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报道，2009年7月30日傍晚，一场暴雨突袭京城，即将举行 “小荷风采”全国少儿舞蹈展演的某剧场外一片慌乱。剧场外的上百名小 演员纷纷跑向剧场避雨，但却被入口处的工作人员拦住，不准入内。多名 带队老师与之交涉，依然不能放行，其理由是“没到时间”，“里面的演 员已经很多了”。在演出进行中，剧场方面再次给出了一个解释：“之所 以没有让孩子们进来，是怕礼堂台阶上人多路滑容易摔倒。”
当然，这样的解释，恐怕连他们自己也未必信。让几百个孩子在瓢泼大雨中淋着，真正的原因，只是剧场工作人员的冷漠种跟公事公办、官僚主义习气相联系的习惯性冷漠。对他们来说，孩子们是不是 淋雨，会不会因此而得病，都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在乎的，只是 所谓的规矩或者领导的指示。别说外面在下雨，就是下冰雹，也一样无 动于衷。原本作为人的天性的对孩子的怜惜，早就在刻板的公事公办中 丧失殆尽。无论场景如何，也无论孩子的境况有多糟，更无论带孩子的 老师们如何说情，换来的，只能是一副毫无表情的面孔。
这样的面孔，这样的冷漠，我们似曾相识。在很多大衙门口，很多堂皇的场所，我们都能非常幸运地碰到这样的面孔和这样的拒绝。无论 是机关，还是学校，或者医院，都能发现类的“工作人员” ？但是，只要把孩子换成领导，那么，此前还冷若冰霜的工作人员，就会立马满 脸堆笑，灿烂得跟桃花似的。
是否爱孩子，是当今之世衡量国家和社会是否文明的一个重要标 志。尽管我们一直很努力争取让自己文明些，但非常遗憾的是，我们的 行为还有很多的欠缺，尤其在对待孩子的问题上，我们好像有很多不如 人意之处。自古以来，虽然我们也有爱孩子的天性，但社会的现实，最 重视的人不是宫员就是长者0孩子，总是被忽视。
大人们利害相关的东西，似乎只有管他们的上司。上司没有发 话，即使像放孩子进来躲雨这样的小事，都不会“通融”的。因为，在这些工作人员眼里，任何的通融都是要有代价的，或者是熟人，或 者是贿赂，哪怕一支好烟，如果什么都没有，那么对不起，孩子只能 在外面淋雨。
当冷漠成为习惯，我们走到哪里，所见到的就只能是冷漠。今天剧； 场的工作人员把孩子挡在外面淋雨，明天这些工作人员的家人，也许会 碰到同样冷漠的对待。
纪念墙上刻名字的代价
唐山大地震30周年时，有消息说，唐山准备修建一座有关地震乡己念 的主题公园，公园建有纪念墙，供地震死难者的家属刻上死难亲人的名 字。无疑，公园的创意是不错的，作为中国近代以来死难最惨的一次地 震灾难，人们终于有了一个可以怀念和凭吊罹难者的地方，这在中国， 还是第一次。在此之前，人们只能通过再次阅读钱钢先生的《唐山大地 震》，寄托自己的哀思。
不过，当我们仔细阅读这消息的细节时，困惑出现了。原来，纪 念墙上刻名字是有代价的，而且价格不菲，一个名字1000元。这样一 来，主题公园变成了某种营利性的“开发”，实际上是商家主导的商 业行为。
当然，商业行为不见得就都不好，公共事业建设引入市场机制， 往往可以提高效率，节省纳税人的花费。但是因此将公园变成生金蛋的 鸡，而且是在纪念死难者这样一个严肃的主题上，不由不令人生疑甚至 愤慨。
首先，那些付不起钱的死难者家属怎么办？难道他们的亲人就没有资格被怀念？那些已经没有了在世亲人的死难者怎么办？是不是他们 就被理所当然地排除在被怀念的行列之外？其次，1000元一个名字，按 这个价格，是不是提供2000元或者更多，名字就可以镌刻得比别人大许 多？同样是灾难的死难者，凭什么他们的亡灵还要分出三六九等？
当然，作为商家的商业开发行为，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并不奇怪，甚 至无可厚非，在商言商，人家就是要追求利益最大化。但是，唐山大地 震是一场撼动了整个中国、震惊了世界的历史事件，在人类历史上，像 这样毁灭一座城市，把几十万人在瞬间抹掉的地震是不多见的，只有古 罗马时代庞培的灾难差可比拟，加上当时的中国又处在那样一个特殊的 时刻，所以，这场灾难，对于中国乃至世界都是具有无与伦比的特殊意 义的，而唐山地震的死难者，当然也被特定的时代和场景，陚予了更为 沉重和复杂的价值，无论从哪个道理上讲，他们中的任何一位，都没有 理由被忽视。作为事件的发生地，作为灾害的受害一方，中国早就该为 事件建一所纪念性的建筑或者公园，告慰那些死去的人，也告慰他们的 亲人以及所有牵挂这场灾难的人。
只是，这个事情无论如何应该是个公益事业，应该由政府出面来 做，如果政府没有能力，交由政府团体，用寡捐的方式筹集资金来做 也未尝不可，无论如何，不能把这样一个牵动千千万万人哀伤悲恸情怀 的事情，变成跟出卖墓地一样的商机。
虽然从外观上看，中国的城市已经相当光鲜明亮，政府大楼自不 必说，个个巍峨而现代，作为政府脸面的城市广场也整齐宽敞，但是， 真正属于市民的公共设施，却依旧相当缺乏。城市公共产品的提供，往往依赖于官授商办的髙速公路模式，结果是把本该由纳税人无偿享用的 公共物品，变成了没完没了的设卡收费的水泊梁山。由于地方政府和商 家（包括部分的国营企业〉合作愉快，达到了双贏，这种模式大有无限 复制之势，我们今天看到的唐山地震乡己念主题公园，就是这种复制的产 物，结果是本该非营利的公益事业，摇身一变，成了摆在城市脸皮（中 心地带）上面的墓地销售，而垒国乃至全世界对地震的关注，死难者亲 人的哀思，都成了招徕生意的由头。
当然，我们可以理解，我们的地方财政有困难，很多地方虽说政府 大楼光鲜，政府官员也光鲜，但却是吃饭财政，连工资都发不出来，做 点事情，只能靠违规半违规地弄点钱。大兴土木虽说大家都乐意，但如 果让政府拿钱政府操办，少慢差费不说，钱也未必有来处。所以，办事 必然要找商家，可是在某些事业上，商家和政府谈判的结果，它们之间 是双贏了，但公共利益却也因此而损失了。奇怪的是，在这些涉及公共 产品的事业上，包括像唐山地震主题公园这样严肃的事业，政府却不乐 意考虑非政府组织，显然，地方政府对于市场经营有着太高的热情，不 大肯让那样一块有价值的地皮，以不能生利的状态存在着。
公与私是我们中国人一对古老的范畴。不过，我们的“公”的概 念，在很多情况下，是跟44官方”的概念重合的，公就意味着官，而私 则等于商家。当“公”与“私”在某种商业利益上一拍即合的时候，公 众肯定是要缺席的，其实也不算是缺席，因为原本就没公众什么事儿。 正像一位学者哀叹的那样，尽管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有相当规模，所谓 的中产阶级也初具规模，但在中国，却基本上没有公共领域，“公”还 是官的领地。像唐山大地震纪念主题公园这样的所在，本是培养人们公 共意识的最好场所，可惜，由于传统意义上的公私结合，这样的场所还 没建成就已经变质了。
在这个世界上，像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和美国越战纪念碑那样，保 存或者镌刻死难者名字的纪念地不知有多少，大概只有在中国，有人会 想到借此来生利。真的不能不佩服国人的精明，只是，这种精明，往往 用的不是地方。
