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取得中原大战的全面胜利，南京政府封奖有功之臣，韩复榘终于当上了山东省政府主席。

    他急于求治，改革旧行政，试办行政区；厉行剿匪、禁烟，整顿社会风化；颁发整顿吏治严令，规定公职人员统一服装。他自称韩青天，标榜“廉洁政府”，喜欢亲自审案，还常到各地“巡察”、“私访”。但是，剿匪往往误杀良民，审案常常草菅人命，山东人民怨声载道。

    民间还流传着不少韩复榘的政治笑话。

    我与韩复榘共事八年的经历和见闻

    何思源

    我与韩复榘共事多年，有一个时期甚至是相当亲密的。今把我的所见、所闻和所接触的一些情况如实地记录下来。

    一 我同韩复榘的斗争与合作

    我和韩共事八年，经过不少的明争暗斗，彼此间在几种事务上竟达到一定程度的谅解。我俩有时互相利用，有时彼此欺骗。我在山东教育界的势力，主要是在和韩复榘同事合作的八年中得到韩的支持，逐渐形成和巩固起来的。虽然前后曾经被查办四次，围攻三次，山东教育界却终于被我把持了20年。人们固然称韩复榘为山东军阀，但也有不少人骂我是山东学阀。

    1930年，我第一次看见韩复榘。那年5月10日，在中原大战的前夕，韩复榘军北调，陈调元军南开，蒋介石来济南，晚上在省府召开的一次军政会议上，向我们介绍韩复榘，并声明：以后山东军政事务由韩处理。此时，韩已经是“冀鲁豫剿匪总指挥”了，这显然表明将来是要派韩为山东省主席的。当时我想自己与韩素不相识，还是自爱些好。我就找个机会向蒋介石表示，愿辞去教育厅长，仍回中山大学去教书。

    我是1928年6月1日就任山东省教育厅长的。那时在“五三”惨案之后，日军还占据山东省会济南和胶济铁路，省政府暂设在泰安县城。一年以后，日本撤兵，省府才迁入济南。

    自1928年6月到1930年5月，前后不过23个月，可是在这短短期间我已经送往迎来过三个主席了（石敬亭、孙良诚、陈调元）。我本来是个读书人，在北京大学四年学哲学，在美国三年学过天文学，在德国三年、法国两年又改学经济学；回国后在中山大学教过两年书，因此我也有些书呆子气，却又生性好动，说话往往不善文饰，冲口顶人。初到官场，本来就有些“水土不服”。主席上司这样换来换去，更使我难以招架。况且“一朝天子一朝臣”，每换一个主席，就来一批新人，上自委员、厅长，下至护兵、马弁，往往都不认识。所以每次我都要打起精神，了解上，熟悉下，忍气吞声地四面磕头。到了1930年5月，蒋介石来济南召集我们介绍韩复榘的时候，我在官场虽然还不习惯，却已经感到有些厌倦了。蒋不允我辞职，并说山东方面将来还有许多事要做，需要我留在山东。中原大战后，到了1930年9月，省府改组，韩复榘正式接任山东省主席时，所有旧省府委员和厅长都更换了，我却依然没有动。这样，我就搭上了韩的班子，成为“四朝元老”了。韩复榘是山东省第四任主席，以后经过第五任沈鸿烈，第六任牟中珩，第七任才落到我身上。

    在韩复榘主持的山东省政府里，委员、厅长都是从河南原班带来的。李树春任民政厅厅长，王向荣任财政厅厅长，张鸿烈任建设厅厅长，王芳亭任工商厅厅长（以后王辞职，工商厅就撤销了），张绍堂当秘书长。韩本来向蒋介石保他的参谋长张钺为教育厅厅长，已经对他的部下说过。国民党中央政府不准，只发表张为省府委员。这大出韩复榘的意料。一个“威震华北”（韩任主席时，相面者恭维他的话）独揽军政大权的土皇帝，居然换不动一个厅长，韩复榘当然很不高兴。当时对我虽然未有拒绝、排斥的语言，但态度上颇为冷淡。我知道内情，也常常局促不安。最令人难堪的是，韩的部下中那些趋炎附势的人，他们看着韩复榘的眼色行事，往往变本加厉地设法压制我、排斥我，千方百计地陷害我。他们拼命力争的是一个我所不愿干的教育厅厅长。其中鼓动最力的是秘书长张绍堂、财政厅厅长王向荣、省府委员张钺和几个处长。因此在韩复榘主鲁的最初一段时间中，我处于四面楚歌之中，天天如坐针毡。不久，我也想争一口气，打起精神，拼命周旋，我本来是可进可退的，可是事到如今，只有挣扎前进，保卫一个我所不愿干的教育厅厅长。

    他们对我第一个打击，是缩减教育经费。这一炮，他们就打错了，打的不是我，而是全省多少万教员和百余万学生，间接也打到全国教育界人士的身上，这就给我一个借题做文章的好机会。

    韩的省政府成立不久，就开各厅处预算审查委员会。预算中收入不敷支出，相差几十万元。财政厅厅长王向荣和秘书长张绍堂领头提议削减教育经费，使收支相符。当时全体赞成，我坚决反对，两下争执甚为激烈。最后，他们拿军队威吓我。他们说，不减少教育经费，就得减少军队协款。换句话说，不减教育经费就是反对韩复榘。

    我知道这完全是对付我的一种骗局，财政厅故意把收入估计低，使收支不符。我愤而去找韩复榘，向他直说，并表示不只本年度教育经费不能减少，以后每年还需要增加，因为今后要开办新学校，增加新班次，经费必须每年相应增加。我的话说到激昂处，说出：“这不是我个人的事，事关后代青年。主席要我干，就得这样，不叫我干，我就走路。”

    本来我是拼出来干的，如果触怒了韩复榘，就此散伙，我也可以得到下台的好理由。这也跟下棋一样，我这一“将军”，使韩复榘无法躲闪，结果他表示决不减少教育经费，以后每年还得增加。最后，他站起来说：“决不欠你的教育经费，你放心吧！”

    这是我和韩复榘初次接触，也是彼此间的初步认识和了解。以后在我和韩复榘同事的八年中，除原有学校大大增加班次外，还添设了一处医学专科学校，一处高中，八个乡村师范，几处初中和职业学校。此外，我还扩充了省立剧院（用费等于两个后期师范），筹备国立山东大学。国立山东大学名为国立，其实经费几乎完全由山东省支给。因此，教育经费每年增加，到了1935年，为普及义务教育，又大大地增加了一笔经费。山东省库从来没有欠过教育经费，韩复榘履行了他的诺言。

    韩的部下见削减教育经费之计不成，又生一计。1931年春，教育厅第一科科长王延衡家中有一亲戚自缢身死，留有遗书。韩复榘的军法处硬说是王延衡害死的，遗书是王假造。军法处派人到教育厅，当着我的面逮捕了王。韩审问后把王押在军法处。王家属向法院控告，几天后才移交法院。军法处处长魏汉章向法院代传韩的意图，要判王以死刑，并追问和我的关系。山东高等法院院长吴贞缵、济南地方法院院长胡绩都是韩从河南带来的，他们不敢不服从韩。但是又必须先定王的死罪，然后才能追到我身上，而此案中王实无罪，无法下判。一时王案闹得轰动全国。王延衡是英国留学生，他也有许多朋友，都为王抱不平。全国司法界也认为这事关系司法独立，纷纷抗议。山东高等法院秘密对王延衡的眷属说，在济南无法开脱，韩的压力太大（事实上不是韩的压力，而是军法处的压力），法院只好胡乱宣判王死刑，要王的眷属先到南京最高法院上告，要求转移管辖。并说，他们和南京商议过，准能办到，一定能改判。

    果然南京最高法院准了，命令山东高等法院把王案移交江苏高等法院。法院得到命令后，即连夜秘密把王延衡送上火车。次日，韩的军法处得知急速派人到车站截留时，火车已经开出山东辖界，王延衡终于脱了虎口。不久，江苏高等法院公开审讯，即据实宣判王延衡无罪。

    这次他们是破釜沉舟不顾一切地蛮干，但他们又失败了，阴谋也暴露了。当时此案轰动一时，全国皆知，山东法院服从军阀到了无耻的程度，受到全国的责骂。韩复榘脸上也感到大大无光，在山东间第一个重要案子就丢了丑。以后，从民政厅厅长李树春处得知，这件事是韩复榘受部下的蒙蔽和利用，张绍堂、张钺、王向荣、魏汉章等利用韩喜欢问案的特点，借此倒我，并非韩的本意。因此韩知道内幕情况后，自觉不好意思，对我反有点歉意。

    韩复榘部下向我进攻的最后一次，也是他们领略教训、开始转变的一次。

    一天，济南女一中学生植树回来，结队在商埠行走，当时一军务处处长坐汽车从队中冲过，轧伤女学生数人。我听说后大怒，在省府大发牢骚。说：这样无法无天，济南街上就不敢行人了；并声称主席回来，我们也要告状（此时，韩复榘出外视察未归）。他们害怕了，真怕我也领着学生来告状，就先发制人。这次是大联合、大举动，财政厅厅长王向荣、秘书长张绍堂，后面跟着民政厅厅长李树春和许多处长，正式见韩，要求撤掉我这个教育厅厅长，换上张钺。事后李树春告诉我，他是不得已跟在后面的。他说：“他们说话都没用，这两年主席对你有相当认识。”刘熙众对我说，当时韩复榘曾问过他和闻承烈：“他们反对何厅长，你们看怎样？”刘回答：“看谁是好人。”韩说：“何是好人，直爽人。”不打不成交，自此以后，他们渐渐由反对而结交，有些地方还仰仗我来说话。

    听说他们那次见韩以后，碰了个大钉子。韩说，省政府只有何某一个人是山东人，又是读书人，我们还不能容他，不要越做越小，那样，非垮台不可。以后韩复榘引用青年党，信任乡建派，再没有敢说话的了。

    二 韩复榘与南京方面的矛盾

    我在山东当教育厅厅长，既是国民党党员，又兼省党部委员。有一段时间还兼宣传部部长。可是，在陈调元时代及韩复榘主鲁的初期，国民党山东省党部负责人是CC分子刘涟猗。刘是二陈的亲信，在陈调元时代就横行霸道，无恶不作，人人痛恨。刘涟猗曾一度被改组派分子开枪击伤，因此，二陈对他更加信任。我最恨刘之为人，我二人屡次冲突。又因为刘在南京有二陈为后台，在山东有陈调元为之撑腰，我受他凌辱不止一次。

    韩复榘到鲁后，情况就不一样了，他厌恶国民党的党棍子。韩既不想讨好二陈（韩不常谈二陈，有时提起来也带轻视之意），也不想借党部以自重。相反的，韩复榘希望和日本妥协，想压制国民党在山东的活动以讨好日本。这样，韩对刘涟猗更是厌恶。大约在1931年春天，韩赴鲁北视察，见国民党沾化县党部马委员是一个土棍，和刘涟猗一样，也是武断乡曲，无恶不作。韩不顾一切，就派人把马某秘密处死，迨国民党中央党部来电查询马某失踪事，韩复榘则说这是刘涟猗所为，向中央控告他；同时，说刘散布流言，攻击省府，把刘逮捕，省主席逮捕省党部负责人，那时是最大胆的“罪恶”行为，也可能是空前的。

    后来，刘涟猗被释放到南京，把愤恨都发泄在我身上。他不敢告韩，而去告我。刘又向各省散布传单，诬我在韩复榘前攻击党部，陷害“同志”。二陈大怒，就杀鸡叫猴看，于1931年12月撤销我的山东省党部委员。当时陈调元主皖，陈与刘合得来，刘涟猗被调往安徽。刘仍不死心，二陈还不息怒，复又由国民党浙江、安徽等省党部通电要求查办我，并要求撤去我的教育厅厅长职务。同时又纠合一些人到教育部请愿。结果，除行政院打电报给韩复榘询问外，教育部另派督学陈某来鲁调查。我和二陈的冲突到此达到了高峰。

    CC大张旗鼓地打击我，实际上矛头是针对着韩复榘，韩不是不知道的。韩复榘逮捕刘涟猗，正是在我和刘大冲突之后，即便韩不是帮助我，外人也认为是帮助我，至少在我和刘的冲突中，韩赞成我，不赞成刘。现在我受到围攻，韩复榘自觉有责任出来说话，我们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

    在这以前，我和二陈很少来往。陈立夫在留美同学中是晚辈，我当总政治部副主任的时候，陈立夫不过是总部的一个科长。那时，我不注意国民党的党务，也不留心二陈与蒋介石的关系，所以不知道这个总部“机要科科长”陈立夫在国民党内部的重要性。在诸CC中，和我关系最好的是张道藩，其次洪陆东、余井塘、洪兰友等也是朋友。1932年年初，查办电令到省后，我才第一次尝到CC棒击的滋味，也才知道二陈的厉害。

    韩复榘没有把“中央”来电原文叫我看，可是他却把他的复电草稿叫我看了。在回电中，韩表示甚为强硬，除对我多加称赞外，并借此大发牢骚，大骂那些不做事专害人的党棍。我有了韩复榘的这一保驾，当然无事，厅长的地位更稳固了。

    最重要的还是韩复榘弄清楚我不是CC，证实了我以前对他说的话，韩喜欢看到我和二陈决裂。其次，我借此也了解韩复榘对我的认识到了什么程度。如果在一年以前发生此事，韩复榘（至少他的部下中想干教育厅厅长的）一定落井下石，借此倒我。现在就不同了。韩拿回电叫我看，就是为了乘机把我二人的关系再拉近一步。

    大概就是在这个时期，韩复榘又取消各县预算中国民党县党部的经费，强迫摘下招牌，勒令停止活动。以后各县虽然恢复党部，但是有名无实，不准干涉政治，不得向外宣传。

    不久以后，二陈又派来张苇村，负责山东省党部。此外，又派一个中统特务谌峻岑为山东省党部调查统计室主任。张苇村比刘涟猗“高明”，他并不蛮干，却诡计多端，好下“暗手”。一年后，二陈又托蒋伯诚向韩复榘推荐张苇村为省府委员，想在政治方面插手。张苇村是一个狡猾的党棍子，谌峻岑是一个有经验的老特务，一个在内，一个在外，二人结合在一起，替CC在山东打天下。

    张苇村卑鄙无耻，又贪财好色，其作恶更甚于刘涟猗。他是一个阴谋狡猾的人，所以他从来不当面顶撞韩复榘，只是顺着韩说话，可是却刺探军政情况向二陈报告，或暗中挑拨离间，使人不和。

    自从青年党在山东承担的反共特别侦察队被取消后，国民党中央令各省成立“肃反委员会”，当然以韩复榘为主任，张苇村为副主任。张就乘机大举逮捕共产党，迫害进步人士。当时只要张说谁是共产党，谁就可以作为共产党被逮捕，已经到了人人自危的情况了。久而久之，韩复榘渐有所知，并感觉张是内奸。同时韩复榘正在注意肃清“中央”在山东埋伏的人员（在第二次接收在鲁中央各机关之后），即便邮电局和海关也改换了韩的人。1935年1月1日，在济南各界庆祝新年的时候，张苇村在进德会里被人打死，凶手逃脱。

    张苇村被刺时，韩复榘正在小纬二路打牌。有人说，“张委员和何厅长冲突得很厉害”。意思说，我可能有杀张的嫌疑。韩正色说：“何厅长，我知道他，不要乱说。”韩说这话时，李树春在旁看打牌，他听见，转告我的。

    韩复榘自有他的打算。张死一两日后的一天早晨，八九点，这是新年后我第一天赴教育厅办公，有人来告诉我：“不知出了什么事，手枪队、执法队把省党部包围了！”我心中一惊，即刻登后楼去看（教育厅设在旧贡院，省党部设在旧省议会，正在教育厅后面），就见执法队已经从省党部押出许多人来。这一下子，韩复榘就把所有省党部委员和几个重要科长、主任都关起来（有的关在公安局，有的押在军法处）。职员先释放了，委员多扣一天也被放出，只留下中统分子谌峻岑（韩最要肃清的人）。韩复榘的目的可能是一箭双雕，在狱中用尽百般严刑，要谌承认张苇村是他杀的。谌始终无口供。陈立夫派人，托人向韩交涉，韩也始终不理。谌峻岑在狱中待了七八个月。到了1935年8月底，我去曲阜参加祀孔，韩查水灾过兖州，在车站上我见韩复榘，他对我说：“你看！谌峻岑昨天在狱里上吊死了，中央对我们误会，如何是好？”我冲口说：“这很容易，叫齐鲁大学医院外国大夫验一验，真是自杀，与我们何干？”韩复榘哑口无言，我也自知说话不投机，就找了一个别的话题混了过去。当时，韩与二陈的冲突达到了高峰。这也是我所希望的。

    张苇村死后，有一天，我和韩复榘闲谈，说到张的为人，我就把张苇村借“肃反”为名，强奸女学生，迫死人命事尽情托出。我并说，如果张苇村现在没死，我说此事，可能有人猜我是挑拨，今张已死，无须打死老虎，但此事不得不弄明白。韩复榘默然久之，最后说他也知道。

    韩从何处得知此事，不必追究，但是张苇村死有余辜，韩的确是知道的。山东的“肃反工作”，自刘涟猗经青年党的特别侦谍队一直到张苇村的“肃反委员会”，在山东制造了不少悲剧，犯下滔天大罪。自张苇村死后，韩复榘在统治山东的末期，渐渐有所改变，不再积极反共了；相反地在韩的军官训练团中，在军队的政训处中（韩的军队本来没有政训处，到七七事变前不久才设立的），容纳了一些进步人士。我记得此时余心清就曾经担任过第三路军的政训处处长，齐燕铭等也参加。韩复榘有时对我们表示说：“还不如跟共产党合作。”无论这话是否出自韩复榘的真心，或者这话是由于一时的气愤，韩复榘的确说过这话，刘熙众等也听见过。实际上，韩复榘统治山东的末期，济南已经聚集了一些进步人士和一些共产党员。

    这里附带谈一谈我利用韩复榘与CC分子斗争和妥协的经过。我和张苇村的关系，一开始就不好。1934年年初，省党部改选时，我竞选省党部委员，又遭到张的排挤而失败。

    二陈既然对我采取决绝的手段，我对国民党中央也绝望了。当然我还要不顾一切地干下去。此时韩复榘对我比较信任，彼此谈话的机会增多了，谈话的范围也扩大了，我就肆无忌惮地鼓动韩复榘挟持“中央”，彻底肃清二陈等在山东的人员。

    韩主鲁的最初一两年，我只是为教育，对于他事不闻不问，开会也不多说话。我见韩部下一再排挤我，就感觉有必要向韩坦白表示。有一天，我郑重地对韩说：“我是山东人，在山东只是办教育，他事不问。主席知道，我在中央没有根，不是CC，不是蓝衣社，不属侍从室，不在黄埔，不在政校。在中央没有亲戚，也没有同乡。蒋委员长虽然认识我，但我决不能为讨好中央出卖朋友。我在本省做事，主席待我很好，我绝不能吃锅里的饭又向锅里拉屎。”但是，我又婉转表示，希望韩不要欠教育经费，不要同中央打仗，同日本只限于敷衍。以后，事实证明韩复榘是同意我说的三点意见的。举例来说，早在1932年5、6月间，因为刘珍年问题，传言蒋军要以两路围攻山东。刘峙自徐州向北攻，商震部自河北趋临清、东昌。这时，华北运动会在河南开封举行，我要带学生选手前往参加。动身前，我去见韩复榘，意在辞行，并没有想到刘珍年问题。可是，韩自动地对我说：“你放心去吧！我决不同中央打仗，中央军到泰安，我就走了。”我见韩自动谈胶东战事，就说：“这次我们坐票车去吧，不必开专车了。”韩有几列装甲车和几辆机车，我每次带学生出门，如赴青岛、天津、南京等处参加运动会或旅行露营，都是乘韩复榘派的专用火车，这次我怕有军事行动，专用车忙。韩回答说有车。我们仍是坐专车到开封去的。

    又如关于福建人民政府事件和西安事变，韩复榘都发过通电。因为都是21日发的，一般称为两个“马电”。两次“马电”都不利于蒋方。因此，就有人问韩说：“你发这电都同你的厅长们商议过吗？”用意是说厅长中不一定都赞成韩的“马电”。韩就联想到我，说：“何厅长，我知道他不问这事。”因此我认为和韩复榘相处很容易，向韩直攻是有效的，对他要爽快些，说话不要转弯抹角。韩复榘虽然好杀人，但他不是阴险人；有时我明知韩对我说的不是实话，但他是另有用意，不是故意骗我。

    这时，我看透了韩复榘的主要目的，他是希望能保存实力，在华北存在下去（他常说“在华北得算一份”），并没有大野心，能维持实力，固守山东地盘，不受蒋介石的暗算，就心满意足了。韩感到保存山东地盘，也就很不容易，既怕蒋介石釜底抽薪，拉拢韩的部下从内部瓦解他，又怕蒋介石布下圈套，使韩落入陷阱，韩还怕自己军政内部日趋腐化，他常常说要改革，不然就会垮台。韩请梁漱溟来山东办乡村建设时，就说：“我不会改革，请梁来替我们改革吧！”韩邀青年党来山东，最后又想和共产党合作，都是从他那旧的一套需要改革的心理出发的。

    至于敷衍日本，交结张学良，拉拢宋哲元，那都是一种手段。我深知韩复榘决不会投靠日本，也不会完全听日本摆布。韩是以对日本（包括日本人鼓动的华北五省自治活动）的模棱态度，来挟持蒋介石，使蒋重视他，不敢动摇他，他好在山东为所欲为。

    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本着我所认识的，尽量利用蒋、韩、日本在华北的微妙关系，乘机挑拨蒋与韩（也是韩与二陈）的关系，使蒋感到山东棘手，使二陈在山东无法插足，在这种夹缝中，我也希望保存我在教育界的实力，维持我的地盘。我无意长期依靠韩复榘，我希望在这夹缝中迫使蒋和二陈重视我，至少能出我一口气。

    有一天，我和韩闲谈，我就借着韩复榘的水也来兴风作浪，乘机说：“我是从中央来的，服从中央是我赞成的。但是我主张以山东做个整体来服从中央，不能让中央把山东拆得七零八落，各处布置人，使我们不得不服从，叫人牵着鼻子跪在蒋委员长面前。因此，我们要把脚下打扫清楚。”这就是说肃清蒋介石在山东埋伏下的人，使二陈在山东不能插足。这话适中韩复榘的下怀，也合乎我的利益。

    我又向韩献策，要把山东建成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系，把省府的经济和山东的国民经济结合在一块，摆脱中央的统治。具体做法是扩大民生银行（山东自办的银行）的业务，多出票子，在山东以民生银行的票子代替中央票，多用民生银行票放款，发展地方经济（指山东丝绸、烤烟、棉花等经济作物和一些可以出口的花边丝绦等），同时使山东离不开我们。我的主张可能行不通，但这话也是适合韩的利益的。这时国民党中央政府正在实行法币，取缔各省银行，不令发行纸币，各省都停止了，山东坚持发行，斗争正在激烈进行中。

    最后，我对韩说：“我们在山东所以能维持住，有些地方是在蒋介石与日本之间的夹缝中达到的。如果全靠近中央，日本见拉不住了，就可能在山东出事（可能在山东也来一个事变，和“九一八”一样）。如果全靠日本，也不应该，就要被全国所痛恨，那就要站不住。”我还大胆地说：“我们在山东的特殊地位，就怕中日打仗，一开战，我们的特殊地位就结束，那只有站在一边，站在自家人一边。”

    三 七七事变前后韩复榘的态度

    大约在1935年年底或1936年年初，我到南京开会，蒋介石适坐在我前一排，他随便问我几句关于山东的话，我就当场用铅笔写一个小条，作为签呈交蒋，说明山东情况，应先派沈鸿烈去见韩复榘。蒋接到小条后，回过来向我点点头，随即放在右边口袋里。当天晚上，我到沈鸿烈住处，观察动静，沈果然在整理行装，准备当晚回山东。

    我开完会后回济南，不久有人送来一件漆封的密信，说是由铁道交通队送来的委员长给我的信。信内却不是蒋介石签名，而是第三者口吻传达说，要我在山东影响韩复榘使韩倾向中央。信文很短（有人说这可能是蒋的手令，由侍从室或办公厅抄给的），可见当时蒋介石很关心华北问题，对韩不放心，故又来此信。

    这时，何应钦在北平已经同日本的华北驻军司令官梅津美治签订了所谓《何梅协定》，中央机关和中央军队纷纷从北平、天津撤退。河北省主席和平津两市长都被迫换人。曾扩情主持的军分会政训处，蒋孝先率领的宪兵第三团，以及河北省平津两市国民党党部，撤销的撤销，调回的调回。总之，国民党从华北总撤退。同时宋哲元与萧振瀛乘机搞华北特殊化，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把中央在华北的机关一扫而空，关税、盐税、铁路等收入都被截留。

    在这种情况下，韩复榘的举动就很重要了。如果韩向北倒就会扩大特殊化，和宋哲元勾结一起，真可能搞成华北五省三市的“自治”。如果韩复榘向南倒，倒向中央，不止可以阻止华北的恶化使不再扩大，也可能影响宋哲元等。

    当时在山东的人们也不齿宋哲元所为，更恨萧振瀛勾结日本。韩复榘本来就不赞成萧，那年萧为他的母亲做寿，请帖到来，韩就故意批“送挽联一副”，说：“死在眼前还做寿呢！”后来张自忠接任天津市市长后，赴日本参观回来，经青岛过济南。张走后，韩复榘对我们讽刺张，说他是“朝日归来”。

    以上就是当时大家公认的华北情况。在南京、在全国各地都以华北局势为谈论的主题，都感到忧虑。人们怨恨宋哲元，咒骂何应钦，反对《何梅协定》，怀疑“冀察政务委员会”。

    但是自从1930年9月韩复榘就任山东省主席以来，一直到1935年6月《何梅协定》签字时，山东所发生的一些变化，人们却很少知道，未引起大家的注意。

    韩复榘一到山东不久，就解散反日会，取缔反日宣传，活埋县党部负责人，逮捕国民党省党部负责人，停发县党部经费，取消县党部，一次再次截留中央税收并撤换所有中央人员，其他如杀张苇村，杀谌峻岑，再次大捕省党部委员等，哪一件不是合乎《何梅协定》的呢？韩复榘早就和日本有默契（因为成文的东西我没见过，只见韩复榘口头表示和执行情况）。他不声不响地提前执行了《何梅协定》中的要求。

    最重要的，也是最明显的，就是山东不驻中央军的默契。《何梅协定》签字后，在平津和河北省的中央军黄杰的第二师、关麟征的第二十五师都得撤退，即便东北军于学忠部五十一军也被迫撤离天津。但在山东没有驻中央军，不用撤退。此项要求不需要行动就可办到，所以没有引起问题，从而也未惹起大家的注意。早在《何梅协定》以前，韩复榘有一次在省府会议上轻描淡写地说：“日本不喜欢山东驻中央军。”此外在不同场合中，我不止一次地听见韩复榘说过“日本不让山东驻中央军”。七七事变以后，有一天省府例会，韩复榘到得特别晚，他来时，后边跟着参谋长刘书香和另外一个参谋。韩未坐下就说：“这样我可不能不让中央军进山东了！”此时，韩又留下一个小尾巴，他说：“但是，中央军过山东时，我们可以通知他们。”不久，中央军几个列车过济南北上，停在站上，我和大家一样也热烈地到津浦车站看国军北上抗日。韩就在联合办公时说：“通知日本领事馆，中央军过山东了。”接着好像开玩笑似的又说：“不通知，他们也会知道的，他们一定早就知道了。”

    以上这些事实就充分地证明，韩复榘早就和日本有一种类似《何梅协定》的默契。更重要的是，韩复榘在山东为了自己的利益，自动地提前实行《何梅协定》中的要求，给日本一种错觉，认为韩复榘听话，能合作，可以利用。日本的政策是拉拢韩复榘，要整个山东，抓住山东，不怕北平方面不就范。所以几年来，日本方面对山东没有零星要求，也没有惹是生非。1936年4月，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高桥大将来山东对韩说：“近来日中多事，独山东安静如恒，皆贵主席维持之力。”（日本方面公布的谈话原文）日本方面有时吃些小亏，他们也不说话，例如日本派人到各县卖毒品，有时被活埋，韩复榘也不怕日本抗议。

    日本军方出面和韩复榘来往交涉的，主要是驻济南武官花谷，他和韩往来很频繁。不知花谷怎样向日本军方面报功的，因此花谷被提升为大佐。花谷很为得意，认为山东方面的成绩超过北平。不久，花谷又被调升为日本天津驻屯军的参谋，山东方面又派一个石野中佐为武官。可是花谷仍时常往来。

    在韩复榘方面，和日本往来敷衍的是韩自己，有实职的委员、厅长、师长等从来不参加，只是偶尔参加正式宴会；韩时常向我们报告大概情况，那些顾问、参议只不过陪着玩玩吃饭而已。韩复榘找一个“不相干的”人做翻译，也可以说做“中间人”。韩与日本往来所表示的态度，商谈的具体事项，达到妥协的程度，只有翻译知道。这个翻译是朱经古。韩和日本人间的重要交涉大都通过朱经古（普通应酬则用省府人员翻译）。

    朱经古是鲁西单县人，是我的小同乡，在济南东鲁中学任校长，又是我的属下，朱是日本东京帝大毕业，资格很老，有些日本人相当尊重他（后来朱做了伪政权的山东教育厅厅长）。韩复榘和日本人往来的情况，我从他那里知道个大概。

    济南市市长闻承烈辞职后，韩派一个日本士官毕业的任小英继任，以后他也和朱经古一起参加勾结日本的活动。

    有人曾说：日本人要求“山东独立”，花谷和韩复榘把“山东独立”的问题决定了下来，后来韩怕不妥，请他的五个师长来商议，孙桐萱不赞成，就打消了。后问二十师师长孙桐萱，二十二师师长谷良民，七十四师师长李汉章，三个人全部否认，都说不知有“山东独立”之说，没有此事。所谓当时在场的济南市市长闻承烈也矢口否认。他们还说“华北五省自治”韩还不答应，哪里谈得到“山东独立”呢？

    在1936年5、6月间，有一次日本人在领事馆请韩商议某项问题。韩知道日本有所要求，就自己带上手枪，行前对他的部下说：“把15生的重迫击炮运来，我若几点不出来，你们就往里打。”他转过来对我们说：“这种迫击炮需要架在卡车上，打仗没有大用处。”韩这话是在联合办公时说的（联合办公除主席外，只有我们四五人），大概他有用意。后来听说刘参谋长果然从辛庄兵营把几门重迫击炮调来，曾围着日本领事馆转了几个圈，表示韩复榘有准备。

    韩复榘这次赴宴会没有发生事故，安全回来。事后，朱经古对我说，日本人要搞华北自治，要韩复榘参加，韩模棱未应，日本人不满意，借着酒醉来凌辱韩，他以身卫韩，并申斥日本人，没有出事，但此事还未了。

    1936年，山东各县开始扩充民团，训练民众，教育厅办理学生集中军训，在各县推行义务教育并集中训练中小学教员。这一切都是为抗日做准备，对此韩复榘是大力支持的。他还从军队里抽调军训干部，空出兵额作为训练民众的经费，最多时每师空出兵额达1000至1500人之数。我们各厅长也四出检阅民众训练成绩。1936年，我在商河县南一个集镇检阅民众军训，到场的就有一万余人。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韩复榘提倡在各机关和各重要人员家中准备防空避弹室。我家的防空室在院内已动工挖掘，本来计划在严冬地冻前完成，忽然发生了西安事变，大家都停止下来，可能认为无迫切需要了。西安事变后，大家又加紧准备。七七事变以前，我家的防空室已完全修好。

    韩复榘和日本的勾结与妥协有他自己的准则：合乎自己利益的就办，并且提前，赶快、自动地办，不合乎自己利益的，不合乎自己主张的，韩复榘也是不受日本人摆布的。

    有一天，省府联合办公后，大家正在吃饭，韩复榘忽然对我说：“仙槎，我有一件事想告诉你，但是又怕影响你的决心，吃饭后，我们一块谈谈。”我和韩复榘同事几年，他从没有欠教育经费，没有向教育厅介绍过一个人，也很少在教育问题上拿主张，即便有主张，也是采取建议的口吻。今天韩复榘说这话，我想他可能对教育厅有意见，我一时猜不透他要和我谈什么。

