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头一些村庄的等级制

    内蒙包头市附近的一"些村庄，居然人分五等，每个等级的人享有的 权利不一样，等级可以世袭。第一等可以获得征用土地的全额补偿款， 然后依次递减，福利待遇也如此。划分等级的标准，就是居住时限的长 短，越老的人家等级越高。据说，人们在考虑婚嫁的时候，也会首先考 虑等级。

    当然，出现这种状况，跟现存的土地制度有关，也跟这些村庄地处 城市边缘，可以享受城市化的好处，因而竞争激烈不无关系。而且，这 些等级的划分，都是村庄的土政策，是这些村庄的村民自己定的，由于 村庄里的老户人数多，所以所谓的村规民约就这样出来了。

    显然，这样的村规民约，是有违现行法律的，从根本上讲，也违背人 生而平等的基本人权规范。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城边村的多数村民，为 了自身的利益，定出这样的规定，不是不可以理解。但是，这种把人分为 三六九等的做法，在21世纪的今天，人生而平等的理念已经得到普遍认同 的今天，能够出台，而且长时间为地方有关部门默许，甚至被曝光之后， 包头市的有关部门负责人还为之辩解，的确很耐人寻味。

    说起来，中国自秦汉以来，贵族制度虽然已经被打破，但等级制 却长期存在。不仅皇族和高官子弟享有特权，甚至犯罪都可以免议，或 者减轻刑罚，就是一般的民众，也有四民之分，所谓士农工商，士绅处 于优越的地位。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习惯性地把人分成若干等级， 就读书人而言，除了科举考试分出的进士、举人和秀才三个大等级之 外，秀才本身也分成若干等级，有可以做官的贡生，其下还有拿补贴的 老生，不拿补贴但有资格为人考试担保的老生，然后才是新中秀才的新 生。新生之下，人们还习惯将没参加过考试的人和参加过考试的人分 开，参加过的可以戴方头巾，自称读书人，而没参加过的就没这个资 格。读书人之外的百姓，人们也习惯性地将之分成跟士绅有亲戚关系的 富人、一？般富人、中等人家、穷人、贱民这样几等。

    在一个长期的农业国度里，人们习惯了将人分等，没有等级，人们 的生活就会感到缺点什么。等级低的人羡慕或者嫉妒仇视等级高的，被羡 慕和仇视的人，在这种羨慕和仇视中9也感到很快慰，除非到了爆发冲突 出人命的时候。有的时候，很多人的生活意义，似乎就在于这种等级。

    有等级就会有特权，有时候特杈是制度陚予的，有时候特杈是人们 自己授权的。其实，在很多情况下，特权带来的实际好处并没有想象的那 么大，但人们热衷于特权，往往看重其好处背后的所谓荣耀^

    实际上，在改革之前，中国农村社会也存在着社会等级。干部是高 等人物，吃商品粮的干部等级就更高，然后是成分好的，下面是成分一 般的，最下面的是成分不好的，他们实际上是农村的贱民。很多成分好 的穷社员之所以能恬然忍受贫穷，往往仅仅是因为在他们的下面，还有这样一批贱民的存在。这些践民，最重、最苦的活，都是他们干，但工 分拿的却最少；一有运动，还要拿他们说事，挨批斗。

    这样长期的等级制传统，使得我们的日常生活很不正常。一方面， 人们习惯了现实社会中的等级，习惯了忍受或者无视特权的存在；另一方 面，自己一有机会，也会争取进入高等级行列，享受特权。甚至像内蒙古 包头周围的这些村民一样，人为地制造等级、制造特杈，自己享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每个人，在内心的意识深处，都存在着等 级制的余烬，一有机会，就会死灰复燃。因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几乎无处不存在特杈，即使遭到特权的损害，也很少有会人出头抗争， 人们似乎觉得，这样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受损害的又不是我一个，何必 呢？忍忍就过去了。如果自己有幸有朝一日也进人享有特权人的行列， 则大多沾沾自喜，引以为豪。内蒙古包头附近的农民，只是把等级明确 地划了出来，没划出来的等级其实遍地都是，你身边就有。

