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复榘被扣的前因后果
孙桐萱
1938年1月间，蒋介石召集华北各部队团长以上军官在开封开会，韩复榘率领我和参谋长刘书香、处长张国选，以及旅、团长等数十人前往参加。韩在开会时被扣。关于扣韩的情形和蒋、韩之间的矛盾，以及矛盾产生的前后过程，现就我回忆所及，分别记述如下。
（一）
韩与蒋介石的政权矛盾很多。韩的第三路军到山东后，军政部连年积欠的军饷已达100多万元。韩迭次向军政部军需署交涉，均无效果。该署曾表示，一次可付给80万元。韩不同意，说：“要给都给，要不给都不给。宁可都不要，也不能马虎。”因此造成僵局，致使韩部发饷非常困难。韩乃以断然手段将全省所有国税机关和盐务机构，尽换自己私人掌管，税收不交南京一文。孔祥熙曾亲自到济南与韩磋商，规定由税收项下拨交军费，始告解决。
韩当初叛冯投蒋时，贺耀组代表蒋常驻开封，曾为韩说话，帮了韩不少的忙。后来贺在北平任蒋介石的驻平代表，有一次给韩来信说，南京同事薪水都不够开支，向韩借18万元，以便清还债务，韩不肯借。我因事见韩时，韩对我提起这件事，说他没有这么多钱。我说不能多借可以少借，要应付一下，敷衍敷衍面子。韩仍不同意。此事不但得罪了贺本人，当然也得罪了南京方面另外的一些人。
西安事变发生后，韩曾发出“马电”，主张召集在野名流开“国事会议”，国事由国人共同解决。此电发出的次日，宋哲元由北平来山东，在泺口车站与韩会面，又联名发了“漾电”，不主张用兵，而主张用政治解决。这两个电报都是不利于蒋的。此外，韩又派参议刘熙众赴陕西去见张学良。张派专机到济南接刘，因飞机发生故障不能起飞，刘乃去洛阳设法赴陕。刘辗转到达太原的时候，蒋介石已被释放。蒋对韩的这些举动，也不会不知道，特别是对于韩发出“马电”一事最为怀恨。蒋、韩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实自此始。事后，我们曾问过韩关于发出“马电”和“漾电”的经过。韩说：“那是给张汉卿捧场的，因为他过去在我们打刘珍年时帮了很大的忙。后来宋明轩找我商量对时局表示态度，又发了一个‘漾电’。‘马电’的电稿是何克之（何其巩字）由北平到济南和我们谈时局问题时拟交给我的，当时我并没有细看，事已过去，我想无甚关系。”
七七事变后，冯玉祥率同鹿钟麟、石敬亭到华北指挥抗战，在冀鲁交界的桑园设立第六战区长官司令部，津浦线北段地区各部队统划归冯指挥。
第三路军在抗日战争初期，改编为第三集团军，下辖两个军、一个独立师、一个独立旅。一个军是第十二军，辖第二十、第八十一两师，我任军长兼二十师师长。第八十一师师长展书堂。另一个军是五十五军，辖第二十九、第七十四两师，曹福林任军长兼二十九师师长，第七十四师师长李汉章。不久又增编一军，为第五十六军，辖第二十二、新四两师，谷良民任军长兼十二师师长，新四师师长吴化文，该师是总部直属卫队旅改编的。
蒋介石明知韩前曾叛冯，冯对韩有芥蒂，韩心里也对冯有所畏惧，不愿再听冯指挥，蒋唯恐宋哲元部被冯抓住，故利用萧振瀛到宋处造谣，说冯想更换宋哲元、冯治安。因此冯玉祥到桑园召见宋哲元，宋未见；召冯治安到桑园见面，冯治安亦不去，使冯一等莫展。
宋哲元部由沧州一带作战败退时，刘多荃、庞炳勋等部均接连溃退，冯玉祥的长官司令部退到黄河南岸，驻在距泺口桥数里的一个庙里。我和总部参谋长刘书香到泺口桥查看阵地，听说冯到，乃同去看冯。我问冯前方战事如何，冯说：“溃退了。”我问冯怎么办，冯说：“没有办法。”我向他建议，赶快与韩商量一下，由山东派队伍援助。冯说：“韩复榘肯出兵吗？”冯第二天到济南，要韩出兵，韩说出兵也不能挽救败局，不如等前方溃退的部队撤完后，山东的军队开上去再打。冯对韩不满，他在此调动不灵的情况下，只有愤愤回京。
冯回南京后，山东地区划归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李驻徐州，后来韩与李的关系处得也不好。
（二）
当宋哲元部在沧州作战时，韩将展书堂师开驻德州、禹城一带。宋哲元、庞炳勋、刘多荃等部由沧州败退时，韩将曹福林军由胶东潍县调至鲁北增防，防守惠民、齐东一带。
1937年11月间，沧州之敌向鲁北进攻，我军在德州、惠民、齐东之线与日军展开激战。韩率卫队旅第一团亲赴前线指挥，相持月余。一次，韩在济阳城关被敌人多辆装甲车配合飞机数架包围，韩部奋力抵抗，卫队团伤亡殆尽。韩率随从突围，几被敌俘，回到济南时随从人员仅剩数名。在这次战斗中，曹、李、展等师也牺牲过半，调鲁西济宁整理补充，韩因此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此时我军防线已转移至黄河南岸。京汉线刘峙指挥的部队，也由石家庄一带撤至河南彰德，刘峙退驻郑州，形势日趋紧张。
济南以北黄河防线，由我率第二十师担任。胶东周村以北黄河防线，由谷良民率第二十二师担任。韩命该师由我和刘书香统一指挥。这时于学忠的部队，防守潍县、高密一带。
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不久，南京、浦口即行沦陷，李率同参谋长张任民来到济南，与韩会商战略问题。李提出要第三集团军以沂蒙山区为后方，必要时将弹药给养物资等运往山区，准备打游击战。韩不同意，说：“浦口已失，敌人即将打到蚌埠。他们节节撤退，我们没有退路，岂不成了包子馅吗？”李不答。这次会谈，使李颇为难堪，结果不欢而散。
李回徐州后，又数次派人向韩要调回原由中央配属韩部的炮兵团。该团有卜福斯山炮两营，闻系蒋介石新由外国购来，是韩前向蒋借来加强黄河防线的。李要将该团调赴蚌埠，韩坚决不放。韩对来人说：“这个团是我直接要来的，你们自己可以向中央要。炮兵团在抗战时期，绝对不能给你们运走。”后蒋伯诚也从中斡旋，劝韩交出，但韩始终执意不肯。此事在韩被扣后我去见李与白崇禧时，李还非常气愤地提到。
