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制之忧

    重大事故问责制度的实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目的是为了强化安 全管理，把官员的乌纱帽与事故的责任联系在一起，从而起到遏制重大 事故发生的作用。

    问责制度实行的现状是，但凡发生重大事故，死亡人数达到一定数 量，直接和间接负责的官员一律按倒，就地免职或者建议辞职。

    只是问责的这种威慑，起作用的机理，未必尽如制度设计之意。官 员们可以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安全生产的管理，通过正向的努力来保住 乌纱帽。但是也可能在出事之后，隐瞒实情，将死亡人数通过特殊处理 降下来，使重大事故变得不那么重大，从而也可以保住乌纱帽。

    在现实中，采取第一种措施，命里注定要困难得多。就煤矿而言， 众多小煤窑、矿窑，虽然很多都涉嫌滥采滥挖，安全不达标，但开矿容 易，关闭则难，整治难度之大，真是难于上青天，各种关系错综复杂， 涉及官场关系，涉及地方保护，涉及对外燃料原材料的供应链，牵一发 而动全身。即使是国有大矿，加强安全投入、购买设备、完善规章制 度、加强职工培训，都不仅要花大笔的银子，还要有得力的干部主持，

    花大精力投入。现在，为官一任，少则两三年，多则四五载，往往整治 未了人已下台或者调任。即便如此，也不能保证在整治期间，自己的辖 区就不出事，有时候由于正在调整，秩序反而更乱，出事的概率甚至可 能更高，一旦出了事，功夫精力和资金白搭，跟那些什么事都不做者一 样，接受处分。

    相对而言，采用不正当的欺瞒，固然会冒一旦露馅遭到惩罚的风 险，但是，一来反正都是个“死”，冒险一下，说不定就瞒过去了。

    控制住，就八九不离十。前一阶段网上盛传江苏一个县，化工厂出事之

    后，全县上下立体动员，最终使所有媒体记者铩羽而归。

    压力之下，不能对官员的道德觉悟有太多的期待，非让他们选择 的话，我想多半是会倾向于选择不作为，出了事再设法处置，能瞒则 瞒，实在瞒不了，则自认倒霉就是。也许更糟的是，真正老实作为的 官员，在事故处理中，未必会比那些耍奸弄滑的人下场更好，往往恰 恰相反。老实人吃亏，是现阶段官场的严酷现实，很多时候，耍滑者 作的恶，最后却是老实人顶雷，这种现状，无疑起了鼓励人们作伪的 反向激励作用。

    因此，我不知道现在的问责制，能否最大限度地遏制重大事故的发 生，是不是会导致事故还是事故，但大家把精力和心思都用在了隐瞒上 面，一面人为地“减少”死亡人数，一面暗中安抚处理，大事化小，小 事化了。从某种意义上说，问责的力度越大，做官的风险越高，官员们 趋利避害的动机也就越强烈。

    在历史上，一种制度的设计，最后达到的效果跟设计初衷完全相反 的事是很多的。比如中唐之后，设置监军，原本是为了防止军队叛逃， 但监军来了之后，不仅叛逃问题没有解决，将领反而对宦官的指手划脚 更加反感，即使不叛变，也导致军队战斗力严重下降；再比如，明初废 相，朱元璋是为了防止大臣专权，大杈旁落，但结果却造成了太监专 杈，而且专权得非常离谱，比大臣专杈还要糟上一万倍。

    因此，现在的重大事故问责制，大有完善的必要。

    首先，不仅应该有行政系统垂直的问责，更应该有同级人大的平 行问责。在理论上，地方官员都是人大选举出来的，理应由人大出面问 责6只是目前人大制度还没有真正起作用，更多地起一个仪式作用，事 实上，只要人大制度被激活，赋予这个制度宪法上应有的权力，人大代 表切实负起责任来，这种问责就会更加有力，更加有效。由于人大代表 是当地人，对当地的建设，包括安全建设的关切度要高得多，会鼓励官 员向这方面努力，而官员要想隐瞒事故，在当地人众目陵睽之下，也要 难得多，甚至根本就不可能。因此，这种问责，可以有效地防止官员隐 瞒，促使他们向加强安全方面努力。

    其次，事故的行政问责，应该事实求是，把责任细化、科学化，该 是谁就是谁，该负责多少，就惩罚多少，不能胡桃杏子一起数，只要出 了事，就全体按倒。有些重大事故，死亡人数可能差不多，但性质完全 不一样，比如歌厅因为消防设施不达标，消防通道阻塞，失火导致大量 人命伤亡，跟矿难同样的人命伤亡，根本就不一样。在这个世界上，有 些行业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属于髙危行业，尽管可以通过加强管理，加 大安全投入减少事故，但完全杜绝事故，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同样是矿 难，原因各有不同，失职失责者有之，属于天灾者亦有之。因此，事故 的问责，应该有所区分，把责任算到细处，有多少算多少，不能粗枝大 叶，笼而统之。更不能因为民意群情激愤，需要有人负责，就扩大处罚 的尺度。这样，才能做到让受责者口服心服，真正达到遏制重大事故的 效果。

    其三，应该为媒体监督大开方便之门。现在的确出现过一些假 媒体借机敲诈，以及某些不良媒体借机牟利的问题，但是，毕竟作伪 的官员真正害怕的还是让事件见光，如果媒体监督的渠道畅通，不仅 官员的正向努力会得到鼓励，不良媒体的行为也会受到遏制。媒体监 督，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监督，这种监督，无论制度设计多么严密， 都是必须存在的。

    自古以来的中国制度建设，都喜欢就事论事，因事设制，为了特 定目的，眼前救急打补丁，不大注意这些补丁跟整体制度的协调。就 问责制度而言，必然涉及中国现存的干部制度，不对这个制度做整体 性的修正，仅仅着眼于应急，最大的可能，往往会救了眼前而损害了 其他部分。

    18世纪末，英国人马戛尔尼率使团来华，要跟中国建立平等经商关 系，结果因为无论如何接受不了中国朝廷的三跪九叩之礼，灰头土脸地 回去了。

    当年刘邦做亭长的时候，偷鸡摸狗无所不为，做汉王的时候一边洗 脚一边就见客了，但是，做了皇帝得有排场，排场离不开礼仪，马上找 人制礼，群臣上朝，打扮齐整，什么时候趋，什么时候立，什么时候下 跪，什么时候叩首，井井有条，一步迈错，帽子掉了，都要被拉下去治 罪。刘邦得意地说，今日方知皇帝之贵。

    排场，就是一种有形的精神享受。自秦汉以降，朝代可以变更，但 仪式排场却始终如一。但凡是个官儿，出行虎头牌一对对排开，八抬大 轿，鸣锣开道，前呼后拥；皇帝出来就更了不得，卤簿仪仗加上护卫， 得排上几里地，连马桶和虎子都得带上。在家里开会上朝，大宴群臣， 品级山上，文武两列，下来摆酒，边跪拜边饮酒，声势浩大，整齐划 一，讲究的就是仪式场面。

    为什么儒家偏受独尊？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只有儒家会讲究礼仪， 能给皇帝和百宫设计出排场讲究来。

    没有富贲的人们，也未必不喜欢排场，平时不讲究，那是没有条 件。婚丧嫁娶，攒了一辈子的钱，一天的礼仪排场就都花出去了。一旦 农民发了家，排场讲得比从前的东家还厉害，太平天国几个农民忽然做 了天王东王什么的，出门的仪仗，从城东门可以排到西门，讲究细致得 大家都背不下来。即使没钱搞排场的时候，站在边上看皇帝或者官老爷 抖威风，也未必都是满心的怨恨，项羽当年说的是，彼可取而代之矣， 刘邦则说，大丈夫当如此也。野心没有这么大的人，心中艳羡者，恐怕 也不少，会觉得当官就得这样。

    老百姓心目中最好的清官包拯大老爷，在民间的戏剧中，还不 是八抬大轿，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前呼后拥？包公如果不这样八面威 风，有谁会相信他呢？当然，民间排场的讲究，是跟官场学的，君不见，作为白丁的老百姓在结婚的时候，新郎新娘，照例一边官帽子， 一边凤冠霞帔。

    有权有势之人，人生对于他们而言，就是一个又一个的仪式，盛大 而隆重的仪式。出行的时候，依旧是前呼后拥，依旧是随从一队，只是 八抬或者十六抬大轿变成了四个轮子的轿车，虎头牌变成了警车开道。 下属在辖境边上恭候如仪，然后接风，然后讲话，然后请入酒席，请上 座。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早就安排好，按台本走台就是；大小会议， 都成仪式，无论多大规模的会议、展览，还有名目繁多的节、祭典，开幕式和闭幕式最为隆重，也最为无用。领导嘉宾，按衔级大小依次讲 话，大抵照本宣读，所讲的内容，换个抬头，另个会照样适用。只要 够级别的领导来了，哪怕仅仅站了一站，整个的会议都蓬荜生辉。现在 连学术会议也渐染此习，开幕式完了，下面的议程可有可无，大家大可 以去风景名胜玩也。

    某些人生就是仪式，就是排场，一个排场接着另一个排场，生命就 在这一个又一1个排场中消耗。

    过年送礼的商机与仕运

    春节是中国人的大日子。过去，一过就是半个月，正月里从初一到 十五，都是过年。有地方兴致髙的，整个正月都算是过年，吃喝玩乐整 30天。正月初一过去叫元旦，一大早皇帝大宴群臣，然后放假一月，让 官员们好好歇着。官员们这一个月的吃喝玩乐，基本上取决于送礼。

    大宗的送礼是元旦之前就要办完的事情，下属给上司送，地方官 给京官送，同僚互送，同年、同乡互相送。有实权的大官小官，自然满 盆满罐，但剩下的穷京官，也得捞点余沥，所谓冰敬、炭敬，过年的时 候，来的就是炭敬。翰林和中书，没有事可管，官阶又不高，但是过年 之前，他们的同乡、同年（同年考上进士的人）中在地方任事者，大抵 忘不了送点钱礼，否则这些穷京官是无论如何都过不了年的。

    明清时，北京消费习惯是一牟赊账，年终结算，没有这笔炭敬，别 说过年的吃喝，连账都躲不过去。初一之后丨人们要走亲访友，当然也 断不了要送礼，不过这种时候的送礼，大抵收支相抵。因此，过年对于 中国人来说，大抵要忙活两个月，年前一个月忙着送，年后一个月忙着 吃和送。

    大日子是中国人花钱的日子，因此，别人都可以歇着，唯独商家歇 不得。铺子里的伙计，大抵只能在年三十夜里歇一下，大伙一起吃顿年 夜饭，头顿绞子还不能煮好，非得把所有的饺子煮得开了包，俗称“挣 了”才行，图个口彩。年前人们忙送礼，商家忙出货。

    古代的人，没有今天的人那么精明，预备礼品也无是合理搭配， 看上去顺眼，过去有种点心匣子，里面各种点心都有点，年节老百姓拎 着到处送，有时候，一个匣子转了一圈，又回来了。

    官员送礼，不会这样寒酸，即使送物品，也大抵为稀罕玩意，比 如鹿脯、飞龙什么的，一般都是直接送银子，清代已经有钱庄了，一 张银票就够了。过年是大日子，送礼皇帝不禁，平日专门找人茬儿的御 史，此时也不好说什么，因此借这个日子巴结上司，是大好的机会。反 过来，这个时候，也是上司大捞一票的好时机。元朝的蒙古上司，喜欢 讨礼，明清的汉人官儿不好明讨，改成骂，小骂则皮袍来，大骂则古玩 来。对于相当多在乎仕运的官员来说，其实不用骂，礼都会奉上。最大 的问题是送什么才能讨上司的欢心，直接送钱当然好，但数目太大，则 有贿赂之嫌，送别的就得看上司的喜好了，万一人家讨厌的偏送上去 了，不仅花钱费力没讨好，弄不好把现在的官也给丢了。

    现在的中国人，过年给上司或者上级机关送礼，勉强也可以算做 民俗的一种。所以，每逢过年，上级机关所在的城市，交通都比较拥 挤，下面的机关单位，像一起约好了似的，都来汇报工作了，主要是为 了工作，顺便送点年货。其实，如果这些礼品仅仅限于各地的土特产， 倒也无伤大雅，可是，送礼本身，是要与时俱进的，进着进着，就变了 味道，从针对整个上级机关的土特产品，变成了针对领导个人的特别孝 敬。因此，有些深请其中三昧的上级领导，每每在年前紧急下令，不许 下级机关前来汇报工作，人来不了，自然礼也就上不来了。

    毕竟时代进步了，送礼过去是下属官员自己操办，现在都可以商业 化运作，交给专门的公司去办。无论多大的官员，只要有爱好，都可以 打听出来，按图索骥，得骥上礼便是。这边厢还有专门的公司为你预备 礼品，从洋烟洋酒到瑞士名表，从白玉金牛到紫砂陶器，某某年礼品完 全手册，想送什么，送什么档次的礼品，为你着想到了家。有段时间， 书商们喜欢做金书，我感到奇怪，为什么要做金子的书呢？人家告诉 我，送礼呀，官员最喜欢的还是金子，但直接送金子不好，名曰送书， 实际送的是金子，皆大欢喜。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官礼市 场，存在许多专门吃官礼饭的商家。