    新生代农民工

    农民工本身，就是城乡二元结构的产物，否则，这些所谓的农民 工，理所当然就是城市产业工人。事实上，当今流水线上的一线工人， 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工。如果从改革启动幵始算，农民进城已经经历了三 代人，即使从1992年再次工业化起飞算起，农民工也已经有两代人了。

    当今25岁以下的农民工，对农村的生活，已经全然陌生，农活基 本不会做了，他们所熟悉的，是工厂，是城市，是在城市里包括卖菜、 拾荒、清洁、打零工、做小买卖等各种各样的营生，唯独不知道如何种 地。更有甚者，相当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在自己的户籍所在地，居然 由于土地政策以及计划生育等原因，根本没有土地。当然，即使有土地 的进城农民，也有相当多的人事实上不种地，不是把地留给年迈的老 人，就是把土地租给别人种，自己则拖家带口成年累月待在城里，顶多 收获的时候回去帮把手。

    对于近世中国而言，改革以来开始的城市化进程，已经属于第二波 了。第一波在晚清到民国之间，虽然波涛远没有今天的汹涌，但某些现 象，还是可以给现在提供某些借鉴。一个后发国家，要想搞现代化，城市化是不可避免的。城市化的最主要标志之一，就是农民进城。农民进 城，在传统社会，被视为流民6的确，当初流入上海的大批农民就是流 民，他们甚至是拖家带口，坐着自家的船来的。到了上海，先在河里漂 着，然后拖船上岸，接下来把船变成棚屋，定居下来形成棚户区。无论 城市的管理者对他们有多少歧视，他们的生计有多么艰难，他们都不可 能回去。像现在我们很多城市管理者期待的那样，在城市需要的时候， 留在城里，一旦城市不需要了，就让他们回去，做候鸟，在第一波时 代，就是一厢情愿的梦。

    诚然，当今第二波的农民进城浪潮，虽然比当初第一波更加汹涌澎 濟，但进城农民的环境，却更加恶劣。不仅城市的户籍壁垒至今没有被 打破，而且农民依然没有可能把原本就该属于他们的土地真正变成自己 可以支配的产业。在所谓对失地农民”担忧的借口下，农民的土地， 如果没有变成某些既得利益集团嘴里的菜，就是农民自己的鸡肋。反正 无论如何，都没法成为农民进城创业的第一桶金。同时，进城农民甚至 没有可能像他们的前辈那样，拥有建棚户的权利。

    非常吊诡的是，据说是保障农民土地的政策，却在事实上把农民的 土地变成鸡肋，真正保障的是地方政府的圈地独占权。同时，还不断制 造着越来越多的失地农民^那些户籍在农村却没有一寸土地的新生代 "农民工。我们的策制定者，虽然口口声声说一切为了农民着想，但却 对大批新生代农民工根本不想回乡、根本不会务农、做梦都想留在城里 做一个城里人的现实，视而不见。他们不是鸵鸟，却玩着鸵鸟游戏，把 头埋在沙子里。

    无论城里人喜欢与否，新生代农民工，就是这样一批人，无论他们 在乡下是否有土地，他们都不大可能回乡务农，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 一群回不到父辈生活里的人0多年的城市生活，已经根本改造了他们， 尽管城市对他们有诸多的歧视，但他们对城市已经习惯了。

    显然，如果我们的政策还固守成见，担心流民的增加会造成社会 的动荡，固执地想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做编户齐民，即使他们进了城 待下不走，都待了三代了，依然不给他们城里的合法地位，不给国民待 遇，最后的结果，只能是真的逼出流民来了，这是一批在农村待不了、 在城里也待不下去、对城里人充满仇恨的人。这批人，随着时间的推 移，只能越来越多。到那时候，我们的这些据说有利于农民的政策，就 不仅仅遭遇尷尬，而是碰见危机了。