    饭后，在韩的办公室里，他拿出一本相当厚的小册子叫我看，并说：“你看看怎样对付他们？”原来是日本驻济领事西田耕一（或有野学）关于山东教育的抗议书。小册子是用日文打印的。其中详举那时山东各学校采用的教科书中有关反日和对日本不利的原文，并历述某次某次我对学生讲话中反日的言论。最奇怪的是，小册子中还附有1928年“五三”惨案后，山东省府在泰安时教育厅印发的关于日本的《学生问答手册》（那时我曾通令所有学校每天升旗后举行学生问答，使学生了解日本是什么样的国家，有多大面积、多少人口，以及历来日本侵略中国的野蛮行为，特别是“五三”惨案时在济南的大屠杀，以鼓起学生的反日爱国情绪）。当时我把这个抗议书看了一下，然后对韩说：“抗议书内容分三部分：一部分是关于学校课本的。我们用的课本都是中央审定的，我们自己没有编课本，关于这一点日本可以向中央交涉。第二部分是关于我的讲演词，内容都不对头，时间地点也不对，空口无凭，不能做证。第三部分关于《学生问答手册》事，这是有的，那是十年以前的事，日本确实在济南杀死了不少人，造成‘五三’惨案。我就是从尸体中爬出来的一个。如果日本不杀中国人，就没有此事，我们也不能无中生有地向学生乱说。这项责任在他们身上。”韩复榘很同意我的话，就说：“不要理他。但是你以后可以常常请他们吃吃饭，应付应付。”

    韩复榘对待日本所采取的办法是：“我在前边应付着日本，你们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至于我怎样应付，你们就不必问了。”韩复榘叫我看日本领事对我的抗议，又怕影响我的决心，他心中是有难言之隐的。韩从来没有向我们说过“中日亲善”的话。第三路军各兵营内没有禁止过反日言论。三路军唱的军歌仍是老西北军军歌，内中充满反帝精神。有一次三路军大点验，韩复榘托我代表他点验胶济路沿线博山、淄川、莱芜以及日照、诸城、莒县等处军队。点验完毕又检查训话，我见这几处军队训练得很好，反日情绪和其他国民党军队一样。

    自从知道韩复榘的态度后，我更是毫无顾虑了。西安事变后，我乘视察普及义务教育运动的机会，大讲将来可能发生的中日战争，讲怎样才能胜。我在各地前后共讲了45次，韩复榘并没有认为太激烈，他也不怕日本抗议了。

    大约是1937年2月，国民党开五届三中全会。一天晚上，蒋介石召我去，对我说：“你即刻回山东，代表我告诉韩复榘，他只要跟着我走，到哪里我就把哪里的军政权交给他。”蒋并且说，已经打电报通知韩了。我说：“韩复榘绝无问题，他也是爱国的。委座放心，我就去讲。”我回鲁后即去见韩。一进门韩就说：“我知道了，我决不能跟日本人搞在一块。”以后又着重地说：“这是你知道的，你放心。”

    这时，华北形势紧张，日本要蛮干下去，要使“五省自治运动”具体化。华北日本驻屯军司令官田代一方面在北平逼迫宋哲元，一方面派坂垣带参谋花谷坐飞机赴济南迎接韩复榘来北平开五省会议，推韩复榘为头子，要实行“华北五省三市自治”。大概日军认为韩复榘比宋哲元听话，山东又可以左右华北，所以要推出韩复榘来领导“华北自治”。

    韩复榘真到摊牌的时候了。他断然拒绝了日本人的要求，大大出乎坂垣和花谷意料。花谷本来认为，他和韩复榘交好甚厚，他是最知道韩复榘的，韩对“中日亲善”一向走在前边。今到具体实现的时候，韩居然明确拒绝，花谷大失所望，于是恼羞成怒，便拔出刀来要在韩复榘的面前剖腹自杀。大概这是以前花谷向他的上级报告，对韩有把握，现在无法下台的缘故。朱经古说，由于他拦阻及时未出事。以后花谷等愤然乘飞机走了。可是飞出不久，坂垣和花谷又折回来。据朱经古说，花谷回来先见他，表示和缓，不愿和韩复榘决裂。并说，以后和韩复榘仍然是朋友。朱劝他不必见韩复榘，朱可代达。

    就是在这事的前后，蒋介石叫我回鲁见韩的。大概蒋已知华北到了紧急关头，所以他又拿出许愿的老办法来。

    随后蒋介石叫韩到杭州去见他。韩复榘即令备好专车南行，这是1937年3月底或4月初的事，临行时，韩对我说：“这次南去，日本方面一定不高兴，但是事到如今，不能不得罪他们了。”

    韩复榘这次南行见蒋备受欢迎。浙江省主席朱家骅率领全城大小文武人员到站欢迎，另外还有宋子文、吴铁城、蒋伯诚等。听说，那时除了蒋介石个人未去车站外，其他要人都到了。蒋介石又怕韩复榘在路上、在杭州有危险（怕日本人刺杀韩），特别动员大批人员沿途保护，并从上海调密探200多人来杭保卫韩复榘的安全。韩回来对我说：“委员长怕有危险，不叫我去上海，所以未曾在上海玩。”

    韩复榘自杭州回省后不久，宋哲元为躲避日军的压迫，来山东乐陵县原籍暂住。大约5月20日，韩复榘与宋哲元在商河县会晤，韩回济说：“宋明轩真草包，在北平抵不住，躲到山东来。”

    七七事变后，日本对韩复榘仍不死心，还想设法引诱韩保守“中立”。韩复榘为表示决裂，限令日本领事馆人员及侨民即日撤走。日本武官石野来省府和韩复榘谈到深夜1点。最后韩说：“你们把我韩复榘当作汉奸看，那你们瞎了眼！明天你们不走，你们的安全，我就不负责了。”谈话到此，适七十四师师长李汉章来见（这时七十四师开始调青岛），李听见这话并见韩复榘怒容满面，就知道日本人的要求，使韩感到受侮辱了。第二天办公时，韩复榘对我们说：“日领事馆人员及侨民今早乘专车赴青岛回国去了。他们希望我们中立，真是异想天开！”

    四 韩复榘逃避抗战及其最后下场

    抗日战争开始后，韩复榘的第三路军扩充为第三集团军，韩由总指挥升为总司令兼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我们几个人去给韩道喜，称他为总司令。韩说：“总司令是大家的，以后有事大家商议。”

    上海战争后，冯玉祥来津浦路北段，担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令韩复榘拨两个师归冯指挥。韩派二十九师师长曹福林率八十一师展书堂部过河。韩军在河北一两个月与日军接触几次，始终没有进展，而韩与冯玉祥的摩擦却日见加深。韩对我们说：“冯先生是光着屁股推磨，转圈丢人。”意思是说冯玉祥到处失败。韩对冯玉祥在黄河北抗日，采取袖手旁观态度，许多人对韩不满。我本是主战的，但不了解军事布置和情况，而只是吵着“要打日本，要过河迎战”，韩始终不理。后来韩的军长孙桐萱（孙在韩的师长中资格最老，他的二十师抗战后改为十二军）也对韩说：“如果主席不去打，恐怕三路军官兵不同意，跟主席走的就不多了。”以后我问孙桐萱当时话是否这样说的。孙说：“虽然大意如此，但主席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哪个敢不跟着走呢？”

    大约在1937年11月间，韩复榘自己出马，亲率手枪旅和朱世勤的特务队过河迎战。大概冯玉祥率曹福林部在禹城挡正面，韩复榘率手枪旅（那时已换上步枪）打日本左翼。左翼日军已占据惠民，韩复榘到了济阳就遇见了敌人。手枪旅抵挡不住，退了下来。韩率贾本甲团不过百人在一个村庄被敌人包围，几乎被俘，后骑摩托车冲出。韩回济南后见我说：“打！打！几乎回不来。”这是韩最后一次和日军交战，以后他只有后退了。

    日军很快就迫近黄河北岸，并占据鹊山，向济南打炮，炮弹直落到商埠和车站上。不几天，日军又调来远程炮，越过城区打到千佛山下。韩复榘怕日本人渡河，过早地就把黄河大铁桥炸毁了，曹福林部有一旅（荣光兴旅）被截在河北，他们向西急行，绕到齐河渡口才过河退回。这时济南各机关纷纷撤退，显出一片混乱景象。韩复榘令省政府各机关和人员全体先行撤到宁阳县。我认为还不致如此紧急，不愿走，约李树春一同行动，韩同意我们二人留济。韩复榘又怕日军的远程炮，自己迁往千佛山上寺院里住。此后，中日两军隔河相峙，约一个月。

    在这一个多月内，日本飞机来过几次，只掉下两三枚炸弹，两次空投通信筒。日军投下的信，不过是一种虚张声势，威迫挑拨而已。韩复榘把日军投下的通信筒挂在他办公室里，让大家看。我想韩复榘这时与日本没有什么勾结了。如果真正通信，有许多办法秘密进行（城内汉奸很多），又何必这样从空中投下，叫全市都知道呢？此时山东人抗战情绪很高，我看有必要向韩复榘谈谈。两军隔河相峙，各行政机关已南移，每天无事，大有长谈机会。

    这时经过几次和韩谈话，我认为韩复榘向我说的话有些是真心的，也有些是假话。从根本上说韩复榘是从自私自利心出发，一切行动用意仍是保全实力，维持地盘，这我是知道的。我认为，现在是全面抗战，是民族战争，一切损失由中央补充，不必顾虑，况各省皆已出兵，四川军队和云南军队已到了徐州，何况我们山东呢？至于地盘问题更不必顾虑了。我说：“不是蒋委员长说过吗，以后退到哪里，他把哪里的军政权都给我们。”韩复榘大笑，认为我太天真了。韩说：“你真是拿个棒槌当针认，蒋的话你信以为真。你知道蒋什么时候跟日本妥协吗？我们就有几万人，这个家底牺牲完了，蒋忽然跟日本又来什么协定，华北就没有我们的份了。”我说：“全面抗战，全国都动员，蒋介石不能任意胡为。”韩说他有证据，即在全面抗战中，蒋介石也有先牺牲他的诡计，并说：“蒋叫我们在山东死守黄河，抵着日军，原说派重炮支持的，到快使用的时候忽然抽调走了。他们不守南京，却叫我们死守济南，叫我们用步枪跟日军拼吗？”（韩复榘的手枪旅在济阳吃过亏，就是因为无炮，韩忘不了这一点）韩又说：“不久前李宗仁来过，他说，将来济南如不能守，即向津浦路以东山区里退。南京不守，日军已打到蚌埠，你看这样不是置我们于死地，叫我们‘吃包子’吗？”李宗仁来济南时，和韩复榘商议将来第五战区作战计划，韩召集军、师长们一同商议。据军长孙桐萱说，李宗仁带来拟好的计划和地图，叫三路军退到沂蒙山区，使日本不敢急剧南进。韩就当面反对说：“南路日军快打到蚌埠了，北路日军若过济南，南北一挤，我军没有接济没有给养，岂不是把我们当包子吃了。”当时韩说话很难听，两下不欢而散。我问韩对于这次战争的看法，是不是全面战争，是不是民族战争？韩说这是全面的战争，并说打到底，中国一定能胜利。但是他又说：“我们要最后参战。”他的意思是把军队调到后方休息补充，并说已电中央请求向后方调了。（我心里想，三路军并不疲劳，根本没有大损失，韩说这些话谁能信呢？）韩并不隐瞒他的本意，他说：“我们有这么多人，到哪里都可自立；带着民生银行，到哪里都有花的有吃的。你也应当准备准备。”韩复榘的意思是，有几万人的军队，到哪里就在哪里做土皇帝。我怀疑这种办法能行得通，怕蒋不答应。韩说：“现在全面抗战，中央顾不得问我们。”很明显，七七事变以前，韩复榘钻了几年蒋介石与日本之间的缝子，很得意。现在韩又想钻全面抗战的缝子，可是没有钻过去。

    韩复榘说这话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把他的眷属和家私运往豫西了。军需物资也正在向南阳运送，鲁东、鲁北民团扩编的两个团以及韩认为可以做后备队的乡建派组织的民团8000多人，由专员孙廉泉（孙则让）率领已开到漯河（枪毙韩复榘的罪状中所谓搜缴民枪，即指此事而言）。李宗仁对此大为不满。战区截留未成，向蒋介石告韩，又未能制止；后又电韩叫他不要把后方放在第五战区范围以外，韩在李的电报上批上几句傲慢的话，说：“现在全面抗战，何分彼此。”秘书人员就照原批做复电拍出，使李宗仁大为恼火。

    1937年12月22日早5点，韩复榘来电话叫我即刻来省府。韩对我和李树春说：“夜里日军已经从济阳门台子过了黄河，二十二师谷良民部已退到周村，你们该走了吧！”这时，韩早已令原迁移到宁阳县的省政府人员再退到鲁西曹县，我和李树春也只得各乘汽车直去曹县。

    韩复榘本人留下十二军孙桐萱留守断后，并放火烧掉省府、日本领事馆和济南市重要建筑物，他本人同蒋伯诚也离开了济南。

    提起蒋伯诚来，山东人都知道。人们认为他和韩复榘交往甚厚，所以代表蒋介石来山东解决一切问题。大家都以为山东有事蒋伯诚就来济南，却不知蒋伯诚来济南，山东就出事；人们认为蒋伯诚能左右韩，所以来济南就能替中央解决问题，但人们并不知道，韩复榘利用蒋伯诚制造空气，使蒋伯诚替他向中央反映问题。韩有时故意装模作样让蒋怕诚看，以便由他向中央转陈利害。有一次，我见韩谈某事，韩事后说：“不是蒋伯诚在这里吗，向他表示厉害点，他会代达的。”

    李宗仁来电要韩复榘守泰安，韩回电说：“南京不守，何守泰安。”蒋介石曾打来十万火急电令，令韩不得放弃济南，而韩已到了泰安。蒋又急电死守泰安，韩已到达济宁了。蒋伯诚在火车上还大睡，醒来认为到了泰安，谁知火车已停在济宁车站。蒋问韩：“不是说我们住泰安吗？”韩答：“已到济宁，还说什么泰安呢？”

    自放弃济南后，我就没有再见过韩复榘，只是彼此打过几次电话。

    1938年1月7日，李宗仁在徐州召集第五战区的军政会议，江苏主席韩德勤、安徽主席李品仙都到了。韩复榘不去，却由巨野打电话给我，叫我代表他去徐州开会。李宗仁见韩不到，大为不快。会后李宗仁对我说：“委员长就要到开封，你快回去，务要叫韩复榘去见委员长。”

    1938年1月11日，韩复榘在开封见蒋介石，当场被扣，蒋召见我，开口先问：“韩复榘扣留你多少教育经费”、“韩复榘是怎样卖鸦片烟的”等一些有关韩复榘罪状的问题，我说：“韩复榘从未欠过教育经费，也并不卖鸦片。”正谈话间，有一个副官来请示对山东省财政厅厅长王向荣的处置，蒋令把王扣押起来。我又不知高低地插嘴说：“我和王向荣同住一块，我想王是不会逃跑的，似乎不必扣押。”（后来由刘峙处派来两个便衣监视王）我又说：“委员长派我在山东已经十年了，事没做好，最好换个人。”蒋说：“没有什么。韩复榘不听命令，他负责。以后山东还需要你留下。”

    1938年夏，国民党在汉口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我遇见何应钦，谈起韩复榘被枪毙事。何说，韩复榘被枪毙，主要是因为他不听命令，擅自撤退，影响军心。何又说：“韩太刚愎自用，特别是得罪了李宗仁。李宗仁告韩不听命令，主要是因为两个电报：一个是‘全面抗战，何分彼此’；第二个是‘南京不守，何守泰安’。”我认为何应钦的话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治鲁政闻

    张希由

    韩复榘叛冯投蒋后，当上了山东省主席，统治山东达七八年之久，他控制着张鸿烈、何思源等留学生；聘梁漱溟在山东搞乡村建设；他自称韩青天，在山东出了很多花样。

    各厅厅长

    韩复榘的政府设在济南珍珠泉大院内，他的秘书长是张绍堂。下面分设四个厅，民政厅设在布政司街，财政厅设在学院街，建设厅设在运署街，教育厅设在贡院墙根。

    秘书长张绍堂是跟韩复榘当司书提起来的，他是韩的亲信。张绍堂是个上谄下骄、善于阿谀奉承的小人，是助纣为虐的凶手。他帮助韩复榘作恶，出了很多坏主意，他自己作恶更大。他不但平时对韩复榘唯恭唯谨、百般奉承，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下，也给韩复榘拍马捧场。有一次，韩复榘在朝会上对一千多公务员讲话，他大捧关羽，说《三国演义》中关公最好，他最佩服关公。韩复榘下台后，张绍堂接着上台讲话。他说：“刚才主席说三国上关公最好，你们说除了关公以外，第二个最好的人是谁？”别人没有答复，他自己接着又说了：“我看第二个最好的人是周仓，周仓忠于关公，能为关公死，今天在场的哪个能为主席死？我张绍堂就能为主席死。”韩复榘在一旁乐得眼都睁不开了！在下面听的人都感到头皮发麻，暗中骂他们不知耻。抗战后韩复榘被杀，张绍堂携带大批赃款逃往天津租界做寓公，日本人为敲他的钱，把他害死了（受电刑后得病）。张绍堂会奉承，也会作威作福，他得到韩的信任以后，大权在握，山东省政府的政令，几乎由他一人包办。本来各县县长应归民政厅管理的，但当时山东各县县长的委派和撤换，大都操于张绍堂之手，而李树春的民政厅却成了公文呈转的收发室。张大肆贪污，当时的县长没有一个不给他行贿送钱，所谓“贿赂公行”是一点不假。除了上任时要钱，平时遇节送礼也要钱，点心盒子、纸烟筒里，都装着钞票。有一次，张绍堂招待客人，勤务兵不小心，拿了一筒“炮台烟”让客人吸，打开一看都是钞票，成了公务员中谈话的资料。张绍堂向县长要钱，还有个鬼办法：每发表一个新县长，如到任两个月不送钱，他就打电话问这位县长：“你怎么还没写工作报告来呢？”明白他这个道道的，知道是催钱来了，就答复他：“我正准备写了送去。”这样赶快把款送去没事。不明白他这一手的小雏，要真答复他：“我早报告了。”他就会在电话上生气地说：“我怎么还没看见啊？”这样一来，这个县长就要倒霉了！另外，县长送了钱，又不能向他要收条，也不能当面问他，怎么知道他收到没收到呢？张绍堂也有个鬼办法，他预先准备了一些控告县长的信，当送过钱的县长去看他时，他把信拿出来叫这位县长看看，并对他说：“哪里有这事呀？这是诬告，不要管它，好好地干。”当场把这信一撕，就表示送来的钱已收到了。据当时一个给张绍堂管钱的人透露，张绍堂贪污的赃款，有五六百万元之多，专门派他的外甥孟子明，给他往天津送款存款。

    民政厅厅长李树春在韩叛冯时，是韩复榘的参谋长，他是保定军校毕业的，是袁世凯训练出来的军事人员，借着保定军官学校的关系，对外联络颇多，在军阀混战中能做翻云覆雨的投机工作。他原来不是西北军的老人，是直奉战争中从李景林的部队里俘虏过来的，一变而成韩复榘的参谋长，并且韩对他很礼貌。民政厅在省政府中是个最重要的厅，因为它管着全省县长的任免、外迁、调补大权。并且他兼着山东省行政人员训练所的所长，训练各县的区长，这样一来各县的区长都成了他的学生，他不但管着县长，而且一直抓到区长了。那些县官虽然受着张绍堂的控制，都得向张绍堂行贿，但李树春究竟是主管厅长，也不敢越过他那个大门，行贿时有张绍堂一份，也不能不送李树春一份。不过他不像张绍堂那么显眼，表面装出一副正派面孔，见人说套官话。

    财政厅厅长王向荣是韩复榘的表弟，一向是给韩当军需管财务的，吃着民脂民膏，养得肥头大脑。据说这个人做事还踏实，因他与韩有亲戚关系，既用不着像张绍堂那样丢丑，也用不着像李树春那样作假。他是一心一意替韩复榘管钱置钱，他相信韩，韩也相信他。他虽不是财经内行人，但他却能遵行财政收支制度。陈调元主鲁时有个厅长袁家普，为整理山东财政制定了一些财经制度，王向荣实行了这些制度，他曾对外人说他是“萧规曹随”。韩复榘主鲁期间，山东得到一个短期的安定，那时的捐税比较张宗昌时期轻一些，也有秩序一些。再加一连得到几年丰收，粮价很贱，人民生活自然容易一些。王向荣执行财政制度，不是为了人民，而是为了更便于集中搜刮民财。他是只许韩的省政府大刮，不许地方零刮。他尽量提高地丁正税，压低地方附捐。那时山东省的地丁正税（群众叫完银子），一年两季合起就有3000多万元。再加一些营业、牌照、烟酒、印花等税。他们收来的钱，除扩军和入私囊外，是不给人民办事的，甚至关系到人民生命财产的大事，于他们没利，他们也不管，还冠冕堂皇地说是为减轻人民负担，举两个例子来说：（一）濮县的埝捐。濮县地临黄河，大部分土地处在两道官堤之间的河滩里。濮县人民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在前清末年临着黄河修了两条民埝，保护着几十万人民。这两道民埝由民修民守，每年自己出钱防治黄河的险工，官家不负担责任。他们只管在这个地区征银子，黄河闹灾不闹灾，他们是不管的。人民为了保护生命财产，每年除正税以外，得出一部分埝捐来防治河患。这一部分埝捐数目很大，几乎等于正税（濮县因临河常受水灾，在清末时批准减免一部分地丁税，地丁正税只相当于其他县的一半），再加上教育、建设、治安各种捐税，每年都得超过正税。王向荣规定地方附捐不得超过正税，这样一来地方的一切事情都不能办了，黄河也不能防守了。当时的县官怕负责受处分，不肯代征。那时我在这县里工作，由我出名写了一封保证信，担保如果有人控告擅加埝捐由我负责，交给县政府存卷，才给带征的。（二）曹县是个地主恶霸最多的县，这个县相当大，因为地主豪绅的舞弊，全县有几十万亩的无粮地，这些土地多在豪绅地主手里，穷人没份，一般人也没份。这就造成穷人花钱给富人办事的不公平现象。那时有个年轻人王宝合新当了县政府局长，组织了一些人，清查土地，找出一些无粮地，叫他们和大家的地一同出捐，办理地方事情。这事再公平合理不过了，但因得罪了地主豪绅，韩复榘就把王宝合押到济南，打得半死。

    王向荣禁止增加附捐，仅是禁止各县政府明令征收的附捐，但区乡长自己在地方摊派、搜刮，人民负担多重，他是不管的。这样层层摊派比起统一征收弊病更大，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向自己脸上擦粉，是在耍一套骗人的手段，名为替人民减轻负担，实际上反给人民增加了负担！

    建设厅厅长张鸿烈是河南固始县人，本不是韩复榘军队里的旧人，他是在河南与韩发生的关系，韩复榘当了山东主席，拉他到山东来当建设厅厅长。他修了一些公路，买了一些汽车，那时有许多县通了汽车，凡有专区住在的县，都有汽车可通。其次是修长途电话，到抗日战争前，山东全省都通电话了。看起来成绩不小，但骨子里仍是为的自己置钱，也给韩复榘置钱。因为那时修路工程也好，买汽车汽油也好，里面都有贪污机会。建筑工程包工时，公司里给他们留着回扣，买东西也有回扣，一般都是二成，是公开的秘密。就举修台潍路桥梁工程说吧。张鸿烈为表示自己无私，对这条路的总工程师一职，不派河南人，而是派的山东人宋文田，一切设计施工完全由他负责。但器材由他自己组织的购料委员会办理。在报销上，由会计科办理，总工程师不能管。有一次讨论台潍路的报销，张鸿烈主持，总工程师宋文田也参加，在报销项目里有一项五万多元的运送器材的汽油费，宋文田说：“我们的一切器材运输，不是完全包给一个汽车路局了吗？（局长是安徽阜阳人王一民）这里怎么又来了一笔运输器材的汽油费呢？”当时在座的都没话可说，但以后也没再摆在桌面上讨论。不仅为贪污，更重要的是为了帮助韩复榘统治人民方便。谁都知道关系人民生活最重要的是工农业生产，他对这方面的事业一点没注意。在人民生活困难的情况下，是无力坐汽车，更无权打电话的。这种交通只便利了韩复榘调兵遣将和一些投机商人贩卖走私。临抗战前，各地出现了一些卖零碎日本花布的，这些布是走私运进来的，是在韩复榘的军队包庇下，从山东沿海的一些海口，偷漏了关税，利用韩复榘的汽车运进内地。这些布的倾销，几乎把山东的纺织业顶垮了！因为贩运走私利润太大了，有些小商人从烟台到潍县用自行车带货，一趟就能赚出一辆自行车钱。建设厅就来了个公路上禁止自行车通行的禁令。宋文田技正看见这件事，曾向张鸿烈厅长提出反对意见，说是修路原是便利行人，况且修路土方是出的民工，路基是占的民地，并没发地价，路修好了，不让老百姓骑着自行车走，这是不合理的。张鸿烈曾召集了一次厅务会议讨论这个问题。第一科长朱一民和其他人都不同意宋文田的看法，所以作为罢论。韩复榘在各县都派有高级侦探员，每天都用电话向韩报告情况，不但控制一般人民，连他省府出发的一些职员，哪天到哪里，是什么行动，韩都能知道。到后来抗战了，韩复榘不是利用这些交通工具抗战，而是利用从济南直达河南的一条大公路，向河南撤走。用山东公路局的汽车（全省有二百多辆），把他的军需品，平时贪污的赃物，甚至办公室的桌椅板凳，连他省府门窗上的花玻璃都拆运走了。

    教育厅厅长何思源是山东菏泽县人，是个留学生，到过美国也到过法国。从1928年孙良诚当山东省主席起，就是教育厅厅长，陈调元时期未动，到了韩复榘时期，又蝉联下来，已是三朝元老了。[1]因为民、财、建三厅，都是韩复榘的老人，一般人说那三厅是内厅，而何思源是个外人，所以一般人说教育厅是个外厅。何思源到抗战那一年，已经当了十年的教育厅厅长，时间是很长的，但在成绩方面是微不足道的。大学教育他根本没问；中等教育多少添了几处中学，几处乡村师范；小学教育也没什么成绩可言，原来基础好的地方，小学就多一些，原来差的地方，就听凭它落后，到1937年山东还有没办小学的空白县。

    除了各厅外，还有个直辖的济南市，以闻承烈做市长。闻是西北军的老人，韩复榘称他大哥，对他很有礼貌。闻当时等于一个厅长的地位。闻对济南市政也是光做表面工作，他用了个建设局局长张鸿文，把商埠一大马路修了修，铺成石头路，对拉大车的运输工人，有些方便，这是因为靠近火车站，给来往客人看的。城内把南新街修成水泥路，是因靠近齐鲁大学和齐鲁医院，是买美国人的好的。东青龙街、华美街、司里街、所里街也修成水泥路，是因这些地方住着大大小小的官员，官僚们走着方便。其他如芙蓉街、县西巷、县东巷，都是一些重要的街，但因当时这里住的大官不多，就得往后放放。老东门外是条很重要的路，运输也忙，来往人也多，但在他们看来，多是一些出苦力的劳动人民走的，好坏就不管了。除修了几条路以外，最大的成绩要算是修建了自来水工程，这给济南市民很多方便。

    韩对山东的县治仍是因袭原来的一百零八县的区划，基本未动。只在济南东北高宛青城间合并了一县，鲁西南把濮县分成鄄濮县两县（不久又合了）。在省和县之间，原来没有专区这一级，专区是在韩主鲁很久才设立的，专区的划分，是根据前清的十府略加调整，把山东分成十个专区。这些专区的专员是陆续发表的，最早的是第一专区，在济宁，专员是梁仲华，搞村治试验，梁仲华干了不久，即换成王冠军。第二专区是菏泽，专员孙则让，是乡建派的大将。第三专区在临沂，专员是张里元。第四专区在临清，专员是赵仁泉。第五专区在惠民，专员是赵明远。第六专区在聊城，专员是范筑先，其他专区未等成立好，就开始抗战了。撤退以前不久又发表了个厉文礼做专员，地址是在潍县。各县县长除了像厉文礼、梁秉坤等几个有军事后台的人外，一般变动性很大，在一县能干一年就算好的了。所以一般县长都没什么事业心，多抱着五日京兆的心理，在地方刮几个钱算是上计。那时县官都兼管着司法，问案子可以从中贪污要钱。地方豪绅为勾结县长可以包揽词讼，也向县长送钱，这份赃款有的地方相当大。那时在官场中流传着“一滕二曹三汶上”的口号，意思是这几县是肥缺，县官在这几个县发的财最大。就以曹县说，这个县的地主最多，这些豪绅为了勾结县官，每逢来一个新县长，照例先托人向县长说好，哪天去拜贺县长，拜会时一定向县政府送一桌好酒席，明明这桌酒席是豪绅们送去请县长的，他却不这样说，而是说县长留他吃饭。另外还偷偷给县长送上一份礼，一般在500至1000元。像这样送礼的，一共有二三十家子，所以新官一上任，就能收到一两万送礼赃款。这些钱你要接受，他便拥护你，说你是好县长，给你立碑挂匾；若是不接受，就说你对他没面子，就会联合起来告你，就是没有什么罪，省政府也会因为“不洽舆情”把你撤职。那些县长自然要走名利双收的路，所以当时凡被人歌功颂德的县长，多半是些贪官污吏；那些“不洽舆情”的人，或者里边还有几个初出茅庐不知世故的好人。第三种贪污的道路是地丁税尾子。这种尾子说是没人纳粮的“死亡逃户”的土地税收。这部分款从清末就有，后越来越大，到抗战前一般县份的钱粮最好能上缴八成，少的只能上缴七成，那两三成就算“死亡逃户”了。其实哪里能有两三成的“死亡逃户”地呢？那时有些穷人为生活所逼，死亡了或者逃走了，但是土地一点也带不走，不知起初是谁想出这个点子，为后来县长贪污开了这么一条方便之道。试想一个大县每年能征几十万地丁税，这个两三成尾子，数目就很惊人了。

    乡村建设

    韩复榘用梁漱溟在邹平成立乡村建设研究院，并把邹平划为乡村建设试验县，用梁仲华做济宁专员，在那里做村治试验。梁漱溟当时很自负，记得在孙中山逝世前后那两年，王鸿一请他到菏泽办重华书院，那时别人（尤其青年）都对孙中山提出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外政策、对内政策等纲领，表示欢迎。梁与王鸿一却表示反对，说孙中山不懂中国文化，光谈民族、民权、民生，不谈民德，不能救国，主张应再添上“民德”和“民×”，改成“四民主义”或“五民主义”才行。好像他找到了救国之道，好像他那套东方文化的封建形式的村治，能把中国治好。其实他对中国问题的认识比起孙中山差得多，举个小例，就在他在菏泽办重华书院时，他从菏泽到郓城陈波村去了一趟（这里是他大弟子陈亚三的家），沿途看到农民吃高粱面窝窝头，他痛哭流涕起来，说他没想到群众生活这样苦！其实那时能一天吃上三顿窝窝头的，还是好的，在那一带就算小康之家。其他没窝窝头吃的人还很多。足见他对中国社会的无知，也证明他那套光讲“民德”而不解决农民经济问题的办法行不通。但是韩复榘却对梁的“乡村建设”表示很热心，后来竟把乡村建设试验由济宁一个专区，扩大到三个专区，发表了孙则让为菏泽专区专员，把重点放在曹州一带。梁漱溟的乡农学校，办法是实行政教合一。区长不叫区长，要叫校长，下面训练出来的乡村长见了区长，不喊区长，而是喊老师，他们上下级的关系，成了老师和徒弟的关系，扩而大之以后，渐渐也会把韩复榘和乡村长拉成师徒关系。这样对韩之扩军和巩固山东地位来说，是大大有利的，韩看中了这一手。梁漱溟到省来开会，韩也请他对全省公务人员讲话，面子十足。但有一次沂水县县长张里元来省，韩也请他对全体公务人员讲话，韩听着张里元在沂水抓民团编壮丁的办法，比梁漱溟来得还快，便马上对梁漱溟说：“你可到沂水参观参观，向张里元学学。”这就看出韩复榘用梁漱溟的意思所在了。

