南蔓延到山东德州，同时又委他为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长官是李宗仁），有作战的任务，乃不得不应战。然而，韩实际上是急切求退，求退之意似乎与以下三点有关：
一、当时津浦线敌我双方兵力均不多，彼此似均无意在此决战。就我方兵力而言，除韩由鲁东调来的部队以外，更无其他兵力，因韩部西调而空出的鲁东防地，也无其他部队接防。
二、韩早抱有“中国抗日必须西撤而后反攻”的看法。8月22日，我陪同军事家蒋百里先生至山东视察防务时，韩即对蒋百里明白表示，对日不求现在决战，但求能战能退；中国必撤至平汉线以西，待得到国际援助后，再反攻过来，方能取胜；如目前即进行决战，徒供牺牲，不如暂时保存实力，以待时日。韩对抗日前途大势此种看法，可能影响其行动。
三、韩自知自己部队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都不堪一击，如与日军认真决战，即会完全输掉，山东这块他经营了多年的地盘也保不住了，与其如此，不如力求保全自己的部队。
韩急切想退走，却事与愿违，欲行不得。原因在于此时韩找不到任何将其部队撤离山东的口实。当时日军在津浦线虽不断向南推进，却并不渡河（黄河）南侵，也不在胶东沿海或青岛登陆。敌人不来攻，怎好不战而走。可是此时平汉线的敌人已到安阳、大名一带，有截断韩由鲁西南西撤之路的危险。所以，韩着急起来，就把重要的辎重及财物运往归德、郾城，周家口一带。
10月7日，一度传闻韩有令，命所属公务人员南撤。
10月9日，黄任之（炎培）、江问渔两先生专为了解山东民众动员工作，打电话给我。我即由邹平赶赴济南，与他们会晤。他们说：上海市已展开动员民众工作，战火同样烧到山东，而山东却未做此工作，他们对此种情况既表示关心，又很愿意加以推动。随后我即将山东动员民众工作的情况与问题向他们做了介绍。我主要说了三点：一、韩对抗日态度暧昧，不让人讲抗敌，不让他人做动员民众工作，所以这项工作至今进行不起来。不过进入10月，战火开始蔓延至山东境内，韩被动应战以来，愿意有限度地开展一些动员工作了。但在此之前动员民众工作的延误，不能不归咎于韩。二、目前韩对此工作又从不热心变为不放心，极不愿人插手，尤不愿蒋插手。中央要各路军设政训处，准备派黄埔系的人来韩的部队负责政训处，做动员民众工作。韩先下手为强，即派余心清担任第三路军政训处处长。三、目前做民众动员工作的有几个系统的，隶属不一，互不相谋，而且彼此牵扯，纠纷不断，工作因此开展困难。除了上面说的军队系统的政训处，还有一个系统是省党部的“抗敌后援会”（原来按韩的意图称为“省防后援会”，此时因形势改变，故更名），也做民众动员工作。山东省教育厅有民众教育馆，也建立了做此项工作的“战时工作团”。我们做乡村工作的也愿意在此尽力，也可算是一个系统，虽然不曾参加进去闹纠纷，但苦于无法用力。黄、江二位听了我这番话以后，勉励我排除困难，将此项工作开展起来。我深为他们的话所感动，又见战事已逼近济南，需要动员民众更为迫切，现在应是此项工作转机到来之时，于是决心振奋精神，开展工作。
10月10日，省建设厅厅长张鸿烈宴请黄、江两位，有何思源、余心清、李文斋和我作陪。大家谈话甚多，从午饭一直谈到晚饭，许多积存心里的话全都说出来了。这是因为黄、江两位远道而来，鼓励策勉之故，那天议论结果有两点：一是成立“民众动员委员会”，各有关方面都派人参加，以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当场推选出五人为常务委员：余心清、何思源、李文斋、张绍堂和我，并推我任主任委员，我也表示同意。二是加强政训处，推荐王近信（子愚，教育厅秘书主任）为政训处副处长，皮松云为科长，协助余心清开展工作。当晚我们带着这些意见一齐去见韩，说明应团结一致进行抗日工作，军事方面自然应由韩做主，而配合作战的民众动员工作由我们大家负责推动。韩听过以后，表示高兴，说完全同意。