12月间，日军由周村以北黄河渡口，集中炮火强渡黄河，攻打周村，谷良民师溃退。敌人占领周村、博山等县后，顺胶济铁路向济南前进。泺口北岸敌人同时向南岸炮击，济南四面亦受到敌人威胁，情况渐渐紧张。在这种情况下，韩因无兵可调，想到于学忠部队驻潍县，拟请其援助，暂为支持，然后再将曹、展两师调来增防。韩命我打电话向李宗仁提出此项请求，被李拒绝。李叫我转告韩说：“于学忠部已决定调蚌埠，不调不行。”因此韩对李也很不满。此后，李宗仁指示韩节节抵抗，撤守兖州。韩接李令，偕蒋伯诚竟直到济宁，令曹师在济宁布防，命我向曹县集结。因此造成津浦线徐州以北的空虚，徐州异常恐慌。李宗仁当时来电，责问韩为何放弃泰安，韩在电报上批：“南京已失，何况泰安。”参谋处照原批字句向李复电，使李更加恼火。
韩在济南危急时，将弹药、给养、医院、修械所及伤病人员、官佐眷属等，仓促用火车运送河南漯河以西舞阳等县，事先亦未呈报。车过徐州，五战区来电阻止，并责问说：“豫西非第三集团军的后方，为何运往该地？”韩亦在电报上批：“开封、郑州亦非五战区后方，为什么将弹药、给养存在该地？”韩的参谋处也按原批字句复电。李接电后，非常气愤。据说李将韩的两个复电均转给蒋介石，并说对韩无法指挥。
（三）
济宁布防后，韩驻巨野。一天，蒋介石亲自给韩打电话说：“我决定召集团长以上军官在开封开个会，请向方兄带同孙军长等务必到开封见见面。”当时韩的处长们曾坚决劝韩不要亲去，主张派代表参加，而蒋伯诚却竭力怂恿，韩意已决，无法阻拦。韩在起程的那天，先到我的防地曹县，在我军部休息片刻，午饭后同到柳河车站，换乘一列钢甲车开到开封。我和各旅、团长住在省府东边路南指定的一个旅馆，韩偕刘书香、张国选等住盐商牛敬廷的房子内。韩次日迁至孔祥榕（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的家里，卫队分驻牛、孔两处。韩随后叫我搬到牛宅，与刘书香、张国选同住一起，以便办公。次日午后约两点，韩到我们住处，和我们一同乘车赴开封南关袁家花园内礼堂开会。
会场内有数百人，将领中有宋哲元、李宗仁、白崇禧、于学忠、刘峙、张钫等。蒋介石在讲话中最后提到：“有些人不听我命令。你不听命令，你的部下怎么能听你的命令。”散会后，便与刘书香、张国选及旅、团长十余人，同去饭馆吃饭，饭后各回住所休息。
当天夜间两三点，蒋伯诚忽然进来对我们说：“向方被扣了！”我三人均大吃一惊。蒋对我说：“你走吧！蒋先生叫你去。”我同蒋伯诚走到门外，始知军警已将我们住所包围，气势汹汹地将我们拦住，不许出大门。经蒋伯诚给侍从室钱大钧打电话联系之后，始得出门。我到袁家花园见了蒋介石，蒋说：“韩复榘不听命令，不能叫他再回去指挥队伍。”我对蒋说：“他在北伐时期作战有功，给国家出了很大的力。不过他的个性太强，有不周到的地方，请委员长原谅他，无论如何留他的性命。不叫他指挥部队，叫他休息休息也好，留在钧座身边，教他力改前非，以观后效，或叫他出国。”蒋介石说：“好，好。考虑考虑，考虑考虑。”接着，他将几个手条拿出来交给我，说：“你当第三集团军副总司令，曹福林当前敌总司令，于学忠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你听于学忠的指挥。你马上回曹县，整顿队伍继续抗战。”蒋同时也召见了于学忠。
我退出后，蒋伯诚、何竞武（陇海铁路局局长）同我乘汽车又去见李宗仁、白崇禧。李、白和方振武三人正在闲谈，我请求他们在蒋介石面前为韩说情。李、白都很生气，说韩不服从命令等。我一再要求他们念韩北伐有功，对韩多多包涵，李、白含糊其词地勉强答应了。这时有个传令兵告我说，鹿钟麟几次来电话找我，要我无论如何务必到他那里见见面。我由李、白处辞出后，对蒋伯诚、何竞武说：“鹿钟麟找我，我去看看他。”蒋、何竭力阻拦，并说：“你千万别去！如果你去，于你不利。”当时火车已经备好，蒋伯诚将我拉到车站，同上火车，当夜返回曹县。据说第二天蒋继续开会，不但提出韩的罪状，还说如果有人作战不力，向后一跑数百里，均应重办。宋哲元当时眼看着于学忠，两人均立起给韩求情，请蒋从宽处理。这天会后，并未闻有旁人受处分。由此可知，那次开会是专为扣韩的。
后来据李汉章对我说，他在韩被扣第二天，即接到蒋介石给他的亲笔信，信内云，韩复榘不听命令，由韩个人负责，其余无关等语。足见蒋对第三集团军其他将领，均直接有所拉拢。
（四）
我回到曹县后，因蒋伯诚与我同住一室，谈话不方便，就暗中另找一处空房，约刘书香、李树春、王向荣、曹福林等开会，研究救韩的办法。我主张一面打电报要求将韩释放，一面加紧抗战，为韩立功赎罪，并说：“如果不行，即集结兵力在黄河边，做强烈的抗争。”大家听了我的话之后，都闭口不言。我对他们说：“我们跟韩多年，都受过他的培养，要赶快营救，才对得起他。”曹福林不同意我的说法，他说如果这样，部队我们指挥不了。李树春、王向荣说：“今后我们拥护鹿先生吧！”他们对救韩的事均一字不谈。我说：“拥鹿是一回事，救韩又是一回事。我坚决主张打电报救韩。”于是大家始点头同意，随即拟好电报发出。
集会刚完，蒋伯诚派李文斋（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来了解集会情形，曹福林全盘相告，蒋伯诚即据以转报蒋介石。