    人情往来，是民俗也是官俗，官场也是人间，杜绝干净，谅有困 难。但是，任由此风劲吹，将人情往来变成仕途的苞苴，且因此形成相 当规模的官礼市场，对世情政风，都不是好事情，既败坏了官场，也毁 坏了商场。因此，最好对过年的官场送礼，加以刚性限制，限制礼品的 含金量，将之限制在象征性的东西上，君子之交，即使不能淡如水，也 要清淡一点。此时的监察机关，最好勤快一点，一头盯商家，一头盯宫 场，如果有人拿出特别的大礼，一查一个准。

    王赫斯怒，狗掉魂

    狗是人类的朋友，这个道理我小时候就知道。有人的地方就有狗， 养狗的人，跟狗都有感情，那时候还不兴把狗当宠物，已经有人跟狗一 个碗吃饭，一个炕上睡觉，亲得不得了。现在，城里的狗，已经基本上 都是宠物了，千奇百怪，可爱煞人，宝贝得一塌糊涂。

    不过，尽管是宠物，狗咬人的事，也还是有。狗眼不认人，咬了领 导，弄不好，全城的狗都遭殃。

    黑龙江省黑河市一位市领导被狗咬了，结果领导大怒，下令全城 禁狗，所有家养的狗都要被宰杀。（2009年5月23日《成都商报》）其 实，不用丨己者操心，了解一点黑龙江政情的人都知道，只要领导被咬的 事是真的，那么后面的禁狗令，多半假不了，那儿的领导，但凡有点 杈，脾气都大。

    听到这消息，一方面为黑河的狗辈感到悲哀，一方面也为其他动物 感到庆幸，试想，如果领导被驴踢了，被牛顶了、马踩了，那么禁驴令 禁马禁牛令，也许也会出台，一齐下汤锅的动物，就太多了。

    人的霸道，波及动物的事，历史上好像也有。但是，有这样威风的，好像只有皇帝，明武宗因为自家姓朱，朱、猪同音，因此不许百姓 杀猪，一时间，至少明面上，酷爱猪肉的中国人，不敢吃猪肉了。这种 事，对于猪来说，绝对属于福音，因为不少的八戒兄弟，因此可以躲过 屠刀，不进汤锅了。

    领导因为被一只狗咬了，就要把全城的狗都杀掉，两者性质虽然稍 有不同，但霸道的劲头却惊人的一致。某些在一个地方为官而且说了算 的官员，在他那一亩三分地上，跟皇帝的确也差不了多少。

    别说黑河的领导不知道禁狗令会招致全城百姓的反对，谁不知道 养狗的人跟狗的亲昵？我当兽医的时候，每当发生口蹄疫疫情之时，上 级都要布置打狗，但根本贯彻不下去，有的老乡宁肯与狗皆亡，也不让 你动一动他的宝贝狗。但是，打狗看主人，是老百姓的逻辑，打狗不看 主人，见狗就打，才是皇帝的逻辑，否则，皇帝的恶气，怎出得来？诗 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

    一只不长眼的狗惹出全城屠狗，黑河的百姓要想制止，只能在网上 发帖，能不能保住全城狗的命，还很难说。

    官礼假货市场

    南京一家商行推出“官员礼品”，一边说，凡官员定购，有折扣， 级别越高，折扣越大；一边又说，这种“官员礼品”就是送礼公关用 的，据说，还可以防止送礼腐败。显然，商行的话，除了最后一句之 外，基本上都是真的。如果有高级别的官员来买，具有广告效应，当然 要打折，但所谓的官员礼品，基本上不是供官员们购买的，而是供有需 要的人们，买了送给官员的。

    我记得，在20年前，就已经出现了专门为给官员送礼而生产的产 品，比如烟和酒，所谓极品烟、极品酒，或者是特供烟、特供酒，一条 烟几千甚至上万元的都有，老百姓买不起，当官的也不买，但销路却相 当的好，总有人会买了当作手榴弹和炸药包，去炸开有关领导的大门。

    曾经一度繁荣的大书市场，其实也是“官员礼品”的产物，很多 外表光鲜、装潢精美、成套的大部头，都是送彳L用的；大书的升级，是 黄金书，或者钱币书，书页是用黄金做的，书页里贴着货真价实的各国 货币，一打听，这些书都是专门为送礼而定做的。专门制作这玩意的人 告诉我，现在给当官的送礼，直接送钱太张杨，也太扎眼，送书是件雅事，里面又是黄金，被送的人喜欢。

    其实，古董字画市场的繁荣，跟“官员礼品”也多少有点关系，据 说，某些有相当层级而且以知识分子自命的官员，送钱送物甚至送女人 已经不行了，得送古董送字画。一来二去，这个市场就被炒起来了。

    专门的官员礼品市场，跟其他市场一样，也有大量的假货，极品 烟酒掺假自不消说，一不留神，送礼人或者被送的，就被人蒙了。好在 眼下送烟送酒，多半醉翁之意不在烟酒，在乎的是里面的现金或者银行 卡，只有这些假烟假酒送到专门收购这些玩意的杂货店，才能露馅。所 谓的金书，有的其实也是假货，仅仅一层金箔而已，但一本书却卖上万 元。某些特别有办法的人，制作的古典经典类大书，甚至被高级官员当 作送给外国人的礼物，其实也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别的不说，错别 字就一堆。至于古董和字画，即便成了官员礼品，假的也特别多，反正 送礼的和收礼的都一窍不通，正好便宜了骟子，众多贪官财产被没收的 时候，稍微明白一点的人，发现他们收藏的字画和古董，都是明晃晃的 西贝货。

    官礼、官礼市场乃至官礼的假货市场，其存在的原因只有一个，那 就是巨大的公关送礼需要。中国是礼仪之邦，请客送礼，人情往来，在 所难免，但给官员送礼，多半具有特殊意义。

    从古至今，涉及官员的送礼收礼，往往是行贿受贿的代名词，所有 人都明白。但是，当官的不打送礼的，也是古来的格言。极少数清官的 洁身自好，挡不住滚滚而来的贪官以及不清的官发自内心地喜欢彳L物。 恰好，官员手里偏就有让人不得不送礼的由头——权力。都说权钱交易，其实不对，实际上是杈力效用的出卖。卖效用，不等于卖印把子一 次性消费，卖了一次还能卖，只要大权在握，不愁没有“官员礼品”滚 滚而来，自然，官员礼品市场也就应运而生。因为商家从来都是绝顶聪 明的，只要有商机，他们就会制造市场。

    据报道，南京的有关部门，已经去查这家商行了，但查了商行，管 不住官员爱礼送礼，还是关不了宫员礼品市场。

    单位伦理的禁忌

    北京首位因维权被炒的工会主席唐晓东，终审败诉。（据《新京 报》2008年12月22日）眼见得这位工会主席的一系列遭遇，根子就在于替工人出头维权， 各方博弈的结果，“出头的椽子先烂”，让惩罚落到了这位打了几年官 司的人身上。

    终审法院的判决，按道理也没有错，因为唐晓东的被开除，直接原因 不是此前的维权，而是维权后复职的“严重失职”，但是为什么偏偏唐晓 东在复职后不久就“严重失职”，企业有无涉嫌报复，说不清道不白。

    对唐晓东来说，更加严重的问题是，鉴于先前维权的经历，很可能 不会有公司接纳他，收拾行李准备找工作的他，前程大为不妙。

    公民维权之难，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单位层面上存在一种不成 文的禁忌，那就是但凡“内部人”出头，照例会遭遇严酷的对待。假如 有人自己遭遇不公平待遇，自己为自己维权，哪怕一哭二闹三上吊，单 位的领导都可以理解，虽然多数情况也无法解决，但只要不闹得太大， 多半不会遭到严重的打击报复，有时候，如果恰好成本不髙，时机适当，加上领导心情不错，还可能真的给你解决了。

    如果有外面的人插手维权，记者、律师、NGO组织什么的，领导 也很头痛，但外面的人遏制起来难度比较大，所以尽管头痛，也往往无 可奈何。

    一般来讲，单位领导最讨厌也最痛恨的是内部不相千的人出头说 话，就像唐晓东这样，当年有些工人未签劳动合同，没给加班费，在企 业领导看来，干卿底事，要你这个工会主席出头？而且还把事情闹到外 面都知道，不仅让企业损失了钱，而且损失了面子。这种事，无论哪个 单位、企业事业，领导都烦，烦透了。单位有单位的伦理，这是一个研究企业文化的人都知道但却不能点破的事实。在所谓单位伦理中，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不能容忍害群之马。

    所谓害群之马，不是指那些在业务上给单位造成巨大损害者，甚至 也不是那些贪污受贿、损公肥私之辈，一般专指那种替人出头、跟领导 为难的人。在古代，作为亲民之官的县令，最痛恨的人就是替人打官司 的“讼棍”，还有那些替民众说话的民间精英，或早或晚，都要找茬给 收拾了，收拾不了，在他们看来，就是隐患。

    一个工会主席，为自己的会员维权，看起来理所应当。但是，这种 事情，在中国一向都行不大通，替工人维权，就等于站在了企业的对立 面，企业自然不能容忍。这种事，如果私下里暗中交涉，也许企业还可 以容许，但是像唐晓东这样公开发文，在企业看来，等于内部人反叛， 因为尽管唐是工会主席，在企业看来，也是自己的员工。

    虽然说，在理论上工会是为工人说话的组织，但落实在具体的单位 里，每个工会都是单位领导的一个辅助组织，做点福利和娱乐活动还可 以，帮助领导解决困难更好，但如果替内部员工维权，就大逆不道了。

    说白了，单位是不大能够允许自己内部出现员工自己的组织的， 那岂不等于出现了另一个权力中心？只要有人犯了此禁忌，那就等于 是所有单位的领导的公敌，走遍天下，也别想有人会接纳他。只有这 样，才能维持单位的“安定团结”，将任何来自下面的挑战，都消灭 在萌芽里。单位里的个人维杈，成不了气候，而别人帮忙又被严惩， 因此，天下太平。

    有人示威请愿，社会才正常

    北京市指定奥运期间的游行示威区域，规定想要游行示威表达意见 的人，可以申请在儿个特定地点游行示威。这些区域中，像日坛公园和 紫竹院公园，都处于市区中心地带，有关部门表示，只要通过合法手续 枇准的游行集会示威活动，都可以在这些地点进行。不像游行集会示威 法刚通过那阵，偶然有个游行，还被安排到大老远的郊区去。

    在任何社会，政府做得再好，公众也不可能完全没有怨气，必须 有个合法的发泄渠道，否则就会在地下聚集，聚集到一定程度再爆发 出来，所造成的破坏，是所有人都不乐意见到的。这些年来，群体性 事件频发，几乎每个事件，都照例有防堵压服的过程。更何况，现在 已经是21世纪，民主已经是世界的潮流，一味地防堵，不仅无效，而 且后果严重。

    事实上，即使在古代，那种完全协调一致的秩序，也只能出现在一 定的时间段或者小范围内，而且往往是靠高压强力维持的。人有嘴，除 了吃饭，就是要说话的，众口难调不只是讲烹调，而且也是说治国，治 大国若烹小鲜，治国者即使做得再好，也一样有人说不好，因为不合他的口味。

    人有话要讲，就得让他讲出来，靠髙压，靠防堵，可以得逞于一 时，时间一长，就有大麻烦。人是有理性的，只要允许人们自由讨论， 那些不合情理的意见，不会有很多人去迎合。换言之，一个正常的社 会，必然要有杂音，没有任何杂音的地方，只有坟场。

    但愿，北京这样的安排，在奥运开完之后，还能继续下去，成为一 种常设机制。

    阎王生病小鬼吃药

    “两高”出台司法意见，说是对医生教师利用职务之便收受回扣 者，以商业贿赂罪论处。的确，是有不少的医生和教师，借职务之便， 比如幵特别药方，或者购买特别的教学用品，比如影响学生定购教辅材 料，吃回扣，影响很坏，该整。

    不过，在我的印象里，这两个行业吃回扣的人，大头绝非一般的教 师和医生，而是若辈中有杈有势者。医生至少是科主任，教师至少得是 教研室主任或者年级组长，大学里至少得是院长、副院长，直接负责单 位采购的单位首长才是某些商家主攻的对象。

