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复榘与南京中央斗法述要
王一民
韩复榘任山东省主席时，我担任省政府参议，对于他在山东的情况知道一些。韩对军政、财经、司法一把抓，俨然是个割据一省的土皇帝，与南京中央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
一、蒋、韩之间的矛盾
韩复榘在筹组山东省政府时，推荐李树春任民政厅厅长、王向荣任财政厅厅长、王芳亭任工商厅厅长、张钺任教育厅厅长。但是国民党中央已决定仍以何思源蝉联教育厅厅长，并调张鸿烈为建设厅厅长。何、张二人都是国民党中央系统的人，而张钺原是韩的参谋长，至此只能得到一个空头省政府委员。韩对此很不满意，乃异想天开，在省政府组织里设一额外参议厅，任张钺为参议厅厅长。显然，韩在人事上和国民党中央有了很大矛盾。
韩任河南省主席时，手下拥有三个师的实力，即孙桐萱部第二十师，曹福林部第二十九师，谷良民部第二十二师。韩任山东省主席后，又陆续扩编了两个师零一个旅的兵力，即乔立志部第七十四师，展书堂部第八十一师和手枪旅雷太平部。以后由李汉章继任七十四师师长，吴化文继任手枪旅旅长。此外，并扩充了四路民团约6万人，鲁东民团总指挥赵明远，鲁西民团总指挥谷良友，鲁南民团总指挥原先是张襄五，后任是谢树贤，鲁北民团总指挥赵仁泉。这四路民团的装备与正规军一样，仅仅名义上有区别。蒋介石本来只允许给韩协饷每月60万元，后来竟不兑现。韩也就不待蒋同意，擅自派人接收在山东的国民党中央税务机关，赶走了盐运使、烟酒印花税局长、税警局长及中央财政部特派员等。这自然是蒋所不能容忍的。
烟台有蒋所收编的第二十一师刘珍年部，后来扩充为第十七军，所部占据胶东平度、掖县、黄县等20多县；各县田赋收入不交省库，均直接解交烟台刘军的军需处或南京。刘的驻济南办事处处长赵兰言和副军长何益三、参谋长韩洞等，曾到济南和特务刘子建等密议，企图分化韩的部属。这一阴谋为韩侦悉，立即派人到刘的驻济办事处拘捕。因事先有韩部营长张亦农泄露了机密，何等得以逃回烟台。以上情况，使韩怒不可遏，因此他动员了5万人向刘进攻，先后攻下了平度、掖县等地。烟台是山东重要海口之一，蒋收编刘珍年时，即派军统特务刘子建任戒严司令兼警察局局长，控制着烟台附近十余县。韩进攻刘珍年就如同向蒋进攻一样，因此蒋令黄杰等军集中徐州，准备助刘攻韩。韩也集中兵力10余万人，准备抵抗。这时住在津浦路沿线的山东人民，看到大战一触即发，纷纷离家逃难，车船非常拥挤。国民党元老、山东人丁惟汾，接到家乡很多电信，便向蒋介石提议和平解决。随后上海青帮大头子张仁奎专车去济南调解，结果蒋、韩两军各回原防，刘珍年调往浙江，韩所委的山东税务人员由南京加委，税款、田粮转账作为拨付韩部的军饷；这样，蒋、韩两军的混战才没有爆发。青帮头子张仁奎为什么能把韩说服呢？原来韩的很多高级将领，如孙桐萓、李汉章、谷良民、雷太平等都是拜在张仁奎门下的。他们时常在韩的面前吹嘘张仁奎的威望地位，如说黄金荣是张的门徒，杜月笙是张的徒孙，而且张也是山东人，在山东也有很多“有面子”的门徒。他们都到过上海，受了张仁奎的特别招待，陪客有黄金荣、杜月笙、吴铁城等。这样张仁奎出面调停，自然就发生效力了。
以后又发生了国民党山东省党务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张苇村被杀事件。张是山东人，听命于蒋介石，经常收集韩在各方面的情报（如扩充军队、截留税收等）向蒋报告，早为韩所不满。有一次，张曾当面斥责韩说：“中央命令你把两个军五个师缩编为两个甲种师，一个乙种师，手枪旅编为团，划为地方部队，你为何不遵照缩编，漠视命令，加重山东人民经济负担？”韩听罢拂袖而走，并且愤愤地说：“我跟党棍子说不通！”又有一次在纪念周会上，张苇村说：“党政军必须团结一致，才能对得起中央付托的重任。我是山东党务负责人，也有权过问山东的军政大事。”韩听了这些话，暂时隐忍在心，却对别人大发牢骚说：“张苇村当面说的是团结的话，背后却捏造情报，挑拨离间。”张又进一步建议把韩的军队调出山东，以“中央军”填防，事为韩侦悉，就派人暗杀张于济南进德会游乐场。
韩杀张后，一面报蒋说张被人暗杀身死，一面伪称正在派人缉拿凶手。韩派执法队到山东省党部搜查，密嘱亲信执法官将暗杀张的那支手枪并子弹藏在身边，塞在党部一人的办公桌抽屉里的文件夹层内，当时把那人上了手铐，指为杀张凶手。蒋曾急电韩要提解那人到南京审问，但是韩一味借词拖延，不许外人接见。而蒋对张被杀一案，也只能不了了之。
二、孔祥熙同韩的斗法