贵族与农民
写这样一个题目，如让学来看，很容易想到中世纪的欧洲，只 有在那个时候，贵族和农民这两个概念才可能放到一块说事。然而，在 当下中国的口头语言中，贵族和农民，不仅两个出现几率相当高的词 汇，而且是困扰国人多年的梦魇。
追求贲族，是国人坚持多年的努力。书沾上“贵族”，无论气质还 是行为，就好卖；房打上“欧洲” “城堡”字样，价钱就高I前一阵全 民课子学钢琴，眼下北京人又赶着让小孩学高尔夫，说是打高尔夫有贵 族气质。
据说一代小贵族的培养，分为两个路数，一个是本土路线，琴棋 书画再加读经，一个是西化路线，钢琴、网球、髙尔夫再加点涉外礼 仪，比如怎么吃西餐、打领带之类。其中有些人听说了三代才能培养 一个贵族的传言，还多少有点耐心，可相当多的人恨不得一夜让自己 的孩子变成伯爵，采取了快速填鸭式的培养，孩子课余时间，学了外 语学钢琴，学了钢琴学舞蹈，学了舞蹈学礼仪，弄得大人孩子都疲于 奔命，苦不堪言。
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风靡一时，许多人迷的其实不是她的文 笔和思想，而是那里“贵族气质”的描写，最念念不忘的是康有为的女 儿占用两百多盘子的一顿西餐。
在举国若狂追求“贵族”的同时，“农民”这个词恰如其分地倒了 霉，成为贵族的反衬。在很多场合，“农民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变成一 个形容词，无论人或事，只要被人说成是“农民”或者“真农民”，被 说的多少有点生不如死的感觉。很多人宁可让人说他是流氓，也不愿意 让人说他是农民。在城市流行的话语中，“农民”意味着落后、保守、 小家子气、没见过世面，以及种种让城市人看不起的毛病气质，总之， 若要贬低人，一句“农民”就足够了。
不过，有意思的是，我们这些追捧贵族、贬低农民的国人，恰恰 离贵族最远。要说欧洲人捧捧贵族，倒是情有可原，封建社会相去不 过三百余年，当年贵族的城堡犹在，某些国家还有国王和爵士，可是中 国，据钱穆说，宋代已经没有了大门槛，整个社会变动不居，“陋室空 床，当年笏满堂，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 堂，或者反过来，朝为座上客，暮为阶下囚，都是司空见惯寻常事。中 国的社会，没有贵族已经有上千年了，怎么到如今，反倒全社会寻找起 贵族来了？
其实，现在追捧贵族的国人，尽管身在城里，有的已经住了很 多代，但是如果叫真追上去，出不了三代，很可能就露出了自己的本 色——农民。
农民才是我们的本色，无论哪个家族，就算是姓爱新觉罗的满族皇 家的人（大多数人都姓金和赵了，近几年才开始“复辟”），查到他们的袓宗努尔哈赤，其实也是半个农夫。对于那些号称祖辈都在城里居住 的人来说，其实我们的城市，在百年前不过是集中居住的乡村，也没有 什么值得自豪的，况且，居住在城里，跟贵族与否并没有关系。
也许，正因为自己知道自己底儿潮，拿不出手，又赶上改革这么 多年，不少人有了点闲钱，可供折腾，于是就拚命地追求贵族，急切之 间，又找不到学习的榜样，只好凭着一点皮毛的印象，胡乱追起来。按 说，追求贵族，向往教养、品位，倒不是什么坏事，至少说明咱们某些 先富起来的人，有点追求，想给自己和子女上台阶。
只是弹钢琴、跳拉丁舞甚至打髙尔夫，并不等于贲族。教养，更多 来自家庭的氛围，来自教育，来自书籍的滋养。无论如何，一个只有琴 谱、时尚杂志的家庭，是培养不出气质高雅的人来的。传统的中国，没 有贵族，但是有书香门第，书香门第的标志，不是某种我们现在热衷的 零碎技巧，而是读书的传统0
已经有太长时间了，国人总是对自己不自信，而农民的底色，恰是 我们某种不自信甚至自惭形秽的根苗，追捧贵族和贬损农民，其实都不 过是这种不自信的一种掩饰和发泄。
鸡同鸭讲的庸俗哲学
当今之世，想做隐士大约有难度。满世界没有安静的地儿，全球賭 噪，陶渊明如果活在今天，不让家人赶着回到彭泽县，也得让旅游者给 轰出南山。人与人之间交往频度奇高，开不完的会，吃不完的饭，聊不 完的夭，没完没了的应酬，好像人们总有话要跟谁说。不听，人家就公 关。但实际上，人与人之间却又很隔膜，说了很多，大抵鸡同鸭讲，讲 了什么，一笔糊涂胀。
鸡同鸭讲局面的形成，过去都是说西方所谓的“巴别塔困境”—— 别有用心的上帝为了阻止别有用心的人类建造通天塔，让人们语言不 通，各说各话，无法协调。今天，英语具有霸权地位，而对全球化高度 认同的中国人，全民都在学英语，鸡学会了鸭的语言，鸭讲了什么，就 不再是笑话。其实，更多的时候，鸡同鸭讲，往往发生在操同种语言的 人们之间，两个或者更多的人，说一样的话，面对面，也一样会彼此柃 不清。
拎不清的原因，在初级阶段是心不在焉。一般来说，地位高的人 喜欢这种感觉，时髦所谓的“酷”，多少要点心不在焉在里面。大家都 知道，跟领导讲话很难，说多了不行，说少了也不行，无论你如何努力 把你要说的说出来，人家都可能什么也没听明白当然，罪过肯定在 你，表达不清，不简明扼要。跟领导说话，现在已经成了一门专门的学 问，管理学和公关课上都在研究，尽管如此，道髙一尺，魔高一丈，领 导的心不在焉或者漫不经心还是走在前面。
领导的心不在焉，其实是有原因的。地位越髙，想的事越多，凡事 多半有自己的主见，听人讲话，自己的主见不知不觉就会溜达出来当家 做主。如果对方讲的跟主见不一样，主人客人打起来，领导的听觉就会 犯糊涂。因此，过去现在，做官的诀窍之一，就是揣摩上意，只要把上 司肚子里的意思事先端摩出来，话一出口，上司肯定听得进，想不高兴 都难。但是，这门揣摩上意的学问，实在过于艰深，一般人学不来，结 果，领导就只好总是心不在焉下去，直到主见变了味。
主见过于固执，往往就变成了成见，即使在领导肚子里，也不例 外。在跟不同的人群对话时，如果彼此怀有成见，拎不清就往往变成鸡 同鸭讲。
成见首先来源于文化立场，或者说对文化的不同理解。虽说文化是 个筐，弄不明白的东西都可以往里装，但该装的，还得装0 ？兄且，我们 这回用的，是个比较小的管一文化立场。过去学宗教，感觉课堂上讲 的宗教学和宗教史，跟神学家们的说法，虽然有关宗教的名词概念并无 不同，但在解释体系上，却大相径庭。用某些僧侣的话来说就是，外面 的人，是从外面来看，和里面的人看，必定有不同。
其实，一个无神论者和一个僧侶，立场不同，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问题在于，现代的人们，文化立场的不同，有时候往往意味着意识形态 上的敌对。因此，更深的成见，来源于敌对。
在革命时代，意识形态的对立，往往构成政治上的敌对，构成一个 最终消灭另一个的生存格局。革命时代结束，世界进入各种文化、各种 族群的共处时代，但革命时代形成的对立却不容易消除。文化立场的歧 义被敌对的旧痕扩大，这就导致了在共处时代对话的困难
有敌意就难以互相信任，相互不信任，文化上的歧义就愈发难以相 互理解，多歧而亡羊，就愈发说不到一起。双方的语言没有障碍，用语 都明白，但意思却非常隔膜，越讲，彼此越觉得对方像怪物，不可理喩 的怪物。
不仅无神论者和宗教信徒如此，就是一般的信仰，不同人之间也容 易如此。大家都相信只有自己的主见乃至成见才是真理，不是真理也有道 理，而别人说的，都是骇人听闻的谬见，谬见还要坚持，真正罪不可赦。