次日（10月11日）晨，我再去见韩，提出三点：一、请放手让大家去做民众动员工作，只有放手，大家才好开展工作。二、即刻整饬军纪。现在军队到处抓壮丁，随意收缴民众自卫枪支，以及许多糟害百姓的事，军民关系不好，很难配合作战。我并举了一些实例，说明韩部队军纪之坏。三、说明大家要团结抗日，不可互相猜忌，更不可互相倾轧，对挑拨离间的话不可听。韩听过以后，对第一点当然无话可说。对于第二点，关于他部队军纪不好的事，他多次辩解，说不是事实，而是有人有意攻击。对于第三点，他认为如果有人挑拨离间，可置之不理。在他整个谈话中流露出对于民众动员工作和成立民众动员委员会事并不热心，这使我冷静了下来。
12日晚，按原订计划，民众动员委员会成立，并将在成立会上正式推举我为主任委员。但在临开会之前，省府秘书长张绍堂在电话中劝我说：主任委员你最好不要当，还是让李文斋去干好了。他用意何在，我也弄不清楚，但他们对此事原来不大热心，现在却完全看得出来了。原来以为转机将出现，从此大家可以互相配合，将已经延误了的工作开展起来，此时我又预感事情不好办，才知只不过是徒兴奋一场而已。
10月13日，日军攻下平原，进逼禹城，离济南已不远。深夜省府紧急会议，决定将省府迁宁阳县。
10月14日晨，我得知省府将迁走的消息后，即去见韩，表示不赞成。韩解释说，战事已逼近济南，一些公务员作战时不但无大用处，而且会成为累赘，所以先迁走。我提出无用人员可给资遣散，省府则仍以不迁为好。当日中午，许德珩、程希孟由北平南下，途经济南访我，谈及当时山东战局，也认为省府不迁宁阳为好，并劝我午后再去见韩。但仍然说不通。
10月14日，我见山东局势已无可为，就于夜间赶回邹平，处理乡村建设研究院的结束事宜。乡村建设研究院创办于1931年，至此已有7年。
10月16日，我最末一次离开邹平，去济南。20日因南京来电又催我出席最高国防会议参议会，我经济宁略作停留即转南京。在南京前后逗留将近一个月（其间去安徽巢县一次），目睹南京政府撤退景象。11月21日我由巢县再返回南京时，南京已成一座空城，政府人员几已全部撤走，只留有守卫部队。
11月22日，在撤守的前夕我离开南京。当时已找不到汽车，我是借用甘乃光的车去下关车站。车站一片混乱，已无车票可买。设法过江后，浦口车站更乱，随处是行李，真是堆积如山，像一座座小楼房。人们只顾逃命，已顾不及行李了。车厢里挤满了人固不用说，车厢顶上，甚至车厢下也有人设法攀附着什么，想让列车将自己带走。我们无法上车，找到一位铁路工人，被引到调车场，上了尚未编组的空车，等候挂钩开行，才又回到山东的。
11月24日，天明时我回到济南，借住在何思源坐落在小东门外的住宅里。当日中午就同何思源去千佛山看韩复榘。我们乘轿上山后，见韩正在住房前来回徘徊，见我们来了，韩便对着我说：你看我还没有走吧！这显然是针对着40多天前我的疑虑而说。实际上此时韩想退出山东更加急切。
26日，梁仲华、王绍常、何思源、余心清和我，聚会于何思源家，对如何收拾人心，挽回山东危局，特别是对韩的部队乱抓壮丁、收缴民间自卫枪支，共商对策，由于乡农学校负有训练壮丁的任务，平常壮丁集合训练在此，枪支也很现成，于是每每整批被韩部队带走。有时更使用欺骗手法，最初只说集中训练，几个月以后，忽然一道命令，几十人即全部带走，致事前乡农学校向乡民所做“绝不带走”的保证，全无法兑现，自己也落于欺骗民众的地位。最后共同拟出向韩提的建议有以下几条：
一、亟应切实收拾人心，安定人心，然后才能完成军民合作、一致抗敌。为此应做到：
1.将地方自卫组织与国民兵役区分开来。国民兵役（各县现有之国民兵、义勇壮丁队）其目的专为补充部队。地方自卫组织的任务是专为保护地方，搜查汉奸、流窜盗匪及敌人别动队，并负有战时交通运输，以及经济节制之责。凡加入国民兵、义勇壮丁常备队者，不加入自卫组织；凡已加入自卫组织者，得暂免补充兵役。
2.征集壮丁和补充兵役，应有计划有系统进行。请通令本战区各部队，并布告民众，对于地方自卫组织，如乡农学校受训壮丁，不得任意抽调，对于其枪支，不得任意征用。