韩视山东为禁脔，不把中央放在眼下，这样就造成了韩部军官在山东各海口及各地包庇走私的机会。山东成为华北走私的一个主要地区，官商勾结，军队保护，使南京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十分头痛。从1935年到1936年，山东烟台、龙口、利津、羊角沟、虎头崖等海口，每次轮船或帆船靠岸，公开装卸大批私货，海关人员多与驻军有联系，或者是驻军代替了海关职务，因此影响了整个华北关税收入。孔祥熙的亲信、财政部参事李毓万，想出了一个以毒攻毒的办法，从打入韩的军队内部着手，利用韩的一部分军队的力量来制止军队走私。
先由李毓万把九江海关税务司李桐华找到孔祥熙的上海公馆里，指示李桐华再找关系去山东拉拢韩的师长李汉章。李汉章到庐山参加军训经过九江时，和李桐华同桌吃过饭，见过一次面。孔祥熙交给李桐华一部从美国新买来的最新式手提收音机送给李汉章，叫李桐华和李汉章伪称是亲兄弟，公开在济南住些日子，欺骗韩及其部下，再想办法在山东设立海关稽查处。
李桐华带着礼物到济南和李汉章见面后，即密谈孔的意图，而李汉章有了发财的机会，当然一拍即合，逢人便说“我哥哥是九江海关税务司”，并在他家中邀请了些军、师、旅长吃饭打牌，叫李桐华不露形迹地参加，说和他哥哥多年不见面，这次趁休假机会来山东看望。李汉章虽比李桐华小四岁，可是李汉章是河南沈丘县人，而李桐华是安徽阜阳县人，说成是亲兄弟怎样能自圆其说呢？李汉章说他哥哥幼小时就信基督教，跟着神父到安徽阜阳读书，后来由教会送到湖北同文书院读外文书，代他填了阜阳的籍贯，他自己也不知道，毕业文凭领下来才发现。因关系不大，也就没加改正。这番鬼话，当时居然也就瞒过了众人，就连韩复榘也相信李汉章有这样一个亲哥哥了。
就在这个时候，由孔祥熙派李毓万带着孔的信来济南见韩，面谈财政部想在华北设一个海关稽查处，征求韩主席意见和请求协助。另一方面由李汉章向韩建议说，财政部想在华北设海关稽查处，不如我们推荐个自己人，把稽查处设在济南。韩很信任李汉章，因李在韩部师长中是最年轻、精干而又会讲话的人。李就推荐他哥哥，请韩向孔保荐李桐华为财政部海关山东稽查处处长，这套把戏果然把韩骗住了，韩认为海关稽查处虽然是中央机构，还是控制在自己人手里，非常满意，即向李毓万提保李桐华任山东设海关稽查处处长，李毓万却装作须请孔部长批示。隔了数日，财政部复电韩照准，一些官样假文章，做得像真的一样，完全实现了孔的愿望。
李桐华接到任命后，就在济南纬二路一座花园洋房里成立了中央财政部海关山东稽查处（本来是海关缉私处，怕刺激韩，故改用稽查处）。同时李汉章也推荐一些军官担任稽查员等，分布在各海口缉私，而各地驻军听说是韩主席派李师长的哥哥当海关稽查处处长，认为是韩主席下令缉私，声势烜赫，非同小可。这样一来，以往有些中级军官包庇走私的，都怕查出毛病，因此下令部下协助缉私，果然在山东海口装卸私货的事从此少有了。
孔祥熙为了进一步分化韩部，由李桐华说服李汉章，拜孔祥熙为老师，亲笔写了门生帖子送给孔。而孔又把财政部鲁豫硝磺局局长一职嘱李汉章派人担任，作为收门生的礼品。
后来在缉私中查到一批私货，有白糖5000包及大批进口香烟、呢绒等，经查原来是省政府秘书长张绍堂勾结商人包运的。这一下子激怒了张绍堂，立刻用电话告知李汉章说：“你哥哥查了一批私货，也就是和你哥哥一样的私货，你看请主席来处理好吗？”李汉章一听这话不对头，马上坐汽车到张绍堂公馆里面谈。李汉章这套骗人把戏，张绍堂已有所知，他怕拆穿西洋镜，连师长职位也保不住，只得请求张绍堂与之合作，以便朋比为奸。张绍堂在山东是有名的包卖县长缺、营私舞弊、无恶不作的人，李汉章虽有兵权，也怕他三分。两人面谈的结果，除把私货发还外，又把鲁豫硝磺局局长一职让给张绍堂派人担任。
事情就这样缓和下来，但是海关稽查处里的职员大为不满。因为查着私货，职员是有奖金提成的，这样一来，损害了缉私人员的利益。有个海关职员写了一封无名信告到韩复榘那里，张绍堂拆信一看，大吃一惊，马上告知李汉章说：“有人给主席密报你哥哥是假的，来山东是为财政部做机密工作的。”李汉章很怕韩以军法从事，立即叫李桐华先离开济南回南京，向孔报告西洋镜已被内部人员拆穿，在山东的海关稽查处即请撤销，一面送一部分钱给韩的太太，预备韩问他时好有话回答。以后韩的太太和张绍堂在韩的面前都替李汉章措辞掩盖，又值时局日趋紧张，韩也就不追问了。
孔祥熙想尽办法和韩斗法，甚至不惜将亲生女儿也作为分化韩部、勾结韩部军长孙桐萱及其弟孙桐岗的工具。那时鲁豫统税局、山东熏烟税局还掌握在孔的手里，孔想以这两个局作为拉拢孙桐萱入彀的鱼饵。