从古至今，很多人与人之间的砍砍杀杀，其实背后没有那么多利益 之争，或者即使有利益之争，也不难理性地解决，但对话的障碍，由障 碍引发的争执，却使得仗打了一个又一个。一个个无辜的生命，都糟蹋 在了意气上。
其实人都有理性，都明白打打杀杀对谁都不好。不同人群之间 只要能够对话，就意味着双方都有这个需要，有问题要协商解决，但 是成见在，对话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可能增加敌意，结果适得其 反。有的时候，双方其实都有和解的意思，彼此也为此做了很多努 力，一碰到一起，话不投机，彼此都有委屈，鸡同鸭讲，越讲火气越见。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方双方的立场和敌意，都是我执，只有将它 们丢开，对话才能进行下去，彼此间才能真的互相明白。真的明白 了，仗也就打不起来了。
教授和校长是什么关系
一位在湖北民族学院代课的老师，因为在自家的博客上批评了学校 校庆的奢侈，遭到解聘。
去年我在博客上批评学院领导的时候，很多朋友说我很幸运，因为 事闹得那么大，居然没有被解聘。其实，当时的我有这个思想准备，时 刻准备着学校的解聘。虽然学校没有解聘我，但我知道，学校和有关部 门，对我这种揭露学校阴暗面的行为，非常不满。
领导也是人，都喜欢听好听的，一且自家园子里有了点负面的事， 第一个动作就是防记者，生怕涉及自己的负面新闻曝光。如果赶上有内 鬼，主动爆料，真是恨不得杀了这人。但是，领导也不想想，毕竟目前 还是单位体制，单位内的人，惹自己的领导，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有这 样大的代价，内鬼还要公然爆料，原因是什么？无论哪个领导，都口 口声声说，有意见要按组织系统反映，但是按组织系统反映有用吗？以 我个人的经历而言，这样的反映，基本上是石沉大海，弄不好还有反效 果，这边刚反映，那边被反映对象已经知道了，大领导更相信的是中层 领导，非把人逼上梁山而后止。
比起我当年惹的祸，湖北民族学院这位代课老师，只是发了几句牢 骚，既没有掲弊，也没有掲黑，但已经让学校领导大为不满了。校庆是学 校大喜的日子，是领导炫耀成绩的日子，不奉承也就罢了，居然说不好听 的，那怎么能行？于是我们的这位老师，就只有遭解聘之一条路了。
学校里的博客文字狱，让我们不得不想一个问题，我们的大学是个 什么地方呢？也是一个衙门吗？大学里的教师跟管着他们的层层的领导 是什么关系呢？也是上级和下级吗？换言之，教授和院长和校长，是下 属和上级吗？
以我的私见，按照中国过去和世界各国的惯例，教授不是校长的下 属。但是，这种私见，在中国的大学，显然属于大逆不道的，各个校长 无不理所当然地认为，教授无论多大的来头，多大的学问，都是被领导 者。其实，我相信，绝大多数教授们也是这样认为的。
也就是说，即使在大学里，教师与系主任，系主任与院长，院长跟 校长，就跟县政府里科员跟科长、科长跟县长书记一样，都是上下级， .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被领导还隔了这么多层，显然，教授在校长眼 里，没把你当奴才，已经很算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了。
在官本位的情形下，权力就意味着一切，说有杈而且还能管着你 的人的坏话，或者不中听的话，不等于找死吗？说实在的，现在的大学 里，这样找死的人如果能多几个，大学的堕落，至少还能慢点。
课堂上的戾气
在网上还在为清史专家阎崇年先生吃耳光而争论的时候，全武行已 经升级，中国政法大学一位年轻的教授，在课堂上众目睽睽之下，被学 生砍死。其实，这样的血腥，山西一所中学在今年早些时候已经上演过 了，一位老师也是在课堂上被学生用刀捅死的o
阎崇年挨打，据说是为了他的言论，而且打人和被打的，在话语 权上不平等，杀人的中学生，说是恨一切老师。那位行凶之后坦然打 电话自首的法大学生，又是因为什么？有说是因为恋爱纠纷，但消息 未经证实。
从来打人杀人，除了精神病之外，都有理由，但有理由就可以导致 真的动手吗？尤其是杀人，在任何法律体系下，都不可避免地会招致严 厉的惩罚。
中国的师生关系，是传统伦理关系中仅次于父子和母子关系的核心 成分，弑师等于弑父。虽然说现在传统已经瓦解，但学生杀老师，毕竟 比起杀别的什么人来，理应多一点理障碍。关系紧张到动刀子，还应 该有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
以我个人在大学的体验，感觉中国的师生关系，自“文革”以后， 已经变得相当畸形，“文革”中为了革命或者为了个人私怨假借革命打 老师，甚至把老师活活打死的事情，还没过去多久。“文革”后师生关 系刚刚有所缓解，旋即赶上了髙校“大跃进”的特快列车，近些年师生 关系之恶化，其实并不逊于“文革”。在相当多的老师，尤其是一些特？ 有权势的学官那里，师生已经基本上变成了赤裸裸的权力关系或者金钱 关系。分数的多少，录取和毕业答辩的推荐，都变成了賜予和接受的奴 役过程。师生间没有正常的辩驳和讨论，只有压服，老师的权威，不是 建立在学识和以理服人上面，而是在官方授予的特权上一逞威风，学生 服从老师，仅仅是因为他是老师，不服从，就意味着拿不到学位。带研 究生的老师，很多人心安理得地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廉价劳动力，不仅让 学生为其做课题，而且还拿不到多少报酬。导师成了老板，因此职场上 员工对老板有多少怨恨，学生对老师就有多少。
造成这一切的原因，至少有一个，那就是我们的大学实在比衙门 更像衙门。在这个衙门强力的压制和规训下，一些学生变成了奴才和愤 青，老师则变成了奴才和恶棍。双方的关系，比之官场上的上下级和商 场里的老板和员工，兼有两者之恶，十分扭曲。
与此同时，无论师与生，心中的戾气都在弥漫。双方有不同见解， 只要学生这方面跟老师没有直接的权力关系，就可能恶语相加，素不相 识、只听了你一节课感到不合口味的人，就在网上破口大骂，把你贬得 一钱不值。如果赶上其他纠纷，涉及经济、男女，这种特别刺激的题 目，出人命倒也不奇怪。学生似乎从小就学会了以暴力的方式解决所有
问题，一言不合，眼睛里兴许就冒出凶光，对手似乎就是不共戴天的敌 人了。
这也难怪，我们的教育体系，从幼儿园开始，就是压制和规训、羞 辱和摧折，在养成听话和驯服的同时，也培育着暴戾，心理的扭曲一旦 不知碰到什么原因导致失控，悲剧就会发生。就像因医患和警民矛盾尖 锐化导致的相应暴力冲突一样，不见得受害的人，一定是那个做得最差 的人、那个直接导致事件的元凶，但这样的事件，早晚都会发生的。
课堂上应该有的是书卷气、书生气，可是我们却看到了戾气和杀 气，但愿法大的事件仅仅是个个案，一个偶发性的个案。
打死韩寒，作协也散不了
最近，韩寒跟作协之间，被媒体一把火枪打着了火。韩寒说，如果 他当选作协主席，下一秒就解散作协。某省的作协副主席说，如果他当 韩寒的爹妈，下一秒打死韩寒。
