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柳遗事的话外音

    明社既屋，两对才子佳人出了大名。一对是侯方域和李香君，一对是钱谦益和柳如是。虽然前者有孔尚任的大手笔为之揄扬，成为《桃花扇》里人，但在清季乃至民国，却远没有钱柳遗事影响大，多少代文人墨客，对钱柳遗事，说了又说。别的不提，现在的学人，大都知道陈寅恪有一部厚厚的《柳如是别传》，言必称“河东君”（柳如是的号）。

    钱柳遗事为人所重，不仅因为钱谦益的地位比较高（明朝的探花、部长级的大员、文坛领袖，降清后还是高官、文坛领袖），侯方域虽 有文名，不过是个秀才，改朝换代后参加科考，才混了一个副榜，半个举人；还因为同为才子佳人故事，前一对年纪相若，女貌郎才，郎亦有貌，属于传统戏剧小说里标准的才子佳人，而后者则是老才子和少佳人 的结合，柳如是年方二十许，而钱谦益已经60岁了，双方有近40年的差距，这种差距，至今也令某些人不安。况且，柳如是为秦淮仕女班头， 色艺惊人，从留下不多的诗句和画作看，气韵非凡，的确不让钱谦益多少。这样一个才情不凡的绝色佳人，居然便宜了一个老朽，怎不令人为此吃味？

    喜说钱柳遗事者，多半对柳如是感兴趣，扬柳抑钱者多。不只因 为柳是名妓，有色有才，足以充分激起男人们“寡人有疾”的偏好， 在很大程度上，更是因为柳如是的胆略才识居然远远高过比她年长36岁 的钱谦益。在民族危难之际，人们最感兴趣的恰是这种男女的对比和反 差，有气节、有见识的是女人，大男人反而窝窝囊囊，束手做了降臣。 这里，既有男人和女人的反差，更有朝廷重臣、文坛领袖与青楼女子的 反差，在一个特讲究绅士道德的男杈社会，这种反差特别具有反讽的意 味。虽然乐于做这种反差对比的文人们，自己事到临头未必做得比钱谦 益好，但事后说人总是容易些。况且我们这个民族，一向有喜欢拿男人 开心的传统，编怕老婆的故事是一种，还有一种是喜欢在编排武戏的时 候，让男人打不过女人，薛丁山打不过樊梨花，杨宗保打不过穆桂英。 钱柳遗事，本质上也是另一种男人被女人打趴下了的故事。

    故事其实都是男人编的，中国男人自轻自践的传统，在鲁迅先生写 《阿Q正传》之前，就已经摆在那里了。临危一死报君王的英雄好汉， 多在正史的忠义传里，而在戏剧、小说中，他们的形象远不如那些被女 人比下去的男人更吸引人。一些估计也守不住气节的男人，嘲谑另一些 已经守不住气节的男人，拉来女人做对比，在嘲谑中，所有没骨气的男 人在时光中的尷尬悄然溜走，大家踏实地过日子。

    其实，见识髙才情也髙的柳如是，真正的心仪之人，还是钱谦 益。毕竟，在那个时代，学识和才情比钱谦益髙的文人，好像还没有出 世。看来，气节并不意味着全部，否则她可以寻一个抗清的死硬分子嫁 了这样的人，在明末并不少见。反过来，真正能欣赏柳如是的人， 也就是钱谦益，也只有他，才能以名绅之身，将一个青楼女子，纳为继 室。柳如是体会到了一个懦弱而天分极高的文人，在大动荡时代的所有 挣扎：有心抗清，却不得不做降臣，顶着贰臣的头衔，忍受着新主子和 旧同僚的白眼，却还跟抗清人士勾勾搭搭，在背地里写些故国之思的文 字，以至于致仕之后还遭逢牢狱之灾，死后他的文集遭到查禁（乾隆 朝〉。这个时候，自己的儿子躲得远远的，只有柳如是陪伴着他。最 后，当他撒手西去之时，也是柳如是以自己的一死，帮助钱谦益那没用 的儿子保住了家产。

    显然编排钱柳故事的文人们，没有注意到这个缺憾。人们其实无法 解释这样一个事实，一个贰臣、无行的文人，居然会有如此的艳福和幸 运，而这幸运和艳福，来自一个很有气节的奇女子。末世的道德批判， 在一个古老的商女遗事中，悄悄留下了遗憾。到了另一个末世到来的时 候，清末的名妓中，已经根本找不见柳如是的踪影，文人的故事只好 改变基调，开始吹捧名妓赛金花如何跟侵略军头子睡觉，挽救了全城百 姓，但是反过来，也不再拿任何一个男性名士来跟赛金花对比——大概 连自我调侃的勇气都没有了。