孔为什么看中孙桐萱兄弟呢？因为孙桐萱在韩部高级将领中是具有雄厚实力的，同时也是最得韩信任的心腹。孙桐萱有一个弟弟孙桐岗，在意大利学习航空，当他在航空学校毕业之际，正是国内宣传航空救国的时候，他乘了一架意大利木质飞机，自己驾驶，从意大利飞回中国，那时轰动全国，一下成为众所周知的风云人物，上海的“闻人”杜月笙，居然花了12万元购买一架飞机赠送给孙。孔祥熙也想利用这位风云人物作为自己政治上斗法的工具。
孔利用李毓万和财政部山东中央银行经理马铎秘密勾结，先把鲁豫统税局驻济分局主任一职由孙桐萱派他的参谋担任；继而又把驻山东坊子熏烟税局长一职委派孙的姐夫周锡三担任。由李、马等人从中说合，孙桐萱也给孔呈了门生帖子。另由李毓万出面，给孔二小姐作媒，介绍给孙桐岗为妻。这样的政治婚姻，可以达到买透孙氏兄弟的心。可是，政治上如意算盘如此，而两个当事人却不同意。孙桐岗这时已有了挚爱的女友，并不同意和孔二小姐的婚姻。而孔二小姐也不同意，她得悉了这一阴谋，火冒三丈，非常愤怒。在这个婚姻快要订成的关口，她印了一些结婚喜帖，散发到上海中央银行及财政部统税局等机关，喜帖上印着：“李毓万之长女李淑媛和孙桐岗于×月×日在威海卫路×号李宅举行结婚典礼，敬请第光临！”
李毓万看到了这样的喜帖，弄得啼笑皆非，连忙多方派人将喜帖收回。事后当然晓得是由于孔二小姐的恶作剧，不但孙、孔的婚姻未有撮合成功，李毓万本人也恼羞成怒，向孔请辞财政部参事职务，几个月未到部办公。
李汉章和孙桐萱被孔祥熙拉拢了去，韩内部的人都明白这个事实，虽不敢明眼道破，背后却议论纷纷。并且李汉章和孙桐萱之间，也互相猜疑，暗中互相攻击，青岛市市长沈鸿烈侦悉个中情况，非常为自己担心，恐怕万一韩的山东地盘被孔祥熙搞垮了，自己又要另找靠山，他本人和韩已成莫逆之交，言听计从，但对孔和韩的部下两个握实力的师长又都不敢得罪。他便建议保荐一个鲁豫统税总局（设在青岛）局长，一方面讨好于韩，另一方面把财政部所委的总局长换成韩的另一亲信担任，这样就会和孙桐萱所掌握的两个分局在税收上发生矛盾，让他们自己互斗起来，韩也就慢慢地会知道孔祥熙要搞垮他的实力。沈的建议成功了，韩当即向财政部保荐驻京办事处处长唐襄任鲁豫统税总局局长，连河南的统税和许昌的烟叶均落到韩手里了。时过不久，果然内部互相斗起来了。
孙桐萱认为是唐襄在京活动、谋取鲁豫统税总局来侵害他的权利，因而孙和秘书长张绍堂密议搞垮唐襄，另保别人。正好唐襄接任后，出卖潍县、烟台分所所长及驻青岛、烟台、威海卫烟酒面粉厂、火柴厂等驻厂员缺，得了大批赃款，尚未向韩呈报，孙、张即向韩密报，说唐襄贪赃卖缺影响主席的名誉。韩当时颇为震怒，立即和张绍堂商议，电孔祥熙借词唐襄另有重要职务，推荐山东省政府参议柴春霖继任鲁豫统税局局长，并已嘱柴即刻赴青岛先行到局候令接事。弄得孔啼笑皆非，孔对韩的斗法，又失败了。
“山东独立”梦
韩多峰
1935年冬天，社会上有一个传说，说是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与日本人勾结，要搞“山东独立”。可是这个传说没有成为事实。究竟韩复榘有没有这个打算呢？有的。为什么没有成为事实呢？因为遇到了阻力。
还在1935年2月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要掠夺胶济线上一处矿藏（据说是一种轻金属），曾由日本驻济南领事西田向韩提出一个由日方开采这个矿的合同，要韩签字，被韩拒绝。接着就有一个名叫花谷的驻济南武官，由青岛和日本东京约来两个年轻貌美的歌妓，安置在济南商埠升平街路北一家日本妓馆里，在一天的晚间秘密请韩到那里吃酒，想用“美人计”的圈套诱韩在合同上签字。韩乘汽车到了妓馆之后，仅留下一名随从副官，其余的人连同汽车都打发回去，并说没有电话不准来接。时已夜半，回来的随从们还在省政府等候电话。省政府承启官焦子龙料到日本人不怀好意，深恐韩在妓馆有什么意外，因此很是着急，就找我说明此事，请我想个办法。我同焦到了承启处，在此等候的两名随从副官仍未接到派车去接的电话。我说：“到了这个时候，你们怎么还不去接呢？”韩的随从副官杨树森说：“没有命令叫接，谁敢去呢？”我说：“由你们保护的主席丢在日本人那里不管，如果出了意外，你们该有多大罪过啊！”杨又说：“我们是不敢违背命令的，还得请顾问帮忙想个办法。”我说：“帮你们把主席接回来是可以的，可是你们得听我的话。我带你们到那里见到主席，我说‘主席喝醉了，赶快搀扶着主席回去休息吧’。即便没有醉，你们也得照着我的话把他架回来。”他们同意了我这个办法，于是一齐乘车到了这家妓馆，我们看到门灯上有“御料理”三个大字。进院后，留下的那个随从指给我韩等人吃酒的那个屋子，我进屋看见韩靠着垫背仰卧在一张炕桌的一头，有两个妖艳的日本歌妓在他的侧后身，一边一个伺候着他，有一个还用手按摩韩的胸部，韩醉眼蒙眬地对我说：“秀秀岩（秀岩是我的别号，韩说话口吃，所以这样呼我），你怎么也来啦？”我说：“你能来，我也能来呀。南京来了十万火急的电报，立等复电，不能喝酒了，快回去吧！”韩确实是醉了，还没有着急的样子，只说：“你看看我这个样子，怎么能回去呢。”我说：“醉了不要紧，副官们来，扶主席上车！”两个副官立即进屋把歌妓推开，把韩架起来就往外走，韩还连声地说：“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花谷等自不便拦阻，就这样把韩架回他的卧室。时间已经是两点半了。