其实，主席没有必要如此好勇斗狠，动辄要取人性命，别说一个韩 寒，就是一百个一千个韩寒，一起发声说要解散作协，作协也散不了。不 仅散不了，而且还会有若干跟韩寒一样年纪的新生代作家申请加入作协。
把作协说成圈养作家的地方，其实不那么确切。据我所知，加入作 协的人，大部分都有其他的职业，这个行列里有国企老总、银行家，也 有大学校长，他们肯定不用作协来养，加入作协，无非是在自家脑袋上 加一顶作家的桂冠而已。作协养的，大抵有两部分人，一是住会作家，二是作协的工作人员，都由作协发工资。至于像写出“做鬼也幸福”佳 句的山东省作协副主席，不知道属于住会作家呢，还是工作人员？不过 能写出这样技惊世界的佳句者，看在大众的欢愉和惊喜的面上，的确应 该养着。
住会作家相当于国家作家，列入国家干部序列，工作人员只要是正式的，不仅列入干部序列，而且是现任的公务员。按现行法律，作协属 于民间团体，一个民间团体为什么充斥了国家干部，工作人员还是现任 公务员？只能说中国特色，大家难得糊涂好了。作家不坐班，但有任务 指标，工作人员要坐班，但没有任务，不用挣工分。
我们这个体制很有意思，凡是两人以上的组织，都要纳入国家的范 围，别说作家，就算是和尚老道也免不了。有组织，就有级别，所以， 根据各个庙的大小规模不同，就有了科级和尚和处级和尚的分别。现在 的我不清楚，反正以前作协的作家，都是有行政级别的，处于]I尖部分 的一些人，享受髙干待遇。其实，不仅作家和和尚，连工人农民也无所 逃于天地之间，都得由国家组织起来。从前我在农场的时候，我们一跟 周围的农民打仗，总要自豪地宣称：我们是国家职工！ 一提这个，对方 就泄气。其实，这些公社社员也可以说，我们是国家农民。
当然，国家农民跟国家作家没法比。在那个时代，是吃商品粮和 拿固定工资与否的区别，就算作家乐意生活在农村，这个区别也是一道 不可逾越的鸿沟。农民毫无疑问地处于所有带国家头衔者的最低层，否 则，作家人等犯了错误，怎么会发配到农村做农民呢？
一直有人说，作协的存在，可以使得作家免于饥懷，安心搞创作。 是的，过去的时代中国作家住亭子间，挤胡同里的偏厦，交不上房租， 饥寒交迫。沈从文初到北京，考学考不上，投稿没人用，无奈给已经成 名的作家郁达夫写信求助。如果不是郁达夫把这位捲缩在凉炕上饿了三 天的家伙救出来，估计这个后来的大作家非冻饿而死不可。可是，奇怪 的是，饥寒交迫的作家，却写出来很多了不起的作品，就算我们体制内 推崇的鲁、郭、茅、巴，似乎也不是作协资助出的大名，都过过贫穷的 日子。今天作家有人养了，了不起的大作也没了。
其实，今与昔都一样，作家没成名之前，该受穷都受穷，没名没人 养，成名之后，给工资养着，人家却也不在乎了。作协真正起作用，就 在改革前那一段，作协就是作家的单位，跟工人有车间一样，不仅发工 资发布票，而且组织学习，开展批判也很方便。
现在，批判作家已经不大可能了，学习也找不到人，作协存在的 最大功能，就是由政府拨款养一大批工作人员以及少量写不出东西的作 家，再就是组织一些作家四处走走，搞点旅游式的创作活动，事实上， 已经跟工会什么的很相似了，变成某一部分人的游乐团体，远远抵不上 韩寒的赛车俱乐部。
即便如此，只要作协国家作家的这个桂冠还值钱，社会上还有人买 账，作协就依然会有吸引力，哪怕腐朽没用到了家，也散不了。
“秦火”之余的阅读
目前图书出版行业，60%以上的份额，依然被教材和教参教辅占领 着，余下不多的份额里，真正思想文化类的书籍，比例是越来越小。除 了个别讲究一点的知名书店之外，街上大小书店里，摆放的几乎都是技 能类、生活类、养生医疗类和励志类的图书。量比较大还有点知识含量 的书籍，只有两种，一种是法律书，一种是外语书，而这种书籍也等于 是一种技能类的书。
一个非常喜欢读书的年轻朋友跟我说，现在我们的书业，很有点像 秦始皇焚书之后的状况，书虽然还有，人们也读书，但多为占卜的、治 病的、种树的和法律文书。近年来出土了很多秦朝的简牍，法律文书最 多，其次是占卜的和治病的书。有的官吏死后，还把这些东西殉葬，可 见，对书还是蛮喜欢的，只是取向很实用。
秦始皇时代的阅读，是焚书坑儒暴政的结果，包括官吏在内的读书 人，不得不如此，万一读了诗书百家言，被人告发，就是死罪。而我们 现在，离“文革”焚书的时代已经相当久远，80后和90后甚至已经完全 记不得当年有过这么回事。为什么我们的阅读，还会如此趋于实用？
生活书和技能类的书多了，并不是坏事，大家都去学外语、学法 律、学会计也不是坏事。但是相应的，思想文化类书籍的销量，本应该 也水涨船髙才是，至少不应该像今天这样大幅度下降，一些很有分量的 历史文化类书籍，出版后能卖到上万，已经算是畅销了，学术性稍微强 一点，就只能印几千。回想改革之初，世界名著一开印就上百万、学术 书也可以印几万几十万的日子，恍惚若白头宫女说玄宗。
这种状况有两个原因。一个方面是读者的问题。学生从小学、中 学到大学，得不到人文精神的滋养，从家长到学生，弥漫着畸形的实用 主义空气。凡是对考试对今后谋生的技能暂时无关的书籍，都被视为无 用，弃之如敝履。即使那些考文科的学生，入校之后，只读教科书的， 也不在少数。对于历史文化类的书，相当多学生能接受的，只有非常通 俗甚至非常滥俗的心灵鸡汤和讲故事的书。当然，网络的流行，很多年 轻读者满足于网上阅读甚至网上查阅，也是思想文化类书籍销量下降的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在出版者身上。虽然说，出版者也非常渴望出 版一些至少是貌似有文化品位同时非常畅销的书籍，但他们也知道，像 于丹、易中天这样的奇迹，只是异数，不大可能反复再现。稍微有点思 想性的书，出了就没准有风险，一不留神，出版社负责人的乌纱帽兴许 就丢了。因此，众多的出版者，为了保险起见，往往不敢更不热衷策划 出版真正具有思想和文化品位的书籍。既要出书挣钱，又要没风险，最 佳途径是出教材，但教材刚放开不久，又收了回去，还是教育出版社垄 断。出外语和法律书也保险，但也是专项出版，除了专门的出版社，别的社不好染指。剩下的空间，大概也就是生活类、技能类和养生类了， 害得书店里的书，像是遭过秦火一样。
以上诸因素中，只有网络的冲击是个客观因素，剩下的主要是因为 教育和出版氛围出了毛病。只要我们的教育界和出版界，真正有心振兴 文化，着意培养下一代的人文精神，年轻一代自然会意识到，仅仅依靠 网络，是不可能完善自己的心灵世界的，网络的存在，将会成为图书出 版业的催化剂，而非毒药。
如何破解东方家族政治的宿命？
刚刚卸任一年多一点的韩国前总统卢武铉，跳崖自尽。尽管很多韩 国人对卢武铉的死感到悲痛，执政党甚至担心卢武铉的葬礼会导致一场 反对现任总统李明博的骚乱，但是卢武铉的死，还是跟其亲属接受商人 不当钱财有关，无论卢武铉知情与否，有无政治追杀的情事，其家族的 弊案毕竟是存在的。
回推上去，自打民主化以来，韩国卸任总统，无论左右，个个都 逃不出家族弊案的牵连，前总统的悲剧，似乎成了韩国民主政治的某 种宿命。
再放眼望去，整个东亚和南亚，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菲律宾如 此，印尼如此，印度和巴基斯坦似乎好不到哪儿去，我国台湾地区的前 领导人陈水扁正在收押，其栽跟头，也是其妻子和儿子率先受贿。连号 称具有比较成熟民主制度的日本，其家族政治的名声也不怎么样，弊案 时有所闻。