3.通令本战区各部队，凡遇有前方（黄河以北）退来的民众武装，应予优待保护，不得没收枪支及有搜索情事，并随时向上呈报，指示收容办法。
4.通令本战区各部队，凡行军驻防需用民房及民夫者，应向地方行政机关或乡区负责人员接洽办理，不得自行占用或拉夫。
二、本省划分三个地带，进行工作。
1.黄河北岸各县地方政治军事工作，除省主席（指韩）直接指挥之各部分（刘书香、张绍堂、范某所部）外，其余均责成黄河北岸游击总司令负责处理，工作重点即在黄河以北敌占区。共推王绍常为游击司令，在此地区与敌人相周旋。
2.第一、二、三各行政专区（济宁、菏泽、临沂），亟应加紧政训工作（民众动员工作），参照政训处颁发的民众组织大纲，及第一专区各县自卫组织进行计划大纲办理之。
3.历城、泰安等26县地方，应设特区政训处，拟请民政厅厅长李树春为正处长，何思源、余心清为副处长，调用民教政训各厅处人员负责进行工作。
当时还商定与韩谈话分两次进行，提出以上建议。27日梁仲华先与韩谈，只粗陈大意，无结果。
28日，李宗仁到济南视察（李当时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徐州；韩为副司令长官，故来视察）。29日，我携带上述建议去千佛山找韩细谈，计自午前10时谈至午后3时。韩对我的建议不表示接受或不接受，只是再三强调他本人不能胜任，不能做头子，不如宋哲元能够服众，而部下也无能力强的干部等。其实这是托词，因韩此时只想急切退走，自然无意发动民众，也不会顾惜地方，而一心想如何在退走时将壮丁带走，将枪支、财款携去，以扩充自己实力。这是我与韩最后一次谈话。恰好在这天，李宗仁来电报要我去徐州，我即于30日经兖州，到济南看视后于12月3日到徐州。
在徐州停留两天。李宗仁对我说，他11月28日在济南视察时，韩当面部署其部队撤往周家口、偃城一带，对他毫不回避。我也将韩无意作战，而一心西撤，以保存自己的种种事实，详细地告知李宗仁，请李制止其西撤。
12月5日我离徐州，9日到武汉。南京国民政府此时已迁至武汉。在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上，我曾就韩复榘不积极作战，急切退走之事做报告一次。12月21日在湖北省府官邸见蒋介石，我也将韩的问题告诉了蒋。蒋听后笑答已全知道。
1938年元月中上旬，我访问延安后不久，即听说蒋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召韩到开封，将其逮捕，押往武汉，在做军法审判一次以后，将其处决。据刘熙众（山东省公路局局长，韩的亲信）说，韩被囚禁在武汉某楼房内，有人传令，蒋委员长召见。韩使更换好整齐的军装前去，待其下楼时为人击毙。
（培宽 整理）
大本营派我到韩部
王道生
受命到韩部担任联络参谋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适我在南京大本营第一厅任上校作战参谋。当时得到情报说韩复榘有通敌之嫌（冯玉祥由第六战区回京时，也说过韩的情况），大本营对韩的动态，需要进一步摸清，因我和韩部李树春有私人关系，故派我前往山东韩部为联络参谋，叫我设法侦察韩部情况。我于1937年11月初到济南，为了便于活动，我到韩部第三集团军总部报到之后，住进了济南一个较大的旅馆。第二天发现紧靠我住房的一个房间，也住进了一位单身客人，这当然是很普通的事情，未引起我的注意。但我发现那位邻居和旅馆服务员很熟识，像是常来常往的客人。最奇怪的是我外出游玩，去饭馆吃饭，常碰到他也在那里，他的活动时间几乎和我一样。由此引起了我的重视，于是我就去询问一位报社记者（姓名忘记，是和南京大本营有关系的人，我来时，大本营曾叫我向他了解韩的情况），他告诉我，韩复榘在山东曾办过一个侦探训练班，训练了不少人为他做特务工作。很明显，从我到济南那一天开始，韩复榘即派了侦探，对我进行监视。为了完成我来山东的任务，目前最重要的课题，是如何解除韩对我的顾虑，争取他的信任。
会见韩复榘