在这以后，花谷时常到省政府主席办公室与韩秘密谈话，但是他们谈的究竟是什么问题，谁也摸不清楚。因为他们每次密谈的时候，只有韩的副官杨树森可以进入室内端茶拿烟，其他的人都不能擅入，所以韩与花谷的勾结一直是个猜不透的谜。后来我之所以能够知道一点其中的秘密，还是从杨树森口中透露出来的。他们原来是要搞什么“山东独立”的阴谋活动。
约在1935年11月上旬的一天，我因事到省政府承启处，适遇到承启官焦子龙打长途电话，说是韩主席召集五位师长即日来济开会。我问他主席召集师长开会有什么要事，焦说他不知道，杨树森可能知道一些。我发现焦子龙在说话的时候态度不很自然，好像有话不敢说的样子，我便立即去问杨树森（过去我当连长的时候，杨是我的新兵，为人诚实爽快）。杨说：“花谷一趟一趟地催促主席办一件事，可能是主席要跟师长们商量商量。”接着又附在我的耳边小声说：“花谷来见主席的时候，我听到花谷有催促主席宣布独立的话，我想师长们来济南开会和这事一定有关系。”最后他说：“请顾问千万不要跟外人谈。”我听罢杨的话，感到十分不安，深恐这五个师长当中，如果有一两人盲目地对韩的做法表示服从，其他几个师长也就不敢表示反对的意见了；即便有的人不同意韩的做法，如果不是坚决地拦阻，韩也会宣布独立的。我想到这里，又折回到承启处对焦子龙说：“师长们到齐了的时候先给我个电话，我好给他们洗尘。”
五位师长来到济南，还未与韩见面，就被我邀请到饮虎池。宴饮间，我问他们来济南有什么事，他们都答说不知，我即将日人花谷要韩宣布独立和韩已动摇的情形告知了他们，并说这件事关系国家存亡，请他们竭力劝阻，我还讲了服从治命、不服从乱命的故事；又说：如果不敢当面抗争，也要说此事关系太大，应请高级军政人员共同研究一番。我之所以敢于同他们这样说，是因为这五个师长之中有三个是我的旧部下，估计他们可能会接受我的意见的。后来听说，韩复榘在会议时提出了他的主张，孙桐萱说：“主席如果这样做，恐怕第三路的官兵跟着主席走的就不多了。”因为孙桐萱在五个师长当中资历较高，韩也听他的话，他既首先有了这样的表示，其余的四个师长也没有一个人表示赞成韩的主张，韩遂默然，独立之议就这样被打消了。
韩复榘答应宣布山东独立之后，花谷立即去天津向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报功，后因韩的独立久无声息，花谷不得不又于11月下旬偕同两个日本军官到济南催韩，并说天津如何好玩，企图诱韩前往，以便做进一步的胁迫。韩没有接受他这个邀请，花谷等三人遂乘飞机从鲁西黄河决口处之临濮集飞到连云港附近侦察一周又回到济南。适在这时，有以浅沼为首的日本经济考察团五人来济南考察，日本驻济领事西田设宴招待浅沼等人，并邀请山东省当局与这个考察团见面，韩复榘和军官教导团团长程希贤、韩的顾问葛金章，过之纲和我，济南市市长闻承烈、通晓日语的省府科长王守德、东鲁中学校长朱经古，以及东鲁中学的创办人日人丰田和新到的驻济武官石岛（这时花谷已调升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参谋）都出席了宴会，花谷等三人也同时被邀。我以为这次西田请客是日本驻屯军的授意，也可以说日本对山东的侵略是从多方面着手的。
韩复榘偕同我们到达领事馆时，浅沼等五人已先在场，接着花谷等三人下了飞机也赶到了。经西田为大家介绍之后，花谷就把韩领到屋内一个角落里去谈话，随由图囊里取出地图铺在一张小桌上指给韩看，边看边说。我坐的位置虽然离他们远些，但因我注意倾听他们的谈话，所以仍能听到一些。花谷所说大意是：黄河决口，河水泛滥，已将山东和南京隔开，如果通电独立，南京的军队也不易过来。这些话引起了我很大的注意，便凑到他们跟前说：“天气已冷，就要冻冰了。”他二人对我毫不理睬，可是谈话的声音更小了，我只得又回到原座位，他们的谈话就听不见了。过了一会儿，我看到他二人都面红耳赤，像是生气的样子，只听得韩说了一句声音较大的话：“你们连云港的事情也没有做到啊！”