    “受活”还是“活受” ？

    阎连科的近作《受活》，讲了两个彼此关联的故事，一是柳县长气 魄宏大的富民工程，计划购买列宁遗体，发展当地旅游事业；一是满是 残疾人的受活庄的领袖茅枝婆，几十年努力“退社”的经历。

    前一个故事里，柳县长为了筹集到买列宁遗体的资金，把受活庄的 残疾人组织成“绝术团”，出卖他们的“残疾”挣钱。后一个故事比较 复杂，简单地说就是，原来受活庄是个被人遗忘的角落，不知有汉，无 论魏晋，当曾经身为红军伤员的茅枝婆发现山外的世界已经进入人民公 社时代，拚了命把三个县都不乐意管的受活庄拉进了 “社”，挂在双槐 县柏树子公社下面，成为一个生产大队或者生产队。结果一向安逸的受 活庄接二连三地遭受了 “铁灾”（大炼钢铁）、“黑灾(大批判）、“红灾”（“文化大革命”)，在三年大饥荒的时候，甚至几次三番被 外面的“圆全人”（健康人）洗劫，庄上的残疾人大批饿死。于是，茅 枝婆开始谋求“退社”，不仅要求退出人民公社，而且要退出双槐县的 行政管辖，回复到原来三不管的状态。

    两个故事的衔接是，在茅枝婆的竖持下，绝术团出外卖艺”成为 受活庄“退社”的条件，结果是，当绝术团为双槐县挣得了大笔的钱，县 长派人前往俄罗斯商洽购买列宁遗体的时候，却因为这种政治上的荒唐而 丢了官，在丢官前夜，柳县长眼看着升官蓝图化为乌有，连老婆都跟秘书 跑了，于是批准了受活庄的“退社”，自残之后来到受活庄落户。

    小说的叙事是非写实的，处处洋溢着荒诞不经的感觉，因为不可能 有祖袓辈辈都是残疾的村庄，也没有听说有什么地方出现过购买列宁遗 体的设想，但是，荒诞的叙事却处处透着真实的历史和现实。对于外面 严酷的世界和同样严酷的现代化过程而言，受活庄的残疾人就是中国农 民的象征，相对于信息的不对称，农民是瞎子和聋子，相对于行动能力 和条件，农民缺胳膊少腿，相对于发言杈，农民是哑巴。

    土改后的农民，自己做主的日子没有过上几天，强制性的统购统 销，就幵始将他们推入国家工业化的游涡，农户被强制接受剪刀差的 盘剥，落入“九地”之下。然后，为了消弹这种类似苏俄十月革命期间 “余粮征集制”的印象，合作运动提早推行，在农业合作化的髙潮 中，90%左右的个体农民一夜之间就被推进了合作社，然后又过了一夜 则进了 “全部社会主义性质”的髙级社，然后小社并大社，不仅农民的 生产资料甚至一部分生活资料都被充了公，而且穷村和富村之间财产平 调，然后上调。

    在农村搞互助合作其实并没有错，在某种意义上还是农民之所需， 但将互助合作变成合作化，一场由行政强制加意识形态社会动员的“群 众运动”，事情则走到了反面。农村的情况是非常复杂的，有需要生产 合作的农户，也有不需要的，对于合作层次也有不同，但无论如何合作，轻易地采用运动式的强制结束小农私有制，对绝大多数农民都是难 以接受的。结果是那个当年令人振奋的农村社会主义“髙潮”，同时也 是农村大牲畜死亡的髙潮，农民大量宰杀猪羊鸡鸭的髙潮。然而，农村 的“生产力暴动”，很快使农民陷入了半饥饿的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农村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反右运动”，大鸣、大 放、大字报、大辩论，主要是大辩论，听经过的农民讲，大辩论实际上 就是大批判、大斗争，经过一场场的大辩论，原来一肚子瓜菜、叫嚷吃 不饱的农民，一下子就吃饱了，改口说一天三顿大米饭，撑得不得了。 很多农村其实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大跃进”的。