为了改变韩复榘对我的看法，我几天没有去第三集团军总部联络公事，而是在外面玩耍作乐，并特意结识了曾被韩复榘赏识的名妓，用沉醉酒色的办法，转移韩对我的怀疑。同时我又找到李树春，请他陪同我去晋谒韩复榘。李树春与我有亲戚关系，以往过从甚密，又是我舅父牛介眉在西北军的老同事，我舅舅和韩复榘也有一定的关系。当李树春偕同我见韩时，李告诉他我是牛某人的外甥。韩即以长者态度说：“很好，为什么不早跟我说呢！”接着他又说：“年轻人要好好干，不要过于贪玩。”从他这些话里，可以看出他已经知道了我在外面玩乐的情况，可能认为我只不过是一个吃喝玩乐、无所作为的人，减少了疑虑。这时我又故意把大本营的密电本交给了韩，并请他指示参谋处，今后需用联络参谋向大本营报告的事，可以用这个密电码，表示我对他的忠实。他对我这个举动很满意，接过密电本就交给了在座的参谋长。实际上我是带了两个密电本的，另一本是极机密的，给他的只是一个普通密电本。经过这番接触后，第二天住在我房间隔壁的特务，就销声匿迹了。从此我有了自由活动的机会。
在济南、青岛的见闻
由于经常在李树春家闲谈，得悉韩复榘和驻济南的日本领事常有联系，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也曾秘密来过济南。在日本恶化华北，阴谋策动“华北五省自治”时，韩、宋（宋哲元）、日之间，是有过秘密协商的。韩复榘对“华北五省自治”，曾向济南日本领事表示了同意，唯当日本领事要他在协议文件上签字时，他又怕留有痕迹而不愿订书面东西。
胶济铁路局局长葛光庭，是当时知名的亲日派，曾为日韩勾结做了不少穿针引线的事情。七七事变后，日韩之间更加强了阴谋活动。
当时青岛市政府秘书长廖安邦，是我在陆军大学的同学，颇友好。我曾专程由济南去青岛，向他探询有关日韩勾结的事情，从他那里得知当时青岛市公安局局长（姓名忘记，后被沈鸿烈枪毙）是日本培养的汉奸，他掌握着由青岛直达东京的海底电线。这是欧战时期，日本以参战国的名义，霸占了曾被德国强占的青岛一带地区，在那里装设的一条专为侵略中国而服务的秘密海底电线。欧战结束，电线未除，暗中保存下来，留作日本高级特务专用。这个汉奸局长就用了这条机密电讯，为日韩之间传递着危害国家民族的罪恶信息。日本有一艘兵舰经常在青岛海上活动，载有陆战队，据闻与这事有关。
日韩密商的结果，韩复榘同意维护日本在华特权、保护日本在华一切利益；韩部军队和日军和平相处避免战斗；在时机成熟时，韩复榘宣布山东“独立”。只是韩不同意日军进驻山东，要维持以韩复榘为主宰的“独立王国”。
在战争紧张之际，驻平日方当局，曾派飞机于一天的夜间，送何其巩和一位日本人秘密飞抵济南，与韩进行了一次商谈。日方表示可以不在山东驻兵，但要假道山东运兵。韩的意见是不管是驻兵或运兵，都不同意进入山东。
韩复榘的秘密军事计划
大本营对韩的第三集团军的作战部署，是叫他以沂蒙山区为后方，据守济南，将弹药给养等物资运储山区，准备游击战争。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进驻徐州后，司令长官李宗仁曾偕同张任民到济南，和韩复榘会商这些问题，韩曾不满意地说：“浦口已失，敌人将打到蚌埠，我们没有了退路，岂不成了包子馅了吗？”表示不接受这个部署。闹得李宗仁哑口无言，不欢而散。
不久韩复榘将全军辎重弹药、给养和医院、修械所等机构，还有私人的黄金财货，用火车运往河南郾城、舞阳一带。车过徐州，五战区长官部来电制止，并指责说：“豫西非第三集团军后方，为何将弹药、给养运送该地？”韩对此非常反感，在电报上批写：“郑州、开封亦非五战区后方，为什么将弹药、给养存在该地？”针锋相对互为指责。第三集团军参谋处竟按照韩的批字，原样未动地给五战区长官部回复了电报，李宗仁阅后，大为恼火。
在此以前，津浦铁路北段第一集团军败退时，韩复榘不准友军退入山东境内，扬言这是为了“保境安民”。后来五战区为了加强山东南部防务，派四川部队开赴鲁南地区，韩又拒绝川军入境。李宗仁对此亦极为不满。