这时，主人西田请大家入座，并起立致辞，说一些中日亲善、中日提携的鬼话，韩也致了答词。接着花谷气愤愤地站起来说：“中日亲善，这是瞎说！”跟着又声色俱厉地说：“这是胡说（钟对韩说的亲善）！中日是不会亲善的；如果要想亲善，只用一个字就行，那就是‘打’！一‘打’就亲善了。甲午年中国打败了，庚子年中国打败了，中国光绪皇帝和西太后跑到西安，割地赔款，派留学生，可见只有打才能亲善，要知道中国人的性情是什么样的……”花谷在说话的时候，表现了极端狂妄的态度，并频频以拳击桌作响。这时，韩的面色十分难看。我想，这不仅是花谷对中国人的侮辱，更重要的是花谷暴露了他们二人勾结的秘密。在座的中国人都极为气愤，这场宴会遂不欢而散。
韩复榘与刘湘的秘密结合
刘熙众
韩复榘同蒋介石之间是有矛盾的，我也时常提醒韩，不能光是蛮干，应当从各方面寻求有实力的朋友，危急时可以互相支援，叫蒋介石对我们没办法。韩同意这个意见，所以在1930年当张学良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时候，韩就派我驻在北平，做与张学良联系的工作。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以后，我又建议韩应同宋哲元取得联系，当时我的想法是，韩和宋是在西北军共事多年的老朋友，而山东和河北又是邻省，如果他们结合在一起，确是顺理成章、十分自然的事情。韩曾先后派我和闻承烈多次去北平晤宋，宋也很以为然。韩与宋曾见过三次面（一次是在河北省的南宫县，一次是在津浦路的一个小车站，一次是在宋的原籍山东乐陵县）不过当时韩和宋都想当“老大”，谁也不能听谁的。因此韩、宋的结合，只是表面的，没有起什么作用。
我还建议韩同山西阎锡山也取得联系。为此我曾几次去山西见阎，但因1929年阎锡山去郑州的时候，韩曾有过扣阎的计划，所以阎不愿再同韩合作。
七七事变发生以后，局势日趋紧张，韩复榘在那些天里显得特别焦虑，几乎每天都召集左右亲信人员研究问题。我也常被韩叫去参加。当时参加的人员还有山东省府秘书长张绍堂、民政厅厅长李树春、财政厅厅长王向荣、省府委员张钺等人，不记得有参谋人员和带兵将领。谈话时，韩叫大家有什么说什么。在谈论中，虽然有些不同的主张，但对蒋介石不是真心抗战，可能借抗战之名，消灭杂牌军队，尤其是韩的第三路军，自必首当其冲，以及在保全实力的问题上，看法是一致的。另外，韩与日军虽有过勾搭，但是，鉴于宋哲元在华北与日军周旋的情况和后来的结果，认为这条路是走不得的。我在第一次谈话时，曾提出过，我们可否抽派两师人，支援二十九军抗战，我认为如此可以博得全国人民的赞扬。韩说：“你的勇气真不小，你不知道日本的飞机很厉害，如果打不好怎么办？”我说：“打不好，就打游击嘛！”在座的有人说：“我们的力量不便分散，还是研究整个第三路以后怎么办吧！”当时也都知道韩与宋哲元的关系并不融洽，韩是不会那么办的。李树春提议，将来是否可以撤往沂蒙山区专打游击。因为中原大战时，韩部退到胶东，在无路可走的时候，韩曾一度主张上沂蒙山。大家说，今天的情况是抗日战争，与当年打内战不同，这么多的队伍，给养补充一断，就很难持久。韩也不同意进山打游击的说法。张钺是负责与南京政府联系的，他说：“将来的情况如何变化，现在还不知道。全面抗战，都是在‘中央’指挥之下，现在仍应与南京保持正常关系。另一方面，要多方联系杂牌军队，力求自保为上，主要在随机应变，不可把问题看得太死。”张是综合了大家的意见才这样说的。另外，在韩的言谈之中，也可以看出他的心事。他当过河南主席，队伍也在河南驻过，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悉。南阳一带有个彭锡田（字雨亭，曾当过张之洞的秘书长），在地方上搞村治，很有势力。韩到山东后，同他有过联系。韩认为豫西、陕南颇有回旋的余地，将来能退到那里，倒是一盘活棋。于是命张钺尽量奔走南京，请求设法允许向这方面转移，后来也曾得到何应钦的当面许可。经过大家这么一谈，他又想起了同各方面拉关系的问题，就指定由我做这件事。