关于中国政治，鲁迅先生有个猛人及其包围术的说法很有意思。 他说，中国政坛上，经常会出现广东话所谓的猛人，即大人物。凡是
猛人，必有包围者，一大群人围上去，直到把这个猛人围垮，然后再围 下一个。他说，中国政治若想有所突破，必须破除包围术。其实，包围 猛人的人，未必直接包围猛人本人，往往是连猛人的家族一起围。就算 猛人自己操守不错，但一大家子人，总有意志薄弱者，不愁包围术不成 功。直到今天，东方国度，只要有杈而且权力比较大的人，其家人亲属 都会被有心人精心搜索出来，然后以各种借口围上去，明里暗里给很多 好处，最后的目的，自然是打有杈者手中权力的主意，而且屡试不爽。
东方民族是家族本位，家人和亲戚在亲情伦理上似乎理所当然可 以分享有杈者的权力，至少可以分享这个权力所带来的好处。如果一个 人出息了，当了官，却不肯跟自己的家族分享好处，似乎伦理道德上就 是有亏的。家族的概念，有时候会扩大，扩大到仆人和家丁，老师和幕 僚。因此，古代的中国，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是百姓日常的道理，没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一个人做官，实际上等一大家子人在做官，分享 只要不过分，皇帝也睁眼闭眼加以默许。反过来，只要过了线，皇帝加 以惩罚的时候，只要你的家人，哪怕仅仅是管家仆人犯了法，当家人也 会乖乖地认罚。实际上，很多情况下恶仆为非作歹，主人未必真的完全 清楚。家族本位的政治，是包围术得以施展的基本条件。当然，这种家族政治，跟儒家的修齐治平理想，还是有冲突的。 中国比较有理想的士大夫，对付这种家族政治的办法，是高度的道德自 律，自觉地追求圣人之境，像海瑞那样，自奉甚薄，连自己都不要一丝 杈力带来的好处，自然家人也就无从分润了（我国台湾地区马英九的不 粘锅作派近似之）。显然，这样一种包围破解的办法，不是谁都可以施 用的，历史上像海瑞这样的人像白乌鸦一样稀少，所以，包围者和包围 术，始终都有用武之地。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之后，东方多数国家都采用了民主政体。民主政 体的本质是个体本位的，但是东方国家，无论政客还是选民，都不排斥 家族网络。政客会利用家族网络给自己扩大势力，而选民也会对特定的 家族给予持续的支持。反过来，一旦政客当选，不仅要给自己的家族某 些交代，而且包围者也会找家族的空隙，乘虚而入，挡都挡不住。
事实上，只有家族政治整体改观，类似卢武铉这样的悲剧才能避 免。但是，家族政治的削弱，却并非简单推行或者灌输某种政治文化可 以实现的。信息技术的普及，媒体和社会第四权的发育和成熟，从历史 上讲，是剥开家族政治阴霾最有效的利器，媒体越发达越独立，社会的 自由度就越大，家族政治的黑幕就越容易被掲露。
这就意味着，东方国家要想摆脱家族政治的阴影，必须得持续地向 前走，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前行。在这个过程中，让社会的力量越来越强 大，盯住权力的眼睛，越来越多越来越尖，到那个时候，卢武铉们的权 力有限了，而且被随时监视，也许就用不着跳崖了。
听话的专家
中国老百姓有点傻，凡事迷信专家。什么是专家呢？自然有教授 和研究员头衔的便是。老百姓千百年来形成的习惯，对知书达礼之辈， 总是怀有敬意，近代以来讲科学，自然是有大头衔的大知识分子才懂科 学，于是迷信翻了番。有关部门以及有关产业当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于是，在尊重知识和尊重专家的名义下，某些专家开始在台前露脸了。
只是，走上台前的专家，无论在电视上，还是在报刊杂志抑或讲坛 上，说的往往不是自己要说的话，说出来的，往往是给他们露脸机会的 人的意思。比较柔和一点的“导演”，在讲之前，大体告诉讲者该怎样 讲，让专家把握大体方向就行，比较生硬的，干脆写好内容，打在背板 上，让专家照着念就是。如果有专家不识趣，非要说自己的话，那么多 半出不来声音，而且下次绝对不会找你了。我曾经问过一个法制栏目的 制作人员，为什么你们总是找某一个大学的教授？对方回答说，人家听 话，让怎么说就怎么说。
如果说，仅仅听命于有关部门，那么我们的专家还可以说自己是尊 重国家意志，但是，还有很多情况，专家往往是在为某些部门甚至某些利益集团说话，从专家之口，借助公开的媒体说出来的“专家意见”， 不知怎么总是和某些部门和大企业的利益高度一致，一致到了不用专业 知识，仅凭常识就一清二楚的地步。更多的情况是，由谁召集专家开会 论证某个事情，专家就不约而同地都向着召集会议的部门说话，全体一 致，一丁点不同意见都没有。不知道我们的专家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是不 是也经常如此的意见一致，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怎样保持自己研究的 独创性？
这样的专家露脸，是传声筒。当传声筒也有好处，一来可以提髙自 己的知名度，即便说出的话往往对老百姓不利，还是有相当部分的人认 为，只有在电视上露脸的专家，才是真正的大专家；二来可以拿到具体 而且直接的好处费，有多少，不知道，但肯定有，往往是说出的话越眛 良心，好处越多。
专家的智商都不低，知道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所在。市场经济就是 眼球经济，大学早就变成了学店，焉能不让专家学者变商人。有关部门 让露脸时露脸，不让露脸，自己也要争取露脸，宁可把自己变成二丑， 拼着命也要出名。骂街的有，打架的也有，故意放话，说什么什么时候 战争要打起来的，什么时候房价或者股市涨还是跌的也有。等到自己的 话破产了，再补上一次道歉，露两回脸，出来吓两次人。
民俗姓民还是姓官
大年三十，中国人阖家团聚，按规矩要守岁——就是年三十这天 夜里，不能睡觉，阖家一起守到天明。按最早的说法，“年”是种妖 怪，在岁末时分出来祸害人，但是只要人一直醒着，时辰一过，就平安无事。
也许正是这种民间的守岁习俗，才使得电视机普及之后，春节联欢 晚会成为一种把人们聚在电视机前的新民俗。
民俗姓民，可是，春晚走到今天，怎么看怎么都像姓官。晚会由官 方主办，民意总是抒不过官意，民众喜欢的艺人未必出现，民众喜欢的 节目，也未必能上。有政治意图，有大局考量，更有具体操办者的偏好 和喜爱。
春晚收视率很高，艺人上春晚，就意味着大红大紫，哪个地方性的 节目推出的多，就意味着哪个地方有面子，也有收益。所以，春晚又成 了各个商家、地方、当红艺人争夺的角逐场。今天的春晚已经变成了守岁时的鸡肋，越来越多的人离开电视机， 有人走向了麻将桌，有人发誓要抵制春晚，还有人制作山寨版的春晚，有意唱对台戏。春晚也不再是艺人的最向往的地方，一个又一个的艺坛 大腕，宣称自己不上春晚。
即便有官方的力挺，杈力赋予的独占权，如果不买账的民众日益增 加，春晚终归还是会从起高楼宴宾客，走到曲终人散。没有观众的戏， 终究是演不下去的。