第三集团军总部参谋处处长张励文，陆军大学七期毕业，我和他先后同学。这时我经常到他办公室闲谈，并了解军事情况，有时还研究部队部署。根据大本营指示，韩部应以沂蒙山区为基地，做长期抗战计划。但我从他们实际行动上看，发现有所不符，引起了我的怀疑。同时我又发现张励文常常从他经常锁着的抽屉内拿出一张草图来看，看过又仔细地锁了起来，我判断这个草图一定存在着秘密，即打算暗中窥视之。
这个办公室是我经常出入的地方，张励文常去韩复榘和参谋长那里研究事情，有时半天才回来。另有一个勤务兵是伺候我们的，不时进来取送公文。我为了打开他的抽屉，在市上买了一把同样的锁，准备找机会打开抽屉察看草图。但又考虑到勤务兵的出入，妨碍我的行动，故又常叫他外出给我购买早点或午餐，每次都给他一元或一元多，剩下的就给了他，因而他很乐意给我买东西。我叫他把房门钥匙留下，以便我临时出去好锁门。从此他每当外出，就自动留下了房门钥匙。我又根据张励文去韩复榘那里汇报、研究事情所需时间的大概规律，估计这一天会用半天时间，就又叫勤务兵去一个较远地方给我买午饭，并给了他两块钱。他走后房内只有我一个人了，便把房门先锁好，打开张励文办公桌抽屉的锁，拿出那个计划和草图一看，果然是一个秘密军事撤退计划，文字叙述不多，注明了撤退曹县的行军序列和下一步转移汉中再另行部署的计划；毫无对日作战的安排，只是一个不战而退的军事计划和草图。从这个计划上可以看出，韩复榘先将后勤物资运往豫西，第三集团军撤出济南后，不固守兖州，一部分经津浦线直接到济宁转曹县，其余部队按战斗序列，分别从指定路线过运河向曹县集结。很明显这就是韩复榘、刘湘、宋哲元准备盘踞汉中、潼关以西大片地区，宣布“独立”的韩复榘部的军事计划。我看完之后，立即用照相机把这个撤退的军事草图，拍摄下来，又原样地把它送回了张励文办公桌的抽屉，并锁好了锁，又把房门的锁重新打开。这时张励文和勤务兵还没有归来，我很高兴，顺利地完成了一项重要任务。
此外我曾听说1937年冬韩复榘密派代表去新乡会见宋哲元，告诉宋，已和刘湘议妥，刘派川军堵着中央军入川之路，韩部去汉中，宋部撤据潼关以西，然后联名通电“和日倒蒋”，宣布“独立”。宋未做肯定答复。
1937年12月的一天夜间，敌人偷渡黄河，守军谷良民军溃败。当时日军不过二三百人，我向韩建议派守济南部队增援堵击敌人西上，同时急电驻鲁东潍县附近于学忠部西进夹击，迟滞敌人前进，掩护战区右翼做好准备。韩复榘说：“无兵可派。”又说“对于学忠无指挥权”，拒不采纳，但却积极做撤退准备。我即打电话向李长官报告了这些情况。李宗仁即指示韩部以有力部队固守兖州、济宁之线，等待增援部队到达。当夜韩率部队及总部、省政府人员，放弃济南，沿铁路线向运河以西地区转进。我到达兖州时，发现韩并未派部队驻守，形势很紧急，我又用电话向长官部做了汇报，迅即去济宁，这里有韩部运其昌旅驻守。我问运旅长撤出济南后的布防情况，是不是奉令固守济宁？他说：“就是我这一个旅在这里，并没有奉到固守济宁的命令。”我即将长官部固守济宁的命令转发给他。但运旅长却说：“我奉总司令手令在这里掩护我军过河，等部队撤完后，我旅也过运河向曹县集结。”他说完又把韩的手令拿出来给我看，表示不能在此固守，我就把这张手令又拍摄了下来。
韩部撤至曹县后，第五战区长官部来电询问，为何放弃泰安、兖州？韩在电报上批写：“挂羊头卖狗肉。”又写：“南京已失，何况泰安。”韩的幕僚毫无考虑，用原批字句，给李宗仁复了电报，又增加了李对韩的憎恨。
韩复榘被扣前后
1937年年底前后，韩复榘和蒋介石、李宗仁的矛盾，已经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韩部撤至曹县后，运河以东及津浦铁路至徐州间两侧地区，几乎成了没防的地带，形势极为紧张。我奉令来到徐州汇报，将上述拍摄的草图和韩亲笔书写的手令照片，交给李宗仁看后，他说：“很好。”接着又说：“韩复榘阴谋不轨，我们早已预料到了，现在有了他的撤退计划，更证实了这一点。”在座的还有白崇禧和战区参谋长徐祖贻，李又以咨询的口气说：“我们立即通知他来徐州开会，就地扣押如何？”白崇禧、徐祖贻这时正深锁眉头沉思，未即发言，我先对李说：“据我们了解韩复榘对长官非常反感，恐怕他不会应召前来。”李又问我韩部将领情况，我告诉他说：曹福林、孙桐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谷良民，因为他和韩有私人关系，他部队中巨野人很多，乡土观念极重，这次黄河防线被突破，以致济南沦陷，谷良民有很大责任。他很怕对他有所追究，易受煽动而生意外。最后李、白、徐又研究一番，决定请蒋召开会议，叫我即返曹县设法促使韩复榘出席。