    残害革命志士

    韩复榘还与国民党的省党部勾结起来，残杀了很多革命志士。我在三师的同学张廷焕、宋占一，都是那时被捕在济南牺牲的。还有我认识的张丕聪、张丕贵，都在那时被捕过。那时我在北平读书，常从同学口中听到韩、张捕人的消息。寒暑假路过济南，很想多住几天与旧朋友碰头联系一下，但总不敢大停，只是到文林堂打听些消息就走（因张丕聪被捕，我们开的明日书店被迫关门，改成文林堂移在杆石桥营业）。那时的山东真成了恐怖世界。

    “清 乡”

    韩在山东还进行了几次“清乡”活动，提起这些“清乡”来，真叫人不寒而栗，他派出的“清乡”人员，一般是他的军法官和手枪旅的营长。这些人官虽不大，可是挂着“清乡司令”的头衔，有先斩后奏的大权。记得有一年派了个“清乡司令”到鲁西南，这个司令从汶上东平交界的靳口杀起，经过郓城，杀到我的家乡鄄城来了，他的办法是一面派出些便衣明侦暗访，一面在沿途散发一些传单，叫人有仇的报仇，有冤的报冤，司令部住的地方，街上设着密告箱，只要投进一纸黑状，不用具名，也不用对质，他就以此为依据捕人杀人。这个司令头天下午到鄄城，第二天早上就杀了七八个人，不知他们有多大本领，抓人这么快当，判案这么迅速。杀的这七八个人中，有一个是鄄城城东，二十多里路远许集村的，据说这个人并不是土匪，被抓后他家里接着就托人到鄄城来保，保人的还未到，人就被杀了。他的儿子见后抚尸大哭一场，接着就向这个司令喊冤，结果被抓进去打了一顿，他儿子不服，非问他父亲是什么罪不行。这个司令就说：你父亲是个该杀的罪犯，并说不但你父亲有罪，你也有罪。在此又恼又痛的情况下，这个青年当然要反问：“我有什么罪？！”这个司令说：“你有剁成肉酱的罪！”说完就叫大刀队把此人按在地上，用大刀剁死了。这种“清乡”办法，真正的土匪早已闻风远遁，一个也抓不到，所杀的有许多是被挟嫌诬告的好人。当然里面也有一些二流子和黑红绞子（官私都通的人）。像这样的“清乡”在山东干过好几次，究竟杀了多少人，实在无法统计了。他还公开残杀人民，有一次他的运其昌旅，在沂水县和人民组织的红枪会冲突了，因为打死了他个军官，他便在沂水县洗了好些村庄，杀死很多无辜的老百姓。

    出 巡

    韩复榘还时常出发到各县视察，因他是主席，出门动静太大了，不能说是视察，只能说他是像专制皇帝的出巡。他出去当然是无所不问，也抓人也判案，也撤官也派官。他要到哪些地方去，张绍堂早暗中通知一些有关县长了，在未到前几天，各县就忙起来，打扫街道，打扫院子，粉刷墙壁，修理房舍，张贴标语，有的还在大道铺上黄土（这是专制时代，接皇帝的礼节）。这些表面文章要应付不好，碰上了就得倒霉。有一次韩到博兴高宛一带视察，先到高宛一看，监狱里干干净净，一个犯人没有。韩对此县县长夸奖一番，说：“你办得很对，案子就应该随到随判，该杀的杀，该放的放，老留着它干什么？！”高宛县长得了好评。从高宛接着到了博兴，一看监狱里也是一个犯人没有，韩不愿意了，把博兴县长申斥一顿，说：“难道这样大的一个县，就一个犯法的人都没有？你们把犯人都卖掉了吗？”同样的事情，会一个受奖，另一个受申斥，这是韩复榘的狡猾，怕县长投他的机。

    新官训话

    韩复榘对各厅局下面用人，非常“严格”，各处要添个新职员，经过审查批准一些手续以后，他还得来个新官训话，亲自审问一番。每隔一些时间，便集合一批新发表的职员，到他省府里东大楼（这里有个小礼堂），要点着名一个一个地看看，还拣出几个问问。如果他看不顺眼，或者对答不好，那么你什么证件手续全白费，用笔把名一抹，不用。我到教育厅时，就被点名训过话，去之前何思源告诉我要准备好，最重要的是他好问怎么来的，千万不能说是私人介绍。初听到这个问题时，我有些顾虑，如果真问到我，我感到没法回答，真要说出我到教育厅，是和何思源讲条件打出来的，那不一下就糟了。还是老何暗示，新毕业的学生到厅里来，得讲大学里成绩。这一下提醒了我，如果韩问到我时，便说在大学里成绩较好，每年得到山东省一百元奖学金，是选进来的。虽然准备一套应付的话，但心里还是发慌，沉不住气。好在那次没问我话，只是点名时看了我几眼。我们这次参加点名训话的，一共四十多个人，问了两个，一个是新发表的德平县教育科长，韩点着他的名字问他：“你是怎么来的？”这个回答：“我原先是小学校长，因为办学有成绩，教育厅传令嘉奖了几次，这次发表科长，是提拔的。”韩仔细看了看他，对他一笑说：“还不错。”因为这个回答正说中韩的心坎上，有成绩提升，是说明韩的政府用人大公无私，赏罚严明，是捧他的场，是给他擦粉，当然他高兴。另一个是军队里一位新到的司药，韩也问他怎么来的，这个人说是考进来的。韩迟疑了一下说：“考进来的也行，不过当司药得懂洋文，你把英文字母写下来我看。”这个人马上到讲台上把字母写在黑板上，韩装出很仔细的样子，把字母数了一遍，接着又问字母一共有几个？这人答复26个。韩不干了，说：“不对啊！你怎么只写了25个呢？”那个人写得并不错，是因韩不认识洋文看错了。忙得那个人，又跑到讲台上，指着黑板一个个数了一遍，回头向韩打了一个敬礼，说：“报告主席，怨我把这两个字母写得太近了，看着像一个，它是两个。”这个人也很聪明，如果不说自己写得太近了，硬说不少，那就会触怒韩复榘。接着韩又问了一些药名，如阿斯匹林一类的，这人也很快写在黑板上，韩才放过他，把这个人吓得满头大汗。最后韩却笑了，说：“我也不认识洋文，你只要会画圈圈就行啦。”

    清规戒律

    韩复榘对山东省的公务人员，从穿衣一直管到说话。他规定夏天一律穿白，白衣、白帽、白袜、白手套。春秋冬一律穿黑，黑衣、黑帽、黑袜。还不准留发，一律得推光头。那时一些公务员自己和自己开玩笑，说我们这些人，夏天是一群白羊，冬天是一群黑猪。要是错了他这个规矩，轻了他侮辱你一顿，重了他撤你的职。有一次在朝会上，一个青年公务员留着发，被韩看见了，他上去把那人的帽子抓下来，抓着那人的头发说：“你特别，你漂亮，你留洋头，你留狗头。”大大侮辱了一顿。又一次，教育厅的秘书王香孙，戴着一顶深灰色的礼帽，被韩发现了，也是当众把帽子抓下来，大加侮辱。那时旅馆、饭馆、理发店、澡堂等场所，均贴着“莫谈国事”的大红条子。有一天早晨，一千多省级公务员，正在皇亭操场上做早操，忽然一声号响，韩主席到了，头戴一顶黑色礼帽，戴着一副黑眼镜，穿着一件灰布大褂子，看样子不是从好地方来的。到台上对大家讲话，他说：“这两天时局不好，当公务员的不能随便讲话，你要是说的实话，我说你泄露秘密，你要是说的瞎话，我说你是造谣生事，我都得杀你。”下了早操回到办公室，不多时间，每个人的座位上，给贴上一张纸条，上面印着“值此时局不宁之际，凡我公务人员，不得谈论时事，如所言属实，实则系泄露秘密，如所言不实，则系造谣生事，均应处以极刑”。

    他还每星期做三次朝会，并且是一次一个地方，身体弱的真受不了。星期一是纪念周，在省府举行；星期三是进德会（后来改成勉励会），在进德会院内举行（七大马路纬七路）；星期五是早操，在皇亭操场举行。那时既没公共汽车，小公务员也坐不起洋车，只得开动两条腿跑，城里和东关住的人，跑到进德会有十来里路远。每逢这三天怕晚了时间，家里人都不敢睡觉，得专看着时间来叫，一般4点都得起来，这些人夜间睡不好觉，又跑这么远的路，到后又马上排队等，一站就是一个多钟头，身体弱的人，往往会开不完，就晕倒一些。这真是对小职员的一种虐政。他对年老的公务员也很苛，有一次朝会，他要向公务人员讲话，各机关的队伍都跑步向讲台前集合，内中有个民政厅的秘书黄×霖，听说是前清举人，长长的胡子，已六十多岁了，他跑不动，只好大步地向前走。韩看见了，大发脾气，说：“你特别，别人跑你不跑，胡子长，该有多重，能压得你跑不动？老也不行，干就得听我的，要不就别干！”就这样，这个老头子，只好当场把戴的符号交下开差。

    韩复榘在朝会上都要点名，如果点名不到，不但本人倒霉，各厅的厅长、秘书主任、负责科长都得受批评。事前得把到点的人名册造好，集合后负责人还是一遍一遍地看，生怕出错。等点完名以后，大家才松一口气。不但对省级公务员点名，他到各县视察，也是训话点名，人们最怕他点名。所以有人说“韩复榘的政治，就是点名”。

    维持“风化”

    韩复榘还不许男人热天穿短裤头，不许女的穿短袖褂子，说赤膊露腿有伤风化。如果有人犯了，要抓去坐禁闭，甚至看到女子穿短袖褂子，他能在大街上，把人家的衣服撕破。可是外来人不知他这条规矩，往往有些从济南路过的，或到济南旅行的，也要受到干涉、侮辱。他还想了个坏主意，强迫妓女一律得戴“梅花章”。本来娼妓是万恶的旧社会制度产生的，它不知葬送了多少妇女，不知引诱坏多少青年男子，妓院还是窝藏土匪强盗的场所，是应该取缔的。这是制造这种制度的统治阶级的罪恶，他们应该负责。可是韩不是取消它，而是叫妓女拿绢，戴着梅花章牌子，招摇过市。

    救济灾民要人立碑

    1935年，黄河在山东的董庄决口，淹了好多县份。韩复榘收容了一部分灾民，分到各县，给灾民找房子住，每天管吃两顿小米饭。这种办法当然比起视死不救好一些。韩复榘对这桩事，大吹大擂起来，说成是对人民的无上恩德，指使人向他歌功颂德，还在当时的中山公园（人民公园），建立了一个大理石的方碑，来纪念他救灾的功德。因为有人向他说，要是刻上韩的名字太显眼，他就改用了一个快要死的老军阀何春江顶名，把这个碑刻上何春江的像，刻上碑文，说这次救灾，何春江从旁帮助很大。其实这些灾民住的是各地的破庙，吃的是各县的民粮，又与何春江有什么关系？韩复榘这个狡猾鬼用的是“烘云托月”办法，以何春江做陪衬，是叫人看，既然帮助救灾的何春江，值得如此表扬，那么主办救灾的韩复榘，当然更应当加倍颂扬了。这比上面刻上他自己的像更好。

    行政沿革概述

    李荩忱

    韩复榘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后，各机关工作人员一律改穿布制服。按所定的钟点上班办公。表面效法西北军的军事化，星期一、三、五早上朝会。各县机关亦同样在星期一、三、五早上朝会，多在县政府大堂前，由县长或秘书率领。省政府在每星期五举行政治例会。各县亦设有县政会议，由县长召集。那时各县情形与省会不同，除县长、公安局局长由韩复榘更换外，一般未予更换。韩复榘主鲁初期，新的政治设施尚未施行，山东各县的政治和施政，皆依从以前的政治和施政律序办理。各县的财政、教育、建设三局的一切施政方案，多由直辖厅直接令饬施行，不经县政府核转。一旦出有事端，省府电问，县长却不知其详。直辖县公安局的是省府民政厅。在韩复榘未主鲁之前，山东各县公安局局长，多系警官警务学校出身或者干警务多年的人。韩复榘主鲁后，将山东各县公安局局长，更换了不少第三路军中的随从、护兵。这些人员对警务政治不熟谙，韩主鲁初期，警务行政措施紊乱无章。例如，1931年，原韩复榘总指挥部随从副官张守仁调升济南西南区公安分局局长（张守仁先充商埠二分局长，后又调西南区分局长，驻馆驿街）。张守仁到西南乡区后，逢案即问，惩罚多不按警章。有时处理竟不呈报省会公安总局，遭事之家知张守仁是韩复榘的副官出身，一般不敢控诉。就是有向省会公安总局告过的，迄未发生作用。后张守仁抓了馆驿街大德通银号的大烟土，经罚款后，旋又向大德通银号强派烟土数十两。有一天，韩复榘与蒋伯诚在省政府吃饭时，有人将此事报告韩复榘，经韩查实，严令枪毙张守仁，山东各县警政较前稍有规序。

    韩复榘主鲁初期的山东各县，多系沿用民国初年更改县政规序，三班改称政务警，六房改为六科，房吏改称录事，有录事长、录事之别。随县长办事的设有第一科、第二科和一收发员。第一科科长经管行政诉讼案件，这项人员多系刑名出身。第二科科长经管全县财政，办理报解各项上解之款，旱落灾免、提拨留支各款。各县设有县法院，县法院院长称审判官，县法院内设有监察官——那时司法独立，县法院直属省高等法院管辖，专管民刑诉讼案件。县政府有时受收了民刑诉案，最后亦得移交县法院判处。全省108县，分一、二、三等。各县政府的第一科科长、第二科科长及收发员等，由县长自己聘请，不呈请省厅加委，1932年四五月间，民政厅奉韩复榘令，调考各县秘书、科长（县政府设有秘书的，调考秘书；无秘书的调考第一科长），凡经调考合格者，韩复榘发给秘书委任状，称为县佐治人员。

    韩复榘主鲁初期，各县县长、局长借故频常来省，逗留多日，尤以县长、公安局局长属多。1933年5月间，韩复榘颁发认真整顿吏治严令。大意是：以各县行政税收官吏，为一县行政枢键，皆应坐守县域，掌理政务。深恐有擅离职守、无故来省或在省逗留者，为防止斯弊、普及政令起见，特规定各县官吏因公来省报到办法十条。主要有：凡行政税收官吏因公来省，必先呈经主管长官核准，并于到省之日，即来本府传达处报到；报到官吏应将住址留于传达处，每逢主席召集训话时传知；凡遇总理纪念周及勉励会、各纪念集会或主席临时训话，来省官吏均须届时参加，倘无故不到，照例处罚，如因疾病不能参加周会及听训时，应先时呈报本府查核；来省官吏公毕回县，应将起程日期报明挂号备查……

    山东各县法院在1932年11月间，更改为县承审制度。原法院的监察官取消，审判官改为承审，附于县政府内办公，县长负司法监察的责任，这是山东各县司法政治的一个改革。

    1934年，韩复榘在鲁西试办第一行政区。最初本划定嘉祥、鱼台、巨野、定陶、城武、单县、曹县、郓城、鄄城、金乡十县，后嫌区域较小，又增添上东平、汶上、菏泽、济宁四县。专员公署设在济宁，专员之职权直接属于省府。区域内的十四县县长完全归其管辖，专员公署组织设四科，如省府之辖四厅，另一秘书处、一参谋处、一副官处。专员公署内所用的职员，均从省府秘书处及民、财、建、教四厅中抽调，每厅四人，除一人任科长外，余任科员，各支原薪，以期办事熟谙，办公费由各厅拨，唯开办费另支。韩复榘并嘱专员拟具行政三年计划报府。是年三月间，由省府政会提议，通过第一行政区县政改进方案，五科改三科，公安局改警卫队，行政区改名为实验区。专员王绍常来济进谒韩复榘报告施政经过，并有改进县政的意见陈述，韩复榘深韪其陈述，唯提高县长待遇、县长增薪，须全省一律，鲁西来便独异。行政区各县长，准月给特别办公费150元。韩复榘并嘱王绍常拟具书面意见书呈省府，4月13日省政府会以讨论该案，予以修正通过。县政改进方案主要内容是：

    县政府改并五科为三科，并设指导室、经征处及警卫队。第一科主管民政事宜；第二科主管省、县财政事宜；第三科主管教育、建设事宜；指导室专司技术事；经征处办理省县税收事宜；警卫队办理警卫事宜。那时山东各县县政制度，第二、三两种分管省、县财政，两种经征管理等有关联合并为第二科；原有第四、五两科分管建设教育，建设教育合一为第三科。指导室以原有各科的技术视察人员合并组室，以便人才集中，调动灵活。经征处之设立，其功用可以统一税收，节省经费，并剔除胥吏之积弊。原有公安局类多袭取都市警察制度，本区各县除济宁外，无异于乡镇，改为警卫队，受县长之指挥，办理全县警卫事宜。

    取消提成提奖，即取消各县地赋丁曹的3％的提成，县长依限报解省库各项解款的1％的提奖，县中征收油的8％的提成，县域中行销印花的15％的提成及其他屠宰等税的25％的提成等。

    县长及其他公务员之升叙，以升级加俸不调缺为原则。原各县长升叙之法皆由三等县缺调二等县缺，二等县缺调一等县缺，名称为调优，兹改为加俸不调缺，使在职人员得久于其位，以尽其才。

    县长以下各公务员，由县长遴选合格人员，呈请专员公署考委，并呈转备案。原各县秘书科长以及技术督学册报征收员等，均由上级机关委派，遂致县长遇事，往往尾大不掉、指挥不灵，将所有精力多用于彼此应付，故诸事停滞，行政效率因以降低。

    原各县预各费动支三五十元，亦必须呈准动支，致使与办之事含有时间性者，因公文往返，每失时宜。拟以动支200元以下者，准其提交县政会议通过后，经行处理，以期迅速而免贻误。

    原各县的乡数悬殊（多有在300乡以上者），拟各县境为50至70乡，并取消乡长自行摊敛车马费办法，其车马费由县地方款开支，每人每年定为50元。

    县政改进方案公布后，山东其他各县有随鲁西实验区更改的，但全省各县尚未一律更改。

    补遗：王芳廷任长实业厅那时，创设一度量衡检定所，所长张恩林，训练了一班学员，分派各县建设科检定磅秤工作，为山东各地方普用磅秤之始。

    主政作风一瞥

    邵立均

    1931年秋，我通过南京国民政府第一届高等文官考试，分配到山东省政府以荐任官学习职级，初被任用在民政厅中，三个月后转入省政府秘书处工作。那时韩复榘主鲁刚刚一年，他标榜除暴安良的爱民政治，亲自过问民刑诉讼，自称韩青天，更喜欢别人叫他韩青天。他常到街上走走，也常到外县去视察，人们把这叫作私访。他上街喜欢骑自行车，并只带极少的几个骑自行车的卫士。由于大家都知道他喜欢过问民刑事故，所以，韩一出省府大门，就常常会遇上一些人围拢过来喊冤告状。他还喜欢自己下车去接诉状，有时，一次可能接到十几张。韩亲自接来的这些诉状，有使用正规状纸的，有使用一般信纸的，还夹杂着使用各种粗纸的，内容无奇不有。

    为了巩固韩青天这一地位，韩复榘的第二种措施，是每逢星期二、五两次开庭亲自审理案件，一般准时无误。开庭必升大堂，更喜站在公案桌前立审。堂上分列卫士，堂下更列行刑武士，以打棍为常刑。韩复榘审理案件，丝毫不要法律依据。他对于抢劫盗匪和吸毒贩毒案犯最为痛恨。他所标榜的除暴锄恶，好像只有盗劫和毒品犯才是两种真正的对象。试以省会公安局案件为例，省会案件贩毒吸毒案最多，也都是先问。当这些毒品犯出立当庭时，公安局司法科科长即展开案由簿依照预先排好的次序，把所有抓获毒品分量相同的叫到一起，按照人数报告说，这几个都是一毛钱的“老海”，意思就是说每人身上搜出一角钱的“海洛因”。韩只一句话：“打十棍。”掌刑的武士即遵令依次打毕都予释放。第二批点名的就是搜出两角钱的毒品的，报告说，这是两角钱的“老海”，判决还是一句话：“打二十棍。”打完释放。三角钱的打三十棍，依此比例照加。但到增加到一元钱时，量刑的标准则是突变，他要说“毙了他”，这就是“死刑”，执行的武士立刻上绑，押到大门外面停放的八号行刑汽车上。他对盗劫犯杀戮更为坚决，几经指控或被抓获来的，能逃得性命的是极少数。他有时听到强盗犯的案由，会不问就说：“枪毙。”当事人大声喊冤，他会说：“看你的样子也像个土匪。”又会说：“我韩青天冤枉不了你。”但也有时由于当事人说话好听，奉承入耳，他也可以说：“这不像个土匪，放了他。”这种死里逃生的幸运，很多人虽说有，我则没有亲眼目睹的。

    韩复榘还要实现一种“廉洁的政治”、“开明的政治”、“有为的政治”。他任用县长，要求一不怕死，二不爱钱，这是我亲身体验过的。当他要我到博兴县当县长时，他的办公室里除了几个侍从人员外，秘书长张绍堂、财政厅厅长王向荣也都在座。他一同叫了四个人去。我以外另一个是博山县的石毓嵩，我们两个都是由南京国民政府第一届高等文官考试及格一同分配来山东的，见习时间只在七八个月上。另两个是山东县长训练班里毕业不久的学生。他先叫我的名字，开口就问：“你怕死吧？”人们都知道他的脾气，这就表示他将派你去当县长或另外什么有责任的职务了。回答当然是不怕死。接着又问：“你爱钱吧？”回答当然是不爱钱。韩复榘听后即说：“你到博兴县去当县长。”然后拿起笔来亲写任命条子，委任某某人为某某县县长，交给秘书长收起来。其次叫的是石毓嵩，委他到邹县去。另外两个也分别写了任命条子。他写字很慢，一笔一画很工整。写完四张任命条子，他还另做一个结论说：“你看我韩向方公道不公道，一方面我叫你们出去两个（指南京派来和省府县长训练班两个方面）。”韩还喜欢拿于谦咏石灰诗中“粉身碎骨浑不怕，只留青白在人间”两句诗，让省府的书法家代自己写成对联，赠送给去做县长的人，以表示省主席的关心和勉励。他对做错了事情受到控告的县长追查也很认真。撤职县长经过他的审讯，有挨过打的，也有罚劳役的。我在省政府学习的半年之中就曾看见过一个罚城工的撤职县长。

    中兴煤矿与山东省府的周旋应酬

    黎重光

    1930年年底到1937年年底，我先后担任了山东枣庄中兴煤矿驻矿办事委员和主席委员，七年之中，中兴煤矿一直在韩复榘管辖之下，其时正值中兴被国民党政府没收之后，心有余悸，不希望再有类似之事发生。因此，不得不与韩复榘周旋应酬。

    1930年韩复榘任山东省主席时，陈维新担任第三路军后勤部工作。中兴煤矿主席委员章笃臣（曾任陇海铁路督办）设宴招待陈维新，邀我作陪，我因而得识陈维新。以后陈维新当了济南市市长。陈维新是保定军官学校学生，毕业时，先父黎元洪曾亲往讲话并发给文凭。以此渊源，陈认为和我有世谊，要委任我为济南市政府参事。我婉言拒绝，并对他说，如果因为世谊而照顾我，不如把韩复榘手下的厅长介绍给我，有助于我经营的事业。他于是为我介绍了实业厅厅长王芳亭、民政厅厅长李树春、建设厅厅长张鸿烈和教育厅厅长何思源。王芳亭是工商业的顶头上司，是我最希望认识的人。经介绍后，知王芳亭是张绍曾旧部，1922年先父任大总统时，张任国务总理，我和王芳亭又多了一层渊源。

    1930年秋，济南交通银行经理陆廷撰请韩复榘游龙洞，我也被邀，得与韩复榘相识。事后我又请王芳亭代为约定时间拜访韩复榘。初次拜访，除寒暄外，仅仅讲了几句奉承话而已。

    1930年12月，我就任中兴煤矿驻矿办事委员之职。1931年山东境内黄河泛滥，韩复榘发起募捐，赈济灾民。我适在天津，中兴总公司给我一电，叫我到济南见韩，面交捐款两万元。总公司又给我一信说，韩复榘好名，要投其所好，钱花在刀刃上，我先发一电致韩，告以中兴公司捐款数字。他复我一电，欢迎我去。我到济南，在交通银行办好两万元支票，亲自送交韩复榘。他大为高兴，在珍珠泉北面一厅中设宴款待我，并邀各厅厅长、省府秘书长张绍堂、参谋长张秉乾和师长孙桐萱、曹福林、谷良民作陪。张绍堂是我要认识的人，因为不能事事去找韩复榘，认识了张绍堂，就便当得多。孙、曹、谷三师长也是我愿意认识的，因为枣庄驻有军队一团，不出他们三人的部下，而军队时有需索，我认为识其长官就便于应付。

    1931年国民党山东省党部派一人到枣庄，不忆因何事与中兴煤矿矿警发生了冲突，此人拿出手枪威胁，矿警会武术，夺了他的枪，随即还给他。我预料这件事将引起麻烦，就赴济南面告王芳亭。王芳亭对我说，明日蒋介石的总参议蒋伯诚路过济南，可一同去见蒋伯诚，说明情况。届时我同王芳亭上火车见蒋伯诚，国民党山东省党部执行委员张苇村也去见蒋。张说矿警打了他的人，我说是这个人拿枪威胁，双方不让。蒋不能判断曲直。王芳亭请求交他去处理，蒋同意。次日我见王芳亭，他对我说，如果想求得平安无事，须破费几个饯。他建议由中兴公司每月致送张苇村津贴1000元，张绍堂300元，这样，以后事就好办了。王并且说：“我先替你打招呼，你去见他们好了。”我马上表示同意。这种变相行贿，要巧妙，不露痕迹。现金携带不便，而支票又留痕迹，是受贿者所忌。我就到交通银行打好银行本票亲自送交。果然，张苇村接见我时，旧事一字不提，寒暄几句，即面交本票。张绍堂更是笑容相迎，心照不宣，收下本票。从此我每隔两三个月到济南一次，致送二人的津贴。张苇村的津贴送到他被人暗杀为止，张绍堂的津贴送到抗日战争发生，我离开山东为止。省政府的传达也要用金钱打点，是由中兴公司济南办事处按月送往。以后，我有事到省府，传达总是先向我问好，带我去见所要见的人。

    韩复榘自命廉洁，对于他的拉拢不能用金钱，而要用别的办法，如前面已讲过，响应他的号召，捐款赈济山东水灾。此外，如他在济南郊区建立第三路军阵亡将士祠，落成时，我去参加典礼，他非常高兴，指定一辆汽车供我专用。我向阵亡将士塑像一一行礼，并参加聚餐。餐很简单，仅有大锅红烧肉和大馒头，官兵一律无别。一个馒头足有二两，我平常饭量不大，为了博得韩的欢心，努力吃了三个馒头。又例如韩复榘娶儿媳妇，我去道喜，面致厚礼，并声明礼物是我私人送的，与中兴公司无关。因为他愿意结交世家子弟，我就以世家子弟身份送礼，使他无理由推辞。

    至于对王芳亭的应酬，又是一套功夫。每次到济南，除到实业厅拜访外，有时到他的家中陪他谈天。他有一厨师，烹调甚好，他也常留我吃饭。如遇他家中有人打牌，我也加入。后来实业厅裁撤，他回北京，示意想买中兴股票，托我设法。不难想象，他是要中兴送给红股。因为对王芳亭一直没有物质点缀，总觉欠他一笔人情。就和总公司商量，总公司认为送红股例不可开，不如送现金请他在市面自购中兴股票。于是我备好两万元银行本票，亲自送往，他欣然接受，并在北京撷英饭店请我吃饭。

    韩复榘受了蒋介石的收买，倒向蒋介石，但是他们之间存在着矛盾。韩把山东看作独立王国，山东一切要由他做主，不许南京政府过问。

    中兴煤矿的矿区税照章直接交与南京农矿部，每年不过两万余元。另外有矿产税，按中兴煤矿枣庄售价每吨8元，抽5％，每年数字相当可观。南京派来的矿产税局局长被韩复榘拒绝不使就职，并派军队把守矿产税局，局长只好败兴而去。韩另派傅画天为局长，收税解省库，直至煤矿被日本人占领为止。

    南京农矿部原打算派一监督驻中兴煤矿，中兴公司以矿为商办，农矿部无理由派监督，表示反对。韩复榘以为侵犯了他的权利，也反对，事乃作罢。后来王芳亭告我，为了协助中兴搞好生产，拟派一采矿专家为实业厅驻矿监理官。我和中兴总公司商量，总公司认为实业厅是顶头上司，不怕官，只怕管，只好同意。于是实业厅派北洋大学采矿系毕业生秦芝圃为中兴煤矿监理官，每月薪金300元，这当然是得到韩复榘的同意的。秦芝圃每年驻矿时间不多，对中兴也没有什么挑剔，有时和我一起到济南，相处甚好。直到实业厅裁撤，秦芝圃才卸任而去，其后也没有再派监理官。

    韩复榘自命不扰民，他屡次到枣庄，我请他住到矿场，他总不肯，到矿场参观后，仍住在专车上。1936年他又到枣庄，我因有事，没有立刻去迎接。驻矿办事委员申殿元先往见他，申对他说：“请主席住到矿内东楼，那里很方便，叫条子和打牌都可以。”韩大怒。我随后赶到，他对我说：“申殿元是什么东西，侮辱我，把我当什么人？”我说：“从前许多大官来矿，叫条子和打牌是常事。主席怎么能和他们比，申殿元无知，请息怒。”他仍愤愤不平。中兴总公司认为此事开罪于韩，对矿不利，叫申自动辞职了。

    我在这里把申殿元的来历顺便一谈。当张宗昌任山东督军时，他部下两个旅长驻在临城（今之薛城），一为褚玉璞，一为毕庶澄。中兴公司协理袁静谙常到枣庄，褚、毕二人邀袁至临城，袁未往，褚、毕二人以为袁不给面子，心中怀恨。同时中兴煤矿护矿队枪支较新，久为他们所看中。一日毕庶澄到矿，矿经理吴炳湘设宴招待。饮宴中，毕忽然拿出张宗昌的命令，勒令护矿队缴械，吴炳湘无可奈何，俯首听命。枣庄处于鲁南，地近抱犊崮，为土匪出没之区，护矿队无枪，等于虚设。中兴总公司时设天津，乃请求张作霖转饬张宗昌归还枪械。张宗昌不得不敷衍张作霖的面子，勉强给予一部分枪械，既与原被缴数字相差太远，且都是破旧不堪的。时津浦铁路局局长为徐世章，与中兴公司总经理朱桂辛交情颇厚。朱向徐商量，请派一部分路警至矿。徐命津浦铁路警务处处长申殿元率领宗得魁和一部分路警带同枪械至矿。申殿元被任为驻矿副经理，负责管理护矿队，宗得魁任护矿队大队长。后来矿警法颁布，护矿队改为矿业警察，所长由公司推荐，由省政府民政厅加委，宗得魁改任矿业警察所所长，下设六分所，各置分所长一人。驻矿经理后改为驻矿办事委员会，申殿元改任委员之一，仍负责管理矿警。

    韩复榘因申殿元对他无礼貌，迁怒于矿警。韩问我，矿警中哪个地方的人居多数。我说盐城人多。他说：“盐城人专门做土匪，无怪乎鲁南土匪多。”我不知如何应付，请韩指示办法。他说打算派一个副所长、六个分所副所长来整顿矿警，问我同意否，我只好表示同意。他叫我到济南与民政厅厅长李树春商量办理。我两日后即到济南，先见韩复榘，后见李树春。李对我说，主席已决定派张星耀为矿警副所长，并派警官学校毕业生六人为分所副所长。后闻韩复榘的参谋长和别人谈话说：“张星耀大得其所。”我从旁打听，始知张星耀是韩复榘旧部，赋闲，无处安插，所以把他派到中兴。我原来希望韩复榘不要干涉中兴的业务，但仍不免干涉，而且污蔑“盐城人专门做土匪”，其武断可知。