    “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农民军事化，砸锅炼铁，吃公 共食堂，把老房子拆了当肥料，分男营女营，集体居住。每天劳动十四五 个小时以上，经常务灯夜战连轴转，妇女子宫脱垂成为普遍性的疾病。在 这种举国狂欢式的工作热潮中，未来天堂的诱惑和高度组织化和强度动员 的建设氛围，在一段不长的时间内，的确暂时消除了因急速合作化给农民 带来的种种忧虑，尤其在放开肚皮吃饭的那几个月，然而好景不长，由于 违背科学的生产方式（髙度密植、过度深翻土地）和大炼钢铁导致的农田 拋荒，在不多的存粮吃完糟净之后，农村先后进入了饥荒，“跃进”跳得 越快的地方，饥荒就越严重，小说所本的河南农村，还在跃进的髙潮的 1958年下半年，就已经出现了因饥饿大麵亡到湖北的农民。

    接下来，在饥荒中没有饿死的农民，刚刚缓了 口气，就迎来了社 会主义教育运动，然后是“文化大革命”。在大革命中，最让农民头 痛的是农业学大褰，就是小说里写的“造梯田”，无__是变相的“大跃进”，大队核算，大干社会主义。

    回顾这段历史，如果从文字上看，你会发现发生的所有的一切， 都是出自农民自己的意愿，统购统销是应农民反对奸商盘剥的要求， 合作化是顺应农民对两极分化的不满，“大跃进”、人民公社更是顺应 了 “人民群众急切要求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愿望”，“文革”以及革命 中的学大寨运动，不仅顺应了群众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要求，而且是群 众反修防修的需要。当然，我们不能说农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欲望和要 求，因为口号虽然是上面提出来的，但下面的农民也确实跟着走了，而 且有的时候看起来走得还挺欢的，当年媒体上农民欢欣鼓舞的照片和镜 头，不见得都是造出来的。只是，令人有些不解的是，为什么每当农民 有这种大规模的要求的时候，总会伴随着大规模的运动，合作化、人民 公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就不必说了，就连统购统销，都是 由组织安排群众评议每家的余粮存量，只要把第一家评高了，那么接下 来就会越评越高，直到逼得人家上吊（如果查一下那时的《内参》，就 会发现这样的事还真不少〉。

    运动，就是总是躲在袖子后面的那只手。

    等到农民最后一点社会主义热情的火星被耗尽，任凭学大寨的号角 吹得山响，农民依旧磨他的洋工，而把所有的力气，投到巴掌大的自留 地上，“文革”后期的所有运动，实际上都变成了锣鼓喧天的空热闹， 这时人们发现，“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虽然很可能这只是一种耸人听闻的说法，实际情况是我们被东亚的某些邻居远远地落在 了后面，陷入了没有活力的短缺经济的陷阱0于是，慢慢地，农民“退

    社”的要求被在半遮半掩中考虑了一半，大包干出现了，普及了，农民 自己当家（其实是半当家〉的欢喜劲刚刚上来，在更大规模的国家现代 化浪潮里，就又被卷入了权力和市场的新的漩涡中0无限供给的农民 工，不仅为中国的出口加工提供了 100%的劳动力，而且他们的存在， 也成为中国吸引国外投资的最佳条件。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养老保险， 没有工会，甚至连起码的劳动保障都没有的农民工，拿着世界上最低的 工资，还经常遭到拖欠，事实上构成了中国城市化、现代化原始积累的 主要因素。从本质上讲，革命时代的工业化和眼前的现代化是一样的， 区别只是一个沿着苏联道路走，一个沿着美国的道路走而已。农民依旧 是被某一只手拖着走。