1938年1月间，蒋介石亲自打电话给韩复榘说：“我决定在开封召集一次团长以上军官会议，务望向方兄带同你部官员到开封见见面。”韩复榘接了电话之后，顿时显出紧张不安的神色。立刻召集几位主要人员开会研究，蒋伯诚和我也参加了这个会。韩部很多人都主张不要去，认为有风险。韩本人主张派李树春代表他前往。为了完成李宗仁叫我设法促使韩去参加会议的任务，当我回到曹县之初，曾伪造了一个情况对韩说：“在徐州听说要将鲁豫、苏皖划为两个战区，鲁豫战区有请总司令（指韩）出任长官之议。”在这次会上，我又根据这个情况，对韩说：“委员长在开封召开会议，可能与划分战区有关，而且也会有些具体布置，总司令本人如不去，恐怕会有影响。”蒋伯诚也说：“你不能派代表，应当亲自去。”韩又沉思考虑了很久，最后他决定亲自率领孙军长等人前往开封，并邀蒋伯诚和我同往。
我们从曹县出发，有五辆汽车，韩和蒋伯诚坐一个车，孙桐萱等人一个车，我乘坐的是战区长官部拨给我使用的附有电台的汽车，另外是两辆警卫车，一部在最前面，一部在最后面。驶赴陇海铁路柳河车站，在那里换乘铁甲车，由铁路驶往开封。出发不久我叫司机伪说车子临时发生故障，转至路旁修理，并告诉后面警卫车带队人员，转告孙军长不要等我。我即命车子回驶曹县，在那里给长官部拍发了韩已去开封的电报。为了防范意外，我偕同报务员驱车离开曹县，转到一个小镇店暂住，观察情况的发展。
（宁剑南 整理）
韩复榘和日本人打交道
余右尧
1937年6、7月间，我因事去韩复榘的办公室，韩未在，随从副官孙连桂对我说，昨日日本驻济南领事馆武官花谷醉醺醺地来见主席，要主席对华北五省自治事表明态度。主席未答，花谷武官从身上掏出手枪要与主席拼命，主席说：“你别着急，咱们慢慢商量。”于是乘花谷没留意，主席过去将手枪夺过来，对花谷说：“你说的什么华北五省自治，我不当家，你到南京向我们政府交涉去。我叫你们日本自治行吗？你快滚出去！”花谷面红耳赤地退出，我们将他送上汽车回领事馆。
在此事发生的前一星期，驻济南日本领事西田请客，韩复榘喝酒很多，已经半醉，在座的有一个新由日本来的中将（名字记不清）对韩提出华北自治问题，要韩签字。韩当面拒绝。说：“我不会写字。”该日本人说：“你不会写字怎么能当主席？”韩将两手比作机关枪放射形式，口里嗒嗒地道：“我就会这个，凭这个就当了主席。”日本人接着说：“只要宣布自治，我们不进入山东，你仍然当你的主席不好吗？”韩说：“你们不打我，我不打你们，今天如果不让我出去，我的军队很多，会马上将你们包围，打死你们，一个不留。”日本人说：“我们日本飞机很多，只需几个钟头就能把济南炸平。”韩即站起身来又说：“我有高射炮，能把飞机打下来。”韩边说边走出了领事馆，西田送到大门口道：“你今天喝醉了。”韩摆手未答。
又有一次，西田领事来电话说，石野来济要与韩晤面（石野系驻济领事馆前任武官）。这时约下午2点，韩正准备叫我和参谋人员同往辛庄大操场视察部队打靶演习。韩叫交际处回电话说不在家。我们回省府时，经过普利门外领事馆附近大马路，韩的坐马忽失前蹄，韩跌下马腿部受伤，当时不能行走，叫军医用绷带包扎，换乘汽车回公馆。当时警察禁止行人通行，商民互相打听，风传一时，人人皆知，西田也来电话慰问。第二天石野来访，韩未见。韩不愿与他们周旋。不数日石野离济，韩随即照常到办公室办公。
韩复榘到山东后严厉禁止毒品，初犯罚款，重犯拘押（1个月或20天），3次犯处极刑。机关职员和军人更加严厉，见有面黄肌瘦者则押军法处考验一星期，如果吸食轻则革职驱逐出境，重则枪决。