    说到底，无论拿大头的医官学官，吃小头揩油的医生和教师，能 够这样肆无忌惮地吃贿赂，占学生和患者的便宜，最大的根源是结构性 的。无庸讳言，我们现在的医院和学校，还是垄断性的，公立医院和学 校占据了最大的医疗和教学资源，少量开放的民营成分，还仅仅限于拾 遗补阙的位置，只能靠低端的特殊病治疗（很多都是蒙人的）和职业教 育来维持。老百姓生了病，别无选择，只能去公立医院，由于医患之间 信息的完全不对称，也只能听任医院摆布。公立医院“以药养医”的痼 疾，固然有政府投入不够的原因，但是在目前情况下，即使政府加大了 投入，医院也未必就会停止“以药养医”行为，因为毕竟这里面的利益 足够大，而医院的垄断地位，就是可以方便地让药厂通过勾结院方乃至 医生，结成联盟欺诈患者。同理，学生和家长，在学校里也处于不得不 接受侵害的弱势地位，无论教师和学官怎么做，他们多数人的理性选 择，都会让他们选择接受而非反抗，因为别无选择。尤其那些重点中学 以及有点名气的公立大学，店大欺客，你不来有人来，你不来，只好选 择出国，但出国受教育，绝非一般老百姓所能承担得了的。

    中国教育和医疗界的问题，很多人都认为事情出在产业化和市场化 上，其实未必。现在这两个行业所谓的产业化和市场化，仅仅体现在收 费上，关键的部分，根本没有放开，如果这也算产业化和市场化的话， 仅仅是一种官家垄断的产业化和市场化，谁都知道，这是一种最糟糕的 状态，兼有市场和计划经济之恶，却没有两者的好处。

    这样两个公益性很强的行业，我也不主张全行业市场化。在开放行 业的同时，国家或者特定的慈善机构，必须保持一定数量的非营利性的 医院和学校，维持一个平衡。就像民国时期的大学一样，国立、私立和 教会大学并立，这样才能办好。

    像这种揩油性的普遍犯罪，要想监管起来，难度很大，俗话说“法 不责众”，因为责众则司法成本太高。作为政府，首先要解决的是结构 性问题，而非显露出来的表皮病状；作为司法机关，最应该着意治理的 是这些行业违法犯罪的大头，这样才能杀一儆百。阐王生病，小鬼也 病，但仅仅给小鬼吃药，无济于事。

    风水建筑与风水政务

    大学的风水教授到处讲风水，据风水教授说，很多西方的都市，巴 黎、维也纳、莫斯科，都是按风水的原理建的。有的大学还开设了风水 课，也许过不了多久，大学就该招风水学博士生了，成批地向社会推出 风水大师。

    不过，社会似乎等不及大学的人才输送，许多有传承和没传承的风 水大师早就挂出招牌，上市营业了。这些过去被称为“封建迷信”的玩 意，偏偏我们的许多官员就喜欢。按风水大师的建议，修私宅者有之， 建办公楼者有之，修路架桥者有之，现在又传出河南桐柏县，在豪华的 县政府大楼前面的广场上，修了一些莫名其妙的风水建筑；聚宝盆、龙 柱、龙眼、怪兽，还有一个巨大但超级丑陋的牌坊，看上去很像某些陵 园的大门，因此当地百姓戏称之为陵园门。

    很多的官场流言，无论多么荒诞不经，好像都跟风水有关，什么办 公楼某个大门开得不对，什么办公楼大门对着的哪条路属于穿心箭，什 么楼后面没有遮挡，官气外泄，说要再升官，就得修条什么样的路架个 什么样的桥，等等，凡是某个地方的官员升迁慢了点，某个地方官员落马的比较多一点，这样的流言就会不胫而走，传得神乎其神。于是我们 看到，在这些地方，还真就出现了按照风水师指点的政务操作，路不好 扒掉重修，没有遮拦就加盖建筑，甚至专门修路架桥，包括桐柏县千奇 百怪的专门的风水建筑，都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我们这个无神论者共产党 人领导的土地上。风水建筑，变成了风水政务。

    不消说，但凡风水建筑，都是没有实际用处的建筑，劳民伤财，只是 为了给某些官员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心理安慰。虽然很多地方（包括桐柏 县），尽管是国家级贫困县，都在大兴土木，建设超级超标准的办公楼， 但办公楼尽管超标，总还算是办公楼，虽然一个人占几间乃至十几间办公 室不太合适，但总可以牵强地说是有公务用途，但是风水建筑呢？

    无论从哪个方面说，这些风水建筑，都跟现实的中国政治和意识形 态根本抵触，而且这些建筑背后，往往隐藏着种种的不法和违规，但是 它们居然就这样耸立起来了，不遮不掩，带着炫耀和骄傲。说明这些操 作风水政务的官员其实什么都不怕，对他们来说，这样做，不仅没有什 么不对，而且还可能是政绩。

    民间信贷的出事

    阜阳这个地方出故事，银行这个行业也出故事，这样两个出故事的 地方加在一起，本身就意味着新闻。

    报载，中国农业银行阜阳分行腾达支行的行长李群，涉嫌办理非法 民间借贷，巨额借款无法偿还，惹出事来，大批群众聚集农行门口索要 借款，而李群自己则投案自首，留下了 1.65亿元的窟窿。

    阜阳农行的故事，是个改革以来的老话题，即所谓的民间非法集资 或者说民间信贷出事。

    由于中国金融业髙度的国家垄断，民间企业融资困难，因此，民间 的信贷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由于金融业改革速度过慢，民间信贷 广泛存在，国家既打击不了，又无力将之纳入管理系统，长期处于非法 生存状态，导致民间借贷很容易失控，流于犯罪的境地。阜阳农行李群 的民间借贷业务，从1989年就开始了，在近20年的过程中，相信至少有 一段时间，还是能够维持运转的，许多官员也投身其中，甚至有位局长 借款4000万元，姑且不论来源正当与否，至少说明，在一段时间内，李 群的事业，还是得到人们信任的。但是，跟许多类似的业务一样，由于 长期在体制外非法生存，全然处在没有监管的条件下，运行久了，就难 免出事，疯狂地提高借款利率，达到一个老鼠会的境界，靠借新债还旧 债，最终崩盘。

    但是，李群事件的特殊性，在于整个非法的民间信贷过程之所以 成立，在阜阳这个市场经济并不发达的地方，是靠李群作为银行工作人 员的身份甚至腾达支行的公章作为信誉保证，而李群一家的官员背景， 也无形中为这种非法借贷背了书。换言之，大量民间借款之所以能够发 生，是基于国家银行和政府官员的公信力。

    但在实际上，政府也好，国家银行也好，并没有参与这个过程， 更不用说开出信誉证明了。这种所谓的信誉证明，仅仅是因为李群这个 人，以及她个人的违规非法行为，才导致了借款人的误解。

    我们看到，在中国前现代的钱庄时代，借贷的信誉也是建立在个人 和家族基础上的，跟李群的状况类似，只是未必有像李群那样的官员背 景和国家银行背景。如果不出事，也许我们研究民间信贷的人，还可能 把李群的个案作为一种成功范例来谈，可是，出事了，一切都变了。

    当然，我们可以追究李群个人的违规和违法，也可以顺藤摸瓜，抓 出一批贪官来，现在最严峻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的民间信贷，既然存 在持续不断的需求，却始终不能走上正轨，连续几十年都处于既无法有 效取缔也无法浮出水面的尴尬境地？在这样的境地中，经营民间信贷的 人，其道德操守和经营的条件，却又远不如当年的钱庄，若想经营不出 事，真是太悬了，太不靠谱了。

    而且只要这种民间借贷经营出事，多半都有政府官员涉足其中，不是经营者自己有官方背景，就是官员大幅度介入借贷过程，一旦出 事，血本无归的群众，首先把矛头指向政府，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群体性事件。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我们的金融体现的制度性扭曲，也看到了政府 在事件中的制度性失效。20年的民间借贷，早就不是一个地下活动了， 估计早已成为当地公幵的秘密。既然属于非法，但官员却要介入，上级 银行也睁只眼闭只眼。民间借贷由于需求强大，制止无着，但为什么这 么长的时间，明知民间借贷长期存在，连银行的行长都在操办，金融业 的改革却迟迟春风不度，听任一个事件接一个事件发生？

    马崽负责制

    辽宁大学副校长第一署名的文章，被证实抄袭，但辽大官方调查的 结果，却说责任在第二作者，副校长仅仅是为了帮助第二作者发表论文 才署的名。不仅没有责任9而且助人为乐，不仅劳驾署上自己的大名排 在前，而且据说还帮忙修改了论文。

    这篇发表在据说是中国目前最顶级的学术杂志之一的《哲学研究》 上的论文，有80%是抄袭的，两个署名作者，无论具体是谁动手杪袭 的，在外人看来都无所谓，只要署了名，享受了相应的好处，就得为此 负责，第一署名者的责任理应更大。如果那位副校长，大牌教授，明明 知道自己没有贡献，或者贡献很小（即使按辽大的说法，副校长做了修 改，看来也改得有限，还是有八成的抄袭成分），却要署名，而且第一 署名，在我看来，这样做的问题更严重，明显属于学术侵占，比抄袭还 要恶劣，标准的学术腐败。

    这些年来，这样的事情似乎很多。很多学术文章都是联合署名，排 在第一的照例是学术大佬或者导师，操刀者大抵是排在后面的人。很多 课题也是如此，负责人基本不干活，干活的都是学生。但是，一旦出了 事，涉及抄袭，苦主打上门来，学校査实的结果，都是让排在后面的学 生顶缸。好似贼伙作案，事发，马崽出头顶罪，贼头什么事也没有。

    偷窃已经发生，具体谁下的手，是偷者内部的事情，在外人看来， 按学术规则，谁署名谁负责，第一署名首要负责。

    当然，中国学术有自己的国情，确实有很大的可能，是学生抄的， 但副校长既然把自己的大名署在了前面，这样做，像我前面讲的，就是 非法学术侵占，属于学术腐败。这样一来，实际上副校长大人等于有了 两种过错，一是涉嫌偷窃，二是涉嫌学术腐败，罪过比那位亲自动手的 学生要大。

    辽宁大学怎么可以在第一时间就把自己的副校长开脱得干干净净， 甚至暗示他是在学雷锋做好事呢？如果各个大学都这样处理，难怪类似 事件层出不穷。前面浙大刚刚开脱了院士院长，现在辽大又开脱了副校 长，看来即使在学界，有官衔的和没官衔的，境界差距就是大，有官衔 的，犯了错也是无心之失，甚至是助人为乐，好心办了坏事，没官衔 的，命里注定就是坏胚子，做了坏事，还要拉领导下水。想起当年“文 革”的时候，革命干部跟某些出身不好的女青年出事了，到底是强奸还 是通奸还说不清，但处理的结果必然是说女青年拉革命干部下水。

    教育行政与教育监督

    在一个有关教育的会议上，教育部教育质量监测中心的一位负责人 从自己业务的角度指出，现在教育系统的问题之一是教育行政和教育监 督合？一，教学督导部门，仅仅是教育行政部门下属的一个机构，即使这 样一个机构，里面的工作人员，大多还是兼职的，既不专业，也缺乏权 限，经费不足，所谓的督导，往往流于形式。（据2009年6月29日《新 京报》）她呼吁应该建立独立于教胄部的国家督导机构。

    教育部官员的发言，当时让我感到有些高兴。

    教育系统跟其他部门一样，纪检监督部门很多，纪检监察加上教 学督导，应有尽有。其中针对教学质量的专门监察督导部门，设置时间 相当早，从中央到地方，也算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只是这个体系用处不 大，督学只是一个闲差。前些时候，教育部开展大规模本科教学评估， 还得另起炉灶，另组人马搞。事实上，但凡教育行政部门需要开展检查 督促工作了，一般都是另起炉灶，临时组团，没有人理会督导部门。这 个教学监督部门连起码的功能都不具备。

    但这些年来，有关教学和办学方面的监督检查相当多，不仅名目繁多，而且次数频繁。以大学为例，不仅有本科评估，还有研究生教育评 估、博士点评估、重点学科评估、重点研究基地评估，甚至党建、工会 都有定期的检查和评比。从学校到学院再到系里各级领导，为了应付评 估评比检查，简直是疲于奔命，连教授都被波及，需要填各种各样的表 格，以至于自嘲为“填表教授”。

    这样的监督检查，无论什么名目，性质都是一样的，都属于教育行 政部门对教学部门的监督检查，上级对下级的检查，即后方对前线的检 查，几乎一律没有什么效果。以本科评估为例，耗时几年，劳民伤财的 大检查，结果80%以上是优，余下的基本是良，只有绝少几个高职院校 是及格。这样的评估，绝大多数的结果，在事先就能定下来。

    将已有的教学监督机构闲置，然后另起炉灶，频繁监督检查，这 就是目前教育系统监督的现状。这样的监督检查，目的不在检查督促改 进，也不在惩罚后进，仅仅增加了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让它们实际上 变成了全国学校的直接领导，从而使全国的教育系统形成了一个自给自 足、自我评功的封闭体系。

    现在，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员自己站出来说要打破这个封闭的体系， 建立体制外的监督机构，是大好事。而且这个建议，让现有的国家督导 部门独立出来，也可以减少机构设置的重复。

    仅仅走到这一步是不够的，整个教育系统应该处于民众监督之下， 处于人民代表和媒体的监督之下。教育行政部门更应该切实实行政务公 开，让自己的资金流向、人事任免以及行政过程，统统变成可以检查的 程序，公之于众，接受学生、学生家长和教师的检查质询。