接着，冯玉祥派其亲信孙副官（名字忘记）到我防地，住在吴化文师部（曹县南乡），托吴邀我到师部见面。见面后孙大哭说：“我是冯先生派来的，蒋介石要杀韩复榘，你们赶快通电拥护鹿先生当总司令。”我对孙说：“你们与曹福林各师长先谈谈，只要他们同意，我就办，拥护鹿先生我是同意的。”随后鹿钟麟带着参谋长张知行和参谋、副官、卫队等一行数十人也来到防地，住在曹县东乡。吴化文来给我送信，我对吴说请鹿吃饭，酒席都已备好。因时间未到，我去隔壁与刘书香说话，嘱咐我的副官等鹿到时即去叫我。不久，鹿钟麟乘车到我住处，进门口一看我未在，回头就走。我的副官连说我就来，请他稍坐，鹿不答，径直走了。迨副官给我送信，我与刘书香急忙跑出迎接时，鹿已返回东乡。我乘车赶到鹿的住处道歉。鹿说：“请客嘛，主人不在家！”我约坐半小时，鹿对救韩一事一字未提。我辞出去看张知行等人，对韩事也未谈一句，仅是寒暄几句。鹿在乡间住了两天即返回汉口，似对我有隔阂。
我们保韩电报发出后大约第三天，于学忠到曹县就职，带有参谋长谢珂及参谋、副官、卫士等四五十人。于在曹县住数日，仍回蚌埠，留其参谋长等在曹县总司令部办公。
这时曹福林提出，撤换五十六军军长谷良民和二十九旅旅长赵心德，理由是谷失守周村、博山；赵失守千佛山山口，影响山东战局颇大。曹并说，如不撤换他们，我们不能合作。我因曹系前敌总司令，为顾全大局，不影响团结，不得已才请准将他二人撤职，撤销五十六军番号，第二十二师师长由副师长时同然升充。我感觉对不起谷良民，送给他5万元。谷后赴重庆经营商业。
沈鸿烈同时在曹县就山东省主席职，韩任内的民政厅厅长李树春、财政厅厅长王向荣、教育厅厅长何思源等仍连任。
接着，蒋介石派张之江由汉口来到曹县给队伍讲话，叫大家遵守命令，竭力抗敌，争取立功，旨在安抚韩部。他住了两天就走了。
据说，我们要求释放韩的电报发出后数日内，蒋介石即命令何应钦、何成浚、鹿钟麟提韩审问，判处死刑。会审后有人见鹿，鹿说主审人是何应钦，并举了何、韩问答的三件事：（1）何问韩：“你有两个老婆，为何还娶日本女人？”韩愕然说：“那是沈鸿烈（青岛市市长）、葛光庭（胶济路局长）他们与我开玩笑，叫过日本条子，逢场作戏。”（2）何问：“政府三令五申禁鸦片烟，你为什么还贩卖烟土？”韩说：“那是宋明轩老早送给我的一千两，家里女人们存着的。”（3）何问：“山东民团枪支，你为何擅自收缴？”韩说：“那也许是民团指挥张骧武、孙则让、赵明远他们办的吧！”鹿钟麟在说完这段问答后，顿足叹息说：“你看韩复榘，这不是逐条承认又是什么！真像小孩子一样！”
据说蒋在杀韩前，曾请冯玉祥见面。鹿钟麟、石敬亭对冯说，一定是为韩事，最好不去，故冯托病未去。韩妻高艺珍曾去找冯说情，冯未见。
第三路军由济南运往河南漯河以西舞阳等地存放的物资、弹药、给养、医院、修械所等，于韩被扣后均被后勤部俞飞鹏没收。
后来李宗仁将我军分开作战，在台儿庄会战时，命曹福林率二十九师、七十四师赴滕县以北袭击敌人后路；命我率二十师、八十一师，防守金乡、曹县及以北黄河沿线，命吴化文部乘济南敌军南下、后方空虚时，袭击济南。
（余右尧 整理）
韩复榘被扣目击记
吴锡祺
1938年1月11日，蒋介石在开封召集北方各将领会议。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哲元驻在新乡，奉命前往参加，我以高级参谋身份随行。
1月9日我们乘专车到达开封，宋哲元、秦德纯、过之瀚等下车住在开封图书馆，我和其他随员即住在火车上。次日上午忽然发出了空袭警报，我们当即下车疏散躲避，先听到了咚咚两响炮声，继闻机声隆隆，均以为敌机来到，但紧接着却解除了警报，弄得大家莫名其妙。事后才获悉，我们所听到的机声，是蒋介石的座机，而不是敌机的前来空袭。开封防空司令（姓名记不清了）是刘峙的老同学，为了在蒋到时警卫方便，临时发出空袭警报，以便断绝交通。不料事前未向高射炮队说明，以致把蒋介石飞机误认成敌机，开炮射击，幸而没有命中。蒋介石也不知道。只是刘峙把这位老同学撤职了事。11日下午即通知开会，会场在开封南关的袁家大楼，到会的有三四百人。我随宋哲元出席。会场为礼堂式，宋坐在第一排的座位上，韩复榘坐在宋的左侧，我坐在第二排宋的后边。会议开始后，蒋介石在台上讲话，他手里拿着一本书，问大家：谁带有《步兵操典》这本书？结果几百人中，只有一人带有此书。蒋说，在俘获敌人的身上，常常发现带有《步兵操典》，而我们带这本书的却很少，足见我们不注重战时的教育训练。接着说：“国际形势很好，抗战是有把握的，但是我们要顶得住，大家一定要服从中央和战区司令长官的指挥，没有命令，绝对不准擅自后退，要不怕牺牲，如有损失，我一定负责代为补充。”中间休息的时候，蒋派人请韩复榘到讲台后边的休息室谈话，刘峙也陪着去了，去后即未再回到会场。约半小时之后，蒋又出来讲话，随即宣布：“山东省主席兼第三路军总指挥韩复榘违抗命令，擅自撤退，现在已经把他扣交军事法庭讯办。”当时到会的人，均为之愕然，宋哲元接着站起来，迟钝地说：“韩复榘不听命令，罪有应得，委员长原谅他是个粗人，没有知识，请从轻办他。”随后宋又回过头来，请大家站起来为韩复榘求情，当时前边的一些人都站了起来。蒋介石连声“嗯嗯，好好”，随即散会。
开封会议见闻
张宣武
第二十二集团军原在晋东南一带与日军周旋。1937年12月下旬，忽奉大小营紧急命令，命该集团军迅速转调徐州方面，改归第五战区指挥。当时我们也曾听说济南、泰安、兖州相继沦陷，津浦线上非常吃紧。1938年元旦前后，第二十二集团军由风凌渡渡过黄河，以火车输送，到陇海东段商丘至徐州间集结。我当时是在第四十一军所属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第三六四旅（旅长王志远）第七二七团当团长，驻在砀山城。
1月9日上午，奉到集团军总司令部电令，命团长以上各级指挥官和幕僚长于10日午前到徐州集合，白天怕有空袭，我们第一二二师的团长和随员卫士共三四十人于9日深夜由砀山坐着铁闷子车前往徐州。