    张星耀任矿警副所长不过一年有余，除了淘汰一部分老年矿警（公司安排被淘汰者改任押运煤车职务），招了一部分年轻人补充外，对于整顿训练未做一事。而张常常往返济南，多报销了许多旅费。他对我还算恭敬，而对同僚作威作福，动不动抬出主席来欺压人。韩复榘被处死刑后，我那时在汉口，张星耀来要求照顾。中兴公司总经理钱新之也在汉口，对我说，他的靠山已倒，不必买他的账。他不得已，只好回他的故乡西平去了。

    1930年年底，我刚到中兴煤矿的时候，有两件事最感头痛。一件是当地土豪劣绅的无理取闹；一件是驻军敲诈勒索。我和韩复榘的周旋也是为了这两件事。

    当地土豪劣绅依照习惯，在他们地下采煤，要求给予地租炭。旧例，每亩地给予地租炭100斛，按九八京钱折合现金付与。随着煤矿的发展，地主们认为中兴公司发的是他们的财，心怀妒忌，地租炭加了再加，中兴公司仍勉为应付。后来军阀混战，枣庄受到了战火的波及。驻矿经理胡希林受惊，精神不正常。地主田天德堂和田树德堂两家，乘机威胁胡希林签订了地租炭合同，每亩地租炭高达6万元。合同签后，其他田姓地主要求援例，中兴总公司不同意，田姓纷纷起诉，甚至告到南京。那个时候矿业法已公布，规定：地腹权属于国家，矿商领得矿区，依法缴纳矿区税和矿产税，即有权开采地下矿产，如果地面房屋或土地因开矿受到损毁，按照损毁程度由矿商给予赔偿。中兴煤矿根据矿业法与田姓地主们谈判，他们坚持要照旧例办理，双方谈不到一起，关系遂破裂。有一天来了几十个地主包围煤矿办公大楼，大嚷大叫，至夜才散去。监理官和他们谈，他们毫不让步。南京将诉讼交山东省，中兴也呈报了纠纷原因和情况，省府交实业厅核办。实业厅派科员到枣庄调查多次，实业厅厅长王芳亭对我说：“事宜速决，不要使主席为难。”后由实业厅科员顾祥符奔走半年多的时间，几经磋商，在不违背矿业法的前提下，以赔偿为名，不提地租炭，但参照当地习惯，定出了赔偿办法，中兴公司和田姓地主们签订契约，共赔偿了20余万元。赔偿金额超过房地实际损毁程度，这是中兴公司为了韩复榘的面子才同意的。

    关于驻军的敲诈勒索，我虽然和韩复榘周旋，仍旧不能避免。其实当时军队的横行，视作当然，韩复榘既不肯禁止他的部下勒索敲诈，动摇他的依靠基础，我也不敢向韩申诉以伤他的面子。枣庄和临城共驻扎军队一团，团部设在中兴煤矿煤务处内。除了军队所用煤焦由中兴无偿供应外，还要供应军官家属所需的煤焦。军队和军官家属所用家具也由中兴供应。军队常常调动，旧的走时将家具搬走，新的来时又要供应一批新家具。一张单子送到煤矿，急如星火，煤矿的木工厂制造稍缓，军队就给颜色看。临城和枣庄驻军一向对火车旅客来往不检查。有一次我到上海，在临城车站遭到军队的检查，把我携带的行李一一翻过，当然查不出什么，后来才晓得驻军团长对中兴煤矿提出一项要求（年久不复记忆），我没有马上予以满意的答复，所以借题发挥，使我难堪。我回矿后，即去拜访这位团长，向他道歉，他仍旧愤愤不平。幸而这个人不久即调走，否则可能还有麻烦。我最怕和这些军人应酬，但是又不能不应酬。每次新团长上任，我照例去拜访，并宴请团长和他的部下营长至排长等，旧历年时，照例去拜年。此外就由矿警所长和煤务处负责人陪他们吃喝玩乐。

    七七事变后，我到青岛接家眷，去拜访青岛市市长沈鸿烈。沈和我是同乡，又是先父的学生，后由先父派往日本学海军，有世谊。沈鸿烈对我说，关于黄河防务曾经开会讨论。于学忠的军队时在山东，但人数不多。于学忠提出，黄河防线由他的军队担任三分之一，韩复榘的军队担任三分之二，韩不同意。于又提出，改为于的军队担任三分之二防线，韩的军队担任三分之一，韩仍旧不肯。沈鸿烈说：“看起来韩要放弃山东。”沈劝我把家眷送往内地，勿在山东停留。我采纳了他的建议，把家眷送到汉口。

    韩复榘过堂的形形色色

    张照溪

    1930年8月26日，我因改组派关系，被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刘涟猗（刘志平）派人逮捕。先在省党部押了一个多月，以后，省党部说是奉国民党中央命令，将我送往韩复榘的第三路总指挥部执行枪决。但韩复榘当时却没有把我枪毙，而是将我关在了他的军法处里，待了两个多月。到1931年，国民党宣布政治犯大赦，又把我送往山东省高等法院办理赦免。之后，又因省党部张苇村从中阻挠，到1931年11月11日才被赦免出狱。

    在1930年10月至12月末的这两个多月里，我被押在韩复榘的第三路总指挥部军法处看守所中，地址是当时的省会警察厅。在这两个多月里，我前后经历了韩复榘过堂13次。现仅将当时印象较深的几桩事记述出来。

    军法处的预审

    我是1930年10月初旬，由山东省党部送往韩复榘第三路总指挥部的。具体日期忘掉了，只记得当天到达第三路总指挥部（当时的山东省政府内）时，是下午4点左右，传达处将我领到了军法处，过了一会儿，一个军法官出来看了看我，嘱咐一个执法队的兵士把我押到省会警察厅里去。

    省会警察厅里面有一个院落，是军法处看守所，我被关押的那个房间，是一座东房，长度有七八间房的样子。我一进这屋，就先看到有四五个人在房中蹲着。其中有个徐某，是我过去认识的，他原在高苑县公安局里做科长，因为局长贪污而被牵连，局长已被枪毙了。这个徐某听说我是被省党部送来枪毙的，还用安慰的口吻对我说：韩复榘和省党部有矛盾，不见得就会按照省党部的说法来枪毙你，可是国民党中央现在既有命令，也不知道韩复榘会怎么办。

    除了徐某，还有两个贿买县长的人（其中一个姓孔，曲阜人）和一个平度县法院院长（泰安人）。这几个人见我进来，起初还不敢同我招呼，后来看我同徐某说话了，方围拢来向我问长问短。这时我也才知道了他们的一点情形。

    一进这军法处看守所，以为自己是会在当天傍晚枪毙的，可是夕阳已经落下了，还没有觉察到一点自己要被枪毙的迹象。大概是到了晚上8点，外面忽然喊起了那个贿买县长案中孔某的名字；接着，又喊了那个平度县法院院长；而后，也喊到了我。这时我的心情登时紧张起来，认为自己是要被枪毙了，但从看守所走到军法处后，才知道是军法处的一位王军法官过堂。

    过堂是在军法处的一间办公室中，屋内只有王军法官一人。先喊进去的是那个贿买县长的孔某。孔某进屋后不久，就听到王军法官在厉声叱骂他：“你看，这是主席（指韩复榘）的条子，限你明早8点以前将罚款2000元缴齐，否则，8点以后就枪毙你！”

    随后，我看到孔某垂头丧气地从屋里出来了，同执法队的一位赵军法官交头接耳地谈了几句话，两人就慌慌张张地出外找钱去了。第二个喊进屋里去的，是那个平度县法院院长，一进屋，就听到王军法官在同他亲热地攀拉关系：咱们都是同学，我也是××大学出身。你的案子没有什么关系，将来要把你送往高等法院处理。

    第三个进屋的就是我。像一般审理案件一样，王军法官先问了我一下姓名、年龄、籍贯、住址等，然后开始讯问我的案情，但刚问了两句，他就勃然大怒地站起来，拍着桌子吆喝：你张照溪知道吗？你是送到这里来枪毙的！你不能这样看不起我！我也是大学毕业，看吧，这里是省党部公文，你看看你是不是送到这里来枪毙的！说着，这位盛气凌人、余怒未息的王军法官就把省党部的那件公文扔在了我的面前。这时，我只好一面向王军法官连声道歉，一面趁势伏在桌上将省党部那件公文从头到尾看了个仔细。

    之后，我就同那个平度县法院院长一同又被押回了看守所。这时出外找钱的孔某还没有回来。大约到了半夜，才听到一声门响，一个执法队兵士把孔某推了进来。当时，就有好几个人走到他的面前关切地问他找钱的结果，孔某的回答是一文钱也没有找到。这一夜，我看到孔某与他同案的那个老头子，点着一支蜡烛，摇了一夜的“六爻”。

    这天夜里，我也一整夜没有合眼，总是在想着明早8点后，将会同这个贿买县长的孔某一起遭到枪毙。

    天明了，8点过去了，9点也过去了，外面一直没有喊起孔某的名字。到了将近下午1点的时候，外面却突然叫喊起了孔某，只见孔某的脸色立时苍白起来，无可奈何地走了出去。但奇怪的是，并没有喊起我。

    不到一个钟头，孔某就喜笑颜开地回来了，脚上的镣也取掉了。他匆匆忙忙地收拾了行李，同周围的人打了声招呼：“难友们，我出去了。”就头也不回地走出了门。看样子，像是把他释放了。

    这一天，外面的执法队一直没有喊起我的名字。

    隔了一天，执法队又在喊着要过堂了。这次我以为是定会遭到枪毙无疑。可是，仍不是韩复榘过堂，而是军法处在韩复榘过堂之前，必得经过的一道手续——军法处处长对各种案件的一般了解。地点还是在前晚王军法官审讯我们的外间屋子里。军法处处长站在屋子当中，我们分别站在屋子门口，王军法官则站在军法处长的身旁。军法处处长问过几个人后，便轮到我。先是那位王军法官在旁将我的案情简要地向军法处处长报告了一下，接着就说：“这个张照溪，是省党部送来要我们枪毙的。”那位军法处处长听过后，也没有讲什么，只哼了一声，说：“怎么省党部会办这样的事。”

    以后，我们又被押回了省会警察厅。在这个时候，被押的人已经增加到了四五十名，其中大部分是“老海”犯。

    韩复榘的第一堂

    按照韩复榘的惯例，每个星期要过两次堂，日期是周三和周六，时间多是下午。

    我到军法处看守所后四五天，就到了重阳节，记得就是在重阳节这天早晨，执法队兵士们就传说着韩复榘要在当天过堂，并说主席已到千佛山去了，下午两三点回来，为了准备韩复榘的过堂，执法队人人都在忙碌着，一班人犯也在不安地嘀咕着自己的案情，神情都很紧张。到了下午3点多，有个传令兵跑来了，在院子里就向执法队喊：“主席下山来了，就要过堂，快准备了。”于是，一阵忙乱，我们这些人（有七八十名），被执法队驱赶着从屋里走出，在院子里整整齐齐地排成了两行队伍。由赵军法官按照名册点了名。按着，就整队出发。可是，正当我们就要离开看守所的时候，原先那个传令兵又气呼呼地跑来了，手里拿着一张字条，说是主席今天过堂，不要叫张照溪去——把张照溪留下来！这样，我就又从队伍里被赵军法官喊出来，仍押进了屋子，看着他们大队歪歪斜斜、踉踉跄跄地出发了。

    好像隔了有两个来钟头，大队就回来了，据说，韩复榘这次过堂，一共枪毙了两个人，其中有个烟犯。第二天上午，所有的“老海”犯就按照韩复榘的判决，送到戒烟所去了。屋里又冷冷清清地只剩了我们三四个人。那个平度县法院院长，果真如王军法官日前所说，也在这天下午送去了高等法院。那个高苑县公安局科长徐某，则没有处理，仍然同我们押在一起。

    两三天后，说是韩复榘又要过堂了。这时我们的屋子里已经聚集了六七十人，其中绝大部分仍是“老海”犯。这次我还以为会将我留下来不去过堂的，可是不仅那个传令兵没来，而且赵军法官也没有对我做任何表示。这样，我就跟着大家排成了两行队伍，由赵军法官照例地点了名，一起列队到第三路总指挥部（当时的省政府，现在的珍珠泉）去了。一进门，也就遵从执法队兵士的指挥，和大家一块席地坐在了省政府二堂前面西边院子里的一片空地上。

    不多一会儿，韩复榘从二堂后面走出来，站在二堂中央，左面是军法处的王军法官，右面是军法处的李处长，周围还站有一些执法队兵士。过去我没有看到过韩复榘，这时看来，人也不过五十上下，长长的面孔，有两道细眯眯的眼睛。身材不矮，穿着一身军服，但没有戴军帽。韩复榘刚一站定，就看见有几个执法兵士簇拥着一个身穿黑制服的人，从旁走了上去，也没有听到韩复榘说什么，便看到这个穿黑制服的人立时就被拖倒在地上，被几个执法队兵士按着一五一十地用军棍打将起来，先还能听到这个穿黑制服的人声嘶力竭地求饶，哀告着“主席恩典”，而后，也许是打得过重，就再听不到什么声息了。这时，只听韩复榘说了一声“拉他出去！”登时就有四五个执法队兵士一拥上前，把他从地上拖起，不容分说地绑起来，看样子就要准备拉上汽车去枪毙了。可是，恰在这时，我们看到站在韩复榘右面的军法处处长，手里拿着一张纸片，像是一件电报，凑近韩复榘讲了几句，随后就听韩复榘说道：“那么，就判他两年吧！”接着就有两个兵士，把那个穿黑制服的人架下来了，并将他的绑松开，拉他坐在了我们中间。这样，我们也才知道这个穿黑制服的人原是周村公安局的局长。

    第二个被喊上去的，是我认识的那个高苑县公安局科长，听到韩复榘只问了一声站在他左面的王军法官：“高苑有电报来没有？”王答：“没有。”韩复榘就挥了挥手，要徐某下来了。

    第三个被喊上去的就是我。我是在事前准备好供词的，想当韩复榘之面大讲一番国民党及蒋介石的罪恶，并且我还准备着假使韩复榘果真要枪毙我的话，我就要大骂他一通，不能让他轻易将我处死。可是正当我要向韩复榘陈述我准备好的供词时，韩复榘只听了一两句，就向我挥了挥手，并冷冷地说了一句：“不要讲了，你下去休息休息吧！”于是，我的话被突然打断，不知所措，莫名其妙地向韩复榘鞠了一躬，转身走回了我原来坐着的地方，琢磨着韩复榘对我说的“你下去休息休息吧”这句话的含义，并也私自庆幸自己今天是不会被枪毙了。

    第四个被喊上去的，是一个章丘人，姓李。韩复榘也没有问他什么，就被执法队拖倒，打起军棍，高喊起“主席恩典”来了。

    接着，韩复榘问了一两起土匪案件，又审理大批“老海”犯。这次过堂的结果，有两三个人被枪毙，其中有一个人是“老海”犯。

    按照韩复榘的“单行法”，吸食海洛因的初犯，是送戒烟所戒烟，两个星期后释放。如再吸食被逮，就是枪毙。韩复榘审问“老海”犯的过程是，先由那位王军法官按着名册一个一个地顺序喊了上去，由韩复榘过一下目，就又一个一个地退将下来，再成队地另外坐在二堂前面东边的空地上，然后等到韩复榘退堂，列队回到省会警察厅。第二天，由军法处送往戒烟所。

    有一次，一个小偷在火车上偷了一个日本人的手提箱。据说，手提箱里面有一张日本人的旅行护照。这个小偷把手提箱偷到手后，就把那张旅行护照烧掉了。随后，这个小偷在车站上被捕，由执法队连同失主——那个日本人一同解到了韩复榘的第三路总指挥部。这时，我们正在省政府里面过堂，只见那个日本人手中还提着那只手提箱，站在二堂东边，小偷就站在日本人身旁。

    韩复榘这次过堂，是先处理的这一公案。小偷和日本人被喊上去以后，王军法官报告了一下案由，韩复榘二话没说，就一迭地连声喊着“拉出去”，那个小偷被执法队兵士绑起载上汽车去了。同时，看到日本人也就向韩复榘鞠了一躬退了下来。

    又有一次，韩复榘枪毙了两个土匪，还要两个在日本洋行中的中国职工陪了一下绑。陪绑这桩事过去我既没有听到过，更没有看到过。当时，我觉得这桩事很新奇。

    在抗战之前，济南有好多日本洋行，这些日本洋行绝大部分都是以贩卖毒品，如鸦片、海洛因、吗啡、红丸……作为主要营生，并且有好多日本洋行内部还设有吸食毒品的房间，供给吸食毒品的人在里面吞云吐雾。据说，这两个被枪毙的土匪就是在日本洋行吸食毒品之后，出门拒捕，并将侦缉人员枪杀，后被逮捕的。而那两个日本洋行中的中国职工，则是因为他们在那个洋行里就业，因之也就被逮了起来。

    韩复榘这次过堂，是一个阴天，还断断续续地飘着雪花。过堂之后，我们都已经回到看守所了，绝没有想到这两个日本洋行中的中国职工，会在拉上汽车后还能生还。据说，他们二人都已到了侯家大院（当时韩复榘枪毙人的所在），并且也已从汽车上拖了下来，跪在地上，等候着背后的枪响了，可是这枪声却总不响，还以为是在做梦呢，万没想到这时执法队会在后面把他们拉起，说要他们回去。回到省政府，才知道他们一个判了两年刑，一个判了一年刑。

    还有那个高苑县公安局科长徐某的案子。我过韩复榘的第一堂时，在我之前被喊上去的是徐某，曾见韩复榘问了一下王军法官“高苑县有电报吗？”王答“没有”，就让徐某下来了。过第二堂时，见韩复榘仍然问了一声王军法官“高苑县有没有电报来？”王仍答“没有”。可是这时韩复榘却不像上次一样了，而是先犹豫一下，随后就决然地对王军法官说：“看样子，他大概没有做什么坏事，把他放了吧。”于是，徐某也就在第二天取保释放了。

    另外，还有两桩事，不仅说明韩复榘处理案件的随心所欲，而且还特意别开生面。

    一桩，也是我在上面提到过的一件案子，案子的当事人是李某，章丘人。据说这个李某是代他的父亲受过的，他的父亲已经逃往天津外国租界了。韩复榘对李某的判决是罚款2000元，可是李某却无法筹措这笔钱。因之，韩复榘每次过堂，每次总是问一下王军法官，李某的父亲怎样怎样，李某的罚款缴上没有等。随后，李某也总是被拖倒在地上，一五一十地打上一顿军棍，李某的棍伤已溃烂成疮，直到我快由第三路总指挥部送往山东省高等法院了，韩复榘还是每堂必打他一顿。

    再一桩，是12月中旬的一天夜里，看守所押进来一批工人，据说这批工人是在鲁丰纱厂罢工而被捕的。他们被逮到军法处时，已经是深夜了，韩复榘并没有同他们见面，只是下令要冻他们两小时。这样，他们就被脱掉衣服，在寒冷的天气下，在院子里站了两个钟头。他们进入看守所时，已经遭受过这样奇特的体罚了。

    还记得我被送到山东省高等法院半年以后，天正酷暑时节，一天，第三路总指挥部解来了八九个人，其中有两三个人手指都已腐烂，像是被烫伤的，鼓鼓的不能张合。后来一打听，才知道他们在第三路总指挥部时，韩复榘曾让他们在烈日下，光臂晒过三四个钟头。那两三个手指鼓鼓的人，就是在被晒后，过量地喝了冷水所致。记得其中一个，因为伤势过重，送往诊疗室，日子不久就死去了。

    看守所里的生活

    韩复榘的第三路总指挥部军法处看守所，是设在当时的省会警察厅里。那是一座东房，长度约有20米。这个看守所里，也另外设有人犯优待室，那是一座南房，内部有七八个房间。看守所的院子并不大，有30平方米左右。每天早晨，犯人要在这所院子里“放风”一次，约10分钟，大多数犯人是在这个院子里来回踱上几圈，有的则是趁此时机，去厕所大小便。我是被关在东房的，记得东房里面还有几间木笼，听说是从前关押严重罪犯的地方。东房的近门处，设有两只便桶，这是为一般犯人小便所设置的。一般犯人多没有行李，无论白天黑夜，都是靠墙待着，只有很少的人，是把行李铺在地面上，并且垫上一点破碎的席片和稻草。这仅有的几个人，多半是在押日子较久，在犯人当中也较有“威望”的人。

    我也不知道这个看守所的组织如何，但看来这里也不过只有一个军法官，即上面我所说的王军法官和一两班执法队兵士。王军法官的职责，是在每次韩复榘过堂之前，把犯人组织成两行队伍，点点犯人的名，监押他们去省政府；再就是每天早晨犯人在院子里“放风”时，他在旁边站上一会儿，算作尽了他的监督之责。执法队呢，则是在院子里站站岗，放放哨。韩复榘过堂时，押着犯人在街上走走，其他看不到他们还做些什么。

    1930年11月，韩复榘曾去过一趟南京，出席国民党中央召开的编遣会议，正是在这段时间中的一天夜里，我们东房里忽然死了一个人，这人是怎么死的，是死在什么时候，谁也不清楚，只是到了天明的时候，有人才发觉这人直挺挺地躺在地上，身子已经冰冷了。于是，我们报告了站岗的执法队兵士，而那个执法队兵士又报告了王军法官。大概在看守所中死个人犯，并不算什么稀奇的事情，不多一会儿就有几个兵士进来，把这死者抬出去了。以后，也没有人再提起这桩事。

    韩复榘在山东的几年，是以禁烟、禁毒闻名的，所以我在他的军法处看守所里，见到的绝大部分是烟犯“老海”犯。按照韩复榘的办法，无论是烟犯或是“老海”犯，只要第二次被捕，即所谓再犯，是一定要枪毙的。可是，我在看守所里，却也曾看到过几个一再进出的“老海”犯，而且不仅于此，还曾看到有个别的“老海”犯，竟在看守所里公然吸食“老海”。这是因为他们每次被捕时，都更换一次姓名。因之也就很难使人觉察到他是重犯，除非韩复榘或其军法处人员认识他的面孔（有人是被韩复榘认出过而遭到了枪毙的）。至于我看到的那个竟公然在看守所中吸食海洛因的人，则是由于他的家人给他送进衣物时，里面暗藏有海洛因，因而这几天没有吸食到“老海”的人，一见到这种东西，就连命也不顾，立刻躲在一个墙角落里，小心翼翼地将这白粉似的东西，倒在一枚铜板上，用火柴燃着，拼命地、一丝也不放地吸进鼻子里去。

    我之没有被韩复榘枪毙的原因

    最后，我想谈一下我之没有被韩复榘枪毙的原因，由此可以看出韩复榘同国民党的矛盾，特别是同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的矛盾。

    1930年11月中旬，韩复榘到南京出席编遣会议去了，有两个星期没有回来。这时，军法处的看守所里，已集聚了二三百人，拥挤异常。军法处处长李无尘为此甚感焦急，便去电南京请示，问韩复榘怎样办理。韩的复电是要他权宜行事。

    一天上午，军法处处长便根据韩复榘的指示，来看守所过堂了。他也像韩复榘一样，在院子当中一站，身旁的王军法官就按照犯人名册的前后次序，一个一个地喊到他的面前。按照资历来说，在这些犯人当中，我是早已成为一个资历最老的人了，所以王军法官第一个便喊到了我，我也成了最先站在军法处处长面前的应讯人。

    虽然我已经过了韩复榘不少次的堂，而且每堂都是第一个先喊到我，可是这位每次韩复榘过堂都站在旁边的军法处处长，却好像忘掉了我的案情一样，很迟疑地打量了我一番，有些愕然地掉头问他身旁的王军法官：“这个张照溪，在我们这里待的日子不少了，为什么主席不处理他？”

    王军法官就简要地报告军法处处长：张照溪是省党部送到我们这里来的，说是中央有命令，要我们枪毙他。可是主席的意思却以为省党部既然接到了中央命令，那我们也应该接到。现在，我们是正在等待着中央命令——中央命令一到，我们就枪毙他！

    听到王军法官的这番报告后，我才恍然大悟韩复榘所以没有枪毙我，原来如此。过去，我是不晓得这一点并还纳闷着的。这时，我便将我准备向韩复榘讲的那篇供词，滔滔不绝地向他背述了出来。

    军法处处长听得不耐烦，并没有让我多讲下去，就把我的话打断了，说：“不要讲了，下去吧！”

    这次军法处处长过堂，是把全部的“老海”犯都送去了戒烟所，另外的案犯一个也没有处理。

    南京编遣会议结束后，韩复榘回来了，又恢复了他的星期三、星期六问案的制度。我过韩复榘归来后的第一堂时，是有些担心的，我怕韩复榘会变卦，会在南京得到什么指示而在这次把我枪毙。可是当我在他面前一站时，他并没有说什么，只对我审视了一下，又若有所思地发了一声叹息说：“你这事有麻烦！”说罢，还像历来过堂时那样对我挥了挥手，我也就下堂了。

    韩复榘的特谍队和张宗昌的被杀

    王慰农

    一 青年党与特别侦谍队

    1932年4月，我正在赋闲，住在济南市政府第二宿舍，某日忽被市长闻承烈召见，同时被召见的还有卓荦之（四川人，原为闻承烈兵站总监部职员，是时也在济南闲住）。闻承烈很严肃地对我们说，要派我们两人参加一个秘密工作，即参加韩复榘所部三路军军法处所属特别侦谍队，具体工作是随着承审员出庭录口供、整理案卷。他还告诉我们：“特别侦谍队由青年党组成，负责缉捕山东境内的共产党。你们的主要任务是了解每一件案情和他们的活动情况（指青年党的政治活动），常常回来报告，要和靳参事（靳芳洲）联系。”

    特别侦谍队队部设在商埠经七路纬十路路南、路北两幢小楼内，对外不公开，由军法处命令商埠公安局加以保护，但不许查户口。审案地点在城内省公安局司法科，并借用看守所羁押人犯，借用司法科的政警做刑讯时的行刑者。队长程风平（真名不知道，大概是姓陈），秘书王飞鹏（真名不知道），承审员张守义（真名翟苍陆，河南登封一带人，日本留学生）。队员有严、段、张、刘、李、戚、黄（女，系已故青年党某人之妻）等姓五六十人，全是青年党党员。另有三个非青年党的队员，是韩子敬（天津人，麻脸，曾做过津浦路天津厂工会的负责人）、徐子才（河北省某县人，左眼有毛病）、于芝生（河北宁河县人，留苏学生，回国不久）三人，均系在天津被捕的共产党叛党分子，由青年党向天津公安局要来工作的。我和卓荦之两人，则是闻承烈派来的非青年党的队员。后来闻又派王子通（西北军老军官）、桑平伯（鲁西人，北大毕业生）两人参加。

    青年党在队内公开活动，他们出版《南鍼》月刊，内容除了引申他们党所标榜的“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理论外，还发表了一些反共言论。他们同党见面，互称“同学”。党员以每月收入的1％交党费。这些事，他们都不回避我们。青年党每月有一到两次的党会，就在路北楼上他们的党部举行，他们的党部禁止非青年党人入内。

    特别侦谍队系1932年1、2月间成立的，成立的起因是青年党党魁曾琦向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危言耸听地说共产党在山东如何活跃，要赤化山东。他打包票，要在一年之内把山东境内的共产党全部肃清（这是后来听说的）。特别侦谍队直属三路军军法处，队内成员都发给一个有韩复榘签名盖章的特别身份证书，在山东境内可以随地要求军警协助捕人，可以随地检查邮件，可以免费坐火车、汽车。从4月起，韩加派闻承烈为该队的监视人，而我等又是闻派进去做具体监视工作的人。

    特别侦谍队缉捕共产党，有三种办法。第一是利用韩子敬、徐子才、于芝生三个叛党分子做眼线找旧关系；第二是命令他们的党员装扮成进步分子混进共产党里去（据说姓严的在天津曾钻进共产党内，逮捕过几名共产党员）；第三是检查信件（用各种药水试验可疑的密写信），检查进步书刊，再按住址捕人。前两个办法在济南一段没有起什么作用，至于第三个办法，他们花费了不小的力量，在邮局检查信件书刊。他们曾用这种办法查到大明湖畔司家码头一个线索，逮捕了一些嫌疑犯，但是审讯的结果，查明系国民党改组派秘密活动的系统，只好释放。另外，他们曾从火车上抓来几名情绪激昂、好谈国事的旅客（那时正是“九一八”以后），但事实证明，这些人都不是共产党。

    半年的光阴过去了，他们还没有搞出什么成绩。他们既怕给他们的党魁丢脸，又怕在山东站不住脚。因此，他们就决定集中全力向曲阜第二师范进攻，因为二师曾演过《子见南子》的话剧，孔家认为是侮辱他们的祖宗，同二师校长宋还吾打官司一直打到南京，结果把宋撤换了，人们还风言风语地说二师是共产党活动的场所。他们派出大批队员化装成小商贩、旅客（以参观孔庙、孔林为名）、学生（以打算到二师升学为名）潜入曲阜，同时在曲阜邮局严格检查二师师生的邮件。当时正是暑假前预备大考的阶段，二师学生三五成群，在孔林草地上温课，每天总有卖小吃的“商贩”、逛孔林的“旅客”和外地来的“学生”来打扰他们，和他们攀谈交朋友。前后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特别侦谍队写了一张六十人的黑名单，报告了韩复榘。于是在一个酷热的下午（好像是8月末），由济南开出一列专车，特别侦谍队全队出发（我也在内），还带了一连的兵力。到曲阜站正是夜半，全体下车，跑步到了曲阜城下。县长不准开城门，程队长焦急暴跳，唯恐走漏消息。后来经过县长用电话向山东省政府联系以后才开了城门。队伍进城后，包围了二师，程队长率队入内，按照名单搜捕，漏掉的很少。五六十岁的老教师和二十上下的青年学生一律五花大绑，押上火车。当晚在济南公安局司法科开始了审讯，用手翦、皮鞭、压杠子诸般酷刑来逼讯这些文弱师生，有时连司法科的老政警也不忍下手。翟承审还不时停下审问，竭力向行刑的人宣传共产党是毒蛇猛兽，如何共产共妻，要把社会秩序打乱，“现在你们对这些人客气，将来共到你们头上的时候，可不客气哩！”

    “曲阜二师是共产党的大本营，曲阜二师的案件是极重要的破获。”——青年党队员们虽然流露着这样得意的言论和乐观的情绪，但是审讯的结果，只搞出一个教国文的老师刘砻潮和一个学生裴康增是其中主要的“罪犯”，他们的罪证是：学生的作文里有“普罗列塔利亚”、老师的批语里有“小布尔乔亚”这样的语汇，另外就是在日记里所写的对政府不战而退、丢失东北三省表示不满的文字，此外一无所有。后来刘砻潮受刑不过，承认和共产党外围组织发生过联系；裴康增承认搞过学生爱国运动。这样的收获，距离要求相差太远了，而特别侦谍队却已尽了最大的努力。这时，他们所做的擅捕滥刑、查扣信件书刊（最初还是扣些社会科学的书籍，后来连字典、辞源都扣，他们还扣留了教育厅厅长何思源的不少刊物书籍）、侵犯人权等种种助纣为虐的罪恶勾当声闻于外，招致了各阶层广泛的反感和愤怒。山东省国民党省党部和国民党中央党部也向韩复榘提出了质问，因为他们虽然同意搜捕共产党，但他们对于青年党肆无忌惮、藐视他们的法纪的行动却不能容忍，并且当时国民党还不承认这个曾为军阀做鹰犬、杀过国民党的青年党是合法的政党。至此，青年党在山东无法无天的行动，韩复榘也不能掩护了。大概是在1933年春间，特别侦谍队宣告解散。在解散前，程“队长”和黄“队员”结了婚；是年下半年，北京西单大木仓某公寓发生了一件桃色凶杀案，被害人就是程“队长”，凶犯是“同学”。特别侦谍队解散后，青年党还是留下了段、戚等一部分文化较好的“同学”，在济南商埠办了一个私立渤海中学，校长是孙老头（三路军师长孙桐萱之父），在当局默许之下，进行半公开地发展青年党的活动。韩子敬、徐子才两人也被留在济南，负责观察、报告共产党的动静，和市政府靳参事联系。我于1935年年底转移到保定河北省政府工作，关于渤海中学的究竟和韩、徐的去向就不知道了。