    中国的医改和教改，应该对教会开门

    2009年，医改方案已经出台，教改方案也正在酝酿。从某种意义上 说，医改和教改，关系到中国能否迈过社会保障这个关键的坎。

    中国的教改和医改，并非始于今日，相应的改革很早就已经开始 了。此前的改革，实际上是沿着经济改革的路径，在教育和医疗领域引 入了市场机制。不仅公立学校和医院，要按市场规律办事，而且也小范 围地开放民营事业进来，有了民营医院和学校。可是，两个改革最让人 诟病的，怡恰就是这种市场引入。

    前些年的医改和教改市场引入，存在很大的扭曲，本质上是形成了 某种国家垄断性的医疗和教育产业，两个市场都是扭曲的市场，现在医 疗和教育领域弥漫着唯利是图的气氛。

    但是，不得不承认，即使这两个领域完全对民营开放，形成充分的 市场，医院和学校也未必就会真的不那么唯利是图，至少，在当下的民 营的医院和学校里，我们看到的情形并不理想。

    医疗和教育不同于一般经济领域，不可以全部交由市场办理。同时 也不完全等同于慈善事业，不具有完全的公益性。一方面，它们具有较 强的公益性，不可能完全市场化；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交易 对价特性，其服务可以购买。

    一般来说，现代发达国家，出于社会保障的考虑，往往强调其公益 性，将教育和医疗服务作为公共产品来由国家提供，但即便如此，一般也 是提供基本的教育和医疗保障，社会还是存在市场化的私立医院和学校。

    中国是个正在起步的发展中国家，不消说学北欧的髙福利国家， 就是像美国这样公认福利较差的国家，也学不来。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 里，国家根本无法实现有效的公益性的医疗和教育覆盖，如果强行实行 之，就会跟改革前和当今印度的状况近似，形成一种有名无实的公费医 疗和教育。

    因此，中国的医改和教改，保持一定程度的市场化因素，是必需 的。但是，市场必须加以制约，其制约因素如果仅仅是国家的福利，远 远不够，有必要引进其他因素。

    其实，中国新式的医疗和教育，最早的引进者都是教会（包括天 主教和新教）。在鸦片战争中国教禁开放之后，来华传教的传教士，很 多都是医生，甚至在鸦片战争前，这样的医生就已经在广东、福建出现 了，给林则徐治过疝气的美国医生伯驾，就是一个传教士医生。中国的 西医基本发端于教会，西医教育，无论协和、湘雅、华西，都是教会办 的，也各自形成了自己的医院体系。

    至于西式学校，几乎是跟各地教会同步兴起，有教会的地方，差 不多都有学校。中国最早的大学，也是教会办的，圣约翰大学，兴办于 1879年，1892年开设大学课程，震旦公学，1903年兴办，1917年升格为

    大学。而国立京师大学堂说是1898年开办，实际运作则是1903年后的事 情了。实际上，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兴办的学堂，无论大中小，都在 明里暗里跟教会学校学。民国时期教会的大学虽然数量不多，学生比例 也不高（占全部在校大学生的15%左右〉，但几乎所有的教会大学都是 名校，北方的燕京、辅仁、协和，东部的圣约翰、金陵、东吴，南方的 岭南，中西部的华中和华西以及湘雅，几乎个个都可以跟国立的清华、 北大、私立的南开和厦门大学相媲美。在“五四”以后，教会大学的宗 教色彩也逐步褪去，国立、私立和教会大学三足鼎立，相互竞争，才创 造出民国大学的辉煌。

    虽然教会办医院和学校，最初的动机，也许是为了吸引人们入教，实 现所谓的“中华归主”，但是毕竟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的新式医疗和教育 事业的发展，也为中国的老百姓谋了福利。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也逐渐 减少了宗教和神学色彩，趋于世俗化。尽管如此，却始终保持了它们的慈 善性和公益性，教会医院和学校，幵始的时候不收费，后来局面打开，开 始收费，但医院依然有针对贫苦人的慈善门诊，有慈善性的医疗服务。学 校也是如此，对于学业优良的贫寒子弟，始终都敞开大门。

    教会的医疗、教育这种与生俱来的公益性，对于公立和私立教育、 医疗事业，始终是一种压力，一种竞争性的压力，可以制约着公营事业 不那么官僚化，更可以制约着私营事业不那么唯利是图。从这个意义上 讲，现在中国的医改和教改，把这两个领域对教会开放，会起到同样的 作用，对国家和民众，都是利大于弊的好事。

    现在这两个领域不能对教会开放的原因，是由于意识形态，但是， 教会在中国的发展，一日千里，许多地方，不说教堂林立，也差不太 多。既然教堂的存在已经无法遏制，那么，人为地禁止教会进入公益事 业，还有什么必要呢？清末和民国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教会的存在， 尤其是在公益事业的存在，对国家安全并没有什么妨碍，当年尚且如 此，那么在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后意识形态的今天，这样的担忧，就更没 有必要了。

    挖坑的只管挖，埋土的只管埋

    据报道，中国小学生人数，自1995年以来逐年下降，“已由1995年 的13195.15万人逐年减少到去年的10331.51万人。如果按照这个趋势， 今年小学生在校生可能在10000万人以下”，也就是说，13年来已经减 少了3000万人左右。而同期，在校大学生数量却在逐年增加，只有去 年略有减少。而研究生数量，则从1990年的3万人左右，激增到去年的 44.64万人，增长近14倍。（据2009年7月21日《新京报》)

    早几年就有人报警，说是小学生数量逐年下降，中国急刹车递减式 人口政策，应该改一改了。可是，计生部门却不肯。在他们看来，中国 计划生育的形势依然严峻，人口数量必须严加控制。他们的数字，跟教 育部门的数字，居然不一样。但是，教育部门显然没有必要瞒报，学生 数量减少，对他们有什么好处？什么好处都没有。可是计生部门说人口 的增加，却可以带来诸多的好处，国家重视，人员编制、经费上都会增 加。因此，教育部门的数字，从利害相关上，显然要可信得多。

    但是，教育部门也有教育部门的问题。即使小学生逐年减少，那么 意味着中学生也在减少。何以在中学生连年减少的情况下，大学却要逐 年扩招，而且大幅度扩招，研究生更是扩招？显然，这样的扩招，对于 教育部门有利，一出政缋，二添经费。

    目前，中国政府的各个部门，就像一个笑话说的那样，三人栽树， 一人挖坑，一人放树苗，一个埋土，结果放树苗的不在，挖的只管挖， 埋的依旧埋，两人忙了半天，什么效益都没有。计生部门只管控制人 P，坚持一对夫妻一个孩，几十年急刹车，刹车刹得越急，自己的机 构膨胀得越快，经费越充裕。儿童逐年减少，少了3000万，只剩下一个 亿，依然急刹车。而教育部门也明知道人口在减少，中小学生锐减，但 部门的重点事业大学，却只能扩招，不能缩减，不仅大学扩招，而 且全国竞办研究型大学，因此研究生增加幅度更大，害得研究生一毕 业，就找不到工作。

    人口减少还要厉行人口政策急刹车，必然会导致若千年后，中国适 龄劳动力锐减，人口老龄化提早到来，整体上危及中国的发展。而在中 小学生减少情况下的髙校大跃进，则极大地降低了大学的教育质量，从 根本上促进了教育部门宫僚化和行政化的发展，从根本上毁坏了中国的 教育。从哪个方面说，都有百害而无一利。

    不能不说，中国已经形成了部门利益当先的行政格局。？一事当前， 首先考虑部门利益，有利则上，无利则退。只要对部门有利，哪怕事情 做了之后山崩地裂，也在所不惜。为了扩大部门的利益，甚至不惜扭曲 信息，谎报军情。有的时候，明明是为了解决某个难题而设置的临时部 门，但只要部门问世了，那么这个难题也就甭想解决了，因为一旦难题 解决，部门编制就没有了，经费也没有了。

    学历达标的运动式疯狂

    重庆市人社局等部门下发文件，到2012年年底，对全市35岁以下未 取得国民教育大专以上学历，又没有在校学习或者补习的在职公务员、 专业技术人员和职员，将视为不能完成工作任务予以辞退(聘)处理。为 了解决这些学历不达标的公务员的学历问题，各级政府机关和事业单 位，将安排这些人分期参加学习，采取业余(半脱产)、函授和成人远程 教育三种形式，学费由财政资助，在读期间保留职务。（据2009年8月 11日华龙网）

    1949年以来，中国曾经经历过轻视知识、以大老粗为荣的时代。改 革开放以后，这种错误倾向得到了纠正，但近年以来，却又滑向另一个 极端——唯学历主义。不仅设置学历门槛，非达到门槛者一概不取，而 且公务员的学历要求越来越高，很多高中生就可以胜任的岗位，居然非 硕士、博士不取。似乎政府机关里充满了高学历的硕士和博士，机关工 作就知识化、现代化了。

    对公务员有一定的学历要求，无疑是合理的。此番重庆的学历 达标，似乎也不算髙，仅仅要求国民教育的大专层次。毕竟，一定国 民教育的学历证明，在目前算是受过髙等教育的一个证明。但是，任 何一种岗位，最合适的胜任指标，都是能力和素质。跟能力和素质相 比，学历仅仅是一个外在的证明。这样的证明，在任何一个单位，包 括企业，录用人员的时候，都只是参考而已。如果一个人能力超群， 即使没有学历，也可以录用。在社会诚信指数比较髙的发达国家，对 学历的态度尚且如此，如果今天的中国录用人员唯学历是取，就是荒 唐了。

    眼下的学历，是不能轻信的。漫说国民教育的业余、函授和成人远 程教育形式，就是全脱产的大学教育，掺水的也相当多。研究生（包括 硕士和博士）教育，弄虚作假者大有人在。就本人所在的大学，全日制 的博士研究生，混出去的绝对不止一个两个，有的博士生连起码的常识 都没有。至于学校的业余、函授和成人远程教育，知情人都知道，早就 变成了一种挣钱的工具，说它是垃圾一点都不为过。

    让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和职员，花纳税人的钱，投到 这种教育形式中，突击解决学历问题，当然立竿见影，学历肯定都能解 决，但有什么用呢？公务员们的能力和素质能得到提高吗？不能。不信 可以试等重庆这番学历突击完成后，随便抽查几个人，只查他们所 学课程最简单、最基本的常识即可。

    这样的行政秀，居然堂而皇之地由纳税人埋单。出钱的老百姓能不 能问一声：宫员获取文凭的学习，文凭自家拿了，凭什么要由政府财政 出钱？如果这样做是合理的话，那么每个新进入公务员队伍的大学生， 其学费是不是也应该由政府报销呢？进一步说，政府的人学习可以由财政支出，那么其他行业的人呢？财政的钱，都是纳税人的血汗，凭什么 说花就花了？更何况，这个钱，花得一点都不值。

    我们中国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做什么事都喜欢采用运动的方 式，限时定期完成。种树、修路、反腐败，连学历达标，也要一窝蜂。 估计如此这番动作之后，用不了多久，根本无需到2012年，顶多两年， 就一切搞定。有关学校挣到了银子，公务员拿到了文凭，皆大欢喜。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就我个人的体验来说，这话还是有道理 的。一个单位里，大家私下议论起来，哪个人有本事，哪个人不行，哪 个人只是卖嘴，走上层路线，甚至于哪个领导如何，能干不能千，贪还 是不贪，或者比较不贪，基本上一清二楚，比美国最牛的民意调查机构 的数字还准。可是，这些只是私下的意见，是只有进到某个圈子里才能 听到的意见，如果一旦到了公开的环节，事情就变了。

    领导到基层做调查研究了，开座谈会，明明私下里意见一堆的群 众，到这时候，一下子都规矩了起来，大家说的，净是领导想听和爱 听的，稍微有点不一样的声音，也大多无关痛痒，于是主持者总结，领 导讲话，圆满结束。许多年前，我在一个很小的学校教书，某年不知怎 么就被选成了教代会的代表，在讨论校长报告的时候，大家议论纷纷， 意见大极了，可是轮到表决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把手髙髙举起，表示赞 成，只有我一个人投反对票，在黑压压的一群人中，只有一只手，从来 不知道害怕的我，感觉到了压力。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群众变成了两面人，只要不是活不下 去了，决不在公开场合说实话，成了一种金科玉律，所有的人，包括刚 出校门的学生，都无师自通地遵行着。

    其实不是所有的领导只要听好听的，他们有时候也需要听一点“建 设性意见”，他们也是人，也知道自己的施政未必十全十美，也需要下 面的人提个醒，也好弥补缺陷。但是可惜的是他们听不到，听到的只是 赞美，如果真的要提意见，最多不过是太不注意身体之类马屁性批评。 久而久之，领导习惯了自己的正确，如果地位足够高，还会习惯自己的 英明伟大。

    当然，群众害怕，害怕领导打击报复，害怕领导给穿小鞋，害怕 领导不高兴，领导一不髙兴，什么危险的事情都可能发生，所以，咱还 是算了吧。尽管，现在已经没有了批斗大会，没有了群众专政，而且也 早不是一个单位定终身，可以人员流转，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但 是，大家还是怕。只是怕的同时，意见还特别多，绝不肯学金人三缄其 口，于是我们的世界就变成了私下怨气冲天，明面里风平浪静、形势一 片大好的局面。只不过，私下里的怨气，有时候也会变成一封又一封的 匿名信，或者更加险恶的玩意，让领导时不时地陷于麻烦中。