10日拂晓前到达徐州。上午10时，孙震率领全体人员到集团军总部报到并看望邓锡侯。邓锡侯和孙震原拟率领全集团军团长以上人员到战区司令长官部报到并谒见李宗仁，但经过电话联系，李宗仁说：“到开封一齐见面好了，让大家在这里多休息一会儿吧。”这时，我才明白我们到徐州集合原来是为了一起到开封去参加重要的军事会议。
我们集团军的专车预定10日下午6时由徐州开往开封。不料下午5时左右，遭到日机空袭。开车时间不得不向后推迟两小时，改为晚8点出发。
11日清晨我们到了开封，分别下榻在南门大街北段的几家旅馆里。下午1点，河南省政府派来汽车接我们，我们乘车出开封南门外不远，又向东拐，然后停在一座大门朝北的很大院落的门前。我清楚地记得，下车后一眼看到大门左边挂着一个“中国中学”的木质门标，同时又看到很多与一般部队的武器、装备、服装和神气不大相同、右臂上缠着“宪兵”二字袖章的人在放哨站岗，检查出入行人和指挥车辆，空气有点紧张。我们全集团军的人员下车后，由邓锡侯、孙震率领，整队进入院内。而所有随从人员不管是带武器和不带武器的，一概不准入内，他们被分别安置在就近的临时招待所内休息。我们进入院内，看到每一道门口和路口都配置着双人的宪兵岗哨，真可以说是里三层外三层，这时感觉着空气更紧张一些。
会场东西长，面向西，是一座可以容纳七八百人的大礼堂。有一位负会场指挥责任的中校级军官迎上前来，问明单位、到会人数，并索要预先规定造呈的以集团军为单位参加会议人员的部队番号、职衔、姓名、简历清册之后，把我们引入会场，指定座次，我坐在第五排的最右翼，而把邓锡侯、孙震让到最前列第一排。参加会议的人，主要是第一、第五两战区所辖各战列部队的团长以上各级指挥官和幕僚长，到会的有四五百人。在最前列坐的那些人，都是高级将领，有的我不认识，现在能记得的人从左至右计有：蒋作宾、蒋伯诚、俞飞鹏、刘峙、鹿钟麟、程潜、李宗仁、宋哲元、邓锡侯、孙震、于学忠、万福麟等，至于军团长、军长以下的将领，那就多得很，现在差不多都回忆不起来了。我还记得那些高级将领，除了宋哲元、邓锡侯、孙震三人身穿灰色棉布军服，打着灰色棉布绑腿，戴着灰色棉布军帽之外，其余都是穿着黄色呢子军服，其中于学忠、万福麟还披着黄色呢子大氅，于学忠还打着黄色呢质绑腿。四川将领邓锡侯、孙震，由于以前和北方的一些将领还没见过面，所以李宗仁引着他们二人向宋哲元、于学忠、万福麟等做介绍。韩复榘是在高级将领中最后步入会场的，他穿着一身新的灰色斜纹布棉军装，头戴灰色棉布军帽，腿裹灰布绑腿，腰里还扎着一条武装带，嘴上蓄着一绺短胡子，鼻子上架着一副黑墨镜。他显出很活跃的样子，同最前列那帮人一一握手问好，而后他就坐在李宗仁与宋哲元的中间。
下午两点左右，讲坛上出现了一位中将级的官员，他先和坐在前边的高级将领们打个招呼，然后就高声地向大家说：“请大家坐好了，委员长马上就来。”
讲坛的右侧背有一道小角门，蒋介石从那里进来了。他穿着黄色呢子军常服，照例戴着白手套。那位中将级的侍从官员喊了一声“立正”，并报告了到会人数，蒋介石脱下帽子，露出光头，还了一个60度的鞠躬礼。大家坐下之后，蒋介石摘掉手套，笑着说：“好、好，有的很久没见面了，有的还没见过面，今天在我讲话之前先来点点名，见见面，认识认识，好，好。”接着，他就拿起花名册，拈起一支红蓝铅笔，以第一战区、第一集团军（宋哲元部）按番号顺序点起名来。大概是为了对那些高级将领表示“客气”和“尊重”，凡是战区司令长官、副长官和集团军总司令都不点呼，对集团军副总司令，只呼姓和职衔而不叫其名。军团长、军长和师、旅、团长则一一挨次点呼。他是这样呼叫的：“孙副总司令”、“汤军团长——汤恩伯”、“刘军长——刘汝明”、“王师长——王铭章”、“王旅长——王志远”、“张团长——张宜武”……
点名花费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在蒋介石将要开始讲话的时候，那位中将侍从官对大家说：“委员长腰部还有点疼痛（笔者按：这是由于在西安事变时摔伤的），不能久站，需要坐着讲话，请大家原谅！”蒋介石并没有坐下，他从上衣左边口袋里掏出一个蓝色布面很薄的小本子，用手高举着说：“你们有谁带来这个的——《党员守则》？唵，唵，带着的站起来，把本子举起来我看看！”结果，全场带着《党员守则》的共有8个人。蒋介石命他的侍从人员把这8个人的名字记下来。随后他又从右边衣袋里掏出一个红色封面的书本，高举询问：“带着这个——《步兵操典》的站起来！”结果，全场只站起来了一个人，蒋介石好像有点不大相信只有一个人带这本书似的，“还有没有？带着的站起来！唵，唵，唵？”一问再问，站起来的还只是那一个人，蒋介石又命侍从人员把这个人的名字记下来，他脸上显出很不高兴的样子，随即坐到椅子上了。蒋介石要开始讲话了。所谓开封会议，实际上是会而无议，只是蒋介石一个人训话而已。他在11日下午的一次讲话里，足足讲了三个多钟头，下面是蒋介石在11日下午讲话的大意：
我曾经下过通令，各级军官必须随身携带《党员守则》和《步兵操典》，以备随时随地翻阅研读，有所遵循。因为这个《党员守则》是我们国民党员必须遵守奉行的，它是我国几千年来古圣先贤总结出来的明训，是我们处世立业、待人接物的典章法则，是我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法宝武器。至于《步兵操典》，那更是我们当军官的须臾不可离的。它不仅是我们平时训练教育部队的准则，而且是我们战时的一部袖珍兵法，特别是其中的《纲领》，更是一部军事哲学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锦囊妙计，是我们各级军官一日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只要你们能熟读深思，善于运用，就一定可以战必胜、攻必克、守必固。即使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到了弹尽援绝、无能为力的时候，它也能给你们解决疑难，能给你们指出正确的方向和道路……