韩既决定将来撤往豫西、陕南，就把四川的刘湘当作一个必须联系的对象。抗战前刘湘曾派过一个代表赵嶽松，通过青年党曾琦的介绍，与韩搭上了关系，以后常来常往，同我扯得也很熟。这时赵正在济南，我马上去找他，说明韩复榘认为彼此有进一步结合的必要，打算请他去趟四川。这对赵来说，自然是件求之不得的事。我遂将韩与蒋介石的关系、韩的部队将要撤往豫西、陕南的情况透露给赵。他非常高兴。我随即领着他去见韩，韩同他谈话以后，就写了封信交他带回四川。赵回来得很快，说刘湘闻之喜出望外，命他马上回来报告给韩，合作不成问题，希望即派代表前往协商合作办法。于是韩派柴春霖前往，联系非常顺利。接着，刘湘又派代表张再来到济南，会商协作办法。张走后，郭春涛亦接踵而来。郭曾当过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政治部部长，与西北军各将领均很熟识。当时他是汪精卫派往四川活动的，因为他与西北军有关系，刘才请他来的。韩也利用他与刘联系。因此他到韩这里算是刘的代表，到刘那里也可以算是韩的代表。当刘湘到南京以后，刘的部队被调出川参加抗战的时候，郭往来于南京、济南之间总有七八次之多，有时住一两天，有时与韩见一面就走。经过往返磋商，韩、刘双方结合具体办法，遂臻成熟。大体内容有以下四点：
1.韩、刘两部共同协作保川“抗日”。
2.俟韩部撤至川鄂边区，即完全听命刘的指挥。
3.阻止其他军队退扰四川（包括蒋介石的嫡系）。
4.韩部的军需饷械由四川协济。
1937年冬，刘湘因旧病复发，到汉口就医。这时刘的川军已陆续出川。韩的部队也由济南撤至鲁西济宁一带，所有后方机构均撤往河南漯河、驻马店附近。我们的汽车兵团移住归德，将修理工厂和许多材料随同运赴豫西，另外有两个新兵旅也到达豫西各县。这时南京的国民政府已迁到武汉。
一天，韩找我说：“郭春涛由汉口来电，刘湘主席在汉治病，希望我们去个负责的人，看看他的病。我们的队伍越来越接近了，应当取得联系，你抽空去一趟吧！”我说：“汽车兵团初到归德，我打算先去看看。”韩说：“先去趟汉口吧，这件事很要紧。”于是我赶往汉口。别后先见到郭春涛，他说刘湘住在万国医院，蒋方已派有特务监视，见他不是很方便。我说：“我也姓刘，作为他家里人去看他如何？”郭说也行，但需先与刘的人说好。晚上郭回来说，已经讲好，作为他的族侄刘某，由四川来看他。过了一天，由刘的人带着去医院。我买了些高丽参等补药带着去的，一见面刘说：“你来啦！家里人全好吧？”我已会意，看见当时有个女护士出出进进的，有时停在病房不走，估计是监视刘的特务。她在病房时，我故意谈些家乡和路上的情况。待她出去，才小声述说韩派我来看望刘的意思，将韩部的情况和打算，简单地告诉他。刘也小声说：“你来得很好，回去对向方兄说，谢谢他对我的关心，我的病已大见好，不久就会痊愈，请勿挂念。也请他保重，今后我们不分彼此，团结一致，其他的事请你同跟我来的人详谈，这里说话不方便。”谈了不久，我即辞出。见过刘以后，我又与郭春涛同随刘来的人会面，谈了些双方部队的情况，约定以后联系的办法，就返回山东了。
我将与刘见面的详细经过，一一向韩复榘报告。主要问题是，他们的队伍已陆续出川到达前方，刘希望我们去个知悉部队行动情况的人，谈谈最近的情况，以便切取联系。因为郭春涛和汉口办事处处长王恺如对近来我们部队的情况，全都不很清楚。现在刘的队伍，已有一军到达徐州附近，另外一军到达宜昌、沙市，均应指定专人直接联系。韩听我汇报之后，他说好极了，除叫秘书拟电向刘致谢以外，并叫我与参谋处研究与川军前方部队的联系方法。
这就是韩复榘与刘湘秘密结合的经过情况。
后来，听说韩、刘联系的全部情况，均已为蒋介石所掌握，彼此往来的密电，也均被蒋翻译出来了。这就种下了蒋杀韩的恶因。我做事也过于粗心大意，韩死后蒋介石要逮捕我，也是有原因的。
（吴锡祺 笔记）
刘韩关系之窥探
范绍增
我原来是刘湘部下四个师长之一。我师有四个旅，是人数较多、装备最好的一个师。另外是刘湘自兼一个和王缵绪、唐式遵两个师。1937年，何应钦去四川整军，由于我不是刘的嫡系，刘湘就借机把我的军队改编，免去我的师长，名义上升为副军长，但又不准到职。刘手下的一些亲信，常当面冷言冷语地说我是“伪中央（指蒋介石）的汉奸”。当时我对刘湘十分痛恨，常怀借机报复之心。
1937年年底，刘湘因胃溃疡病复发，由南京到汉口治病，住在万国医院。当时我也在汉口。戴笠想利用我和刘湘之间的矛盾，他亲自找我，和我商量如何监视刘湘的问题。并对我说，他掌握刘湘、韩复榘之间经常有电报来往，就是译不出来，叫我设法监视刘湘的行动。我由于同刘湘的旧怨，也欣然同意。由戴笠负责在万国医院刘湘病房旁边搞了一个房间，我每天去两三次不等。每当刘湘会客的时候，我都在这个房间里，看都是哪些人和刘湘接谈。有一天，戴笠对我说韩复榘派的代表来了，叫我注意，问我见到没有。我说看到一个不认识的人，是什么什么样的面孔。他说那就是韩的代表。我为了更好地监视他，还特别用跳舞等手段收买了护理刘湘的一个女护士。这个护士也向我报告了刘湘的一些情况。后来，这个护士和刘湘发生了关系，刘送了她一些钱，并答应送她到美国留学，于是这个护士就不向我报告刘湘的情况了。
刘湘在医院中，胃病逐渐好转，曾打算回川，叫他的飞机从四川来汉口接他回去。戴笠叫他的特务们破坏刘湘的飞机，以致飞到中途爆炸，回川之事只得作罢。