    雪亮的眼睛，对于个人的利害极其敏感，但却往往被眼前的东西缭 花了眼，所有的人，只看见眼前的丁点蝇头小利，为了这点小利，可以 不顾是非，不问善恶，只要需要，立即可以把亲朋好友扔到火里去，只 要眼前有好处可以捞，哪怕吃下去的是未来的毒药，也照呑不误。只是 所有的倾轧拆台，都在当面恭维的烟幕下进行，害得每个人每天都得琢 磨别人对他讲的话的真实意义，会错意的时候，笑话也就出来了。

    显然，这样的群众，也是领导喜欢的。虽然匿名信之类的麻烦会有 点，但这些人比较容易操纵和控制，因为这样的人群，群众最容易斗群 众。有好事的时候，虽然大家都知道单位里哪些人真的有本事，而且出力 最多，但遇到好事，需要评选的时候，即使让群众投票，无风险的不记名 投票，大家也未必能把该选的人选出来。群众的眼睛虽然是雪亮的，但群 众的选择却是由肚子里那点意气决定的，越是表现突出的人，大家对他的 气很可能越多。在学校里，学生当然也都知道哪个老师最有水平，但每年 学生匿名给老师打分，并不见得那些学问大而且认真的教师分才高r因为 有相当多的学生不喜欢这些老师的严格。领导总能让他希望得到的人得到 某些看起来很光彩的东西（包括他自己），于是领导的“工作”就起作用 了，用不着费太多的精力，几个暗示，一点说服，多半可以大功告成。同 理，碰到麻烦的时候，也容易化解，每当领导伤及了面比较大的群众利益 的时候，往往三拳两脚，就分化瓦解，四散东西。在单位体制下，只要不 是让大伙一起下岗，就闹不起什么群体性事件。

    我经常担心，这样的群众，这样的文化，如果有一天真的要能普选 了，选出来的会是些什么人。

    群众的眼睛虽然雪亮，但雪亮的眼睛却是高度近视，奈何？

    集体下棋与民主制度

    旅美华人学者萧公杈在回忆录里提到，他1930年代在清华教书的时 候，同事们有个集体下棋的爱好。凡是集体下棋，奉行的原则不是观棋不 语，而是观棋必语真君子。只要有人对弈，围观的人自然分成两拨，群起 支招。大家都是熟得不能再熟的同事和朋友，前来助拳，无论高低，对弈 者都只好受着。结果对弈从两人世界的单挑，变成集体对抗行为。

    集体下棋，效率多半高不了，因为每一步都会有集体讨论，争个没 完，达成协议，才能落子，好在对方也遵循规矩，一人一步，断然不会 一个人连走两步，所以棋局进行虽然慢点，大抵能够终局。

    这种集体下棋，拿棋子的人手高手低其实关系不大，反正背后有一 堆人出主意，特别臭的棋一般是下不出手的，大家七嘴八舌，争够了， 棋才下出来，虽然未必有多髙，但多半是支招者的集体智慧的结果，一 般来说，漏招、勺子或者明显看错的事，不大可能出来。但反过来，特 别髙明的招数，可能也没有，因为支招者众，意见往往难以统一，最后 的结论，往往是妥协的结果，比如一步祺有上、中、下三策，最后落实 到棋盘上的，往往是中策。

    对弈者想要乾纲独断，自己当回家，不听群众意见，多半行不通， 因为众目睽睽之下，力排众议，走自己的路，是走不了的，因为大家一 定拉你回来，不回来也不行。要想不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弃权不下 了，换人。

    最有意思的是，下棋总免不了有输赢，只要有输赢，输的一方支招 者必然埋怨弈者，即便这个弈者不过是傀儡，输棋的责任也都赖他，观 战支招的没有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的时候。如果再战，大家肯定一致决 议换人，只要被换掉，成了观战者，那么就马上拥有批评弈者的权利， 指手划脚，显示高明。

    这种集体下祺，其实很像民主政治，而且是相当成熟的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效率不髙，遭逢战争特别明显，人家突然袭击了，这边反 应过来，亏已经吃大了，因此两次世界大战，民主国家在开始的时候， 往往占下风，有的前线国家，往往来不及好好应对，就被打败了，比如 二战时的法国。好在一旦反应过来，民主政治由于公民参与度高，资源 动员能量很髙，因此显得后劲十足，往往可以凭实力压倒对方。

    民主政治出错、尤其是出大错的几率不髙，但奇招险招也别想问 世，拿出的决策，往往中等偏上者居多。战争时期也是如此，民主国 家往往跟对手拼实力，作战不追求奇迹，等待对手出错，一点点取得优 势，在平淡无奇中获得最后的胜利。

    民主国家的领袖，个人才智往往不起决定性的作用，才高八斗者未 必发挥得出来，才具平平者也能安享大位，只要他是选举选上来的，就 一切0K。和平时期，往往不是那些真有智慧的人能够胜选，才具平平之辈，只要背后有大财团支持，选举策略运用得好，胜选概率反倒髙。 从某种意义上说，由于制度的制约，个人才能对于国家治理，作用不是 一点没有，但相对来说不是那么至关重要。相反，真正能施展个人才华 的舞台，倒是那些威权国家，只要在这种国家，政治往往会带上领导者 个人的色彩，才高者往往纵横捭阖，飞龙走凤，时有神来之笔，愚蠢者 则刻板僵化，墨守成规，怎么看怎么让人闷气。但是，在威杈体制下， 恰是才髙者容易犯错误，而且犯了错误，就难以纠正，一条道走到黑。 当年的苏联人看我们的大跃进时的政治，说当时的中国就像被一个酒醉 的司机幵上了悬崖边上山路的公共汽车，但是却没有乘客能够制止这个 司机。

    说到底，民主政治，就是一个不大容易犯错误尤其是犯大错误，即 使犯了错误也容易被纠正的政治。

    当然，民主政治也是一个对领袖比较无情的政治，只要输了，不管 实际是谁的责任，领导者都要背着。选民断然不会自责，说自己愚蠢， 所选非人，议会也不会自责当初乱千预，只要出了问题，领袖只有一条 路好走，夹起皮包走人。

    最后，政治毕竟不是下棋，不可能全民都来支招，只能选出一些 职业政治家，让他们来专业支招出主意，其他的人远远地看挂盘讲解就 是（往往不看的人居多）。民主政治选出的支招的人，必须得懂棋，懂 得游戏规则，而且遵行规则，如果完全是外行，不懂规矩，那么集体下 棋，就会变成集体斗殴。因此，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必须有相应的公 民文化，老百姓和政客，都得会讨论才行。

    又见万民伞

    现在又有人给离任的官员送万民伞了，听着都新鲜。不过，从照 片上看，送行的人手里，不仅有伞而且有锦旗、匾，还有一个大大的橫 幅，可以说是一个古今杂糅的仪式，大有推陈出新的意思。只是感觉送 行的人少了点，精美鲜亮的旗、匾、横幅和伞似乎比人还多。

    在我的记忆里，万民伞这玩意，绝对属于大清时代的事儿。那时 候，但凡县令老爷离任，都得有万民伞，伞越多越有光彩。有伞，说明 此大老爷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给老百姓遮风挡雨的伞。官声好的， 绅民主动送，官声不好的，也得送，不送人家就不走，赖在县衙里不办 交代，新官没法子接任，于是就带头劝当地乡绅，咬牙也得送。不过， 这种赖伞的事，都出现在平迁或者撤任的情况下，如果产房传喜报—— 人家升了，那么一般是没人有胆子不送伞的，即使在任时民怨沸腾也得 送，大家心里嘀咕，就当送盧神好了。

    送伞仪式后来升级了，不仅送伞，伞的质量、数量都要有讲究， 而且送的时候，要装模作样找若干人“卧辙”，就是躺在路上不起来， 不让我们好官走。在历史上，有少数清官离任的候，还真的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车还真的就走不了，极个别的还真的就接着做下去了。但 是，清官总是不那么多，更多的时候，卧辙无非装装样子，甚至实际上 不过是官员自己花钱雇的人，做做戏给人看，尤其是给上司看，表明自 家的宫声还不错。

    古代的地方官，一是所谓民之父母，二是所谓牧民之官。作为前 者，是说老百姓是官老爷的儿子，听起来很亲切，连累现在很多地方官依 然自称父母宫，其实古代社会的儿子远没有今天好当，老子不髙兴，无论 儿子有没有过错，老子说声忤逆，儿子就是死罪。老子打儿子，虽说孔夫 子说过，小杖则受，大杖则走，但真要是走了，老子追过来跌个跟头跌死 跌伤，儿子也是死罪，这样的事在清朝的案卷里层出不穷。因此，所谓民 之父母，要的无非是那个基于伦理的绝对杈威I +至于牧民之官，老百姓的 待遇就更差，干脆就是牛羊，属于皇帝老儿的财产，让官员替皇帝牧着， 乖乖地奉献奶和肉甚至皮毛，不听话，就要挨鞭子。当然，作为牧者，也 得保护牛羊，免得让狼叼了去。一般来讲，所谓的万民伞，主要是从牧民 这个意思上发展出来的，伞者，遮避、护佑之意也。

    现在的万民伞背后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辈无法深究。但是据古代的 记载，如果真的发自百姓内心，送的时候哭天抢地者甚多，即使不哭， 表情也比较激动，不像我们在照片上看的，若干人非常冷静地站在那里 似乎在摆姿势。不过，就算现在的万民伞货真价实，百姓发自内心，这 种中世纪的戏也别演了为好。因为我们现在的干部据说已经是人民公 仆了，为人民服务，做点好事，当地人民说声好，本是做干部的应有之 意，毕竟老百姓不是牛羊，我们的干部也不再是牧民之官。

    助理是个啥官？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官场上出现了 “助理”这个头衔。部长有助 理，省长有助理，厅长有助理，大学的校长也有助理，甚至我们小小的 学院，院长也有几个助理。发生倒褛事件的上海梅跪镇，开发商居然是 镇长助理。前段时间，陕西神木县也聘了若干煤老板做县长助理。

    助理是个啥官？不好说。很多助理，实际上正式的官员编制上是没 有的。纵使中央编制办的人，恐怕也说不清助理到底属于什么性质的官 员，因此在设置官衔的时候，也没有给这种官职定编，更不用说设置级 别了。

    但是，别看没有编制，也没有明确的级别（甚至有了风吹草动，像 梅陇镇这样，镇政府方面可以说，别看是镇长助理，其实连公务员都不 是。因此此人不算政府宫员——味溜一下，就溜走了），助理的杈力还 是蛮大的。

    只要当了校长助理，就等于是准副校长，甚至可能比副校长杈力更 大，因为校长助理就是校长的延伸，可以理直气壮地分管某摊事务—— 代表校长来管。同样，当了县长助理或者镇长助理也是一样，他们是县长和镇长的“手”和“脚”。至少，可以参加所有镇长县长才能参加的会议，有发言权。

    一般来说，助理的诞生，是主要领导自我扩权的产物。大领导安几 个自己的助理，尽管制度上没有依据，但这样做，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最 大限度地侵蚀副职的权限，让自己的手伸得更长。

    但是，如果某些地方的主要负责人找商人做自己的助理，事情也许就 不那么简单。应该说，这是这些年来官商合一的一种很奇妙的形式。

    房地产开发商或者煤老板成了镇长和县长助理，在个人身份上，也 许连公务员都不是，也不屑是。其实他们的主业，还是商人，靠卖楼盘 和卖煤牟利。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们也是实际上的政府官员，很多政 府的会议，甚至机要会议，他们都能参加；在某些情形下，甚至可以分 管某些政府公务。别的不说，单就这种亦官亦商的身份，仅仅就政府方 面的信息而言，他们就占了先机。更别说这种身份给他们带来的双向优 势，事实上变成了新时代的红顶商人，可以凭借官员的这张皮，狐假虎 威，作威作福。当然，如果真的出事了，就像上海梅陇镇镇政府一样， 可以立马推得千净——他不算我们镇政府官员！

    这对于市场，对于市场上正经的商人，是一种极大的不公平。但 是，迄今为止，这样的事情，仍然在发展中。很多地方政府，将授予某 些商人助理头衔作为一种奖励，堂而皇之地公开聘任，视之为一种招商 引资的良方。也许，这种做法，对干暂时吸引招商，有点好处，但这种 把政府资源化为招商优惠的方法，从长远看，既损害了政府威信，还制 造了人为的不公平，对当地市场经济发展为害甚巨。

    制约的成本大于勾结

    山西省繁峙县检察院前副检察长、反贪局前局长穆新成倒掉，据消 息人士透露，穆的财产大概有2亿元。繁峙是个煤矿大县，县里众多矿 老板和涉矿的各级政府官员，多被这位反贪局长“办”过。凡矿主，如 果不“进贡”的话，就要遭到“以办案为名的敲诈” ^ (据2009年6月 25日《每日经济新闻》)