    二 张宗昌之死

    1932年9月3日下午，济南市政府快要打铃下班了，突然从津浦站（当时市政府设在津浦站南面的旧德国兵营）传来一片枪声。大家都愕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工夫不大，由车站传来消息说，张宗昌被人刺杀了。张宗昌是一周前应山东主席韩复榘的邀请来到济南的，韩复榘很隆重地招待他，大家都有耳闻，今天怎么又会有人刺杀他呢？由车站继续传来了消息，才知道是郑参议（山东省政府参议郑继成）为父报仇。

    原来郑继成的叔父郑金声系冯玉祥部下的军长，1928年北伐时被张宗昌所俘，于张败退时被张枪决。郑继成为其叔父承嗣，蓄意报仇。这一天张宗昌要回天津了，趁张上火车的时候，郑用手枪将他打死，并且声明是为父报仇，自行投案，已送往地方法院。

    当日晚间据在场目睹此事经过者谈，张宗昌是日乘晚6点的特别快车回天津，带着他的旧日参谋长金某及护兵两人，都已上车，车就要开了。张正站在头等车的问口向站台上送行的人群告别之际，郑继成突然从人丛中抢前一步，举枪对张宗昌骂道：“我打死你这个王八蛋！”不料枪没打响。张回头就向车里去，郑随后追来举枪再打，还是打不响。这时张的护兵追在郑的后面，向郑开了一枪，恰巧郑被铁轨绊倒，子弹从头上掠过。郑的枪因为这一摔，就打响了，郑的护兵也赶到，开枪打倒了张的护兵。郑从地上爬起再追，张已倒在十股道附近。郑赶上去连打两枪，结束了张宗昌的性命。在他们打枪互击的时候，停在十股道的兵车开枪弹压，响起一片枪声。郑既打死张宗昌，回到站上高呼“为父报仇，现在投案自首”。当由三路军驻站办事处派了十几名武装人员押送到地方法院。车站送行的人们也散去了，只剩下张的参谋长金某对着张的尸体大哭。也有人说郑太侥幸了，因为张宗昌本来带着一支最新式的手枪，前几天为石友三见到了，极口称赞这支枪，张即慨然赠给了石。张是胡子出身，有名的神枪手，如果那支枪在手，再有几个郑继成也不是张的对手。也有人说：前两天韩主席在省政府珍珠泉西花厅设筵招待张宗昌，张入座后，看遍了同席的人，忽然惊慌失色，有如大祸临头地要退席。主人和陪客也慌里慌张，不知所措，好像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被客人发现了似的，气氛非常紧张。过了一会儿，张解释说，他最忌讳13这个数字，今天同席正是13人，一定会有不祥的事情发生。当时陪客中有一人就借故退了席，减少13为12，但张始终不愉快，好像觉察到杀身之祸就在跟前。

    郑继成为父报仇，枪杀张宗昌，并且自首投案，这个消息很快地传遍了山东，郑继成在人们心目中顿时成了英雄人物。济南法院看守所所长的办公室成了郑的临时会客厅，所长又让出自己的住室作为郑的寝室。仰慕这位英雄前来馈送礼物、慰问致敬的人，络绎不绝。各民众团体、社会组织纷纷向南京发出了请求特赦郑继成的电报，主要理由是，张宗昌祸国殃民，通缉令尚在，人人得而诛之。这时冯玉祥在泰山叫人搜集了有关郑继成为父报仇的文字，印成了小册子，内容有郑继成生平事略和报仇经过，以及济南72个同业公会请求特赦郑的电文（其实这些文字大半是我写的，捏造的成分很大，因为市长闻承烈将这一任务交给了社会股主任陆实君，我和陆住一宿舍，成了陆的代笔人，写一篇请我吃一顿小馆，作为酬劳）。这本小册子当时流行得很广泛。时间不久，南京的特赦令来了，郑继成大摇大摆地走出看守所。

    在郑案将近结束时，闻承烈将郑的档案要来，交陆实君审阅，陆又交我代看，我当时指出了一处需要纠正，即法院指定的律师为郑辩护说：“根据检验吏的验断书，张宗昌头部致命的一弹，系步枪弹，郑当时拿的是手枪，因此说郑不是杀人犯。”我认为这是法院有意识地留下的痕迹，应当纠正。陆照我的话报告了闻承烈，后来如何处理就不知道了。

    十年之后，郑继成在商丘做了汉奸部队头目张岚峰的座上客，我那时也在张部鬼混，和他朝夕见面，后来也就无话不谈了。有一天，我问他杀张宗昌的经过，他说：“你见过冯先生印的《郑继成为父报仇》的小册子吗？上面写得很清楚。”我说：“你别瞎吹了，那本小册子靠不住。”郑说：“你怎么知道靠不住呢？”我说：“你的事略和杀张的经过是我写的。当时陆实君从济南法院看守所拿来由你口述、由他笔记的材料交给我，我认为这些素材不漂亮，大部分不能用，我只采用了几点，把它加以夸张渲染，并臆造了一些事实加进去，写成了英雄式的小传，那怎么会靠得住呢？”郑笑了，并说：“你说呢？”我说：“杀张宗昌是韩复榘有计划、有布置的行动，叫你顶名去干的。石友三缴了张的械（要了张的手枪），是为了你和送行者的安全；珍珠泉西花厅的宴会上，可能有人露了马脚，以致张有些觉察；再有，法院档案里的验断书上明明写着张宗昌是被步枪打死的，就是奉韩的命令，被预先停在十股道上的兵车开枪打死的。你是机会造成的英雄，是韩复榘赠给你的荣誉。”郑说：“你知道得这样清楚，又何必问我呢？”后来我问郑，这案子背后有没有“二统”（中统、军统）指使，并举1935年施剑翘杀孙传芳做例子，但他坚不承认。

    韩复榘与进德会

    董绶青

    1933年春，韩复榘去南京晋谒蒋介石，由宋美龄介绍参观并加入了黄仁霖主持的“励志社”，这是蒋介石将校军官的核心组织。由此韩复榘被注入了效忠蒋介石的正统思想，还发现这是笼络僚属亲信向心力的法宝。返鲁后他指定省府秘书长参照励志社的组织形式，结合“新生活运动”的内容，以提倡所谓“四维八德”戒嫖戒赌及戒除一切不良嗜好，进行正当娱乐为主旨，拟定《山东省进德会组织章程》，提交山东省政府委员会通过，山省府秘书长张绍堂、建设厅厅长张鸿烈、教育厅厅长何思源负责筹备组织。会址初在皇亭体育场，后来买到经七路季海泉创办的“游艺园”为会址（现在的济南机床一厂厂址）。为了便于市民浏览，建设厅拨了三部公共汽车，从城内院前经二路转向经七路轮流行驶。会员和组织概况：

    会员：凡韩复榘所属军政人员，一般都可以参加进德会。会员分为当然会员、普通会员两种。文官荐任职以上，武官校官以上均得入会为当然会员。军政人员、工商业者、学校教职员，经当然会员二人以上之介绍，均可参加为普通会员。何思源夫人何宜文（法国人）、青岛市市长沈鸿烈、胶济铁路委员长葛光庭，也参加了进德会，名为特别会员。第一届会员仅在省会的，当然会员达492人，普通会员达1422人，特别会员3人。

    入会手续：当然会员先填交志愿书，普通会员除填志愿书以外，再填写介绍书，连同会费两元，一并送交进德会。报请委员会核准方为进德会会员，随即发给会员证书和刻有“山东省进德会会员证章”字样的铜质圆形证章。

    会员权利义务：会员有交纳会费的义务；有选择罢免委员的权利。逛进德会可以凭证不买门票，各种游艺场所如打球、溜冰都给予优待。在会内中餐馆和美记大菜馆吃饭一律九折算账。如有学术讲演和名人报告，可以凭证入场听讲。

    进德会的委员是由韩复榘指定的，共21人。除筹备委员张绍堂、张鸿烈、何思源外，委员还有当时的民政厅厅长李树春、财政厅厅长王向荣、实业厅厅长王芳亭，省府委员张钺、林济青，济南市市长闻承烈（继任任居建）、省会警察局局长王恺如（继任王士琦、赵广培）、山东省部主任委员张苇村、山东高等法院院长吴贞缵、首席检查官胡绩、第三路总指挥部参谋长刘书香、军法处处长史景洲（继任魏汉章）、手枪旅旅长吴化文、第二十师师长孙桐萱、第二十二师师长谷良民、第二十九师师长曹福林、第七十四师师长李汉章、第八十一师师长展书堂。常务委员和监察委员由委员中互推；执行委员由常务委员中推选，他们决定会内重大事项。

    委员会下设干事部，由总干事郭清甫（留美学生，基督教徒，原任济南青年会副总干事）领导，秉承执委意旨处理日常事务。

    干事部分设俱乐、庶务、会计、文书、纠察各股，各股均设有干事、助理干事若干人。笔者一直任文书股主任。

    各种文教组织及其活动：

    国剧研究社：这是一个京剧的研究和演出单位，由傅靖远主持。傅是省府交际处交际员，兼任俱乐股干事。

    鲁声话剧社：由王玉瓒主持。王思想进步，与范铭枢老先生有联系，不断宣扬新学说、新文化。当时，他组织了好多青年，编演了话剧《阿Q正传》、《天晴了》、《放下你的鞭子》、《民族魂》、《屠尸》，唱《流亡三部曲》等，进行反封建和抗战宣传。每次演出，剧场都是拥挤不堪。

    进德月刊社：为了宣扬旧道德、旧文化，编印了《进德月刊》，以郭清甫兼任社长，董绶青兼任总编辑，其他主任干事兼编辑，均报请国民党中宣部批准发给登记证。月刊于1935年正式发行，内容有论文、诗歌、文艺、戏剧、漫画、公牍、专载、大事记插图，还刊载了各县的名胜、古迹、古物、特产以及婚葬、风尚习俗、县府人员经历等，是综合性的刊物。从第二卷起，又调建设厅秘书段凌辰、张敬民分别兼任总编辑、编辑，董绶青改兼副总编辑。该刊连续发行两年计24期，七七事变后停刊。

    各科业余研究班：进德会还成立了各科业余研究班。总干事郭清甫兼任英文教师，李云林任国学教师，俞康德任日语教师（俞当时在齐鲁大学任教，日伪时期当了山东省长公署秘书长）。李淑亮任数学教师。招收的学生多是初中程度。由于研究班的目的、方向不明确，学生因找不到出路而逐渐减少，后即停办。

    进德小学：学校设有董事会，总干事郭清甫兼任董事长，各股主任干事兼董事。由董事会聘请校长张希铨，继任孙维新，教员马浮云、董乐轩等人。这座学校开办时招了初级生四个班，后来逐渐扩充为完全小学，现在的经八路小学，就是进德小学改建的。

    图书博物馆：进德会的图书博物馆，可说是有名无实，图书杂志贫乏，仅有几套县志和机关公报、《中央日报》、《华北日报》、《申报》，本省的《民国日报》、《华北新闻》，充数而已。展览品也是微乎其微。青岛市市长沈鸿烈加入进德会后，赠送了两项礼品：一是约五米见方、高三米的“虎楼”，使动物园的东北老虎有了安身之处。二是水产标本和狮子、猩猩、狼及鹰、鹞等标本，装在两座大玻璃橱里展览。

    金石书画玉器展览：进德会成立不久，即由委员张绍堂倡议举办金石书画物品展览会。征集各界藏品公开展览。从1933年11月4日起至11日止，共征集物品计金类108件、石类130件、书类125件、画类140件。

    另外，还组织了上海、南京、天津各地及本市书画家作品的轮回展出；还有本市的古玩、玉器业如鸿宝斋等，在进德会成立了“古玩玉器展览室”，以供游人参观选购。

    敦请名人讲演：韩复榘还延聘国内知名人士到进德会讲演，对会员灌输旧道德旧思想的教育，作为进德会的一项重要活动。因而韩要求所有在济南的军政人员，必须每星期一到进德会做“总理纪念周”，会后听名人讲演。曾多次来做讲演的失意政客沙月坡，系西北军老人，他是山东省政府参议，专给韩复榘讲经、诗、《左传》。

    梁漱溟也在进德会讲演过。他讲的内容不外为“政教合一”，乡村建设。

    北洋军阀国务总理靳云鹏垮台后，有一年盛夏，曾被韩复榘邀来进德会讲佛学。规定听讲三天，但只讲了两天，因枯燥无味而终止。

    在进德会讲演的，还有南京中央国术馆馆长张之江，讲演主题为“论新旧道德”；国民党CC派头子陈立夫，讲题为“唯生论”；陶希圣也在进德会讲演过。齐鲁大学校长刘书铭，于1935年12月在进德会讲过“意亚战争”、“法西斯蒂之命运”、“门罗主义”。北京师大教授江亢虎（曾留学日本，组织社会党，提倡新社会主义），为了配合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在进德会讲演时大肆鼓吹“忠孝仁义温良恭俭让”封建道德。天主教红衣主教于斌也在进德会讲演过。

    进德会院内的布局和各项娱乐设施：

    进德会的大门是一座牌坊式的建筑。由北向南两条大路，中间穿插着一些小道，都是彩色石子砌成的各种不同花纹组字的甬路，路旁苍松翠柏和冬青成行。院内有芍药池、牡丹畦以及供游人观赏的千百只各种颜色的小鸟，还有儿童游戏场，有双杠、木马、滑梯、秋千、铁饼、浪木等。

    韩复榘招待宾客的“宴会厅”也设在进德会院内。厅内墙壁上悬挂着书法家书写的对联、贺幛，摆设着象棋、围棋、军棋、跳棋、乒乓球台等文体用品。

    进德会为了方便游客，还设有中餐馆、西餐部。

    院内的南部是花圃，有千百种奇花异草，每年9月进德会举办一次菊花展览会，各种菊花不下千百盆。

    进德会的动物园中有东北虎，大洋洲袋鼠，狮子、猩猩、“四不像”、鳄鱼、大蟒、外国鸡等。

    进德会大会场是由原京剧场扩建的。省府开会和做“总理纪念周”都在这里，演剧即做剧场。梅兰芳、荀慧生、高庆奎、谭富英、马连良、李万春、金少山、程砚秋、马富禄、尚小云、李多奎等名演员都在此演过戏。

    进德会有一个长50米、宽20米、深5米，设高低跳板的游泳池，四季都能游泳。

    进德会的杂艺场，除了电影以外，经常演出魔术、滑稽剧、曲艺等，魔术家张敬扶；京韵大鼓白云鹏、张筱宣；山东大鼓鹿巧玲；河南坠子乔清秀；滑稽大鼓山药蛋；单弦拉戏盲人王殿玉；评词家王少堂；中国飞车表演团等都在进德会做过表演。

    进德会还设有篮球场、网球场、台球房、高尔夫球场、地球场和滑冰场。进德会每年举办一次化装滑冰表演比赛。

    进德会于日寇压境、第三路军总退却之际，毁之一炬。

    职员官场沉浮录

    姚文蔚

    每日12点至下午1点，是韩复榘的办公时间。韩权力很大，公事忙乱复杂。一个人精力有限，难免顾此失彼。省府秘书长张绍堂看破了这个缺点，乘机向韩建议，让我帮助韩料理文件，代批、画诺、盖章，每日把各项公义私函先整理一番，把有时间性的电报、亟待处理的文件和普通事项排列门类，分开缓急去办，以免贻误要事。韩听了此话，认为言之有理，依议而行。我的名义是随从秘书。张绍堂暗中嘱咐我说，主席如有什么秘密事情，务须先报告他知道。我慑于张绍堂的权威势力，又考虑到个人地位升降得失，当然听从。一面对韩谨慎从公，一面和张暗通声气。

    赫赫有名当过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把他的侄子孙玺峰荐给韩复榘。孙系法国留学生，韩觉着既是留学法国的，必然懂得法律，就让他担任了讨逆军第三路总部军法处副处长。孙是个学者，对军法不熟悉，自当了副处长以后，颇受处长史景洲的排挤。韩也知内部有矛盾，为维护孙传芳的情面，只好遇机调动。

    山东省沿海威海卫是个特区，直属国民党中央政府管辖。威海卫的行政长官贪污走私出了问题。韩复榘乘机独揽特区大权，擅自撤换官员。有一天正在办公时间，韩忽然停笔不写，有所考虑，他问我：“孙玺峰人格怎样？”我答：“忠厚老诚。”韩在便条上写了“委孙”二字，可是写下又撕了，态度犹豫不决。我揣测将委孙玺峰为威海卫的行政长官了。就把这个消息透露给张绍堂。张得此消息后，当由电话把孙叫到。我听见张对孙说：“……肥缺人人垂涎，求之不得，我保荐你升任……”过了两天，果然实现了。孙玺峰对张感谢不尽，认为是张的保荐，而不知乃是韩的本意。此后，张、孙狼狈为奸，从中走私营利，发了横财。这是张玩弄手法、蒙蔽韩的一个事例。

    省府有个候差员名叫张江河，行伍出身，为人直率，办过民团，是个剿匪的能手。只要行政人员能打土匪，韩复榘就乐而用之。因此，张被委任为滕县县长，干了一两年，张果然把零星散匪格杀殆尽，地方安靖，百姓称好。但是对财政则胡乱开支，手续不清，只求在韩复榘的面前想法讨好，而对财政厅厅长王向荣和秘书长张绍堂素少拉拢，因而王、张二人对张江河大为不满，遇机说些坏话，时间既久，韩对张江河也有些怀疑。结果把张调省，仍当候差员。张自以为韩对他的印象不错，将有别的事情可干，未料到张绍堂从中阻挠，要再委县缺已不可能。外县的公安局长他又表示不干。张绍堂对张江河故意玩弄手腕，存心摆布。

    山东省的烟台临近海岸，华洋杂住，不属于县管，向来只设一个特等公安局，兼办民政事务。适逢烟台的公安局长出缺。韩本来属意于张江河，张绍堂了解内情，故意把“烟台”二字省掉，说：“公安局长你去不去？”张表示不干。张绍堂即向韩报告，当然在话里边加盐调醋地说张江河不愿去。韩听此话生气了。说：“他想干啥？要干主席我让位。”于是，就另委了张绍堂所保荐的亲信人物。委任状一下，张江河才知道是“烟台”的公安局长，心里明白，有口难言。张绍堂设了这个圈套，玩耍了张江河，公务员在茶余酒后传为笑柄。张江河辞职他去，走后还给韩写了一封密信，痛骂张绍堂把持政权，玩弄圈套，蒙蔽主席。韩接此信后，缄默不言。

    省政府的女办事员成桂香为人朴素，言行老实，有些憨态，和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姚静是同时考入省府充当办事员的，月薪都是30元。按程度姚不如成。但不到一年多姚连次升为科员，薪金增至月60元，成则职薪仍旧。同事们流言蜚语，说姚凭面子吃饭。在张江河给韩写辞职信骂张绍堂的同时，又有人写了不署名的密信，报韩说：“……姚静走运，成桂香倒霉……”韩接信后，曾面询张绍堂，姚、成两个办事员，程度比较如何？张闻言知有问题，遂推托说：“姚静是总务科长保荐升级的，成桂香在两个月前被扣……”

    “为什么事押她？”韩诧异地问。

    原来，山东省高等法院附设有反省院，专押共产党嫌疑人员。特谍队密报成桂香是共产党。韩就下了条子，把成押到反省院。院长陈蕴奇，是省府秘书兼反省院院长，兼差兼薪。当韩接到密报时，即下了手谕，糊里糊涂把成桂香押起，事情过去也就忘了。张绍堂这么一报告，韩回忆了一下，有这么一回事。就提笔写了一个便条，立刻把成桂香提到省府办公室审问。

    韩问她为什么要当共产党，成说不是共产党，是替共产党散传单，贴标语。韩问，传单和标语写的什么？成说，打倒蒋介石！共产党万岁！

    韩复榘听了此话，略加沉思后说，共产党万岁不万岁，我不管。蒋介石是可以打倒的。顺手又写了一个便条：“成桂香仍复原职，月薪40元。”边写边说：“人说你倒霉，我偏叫你走运。”

    山东省有个“牛照局”是省地方款税收机关。肥牛出口，大部分都由龙口宰杀，运往日本，做成罐头。龙口地方设“牛照分局”，每头牛平均缴税12元。此项税款收入很大，偷税、漏税，大头小尾，很能贪污舞弊，是个肥缺。那一日牛照总局局长上了一个签呈：“龙口牛照分局长开缺候委。”韩见了这个签呈，又想起了成桂香，就批以“委成桂香为龙口牛照分局局长。此令”。

    成桂香奉到委令后，照例签请核委会计股股长。韩见了成桂香的签呈时，略一筹思，觉着局长是女的，会计和局长早晚在一块算账，关系密切，行动不大方便，便令成桂香破例自己引用私人充当会计股股长。

    成娘家没有兄弟，丈夫在济南地方法院当执达员。韩说，执达员一定会写会算，就叫你丈夫跟你当会计吧！旁人是“老爷带太太，你是太太带老爷”。限三天前往龙口到差视事。

    听说成桂香和她丈夫在龙口干了一年多，就发了一笔横财，还在济南买了一座院子。

    联庄会的缘起

    韩多峰

    韩复榘鉴于刘桂堂股匪扰鲁，民团军纪败坏、害民、无用，决心裁去民团，以这笔经费训练联庄会，并叫我负责。我被任命为山东全省联庄会训练委员会正会长，住在民政厅（现省府西南院）玉乳泉南房内。其他参议、顾问及民政厅长等八九人为不办事的副会长。但会内除我们正副会长是兼职不兼薪外，办理会内行政的人，都是业余工作。会内不另设机构，例如，总揽会内一切事务的董念周，就是民政厅的科长，其他由该厅和省政府秘书处分派来办理会内事务的职员，都是先为原单位办公事，业余办会内的事。其实各县裁去民团的经费并没有全用于训练联庄会民丁，而是十分之五上交，十分之二留县作为预备费，只用十分之三的经费训练各县的民丁。各县训练壮丁的教官，仍由裁下来的民团官长担任，充作教练等职。这就使我更为难了，这些人怎样教得好青年抗日呢？既有这么多的困难，如何能干下去呢？转念一想，这比被日军占领了的东北人民准备抗日，组织武力的条件要强得多，且冯玉祥先生曾教我借韩的政权，掩护、组训本省的抗日武力。我便要求韩复榘将裁下来的民团官长集结济南，附设在他的军官教导团内，训练一个短时期。我只能给他们一些爱祖国、爱人民、守纪律的教育。有些有不良嗜好、在地方作风坏的，也不敢来受训了。又加上在训练工作上奖罚规定极严，还没出多大的错误。每期毕业成绩好的，立即升级，并予以奖励。训练的对象是壮丁，但究竟训练什么人家的壮丁呢，劳动青壮年固然很好，但他们指着劳力吃饭还养家，三个月受训，毕业后还要常常合操，穷人是吃不消的。韩复榘又不肯通盘筹划，我只得训练经济条件好、土地多的子弟，但准许雇人代替受训，富家子弟不是正在学堂读书，就是游手好闲吃不得苦，因此受训的仍旧是劳动青壮年了。因为地主、富农知道这是准备打仗的，所以肯花钱雇人代替。三个月没有问题，但毕业以后常常合操，被雇者一再要钱。因而他们请求取消前雇之人的合操责任，另以自己的子弟，甚而学生前来受训。每一期是三个月，每人的一套制服和吃饭都是公费的，各县的人数以该县的三成团费为准，有的每期百十人，也有不到百人的，也有的县长请准将留县的二成团费加上，多训练一些人，韩也准许，好在他已把五成提上去了。因此大县每期能训三百人，每期各县能以平均训练一百六七十人的话，每年也有五六万人的武力。这些武力需要长期有人领导，但因区长早经韩取消，我建议每区选出一个区队长来。各县的区队长选出后，又集中到济南受了三个月的军事训练，这些区队长在抗战中，确有不少是坚决抗日的，我训练工作未能完毕，韩受到其秘书长张绍堂的挑拨，说这个力量都是韩多峰的，你这个河北省人将来在山东要成问题的。韩就叫我将这项工作交给张绍堂、李树春接办了。我这个顾而不问的顾问，又在济南住了七八个月就离开了山东。

    收招刘黑七述略

    万恒祥

    1932年夏至1933年秋，韩部第二十二师师长谷良民部驻防泰安、兖州、滕县、临城、枣庄一带铁路沿线。当时我任师部上尉参谋，随师长办公。

    1932年秋的一天，谷师长因事赴济南见韩后回防区，途中他对我说：“咱们到大汶口下车。”我问他有什么事，他告诉我，主席叫咱到大汶口下车收刘黑七去，刘的人现在都在大汶口一带集合。当火车到了大汶口时，车站上事先已有人在迎接。我们下车后，刘黑七也到了，把我们接到他的住处——大汶口站外一家客栈里。刘黑七向谷师长介绍了各人的姓名，当时在座的有夏子明、郭马蜂（外号，不知其名）。刘黑七接着说：“一提起郭马蜂来，人们都吓得不得了，师长你看看，郭马蜂像个庄户孩子一样，有什么怕头？”谷师长把韩的意思说了一遍，说明收编后服装、枪弹、粮饷与正规军一样，指定开向高唐、夏津等县驻防，协助地方维持治安等。刘等听说后很满意地说：“主席收我们很好，我们跑到什么时候算完呢？我们也跑够了，我就是有一个条件。”谷师长问什么条件。刘黑七说：“主席无论待我多么好，在三年以内，我是不见他的。”谷师长说：“没什么，我与主席说，见与不见是一样。”

    次日，刘黑七备了一桌酒菜，请我们吃饭。在座的还有郭马蜂、夏子明、吴连杰、尹士贵、尹士喜等人。当时刘黑七向谷师长说：“今天鲁南的土匪头子除了张黑脸（也是外号，本名不知）都齐了。要不是主席招收咱怎么能齐呢。”接着又说：“我们在这里集结队伍，这里人很好，一切供应得很齐全，又给我们送万民旗、万民伞，再好没有啦。我集合大家说，咱在外边当土匪，这些年办了不知道多少伤天害理的事，来到大汶口，人家好好地招待咱、供给咱，又给咱送万民旗、万民伞。我们这就要收编了，咱们就是好人了呀，成了正式的队伍啦，可把这个贼名扔掉啦！”他说得我们都大笑了。

    饭后，我们乘车回兖州师部后，才知道陶参谋长和中校参谋钮铁民已在前两天去大汶口与刘黑七接过一次头了，刘送给陶参谋长手枪一支。

    时间不久，夏子明（人们称为夏副师长，也不知他在哪里当过副师长）去见谷师长说，这次招收刘黑七，要不是师长说话，他是不放心的。因师长是鲁西人，是老乡不会骗他，并说主席派了几个参谋去帮着训练，在高唐、夏津一带很好。

    招收刘黑七不久的一天，天快黑了，师长很慌张地对我说：“你快派直属营连到车站去，咱们马上就上车站。”我即传部队集合，我也随师长先到车站。师长小声对我说：“主席有电话，说张黑脸匪部今已在邹县车站，准备去大汶口集合，叫我们在兖州东南的大桥上解决他。”我说叫参谋长来指挥吧，谷师长说：“来不及了，你看队伍来了吗，你去布置吧。”一会儿，参谋长等也到了车站，我将队伍布在大桥两侧，准备歼匪。由黄昏约6时等到夜11时许，毫无音信，侦探称张黑脸部在8时左右，在两下店车站下车，向东南方向逃窜。谷师长当时用电话报告了韩主席，集合队伍各回防地休息。

    “禁毒”两件事

    鲍芳园

    无恶不作的流氓韩景砭，是韩复榘的族兄，住在济南院西大街的一座大楼里。他不但吸毒品，而且贩卖毒品。知情的人纷纷写信控告他，韩复榘为了遮掩外人耳目，曾下令缉捕他。1935年春，韩复榘招考家庭教师，我被录用为英文教员。有一天，我到东大楼外院的书房去讲英文课，院中的几只洋狗追着咬我，我边用木棍掩护两腿，边向西楼躲避。进了西楼，赶快闭上楼门，无意中看见韩景砭躺在铺上吸毒品。当时，我又惊讶又怀疑，心想：“不是雷厉风行地拘捕他吗？他却在这里安然无事地吸毒品哩。”学生们把狗赶到内楼后，我才到书房去上课。下课后，我问王老师（书房主任）：“韩景砭怎么在这儿？”王老师说：“别声张，到外边也别说！”原来韩景砭就藏在韩复榘的公馆里，我怕惹出祸来，未敢声张。但是，这却使我想起另一件事。

    1934年，我正在失业中，穷困无聊。一天下午，信步到了南圩门外。正在向南走着，突然听见背后有汽车声和啼哭声。我刚要回头，汽车已从我的身旁疾驰而过。车上满载着绳捆索绑的人，有数十个刽子手站在他们的周围。在这些将要枪毙的人中，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儿童，衣服褴褛，痛哭不止。我见到那种情景，不禁潸潸泪下。不多一会儿听到远处传来枪声。我怀着怅惘的心情回到宿舍。晚上，我躺在床上，回忆所见情景，半夜不能合眼。

    次日早上，我到一个粥铺去吃早点，有两位车夫也在里边喝粥。有个车夫说：“昨天又枪毙了一些吸老海的。你听说了吗？”另一位说：“我早就听人说了，还有一个12岁的小孩子，唉！”前者又说：“那个小孩子受了一个人的利诱，贪图几毛钱，替那人到洋行买老海，被便衣抓住，白白送了命，你说冤枉不冤枉？”后者说：“别说了！说了心里怪难受的！”

    一个贫苦孩子，因替人买毒品而遭惨杀。

    前后两事对比，可知韩复榘的禁毒是怎么一回事了。

    胶东之战

    韩洞

    刘珍年，字儒席，河北南宫县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先在东北军系的李景林（后为直隶督办）部任初级和中级军官。后又转至东北军系的山东督办张宗昌所办的模范团，初任营长，继因该团扩为鲁军第一二一旅，即任团长和旅长。以后该旅编入鲁军第四军（军长方永昌），仍任旅长兼该军总指挥，因在训练和指挥作战方面深得官兵的信仰，是以全军对刘颇为爱戴。

    1928年9月1日，刘珍年通电响应北伐，并被南京委任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一军军长，后部队番号改为陆军第十一师，刘任师长。部队分驻掖县、平度、莱阳、海阳、蓬莱、黄县、牟平、栖霞、福山、招远、文登、荣城各县和烟台、龙口二市，军部驻在烟台。

    在陈调元任山东省政府主席时，刘珍年即为省府委员，也参加省政会议，并在济南设有办事处以资联系。及韩复榘继为山东省政府主席时，刘因韩虚诈阴险，不欲过多来往，即未再参与省政。但对防区内地方行政人员，从来即由刘推荐经省府加委任用。对司法更是尊重其威严，向不过问，至海关监督统税局长等都由南京直接委派。

    韩刘混战的起因

    在1930年蒋与阎冯作战时，韩复榘被阎部张萌梧军击败，经胶济县退至潍县、坊子一带，几乎溃不成军。以后阎冯失败，韩复榘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对所部第三路军的损失急欲补充，而韩又颇具野心，更欲得到海口。只是青岛当时属于东北势力范围，有东北海军驻守，韩不敢妄想，因此韩希图得到烟龙海口。在刘珍年方面，则以为国军驻在省属地方，彼此虽不接近，但也无抵触之处。自己是省府委员，在济南有办事处做联系。并且认为在韩军溃败时，该军未乘其危，韩既不感激，也不致仇视。因此对韩复榘原无戒心。谁知韩复榘图谋已久，在1932年5、6月间，即曾密派丁某到平度县刘军张銮基旅进行离间，劝张旅脱离刘珍年而投韩，由韩为其扩编成师。张銮基严予拒绝，将丁某遣去，但未向刘报告，后来为刘所知，刘珍年竟也漠然置之（但从此张銮基内心自觉不安，以致造成张旅后来在福建浦城脱离刘珍年军的事故），对韩复榘仍未做任何戒备。不料在1932年9月18日下午4时余，刘珍年正与僚属在海滨球场做网球活动，忽得紧急报告，据称潍县有大军集结，烟潍路上由烟台开往潍县的汽车全被扣留，由潍县开烟台的一辆也未开出。听此急报后，刘大为惊异，当时竟未能判定是何处军队，何以在此国难时期竟有军事行动。但为预防和自卫计，不能不做紧急准备，因此立刻回至军部做必要布置。以后陆续得到报告，情况渐明，始知是韩复榘发动了军事行动，对本军大举进攻。同时，韩将刘珍年在济南的办事处封闭，处长傅伯良及办事人员都被扣押，断绝了刘的对外联系。