讲到这里时，全场听众都聚精会神地想听听操典纲领究竟是怎样来解决最后关头的疑难问题，怎样指出正确的方向和道路。蒋介石继续讲道：
操典纲领第×条明白地昭示我们，当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也就是说，不成功便成仁；它还昭示我们，受命不辱，临难不苟，负伤不退，被俘不屈。这些都是应该走的方向和道路。所以说，《步兵操典》是我们各级军官生死依之的灵魂，是我们不可须臾稍离的法宝。我们在俘虏敌人的身上发现，他们的军官甚至士兵，差不多都带有各自兵种的操典和《阵中勤务令》之类的军学书籍。敌人之所以能打胜仗，之所以敢于侵略我们、欺侮我们，其道理就在于他们能够学，能按照典、范、令行事。回头看看我们呢？恰恰相反！你们是这样的不好学，是这样不学无术，你们今天在座的有四五百人，只有一个人带着操典！你们这些高级将领这样的不好学，怎么会不打败仗呢？你们这些高级将领这样不学无术，怎么能战胜敌人呢？如果长此以往，我们非至亡国灭种不可！……
讲至此处，蒋介石很愤慨，很暴躁。他一面讲着，一面频频以手背敲打桌面，把桌面击得“砰砰”作响。我偷眼细瞧坐在最前面那帮高级将领，他们把脑袋低垂着不敢仰视，一个个锁眉苦脸，状有愧色。
蒋介石接着往下讲：目前我们在军事上虽然受了一点挫折，但国际形势很好，对我们很有利。我们是得道多助，而敌人则是失道寡助。我们一定以抗战必胜，建国必成，而敌人则是多行不义必自毙。敌人并没有三头六臂，并没有什么了不得，只要你们能够服从大本营和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命令，只要你们能够奋勇作战，那我们就一定可以战胜敌人，最后胜利就一定属于我们。你们不要担心害怕，不要有任何顾虑，只要你们肯干、肯打，不惜牺牲，不论有多大的伤亡损失，我都可以负责给你们迅速补充……
中间休息约半小时。后来听我们师长王铭章说，在这段休息时间里，蒋介石在讲坛后面的休息室里先后召见了两个人个别谈话。一个是韩复榘所部第三集团军的第十二军军长孙桐萱，另一个就是王铭章。先召见孙桐萱，孙退出后，王才进去。因此，当时蒋介石对孙都谈些什么，王并没有听到。至于蒋介石对王所谈的话，不外是慰问、嘉勉、打气、鼓励之类的老一套，附带也谈了一些第二十二集团军准备填防津浦前线，接受新任务的问题。
休息过后，蒋介石又回到讲坛上。这时已近黄昏，电灯亮了起来。蒋介石接着讲下去；
刚才我对你们已经讲过，只要你们高级将领能服从我的命令，我就有能力指挥着你们战胜敌人，我就不愧作为你们的统帅；只要你们是为了抗战杀敌，不论你们的部队有多么大的伤亡损失，我都负责替你们补充。可是，我们有些高级将领，把国家的军队视作个人的私有财产，自从抗战开始以来，一味保存实力，不肯抗击敌人，只顾拥兵自卫，不管国家存亡，不听命令，自由行动，哪里安全就向哪里撤退，逃跑。试问，这样如何了局呢？我能往，寇亦能往，你们跑到哪里，敌人就会追到哪里，最后无处可跑，无地自容，终至国破家亡，一无所有。试问国家都没有了，你们保存实力还有何用？况且到了那个时候，敌人还会让你来保存实力吗？试问，国家都亡了，你们拥兵自卫还有什么用？况且到了那个时候，敌人还会让你来拥兵吗？你们高级将领这样的做法，难道就不怕天下人的唾骂吗？难道就不怕国法制裁吗？你们都是独当方面的高级将领，你们都是国之干城，我希望你们都能明白“覆巢之下无完卵”的道理，大家一致，同心同德地抗战御侮。只要你们有决心，肯牺牲，能听我的话，则敌人并不足畏，战局很快就可好转，我们一定可以战胜敌人，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蒋介石在后半段讲话时，显出一种精神失常、心绪纷乱、神情恍惚的样子。讲起话来，上句不接下句，讲毕上句，久久还想不起下句来。在此以前，我也曾经听过蒋介石的讲话，谁都知道他有一个毛病，就是常常用“这个是”来做上一句话和下一句话之间的连接词，一连使用三四个“这个是”是很平常的事情。可是在这天后半段的讲话中，一连使用三四个“这个是”要算是最少的了。有一次我好奇地在笔记本上记着数，看看他究竟一次能说出多少“这个是”，竟然达到24个。当时我以为这可能是由于大敌当前，他脑子里装的事太多太大，操劳过度，因而精神不能集中。我们在场听讲的人，谁都没有想到会有其他原因。
当蒋介石讲到有些高级将领保存实力，拥兵自卫，不听命令时，我偷眼观察坐在第一排那帮高级将领，只见他们一个个正襟危坐，俯首敛容，尤其韩复榘把脑袋聋拉得更厉害，他的脸皮几乎要同桌面碰在一块儿了。
到了下午6点多，天已黑透了，蒋介石说道：今天讲的已经不少了，但我还有很多话需要向你们讲，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和你们共同研究一下，明天再继续谈，今天就讲到这里。
蒋介石的话一落音，那位中将侍从官立即发出了“立正”口令。待蒋走出会场，那位负会场指挥责任的中校军官就登上会场出口附近的一张桌子大声宣布：“请大家不忙走，稍等一会儿，今晚7点委员长请大家吃饭，请柬在这里，请各单位把请柬拿到以后再退出会场，并请大家按时光临。”就在这个时候，那位中将侍从官步下讲坛，走到韩复榘的面前，笑着对韩说：“请你稍等一会儿再走，委员长约你说几句话。”其余的人每人拿着一张请帖，且走且看地步出中国中学大门，登上汽车，返回城内。
晚上，届时赴宴的人员有二百多人。只是参加会议的半数多一点。作为东道主的蒋介石并未出席。