    类似的情形，还有一个靠“双规”敛财的湖南郴州市原纪委书记曾 锦春，后者敛财的数目要稍逊一筹。

    反贪变成了贪，监察办案权变成了诈财权，看似吊诡，实际上， 这属于监察权对掌握资源的行政权的一种“分肥”行为，由于有监察 机构的存在，受其监察的官员把所掌控的资源吐出一部分来，跟监察者 分润，从而确保安全。这种事，自古以来就存在，属于古代官僚制的一 个无法根本解决的难题。地方上，凡是负责监察的官员，无论是地方原 来设置的，还是中央派下来的，时间一长，就会实际分享地方长官的权 力，让监督变得有名无实。

    这种现象，其实在今天也绝非一两个特例，在我们的纪检、监察和 审计部门都有过。只是，过去分肥诈财往往限于国家机关，而且往往限 于查出事情之后，现在则被曾锦春和穆新成们扩大到了企业家头上，国 企也就罢了，事实上连民企老板也逃不脱，有事没事都得交保护费，或 者叫免伤害费。

    这种监察杈分肥的现象，是古代政治权力制衡的一个难题。不找人 看着吧，地方官难免胡作非为，找人看着吧，聪明人之间很快会达成妥 协，看人的人也想明白了，与其费力看着，不如利用这权力分享好处。 一个得到安全，一个得到好处，皆大欢喜。

    古代人解决这种问题的方式，一是不定期派出密查人员，下去 当特务；二是定期轮换地方监察官，趁双方还不熟悉，来不及达成协 议，就换人了；三是利用地方乡绅反制，为流动监察官提供信息。但 都不十分有效，或者不总是有效。每个王朝的官僚机构，到了一定时 候就会锈蚀失灵。

    其实，个中的道理很简单，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因为整个官僚 机构，基本上是一个封闭体系，行政也好，监察也好，无非是这个封闭 体系中的两个部分。只要这个体系是封闭的，那么两者可以互相制约， 也可以互相勾结，而制约的成本，对彼此来说，要大于勾结，所以理性 选择的结果，自然是趋向于互相勾结。

    因此，减少或者消除这种现象的唯一法门，就是系统开放。用今 天的话来说，就是政务公开。其实，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中世纪的中 国，现行的体制，本来就存在着足以制约这些肮脏现象的机制。如果无 论行政官员还是监察机构，都能切实接受人大的监督，而人大也能真正启动监督机制，人大和所有的政府机关，同时接受公众的监督，接受媒 体的监督，简而言之，就是将政府各个机关的运作，包括纪检、公安、 监察、审计等部门的运作，统统放在众多眼睛的注视之下，所有的运作 过程，都需公开、程序化，随时接受外界的质疑，那么，杈力的分肥就 将成为非常难的事情，极易走漏风声，而且代价极髙。难到一定程度，也就没有人敢做了。

    借钱办热闹

    山东青州要办花博会（花木博览会），钱不够，下拨任务，向全市 教育系统员工强制借款。类似的事，据当地教师说，已经有多起，借款 能不能还，谁也没底。（见2008年10月22日《新京报》）

    中国的官场喜欢热闹，没事找事也要热闹。早先我记得是办 “节”，这个节那个节，花卉有节，粮食有节，蔬菜也有节，至于风景 民俗之类，就更得办节，举国上下，无处无节，无物无节，大抵是本地 有什么就办什么节，从芝麻办到西瓜，从二人转办到髙晓

    办节千篇一律，者P是请流行歌星上台献艺，放几首歌，对对口型， 然后吃饭、喝酒、旅游，完事。只是来宾和歌星比较欢喜，拿了票子不 说，土产也糟蹋了一堆。

    后来，各种节又改成论坛了。原来的各种名目，把‘‘节”字去 掉，换成“论坛”，加上“文化”或者“经济”字样隆重推出，这回 不仅需要歌星影星5也用得着学者了。大家正襟危坐，一本正经，先 开会，次第发言，坐而论道，不管说什么，反正没人要听，说完了， 依旧是吃饭、喝酒、旅游。

    不知不觉中，热闹居然又有新花样了，办“会”。北京开奥运会， 上海开世博会，青州为何不能办花博会？轮到青州了，一个县级市，为 了办这个会，万人签名，万人长跑，还搞自己的圣火传递。一个财政年 收入不足10亿元的县级市，为了办花博会，已经开工的配套工程，就达 32项，其中有主会场、展馆和五星级宾馆，需要资金超过150亿元。钱 不够，就从老百姓手里借，不借也得借，至于能不能还，拿什么来还， 谁也说不清。

    就算花博会办起来，会后青州会怎样？ 一个内地小县，几十亿元建 的会场、展馆和五星级宾馆干吗用呢？难道说花博会开完之后，世界各 地的富商就会云集于此，各地的官员也纷至沓来，天天开会，天天住下 消费？如果万一没人怎么办？偌大的场馆宾馆，每天的维持费用就是个 天文数字，钱从哪儿来呢？以以往的经验，这种小地方为特定目的建的 豪华设施，一且热闹过后，不是闲在那里空着，干耗资金，就是干脆废 掉，从此以后，当地的经济不仅没有发展起来，，反而被拖累得多少年都 翻不过身来。

    当然，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一场热闹下来，当年的GDP肯定翻 上去；有了热闹，上级领导肯定会光临指导，对于长期靠不上领导的 小地方官员来说，肯定是个机会；更妙的是，但凡大兴土木，上上下 下都有了可以捞好处的机会，规模越大，机会越多，这是傻子都知道 的道理。

    至于“借”老百姓的钱，能还吗？悬。热闹过后，借款的人或者提 拔，或者“双规”，扔下一个烂摊子，后任就是有心，拿什么还呢？

    推诿的境界

    在清朝和民国的档案中，凡是有事，有大事，大到上头要追查的 时候，或者仗打败了，最后总结的时候，所涉及的各个机构各方官员， 各找各的借口，各说各的理由，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要把责任推出 去，小头推不掉，推掉大头也是胜利，巧舌如簧的髙手，看他那奏章或 者报告，不惟无罪，而且还有功。最有意思的是，有时候出了事故，死 了人，但涉及到的几个机构乃至官员都说自己没责任，最后上级派人来 查，查来查去，结论居然是谁也没责任，赔点银子给苦主了事。

    那时候，一般官员都喜欢碰上点小灾害，只要摊上有点规模的小 灾，自己辖境内的所有毛病，就可以一笔勾销，全赖到灾害上去。自己 的所有指标完不成，都没有关系，禀告上司，都是灾害闹的一钱粮收 不上来，官司断得一塌糊涂，境内出了乱子，都可以说是因为有灾或者 救灾。把责任推给别人，比较麻烦，你会说，别人也长着嘴，你能走关 系，别人也不吃素。天降灾害，把责任推给老天，天下哪里有这样合适 的顶缸人？任你胡编乱造，老天都一声不响。

    说起来，地震跟其他灾害一样，也是个官员推责任的好机会。不 过，跟古代不同，今人的公共建筑比较多，而且这些建筑，都是政府负 责修建和督建的，即便属于私人财产，政府也有批准监督之责。如果这 些建筑正在使用期间倒了，造成了公共利益的损害乃至人命伤亡，政府 和相关责任人都有责任。如果责任人比较晦气，摊上像韩国汉江大桥和 某百货公司那种毫无来由的突然倒塌，那么当年谁建的，谁审查的，抓 出来就是，想推也没地方推去。但是只要有点由头，相关责任人就可以 推，比如九江大桥，被一艘拉沙船碰了一下，立即崩塌，但责任可以全 都赖在那只倒霉的拉沙船上，别说拉沙船，就是一只海豚，也照样要负 责任。在这个时候，就用得上专家了，专家一到，三下五除二，连试验 测定都用不着，结论便出台了。

    因此，此番地震，要追究学校垮塌是否有豆腐渣工程的责任，难上 加难。地震专家说，理论上8级以上地震，所有建筑都可能倒塌（这个 结论此前好像一位文化大师已经做出来了，可见英雄所见略同，戏剧学 出身的人，也可以讨论地震导致的建筑倒塌问题，而且跟地震专家高度 一致)；法律专家说，凡是多因一果的事情，都无法追究法律责任，也 是说，就算是豆腐渣，只要地震和建筑质量问题共同存在，多因一果， 法律就只好干看着；建筑专家说，地震倒塌的建筑，情况非常复杂， 如果找不到原始图纸，就很难确定工程质量。看来，那些用铁丝代替钢 筋、违规用砖墙力卩预制板建设的公共建筑，只要找不到原始图纸（地震 后，十有八九找不到》，就只能查无实据，不了了之。

    曰本是个地震多发髙发国家，就在我们的汶川大地震发生过不久，日本也发生了一次7级以上的地震。为什么那里的房屋倒塌得如此之 少？为什么那里的学校可以当地震时的避难所？而且同样在汶川地震 中，有的学校不倒，有的学校瞬间全垮。

    当然，专家也有专家的高招，可以推到各国国情乃至“地情”上 去，据说，连同一个镇上，各处房子所经历的地震波都不一样，因此， 一间房子粉碎性倒塌，而隔壁的房子安然无恙，你不能说是因为房子质 量不同，因为地震波不一样。

    喜欢作诗的皇帝

    皇帝不同于一般人，他要写诗，得有人给他修改润色。

    中国人有写诗的嗜好，士大夫吟诗作赋，老百姓哼哼民歌民谣。皇 帝也是人，喜欢作几首歪诗的皇帝大有人在，连事长出身的刘邦、放过 牛的朱元璋都作诗，何况别个。算起来，最喜欢作诗的皇帝有两个，一 个是隋炀帝，爱诗爱到臣子有佳句者，嫉妒得要取他的性命；另一个是 清朝的乾隆皇帝，属于高产诗人，保留到现在的就有四万余首，编成集 子，可以卖到几万元一套。

    隋炀帝有没有人给他修改润色于史无征，但乾隆有。比较有名的一 个，名叫沈德潜。此人是清朝大臣中的九老之首，活到97岁，在今天也 算长寿公了。此公位极人臣，官拜太子太傅，虽说是个名誉衔，但有清 一朝，能有这个头衔的人像白乌鸦一样稀少。

    沈德潜活得长，但发迹却很晚，考上进士点翰林那年，已经67岁皤 然一老了。不过，科场蹭蹬的沈德潜，是一个名满江南的老名士，诗作 得好。据说入翰林后，沈德潜例行考试并没有考好，由于乾隆的看重， 不仅没有给发下去做知县，反而走进皇帝的南书房，挂上了 “上行走”的头衔，从此一路畅通，翻着跟头升了上去。此公到八十多岁退休（致 仕〉之前，一直没有离幵皇帝的身边。

    有人认为，沈德潜其实是乾隆的枪手，乾隆的诗，实际上是沈的手 笔。不过，看过一些留下来的乾隆御制诗之后，我觉得沈应该只是给乾 隆的诗修改润色（《清史稿》也说，他曾为乾隆校正《御制诗集》）， 但捉刀代笔好像不确，因为乾隆的诗实在太差，有的像打油，有的则像 散文码齐了押上韵，实在不大可能出自一个诗坛老手。

    老名士兼老大臣的沈德潜，十几年伴君如伴虎，小心翼翼，如履薄 冰，如临深渊，没有透露半点“给皇帝改文章”的得意，由此挣来了逐 年增加的恩遇，功名利禄，死了之后谥美号，立祠堂祭祀。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老名士活的时候总算安然度过，但身后还是出T

    出事的原因，是老名士虽然已经变成了老大臣，但虚荣心却并没有 真的丢到长白山或者爪哇国去，无论如何，给皇帝改文章都是难得的荣 耀，当时不敢说，却不想从此被湮灭掉，因此沈在自己的遗稿中，还是 留下了表明自家荣耀的明确痕迹。

    老名士想传之后世的，恰是皇帝所格外忌惮的。沈德潜死后，乾 隆借故从沈的家人那里，骗来了沈的遗稿，这下老名士的馅露了。皇帝 被气了个半死，公开发作不方便，找了一个茬，“夺德潜赠官，罢祠削 谥，仆其墓碑”，就差掘坟鞭尸了。这个茬，有人说是沈德潜诗题曰黑 牡丹者，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之句，可以上纲上线牵强扯成 不满“本朝”的悖逆言论。也有一说是沈德潜给某举人的文集作过序，而这个文集后来被人检举，有关碍文字。

    其真正的原由，还是跟那倒霉的诗有关。用乾隆的话来说，就是， “朕于德潜，以诗始，以诗终”。皇帝和名士虚荣心都强了一点，这就 是互相较劲的结果。

    巴结不巴结

    中组部部长在一次全国组织部长培训班上提出：“要重视关心老实 人、正派人、不巴结领导的人，防止任人唯亲、唯近。”