山东地区情形特殊，济南、周村、青州、坊子、张店，博山、潍县、高密、青岛等处均设日本领事馆。胶济铁路沿线城镇住有很多日本人，十之九开设洋行、贩卖毒品及设妓女馆，引诱中国人。雇用中国流氓为洋奴，韩逮捕毒犯大半系该类洋奴，屡被日本领事馆保释，屡释屡犯。韩甚憎恨，密令侦探队队长刘耀庭，率领队员夜间闯入日人洋行及妓馆架走洋奴数十名，均就近拿到山里活埋，未露形迹。当时其他洋行里的洋奴吓得不敢出店门，商店没有买卖。西田到省府见韩要求破案，要韩对治安负责。韩说：“我们山东的土匪绑肉票是有的，为了要钱赎票，但从来没有失踪的事，贵领不要轻听浮言。如果真有其事的话，那莫非也加入了匪伙吧。现在我们正在准备大举清剿，俟将巨匪刘桂堂拿到就好破案。你们商店如若要我负责保护，我有的是军警。”西田不答，此事后来未再追问。
与韩复榘的一次接触
韩世儒
抗日战争初期，韩复榘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于学忠任副总司令，我在于学忠所部的五十一军任参谋处处长。当时五十一军驻在江苏淮阴附近，并指定开往山东临沂附近集中。为了商讨第三集团军的军队部署，我随于学忠于1937年8月18日早到济南，当即到省府会见了韩复榘，见面后谈了几句话，韩就请他的参谋长刘书香把拟订的部署计划向于学忠报告。当时的局势是，上海才开始作战，华北的部队已开始撤退。日本为了保存青岛的财产，已与青岛市长沈鸿烈定了一个协议，日人全部撤离青岛，一切财产统由青岛市负完全责任。日人撤退后的一切事务，委托美国领事代为处理。因此当时在山东境内，除青岛附近有日军登陆的顾虑外，其他方面无什么问题。可是韩对部队怎样部署的呢？他将他所辖的两个军布置在胶东半岛的沿海以外，将五十一军布置在青岛以西、高密以东地区，胶济路线以南，面向海洋，直接海岸构筑一道阵地，以防日军的登陆。这样的部署，在未到济南以前，由五十一军派驻济南的联络参谋已详细报告过，曾与于学忠等商议，都认为这样办是极不妥的。当时他的参谋长报告完了以后，韩复榘就问于学忠，你看怎么样？由于预先已与于学忠商议，我首先说这样部署有些不妥，一方面直接海岸配备地区过宽，兵力不够分布；另一方面青岛附近海岸到处均可登陆，敌人如由高密附近登陆，可以绕到我军背后，腹背受敌，无法作战，还可能截断我军退路。韩问，你想怎么办好呢？我说，最好是在诸城附近山地，面向东方，构筑防御阵地一道，阻止由青岛附近登陆的敌人西进。韩又说，你在诸城附近面向东方阻敌西进，敌人如由日照附近登陆，还不是打你的屁股吗？我说，任何地方都有背后。韩沉思片刻不语，然后对于学忠说，你们才来到，还没有休息，先洗澡吃饭去，以后再谈吧。我即由刘参谋长招待而出，到了刘的办公室。刘对我说，你的胆子可真大呀。我问他这是怎么说呢？他说这个部署是韩亲自决定的，韩的脾气是，他说的话，任何人不能驳回，如有人驳回，当时就给你个下不来台，甚至撤差。所以我们这里任何人都不敢驳他，今天没有对你发脾气，真是万分的客气，当时我真是替你捏着一把汗。我说第一次见面不知道你们这里的规矩，这可真比极端专制的皇帝还厉害呀！
黄河失守
李益智
1937年秋，抗战开始不久，在河北沧州一带与敌作战的宋哲元节节向南败退，日敌主力则沿津浦路步步南犯，很快就逼近山东德州。这时，韩复榘才派二十九师北过黄河在禹城、德州之间地区，临邑、商河地区布防堵截敌军。当时由于禹城县境内的徒骇河涨水泛滥，因此敌人对二十九师并未做强烈的攻击，而二十九师与敌人接触了没有几天，韩复榘就令该师撤退到济南西郊的辛庄营房休整。另派七十四师（欠二二〇旅旅部和四四〇团）李汉章部过黄河到禹城，借徒骇河的泛滥水势对敌布防，把徒骇河的铁桥也炸坏了。日军因水不能行动，对峙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水势落下，日军才开始了进攻，并以一股快速部队在津浦路以东从盐山经庆云、惠民、济阳直逼黄河北岸。七十四师就在津浦路以西齐河附近退过黄河南岸，韩复榘召集旅长以上干部在他的办公室开会，当时二十九师六十旅在泺口桥以北鹊山附近布防掩护泺口桥，正从铁桥上南退。这时南京来电话，蒋介石叫速炸泺口桥。韩就问师旅长说：“是等六十旅退完再炸，还是就炸？”大多数人主张就炸，韩亲打电话令守泺口桥的工兵即炸铁桥。爆炸的响声把济南的房窗都震动了，把六十旅参谋长贾某和官兵一部炸死到黄河内。