春晚还得姓民。首先要考虑民众的意愿，不能将一个民俗性的娱乐 晚会，变成宣传教育的阵地。重视民意，首先要打破垄断。电视节目， 目前的格局，非官方电视台办不了，但中央一家垄断，终归不是好办 法，最好是发挥中央地方两方积极性，大家一起来，让民众有个选择， 有竞争才有进步，才能越办越好；其次，节目可以考虑民营公司来承 办。现在中央台的很多节目都是民营公司制作的，制播分离已经成为趋 势，为什么春晚不能由民营公司来办？
有关春节的民俗活动，这些年官方参与的力度是越来越大，不仅 春晚，而且各地的庙会、灯节，官方的色彩都日见其浓。这种事情原本 都是民间的活动，如果官方要参与的话，顶多是官督民办。官方大包大 揽的结果是活动越来越没劲，色彩越来越单一，连庙会上的小吃，都成 了大锅饭。真想不通，中国的老百姓真的就这么笨，连民俗活动都办不 了，非得官家操心吗？
甜美艳俗
奥运会开幕式传出假唱的消息（我之所以称之为消息，不说它是丑 闻，是因为在某些可以操控开幕式的大人物眼里，这仅仅是一种惯用的 技术性控制）——唱得好的那个孩子形象差点，因此就得用另外一个形 象好的露脸。
尽管我们的官方每每^？操办大事的时候，总免不了有作假的嫌疑， 但官方并非真的对造假特别有兴趣，说他们做事就是为了造假演戏，也 多少有些冤枉D他们的初衷只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追求完美的冲动。
本届奧运会的组办方从场馆建设、污染控制到开幕式准备、安保安 排、入场演练，每项工作、每个环节，具体安排到每个人、每个位置、 每分每秒，为此付出的人力物力乃至心力，真是空前绝后。
只是，在这个本身就有缺憾的世界上，真正意义上的尽善尽美，是 根本不可能的。人只要有活动，就必然会有瑕疵。“完美”这种概念， 如果不是美化和称赞的话，就只能在相对意义上讲。
人做事，不在于把事情做得天衣无缝，没有瑕疵，而在于创造性， 即将一件事情的某些点做得有创意，有突破性的进展，即使另外一些地方不那么尽如人意，大家也会感觉到整个事情非常完美。对于那些带有 艺术性的工作，恐怕尤其如此，不在于每个细节都挑不出毛病，而在于 操作者的创造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有创意的美，才是真的美。
然而，官方的办事逻辑，恰恰与此相反。对他们来说，凡事（尤其 是那些世界瞩目的大事），形式上的完美无缺，过程中的没有纰漏，才 是真正重要的，为了这个目标，宁可牺牲创造性。而对于形式上的所谓 美，他们大体有一种好莱均加洛可可式的判断，场面宏大，气魄十足， 具体的细节，则要合乎黄金分割，要比例协调、对称和谐，落实到一 个女孩头上，则必须是鸭蛋脸、大眼睛、柳叶眉。开幕式上的真正出声 唱歌的小姑娘，就是因为没有达到某些大人物心中的完美标准，只好充 当双簧演出中后面的那一位。其实，一个歌手，只要嗓音甜美，歌声动 人，形象上没有残缺即可，谁会在意她是不是个标准的美女呢？真正动 人的歌声，可以弥补一切。
在这样一种近乎病态的完美追求中，这个花了无数金钱的开幕式， 命里注定不会有什么惊世骇俗的创意，也不可能呈现真正意义上激动人 心的美，只有甜美艳俗的洛可可，整齐和谐的大场面。
追求真相的冲动
历史对于人来说，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甚至人类整体，是一种关 于过去的记忆。试想，如果我们有天早上起来，发现自己失忆了，忘记 了自己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那我们怎么生活呢？
推而广之，一个家族，一个民族，全人类，也是如此。只是，这种 失忆，一般不会发生，所以人们对于历史，也就不那么在意。其实，完 全没有历史记忆的人是不存在的，一个人可以不学历史，但你自己家族 的历史，你自己学习的历史，对于你从事行业的记忆，都无时无刻不在 影响你，左右着你谋生的过程，干预着你的生活。
与此同时，尽管在当今之世，聪明的学生在家长的压力下，几乎没 有乐意学历史的，即使像北大历史系，也招不到好学生，录取分数段， 也是北大最低的。但社会上对于历史的消费却异常旺盛，但凡历史题材 的电视、电影、小说，以及最近大热的通俗说史的故事书，都很有市 场，可以说，除去教材，真正由读者自掏腰包买的书籍，最大量的，就 是这类东西。更有意思的是，当下这些通俗历史的写作，很多居然是由 当年避历史专业惟恐不远的某些金融证券和海关界人士书写的，显然，
相对于自己从事的专业，他们对于历史的阅读，兴趣更浓些。
当然，大众对历史的消费，在很大程度上是种享受，他们对古代才 子佳人的兴趣，在本质上跟对现代的才子佳人没有什么不同。这从古代就 这样了，古人的说书唱戏，总免不了讲史，真实与否，一般没有人在意。
不过，在众多的历史消费者中，总有那么一部分人不满足于艺人的 演义，怀有追索真相的冲动。应该说，在现今，这种冲动更加强烈了。 这说明，了解历史是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人类本能的一种冲动。
显然，我们现在的历史界，的确无法满足这一部分人的需求。历史 界虽然已经有部分人开始步出以往阐释意识形态的窠臼，不再满足于为 领袖的言论找历史的证据，不再因为领袖一句话，打造历史研究的一朵 “金花”，整个历史界，一共五朵金花，都跟领袖的话有关。但是，还 是恪守家法，不肯越雷池半步，做明史的，不能碰清史，做清朝前期史 的，不能碰晚清史，至于社会科学，更是不能沽惹，沾惹了就是离经叛 道。一方面考据功夫不到家，一方面除了考证，又做不了其他事，无法 对历史做出合理的解释。
更糟糕的是，即使是这样狭隘的历史叙事，也是言语乏味。别的 学科，也许还有玩弄概念、故作深奥的本事，历史界连这样的玄虚也 玩不了，文字谁都能看懂，就是没有意思，干瘪乏味，没有创意，也缺 乏思想。有人讽刺说，这样的学术研究，阅读者只有两个，一个是作者 本人，一个是杂志的编辑。这样的历史，只跟书写者自己的饭碗有点干 系，不写，完成不了所谓的科研任务，也许就评不上教授了。
过去历史的真相，也许永远无法复原，但人们追求真相的冲动，却
也同样无法止息，正像我们不能把产品的检验交给每个消费者一样，对 历史真相的追求，理所应当是每个研究历史的人的天然使命。把你探索 出来的真相，告诉大众，把你理清的历史事件的逻辑线索，告诉大众， 把完整的历史故事，讲给大众听，大家的生活，会变得更清晰。
如厕与考试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考试作弊往往跟不登大雅之堂的如厕之事有点 关系，作弊之人，多借上厕所之机，打打小抄。时间一长，监考的老师明 白了个中的奧妙，于是监考从一个变成了两个，为的就是有学生要求上厕 所的时候，陪着同去。但是这一招并不太灵，因为陪同如厕的老师，一般 不大可能跟到厕坑旁去紧紧盯着，想作弊，机会还是有的。
中国是个考试大国，科举实行了一千多年，作弊和防止作弊双方拉 锯，道髙或者魔高，此消彼长，作弊的技术在发展，防止的措施也在发 展，一来二去，考官们对于如何防止作弊，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其 中就有防堵考生下三路下三滥招数的严格规定。