晚8时左右我从宴会厅回到旅社住处。同来同住的人差不多都没在家，于是我也到一个电影院里去看电影。晚9时左右，忽然停电了，据说全城的电灯都熄灭了；同时听到外面大街上由北而来逐渐南移的不太稠密的枪声。街上禁止通行，我在电影院里待了约半小时，等到枪声停止了，电灯复明了，就急忙回到住处，打听刚才街上发生的事情。据目击者说，有四五十个带手枪、背大刀的人，顺着南门大街由北向南，且战且走地向南关方向跑去。事先布置在街道两侧的岗哨开枪截击，但都不敢偎边，后面还有约一营人的兵力跑步追赶。究竟是怎么回事，当夜无人摸清底细。
12日一早，人们互相奔走相告，纷纷传说韩复榘于昨晚被捕并已押赴武汉云云。这时，大家才都豁然醒悟，蒋介石在昨天下午所讲有些高级将领不听命令，擅自撤退，保存实力，拥兵自卫以及国人唾骂、国法制裁等，原来指的就是韩复榘啊！
12日上午9时左右，集团军首脑通知说：上午可以自由活动，下午一时半集合。我们当时以为下午集合还是和昨天一样地赴中国中学去听蒋介石的第二次训话，谁晓得到了临上汽车的时候，集团军的首脑才又通知说，立刻到火车站，准备返回驻地。我们的专车大约是在下午两点半开行的。火车刚一开动，孙震就在列车上的会客室里召集他所部的第四十一军出席开封会议的全体人员做如下的讲话：
由于我们有紧急任务，所以今天下午委员长的训话不能再听了。这是因为韩复榘的第三集团军连续失守济南、泰安、兖州以后，现又擅自退到济宁、曹县一带，刻下兖州至徐州的津浦沿线空虚无兵，形势危急，委员长和李司令长官命令我第二十二集团军星夜调动，开赴兖州迤南的滕县一带布防，拒止敌人南下。集团军和军的作战部署和行动计划，另以书面命令下达，你们回到部队，迅速准备，恪遵命令，不得违误！韩复榘作战不力，抗不遵命，有四大罪状：（一）不听命令，擅自撤退；（二）保存实力，拥兵自卫；（三）收缴民枪；（四）勒卖鸦片。韩已被撤职查办，并于昨晚逮捕押赴武汉。我们要引为鉴戒，要警惕自爱，要以身许国，幸勿以身试法！
除第二十二集团军因有紧急任务提前返防外，其余所有参加开封会议的人12日下午照常听取蒋介石的第二次训话。至于在这次讲话中蒋介石又讲了些什么，由于我未参加，不知其详。但后来也听说蒋介石在这次讲话中曾经当众宣布韩复榘的四大罪状，并云已经撤职查办；同时还听说宋哲元曾当众向蒋介石为韩开脱讲情。
韩复榘被杀前后
刘熙众
（一）
我与韩复榘和其他上层人员，均有历史关系。1921年我从北洋法政学校毕业之后，即到冯玉祥部队工作，由书记、军法官调任税务行政，深得冯玉祥的赏识。韩复榘与我有亲戚关系，所以关系更近一层。1929年韩叛冯投蒋时，我正充任河南省禁烟查稽处副处长（处长是财政厅长傅正舜兼，由我负实际责任），韩回开封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留我继任工作。1930年，我充任韩的驻北平办事处处长，负责与阎锡山方面的联系。
韩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后，委我为山东省牛照管理局局长，办理税务工作，并时常代表他在外边奔走，搞一些政治活动。张学良入关后，即由我代为联系，张、韩二人结拜为盟兄弟。宋哲元主持华北政务时，我也不断往来联络，韩、宋曾在乐陵宋的家中会晤，协商双方的重要问题。对于冯玉祥也保持着一定的联系，除保障其安全外，并不时接济其生活费用。
韩在驱逐了刘珍年以后，全省汽车交通得到统一，调我充任第三路军交通处副处长兼任山东全省汽车路管理局局长，主管全省汽车交通业务。抗日战争爆发后，汽车路管理局改编为第三路军汽车兵团，以我任团长，命将所有载重汽车一律改装钢板，作为装甲汽车使用，担任作战和军事运输任务。在韩部撤出济南以前，汽车兵团奉命移驻河南归德，进行军事整编训练，已将一部分汽车装好钢板。我虽驻在归德，而对韩和第三路军的一切动态仍极关心。
（二）
一天，我在归德忽然接到老朋友川军代表赵嶽松由徐州来的一个电报，说他某日乘火车过归德赴汉口，邀我到车站候晤，有要事面谈，我按时前往迎候，在站台上做了简短的谈话。他说：“你们韩主席与李司令长官闹翻了，你知道吗？”我说：“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说：“详细情况我也不十分清楚，只听说你们主席有几个电报对李长官毫不客气。李恼火了，将韩违抗命令不听指挥的情形，告到委员长那里。听说蒋要在开封召开军事会议，解决这个问题，最好请你们主席好好准备准备，来打这场官司。”我问韩打的什么电报，赵说：“我只听到大家传说，他这些电报，在措辞上、语气上，都很欠斟酌。李长官认为他目无长官，若不予以惩办，今后将无法指挥作战。你回去查查这些来往的电报就知道了。”赵嶽松是川军邓锡侯的顾问，常在外边奔走，往来于北平、济南，和我很熟，所以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我深感他的厚意，曾留他下车，同到曹县去见韩（当时韩的家在曹县）。他说汉口有要事等他解决，中途不能停留。
赵走后，我立即赴曹县见韩，报告与赵所谈的这些情况。韩听了之后，沉默了一会儿，叫人到参谋处将最近与李来往的电报取来。我翻开一看，果然不错，有些词句确实很生硬，而这些词句又都是韩在来电上批示的，参谋处把这些话原封不动地全盘端出去了。韩不愿认错，只是说：“赵先生一番好意，你去信谢谢人家。李宗仁要打官司，那就打吧！”我竭力劝韩说：“人家是长官，我们归人家指挥，设身处地想一想，你若是长官，将会怎么样呢？还是派人去解释解释，官司不就好打了吗？”韩沉思了一下说：“好！你就代表我前往解释解释吧！”