    这个要求操作起来，恐怕有难度。当今之时，漫说官场，就是那些 类官场的事业单位，学校、医院、银行，还有国有大型企业，如果你还 想在里面混得好一点——不说升官发财，只求平安无事，能混下去，不 比别的人差得太远，如果不巴结领导（起码，要对领导有敬畏之心，在 任何场合，表现出足够的尊敬〉，那么一般都不大可能。除非你的来头 比较大，有个有权势的爹妈或者亲戚。

    这些年，人们对于单位头头的不经意的吹捧，在我看来，基本上已 经达到了文革期间对最高领袖赞誉的程度，只差没喊万岁了——且慢， 有的地方，在酒桌上，还真有这样喊的。

    可以说，这几十年，肉麻话语在两个地方登峰造极，一个是歌词 里，男欢女爱的唱词；另一个地方，就是官场，下级对上级的巴结。

    我有一个学生下到基层挂职锻炼，亲耳听一个县委书记说过，现在 提拔干部，要三分之一能干的，三分之一听话的，三分之一拍马屁的。否则，咱们当千部，图什么？

    这真是大实话。听话的其实也未必就不拍马屁，只是没有那些专 门拍马的人技术含量髙而已；至于为什么还得提三分之一能干的，那 是因为还得有政绩考核。但是，据我所知，那些所谓能干的人，看在干 事的面上，马屁功夫可以差点，但如果“居功自傲”，或者恃才傲物， 那么，或早或晚，官都干不长。想升上去，除非有特别的机遇，基本上 都不大可能。最常见的情况是这样，有事的时候，想起干活的来了，事 干完了，就丢在一边0就像民国初年，川军熊克武的部队，刘伯承是最 能打仗的人，但从来得不到提升，一打仗就任命他为前敌总指挥，打完 仗，就搁一边。

    如果连能干的老实人命运尚且如此，那么那些能干而且喜欢提意见 的人，活得就更难了。这些年，即使电视里，人们也喜欢清朝的皇帝， 威风大，派头足，关键是下面绝对没有像海瑞那样抬着棺材犯颜上奏的 臣子。以人为镜的唐太宗李世民，早就被清朝的康熙、乾隆取而代之， 今天的千古一帝，不是三皇五帝，也不是从来公认的贤君汉文帝和唐太 宗，而是康熙、乾隆。

    上有所好

    阎敬铭在晚清“同光中兴”重臣中，地位重要，却不显山不露水。 这位西北来的陕西佬，一生崇尚节俭，传说中有许多抠门的故事。由他 执掌户部（类似今日之财政部），西太后老佛爷想要办个庆典，弄个热 闹，花银子总要有点麻烦。他最大的功劳是阻止了重修圆明园，否则， 以当时中国贫弱的现状，不知道要因此整死和饿死多少平民百姓。

    不过，崇尚节俭的阎敬铭，也有打眼的时候。据说此公主政山西 时，因其节俭的风格，一上任就看上了山西的褡裢布。那时候，山西 是个出商人的地方，大商人做票号生意，掌管天下的银钱，小商人则 什么都做，满世界乱窜，走到哪儿，身上都免不了有个大号的褡裢， 什么都往里装。.褡裢布都是特别织就的，结实耐用，价钱还不贵，缺 点是比较厚和硬，不太适合做衣服。可阎敬铭不管这个，就是用褡裢 布做袍子，走哪儿穿哪儿，看见下属有穿褡裢布衣服的，嘴上不说， 眼睛里冒着喜欢。

    不久，山西的官员个个都置起了褡裢布的袍褂。外面来的官员新 上任，见阎大人之前，必然得添置一套褡裢布的行头，害得当地褡链布价格直线蹿升，比绸缎还贵。时间一长，阎敬铭习惯了褡裢布的官场风 景，如果有谁不穿褡裢布的袍褂，他反倒要不舒服了。

    可巧，有天还真的就碰上一位新上任的官员，穿着外面日常的官 服。阎大人不高兴了，谈话中，言里言外讥刺人家奢侈。这个官员急 了，说：下官实在没有多余的钱了，添置不起褡链布的袍褂，只好穿平 时穿的衣服来见大人。

    到此，阎敬铭才明白自己提倡的节俭风尚，已经变成了一种新的 奢侈。

    地方首长所为尚且如此，如果皇帝也有同好，那么效果可想而知。 在清朝诸帝中，嘉庆皇帝是个苦命人，等到轮到他上台的时候，朝廷的 钱差不多都让他那个过于张扬也过于风光的爹爹花光了。看着空空如也 的国库，他抠门得近乎变态，不仅自己什么钱都不敢花，甚至提倡穿补 丁衣服，如果有官员真的穿了打补丁的衣服，不管官声如何，总是会令 他满心欢喜。自然，效果是立竿见影的，一下子大小官员就统统简朴起 来，裁缝铺里专门做补丁官服卖，比新衣服价钱还高。

    走私大王赖昌星说，不怕官员不贪，就怕他们没有爱好。言外之 意，只要他们有爱好，他就有办法攻下来。这个道理从古到今的官员们 都懂，上级的爱好，在某种条件下就是他们升迁的机会。不管这种爱好 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只要有爱好，就会有人揣摩，有人逢迎，有人投 其所好，真的或者真假莫辨地装作自己也有同好。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是中国的古话。

    拔刀相向

    2009年8月，黑龙江鹤岗市现任交通局长，被前任局长（现任的政 协副主席）买凶杀害。什么样的生态，能让一个政府官员对另一个拔刀 相向呢？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平常的官场纠葛。前任提拔了后任，但后任大杈 在握，不买前任的账。不仅不知感恩，反而处处不尊重老领导。所有的人 事安排，都不给老领导面子，最后，连老领导的钱袋子也要剥夺一~把老 领导在交通局下属一家油水很大的公司的法人代表的位置撤掉了。

    人们知道，眼下的交通部门，是个风险特别大的地方。在这种地方 任官，折损率据说格外的髙。记得某年河南的交通厅长，一年之内换了几 任，每任都因腐败问题下台。由于大兴土木，而且道路收费的缘故，道路 交通成为官商纠葛、杈钱交易的丛集地。利益大的所在，风险自然也大。

    对于某些官员，尤其是大权在握的官员来说，杈力的诱惑的确是 太大了。能够长久地做下去，把住印把子不放，是最好的。可惜，碍 于制度，没有人能做到。于是，安排后路的问题，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了。后路第一位的事务，是接班人的选择。在很多地方，现任的官员，

    对于继任人选的选择，都有相当的影响力。如果即将离任的官员本身能 量大、资源多，影响力就更大。能利用这种影响力，尽量把自己提拔起 来的老部下，放到自己现在的位置上，对自己退下来（包括退二线）的 生活，无疑有很大的好处。弄好了，还可以继续做无冕之王，继续支配 这个部门。后路的第二位事务，是自家的出路。一般来说，都要找一个 部门势力范围内的单位，继续发挥“余热”，有的是担任某某协会的会 长，有的是像鹤岗这样，当原部门下属的公司董事长或者总经理。

    然而，这样精心的后路安排，往往都会出事。老部下昔日的耿耿 忠心，往往时过境迁，能始终感恩者凤毛麟角，多半接任不久就逐渐变 脸。如果老领导还要垂帘听政，插手人事，那么脸变得就更快。如果像 鹤岗交通局这样，一个下属公司，是这个局巨大的财源，那么，现任局 长无论当初跟老领导关系多么密切，都不可能容忍自己的卧榻长期让别 人横卧。道理很简单，谁乐意做傀儡呢？谁不想自己当家做主有一番作 为呢？从前的皇帝，儿子老子之间权位更替，政策、人事都要变动，何 况没有血缘关系的新老领导？

    可惜，这样几千年都没变过的简单道理，有些官场里的领导们，就 是不明白。每到快要交班之际，总是忙着安排后路，安排接班人，想让 自家的‘‘江山”，在退了之后，依然能够保住。然后一次次上演新人负 恩，旧人感慨，甚至咬牙切齿的悲喜剧。

    其实，还有一个更简单的道理，他们已经全然忘记了。他们曾经占 据的官位，其实根本不属于谁。仅仅是因为现在制度不健全，才使得杈 位变成了某些官员手中的“资产”，让他们这样变相地私相授受。

    术士迷信

    在网上看到几张照片，一个很雄伟的法院大门旁边，挂着搭着箭的 一张桃木弓和一把桃木剑，跟大门上的国徽，遥遥相对，相映成趣。

    这种桃木弓箭和剑，在北京的白云观花不多的钱就可以买到，这玩 意，按道士们的说法，是用来镇邪驱鬼的。法院出现这种景观，据说是 因为该法院接连几届领导人落马，后来者心有余悸，请来道士作法。

    官场上的迷信，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如果官场不迷信，我们 的某些和尚道士外加活佛，也不会活得这么滋润，大门槛里进进出出， 素筵上髙谈阔论，说易理，论八卦，话风水。

    有意思的是，官员的迷信，只信术不信道。一般说来，所谓迷信， 有宗教性的，也有巫术性的，绝大多数人都两者兼而有之。即便号称独 一神信仰的基督教，也有类似巫术的驱魔之术，中世纪的时候，基督教 的巫术色彩就更重。中国是多神信仰的国度，无论佛教、道教和各种民 间宗教，其信仰体系中，都离不开巫术的成分。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 外来的佛教，还是本土的道教，如果没有两手驱邪、治病、炼丹甚至求 雨的法术，就难以得到信众。

    任何一种宗教，除了 “术”之外，必有“道”的成分，既包括宗教 的教理教义，也包括宗教的道德。比较虔诚的信徒，往往术道兼信，而 且更加偏重于道的成分0然而，真正的虔诚的信徒，在任何时代任何宗 教里，都是少数，多数的芸芸众生，都是实利主义者，他们信点什么， 无非是一种交易，求神拜佛，施僧舍道，是付款，得到好处、好运，求 得儿子，是取货，货物一定要比货款价值高得多才行。

    古代士大夫出身的官员，对宗教多少有点学理性冲动，就个人修行 而言，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是真诚探究道理的。近代以后，西方的科学传 入，进化论的强固信仰，大大冲击了人们的传统观念，底层的老百姓变化 也许不大，但上层的人士，尤其是那些身居高位握有权柄的人们，信仰则 出现了巨大的变异，具体地说，就是他们对于宗教尤其是中国传统的宗 教，态度越来越趋向实利主义。军阀唐生智令全军剃度，为的是让部下效 忠于他个人；而刘湘信用一个一贯道分支的首领，无非是借以编练神军。 官员们信的宗教开始偏重于术，宗教界也加以配合，著名的和尚太虚法 师，提倡人间佛教，游走于官场，用具体的法术，为官员和他们的家人求 得福报；许多喇嘛活佛也下山来，给达官贵人做升官发财法事。

    在迷信的官员看来，无论髙僧大德还是活佛喇嘛，以及老道和命理 大师，都是术士。他们非常热衷于让这些“大师”用沟通三界的本事， 贿赂神界，为自己的官运制造一些机遇，破解坏运气。跟和尚老道之间 的交易，只是保官升官诸招数中的一种。但同时，他们本能地排斥宗教 信仰中“道”的成分，拒绝一切有关宗教道德的约束和修炼，即便参与 所谓的修身，也只是吐纳和坐禅练气功。

    官大书法自然秀

    今天，看到一则消息：“昨天，广东省书法家协会五届二次理事会 召开，经理事会表决，免去陈绍基省书协主席职务。”（据2009年10月 6日人民网）

    陈绍基是谁？不是刚刚落马的广东最大贪官、广东政协主席吗？没 想到还是广东省书法家协会的主席。

    在我的概念里，凡是一省书法家协会主席，无论好坏，怎么也得是 个书法家才行，或长或短，得在这个行里渭；过。今天才知道原来一个一 直做官的人，也可以做书法家协会王席。

    有人说我少见多怪，说现在哪个领导不是书法家？不仅是书法家， 如果写两句诗，就是诗人，画两笔画，就是画家。作协和画家协会，只 要人家官足够大，都会打开绿灯。在自家管的地面上，顺势做个主席副 主席，也是顺手的事。哪个协会会不乐意？至少，此后活动要钱方便了 许多。

    没错，官大书法自然秀。君不见，到处题字的，不都是大领导吗？ 在哪个地方管事，就在那个地方可以展示自家那笔字。一个省如此，一

    所大学也如此，不管那笔字写出来是不是像墨猪一样。官大了，就有这 个自信，敢把自己的那笔字在大庭广众之下挂出来。

    一次我到贵州一个景点去玩，看到整整一个山头，全是从地市、省 到中央一些领导的题字，一个碑接一个碑，弄得好好的一个山头像坟场 似的。那些字，说实在的，有的真不敢恭维，小学生的描红也比它们要 好些。

    再仔细一想，古人好像也如此，严格地说，是某些皇帝如此。比如 乾隆，一笔字本来不怎么样，却喜欢到处题字，弄得全国上下，好一点 的名胜，都是他的字。“文革”时破“四旧”，居然都没怎么动它们。 一直到现在，好些乾隆题字碑还在那里现眼。