像我们那个年代的问题，当年科举考试的时候是没有的，因为考 试期间，根本不给考生上厠所的机会。凡是大考，考秀才（最后一场 院试）、举人和进士，一连考很多天，考生拎着考篮进考棚，一种一排 一排的房间，很有些像今日的大型养猪场的模样，吃喝拉撒住，都在里 面。随着考篮和考生进考棚的，还有一个马桶，考试期间所有的排泄 物，都只能装到这里头，盛满了，就有公役统一倒进考棚尽头的一个大粪桶里。考生坐在考棚自己的号子里考试，外面士兵手持大刀长矛，像 看犯人一样巡视，进了考棚号子-不交卷，就甭想出来6考秀才县府两 级的考试，俗称小考，时间较短，几个时辰就得，而且不用进大考棚， 在各府县学宫排下桌椅考试，但同样不许考生进厠所，每个人在座位底 下，放一个夜壶，想要方便，就地解决。
这样一来，考生借上厕所之机作弊是不可能了，但却出来另外的 弊端。大考的考棚，靠近放粪桶的号子，味道异常，加之每次考试，都 是夏天，云蒸日晒，臭气熏天，谁摊上这个号子，若想发挥正常，非得 有超常定力兼抗熏能力才行。此号，被称为“臭号”。据说谁要是摊上 了，说明此人祖上不积德，或者自家平时做了什么不好的缺德事。至于 座位底下放夜壶，麻烦更大。由于这一级别考试的考生，都是童生，年 纪大的固然不少，但年少的具有顽童心态的人，也不乏其人。那时考试 的现状就是，考生逢考必定排泄（大约是由于紧张），至少得撒上一泡 尿，考完就顺手把夜壶摔在过道上，杨长而去，弄得过道臭哄哄的。因 此，凡是比较负责的考官，巡回监考的时候，必然口中念念有词：不许 摔夜壶，不许摔夜壶！
不许上厕所，则势必得允许考生带便器，因此给夹带带来了便利。 那年月需要夹带的有两种东西，一是四书。八股取士，考题都从四书 里出，带着书，防备万一考题出来，忘记在哪个章句哪个部位，可以 翻看一下。一是现成八股髙手的文章。平时复习，已经把各种题目的文 章，反复做过，临考再压几个题，把现成的文章带进去，万一题正好押 上，得中的机会就大多了。这种夹带的货色，都有专门的书商印制，纸 张特薄，而且字特小。混在别的物品里，进门有搜检的，容易被搜出 来，而将马桶夜壶做成有夹层的，带进去，相对容易多了，臭哄哄的 便器，谁耐烦仔细搜检？这样的马桶夜壶，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如 果有的话，博物馆应该收藏，对于历史，比皇帝用过的马桶夜壶应该 更有价值。
考试取士，是中国的一项发明，也是一种无奈。只要有考试，总 会有人投机取巧，作弊和防止的攻防战，就会年复一年地打下去。尽 管如此，要想真正遏止作弊，还得靠技术之外的东西。一旦考生对于作 弊毫无羞耻之感，每次大考都全民总动员，就算制度再严，恐怕也堵不 住。外泄就是一个大口子，因为任何考试，总不至于严格到不让人家拉 屎撒尿。因此，人们利用这个口子，总是会做出作弊的文章来6在科举 时代，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作弊奇招，而且这些招数往往借着便器施展身 手，但人们作弊的幅度，远没有今日学校里那么大，因为真正有才能的 人，还羞于靠这种下三路的手段取得功名。
历史证明，制度的约制总是有限的。纵使执法者严格，不惜成本， 也难免防不胜防，有堵不完的窟窿。没有相应的道德文化，或者如托克 维尔所说的民情配合，制度，其实没多少用。
天使原来是密探
湖北大学数计学院某个班级，推行“小天使计划”，保证每个同 学都有一个人在暗中篮视着，定期写被监视者的反馈，即监视报告，据 说，这项活动开展以来，该班级没有迟到的了，提前上自习的人多了起 来。（《武汉晚报》2008年12月4日报道）
鄙人真是孤陋寡闻，原来以为天使就是那些心地淳良、总是帮助人 的美女，后来听说天使不分性别，但个个是雷锋绝对没问题，没想到，天 使居然还可以是密探，暗中监视人，定期打小报告。其功能怎么跟我们传 统文化里的灶王爷差不多了，只是我们灶王爷每年只上天汇报一次，到时 候把些粘牙的糖塞在他的嘴里，就什么也说不清了，这就是中国人为什么 腊月二十三要吃粘牙糠的缘故——中国人对付告密者有办法。
不过，这种天使计划，内容好像也不新鲜，“文革”时进过多年牛 棚的父亲告诉我，群众专政的牛棚里，就实行人盯人的监督制度，有哪 个一不留神发了句牟骚，立刻就会被人举报。其实，在那个年月，牛棚 外面也一样，我们中学，管这叫“一帮一，一对红”，落后的被先进的 帮助，实际上是监管，这是明的。还有暗的，干点什么，反正总有人打 小报告，当年我在跟人通信的时候发了 “文革”几句牢骚，最后上边也 知道了，到底是谁干的，到现在我也不道。
当然，即使在今天，在某些特殊的地方，还在实行这种制度，我们 的各级学校，那些管理学生的老师和部门，依旧喜欢培养积极分子，喜欢 不断地听取小报告，以便随时掌控学生的情况。只是，这些默默奉献的管 理者，没有湖北大学这种创意，居然把个密探行动命名为天使计划。
让人互相监督，互相打小报告，是中国具有法家精神的帝制时代的 一项发明，具体的制度，就是保甲连坐制度，这种制度自打商鞅变法就 开始实行了，但在王安石变法的时候，才有了名字，到了国民党统治时 期，也在部分地区实行过。
将这种互相监督的精神发挥到极致的还是“文革”，那时候，漫 说邻居、同事、同学会检举揭发，就是父子夫妻也难以信任，不知哪天 你的一句在床上的牢骚，就被老婆汇报给组织了。按照美国某教授的说 法，举报自己老师的人，属于具有独立批判精神的人，那么举报自家丈 夫、自己老爸的人，那独立之批判精神更是了不得。
可惜，这种了不得的精神，以及按这种精神制定的制度，虽然在最 初总能达到管理者的预期效果——所有人都老老实实，但其实让人很难 受。历代的保甲制度，总是虎头蛇尾，就是这个道理。武则天时专门告 密整人的酷吏周兴最后被人请君入瓮，也是这个道理。实际上，这是专 制制度下最恶劣、最没有人性的统治手段，让人互相猜忌，互相敌视， 互相告密，互相报复，结果是人人自危，全体生活在恐惧之中。
把这种制度强加给孩子，让他们在学生时代，就学会互相监督、互相掲发，人人因为担心被汇报而“自觉地”好好学习、遵守纪律，实际 上是对孩子心灵的一种最大的荼毒和伤害。小而言之，会造成学生心理 的扭曲，增加心理疾病发病的几率，大而言之，则毒化了学生的心灵， 也毒化了学生生存的环境，培养人们从小就生活在恐惧里，生活在仇恨 里，离现在政府大力主张的和谐社会，越来越远。
何处不衙门
有人送了我本书，名曰《天下衙门》，讲的是古代衙门里的那点事 儿，何为书吏，何为衙役，何为师爷，他们都干什么。这种书很好，让人 了解古代的衙门是怎么回事，但也有缺憾，就是对现在的衙门不置一词。
现在的衙门叫机关，里面虽然没有了书吏、衙役和师爷，但变相 的书吏、衙役和师爷其实一个都不少。唯一不同的是，现在的衙门门口 多，过去一个县只有一个衙门a，现在几十上百的大门口，而且门口里 面的副职很多，总的说起来，现在的衙门口，清天大老爷多，甚至比事 实上的书吏和衙役还要多。