我立即折回归德，候车赴徐，不料那几天铁路忙于军运，客车停开。我正打算搭军车前往，忽然车站来人，说李长官的专车将过此西去，我急忙到车站迎候。李的专车到站，我上车晋谒，将韩派我赴徐去见他，正在等车的情况说了一遍。李宗仁非常客气，他说：“我已接到韩主席的电报，说熙众兄要来，好极了，我们就谈谈吧！”我说：“韩主席叫我来问候长官，并报告一下部队的情况，请示将来的做法；还听说长官很生他的气，也叫我陈述一下实际情况。”李当时一言未发，只是嗯、嗯地听着，态度很严肃。我接着又报告了第三路军的动态，请他指示以后怎么行动。李说：“你们打算怎么办呢？”我说：“还是听长官的命令。前次命第三路军撤往沂蒙山区，韩主席以在沂蒙山区事前未做一点准备，临时变更计划。在敌人追踪下，目前虽不能去，将来准备一下还是可以去的；即使不能全部去，也可以去一部分。”李听了我的话没有什么表示。我停顿了一下又说：“听说有两个电报，使长官很生气。韩主席这个人，长官还不了解，他做事一向马马虎虎，事情一忙，许多事都交给下边办，发电报连看也不看。前天我们检查了那些电报，都是参谋处代发的，真是太不成话。韩主席正在追究这一责任，并准备对承办人给予应得的处分。当然，像这样重要的电报，随随便便交给下边处理，他本人也难辞其咎。韩主席说过几天一定来面谒长官，负荆请罪，请长官教训。”我当时说的话很多，这只是个大意。李听我讲话时，有时冷冷地笑一笑，而神气仍是严肃的，一反他平时那种一团和气的态度。最后他说：“我现在去开封，盼望熙众兄常来谈谈，以后见面再说吧！”因火车已上好煤水待开，只谈了半个多小时。辞出以后，我总觉着我的话没有起什么作用，李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表示谅解的话。我的心情仍是沉重的。
李的专车开走后，我当晚赶赴曹县见韩，报告见李的情况。韩竟表示满不在乎，而我却非常忧虑，去找张绍堂商量。张说，在开封召集会议的通知已到，韩已决定前往出席。我又去见韩，问他是否出席会议，他说打算去。我说：“据我见李长官的神情，开封会议恐对我们不利，主席还是不去的好，派个代表去，也有缓冲的余地。”韩说：“我已复电说到时出席，怎么能不去呢？”我说：“可以来个临时病假。”韩说：“你不要神经过敏。我不去更叫人家怀疑。我又没有投降日本，怕什么？”韩为什么不接受我的建议呢？我那时并未想到，韩已受了蒋伯诚的蒙骗，总以为没有投靠日本，有蒋伯诚做证，理直气壮，不怕什么，他根本没有向其他方面去想。而我多年来为韩奔走反蒋，尤其“双十二”那件事，还有与刘湘的结合，怎能蒙得了蒋介石的耳目？我越想顾虑越多，又坚决劝他去不得。韩依然笑着说：“在此抗战期间，委员长召集军事会议，哪有不去之理，你的顾虑太多了。”我说：“我总认为慎重点好。”韩有些不耐烦了，连说：“好、好、好！”接着，他把话题岔开，问起汽车兵团的事情，叫我加紧训练，又问装甲车装配得怎样。这样，我也就不便再絮叨下去了。次晨我回归德，走前还请张绍堂、王向荣二人设法劝韩不去。
我到归德不久，接张绍堂的电话，说韩定于某日由柳河换乘火车赴开封。张绍堂说，他们劝不了，专车已备好，让我到柳河去送韩，有话当面再讲。我又跑到柳河，等没有旁人在座时，再次劝他派代表前往。韩不听，终于带着随员和卫队多人前往开封了。
（三）
我回到归德，一直担心韩的安全。过了两天，归德电报局局长对我说：“韩主席在开封出事了吧？从往来的电报中看出了征兆。你何不打个电话问一问。”我马上挂电话问张绍堂。他说：“不错，主席在开封被扣，正要告诉你，你快来吧！”我饭也未吃，赶赴曹县。这时孙桐萱已回到曹县，当即问他韩被扣的情形，知韩被扣的当日即已送往汉口。我先向孙表示：“主席既已出事，我们的汽车兵团，今后即听你的指挥。”孙很欢喜，我随即提出如何救韩的问题。孙说：“现在正邀请大家商议这件事，请熙众兄参加。”参加商议的人不少，省府方面有李树春、王向荣、张绍堂等，总部方面有刘书香、张钺和几位处长，带兵的有孙桐萱、曹福林、吴化文等。当时各人发言的详细情况已记忆不准，只记得省府和总部人员均担心韩的安全，心情都很沉重。几个带兵的议论着第三路军今后将会发生的变化。曹福林埋怨韩的左右，当初不应该让主席去开会。至于如何设法营救，他们都没提出好的办法。张绍堂提议说，应该立即派人前往汉口，先探听韩的情况，并设法营救。最后一致推我前往，我义不容辞，答应前去，即刻回归德，将本团事务交由李铁民团附代理，随即搭车赴汉。
我到汉口，住在第三路军办事处。据处长王恺如说，韩押在蒋的行营大楼，吃住均尚优待，只是不让与外人见面，其他情况如何还不明了。他正感束手无策，问我怎么办好。我说：“我对此间情况全很生疏，只是认识冯先生（玉祥）和鹿先生（钟麟），其他方面你看怎么样？”王说：“其他方面全不能帮忙，只能打听打听消息，但真实情况也得不到，现在也只有找他们两位。”
我于是先去见冯玉祥，会面后先谈了此次韩被扣的情形，并谈到韩的种种做法如何不对，主要是解释冯去第六战区的那段情况。最后我说：“无论如何，他是先生一手培养的，还得请您想办法救他。”冯说：“别说这些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保全他的生命，我这几天正为这事着急。我觉得应该从你们部队本身去想办法，专靠某一两个人去讲情，是没有多大用的。”冯的表示非常诚恳。我辞出后即同王恺如去见鹿钟麟。鹿说：“我和冯先生正在为向方的事为难，你们怎么打算的呢？”我把来时大家商议的情形谈了谈，接着又把冯的意见说了说，问鹿怎样办好。鹿说：“不错，韩向方再回军队怕是很难了。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先保全住他的生命，冯先生的看法是对的。最好由你们部队将领向蒋委员长表示一下，使他有所顾虑。最主要的，部队要团结一致，不要被人分化，才有力量。你们自己研究研究吧。我和冯先生自然尽量想办法，用不着说别的。”