    官当得足够大，大到像陈绍基这样，到了省级，而且曾经大权在 握、根深叶茂，有个书法家头衔，不光是得了艺术家的名头，而且还有 额外的好处。当年做过江西省副省长的胡长清，据说书法在江西特别值 钱（只是不知道江西的书法家协会，给没给他一个主席的头衔），如果 有人想要找主席办事，直接买他老人家一幅字就可以了，艺术无价，给 多少都合情合理。官大不仅书法秀，而且书法值钱。

    从护官符到特权车一览表

    《红楼梦》第四回葫芦僧乱断葫芦案中，贾雨村就任应天府府尹， 接了薛蟠打死人的案子。门子递给他一份当地的“护官符”，说是如今 做地方官的人，都有这样一个名单，上书本地豪门大户的姓名、官爵， 人称“护官符”，省得不小心触犯了这里面的人家。

    《红楼梦》是小说，但小说讲的故事，往往是真事。从来在地方 为官者，大抵都知道为政不得罪巨室的道理。类似的“护官符”，在一 些地方，肯定是有的。只是未必由门子递给长官，长官的幕僚，早就给 主人准备好了。新官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去拜门，挨着一家一家走动走 动。此后本地豪门大户如果有事，一个片子递上来，能办的事，就该照 应，面子要给足。比如佃户抗租不交，一个片子送到衙门，地方官一见 名刺上的名讳，这个佃户就要被押起来，至少要吃顿板子。如果涉及这 些人家的官司，无论怎么说，都要偏着点。反过来，地方官维持地面， 豪门大户也要给面子，征粮征税，维持治安，该帮忙的，自然要帮忙。 如果当地的豪门大户来头足够大，即使平时不给地方官面子，不帮忙， 地方官也照样得小心应付。否则，就像那门子说的那样，轻则官位

    不保，重则性命堪忧。

    这种现象，过去我们称之为“封建特权”。今日观之，虽然封建未 必，但特杈却是真实的。这是一种专制时代特有的现象。

    如今，曹雪芹描写的“护官符”，变种犹存。报载，河北那郸市的 某些公路收费站，都有一个镶着镜框的本地特杈车一览表。其中详列市 委、市政府四套班子加上市纪委和顶头上司市交通局的车辆牌号，这样 的车，一律免收过路费。据邯郸市有关管理收费站的负责人说，这样做 是为了方便领导工作。（据2009年11月21日《齐鲁晚报》）

    我相信，这样的特权，哪儿都有。邯郸公路收费站的人，倒不见得 对特权有特别的喜爱，想必是脑子比较笨，记不得如此多的特杈号码， 不得不抄录出来，挂在墙上，结果被人曝了光。

    其实，秘密不在这里。据有资格享有特权的人讲，特权绝对是种特 别的享受，有的时候，比多给钱都过瘾。比如开车吧，有资格犯规而不 受惩罚的特权车，开在路上，如果不犯规，尤其是当着众人的面不犯点 规，比如闯红灯、该禁行处不禁行，简直浑身难受。在众目睽睽之下， 别人走不过去，自己可以走过去，别人要缴费，自己可以扬长而去，那 个感觉，就像做了皇帝似的。这就是为什么公车改革嚷了那么多年，而 且各地的改革方案，对于不再使用公车的人都有大量的补助，在钱上面 得益颇多，可是就是改不动的真正原因。因为公车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 特权，而特杈是用钱换不来的，尤其是那种飘飘然的“精神享受”，是 多少钱都换不来的。现在大家不都喜欢做“特别的你”吗？有特权者， 就是恃别的你。

    借来的车

    2009年，内蒙古阿荣旗的女检察长开豪车，被网上发现。当地纪委 调查，说车是检察长借当地一家企业的。

    跟许多网民不一样，我认为这个结论有几分可信性。因为，在我们 的现实生活中，的确有好些官员开的豪车，真的是从企业借来的。

    只是，这种借，跟企业给也差不了多少，甚至可以说，比企业送给 他还要合算。因为这样的借，无论是企业有心，还是官员有意，反正一 借，就借得成了官员的座驾。而且，汽油由企业出，修理费也由企业负 责，一直借到车子旧了，再换辆新的，或者官员下台为止。如果干脆送 给官员，至少油钱和修理费官员得自己掏。

    更妙的是，这样的借，一旦被人发现，就像阿荣旗这位检察长一 样，马上就可以滋溜一下开溜，把车还了，把自己择得干干净净。任你 怎么查，反正不能说我贪污腐败。官员也是人，怎么说也不能不让我借 东西吧。

    当然这样的借，背后肯定有名堂。总之，企业不傻，没有让官员白 占便宜的道理。如果企业如此乐于助人，怎么不把这车借给福利机构，

    借给普通老百姓？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方式，无非是一些聪明的官员可以 借此逃避法律的追究。

    不信去查一查跟企业发生关系的部门，不用细查，就会发现， 这样借来的车，实在是太多了。不仅车可以这样长期地借，而且人也 可以借，东西、房屋设备都可以借。杈力机关种种开支，在自己这里 报销不了，就到企业去报，等于变相把钱都借了。不仅一些民企跟权 力机关有这样的出借关系，很多机关跟国企也有这样的关系。有一阶 段官员用车，豪华程度有级别的限制，但是官员又特别喜欢豪车，于 是，就纷纷从企业借，借了就不还。不仅官员私人这样借，机关作为 集体也这样借。

    这些年，“借”像传染病一样在官场流行。也许，在开始的时候， 出借豪车的企业，还是一种隐性的贿赂，但是走到今天，已经成了不言 而喩的惯例。凡是在某地的企业，都得这样孝敬某地的权力机关，不这 样做，反而会被视为怪诞。

    当年“狗肉将军”张宗昌统治山东的时候，手下的军官看上了商 家的东西，或者马车什么的，也说是借，看上人家的钱，也说是借。在 这种环境下，好东西被人看上了，不借也得借。只是，借了就肉包子打 狗——有去无回。

    借的背后，是吴思所说的权力机关的“合法伤害杈”。漫说给你小 鞋，就是紧紧鞋带，也够你喝一壶的。

    问责与起复

    官员犯错误，丢了乌纱帽，再次被起用，这是个古已有之的现象。

    清朝的时候，管这叫起复或者开复。在那个时候，哪怕位至一品， 一辈子不出错的官儿非常稀罕，在仕途上混，总是免不了在罢免、起复 之间折腾，只要错误犯得不至于一下子丢了吃饭的家伙，即使被发配充 军，也有翻身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经常会见到某位官员的处分上写 明：永不叙用。但是，过了若干年，人家还是被叙用了。官家的话，即 使皇帝说的，只要用在官员身上，大抵当不得真。

    那个时候，开复两字的前面，要加一个“谋”字，凡是官员被免 职，稍微歇歇，就得谋开复，怎么个谋法？无非找关系，递包袱，包袱 里的“货色”充足，开复的希望就大些。

    幵复必须得有个时间段，不能太快。在清朝的时候，是等皇帝情 绪凉下来，或者干脆把这事给忘了，能在皇帝身边说上话的人，有机 会的时候递个话上去，皇帝一含糊，另一顶官帽子就落到免职者的头上 了；如果皇帝气还没消，无论谁，这话也递不上去，递上去，事办不成 不说，给自己找不自在。有时候，是等舆论凉下来。犯事的官员所犯的事，往往是会激起民愤的，舆论不凉下来，一开复，说不定御史要说 话，所以开复的事，急不得0

    到了民国时候，官员的开复，因为有了媒体，最需要畏惧的是舆 论，官员免职，人称避风头，风头过了，换个地方照旧做官，风头不 过，天下大乱0所以，那时候被免职的大官，一般都出国转一圈，几 个月甚至几年在国内销声匿迹，舆论自然会把他忘了，然后再回来戴 官帽子。

    1949年以来，对于官员的问责，时紧时松。眼下似乎属于松的时 代。官员犯事，只要不被关进监狱，再次做官的可能性非常大，在甲地 犯事，转个身，到乙地接着做官。某些惹出大娄子、闹出世界名气的官 员，风头还没过，或者没有完全过去，就复出了。理由有一个是“人才 难得”。

    当然，即使不是人才，我们也没有理由把犯过事的官员一棒子打 死，让他们永不叙用。但是，当今之世，犯错误，尤其犯得挺大挺有知 名度的官员，开复的过程最好让公众看得清楚一点，为什么开复，改正 了没有，得拿出点证据来。

    总而言之，这个过程不能像个灰箱。

    即使躲风头，丨以乎也应该躲得时间长一点，像过去那样，少则两三 年，多则三五年。不能这边人们记忆犹新，那边就粉墨登场，也太不给 公众面子了吧？

    国学与干部考核

    成都温江区提倡官员学国学，把国学学习情况纳入干部考核。 到目前为止，国学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事实上人言人殊，莫衷一 是，谁也说不清。

    国学这个概念的提出，是晚清民国的事，跟国术（武术）、国医 (中医）、国剧（京剧或者平剧）属于同一系列的东西。但是国术、国 医和国剧所指还算清晰，唯独国学，从那时起到今天，一笔糊涂账。

    说起来，一系列‘‘国”字号的概念提出，是被“西”字号的玩意 给逼的。西学东渐，中学衰落，有人感慨国将不国，于是提出“国学” 这个词。最初，所谓的国学仅仅恻重于经学，既讲义理，也论考据。后 来，才逐渐扩展到史学和子学。但是今天人们嘴里的国学，已经变成一 个无所不包的大筐，凡是中国的玩意，都可以装进去，天文地理不说， 小说戏剧也在里面，把原来的国剧，也吞进去了。用人民大学国学院的 话来说，他们讲的是四部之学，经史子集，无所不包。包含京剧剧本也 就罢了，连京剧唱念做打也一并包进去，那人家国剧千什么去呢？

    当年提倡国学，要是为了拯救传统文化，还是可以理解。如果是为了重振传统，用经学救国，就比较可笑了。

    今天如果人们学点传统的东西，读读《论语》、《孟子》，念念唐 诗宋词，尤其是跟自家孩子一起读，是件好事，总比闲来无事打麻将赌 博强上百倍。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字，可以陶冶14情，也可以益人心智。 可是，如果像某些提倡国学者所说的那样，在21世纪的今天，重建儒学 的独尊地位，把儒学尊为国教，靠儒学或者国学重振国威，治国平天 下，那可就离谱了。国学如果能救中国，近代中国就没有可能总是挨人 欺负，我们也就没有必要一代接一代地引进西方的器物、学术和思想， 改造中国的学术和教育，艰难地在现代化之途上跋涉。

    我相信，我们的官员未必都像某些儒学迷和国学迷那样，视国学为救 世的法宝。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的确对国学有功利的期待。至少在某 些官员眼里，国学的某些成分，可以帮他们做好官，可以从中学会很多治 人治国之术，也可以让下属学会怎样安分守己，做好自己的本分。

    以四书五经为核心的国学，一般性地读读，倒也无妨。如果真的迷 进去了，忘记了我们身处的时代，在上者忘乎所以以为自己是君，在下 者毕恭毕敬权当自己是臣，就难免走火入魔了。

    帝制时代，科举考试无论考什么内容，儒学都是必不可少的。明清 考八股，代圣贤立言，都是就四书五经说事，还必须以朱熹的注释作为 范本，出了范围，不惟考不上，还要治罪。这可以算是国学进入古代官 员考核的典范，今天成都温江的做法，跟古人比，不过是小巫而已。

    要不要学得更彻底一点，干脆重新考八股，像某些热衷此道的教授鼓 吹的那样，真正让国学威风一回？重回大唐有点远，干脆回到大清吧。

    送礼买太平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副主任卢锦洪因受贿受审，宣称有些 时候，他拿了人家的钱没办事，不算受贿。（据2009年7月31日《羊城 晚报》）

    这年头，总是有官员能说出惊世骇俗的话来，用现在的时髦用语， 叫做“雷人”。

    从晚清到民国，黑道膨胀得很快，有些黑道团伙已经不是拿人钱财 替人消灾，而是本身就变成了平民百姓的灾。老百姓得定期给他们钱财， 这些钱财不是支付让他们为自己办事的代价，而是赎买不受伤害的赎金。 如果不给，那么轻则大大地破财，重则丢了性命。黑道的做法毕竟属于违 法行为，至少，从理论上，被伤害的人还可以诉诸法律，找警察。

    但如果握有公权力的官员也这样做，那么其辖境内的百姓或者其 下属，就比较麻烦了。到了这种时候，就会出现很多人给官员送钱，但 其实不求官员办事的现象。更加严重的是，如果这种现象形成风尚，那 么，即使官员并不胡作非为，不办事也送礼的事也会存在。

    一些地方官场的规矩，逢年过节或者上司有了什么事情，其管辖下

    的单位或者下属，都要送礼。一个国有企事业单位，即使普通员工，也 要给头儿这样送。现在的礼，早已升格为现金，或者储蓄卡、购物卡之 类。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官员，即使不主动贪污，仅仅简单的礼尚往来， 每年的收入也相当可观。

    为什么要这样送？除了某些别有用心的特意想要巴结之外，更多 的人，理由只有一个，就是大家都送，如果我一个不送，心里害怕。送 礼，只是为了买个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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