1938年1月，有一天我的旧部团长潘寅久从前线回来，他和刘湘的参谋处长徐某（忘其名）是旧交。潘去看徐时，从桌子上看到徐正写一个命令给王缵绪，叫王“带两师人到宜昌、沙市一带，与韩复榘去襄樊的队伍切取联络”。徐发现潘寅久看这个命令，就马上把稿子盖起来，并说：“我在写一封家信。”
潘寅久把这个电报的内容告诉了我。我听到后就去中国银行见孔祥熙（当时我和孔以及孔子女都很熟，经常到他家去），孔留我吃便饭。我问孔：“听说韩复榘的军队就要开到襄樊去吗？”孔说：“没有呀！你怎么知道？”我把潘寅久看到的命令内容告诉他。孔祥熙很快过江到武昌去找蒋介石。晚上，孔祥熙四处派人找我，找到后问我：“你说的那个命令确实看清没有？”我为慎重起见又找到潘寅久，问他是否真正看清了。潘对我说：“确实看清了。”并表示愿以自己的脑袋担保。我又把潘的话告诉了孔祥熙。我事后又听说，由于得知了这封电报的内容，就把刘湘、韩复榘来往电报密码译出来了。
韩复榘被扣后，何应钦到万国医院见刘湘，对刘说韩复榘已被扣。刘问为什么，何说：“他的部队要开到襄樊去。”刘知事已泄露，何走后十分钟，刘湘即大口吐血，昏迷不醒，三天以后死去。
谌峻岑被处死的经过
宋从颐 杜仁山
1952年，我们二人在济南市劳改队时，曾听亲受韩复榘面令直接指挥处死谌峻岑的刘耀庭（山东省政府特别侦探队队长）讲过谌被处死的经过，现述如下：
一、张苇村是国民党西山会议派胡汉民系，1930年经胡汉民介绍任山东省政府参议。同年夏初，山东省政府主席陈调元部第五十五师奉令调离山东。师长阮肇昌原兼任山东省党部委员，张悉阮离山东消息后，除请陈调元向中央党部保他继任省党委外，并请胡汉民经向陈果夫推荐，由此张获任山东省党部委员。就任后因权利之争与省党委CC分子李文斋、赵伟民等钩心斗角、互相倾轧。张为维护其权利地位，就投靠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借以与李、赵对抗。1932年秋，韩复榘为独霸山东，出兵驱逐驻在烟台一带的陆军第二十一师刘珍年，蒋介石获悉后极为震怒，决定派兵讨韩，韩深感处境不利，乃勾结张苇村以山东省党部名义电请中央并通电全国讨刘援韩。由于两广反对蒋介石出兵山东，蒋终于勉强应韩之请，将刘珍年调离山东。韩为酬答张在困境相助，特将刘珍年所遗省政府委员一缺保张继任，韩、张关系从此益形亲密。
二、张得韩的全力支持，遂掌握了省党部的全部职权。但省党部特务室主任谌峻岑因另有背景对张并不听命，张、谌矛盾极深。1935年年初，张苇村在济南进德会被刺殒命，韩复榘以为省党委李文斋、省党部特务室主任谌峻岑都有谋杀嫌疑。次日即将李、谌逮捕。经审查后李无可疑迹象予以释放，在谌的办公桌抽屉内查出原装书一册，书内挖有空洞，藏有全新手枪一支，枪口、弹道都有新放烟迹，枪弹规格与刺张子弹适相吻合。谌本有从南京带来保镖二人，在刺张当晚，由济南北关车站搭东去特别快车绕道青岛回南京。在省党部特务室度谌报中央机密档案中，除指控张苇村的劣迹外，多数是报告韩复榘的违法行为，韩阅后极为愤怒，非杀谌不足以解其恨。唯历经严刑审讯，谌对刺张案坚不承认。谌被捕后，陈果夫、陈立夫除以中央党部名义电韩将谌交法院依法讯办或送南京处理外，并电长期驻济的蒋介石的总参议蒋伯诚促韩放谌或解京法办，都遭韩拒绝。最后由何应钦出面要韩必须将谌解京讯办。韩见来势紧迫，无法推脱，乃面令他的特别侦探队队长刘耀庭负责将谌处死以资灭口。刘受命后就令他手下副官张步云用绳将谌勒死，并把尸体吊挂在室内，诿称谌畏罪自尽身死。韩除呈报南京有关方面外，并以上等衣棺装殓谌尸，命津浦路局济南站备专车一列载运谌尸送往浦口，并送谌家属奠金2万元。谌棺运到南京后，陈立夫、徐恩曾特为谌举行追悼会，称谌为“烈士”，以表示谌之为屈死。
一桩公案
谌小岑
谌峻岑，是我的胞弟。从张苇村案发生，峻岑被捕，到次年3月被勒死狱中以后，我为此案同几处有关方面有过多次接触。就我所了解的情况，不能证明峻岑同张案有任何关系，而是韩复榘别有用心，有计划地打击蒋介石集团派在山东的工作机构，特别是情报机构所制造的一桩公案。韩复榘对这案件的处理经过，可以说明当时的蒋介石“中央”和地方军阀关系的一个方面。
一、峻岑在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的职务是“调查室主任”，不是外间所说什么“行动队长”。就我所知，当时国民党的组织系统里面，并没有“行动队长”这样一个职名。“调查室”是蒋集团特务机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的直属机关，专司情报工作和防制所谓“异党”，特别是共产党的活动。