    这时，那只手变成了市场和绝对杈力嫁接的畸形骈指。

    市场来了，行政的杈力架构，却山还是那座山，河也还是那条河。 大队变成了村，公社改了乡镇，书记还是书记，长还是长，只是从十几 个人七八条枪，变成了政府、党委加上七站八所的成百上千人的队伍， 而且还是逐渐膨胀着。所有该管的事情都不管了，所有该收和不该收的 钱都拼命地收，收不上来就出动武装，夜间“悄悄地进去”。当然，最 可怕的还是小说里描绘的那种“富民工程”，工程一来，农民就得毁掉 自己原来的庄稼，跟着领导走，最后颗粒无收，但领导已经变成更大的 领导了。几乎每个工程的背后，都有一个小说里说的“敬仰堂”，有一 个规划好了的升官图，不是所有领导都像柳县长那么倒霉，为自己最后 砸了锅的工程付出代价，丢了乌纱，更多的好汉事实上就是踩着一个个 劳民伤财的工程，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走，不，爬了上去。而农民出卖了劳力和脸皮（茅枝婆对绝术团的评语）之后，得到的往往是他们几辈 也还不清的工程债，最后的结果还只能是卖，能卖什么卖什么，能卖的 都卖了。小说中故事所在的河南，农民响应上面的号召“卖血致富”， 结果出现了一个个的艾滋病村，得了艾滋病奄奄待毙的农民，逐渐连外 界对他们的同情，也一并卖掉。可悲的是，农民卖血的行情，并不总 是像小说里描绘的那么好，血价经常会往下掉，有时候，想卖都卖不出 去，卖的过程，有权的人还七手八脚地刮上一道，杈力和资本的钱袋 里，不仅装了农村小伙卖命卖血的钱，也装了农村姑娘卖皮肉的钱。留 给农民的选择，只是有什么卖什么，还卖不出价钱。可是有的时候，如 果农民的东西被人看上了，那么不想卖也得卖，比如某些地段的地皮， 卖的时候，得利最小的是生于斯长于斯的真正所有者，有时，小到了不 足以再搭建一座成本非常低廉的足以蔽体的房屋的地步。

    事实上，有这种除了上级、根本没人管得了的绝对杈力，才会有这 样一个又一个富民工程（或者说升官工程），有这样“民之父母”的权 力架构，才有柳县长这样的升官图，旧的杈力接在了新的市场上，才使 得资本的威力发摔得如此淋漓尽致。既想买列宁遗体获利，又想在列宁 水晶棺旁安排自己的水晶棺，以图永垂不朽，在正常人眼里，也许是荒 诞的，但如果我们听了某些贪官“放松思想改造，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 打中，辜负了党和人民的培养信任”之类充满革命意境的忏悔，也许感 觉就不那么荒诞了。过去的意识形态话语，就是这样天衣无缝地和某些 现代西方的概念，嫁接到了一起。

    其实，像柳县长这样的官，说到底，也是农民，尽管进了城，当了县长，却没有抖干净身上的土气（即使当得再大也一样），同样要受 那只看不见的手摆布，他的功过祸福，造的孽和作的恶，都有那只手舞 弄的影子。小说最后让柳县长弄残了自己的双腿，来到受活庄落户，其 时，外面的“圆全人”都在装瘸弄瞎，变成了不残而残的残疾人，世界 彻底走进了荒诞的受活庄。

    小说的结尾，受活庄在经受了屈辱和劫难之后，终于换回了摆脱行 政管辖的一纸“文件”，读者也许松了一口气，但是且慢，这充其量只 是作者给书中饱经磨难的人们的一个有点暧昧的光明尾巴，谁都知道， 在现实中，这样的事情不啻痴人说梦。