我们回到办事处，都认为冯、鹿对韩均极关切，他们谈得都很有道理。我当时想到韩当时任团、旅、师长时，都是鹿钟麟一手提拔的，第三路军的官佐也多是鹿的旧部，如果我们拥戴鹿把第三路军带起来，不但鹿高兴，冯一定也很喜欢。鹿的办法很多，他到第三路军不但可以推动冯玉祥救韩，而且对第三路全军也是有利的。我把这个办法对王恺如一说，王很同意。我们第二天又去见冯，向冯报告我们的意见。我说：“打算由第三路将领们出个电报，使蒋有所顾忌。我们还想到第三路这部分队伍，自韩被扣，群龙无首，孙桐萱不一定能统率得起来，内部一闹分裂，即被人分化消灭。这个队伍是先生一手训练的，不能看着不管。这个队伍是第一师的老底子，许多官佐是鹿总监（当时鹿任执法总监）的旧部。他如果能去招呼一下，一定不成问题。先生看怎么样？鹿总监是否能去？”冯笑了笑说：“好！你们的办法很好。至于瑞伯（鹿钟麟字）去带这部分队伍的事，还不是那么简单。一方面瑞伯是不是愿意去，另一方面是将来如何去，人家是不是让他去，均是问题。待我问问瑞伯再说吧！”看冯的意思是很愿意鹿去的，至于如何能去，问题的确不简单。我当初只是从救韩和希望鹿去这两方面着想而提出这个办法的，至于蒋介石是否肯放鹿去和第三路军将领是否一致愿意他去，均未深加考虑。
第二天冯叫我去，告诉我说，鹿同意我们的做法，命我们即日赶回山东，先发救韩的电报，并在第三路军各将领中做些工作。至于如何向蒋表示希望鹿去的问题，看蒋是否能以抗战大局为重，让鹿前去，再从多方面设法促成。我们将准备好的电报稿，请冯玉祥看过，做了一些修改。电报的原文已无法回忆，大意为：抗战不力，弃守济南，不单独是韩的罪愆，第三路军的将领也均有责任，请分别予以应得之处分，今后自当服从命令，效忠委座，戴罪图功，以赎前愆等语。
在我由汉口返回曹县的交通车辆方面，冯玉祥和鹿钟麟曾给予很大的支助。冯说：“坐客车去，恐怕耽误时间。”后由鹿要了一列专车，用一个车头挂了两节车厢，同鹿的副官长（姓名记不清了）连夜赶到柳河下车，换乘汽车返回曹县。
我回到曹县向孙桐萱报告了这次赴汉救韩的经过情况，孙极满意。关于发电报的事，请各军长、师长来曹县商议后再行拍发。我原以为事情可以顺利进行，不料蒋伯诚将我的活动情况，以及孙桐萱召集各军、师长来曹县商议发电救韩的事，统统密报蒋介石。因此我们的计划未能实现，而且后来还有人说我那次武汉之行，不但未能救韩，反足以促韩之死。我自己也体会到，蒋之杀韩虽然已是定案，而我们的做法，也的确不够审慎严密。
（四）
我们正在等待各军长、师长来曹县商议拍发救韩的电报，孙桐萱忽然接到汉口的电报，说1月25日（旧历腊月二十三）蒋在武昌已将韩枪毙。大家闻后，均极愕然。这时我也不愿再做其他活动，取得了孙桐萱的同意，将汽车兵团的职务正式交与李铁民，偕同韩妻纪甘青赶赴汉口，为韩办理后事。到后去见冯，冯这次见我，表示出很难过的样子，开头说：“你回来啦，人家这一手真毒，没想到这么快。你快去看看他的尸体怎么办，其他的事回头再谈吧！”我说：“韩的家眷也来了，打算领回安葬。”冯说：“在国难期间，他又是这样死的，可不要铺张，快去办吧！”我回到办事处，王恺如已办妥了由家属领尸的手续，第二天我们同纪甘青赴武昌长春观领尸。我们原先以为收殓得一定很坏，打算另换一套衣服棺木，到后才知道一切装殓是按上将待遇，棺木并不坏。我们打开棺木看了看，身中七枪，都在胸部，血迹已代洗净，衣服也很好。大家商议，已无再换的必要，只另加上一个绸子苫单，蒙盖全身，复将棺木盖上。听说，在韩被枪毙后，冯、鹿曾派人代为照料收殓。
我再次去见冯，报告为韩领尸的情形。冯问：“打算葬在哪里？”我说：“决定先葬在鸡公山，战事过后，他的家属还要运回北方安葬。”冯说：“很好。”后又谈到我回山东的情况，我说：“我回去不过两天，孙桐萱答应邀集各军、师长研究发电的事，想不到他们还没来齐，即接到这方面的消息，我马上就赶回来了。孙桐萱已处在蒋伯诚的控制下，他没有敢作敢为的魄力，所以事情没有办好。”冯说：“瑞伯对韩的事尽了很多力。审判时，他想为向方设法开脱，没想到一切办法终归无效，很多人私下里说，这是对‘双十二’事件的报复，看来是颇有道理的。”冯对韩的态度，由韩被捕至死，是可看得清楚的。至于外间所传，冯亦主张杀韩，完全是蒋方放出的一种空气，绝对不是事实。
过了几天，在启运韩的灵柩时，还闹了许多麻烦。当时许多爱国工人，均认为韩是不抗战而被枪毙的，先是不管抬运，及至运到车站，铁路工人也不肯拨车装运。后来经过孙连仲的办事处派人协助，鹿也派人交涉拨车，费了许多周折，才得启运。
我本打算随赴鸡公山照料葬事，忽然王恺如得到消息，说蒋介石已加我以煽惑军队，反抗中央的罪名，下令拿办我，叫我躲避一下。我即跑到冯玉祥先生那里躲藏，没有去鸡公山。
我到冯处，告冯说蒋介石已有命令捕我，请他设法救援。冯遂命我住在他那里，并嘱千万不可出门。过了许多天，冯晤蒋介石，顺便代为讲情，说明我是韩的亲戚，追随多年，感韩的知遇，代为奔走营救，是人情之常；至于联系部队，也是为了抗战，绝对没有反抗中央的意思。冯并说：“这个人跟我也很久，我很知道他，他人很老实，愿代担保。”蒋遂面允不再追究，随即撤销了通缉。但到处都是蒋的特务，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冯就留我随他办事，作为他的随员。此后，我随同冯在成都、贵州、云南、广西等各大城市视察部队；返回重庆后，又担任副委员长办事处交际任务。后来听说冯有出国计划，我认为我无再留的必要，遂借用朋友购好的去香港的飞机票，辞冯飞往香港，改行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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