二、峻岑是1月9日和调查室全体工作人员连同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的一部分其他工作人员共20余人，在省党部韩复榘召集的一次会上被扣押起来的。在会上，韩复榘首先询问：“哪一个是调查室主任？”峻岑起来自承，当即首先被扣押。随后韩就搜查了调查室档案，查出了由张苇村和峻岑签名盖章送往南京的情报底稿。几天以后，韩将其他人员全部陆续释放，只拘留了峻岑一人。有人告诉我说，峻岑在一次审问中，承认了一切情报都由他个人负完全责任，调查室其他人员只不过是担任抄写收发的工作。张苇村是以“肃反专员”名义（这是当时中统局为了联系特务工作和党政各方关系的一种职位）联署的，不负实际责任。据说，有几次审问的重点几乎完全由张案移到了情报问题方面。
三、峻岑之死，是1936年3月14日宣布的，是被捕押后一年零两个多月的事情。报纸上根据韩复榘部下写的新闻稿，说是“畏罪自杀”。峻岑在韩复榘严刑拷问下尚且没有“屈打成招”，竟会在狱中“自杀”，真是奇闻。事后我的爱人李峙山到济南料理后事，在中统局派人协助下，请了律师和仵作来检验尸首，证明是用绳索勒死的，我曾见过那份伤单。
四、张苇村一直是韩复榘眼中的一颗钉子。张常自以为是“中央大员”，在某些方面表现十分骄横，而且贪财好色，同时又卑鄙无耻，向韩复榘献媚讨好，为的是想得到一名实缺厅长。韩复榘对于南京方面为什么对他在山东所干的许多不符合所谓“中央政令”的事知道得很多，感到奇怪。他同下属谈起来，有人告诉他：“省党部张苇村在向南京送情报。”韩复榘十分恼怒，他在一次同张苇村有所争论时，曾就送情报的事情提出责难，破口大骂。张苇村为了卸责，一方面也嫌峻岑送过关于他自己的情报而使他遭到南京的申斥，所以就在这当口告诉韩复榘，送情报的不是他，而是谌某。这是一种“泄密”性的“告密”，是中统局的一个负责人对我这样说的。
一位在山东省政府有较高地位的湖南同乡曾劝过峻岑，说韩对情报工作很注意，最好是辞掉“调查室主任”，早点离开济南。1934年秋天，峻岑曾特为辞职事到过一趟南京。峻岑辞职未获批准，中统局局长徐恩曾对他拍胸脯，表示“出了事情，中央一定负责”。他回到济南只有两三个月，就因张案被捕。据陈立夫对我说，蒋介石曾为峻岑被捕系狱事对当时山东民政厅长李树春讲过话。但韩复榘终于不肯买账，在1936年3月14日把峻岑勒死了。中统局对峻岑的后事，办得较为隆重（除了开追悼会和厚葬之外，还给了他的妻子5000元的抚恤费），原因也许就在这里。
以上情况说明，韩复榘之逮捕以至勒死峻岑，并不是因为“张苇村案”，而是因为蒋集团的情报特务工作激恼了韩复榘，韩借题发作的。
五、“苇村中学”并不是韩复榘办的，是张的家属就他生前办的一所中学改名的。韩复榘既要借张案来扫除蒋集团的特务机构，自然不表示反对。
在张案发生之初，因韩复榘大捕党务工作人员，我也曾经以为总有一些根据和线索，因为中统特务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后经多方查问，才发觉完全是无中生有。
事后，我曾同一个在济南同峻岑在调查室工作的人详谈过。他说，张案发生的晚上，调查室全体工作人员都在峻岑家吃饭，饭后一同去看评戏。他们直到第二天早上才知道张苇村被杀的事情，大家对应如何布置缉凶的事还商量了许久。韩复榘逮捕二十几个国民党党部工作人员，最后扣留峻岑一年有余，将他勒死，并未提出任何证件。我为写本文曾问过弟媳张佩文，说明张案已成历史陈迹，无所谓功过，征询她的看法。她回信所说的情况，同我25年前所听到的完全相同。她并说，在峻岑系狱大半年以后的一天，她去探监，还问过他究竟是否与张案有关，峻岑矢口否认，当时左右并无旁人。
然则张案凶手究竟是谁呢？是否是韩复榘自己干的呢？我没有任何证据来这样说。但我同曾在山东当了17年教育厅厅长和两年主席、同韩复榘共事多年的何思源谈过。他说，惯于借刀杀人的韩复榘，在布置张苇村案一事上，可说偿还了他扫除CC在山东势力的夙愿，达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
1938年2月，韩复榘被蒋介石逮捕枪毙。这件事是军统干的。1940年，我在重庆遇到一个军统特务徐某（湘潭人），他说他是参加韩案工作的一人，“替峻岑报了仇”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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