    受活，按小说的解释，是北方方言，“豫西人、耙耧人最常使用， 意即享乐、享受、快活、痛快淋漓。在把耧山脉，也暗含有苦中之乐、 苦中作乐之意”。但是通览全书，我们不仅看不到第一层意思，连第二 层暗含的意思也没有，满眼的只有两个颠倒过来的字：活受。同样是某 种方言，意思是活受罪。

    返城才是大问题

    在金融风暴吹袭下，中国沿海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出现萎缩，尤其 是珠三角地区的出口加工型企业，萎缩得就更加严重。因此，出现农民 工提前返乡大潮，没有什么奇怪的。据说，在湖南和江西，外出务工的 农民提前返乡者已达总数的30%左右。

    在一些人眼里，中国特色的两栖型农民工，是中国经济的一种特殊 的缓冲地带，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可以实现廉价劳动力的源源不断的 供给，一旦经济下滑，农民工可以返乡务农，农村有住房也有土地，回 乡的农民工，照旧可以生活，不会生产萎缩而导致城市的就业压力，产 生社会问题。因此，此番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为了应付失业问题，中国 政府把更多的目光放在了明年的大学生就业上。显然，这样的认识，明 显是存在误区的。

    中国自1992年以来，已经实现了连续16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这种增 长，跟农民进城打工，具有同步发展的关系。外出打工，已经波及全国 每一个角落，似乎在中国的土地上，已经很难找到没有打过工的青壮年 农民。而外出打工的模式，已经从青壮年单身，发展到举家搬迁进城的阶段，虽然举家入城的农民比例还不够髙，绝对数量，也已经不小了， 已经出现了在城里出生的农民工的第二代。

    长期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对于所在的城市，或者像长三角和珠三 角地区城市化的乡镇，有着非常复杂的心态。一方面，他们并不喜欢所 在的地方，因为他们没有户口，没有固定居所，得不到所在地的社会保 障和福利待遇，而且经常性地遭遇歧视，不仅有城乡歧视，而且有地域 歧视。另一方面，他们对于城市生活，又有强烈的依赖，长期的城市生 活，使得他们更适应城市的生活节奏和习惯，适应城市的娱乐与消费方 式，甚至习惯城市的灯光。

    也许，更严峻的问题是，对于那些几乎一成年甚至半成年就进入 城市的农村青年来说，他们已经完全不懂农活该怎么干了，务农对于他 们来说，完全是个陌生的事情。在中央政府免去农业税，提髙种粮补贴 之后，真正因这种政策的利好而回乡务农的，大都是那些曾经做过农活 的壮年人，年轻人回去的不多。有些人即使回去了，很快还是返回了城 市。对他们来说，即使城市生活很不愉快，没有归宿感，收入也不髙， 甚至看不到前途，但他们只能留在那个似乎并不属于他们的城市里，出 来时的年纪越小，这种状况就越是明显，更不用说那些原本就出生在城 里的孩子。

    可以预计，现在提前返乡以及传统春运期间才返乡的农民工，绝大 多数人在明年的春天，还会再次踏上返城的路。在返乡的时候，他们一 般不大可能引起多大的麻烦，毕竟已经接近年底，多少有点想家，没有 事做，也只能回去，所谓的提前，也不过是比往常早了一点而已。除了 那些因资方逃逸或者资方欠薪引起的一些劳资纠纷外，政府的压力不会 太大。但是，返乡之后，时间一长，严格说来，春节一过，已经习惯了 出来打工，不习惯在家务农，或者根本不会务农的人们，势必还会沿着 走熟了的老路走出来。显然，到了明年春天，在欧美国家经济滑坡还没 有见底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形势不可能根本好转，农民工的就业，不会 有太大的改善，甚至还可能进一步恶化，因此，可想而知，届时滞留在 沿海发达地区的大批农民工，就可能变成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会发生 什么事情，现在真的不好说。