    刘珍年对韩军的防御计划

    情况既明后，刘珍年曾判断韩复榘此次军事行动，既冒国人之大不韪，又不度德量力，估计其全部兵力，总共约4万人，除留防鲁南、鲁北、鲁西者外，能调来胶东者，最多不过3万人，与刘军兵力相等。而刘军以逸待劳，地理熟悉，火力或犹过之。彼不顾国难以骄兵临我，可谓误国欺人太甚，故可与之一战。所订防御计划，初步是采取了三个据点（掖县、莱阳、烟台）犄角的形势，集中兵力互为援应。至最后必要时，还预定放弃烟台，只在掖县、莱阳两地与韩军周旋。并决定刘进驻掖县亲自指挥在掖部队，莱阳方面先由旅长梁立柱负责，至放弃烟台后，所有在烟部队及各军事教育机构，统令撤往莱阳，此后莱阳防务即由副师长何益三及旅长梁立柱共同负责，随时以无线电与刘联系。刘珍年为充实掖莱所部军需弹药计，在接得警报做初步部署的同时，即连日用轮船从烟台向掖口急运军用物资，昼夜装卸，并派兵一团在掖县至掖口间（两里相距约30里），沿途保护接运。同时还由公路向莱阳输送一切军用物资。

    刘珍年驰赴掖县御韩

    1932年9月21日晨，刘珍年带着幕僚驰赴掖县。到达后即做了防御部署，准备迎击韩军。而韩此次大举攻刘，系派军长曹福林为前敌总指挥，原拟用偷袭之法，企图对刘军各个击破。不料因事机不密而又行动迟缓，反而失掉机会，使刘军方面有了适当准备。致韩军进攻平度者竟扑了空，进攻掖县者亦在昌邑迟迟不行。以后韩复榘经由潍县亲至昌邑，他的先头部队才进抵沙河（距掖县约40里）。此时韩因偷袭未成，又施其阴谋手段，先派张宪（张曾在李景林部任军师旅长，刘军的上级官连刘在内多为张的旧属）拉拢离间刘军的旅长张銮基、梁立柱，使其叛刘投韩。当时梁未在掖，只有张銮基承刘珍年意旨，派员虚与委蛇，借探军情。后以此种阴谋未生效果，韩才挥师进攻，并断绝刘军掖口的运输，由此韩刘两军才算正式接触。经过数日的激烈战斗，刘军方面只护运军用物资的一个连少受损失，韩军方面或较多些，总之双方都无甚大伤亡。以后刘珍年为减少消耗，将大部队伍退入城内。韩军即每日用炮轰击，韩复榘还借了东北海军飞机两架，投了两次炸弹，除民房稍受破损外，军民幸无伤亡。炮击在停战令下后才停止。

    莱阳方面刘军在该县西南50里之水沟头驻有前进部队，同时还派一游击部队，在莱掖间做运动战，但该方面两军竟无大接触。烟台刘军在掖县方面发生战事后，即奉命放弃烟台退往莱阳。

    刘珍年派员南下向蒋报告

    1932年9月，“九一八”事变余痛未消，韩复榘竟在此时发动内战，当为国人所痛恨。刘珍年为使国人明白真相，并向南京政权报告军情，剖白是非，除决定自赴掖县指挥防御外，同时决定派参谋长韩洞南下报告并请各方声援。韩洞9月24日到达南京，适蒋介石正在庐山，乃向当时军委会负责人参谋长朱培德、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说明韩复榘大举发动进攻刘军情形。朱、何闻报极为震惊，立允向蒋转报听候处理。同时韩洞也向新闻界说明了韩复榘的阴谋和袭击刘军的经过。自是报端即群起对韩呼吁并大肆斥责，韩洞于9月27日抵庐山向蒋报告。当时蒋极为震怒，并说，我在前几天曾向韩复榘要两团人，他竟未答应，想不到他是为袭击刘军，韩复榘太可恨了，我要消灭他。遂问刘军能守多少时日，韩洞答，最少能支持两月，蒋说不用那么长时间。10月5日南京即下令韩刘两军，限五日内先行停战，并派定参谋次长熊斌、军委会主任秘书高凌百为特派员监视双方撤兵各归原防。同时闻蒋决定对韩用兵，已密派商震为西路总指挥，由河南进窥鲁西。徐庭瑶为南路总指挥，所部第四师已由蚌埠向徐州开进。于学忠为北路总指挥，由河北取路德州对韩布下包围形势。陈诚且嘱韩洞密电刘珍年，即使韩复榘撤兵，也要刘军对其以兵牵制，使其逾限，好由中央明令声讨。但韩复榘当时先已知为全国舆论所不容，又知蒋要对他用兵，除已派所部孙桐萱军在临城一带准备抵御外，立即表示遵守南京命令，停战撤兵，并欢迎熊、高即日莅鲁。同时还派省委张钺为代表到南京请罪，南京军委负责人朱培德、何应钦为划定刘军驻防地区，曾分别向双方代表谈商。韩复榘方面首要刘军撤离掖县，并只允划文登、荣城、海阳三县为刘军驻区。刘军代表坚持仍维原防区。后来韩方允增为五县，继又增为八县。最后由军委会仍定为原防区不变，同时朱培德还告诉刘军代表说，中央希望刘军对韩复榘部还要随时注意监视。

    刘珍年请求调防

    在南京军委已确定刘军仍驻原防区之时，刘珍年认为此次战事虽由韩复榘发动而造成，而地方人民也遭受相当损失，感觉自己驻防胶东数年，对不住地方父老。因此径电蒋要求调防，并电嘱韩洞去汉口向蒋面请。蒋对此要求初颇怀疑，因令征询刘珍年愿调何地。刘复称请调海州或徐州或豫东豫西均可。蒋均以各地原有驻军，难再容纳为词。最后刘珍年表示，除不欲调往江西与红军作战外，调往其他任何地点都可。因此蒋才认为刘之请调，确系诚意。蒋竟使用手段，首先令调刘军驻防湖北随县、枣阳，而暗中使人拒绝，继又改调宁波，也因当地反对作罢。最后决定将刘军调往浙南温州一带，终于还是开抵赣东和闽北。

    南京派员照料刘军南调

    南京所派监视停战撤兵委员参谋次长熊斌、军委会主任秘书高凌百，于1932年10月下旬到达济南，后又经潍县昌邑沿途视察韩军情形。11月上旬到了掖县与刘珍年会晤，因刘军已准备调防，熊、高未做停留即转赴烟台。为使刘军安全南调，南京除严令韩军不许妄动，并由熊、高负责监视外，又加派军委会厅长蒋伯诚、北平军分会航警处处长宋式善到烟照料刘军登轮南运。同时另派东北海军陆战大队长张楚材率陆战队数百人在过渡时期担负烟台治安。在刘军全部离烟后，烟台一带即由韩军旅长荣况兴任警备司令率部驻防，并派张宪为长山岛行政区专员兼烟台市市长。

    山东旧省府生活八年拾零

    韩子华

    故居杂忆

    我是韩复榘的次子。1930年至1937年，我母亲带着我们弟兄住在山东旧省府内的东大楼。山东旧省府是前清巡抚衙门的旧址，经历代巡抚的整修，格局已相当可观。民国以后又经张宗昌大加增建，到我随父母去住时，那里已是一座花园式的大建筑群，既壮观又优美。

    济南珍珠泉就坐落在旧省府内。池呈正方形，四周围以铁栏，水深一丈余，清澈见底，池内有数百条大鱼。紧靠泉的北面为西花厅，是当时招待宾客的地方。宾客们凭栏观鱼，将整个馒头投入池内，大鱼即蜂拥而来，浪花起处，馒头已被一条大鱼吞掉。这是宾客传统娱乐项目。

    连接珍珠泉的水渠，在旧省府内环绕一圈。在西北角和北面的后花园内还有两个小湖，面积都比珍珠泉大得多，水清见底，也有许多大鱼。但宾客们很少前往，那里就成了我们小孩子的乐园。

    其实特别优美的地方应是后花园，那里环境幽雅，湖面开阔，湖边还有一座大假山，上有许多洞穴。园内花卉虽少，却古木参天。旧省府当时是严禁渔猎的，所以园内各式各样的野鸟成群，聚族而居，竞相争鸣。我们可以在湖内划船，也可以在湖边捉小虾或是爬到树上摘桑葚，秋夜还可以去捉蟋蟀。

    那时我们最怕的是巨蝎突然冲出洞来。传说“五三”惨案时，日本兵占据了旧省府，他们大肆破坏，捉鱼打鸟，为所欲为。某天，突然从假山洞里冲出两只巨蝎，当下螫死两名日本兵。日寇开枪打死一只，另一只又逃回洞内。有人为这只死去的巨蝎拍了一张照，后来又在照片上写了简短的说明，此大幅照片就悬挂在旧省府大会议室的墙上。当时缩小的照片则广为流传，许多人家里都可看到。

    我父亲任内对旧省府没有什么增建，仅仅维持现状。尽管如此，也使用了许多专职的维修和养护人员。有一次，在河道里放养了一批小金鱼，但立刻被那些大鱼吞掉了。又一次，想在池内、河道里种植荷花，费了许多力气，仍不见生长，可能由于泉水太凉所致。据我所知，仅有此两次试验，均以失败告终。

    当时住在旧省府的有第三路军总部及其八大处，省府的秘书处和机要处，还有一营警卫部队，以及汽车队、马号等。

    我们住在东北角的东大楼，这是个二层楼，有大小二十个房间，二楼的大客厅甚是宏敞，满铺地毯，中间有个很大的写字台。二楼与一楼都有走廊，向南与一座大戏楼相通。这座戏楼很高大，也很考究，都是人字形地板。南头是个大舞台，后台向南连着五间大玻璃厅。戏楼的池座不设长椅，空荡荡的，是举行宴会的地方。其东、西、北三面是二层楼，正面是包厢。

    我父亲的办公室在大堂后面，共五间，中间是过堂屋，有后门通往后面，西面两间是机要人员和警卫人员的值班室，东西两间是我父亲的办公室和卧室。办公室内顺南窗，有一套沙发，屋中间有个小圆桌，周围有四把椅子，靠东墙是他的办公桌，并不太大，他每天就在这里办公。父亲习惯于用毛笔批公文，所以桌上文具很是简单。仅有一个大砚台、一个铜墨盒和一个大笔筒。笔筒内插有许多毛笔，还有一支形似自来水笔的钢笔手枪，只能装一粒子弹。枪管又如此之短，只能对面打人，怕皮衣也很难穿透，他不过是为了好玩，并非靠此防身。他的办公室墙上悬有一大幅岳飞像，岳飞是书生打扮，卧室内有一套沙发，另有一张单人床，再没有别的家具。墙上悬有一大幅关羽像，关羽是读《春秋》的姿态。床的蚊帐架上挂着一支宝剑，样子很古，这也是为了好玩，他自己从不携带任何防身武器。

    每当我父亲来到东大楼，我母亲总是迎他进来，先在大客厅内，与他隔着大写字台对坐，吸着纸烟谈家常。随之必端来酒菜，他自斟自饮。他酒量甚大，但总以半斤为度，我没见他喝醉过。宴客时如果闹酒，他就装醉脱身。

    他平时很严肃，心情不好时则紧皱眉头，不断吸烟，面色变得难看，所以我们都很怕他。其实他从没有打过我们，也没有痛骂过，有时只简短地痛斥几句就完事。当他心情好的时候，也常与我们谈笑，还带我们出去骑马、踢足球等，他总怕我们会学坏，所以饮酒时不许我们斟酒，吸烟时不许我们划火柴。他偶然陪宾客打牌时，我们路过客厅要目不斜视地快步而过，否则定遭训斥。

    他除了吸烟、喝酒以外，还爱好骑马、游泳、踢球和打猎等体育项目。他从没有为消遣而打过牌，每次都是招待宾客而迫不得已，这时他就心不在焉地陪上四圈，故意输些钱，随即找借口匆匆离去。

    他也不喜看戏和电影。1935年为鲁西灾民募捐，他特邀了梅兰芳、金少山等名演员到济南演出。当时甚是轰动。正面包厢是为他专设的，他却每晚都不去。后来大家劝他应该去捧场，否则对梅先生很不礼貌，他才在最后一晚去了，坐了半个多小时，又是找借口匆匆离去。

    还记得梅先生到济南的第一天，即乘汽车到东大楼拜访。当时我们虽然年幼，也已久闻梅先生的大名，就跑到汽车旁去偷看，梅先生隔窗微笑望着我们，还做了个怪脸，逗得我们哈哈大笑。

    家 教

    父亲不许我们去上小学，他聘请了几位教师在家里教我们读书。一位是北平来的前清举人桂老夫子。他是汉军旗人，名桂保。他教我们四书五经，全是老式私塾的教法。教作诗，就是熟背千家诗和唐诗三百首，但并不教作诗的方法。另一位是秘书王一箴先生，他是师范出身，专教我们现代语文和算术，也教水彩画和唱歌。再一位是英语秘书陆鼎青先生。还有一位专教武术的老师，是省府参议余化行先生，乃李景林先生的大弟子，属于太极门户，但也教我们行意拳和八卦拳，还教刀、剑、枪、棍等兵器。

    这套教育，是我父亲特意安排的。此外，他还亲手教育。父亲很注意写毛笔字，常说他自己就是写字出身的。他规定我们每天要写若干大字和小字，过一段时间，还要亲自批阅。批阅时先查数量，数量不够就罚跪。他对字体也很重视，有一次我因写“远”字上下都写成捺形，受到严厉训斥。有一个时期，他知道我们已学完了《左传》，就每周叫我们在他面前回讲，他坐在一旁细听。有时点头，有时插问，有时则很不以为然，认为一切遵从旧注是不对的，他自己确有些新见解。我们当时水平极低，只能点头称是。在这种场合，有时也扯些别的事，允许我们各抒己见，我们很感兴趣。记得有一次扯到谁的名字起得最好，我大哥贸然说道，袁世凯、徐世昌、曹锟等总统的名字就起得很好。我父亲频频摇头说，不能因为他们是大官名字就好。我们当即请他举出几个好名字来。他略事沉吟，说徐向前这名字就好，“你看，走得虽慢，但永远向前，什么事不能成功呢？”

    他是个武人，除经常带我们去骑马外，还在后花园内竖起枪靶，命我们用手枪打靶。我们当时年龄太小，又缺乏严格锻炼，往往打得很糟，他甚是不悦，有时就亲自为我们做射击示范。我大哥结婚后，也命我大嫂随同射击。她当姑娘时从没有见过真枪，只有勉强含泪上场，一手掩耳、闭着眼睛把枪打响，子弹不知飞到了什么地方，我父亲哭笑不得，但从此也就再没有组织我们打靶了。

    他终年穿一套灰布军装，遇到大典，不过再扎上皮带，打起绑腿，与一个普通士兵无大区别。就任国民政府委员时，他才穿起长袍马褂的礼服，胸前戴了个“国民政府委员”的徽章，照了张相。以后这成了他的标准像而到处刊载。其实，这种打扮他平生仅有过极少几次。他只许我们穿布制服、穿布鞋。我们淘气，到处乱爬乱跳，所以膝盖都补了两块大补丁，布鞋上是皮包头，直到上中学时仍然如此。我大嫂喜爱打扮，但她决不敢在我父亲面前穿短袖旗袍，更不敢穿跟鞋。

    他颇喜骑摩托车，并叫我们也都骑。所以我从小就能熟练驾驶摩托车，可以像玩杂技一样，在坟地里上下飞跑。

    上中学后，他再不直接过问我们的教育，只时时问一问学校的功课和学生们的想法。常常告诫我们不可搞特殊，要与同学搞好关系。我大哥初中毕业后，高中统考时得分很高，他很想从齐鲁中学转到省立一中，因为当时省立一中在济南最有声望，却被我父亲训斥一顿，他说省立一中是国立学校，他的子女到国立学校会被人说闲话。我大哥无法，又在齐鲁中学升入高中。

    他具有朴素的平等思想，最厌恶“老爷”、“少爷”、“小姐”等称呼。有一次他听到有个用人称我二伯父为“二爷”，他立刻训斥说：“你为什么喜欢当孙子呢！”用人们对我们当然更不敢以“少爷”称之，很有趣地称我们为“大学生”、“二学生”、“三学生”等。

    有一度他觉得每星期日大家都休息，只有炊事人员不得休息，这很不公平。于是他规定炊事人员星期日也一律休息，由我们自己做饭。我母亲炒菜，他烙饼，叫我们烧火、抬水、打零杂。开始时，他真是非常高兴，一再向我们介绍烙饼的经验。不过数周之后，他星期天忙于会客，这一制度无形中也就停止了。

    见闻种种

    冯玉祥先生1931年来到山东，车抵济南时受到了盛大欢迎。那天我父亲十分紧张，以他为首的军政要员早早都到车站列队恭候，老西北军的单独排成一队。冯先生下车后与这些人一一握手，亲切交谈，每人都激动得热泪盈眶。冯先生稍事停留，即前往泰山定居。我父亲每路过泰安，必去冯先生处晋谒长谈。还有一次，他把我们也带去看望先生。我在一旁仔细观察，见冯先生穿一身农民的粗蓝布衣裤，腰扎一条大布带，戴着大草帽，像是一个健壮的华北农民。我父亲则打绑腿扎皮带，像个士兵。那次谈得很久，突然冯先生说：“向方，你就吸支烟吧，没有关系。”我父亲则一跃而起，立正说：“报告先生，我不会吸烟。”我明知父亲烟瘾甚大，大概冯先生也早已知道。

    1934年谷三先生在济南病逝。谷三先生名谷良友，当兵时即与冯先生在一起，交好甚笃。以后一直追随冯先生，以勇猛善战著称。到山东后任鲁西民团总指挥，中将衔。我父亲视他为前辈，极为尊重。他五弟即谷良民先生，任第三路军二十二师中将师长。谷三先生的追悼大会盛况空前，第三路军全军挂孝。全国各地的前西北军将领都派专人来济南致祭。冯先生亲读祭文，泣不成声，在场之人无不动容。事后冯先生向我父亲说：“你我百年之后，是不能有这样的哀荣了！”抗日时期，我从沦陷区转学去重庆，当时人地生疏，就去找冯先生，先生待我亲如家人，立刻帮我转到武汉大学读书。后来每次去看望先生，先生必向我问寒问暖，亲切备至，使我至今难忘。

    石友三1930年曾与晋军联合进攻山东，并发表长篇通电，促我父亲下野让贤。不料未及一年，他竟戏剧性地兵败后逃来济南。他先到了东大楼，一见我母亲就放声大哭说：“嫂子，你看我成了这个样子！”他确又黑又瘦，头发很长，一副狼狈相。到晚上，我父亲走进屋来，石又大哭一番，我父亲把他藏在去后花园路旁的一所二层小楼内，他从不下楼，相当神秘。我们小孩子好奇，常去小楼看他，他当时很寂寞，倒很喜欢与我们胡扯，两三个月后，他搬到商埠去住，才又神气起来。有一次，他写个条子，派人送给我父亲，说他没有钱花了。我父亲急派一个副官给他送去500元。他不屑一顾地顺手扔在桌上，说：“这够干什么的！”又指着雪茄烟向那副官说：“你看，一盒雪茄就要50块。”副官吐吐舌头，跑了回来。

    李景林任奉系的直隶督办时，西北军首先向他开火，李依靠现代化的工事固守天津。我父亲当时是师长，担任主攻，他身先士卒，带头冲锋，终于突破了李的防线，迫使他乘船逃走。以后在豫东大战时，我父亲任方面军司令，敌方是直鲁联军，对手又是李景林。不料1932年他却到山东来了，而且与我父亲很谈得来。打胶东的刘珍年时，他也随军帮同指挥，有如高级顾问，但实际上他什么名义都不肯接受，纯以客卿自居，采取超然态度。以后他索性在济南定居下来。李景林貌虽清癯，却是武术大家，据说受有太极门的真传，在当时全国武术界很有些名气。每次宴会，他必应邀舞剑，长袍也不脱，反更见潇洒。他的拿手好戏是与他的一群弟子推手。十几个彪形大汉被他推得东倒西歪。不过，当时我虽年幼，也怀疑是那些大汉在有意捧场。他的如夫人和小姐也都善舞剑，也是不脱旗袍，只见剑光闪闪，上下翻飞，赢得一阵阵热烈的彩声。他死后，几位太太互斗到不可开交的地步，都找我父亲告状，我父亲只好耐心为她们排解。她们还把许多箱子都拉到东大楼求我母亲监管，以示互不信任，数月之后才又拉走。

    当时山东的形势犹如东北，日本人时思染指，所以经常要与日本人打交道。我父亲总是自己去应付，不使他的部下参加，以留退身之步。当然更不许我们接触。但我们也奉命接触过两次。一次是在东大楼设便宴招待日本领事，我们被指定参加，再无其他陪客。我现在已记不起这个日领事的姓名，只记得他是矮胖身材，真称得起所谓的“支那通”，说中国话与中国人无大差别。听说有一次在宴请各国领事的大会上，他居然得意地唱了一段京戏《空城计》。他这次先与我父亲古今上下地闲谈，待酒喝到一定程度，他突然郑重地向我父亲说：“我奉敝国政府之命与你商议，想邀请你的几位公子都到日本去学习。他们在日本会受到世界上第一等的教育，公子们的生活由我们政府妥善照管，请你完全放心。”我父亲一惊，赶紧婉言谢绝说：“他们还小，等在国内中学毕业后再说。谢谢贵国政府的关怀。”他还一再纠缠，我父亲始终坚持不允，最后不欢而散。当晚，我父亲向我母亲说：“日本鬼子竟然想把我的孩子们弄去做人质，真是可恨！”

    又一次，我父亲忽然带着我们去日本领事馆赴宴，我真是大开眼界。宴会是地道的日本式，都席地而坐，面前摆满了奇奇怪怪的菜，又有大批日本艺伎在旁侍奉，还演奏着日本乐曲。日本领事和武官见我父亲把我们也带来赴宴，先皱了一下眉头，很快又变成微笑，热情让酒让菜。日本菜的样子虽也好看，我们却实在吃不来，主人再三推荐的一大盘生鱼片我们也不敢尝试。只有名叫鸡素烧的还好吃，有点像中国的火锅。宴罢归来，我母亲正在坐立不安地焦急等待，她埋怨父亲不该带我们前去，我父亲则哈哈大笑。

    我还在曲阜见过一次当时的“小圣人”孔德成。就是那次我父亲带我们去泰山谒见冯先生之后，又到了曲阜，还有几位老先生陪同，好像就是乡建派的王鸿一、梁耀祖等人。当晚即住在孔府的花园内，晚间在凉亭内饮茶。几位老先生谈起自己当年攻读诗书的艰苦，于是我父亲也谈起他自己年轻时的经历，家里怎样贫寒，他怎样去县衙内当司书，又怎样闯关东找生活出路，在辽阳怎样病倒在小店内而想自杀，又怎样受到小店老板夫妇的恩遇而得以不死，以后又怎样当兵打仗等。我还是第一次听我父亲自述青年的经历，很感兴趣，再不困倦，一直在旁听到深夜。

    第二天“小圣人”亲来招待，他当时也是个孩子，比我大哥仅大一岁。但他却长袍马褂，道貌岸然，不愿与我们嬉戏。于是相对默然，最后在花园假山上合影留念。孔府还为我们表演了八佾之舞，我从《论语》中得知“八佾舞于庭”的事，不知究是何物，现在才看到不过是几个人手持长长的野鸡尾缓慢地做些舞姿，颇感失望。

    参与机密的核心人物

    据我所知，当时山东参与机密的核心人物并不多，仅十几个人。其中有三位是我父亲的四北军老友，一是任济南市市长的闻承烈先生，其他两位是任第三路军顾问的葛金章先生和过之纲先生。

    闻先生以耿直、清廉著称，真是两袖清风，一尘不染。他在西北军多年从事兵站工作，在山东时任济南市市长，以后又去冯治安兵团任兵站总监，直到抗战结束。可是我在重庆见到他时，他竟穷得无以为生，靠他在大学当教授的三弟不时寄些钱来勉强维持。解放后他来到北京，只能住在当年为他做饭的老伙夫的家里。后经政府的照顾，安排在文史馆工作，前几年才在京逝世。葛、过两先生是当年西北军在湖南练兵时，与我父亲一起被人们戏称为“十三太保”的老伙伴。这三位先生与我父亲始终是老友关系。我父亲对他们极为尊重，他们对我父亲也极为真挚。这几位老友在一起，谈话非常坦率，无所避忌，往往相互争辩到面红耳赤。我父亲常在家里接待他们，他们有时也会突然深夜来访。他们每谈到机密大事时，我父亲就摆手叫我们回避，这时我母亲便立即带我们走开。

    其他就纯属我父亲的部下了。首先是三位重要的师长，即孙桐萱、曹福林、谷良民。孙桐萱先生从当连长起即一直追随我父亲，再未离开过。他统率的第二十师即当年我父亲任师长时的那个师，可说是最基本的部队了。曹福林先生统率的第二十九师也是我父亲的嫡系部队。他与孙先生都勇敢善战。当年彰德大战时，他二人都身先士卒，身负重伤。我父亲死后，曹军并入刘汝明兵团，淮海战役后，该军随同去了台湾。谷良民先生统率的第二十二师是我父亲在河南任主席时新建立的，但谷先生与我父亲则是从当连长时就在一起的老弟兄，因而最受到我父亲的信赖。我父亲每次去各地视察，总是指定谷先生代理主席。蒋介石在庐山举办训练团时，叫我父亲去当大队长，他不肯去，也是指定谷先生代表他去参加。这三位军事将领是第三路的支柱，许多军政大事我父亲自然要先与他们商议。但他们三位先生在我父亲面前总是毕恭毕敬，很少相互谈笑，更少犯颜争辩。

    另就是几位重要的文官了。有秘书长张绍堂、民政厅厅长李树春、财政厅厅长王向荣、建设厅厅长张鸿烈、教育厅厅长何思源、省公路总局局长刘熙众等。

    张绍堂为人极其狡诈，其容貌也活像个舞台上的奸臣，大家都讨厌他，我亲耳听到许多人都骂他。但他很有权术，又善于逢迎，甚至收买我父亲的左右，随时窥测我父亲的喜怒，一有机会即施展其损人利己的诡计，我父亲确受到他不少欺骗。李树春厅长为人正直，也很有才能，蒋介石一度想招他去南京任职，他坚决不肯。最后当蒋介石在开封摆下陷阱诱我父亲去开会时，李树春曾力谏我父亲不要前往，并自愿代表我父亲去赴会，可我父亲没有听从他的直谏。事后，李一直为此事伤感，恨自己当时没有千方百计加以阻拦。在这些军政人员中，何思源先生是很特殊的，他与第三路军毫无历史渊源，并且是奉蒋介石之命来监视山东的。他又是位很有学问的学者，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在美、德、法三国留学多年，他的夫人是位法国人，归国后他曾是中山大学的教授。可能因为他是山东人，又是国民党的老党员，所以才被蒋派来山东当了教育厅厅长。一开始，我父亲对他自然怀有疑忌，又经张绍堂等挑拨，与他发生过数次争执。可是后来我父亲摸清他原来也时受国民党二陈的排挤，并且发现他是位洁身自好、性格耿直的学者。何先生也慢慢发现我父亲为人真诚，虽性格暴烈，但不喜玩弄阴谋，且敢于承担责任。所以后来他们逐渐成了相互信任的朋友，彼此很能说些心里话。

    刘熙众先生是我家的亲戚，我们称他为二舅。他追随我父亲多年，极受信任。他为人小心谨慎而又足智多谋，我父亲经常委任他去完成很机密的任务。张学良驻北平后，他即以特使的身份在北平与张学良方面联系，张与我父亲很快就真诚合作。西安事变时，张学良特派专机到济南接他，代表我父亲去西安共商大事，但飞机在济南机场出了故障，他才乘火车去太原转道去西安，行至中途，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抗战开始后，刘先生代表我父亲与共产党经常协商共同抗日的大事，红军代表张经武将军到济南后就住在刘先生处。

    当然，第三路军还有一些顾问，省府参议就更多，这些人多是由各方面推荐而来的。我父亲情不可却，就委以顾问、参议之职，其实只是挂名，每月送些薪俸而已，谈不上参与机密。另有许多军政人员，如师、旅长，总部各处处长、省属备局局长，以及各民团总指挥和专区专员等，可能会参与某项事务的商讨，从而得知某事的原委，但不可能经常参与核心的讨论，对全面情况不可能了解。还有些西北军的老友，有时短暂在山东停留，有时为某事来山东接洽，自然会对某事有相当影响，但总算不得核心人物了。

    一个便衣外卫的回忆

    阎润田

    韩复榘主鲁时期，我在山东省会公安总局保安队充当保联篮、足球队的领队，1932年至1937年被派作韩复榘的便衣外卫，经常随韩外出，因而对他的一些活动情况有所了解，现在就回忆所及说出来。

    审问案件

    韩复榘从1931年起，到1936年春天为止（1936年春天后案件全部交军法处审问），始终亲自审问案件，究竟问了多少起案件，屈杀了多少人，真是不可数计。他完全是以喜怒作生杀，视杀人如儿戏。

    韩复榘规定的问案日期是每星期三和星期六两天。时间经常是从上午9时起，有时上午因事不能审问，则在下午或夜晚审问。他有时因公外出，只要回来的这天是星期三、六，他也一定问案。

    韩复榘问案的地点，上午经常是在山东省政府的大堂前，大堂正中原有四扇屏风，屏风前有一个两层的木台子，韩总是站在第二层台子上，两旁各放一痰盂（韩好咳嗽吐痰）。下午或夜晚，则在五凤楼主席办公室审问。

    韩复榘问案时并不用军队站立两旁，但是手枪旅和执法队的士兵，却散散地站在四下各处。而执法队总是预先在地上放一大堆绑人用的绳子和七八条军棍。韩每次走出，先由军法官喊一声“立正”，韩稍稍点头，就开始审问。韩问案时不禁人旁听，因而每遇问案，看热闹的人总是围成一个大圈子，但都是省政府秘书处的低级职员或传达、士兵等，并没有其他人。问案时经常有三五个新闻记者，站在韩的身后一带，随听随记。韩在问到高兴时，就回过头来问新闻记者们：“我问得怎么样？”记者们总是说：“主席问得很好。”韩就会说：“我这是单行法。”

    韩复榘所问的案件，凡是属于济南市内的案件，都由山东省会公安总局司法科管理；属于全省的案件，则由第三路军军法处管理。这两个部门先把该管案件，预先审问清楚，登记到簿子上。到了韩的面前，属于公安局的案件，由司法科科长杨金标念簿子；属于军法处的，由王中校军法官或牛中校军法官二人念簿子。先喊来全案人犯，再念案情。韩听着念完案情，就进行判决。他认为该杀的，就说“枪毙”，于是执法队上来，两个架一人，架出绑好，预备上车开往刑场。又如赌案，经司法科科长念明某案某某等人，在某处一同聚赌。韩听后，就说：每人罚若干元，这一案也就完了。

    各案的人犯，属于公安局司法科的，在司法科看守所拘押；属于军法处的，在军法处看守所拘押，实则是一处看守所，两下分用。每遇韩复榘问案，司法科的由司法科科长和录事一名、看守警一个班、保安队一小队来回押解。军法处的由执法队四五十名押解。民刑案件，男子都是二人一绑，女人和戴镣的不绑。犯人进入省政府大门后，都在大堂前右边，一律解开绳子，蹲在地下。

    韩复榘每次审问案件的数目，属于军法处的在50～80案。属于司法科的，在30～50案。韩每次都是全部问完为止，并且用不了很长的时间。因为不论何案，总是或生或死，一言而决（有的案子也不作结）。

    韩复榘问案喜欢人喊他“青天大老爷”，或是喊他“青天”。遇到这类的案犯，就能“逢凶化吉”。有一次，公安局在城里南城根街抓了一个吸大烟的老年妇女。韩问到此案时，这个老年妇女，走路哆哆嗦嗦，嘴里叨念着，“都说韩主席是青天，我也没见过，这一回我可看看俺那青天”。韩听到这些话，很顺心，就向司法科科长说：抓她干什么？把烟灯给她送回去。这个老年妇女，不但没受责罚，并且从此公开吸大烟。