自打我跳出来批评大学是衙门以来，很多朋友都说我少见多怪， 说天下哪里不是衙门？大学是衙门，中学小学就不是了吗？银行不是 衙门？医院不是衙门吗？连国企都是衙门，我一个中学同学大学毕业被 分配到一个大型国企组织部工作，勉强做了两年，死活要到第一线干技 术去，结果留在组织部的同事，现在都变成了首长，只有她现在什么都 不是，提前退休。没错，后来我陆续打听，果然这些地方，凡是官家办 的，都是衙门。有在这些地方工作的我的学生，还埋怨我当初给他们支招，非要到第一线做技术，结果耽误了前程。
甚至还有人跟我讲，衙门已经扩展到了民营企业，一些民营老板有 了点闲钱，就开始在自己的企业里，也比着机关设置机构，封官拜爵， 自己大过大官的瘾，一直等到钱花得差不多了，才能回归原来的游击队 体制。
凡事只要是官办，大抵脱不了少慢差费四个字。不光中国这样，西 方发达国家，也好不了多少。中国古代老百姓说：“官屋漏，官马痩， 官客厅，鸡粪臭。”后两句需要解释一下：过去的县衙，跟居民区接 壤，总免不了窜进鸡鸭鹅狗，拉屎拉尿，衙役们懒得收拾，也只好任其 臭下去。看来古代人就知道，官家的事，肯定是办不明白的，因为那是 “公家”的事，没人操心。
应该说，这种状况，今天并没有改善。凡是官办的事，多半少慢差 费，官家的米购，多半质量最差、价格最尚，头来还没法用。官家的工 程，多半成本最髙，如果监理再马虎点，质量肯定最差，弄不好就是一 豆腐渣。所有的商家，都特别喜欢踉官家打交道，只要官道走通了，什 么烂货都能卖出去。
当然，官办的事，未必都办不好，如果主事者懂行，而且有责任 心，也一样办得不错。可惜，但凡官办的事，多数主事的人，遵循的往 往是官僚逻辑，而非专业逻辑。世界上的事，有千行万行，大多有自己 的专业要求，官家的事，恰恰不遵循专业的思路来，总难免有强烈的千 扰，主事者真的按规矩来了，不一定有好的结果，于仕途上大抵有碍， 主事者不是傻子，谁要干吃力不讨好的事？因此，学校也成了衙门，医院也成了衙门，银行也成了衙门，天下衙门。
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曾经工农兵学商都是行政单位，全国一盘 棋，全国一个大衙门，最后发现，虽然全国一盘棋，但全国不挣钱， 没效益。改革改革，官退民进，让出了一些领域，不再由官家包办，因 此，GDP翻了几百倍，让世界吓了一跳。剩下没有改革的地方，依旧官 家包办，包办都办不好，能源、铁路、通讯、医院和学校。如果这些领 域也能开放，那么能给国家省下多少钱，说不好，但肯定是天文数字。
如果官家不包办，维持超然的监管和裁判者的地位，收益最大而损 失最小不说，民怨也不会一股脑都揽到自己头上，也不必把所有的雷， 都自家顶着，把所有的民怨都自己担着，国家领导人连春运买车票的 事，都得亲自过问。
他们为什么喜欢余大师？
南京紫金山景区，请余大师勒石题词。余大师居然就是有人喜欢， 特别是有当权者喜欢，乐意拿出大笔的银子。
事情很简单，首先，当今之世，体制内的官员，往往迷信体制内认 可的学者或者专家，比如有若千学官头衔的所长、院长、校长之类，官 员都会买账。像余秋雨这样，宫方封过大师的人物，在官场一定会被待-广1 j > m若上宾。
其次，即使没有这种惯例，在心理上，宫员对于来自正统的东西， 都会有某种迷信。多年的习惯，已经让官员们养成了一种惯性，官方钦 定的东西，钦定的人，就值钱。像余大师这样，特别会拿腔作调，特别 会装出有深不可测的文化的，从气质上就跟我们的官场文化、官场价值 观相契合。
当然，真心喜欢余大师，还跟这些官员的文化状况有关。应该说， 现在各地当家的官员，多为50后、60后这两代人，都是在“文革”中接 受的教育。“文革”，是这种政治八股的顶峰，登峰造极。凡是50后、 60后这两代当今做了官员，尤其是负责官员的人，大抵是在改革后几年上大学的。记得77年高考作文，很多人写的就是这种政治八股的抒情 散文。
那年月漂亮的八股文章，大抵有这样几个要素：第一，要会用排 比句，一句句排下来，铺张起来，合辙押韵，读起来肯定气势如虹； 第二，要引经据典，合适不合适，尽管往上叠，排铺完了，文章转入舒 缓地带，此时引经据典，恰到好处；第三，要故作深沉，故弄玄虚，成 语要颠倒用，掰开了用，好好的话，绕着弯说，扯深扯远，如果哲学时 髦，就说哲学，如果历史时髦，就说历史，批儒评法，《水浒传》、 《红楼梦》，要什么来什么，不仅好看，而且显得有深度，当然，落实 到眼下余大师这里，就是文化；第四，文章要媚，每个文字、每个词都 得媚，媚到骨头里，即便是当年的大批判，也要既有秋风扫落叶的残 酷，也有春天般的温暧，其实骨子里，都是媚，因为写了都是为了给上 面人看的。
八股文海里泡久了，也会沉醉的。一点不奇怪，为什么众多受过髙 等教育的官员，打心眼里喜欢余秋雨，喜欢于丹，他们从心里认为，这 些人才是真正的大师。附庸风雅，也得附庸这样的人。只有在这些人身 上，某些官员才能觅到当年党八股极致的味道，一种令他们熟悉而且陶 醉的味道。
假大师
假货遍地，假烟，假酒，假奶粉，假车票……还有假文凭，大概凡 是能买到的商品，有价值的证件、牌照，都有人造假。
人也有假的。曾经有人冒充孙中山，前一阵还有人冒充李烈钩出 来骗钱，这样的假冒，胆子虽然大，但多少还是有点知识含量的，至少 得知道点历史。最没有文化的假冒，是伪装髙干子弟或者领导秘书（熟 人），长盛不衰。
当然，这样的假冒，都是市井之辈的买卖，一旦败露就要坐牢的。 文化界和学界中人，非到万不得已，不做这样有风险的事。他们造大师。
大师是文化界顶尖的人物，不是像经常含泪的某名流说的那样，大 师是比老师低一层次的称谓。老师算个甚？贵州山区的小学老师，一天 挣一斤包谷，还有拖欠的；在北京文艺圈里，初来乍到的年轻人，逮谁 管谁叫老师，连拉幕的大爷都不落下。
造大师的方式有二： 一是自造，二是他造，二是自造和他造结合， 联合产生。当今之世，自造者最众，小有成就，出过几本书，露过几回脸，混个小半熟，就吹自家是大师。这种自造的大师，一般没人认账，因此最多只能算大师的小半成品；他造者，多半是本人并不如此热衷名 利，但是周围人却死活要将之推出去卖掉，大家起哄造声势，最后逼得 本人不认也得认。这样造的大师，能出厂，也能卖掉，唯一遗憾的是原 材料不好找，因为这样能推出来的人，一要有资历，二要有点学问，三 年齿要长，随便拉一个人出来，大概是造不成的；联合制造，最近很时 髦，刚刚李辉先生质疑的某老先生，大概算是一位联合制造的大师。
一位老人家，岁数大了，又有点阅历（不管怎么说，早年在大单 位混过，见过些名人，经过些事儿），好吹吹牛皮，周围人如果当故事 来听，也就罢了，无伤大雅。这样的人和事，哪儿没有呢？鄙人孤陋寡 闻，却也见过几位，听听故事，哪怕是根本不着边的故事，挺好，挺有 趣。可是，偏偏这个老先生，命好，赶上好事者热心炒作，于是报纸、 电视，纷纷扰扰，老先生唐装挺括，美髯飘飘，大话炎炎，加上不失风 骚，偌大岁数，居然敢说就喜欢十八岁的美女，从哪儿看都活脱脱一个 文化大师。于是，一顶又一顶的大师帽子来了，老人家吹什么，媒体 (据说还有众弟子）就给戴什么，什么楚辞研究大师，红学大师，金石 学大师，中医大师帽子一直往上叠。
尽管假烟假酒有工商局管着，而我们的假大师没人管，但打假还是 必要的。作为人的世界，怎么说也还需要点真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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