    所以，为未雨绸缪计，有关部门应该事先做一个调查，切实查清到 底有多少根本无心也无力务农的农民工，他们的组成、年龄和分布以及 他们的打算，预先做好准备，有预先的布置和措施，否则，等到事到临 头再着急，也许就晚了。

    工会援助农民工，组织在哪里？

    去冬今春以来，已经有两千多万农民工失业返乡。如此庞大的农民 工失业群体，有相当大的部分不可能待在农村务农，实际上处于纯粹的 失业状态，在给这些农民工的家庭带来经济困难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 了巨大的不稳定因素。

    各级政府正在想办法解决这部分玫民工就业的问题，全国总工会 也有所行动，“全总”表示，当前要严密防范“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一 些企业遇到的困难对农民工队伍进行渗透和破坏”。因此，总工会启动 了 “千万农民工援助行动”，行动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帮助农民工再就 业，包括技能培训、提供信息；二是帮助农民工自主创业，提供小额低 息贷款。（据2009年2月18日《新京报》）

    自从中国产业工人昀主体从城市居民转为农民工以来，由于国家领 导人的干预，近年来中国的工会系统，终于推广了浙江义乌的经验，开 始操心农民工的事，把农民工纳入自己的事务范围，一些地方的工会， 还做了一些为农民工维杈的事情。但是，由于这个过程时间还比较短， 严格地说，整个工会的思维以及工作模式，甚至布局的转型，还没有完成，因此还不能说现在“全总”系统的工会，已经成了农民工的娘家。 去冬以来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农民工密集频繁发生的劳资纠纷，由于 资方撤资或者逃逸所造成的农民工群体性事件，还很少能看到工会的身 影。所以说，尽管“全总”此番举措、创意和方案都不错，出于社会稳 定的需要，也的确需要防止“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和破坏，但是我 们的疑问是，实施这些方案的组织在哪里？如果无法实施，又为了防止 “敌对势力”渗透，连那些一直在为农民工实施援助的NGO (非政府 组织）一并禁止，那么失业农民工的状况，是不是会更加危险？

    中国现在的工会组织，基本上是存在于城市里的，大中城市才是工 会的基地。很少听说农村里有工会的，这么多年来，只有最近两年，工 厂集聚的乡村才有了一点工会的影子，其他地方，尤其是那些农民工的 流出地，什么时候有过工会呢？但是，返乡失业的农民工，返回的乡村 都是那些没有工会的所在，“全总”的“千万农民工援助行动”要帮助 的，恰恰是这一部分农民工。

    没有组织杠杆，总工会将怎样开展工作呢？难道是由全国总工会派 出工作组，分赴这些地方农村开展工作？我们在相关的报道里，看不见 这样的信息。我想，即使“全总”有这样的心，真的行动起来，难度实 在是太大，因为返乡的农民工，分散在全国几乎每一个角落，查清他们 的分布和目前的状况都很难，更何况具体实施援助。

    所以，具有良好愿望和方案的总工会，首先要调整自己的组织结 构，使之与现阶段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农民工状况相适应，最好让农民工 组织自己的工会；其次，要追踪调查清楚现阶段失业农民工的分布和困难的程度；最后一步，才是援助行动的具体实施。

    其实，在目前的状况下，总工会若想实现自己的援助方案，靠自身 的系统事实上很难推进，一方面要依赖农民工流出和流入地的政府，一 方面也要求助于长期实施农民工救助的NGO。

    因此，问题就来了，如果总工会的方案过于强调防止“敌对势力” 渗透和破坏的前提的话，那么各级工会组织在实施方案的时候，很可能 会将所有的NGO—勺给烩了，目前在中国从事救助农民工活动的NGO， 要如何判定是否属于“敌对势力” ？他们的工作，已经有了相当的基 础，不借助他们的帮助，总工会的援助行动，事实上很难奏效，当然， 社会维稳的使命也就无从谈起了。“全总”剩下的，就只有忽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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