    韩复榘审问毒品案件，凡是卖大烟的，无论烟土、烟膏，总是每两罚洋2元。吸食的送戒烟所戒除，时间最少者一个月，释放时在左臂上刺上一个字，再犯就加重处罚。贩卖海洛因白面的，一律枪毙。吸食的按抓到的毒品数量决定，少量的送戒烟所戒除，数量多的也是枪毙。但是也有例外，某次抓到一个姓贾的，因为买了三角钱的白面，也被枪毙。韩对毒品数量的罚款数目，不论多少，都能冲口而出，毫无错误，比如念簿子的说：某人携带烟土75两，韩则随口说：罚150元。虽有细数，他也说不差。

    韩复榘对于“车”、“行”、“店”、“脚”、“牙”等人物，则具有成见。每遇案中涉及这一类的人，他总是不问是非，先打50军棍再问。有的案子涉及税收人员，也是先打后问。凡遇有涉及妓院的案件，韩复榘也是不问事由，就命令公安局先把这个妓院封闭，全部妓女送救济院择配。

    1934年，韩问到一件小偷案，司法科科长杨金标宣读案由，念到“这名小偷刚释放三天，又被抓回”时，韩问，为什么放他？杨金标说：“判了三个月苦力，到期释放。”韩说：枪毙！又向杨金标说，今后小偷犯两次以上的，一律枪毙！从此公安局就规定了一个办法，凡遇初犯的小偷释放时，一律在右臂上刺个“一”字。因而有的小偷就把右臂上刺的“一”字，用牙咬去。

    一次，韩问到一个拉洋车的，原因是商埠四公安分局的警察跟上了一个卖白丸的人。那人正在街上雇了辆洋车坐着，警察喊他站住，那人从车上跳下来，急忙逃跑了。于是警察就把拉车的逮住，检查车上有白丸十袋，用一个包袱包着。于是，警察就把拉车的抓起来了。

    韩复榘初次问到这一案，把拉车的人打了一百军棍，叫他找这个坐车的。第二次又问到这一案，韩问：“找着了没有？”拉车的说：“我不认得他，没找着。”韩说：“没找着，东西就是你的。”就把这个拉车的人枪毙了。

    还有一次，韩问到一件夫妻打架的案件。男子说：“我女人另有情夫，要和我离婚。”韩听后就向随从副官说：“找个鞭子来。”韩把鞭子交给这个男子说：“你拿回这个鞭子去，她再不听说，你就用鞭子打！打死了，抬到省政府来，我给你买棺材。”此案也就如此终结。

    视察县政 草菅人命

    1932年冬天，韩复榘到肥城县视察县政，走到一个村庄，忽然下了汽车，走向庄里，叫来庄长问：“你们庄里有坏人吗？”

    这个庄长莫名其妙，就在沉吟间说：“有。”韩说：“都把他们叫来。”

    庄长一共叫来了四个人，韩问他们说：“你们四个都是坏人？”这四个人不解其意，还没答上话，韩复榘就吩咐说：“把他们枪毙了。”于是不容分说，这四个人立刻被架到庄外枪决了。韩也登上汽车走了。

    1933年秋天，韩复榘到益都县视察县政，并亲到山东省第四监狱（在益都东关）视察。

    韩到了第四监狱后，把全部在押犯人提出审问，凡是问到带匪字的犯人（嫌疑犯也在内），都叫另站在一边。例如，韩问一个犯人，你为什么案子被押？犯人回答说，都说俺是窦匪（窦宝章部的土匪）。韩一听就让他站在一边。全部问完之后，这类的犯人共有70余名。韩下令一律枪毙。于是立刻将这些人押到监狱西面和益都城外东南角一个沟里执行了枪决。其实这70余名犯人，都是经司法部门分别判处徒刑，在第四监狱里执行关押的犯人。

    1934年夏天，韩复榘到潍县视察县政。以往潍县县长厉文礼每遇韩来视察，总是设法于事前他去，借以避免与韩见面，少生事故。韩到达后每闻厉县长外出，反而嘉奖他办事勤奋。

    韩复榘这次到潍，厉文礼仍然不在县内。韩临走之时，有一老妇拦车喊冤，韩当即下车讯问。老妇告她女婿（在县公安局内当巡官）不赡养她，韩立即把这个巡官叫来，问他为什么不养他的岳母，这个巡官还没说出所以，韩就说：“枪毙！”于是拉到沙滩上执行。韩复榘到达车站，正在等车。这个巡官的女人赶来，向韩哭诉她丈夫并非不养她的母亲，实因她母亲平素好赌，好吃懒做，巡官每月挣的薪水有限，不能满足她母亲的要求，故而控告。韩听了之后，说：“这个老女人，也不是个东西，枪毙！”于是把这个老妇也执行枪决。

    这个巡官的女人，见她的丈夫和母亲在片刻之间都被韩枪毙，大哭大闹，拉住韩的衣服说：我的亲人，都被你枪毙了，我现在一个亲人也没有啦，我跟着你吧！

    韩复榘无法处理，十分狼狈。县公安局局长胡鼎三把这个女人拉到一边，再三劝说，终于给了1500元，韩才得以下台了事。

    枪毙警察

    1931年冬天，韩复榘身穿旧棉袍，头戴旧呢帽，脚穿一双打着皮包头的旧鞋，带着随从，骑自行车从济南市商埠经三路纬一路经过。走到路东一家门口，看见门上挂着牌子，上写“日本洋行”四字。于是他下车看了看手表（晚7点多），示意随从都留在门外，只带了一个穿便衣的，溜进洋行门去。

    韩复榘进门之后，在院内转了一遭，正遇到一个人，身穿警察服装，从屋里走出。

    韩见到是个警察，就问：“你是个警察，来干什么？”

    这个警察不认识韩复榘，话中带气地说：“你是来干什么的？”

    韩说：“我想买点老海。”

    警察说：“你买老海，我就抓你！”

    韩又说：“你来干什么？”

    警察说：“我也是来买老海，你管得着吗？”

    韩说：“你是警察，买老海是知法犯法！”

    警察说：“什么知法犯法，你还管着我了！”

    这个警察边说话边往外走，韩也跟着走到大门之外并吩咐随从说，把他绑起来。当时问明是商埠一分局的，就说：枪毙了他！于是送回省政府交军法处执法队，用大汽车载到南圩门外，执行枪决。

    殴打女生，抓捕妇女

    一天，韩复榘很不高兴，在皇亭讲完了话，就坐上汽车向西行。车到公安总局门口（现在的省政协），迎面走来三个女学生。她们都是上身穿着蓝色短袖褂子，下穿青色短裙。韩一眼看见，忽然停车下来，向这三个女学生说：“你们穿得不男不女，有伤风化！”举手就向一个女生脸上打了两个耳光子并说：“以后不准穿着这种衣服上街！”

    韩打完说完，又上车西行，走到西门里隆祥缎店门口，又遇到五六个女学生，也都是穿着短袖褂和短裙。韩又下车问她们是哪个学校的，并警告她们以后不准穿着这种衣裳上街。

    韩复榘到了进德会后，即给公安总局下了命令，叫把在街上穿着异服的妇女，一律抓起来。全市警察一律行动，凡是走在街上穿着短袖衣服的妇女，就抓捕起来，一批又一批地送到公安总局的看守所。公安总局的看守所院子很小，屋里容纳不下。被抓的妇女（有三五百人）都在院中站着。当时看守所里拥挤不堪。而大街上看的人，也是拥挤不堪。

    第二天早晨上班后，教育厅厅长何思源来见韩复榘。何说，听说昨天主席抓了一些穿短袖短裙的女学生。这种服装是中央规定的女生制服，全国各省市的女学生，都是穿这个。

    韩复榘听过后，就向副官说：“给公安局打个电话，全部释放。”这些被抓的妇女已经饿着肚子，在看守所里站了半天一夜。

    何思源又说，听说主席当时还很生气，教育了一个女学生，想法安慰安慰她吧！

    那个被打的女学生姓曹，住家在老东门里一带，她父亲在外县当小学教员。

    韩复榘听了何思源的话。当天下午，派了个李副官，买了一匹蓝竹布、两样点心，送到曹家。曹家先不敢收，经李说明，不收不行，才敢收下。

    隔不久曹姓女生的父亲，从外县回家，亲到省府见韩致谢。韩复榘接见了他，又派他当了济南市自来水公司经理。

    撤销济南市政府

    1933年冬天的一个星期天，约在上午8点，韩复榘骑了自行车，带着随从人员，到济南市政府，当时的济南市市长是陈维新，这天并没在市政府内。

    韩已到达院内，才有人发觉，于是跑向楼上（楼上是职员宿舍，楼下是办公室）喊叫睡眠未起的人。有些职员正在梦中，听说韩主席亲到，大吃一惊。这些人慌忙起床，披着棉大衣，一手提着尿壶，一手用棉大衣遮挡着，纷纷下楼。

    韩正和提着尿壶下楼的几个职员相遇，看到这些情况，十分恼怒，说：“市政府太腐败，撤销！”他没有再往里走，也没问市长，转身走去。回到省政府后，一个命令“济南市政府撤销”。很长时间以后，济南市政府才恢复，派闻承烈当了市长。

    误杀送信人

    沙月坡是山东省政府的参议，他家雇用了一个保姆姓李，李保姆的儿子从家乡来济南谋生活，李便请求沙月坡给小李找个勤务工作，沙月坡说，他刚从乡下来，什么也不懂，当勤务干不了。后来沙月坡借给李保姆几十块钱，小李买了一辆人力车，拉车谋生。

    1934年夏天，小李拉车还没有多少日子。一天早晨9点，沙月坡给韩复榘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去，正赶上当差的没在家，就叫小李到省政府送信。小李到了省政府，向值岗的说明，走入省府。这时正遇上韩复榘问案，看热闹的人围了很多层，小李也没有到传达处送信，就挤到人群里，看起热闹来。

    韩复榘正问到一起土匪案件，全案人犯七名。这七名人犯中，有的是土匪，有的是窝主，王中校军法官站在下边，手里拿着簿子，嘴里念着案由，随手指着这七名犯人说：“这个是土匪，这个是窝主……”小李这时正好靠近了犯人，韩一眼看到小李就问：“你是干吗的？”小李说：“我是送信的。”韩复榘正在一手摸着脸，随口说了声：“枪毙。”一声令下，执法队一拥而上，不容分说，两个人架着一个，往外就走。小李无端被绑，大声喊叫：“我是送信的！”韩复榘说：“给土匪送信，更该枪毙！”于是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

    当天下午，沙月坡久等小李不回，就打电话问韩：“接到信没有？”韩答说：“没见信。”隔了一个多小时，沙月坡又打电话问韩：“送信的没把信送到吗？”韩仍然答复：“没见到信。”

    军法处的人此时已发觉早晨枪毙的土匪中，犯人簿子上注明的是七个人，结果毙了八个。那个送信的，簿子上为什么没有名字，大家正在怀疑。

    沙月坡两次电话询问，没得结果，又向省府传达处找送信的人，传达处也答说：“没见有人来送信。”

    传达处这时也听到说早晨枪毙了一个送信的，簿子上没名，不知道姓甚名谁。于是就对军法处说，沙参议来了几次电话问他的送信人，别是枪毙的就是他吧！军法处根据这些情况，同沙月坡在电话说明了小李的面貌穿着，才弄清楚早晨多毙的这个人，立刻向韩复榘报告经过，韩大骂了一顿军法处。同时把沙月坡叫到省府，商量办法，结果给了李保姆1000元钱，让她不许再提此事。

    枪毙张守仁

    张守仁是韩复榘大太太的干儿子。韩在西北军当营长时，张跟他当“小孩”（勤务兵）。韩当了山东省政府主席，张守仁被派为济南市公安局西南乡公安分局局长。

    张守仁当西南乡公安分局局长时，住家在济南市西关速报司庙街。他仗恃韩大太太的势力，无恶不作，在家里私立公堂，专门审问有关毒品的案件，罚了钱送到家来，没收了毒品，也不向总局呈缴。

    1934年秋天，有人向韩复榘告发，韩把张守仁叫到省府办公室，问过之后就交军法处看守所，将张关押起来。一面又派人调查张的种种恶迹，均属实。就命令把张守仁执行枪毙。

    一天上午9点多，军法处执法队到看守所提出张守仁。张不服捆绑，高声大骂，对兵士连踢带打。正要开汽车时，忽然省府来了电话说：“先别开车，有人讲情。”

    原来韩的大太太知道了枪毙张守仁的消息，就向韩代张求情，韩则非枪毙不可，两边相持不得解决。

    执法队在汽车上等了一个多小时，不得下文，就向军法处请示。军法处也不敢负责，就说，开车，车在街上慢点走，越慢越好。

    这时韩的大太太又用电话找济南市市长闻承烈帮着讲情。闻的汽车走到普利门里，正和执法队的汽车相遇。闻下车对执法队说：“先把车开回去听信。”于是执法队又把汽车开回看守所门外。又等了一个多小时，仍然没信。执法队又向军法处请示，军法处仍照以前办法答复：“先把车开出去，慢慢地走。”

    闻承烈帮着韩的大太太代张守仁求情，韩复榘依旧不允。韩的大太太又找李树春（当时没来）、石友三帮助。

    石友三住在商埠七大马路小纬二路，石的汽车走到经二路东，又遇着执法队的汽车。石友三下车向执法队说：“先开回去，我去跟主席说。”执法队的汽车，于是又开回原地停下。

    执法队久候多时，依旧是毫无音信。这次没再请示，就把汽车开出，走到西门里，又把汽车停下。等了一个时候，才又慢慢地继续向西开走，到了侯家大院（经七路西头路南空场），时已午后2点多。

    侯家大院驻着一个工兵营。执法队的汽车刚到，就见一个军官正等在那里，看到汽车就说：“哪位是队长？你们把汽车停下，先去接电话。”队长到工兵营部接过电话之后回来说：“军法处来电话叫听信执行。”于是汽车又停在刑场上等起来。

    韩的大太太和闻承烈、石友三，还约来了王向荣、孙桐萱，一起在省府五凤楼办公室，向韩复榘替张守仁讲情，韩的大太太喊得最紧，要求韩把张守仁押起来，先别枪毙。

    韩复榘在这伙人吵嚷之际，忽然走出办公室，一直走到大堂前，坐上汽车，上了民政厅。这伙人久等不见韩回，问副官，才知道韩已坐车躲走。于是又各处打电话找，结果都没找到（电话打到民政厅时，韩交代说“不在这里”）。

    拖延到了下午4点多，韩在民政厅亲向军法处处长史景洲问：“张守仁的事办了没有？”史答复：“没有。”韩又问：“现在哪里？”答说：“现在刑场等着。”韩说：“马上枪毙！如不枪毙，回头就枪毙你！”史即打电话通知了刑场久等的执法队，把张守仁枪毙了。

    借罚款为名贪污自肥

    1934年7月间，韩复榘约同姚以价、张联升到千佛山闲游，在山上“洞天福地”小院北屋里闲谈。

    姚以价说：从前，济南有四大富绅，这四家是：“东关陈家”（陈钦）、“西关毛家”（毛鸿宾）、“南关傅家”（原住后营房街）、“西关金家”（回族金筱卿）。现在陈、毛、傅三家都已经垮了台，就是金小麻（金筱卿）家还是非常有钱，家里存着不少的金银，房产土地也多。钱多了伤身，主席可以叫他捐一笔款，救济救济难民。韩复榘听说之后，只是笑着点头并没答复。

    当天韩复榘回到省府后，就用电话找来城外公安二分局局长雷万里，问明了金小麻住址（西关永长街），随即带着随从骑自行车，往金家去。进门之后，没容金家的人通报，直接走入金小麻卧室，只见床上摆着烟灯烟枪。金小麻惊慌之下，赶紧给韩让座。韩复榘说：你经常吸大烟？这得罚你！金小麻说：受罚！受罚！请主席吩咐。韩复榘随口说：“罚你17万元！送到省政府去。”说完带着随从走了。

    第三天，金小麻果然派人将现大洋17万元送到省政府。当副官向韩复榘报告时，韩问了一句“都是现大洋吗？”韩复榘收下这笔罚款，并没作救济难民之用，只在日后又同姚、张等人闲谈时说：这个金家真不简单。

    随意说笑，吓死和尚

    1934年春天，韩复榘在龙洞的佛峪庙下边，修建了一座私用的楼房和一个游泳池。并派手枪旅一个连，常住龙洞一带，他自己时常到那里闲游。

    1935年夏天，韩复榘来到龙洞，坐在楼上和随从们闲谈。正有一个和尚从外面山路上走过，被李副官看见。

    李副官说，龙洞庙里那个当家的和尚（年约50岁，记不清名字）是个菜和尚，连经都不会念。

    韩复榘说，把他叫来。

    老和尚听说主席叫，穿好了黄色的法衣，手里拿上念珠，毕恭毕敬地来见，嘴里连说：“主席慈悲。”

    韩复榘问：你会念经吗？

    老和尚答：会念经。

    韩复榘说：我听说你不会念经，过一天我叫你来念给我听听。你要不会念，可小心你的头！

    韩复榘有意调侃老和尚，取笑一时。老和尚回去后，吓得泻肚，没出一个月，因惊吓泻肚死去。

    任意逮捕群众

    1935年冬天，韩复榘约同姚以价、张联升等到洛口街里吃糖醋鲤鱼。回来汽车路过天桥一带，看到街上有不少的贫苦群众，都是面黄肌瘦，衣不蔽体，冻得瑟瑟缩缩，他当时感到厌恶。

    韩复榘回到省政府，就命令省会公安总局局长王恺如：“省城的街道上有那么多‘叫花子’，有碍观瞻，叫各局里看见气色不好、衣服破破烂烂的，一律抓起来。”

    公安局执行命令，大约在半个月里，一共抓了1200多人。抓的对象，先是街上的乞丐，后来就乱抓一气。有的是外地人，来济南做小买卖；有的是年老多病，面色不好看，更有的人是平素和警察有意见，警察借端报复。很多人衣服穿得很整齐，穿了皮袍等，也被抓来。这些人被抓来后，伙食是每人一顿两个小窝头，喝蒸窝头剩下的馏汤水。

    因为押的人太多，再加上饥饿、寒热、疾病等的侵袭（在押人的屋里走上一遭，脚上就能爬满跳蚤），每天都死亡三五人。最初在押的人死亡后，还用电话通知法院来人验明再埋，以后法院也不再派人来验。人死后，就交地方掩埋完事。

    这些人一直被关押到1937年春天，才押出来做工，挖南关山水沟等处。随后陆续释放完事。这1200多人，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死了差不多一半。

    媚日态度

    从1935年春天开始，在济南的日本三井、三菱两个洋行要在商埠一带购买土地，建设纱厂和烟厂。这两个洋行的日人经理，不断找济南市市长闻承烈交涉。闻承烈同他们见了两三次面，以后就避而不见了。这两家洋行的日人经理屡来不见，就在济南市政府的传达室里吵闹。

    日商不甘心，促使日本领事西田耕一（日伪时期又来山东当伪省公署的顾问）找韩复榘交涉。韩复榘仍把这事推在闻承烈身上。闻承烈同西田见面一次，据说是对西田的要求，当面拒绝。

    这两家日商洋行的经理，仍是常来济南市政府赖着不走，在传达室吵闹。有一次闻承烈适在市政府院里，遇着他们又来。闻承烈说：“你们屡次来闹什么？我当官，是给中国人当的官，你是日本商人，有什么资格来见我！”这两个日本人被闻承烈数说，悻悻而去。

    不久就发现时常有三五成群的日本人，暗带着枪在济南市政府门前一带，走来走去，并放出口风，说是要刺杀闻承烈。

    闻承烈把这些情况报告了韩复榘。1935年夏天的一个夜晚，约8点，韩复榘带着随从亲到日本领事馆，在一个楼上同西田会见。韩复榘向西田提出日本人要刺杀济南市市长闻承烈的事。西田说：“不知道。”韩又说：“这事应该怎么办？”西田说：“日本人闹事，同中国人一样，不好管，我也管不了，最好是换换这个市长。”韩同西田这次会见，谈了约有一小时，有的话听不见。

    韩复榘回来不久，就确定了更换市长。调走闻承烈，另派了任居建（又名任小英，长山县人，日本士官毕业，当时充山东陆军测量局局长）接任济南市市长。

    韩复榘对其兄开设鸦片烟馆等行为的处理经过

    韩金勉是韩复榘的二哥（非亲兄），他凭借势力，在济南市院前大街一幢四层楼房开设鸦片烟馆，供人吸毒。楼下则开设了一个“小小台球社”作为掩护，台球社雇用了管账先生一名，厨师一名，女招待九名。在楼梯左旁挂着一个大铜牌子，刻着“韩寓”两个大字。

    全部楼房除楼下韩金勉全家住的三间以外，其余都安设着桌椅床张，专门供人在那里吸食各种毒品，并且“和局”（打麻将牌、推牌九等），包庇土匪。每层楼上，都设有“大掌柜”一名，侍役若干名。每天到这里来吸毒的，不下二百人。当时济南市的群众，差不多都知道这件事。韩部下的军政人员，更是知之甚悉。

    韩金勉大发贩毒财，气焰嚣张，韩复榘的部下敢怒而不敢言，因此矛盾重重。

    1935年秋天，韩复榘的第三路军军法处处长魏汉章，授意济南市商会具名控告韩金勉贩卖毒品、包娼窝赌、包庇匪类种种恶迹。呈文除了首尾两张之外，共写了六大张稿纸，列的事实很多，魏汉章亲自拿了交韩复榘阅看，韩看了之后，说了句：“抓！”并在呈文上签了字。

    当天下午两点，以军法处为主，王军法官负责，到了韩金勉的住处，抓人搜查。当时搜出烟枪11包袱（约100支）、烟膏六七筒、烟土100余两、海洛因两筒半。抓了韩金勉的家属和全体服役人员，以及当场在那里吸毒的人共73名。另外把台球社的一名管账、九名女招待也抓去，只留下一名厨师看守门户。

    搜捕时，韩金勉在他的住室内，他打开西窗，预备跳窗逃跑。适被王军法官看见，王说：“赶紧跳吧！”于是韩金勉跳在公利钱局的东屋顶上，不知避往何处。

    被捕的人，由王军法官押解着，带回省政府内军法处。此事哄动全市，大街上看热闹的人拥挤不堪。

    当犯人到了军法处院内之后，还未及审讯。韩复榘的大太太带着她的儿子和四个女人（内有老妈二人）也来到军法处，没向任何人招呼，就拉着韩金勉的太太说：“嫂子跟我来吧！走吧！连孩子们。”于是把韩金勉全家都接到东大楼去。

    军法处处长魏汉章当时只问了这伙人的姓名、年龄、籍贯、住址、职业，接着令人把几个大掌柜和服役人员都砸上脚镣，拘押在军法处看守所内。

    韩复榘对这一案的处理，和对一般吸毒犯案件的或杀或罚都不一样，他的办法是每天早晨把这一案的人犯，从看守所押解到省政府大门前。经一个军法官出来点名后，再押回看守所。以后有时押到省政府也不点名，就又带回。一共闹了两个多月的时间，陆续把这些人释放了。

    韩金勉从他的烟馆被查后，不知避往何处。1939年韩复榘又委派他当了利津、沾化一带的边区剿匪副司令。

    （任熹 记录）

    管束部下

    郭健 姚轻耘

    召开将官会议，刹住纳妾之风

    韩复榘任山东省主席后，仍保持老西北军的风纪传统，即便假日，士兵也需集体上街，个人因公或请假外出，胸前均须挂上出门证。穿军服一概不准坐人力车，不准到公共娱乐场所，更不准到烟花柳巷。否则，被韩复榘或稽查队查着，就会受到严厉处分。当时每团营都发给娱乐费和体育费，每逢假日以团营为单位请人说评书，讲《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或赛球（每团、营均有篮球队），晚上有时放电影。还规定尉官不准带家属，校官可带家属，但必须按回寓表轮流每周两次回寓，规定回寓时间是晚间点名号以后离营，早晨点名号以前回营。

    军队驻城市后，生活安定，不到一年，小官娶妻、大官纳妾之风在韩部就盛行起来。如师长孙桐萱纳京剧名伶筱艳芬为妾，师长曹福林纳京剧名伶婉萍秋为妾等。有一天，韩在军务处礼堂召开将官会议，最后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我军南征北战，好歹今天算有了一个安身之地。但从上到下就产生了浮华喜乐的苗头。不说别的，士兵皮带一发叉（就是当了官，披上武装带），就想娶亲，当了营团长就看不中头一个，要娶第二个了。这还得了？一旦有战争谁还有心打仗？男大当婚是对的，但军人志在四方，以保家卫国为天职，不能增加妻室之累。我们这些人（指在场的师、旅长）都是因家贫出来当兵，30岁以后才结婚的很多。今天从我们做起，先统计一下，每人有几个老婆，从此刹住，不能再找了。现在有一个的举手……有俩的举手……有三个的举手……有三个以上的举手。当时数了一下有两个的几占半数。韩说都登记下来，到此为止，下不为例，违者重办。并传谕校官也登记照办。从此六七年中基本刹住了纳妾之风。

    开朝会看脸色，处长受罚

    韩复榘规定第三路军驻济部队校官以上的军官，每星期一黎明都要到省政府参加他主持的朝会。每次朝会他除讲话外，最注意看每个人的脸色。如果你面黄肌瘦，他便问你有无疾病。如无病，他会疑你有吸毒嗜好，对你加以考察。韩刚到山东时，二十二师有位新到差的军医处长郭上洽，韩看他精神不振，面色发黄，好像有吸毒嗜好，就问他有无疾病。他答无病，韩就叫他每晨参加省府朝会时去见他（平时除星期一外，各在原单位朝会）。这位处长每早从济南辛庄营房，步行二十余里到省府见韩，韩看一看点头说，回去吧。因郭不会骑自行车，当时又无交通车，夏天只好夜间1点多就走，一直跑了两个多月。韩看他能坚持下去，消除了怀疑，就告诉他不要来了。其实这位处长确无吸毒嗜好，总算经住了考验。

    点名不到除名，卫生不好罚跪

    韩驻山东五个师，各师轮流驻济南辛庄营房训练，韩经常到操场或营房查看。有一次，适二十二师师部官佐早晨集合准备跑步，韩到了，即抓起师部官佐花名册点名，不到者即用笔画掉，就算开除。师长也不敢讲情。韩看到厨房、厕所、马厩等处卫生不好，马上就叫来师部副官长李德山严加申斥，并且罚跪。几乎每次韩来查卫生，李德山都要罚跪，所以师部的人都称李为“大褂先生”（就是跪下以后军服上衣触地，如同穿大褂）。

    话说“吉大胆”

    1932年，二十二师驻辛庄。有一天晚上，我们几个医官在寝室内闲谈。老军医孔繁洛谈到西北军过去南征北战的故事，其中谈到谁是冯玉祥的十三太保、韩复榘是常胜将军和吉鸿昌是吉大胆等。忽然韩复榘一掀门帘进来了，他身穿灰色大褂，头戴礼帽，大家都站起来敬礼，他叫大家坐下，他也坐下来说，刚才听你们说吉大胆的事，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大家说是打仗奋勇吧。他说：“吉大胆这个外号是冯先生叫出来的。是1915年夏天，十六混成旅奉命入川，驻在四川南充县。因天热冯先生带模范连去嘉陵江边洗澡。当时模范连连长是李鸣钟，士兵是由全旅抽调的官兵骨干，我当时是排长，调去当正目（班长），吉鸿昌是正目，调去当兵。当下水洗澡时，有几个不会水的士兵忽然被冲入深水，很危险。冯先生说，谁会水？快下去抢救。吉应声说，我会。马上冲向江心救人。不料他本不会水，自己也险遭灭顶。后由我和几个会水的弟兄游上去，才把他们都救上来。冯先生夸奖他说，你真是个吉大胆。从那以后，吉鸿昌就落了个‘吉大胆’的称号。”谈了一会儿，熄灯号响了。韩又查对了回寓表，见无差错就走了。

    断案

    李荩忱

    1931年7月间，韩复榘视察禹城县，禹城县官商人员迎接进城。进了西城不远，忽遇50多岁的一个婆子，跪到路中申冤告状，说她的儿子叫公安局抓了来，因贩大烟罚了200元钱，又判了罪。韩复榘听告状的婆子说后，并未问罚款判罪的经过，即向禹城公安局局长朱淑彬说（朱也在迎接人员队内）：你这个局长在禹城可发财了，抓个人就罚200块钱，老百姓如何受得了，趁早你别在这里害老百姓了。随即对告状的婆子说，抓你儿的局长撤了，你回去吧。那个告状婆子听了，就叩了三四个头，站起来走向道旁去。随同人员仍陪着韩复榘往县政府走。到了禹城县政府，略问了问吴庆轩县长地方情形，即回车站返济南。可巧这次客车误点，韩复榘在站台上来回踱步，全县欢送的人员排队站着，被撤的朱局长换了便衣也在欢送队里站着。韩复榘忽问朱局长说，怎么你尚在这里？朱局长说，我来送主席。当时有商会杨会长就此机会向韩复榘说：适间那个婆子所告的罚200元钱，判她儿子的罪，不是朱局长罚的判的，是公安局抓了来，解送到县法院，由县法院判罚判罪。韩复榘听后，也未说别的，似笑非笑地向朱淑彬说，你仍回去当你的局长去吧。朱淑彬向韩复榘鞠了一躬，退到欢送队内。火车已进站，韩复榘遂上车离去。

    1932年7月，我在禹城县政府任秘书，禹城地方举出十个代表，联名向韩复榘控告县长吴云祥三大罪状。第一，告他接任伊始，受贿8000元，借故革除政务警六人的班长职务，卖补上六人。第二，吸食大烟，不理县政，凡事由秘书办理。第三，到任四五月中，未曾出城剿匪一次。这三项罪状，确实不虚。

    几天后，第二科财政科科长杨介臣接到他本家兄杨西桂（省政府三等秘书，杨介臣充当二科科长是杨西桂荐给吴县长的）一信，让他将控告县长之事转告吴县长，做个预备。吴县长得知此事后告诉我，我主张他到省府探询究竟，并带几千元招待谷师长、张秘书长等人，或者能想出补救的法子来。于是吴县长带了4000元现钞，当晚夜车来济。先到谷良民师长公馆内，说明一切。谷师长向吴县长说，你可见见张秘书长，托他关照，如带有钱，可送他三千两千的，张秘书长非钱不可。谷师长随即与张绍堂秘书长通电话约好。吴县长至午12点见了张绍堂。张说，主席已派了一个姓赵的委员，赴禹城调查该案了，你可去见见军法处处长，托托军法处读诵诉呈的军法官及各随讯案的副官等。当时吴县长用一大信封装了3000元，放到张绍堂的桌子上，说本想给秘书长和太太买几件衣料带来，因不知喜欢何等质料，所以未买，请有暇自捡买吧。吴县长又到军法处，拿出1000元与军法官，请他关照。并到省府传达处报明，住在二十二师师部。至第四日上午，吴县长接到省府传达处电话，叫午后到省府秘书处。吴县长到秘书处后，见到张绍堂，张说，主席明天上午问这一案，你好好预备回答。并说，已电告禹城公安局局长，县府秘书派一人留府，余者令其来省府听讯。

    这天下午4点多，禹城公安局局长朱淑彬拿着一个电报，脸色焦黄地进入秘书室内。我接过电报一看，上面说，县政府职员酌留一人看家，余由该局长务于明7点以前送来省府。朱局长说，听人说韩主席已将吴县长押起来，你听到有别的消息了吗？我笑了笑说，朱局长，你害怕什么，别听这些传说，决无有的事。这个电报虽是省政府打的，不像韩主席的口气，或者是张秘书长打的。现在该案尚未经主席讯问，如已将吴县长押起来，是案已讯实，断判县长有罪了。县长既已判罪押起，当然撤职，即派新县长来禹城接任不就完了吗？何必再叫县府其他职员去省呢？朱局长走后，我将革除政务警六个班长的卷宗找出，将原卷上一个日子革除六人，改为分三个日子革除。