日军逼近黄河北岸后，韩复榘才令二十师在泺口镇附近对敌布防。同时，二十二师在二十师以东，七十四师在二十师以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韩复榘还在千佛山防空洞里整天地叫唱大戏的女演员吃喝玩乐，并找了一位会武术的青年女子给他当侍卫副官。
韩复榘的部队守黄河约有20天，日军并未做什么强烈的猛攻，而韩的五个师一个旅沿津浦路东西两侧纷纷向南溃退。韩复榘的总部首先退到济宁，稍停又继续向西南撤退。日敌也就很快地占领了济宁。
“能打就打，不能打就撤”
蒋鹤森
我曾在孙桐萱处任译电员。日军逼近德县时，第三路军八十一师师长展书堂奉命率部防守，略事抵抗即撤出县城。日军进城按兵观变，两个多月没有在山东境内进攻。这时孙桐萱部奉命调济南驻防，第二十师的师部设在张庄营房。有一天，韩复榘匆匆来到师部，说是要赴鲁北，因未带译电人员，孙军长就命我随行。韩到平原下车，住南关外一个村舍，共住了两日。第二天夜晚，韩乘北平号钢甲车到德县车站南头扬旗附近（当时铁路尚未被破坏），盲目地向德县城发了几炮，就赶紧返回平原。侵占德县的日军发炮还击，隆隆炮声彻夜未停。我当时茫然不解，不知他打这几炮的作用。
次日下午，听韩接电话，内容听不到，只听见韩最后说：“住两天吧。”这时韩的随行厨师老王对我说：“这是冯先生（冯玉祥）来电话。”过了几小时，韩从平原回济南，车到泺口（在黄河南岸，距济南不满10里），竟停了半小时之久，原来是因为又有一列专车占了道，不能前进。听见韩的副官向韩报告：“前面是冯先生的专车。”这时韩在车里，一声不吭，可是脸上的表情很不好看。冯的专车开走之后，韩也回到济南。事后才知道，河北沦陷后，冯玉祥在南京自告奋勇，请缨率军到河北抗战，蒋介石叫他到前方从他的旧部中抽调军队。于是冯玉祥偕鹿钟麟到了济南，商调韩部第二十师和二十九师。韩赴鲁北，完全是为了躲避冯、鹿，向德县所发的那几炮，则是制造战斗紧张的空气给冯看，以表明不能分身相见的原因。
韩回济南后，曾召集第二十师的军官讲话，大意说，这次作战，要采取以逸代劳之计，即以我军一旅驻黄河北岸轮流更换作战，我军有整休之暇，可以持久，以消耗敌人的力量。当即调回第八十一师，而以第二十师的第六十旅（旅长孙学发）驻守黄河防线。不久，日军发动进攻，占了鹊山，六十旅全部溃散。这时我方破坏了黄河铁桥。于是山东省黄河以北全部沦陷，而以逸代劳之计，也就完全落空了。
鲁北沦陷后，第三路军总部及山东省政府撤至泰安，十二军军长孙桐萱坐镇济南。日军和我军夹河对峙，按兵不动，相持两个多月。同年12月下旬，日军又发动进攻，拂晓从济南对岸邢家渡口施放烟幕渡河，济南混乱，我军撤至白马山。这时孙桐萱在山洞里用电话向韩请示，参谋长张测民和我都在侧。韩回答得非常简单：“能打就打，不能打就撤。”于是我军又撤至小万德，过了一夜，便撤至泰安，这时韩已逃往济宁去了。我军在泰安城外山村里停了一天，不问敌情，又撤至大汶口，休息了三天，这是1938年1月的头三天。因为敌人欢度新年，停军不进。我军也借此机会休假三天。休假后，我军开始行动，又撤至曲阜，军部住衍圣公府。奉省府令，要把奉祀官孔德成护送到兖州。这时孔妻身怀六甲，坚不肯行，但终于未能辞掉我军的护送。兖州车站停有最后的专车一列，是专为接奉祀官南下的，于是孔德成夫妻就搭这列专车南下了。
护送奉祀官的任务完成后，我军次日即撤至兖州。过了一夜，又撤至济宁，躲开了津浦路线，不再受敌军的追逼。可是兖州也同时沦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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