    我与朱局长等人7点前就赶到省政府大堂前，吴县长已在候讯。我将携来之卷宗交给吴县长，并向其说明卷上已改的意思，务将全卷送交报诵呈子的军法官，请他将卷上革除考补的情况，读给主席听。约一小时后，副官高声叫禹城县控告县长的代表们。被革除的政务警正副班长六人及禹城农会梁会长，共七八个人，齐集堂前。韩复榘问，你们谁是被县长借故革除的政务警正副班长？原第一班的刘班长向后边五个正副班长指了指说，我六个人是。韩复榘又问，你们告县长将你们的政务警正副班长借故革除，卖补纳贿8000元，借何故将你们六个人革除？刘姓班长说，借班长所管的钱粮户上年欠交的尾数尚未催齐，未到一个礼拜的限期，即将俺们六个人革除，补上纳贿六个人。当时那位报读诉呈的军法官向韩复榘报告，禹城吴县长已将革除政务警正副班长和考补政务警正副班长的全卷送交上来。那位军法官遂将卷宗展开，读诵五月几日讯追政务警第一班班长刘某人与副班长某人，欠交上年未交上的钱粮共五百几十元几角，限一星期交清，如至限期不交，革除名补。又五月几日讯追政务警第二班班长与副班长某人，欠交上年钱粮六百十几元几角，限一星期交足，如至期不交，草除追交……韩复榘未等军法官再向下读，就说，你们经管催钱粮，钱粮欠交就是你们正副班长的责任，限期交不上就应革除另补，这明明是你们勾结地方诬告县长，每人重责五百军棍。军法处兵士上来，将禹城控告县长的七八个代表，遍责无漏。责完请示韩复榘，韩复榘说赶出去。吴县长见官司已赢，高声向韩复榘报告说，禹城已被革除的六名政务警正副班长，均欠交钱粮丁曹，县长票传他们正找不着人，请主席将他六个人暂押军法处，回县派人来济解回禹城，追其欠款。韩复榘即向军法官说，将六个欠款的政警送军法处暂押，余皆赶出。然后他又传讯别案了。

    三大罪状仅问了一项，其余两项均不讯不究，这倒是我预料不及的。

    “韩青天”视察

    王一民

    下乡巡视滥杀一阵

    韩复榘常常出外巡视各地，美其名曰“视察民间疾苦”，其实是到处滥杀，草菅人命。有一次，“韩青天”到了临沂县，又照例升堂审案，那天审讯的是一件两姓相互仇杀的案子。有唐姓一家在1925年时被王姓杀死六口人；1930年唐姓复仇，把王姓杀死七口人。原来在旧社会，打官司花不起钱，再加上鲁南人民强悍，因此多采取直接行动，互相仇杀，并不报官。谁知这位“韩青天”在1935年秋天巡视到那里，闻悉临沂有仇杀之风，大为震怒，随即下令传来王、唐两家，他只简单地一问案情，就问姓唐的全家还有多少人？唐姓说：“有11口人，老的已84岁，小的才12岁。”韩毫不思索地说道：“把唐姓全家11口人完全拿到，一律枪毙！”当时临沂县长对韩说：“王姓也杀了人。”韩回说：“民国十四年我没有来做省主席，我不管，民国十九年我做了山东省主席，唐姓敢于乱杀人，那不成！你不要多说话！”吓得县长再不敢言声了。当时顾问张联升在旁劝说：“请主席把84岁的老头子放了吧。”韩说：“留着他也会哭死的，还是一齐杀掉了好。”终于把唐姓一家老小11口人杀光。

    表面严厉甘受蒙混

    韩虽恨冯而倒戈，但是他在治军方面却总想学冯的一套办法。在军阀时代里，人们常说“法愈严而弊愈深”。韩对他的部下虽然非常严厉，可是部下却摸到了他的脾气，互相包庇，哄骗过关。现举一事为例。

    韩的师长展书堂驻防沂水山区时，胡作非为，欺压人民，以致激起了民变，农民数万人以黑旗会名义聚集起来，要把展书堂的军队赶出沂水。展捏报韩说黑旗会聚众造反，并全师出动向农民轰击三昼夜，被击毙的约5000人，重轻伤者四五千人。展又向韩蒙蔽报告说，匪徒已完全肃清，地方秩序恢复安宁。此时韩正在出巡，已到临沂，预定由临沂到莒县转沂水去青州，乘火车回济南，这个路线被展打听着了，不免心慌意乱。他密电韩的顾问张联升、程希贤及雷太平等高级随员，设法阻韩去沂水视察。这些高级随员秘密商议，拟定了一个巧计。他们急电青岛市市长沈鸿烈及胶济铁路委员会委员长葛光庭，请他两人给韩一个电报，催韩到青岛有急事相商，沈、葛二人先到潍县车站迎候。韩接电后，果然中止去沂水，由莒县、诸城、安丘等县直达潍县车站，沈、葛两人迎韩同往青岛。原来韩喜爱酒色，每次到青岛时，葛光庭等都弄女人来奉承。葛知道韩的这个弱点，对症下药，果然非常灵验。韩在青岛有几个漂亮的姘头，都是沈、葛两人拉拢介绍的。最后葛又介绍一个名叫马翠琪的给韩做姨太太。青岛是韩常去淫乐的场所，胶济铁路专车随时可开，有时候韩假借视察为名，乘钢甲车沿胶济铁路各县走一下，就到青岛去度其荒淫无耻的生活去了。

    薛履厚被逐内幕

    张鸿文

    1935年春天，韩复榘任山东主席时，因为吃报务员的醋，将其驱除出境。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韩复榘除在省政府东大楼住家以外，另外在经六路纬二路南首路东，还有一处公馆，韩复榘经常叫妓女出来在那里玩。这内中有一个妓女名叫文姬，才十七八岁，长相很不错，也很温柔，韩复榘很喜欢她。但文姬私心，坚决不当大官的姨太太，总想物色一个年龄相当、诚实可靠的青年配偶。韩复榘的省府内，有个电务处，里边有个报务员叫薛履厚，二十来岁，很精明漂亮，也常到妓院去找文姬，日久生爱，两人就订下了白首之约。但薛履厚每月收入三十多元，没有余钱来替文姬赎身。文姬就将她早已积存的私钱，拿出来赎了自己的身。他们住了几天旅馆，租价太贵，无力支付。因此，薛履厚来找我（时任济南市工务局局长），请求帮助。薛履厚有个哥哥薛仁厚，在西北军学兵连与我同学，并且很好。我听了之后，义不容辞，当时就派人在宽厚所街四十七号，找了三间西屋，替他们安了家。他两人很和美地生活着。过了两三个月，忽然在一天中午12点时，韩复榘给我来了个电话。韩说电务处里有个薛履厚，原在电务处里胡闹，我把他开除，驱逐出境，你怎么把他留下了呢？当时我听韩说话气呼呼的。我立即回答说：“我与薛履厚的哥哥薛仁厚在学兵连时同学，薛履厚被驱逐出境我不知道，现在马上叫他离开济南就是啦。”韩说，决不准许他留在这里。我答应了个“是”。遂给他们路费，让他们回安徽去了。事后我一打听才知道，韩叫文姬的条子，妓院的老板回答说：“嫁了人啦！”韩派副官去问嫁什么人，老板说嫁了省政府电务处的报务员薛履厚，于是韩就马上将薛履厚开除驱逐出境。

    韩复榘言行琐记

    杜天锡

    禁烟

    韩复榘令他所属部队军官们在驻防区内积极协助禁烟，令文中有“我辈若不能将烟毒肃清，枉为革命军人”之句。

    有一次，检查人员查获携带烟土的士兵一名，将烟土没收后，又罚款若干元。士兵不认罚，并说，我在河南省某军队当兵，接到家信说我母亲病重，叫我回家看看，军中欠好几个月的饷，长官无钱，就给我这几两烟土，叫我做路费并买点东西带回家去。烟土在河南并不犯私。韩复榘说，在河南不犯私，在山东却犯私。你是认罚不认罚？士兵说，不认罚。韩吩咐执法队：“拉出去。”军法官高声道：“你认罚吧。”士兵一言不发头也不回，从容不迫地跟着执法队上了汽车，驰往法场而去。

    一日下午秘书处下班，我正往外走，见龙门东柱之北，反背绑着一人，貌在四五十岁之间，满面烟容，一望就知是嗜好很深的瘾君子。他喊道，哪位先生行行好吧！快送信给杨西桂秘书，请他来救我一命，我是×××，与杨秘书是挚友。我转身回秘书处，找着杨西桂一说，杨西桂急忙出来。那个人见杨前来，急声道：我犯了罪啦，情愿捐四万元赎罪，请秘书多多费神，求主席饶恕了我，我至死也忘不了主席的恩典，更忘不了秘书的恩情。杨秘书点点头，急返身往秘书处去了。过了不到半小时，杨西桂出来，面带喜色，距那人尚有一二十步之远，就急声道：“主席准了！我是求秘书长向主席求的情，幸蒙主席恩准，你快缴款吧。”那个人答道：“那是自然，幸亏我的胆大，若是小胆的人，早就吓死了。”我后来闻杨西桂说，那个人是手笔很好的律师，确有毒品嗜好，因姘识一个有鸦片嗜好的妓女，他供给不起，被妓女告密，韩派兵警将他拿来。他当夜交上400元，被押在押犯所。韩令他的原籍查卖他的家产充抵罚款。该县县长回报，他家有田地若干亩，房屋多少间，共值三千余元，但尚有老父、兄弟几人，全家老幼十余口，伙居一堂，每年收入仅免冻馁而已。韩以为就是将他的家产变卖也为数有限，他全家将无法生活，遂不追余欠罚款，押了四个月，将他开释。

    撤顶嘴的县长

    长山八岛公安局局长因公来省，与我闲谈，问我，你知我当县长是因为什么被撤职？我说，听说你和主席顶嘴，但不甚详细。他说：“不错。一次，我在鲁西某县剿捕五个土匪，分报剿匪司令部（韩兼剿匪司令）与省政府，先奉到司令部回文，令即正法。执行数日后，才奉到省府回文，判处徒刑。主席调我来省，斥我违抗省令。我说关于匪案应以剿匪司令部为主，分呈省府不过是请其备案而已。司令部既然令即正法，县长恐怕发生越狱劫牢变故，立即执行枪决，并不为过。省府不与司令部会稿，以致同此一案，两相矛盾，这是省府手续不合，县长不能负责。况省府主席与剿匪司令是主席一人兼任，为何对于一案能有两样不同的主张，这还能责备县长违抗省令吗？”主席的脸红了，叫我回去办交代，交卸完毕来见。主席说：“你和我顶嘴，顶得我没有话说，我不能不把你撤职，现在委你去当长山八岛公安局局长，试试怎样。”公安局局长是来述职的，他问我：“你知道长山八岛有多少警察？”“至少三百多吧？”我说。“你估得太多。”他说。“二百多名？”“还太多。”“一百名！”“仍然太多。”我问：“还能在百名以下吗？”他说：“不但在百名以下，并只在十名以下，只有八名喽啰。”又说：“长山八岛，星罗棋布，不止于八。八岛是指较大的而言，而八岛中也只有三个较大的岛，其余并无人住。公安局设在最大岛的一家富户大门房内，每日派炊事警一名，驾小船往蓬莱城去采买副食品，我吃了饭没有事做，便往海边拾紫菜消遣。”

    给穿线袜子的县长记过

    高密县县长穿线袜子，韩复榘拟予撤职，建设厅厅长张鸿烈说，当初只规定县长穿布袜子，并未说穿线袜子撤职。韩复榘顺口道，不撤职，给他记大过一次吧。

    肃清刘黑七股匪

    匪首刘桂堂绰号刘黑七，自民国以来，盘踞沂蒙山区，大为民害，历任军阀莫可如何。张宗昌督鲁时，曾派员招安，亦未就抚。迨韩复榘主鲁，刘受招抚。韩复榘赠给照片，以示诚信；刘将匪队开至鲁西北，韩定期亲往点编。刘匪贼人胆虚，恐中韩包围之计，遂率匪队北逃，窜至长城，复向后转，沿冀晋边境南下，至豫省西南，东折而入安徽省境。沿路驻有正式部队多处，无不缩首让路，刘匪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如入无人之境。未料刘匪在皖北稍驻，一日突如脱兔，窜入鲁南旧巢。韩复榘急令第三路军兜剿，日久无功。闻第三路总部姜科长说，某旅长打长途电话报告，刘匪山区路熟，退走飘忽，我们连追两昼两夜，未曾睡觉，也未追及，士兵两眼红肿，十分疲乏。韩复榘道：“歇一歇再追。”科员马宝骝说，这全是军官们畏缩，托词搪塞。刘匪在山区路径虽熟，腿有飞毛，也不能比电话快，若令各县长率兵警及联庄会壮丁一面截击，一面电报军队起紧尾追，刘匪还能飞上天去？韩复榘见部下剿匪无力，将家眷送回原籍，他本人搬寓商埠旅馆，声言若不能肃清沂蒙山区土匪，就通电下野。军官们闻韩态度坚决，才齐心协力，死追死截。匪类死伤的死伤，逃亡的逃亡，刘黑七化装后单身潜逃于天津日本租界内藏匿。鲁南山区积匪，至此始告肃清。部队缴获枪械物资无数及刘匪在长城一带抢劫的骆驼多头。一时第三路军能剿匪的声誉传遍全国。

    山东省民生银行

    山东省民生银行行址，是购买日本在济南商埠经二路南纬三路东“朝鲜银行”旧建筑全所，价洋20万元。我以为太贵，同事马次骅说，回扣大。实际回扣多少，只有韩复榘与王向荣二人明白，局外人谁也难能知其确数。民生银行初筹设时，正值国民党中央取缔各省市银行发行钞票之际。但韩复榘以中、交两行在本省的辅币不敷流通为由，呈请民生银行发行一角、二角、三角、五角的辅币四种，以资周转，竟获迁就照准。后来大量发行每张一元的钞票，中央也不过问。

    民生银行大部分基金筹措是令各县入官股，三等县每股三千元，二等县、一等县递增千元。

    民生银行济南本行代理省金库，收存各县局呈解的正杂税款及支付各机关的经费。在邹平（乡建实验县）、潍县等商业较盛的大县，则设民生银行办事处（分行）多处，向商民放款营业。民生钞票渐渐取代了法币在山东的一部分地位。

    有一次，据密报有人在上海某租界内，印制民生银行假票。正拟交涉引渡，又接报伪造钞票的人已迁往大连，遂与日本方面交涉。闻说花了许多运动费才将犯人引渡来济枪决。至于假票已行使出多少（有人说在胶东曾查获大宗假票），与真票有何不同，我问了许多人，皆不知道。有人说：当局恐怕影响民生票的流通，所以始终秘而不宣。记得省府在泰安时期，有次发薪，我领了交通银行五元的假票一张，只旗杆比真票略短少许，其他则真假难辨。中交票是在美国制造的，纸质、花纹、颜色较为细致复杂，尚有伪造。民生银行票是用本国纸在本国印制的，纸质花纹颜色比较粗糙简单，加以还有外国租界，大连是日本的租借地，购买票纸印刷机均极顺手，伪造民生票就更容易。

    韩复榘放弃济南的时候，将民生银行的票版、印章、簿据、钞票等一概装箱封锁，运往重庆保存。中央并派员帮助监守，收支完全冻结。到省府各机关在鲁南抗战时期，韩复榘之妻来电提取在民生银行的存款，主席沈鸿烈以与韩复榘有盟兄弟的关系，财政厅厅长王向荣又是韩的部下，二人商议用特殊的办法，在上海中国银行拨给她法币20万元。

    “韩青天”的嘴唇法律

    韩复榘性喜听讼。有一个40多岁的男子不服判断，质问他道：主席这样判断是按照什么法律？韩复榘道，我我我的（韩一发急时常犯口吃病）上嘴唇和下嘴唇一碰就是法律。此言说得坦率已极，真有自知之明。

    韩复榘听说律师娴习法理法条，能给势必败诉者移重就轻，多取写状费。他便规定凡在省府递状者，概不许用律师代书。他招考中学生数人，在院东设代书处，专给在省府告状人写呈词。告状人说一句，写状人写一句，务求质直，力避修饰。有的土语方言，重复矛盾，韩复榘看不明白，大伤脑筋。又因告状人多，写状人少，写得又慢，有候至一星期还挨不上号的。韩复榘感觉到诸多不便，不久便自动将代书处取消。告状人自己书写或找律师代写状纸，听其自便。

    原告成了押犯

    韩复榘为了给原告节省住店费及提讯便利起见，令原告住在公安局附设的候讯处，不收房费，原告无事，出外闲逛。一旦被告来济，往省府报到，韩复榘提原告开审，有时原告外出未返，无处寻找以致误审，公安局想出办法，只许原告在院内盘桓，不准出大门一步，原告几乎成了被剥夺自由权的押犯。

    侵吞财政部补助山东省的巨款

    有一年，财政厅召开会编山东省地方概算会议，我奉派为省府代表，前往出席。各机关代表到齐，财政厅预决算股主任丁维纲报告，下年度的预算收支不敷50万元，应如何办理？有一代表发言，财政部去年补助本省80万元，今年可再请财政部照旧补助。丁维纲说：已经去电请求，尚未见回文，若将80万编入，万一财政部不准，将来无法弥补。我与另一代表建议：可不可暂缓几日，待财政部复文来到再编？丁维纲说可以。各代表也一致同意。下星期又去开会，丁维纲报告：财政部的复电来到了，准照旧补助80万元。各代表说：这不是还有余了吗？丁维纲说：且慢欢喜，省府送来的财政部复电中附着主席一个条子，叫给他留出20万元。有一代表说：去20万还是有余。丁维纲说：还有咧，主席次日又交来一个条子，叫给第三路军留出20万元。有一代表说：夜长梦多，赶快将各项收入分别增加增加，凑足10万元将预算编起来吧。丁维纲说：也只有此一办法。各代表一齐附议通过。我回到财政股对同事们一报告，马宝骝说：两个条子40万元，这才称得起大手笔！

    贪污采金委员会呈缴的荒金沙金

    省府委员林济青留学美国，有矿学专长，曾充山东省矿业专门学校校长，当了省府委员后，设立山东采金委员会，他兼主任委员。每月往省府呈报本月份共收荒金若干两、沙金若干两，请予备案。呈文提交省府委员会议，决议：“准予备案”。我说，议得未免太简单，太笼统，也不说明将金子交财政厅或交某处管理。同事马宝骝说：妙处全在不说明交何处保管，就近送东大楼（韩复榘住处）备案，何用远交财政厅？每两个月就叫庶务股主任田振远（韩的外甥），拿到金店去兑换赤金，人人皆知，你还未听说过吗？

    提前领省军饷

    陈调元当山东主席时期，规定成立省军两旅一团，专管本省剿匪，维护治安，由省款发饷。韩复榘当山东主席后，令第三路军某某旅顶省军名，领省军饷。有一次，我见马宝骝桌下放着三捆领饷预算书，我问他为何不解开查核查核有无错误。他说这是财政厅代编的，咱何必多找麻烦。我说现在是8月，它领10月的饷，你就办个照准吗？他说主席已将呈文批上照准，我怎敢不照准。我说财政厅每上半月发给职员半薪，名之曰借，月底再发下半月的薪，也不过是先半个月发。省府是下月1号发上月的薪。教育经费是压一个月才发。省军能提前两个月发饷吗？他说提前领去，送在银行存放，可得两个月的利息。

    擅用飞机捐款

    “九一八”事变后，各省市纷纷发起捐款，购买飞机，准备对日本作战。中央成立全国飞机捐款委员会，山东省政府也成立飞机捐款委员会，附设于工商厅，捐款分两类：一是县款捐，三等县由县款捐献3000元，二等一等县递增，限捐一次为止，由各县经解工商厅。一是公务员捐，从省府各厅处局以及各县市所属各机关的公务人员月薪中扣除，每月由各机关将扣款经解工商厅，以一年半为限。省府通令以后，约一年，忽接南京全国飞机捐款委员会来函，略谓山东飞机捐款只一次解来2万元，亦未附列捐款机关及捐款人姓名表单，应将其余捐款从速清解。我一看，非常惊讶，我并未闻省府曾解交飞机捐款。工商厅自厅长王芳亭辞职后，即行取消，无从查问。遂往市党部去洽问，各机关有无误解与市党部误收飞机捐？市党部主管人说，省府设的是飞机捐款委员会，市党部设的是飞机募款委员会，一起初就特别注意，从未误收飞机捐款一份。我急往省党部去问张苇村。张苇村说：“此事我知道，我和主席、张子衡、辛铸九四人成立一处军事飞机捐款委员会，在省府备了案，将工商厅所收的飞机捐款52万元，以50万元购买德国高射机枪12挺，交给第三路军应用，其余2万元解交南京全国飞机捐款委员会。”我回省府往军事股去问，该股主任井西辰说：“不错。主席与张苇村等四人成立军事飞机捐款委员会，我们以为无其他关系，无通知财政股之必要，就准予备案归了档。以后并未见有往南京解款的公事。”于是我据情签报。秘书长乃将全国飞机捐委会的来文提交省府委员会，决议：“交财政厅”。我想此案财政厅并不知情，它有何办法答复。果然，财政厅答复得东一句西一句，令人看了如入五里雾中。公事回复南京后，过了一星期，驳回来了。责问山东飞机捐共收若干，并未述明，全省断不止2万元，余款尚有若干，应速解交。又将该文交省府委员会，又依样画葫芦地决议：“交财政厅”。财政厅仍是支支吾吾说了一套不着痛痒的话签复回来，公文报走，不多几日回文又来到，这次语气比以前厉害了，大意说，查飞机捐款条例第××条规定：凡解交飞机捐款未清者，应由该省市主管长官如数赔偿。照例又将来文提交省委会，决议：“本省飞机捐款共收52万元，除已解交2万元外，其余50万元，购买德国高射机枪12挺，发交第三路军应用。”公文再次报走，未料从此以后，再无回文。

    乘机聚敛防空费

    七七事变起后，日本的飞机时常来济南市天空盘旋。韩复榘乘此机会向商民敛款，在马路旁挖掘长约两米、深宽各约一米的防空壕多处。在城墙里面每隔数百步剥下墙石，穿挖能容一二十人的防空洞一处，外安木门；城墙上每隔数百步，挖掘类似马路旁防空壕一处。至于共摊敛防空费若干，实支工料费若干，浮余若干，既不公布，非总共成的经手人莫知其详。韩复榘似知商民对他大不满意，他屡次扬言：市民若专靠防空洞壕保险，即令再增加三倍五倍，也难得到普遍安全。最好是昼间躲到离城关20里以外去，待太阳落后再回来。

    分奖金、红利

    有一年年终，科长晚上请我到他那里，递给我一件公文。我一看是财政厅的呈文。说本年度全省共收契税超额若干，照章应提奖金若干，拟呈送钧座（韩复榘）2万元，其余分奖本厅职员。呈文表面批有“照准”二字，不是韩复榘批的，也不是张绍堂批的。韩批公事，概用钢笔，这是用毛笔批的，比张绍堂的字细而劲遒。科长又给我一张名单，列着我和马宝骝、刘奂若三人，名下各分奖金100元，问我行不行（按财政厅的惯例，是按职员的薪俸多寡分奖金，我的薪俸比马刘二人高，故征求我的同意）。我说，我以薪水收入为主，额外的收入不足计较。当即给我100元。他自己办件指令，不经收发挂号，当夜送到财政厅，次年年底，又分给我契税超额奖金80元，未给我财政厅的呈文看。韩复榘分得多少，不得而知。

    闻“裕鲁当”的会计潘柳汀说，裕鲁当年终开列分红利的名单，将韩复榘列为首名。董事长去请韩复榘核批。韩笑道：我还分红利吗？董事长说：主席固然用不着这点微不足道的红利，但是有许多慈善团体来募捐，主席可留做慈善捐用。韩复榘批上“照准”二字。董事长回去，韩复榘的传令兵也来到，立即把红利取走。

    在鲁南抗战时，我问同事武成镒（早年他当济南牛照税局局长），为何不到年终就呈请分了两三次牛照税超额奖金？他说一则分到手里就牢稳了，再则免得一次分数目显得过大。我又问下年度编概算，财政厅为何不把超额加进去？他说，加进去将来没有超额，他们还分什么？我说财政厅的职员们还分你们的奖金吗？他说不但职员们分，厅长、主席、秘书长每人也单有一份。

    在招远的劣迹

    韩复榘的第三路军在山东，初期纪律颇好，后来渐趋腐化。某年有一旅在招远驻防。县长召集士绅数人组织支应局，供应军需。军队开走以后，县民攻击支应局的士绅，士绅来省控告县长，韩复榘亲自审讯，我在大堂西边旁听。韩复榘向县长笑着说：我说你不行，你哥哥（在第三路军当旅长）说你是日本留学生，可以试试，怎么样，现在被人家告了？县长低头，不敢发言。韩复榘翻开账簿，看了几页，问道，是什么“土菜”？士绅说，就是鸦片烟膏，军队要烟膏两筒，我们因为主席有明令禁烟，账上不敢明写，就改名“土菜”。县长叫我们筹4000元慰劳军队，及向各区敛起款来，军队已开往龙口去了。我们以为军队已经离开招远，去到黄县境内，不必再给他这笔慰劳费。县长为对军队讨好，硬将4000元差人送去。各区的公民都说军队驻在本县的时候，民间负担的军需已经是血汗俱尽。最后这笔慰劳费是在军队已经离开招远又送了去，不认这笔开销，叫我们担任。既是县长拒绝我们的建议，强行做主送去，应当由县长担任。韩复榘再也未说别的话，只将县长撤职了案，对招远县花的支应军需款及慰劳费，一字未提。军队吃了招远县民的饭，还要吸鸦片烟，韩复榘并未加以整顿。

    诸项赔款

    闻秘书处外事股刘老科员说，日本渔民将捕鱼汽船开进我国龙口以西、矶砪岛以南的小浅海湾捕鱼，侵犯我国的领海权，又用汽船将渔民用土法撒放在近岸的渔网划破甚至带走。渔民财产损失，生活无着，逼得铤而走险，开枪打死两名日本渔寇。驻济日本领事向韩复榘提出交涉，要求赔偿每名日本渔寇2万元。韩复榘不敢就日寇渔船划破及带走我渔民渔网的行径，向日本领事提出要求赔偿，反而恭顺地照要价赔偿日本渔寇4万元。

    又闻刘科员说，驻济日本领事向韩复榘提出交涉，说是有中国人往日本商人在高密车站开设的小商店去买吗啡，假装嫌少，趁日商进里屋去取吗啡之际，立持吗啡罐远扬，要求照价付款若干元，赔偿损失。韩复榘竟未做任何调查，立即按照要价付款。

    养伤费的赔款

    济南经三路路南有一日本商人的小楼，楼外墙上写有“外国语学校”五个墨色大字，实则并非学校，是专卖鸦片烟、吗啡、白面、海洛因、窝窝头（一种毒品名）等的商店兼旅社。凡旅寓该处的中国人尽是嗜深之徒。每日交房费若干，大烟、吗啡、白面等任意买用，现钱不赊。吃饭有保役出外买，或是叫饭馆给往里送，甚是便利。济南军警皆不敢过问，俨如一处小型的外国租界，一些烟鬼喜住小楼保险。军警穿着便衣在楼外十步马路旁边侦伺，见有从楼中外出的中国人，便挡住搜查，如搜出有身带毒品的，即送交韩复榘枪毙。高唐人××因吸毒品，家产荡尽，剩有房屋数间，减价变卖，携款来济，住在小楼上。冬日严寒，此人寻一个破杌子燃烧取暖，适被保役（朝鲜人）看见，拿起一根杌子腿打他。此人眼疾手快，夺过机子照保役头上狠狠一击，将保役打倒，鲜血喷流。然后逃出楼外，边跑边喊：“我打死日本鬼子啦！我打死日本鬼子啦！”直投岗警。日本人从楼内追出来，见岗警已将凶手抓获，便回楼抢救保役，抬送医院疗养。日本驻济领事为此向韩复榘交涉，提出数目甚大的保役养伤费及其他损失赔款。韩复榘如数照付。

    日商走私案

    一日下午下班，我见大堂前院内靠墙放着11辆空大卡车，在大堂西北隅另有一辆卡车上，反背绑着一个二三十岁的日本人。据说是在鲁北截获日本商人走私的汽车。韩复榘对被绑的日本人说：“你——你你（韩有时犯口吃病）日本一个小国，竟敢来欺压中国，也太看的中国无人了！一只蛤蟆还想吞——吞吞大牛吗？”不知那个日本人懂中国话不懂，只是龇着牙苦笑。当夜驻济日本领事来与韩复榘交涉，韩复榘就连人带车一同放走了。

    不抗战的谬见

    七七事变后，河北战事日急，韩复榘在第三路军总指挥部集合他部下在济的军官佐讲话，问大家对此次战事有何意见。有一军官起立说，我国受日本的欺侮好几十年了，政府老是事事退让，失了东三省也不抵抗。现在河北快要完了，眼看就要来到山东，中央才下抗战决心，我们才得到抗战的机会，一定和日寇死拼一下子，出出憋在肚子里多年的恶气。宁做战死鬼，不当亡国奴。韩复榘不高兴地说：“要知道作战全靠军队，第一要能保存实力。没有实力，还用什么去作战？比如你当连长，不是当排的连长吗？排若没了，你还当谁的连长？你当营长，不是当连的营长吗？连若没了，你还当谁的营长？我们若能保存实力，就是退到天边，也能有吃有喝，谁也不敢轻视我们……”一日，韩又在政治部讲话，也是说若能团结一致，保存实力，就是退到天山，也有我们的一份。

    赏识非人

    济南杨玉骧嗜毒极深，有口辩才，曾充招远县府科长。张宗昌失败北去，招远县长弃印逃跑，杨乘机运动士绅留他暂摄县篆，以维治安。不足一月，刘珍年另委县长接任。杨交卸返济，运动招远旅济同乡会向省府保荐他当招远县县长，未成，赋闲数年。某夜，他在院西某公馆打牌，天将黎明，散局回家。行经院前，适逢韩复榘往辛庄去阅操，疑为梁上君子，问什么人如此早出？杨玉骧答道：现在韩主席提倡早起，你还不叫我早起吗？韩复榘叫他近前，问他姓名简历，他应对如流，并大肆夸耀自己被招远士绅挽留摄任县长，因刘珍年另委县长，返回济南，招远旅济学生、商人等思念他在招远的善政，曾推荐他复任，惜未成事，云云。韩复榘便道，现在省府招考县长，你可去投考。杨说恐报不上名。韩复榘掏出名片一张，叫他持片去报，杨鞠躬致谢。韩乘车驰去。杨当日午前去报上名。到考试日，一进场，给韩行个敬礼，高声道：“报告主席，杨玉骧到。”韩复榘微笑点头。到交卷时，又给韩行个敬礼道：“请主席量才委用。”各厅长与典试委员都以为他是韩的故人，将他取列榜末。有人说他侥幸取在榜尾，不知待到何年才得委出。杨说，你们瞧着吧，别人虽取在我前头，也未必能先我得委。果然委出四名以后，就提前委他为县长。他恃有韩复榘的赏识，到任后贪赃枉法，无恶不作，将控告他的绅士逮捕数名，私自监押，惹起全县公愤，接连列举他的种种劣迹，向省府呈控不已。韩复榘将他撤职移送法院，判处为死刑，未及执行，济南失守，结果如何，不详。

    喜面谀纵容净产会

    某县有莠民创立会门，骗取民财。造谣将来黄水滔天，人类灭绝。入了他的会，将来有一棵高粱秸拄着，水涨多高，高粱秸长多高，保险不致淹死。一人入会，一人得救，全家入会，全家得救。许多乡民，缴费入会。入会后时常有特别捐，甚至有因而倾家荡产的。一班人遂称为“净产会”。该县县长查获年在60岁以上的男会首五人，女会首一人，纸扎黄牛一头，金瓜钺斧朝天镫仪仗全副，一并解送首府。韩复榘问这些是干什么用的？老妇答道，从主席到山东以来，年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又把土匪剿净，安安稳稳过太平日子，俺们享主席的福，沾主席的光，用这些神器给主席祝福，愿主席在山东当一辈子主席，后代子孙也辈辈做大官！韩复榘立时喜笑颜开地说：你们回去吧。并下令发给路费。

    注释

    [1]何思源自称“四朝元老”，还加上孙良诚之前的石敬亭时期。——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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