    不可不读的檄文

    檄文本是古人开仗的时候，用以给自家壮胆同时吓唬敌人的把 戏。说某人文武双全，就说他上马杀敌、下马草檄，而且下笔千言， 倚马可待。

    说来也怪，古来流传下来的檄文妙品，往往属于失败者一方，陈琳 为袁绍拟的《讨曹操檄》以及骆宾王的《讨武瞾檄》，都是可以选入中 学课本的佳作，连骂的对象见了都击节赞赏，或者惊出一身冷汗医好了 头风病。

    前一阵在香港讲学，闲着无聊，乱翻清人笔记，居然发现了一篇这 种吓唬人的妙文，足以跟《讨曹操檄》和《讨武瞾檄》鼎足而三。抄在 下面，供同好者欣赏：

    为出示晓谕事，本大臣奉命统率湘军五十佘营，训练三 月之久，现由山海关拔队东征。正、二两月中，必当与日本兵 营决一胜负。本大臣讲求枪炮，素有准头，十五、六两年所练 兵勇，均以精枪快炮为前队，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能进不能 退，能胜不能败。湘军子弟，忠义奋发，合数万人为一心。曰 本以久顿之兵，师老而劳，岂能当此生力军乎？惟本大臣以仁 义之师，行忠信之德，素不嗜杀人为贵。念尔日本臣民，各有 父母妻子，岂愿以血肉之躯，当吾枪炮之火？迫于将令，远涉 重洋，暴怀在外。值此冰天雪地之中，饥寒亦所不免。生死在 呼吸之间，昼夜无休息祗候，父母悲痛而不知，妻子号泣而不 闻。战胜则将之功，战败则兵之祸，拼千万人之性命，以博大？ 岛圭介之喜快。今日本之贤大夫，未必以黩武穷兵为得计。本 大臣欲救两国人民之命，自当开诚布公，剀切晓谕：两军交战 之时，凡尔日本兵官逃生无路，但见本大臣所设投诚免死牌， 即交出枪刀，跪伏牌下，本大臣专派仁慈廉干人员收尔入营，一日两餐，与中国人民一律看待，亦不派做苦工，事平之后， 即遣轮船送尔归国。本大臣出此告示，天地鬼神所共鉴，决不 食言，致伤阴德。若竟迷而不悟，拼死拒敌，试选精兵利器与 本大臣接战三次，胜负不难立见。迨至该兵三战三北之时，本 大臣自有七纵七擒之法。请鉴前车，毋贻后悔，特示。（大岛 圭介为甲午战时的曰本驻朝公使，当时中国舆论认为他是导致 中曰开战的一个阴谋家。）

    这篇檄文出自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湖南巡抚吴大澂之手（很大可 能是他幕僚的手笔），时间是光绪二十年底（公元已入1895年〉。当 时，北洋水师已困守刘公岛，离覆没不远。而陆军则从平壤一直退到海城。吴大澂在晚清也属于比较开明而且务实的“廉干人员”。在危难时 率军出征，而且带的是武器装备以及训练都远不及淮军的湘军，居然能 够发出如此气壮如牛的檄文，要在战场设立“投诚免死牌”，并要约日 军“接战三次”，让人家“三战三北”，自己则可效诸葛亮，有七擒七 纵之法。

    当然，吴大澂的部队，接战还是真的跟日军接战了，并没有说了 不练，只是战绩跟淮军一样，打一"仗败一^仗，二战二北的不是日本人， 而是他自己。开战的时候，我估计什么“投诚免死牌”之类的也没立起 来，投降的日本人，一个都没有，一天管两顿饭以及用轮船送回自然都 谈不上了，倒是被围在刘公岛的北洋水师全体被俘，被人徒手装在一艘 卸除了枪炮的训练舰上，送了回来。

    湘淮军也是中国学西方搞军事现代化的产物。中日开战之前，中国 的士大夫，一致认为日本军队，不及湘淮军远矣。就连世界舆论，也大 多看好中国，没想到真的动起手来，如此不中用，两军轮番上阵，结果 连一个小胜仗都没有打过。据对阵的日军说，中国兵打仗一上来就乱枪 齐放，等到子弹打得差不多了，就是他们撤退的时候了。看来，“精枪 快炮”，而且“素有准头”，只是嘴上说说而已。手里不比日军差的洋 枪洋炮，起的作用，倒更像是过年放的鞭炮。

    军国与民国的两套逻辑

    陈志让先生的《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是中国大陆 改革之后，最早公开引进的西方历史研究著作之一0而且引进得相当及 时，香港1979年出版，次年三联书店推出。

    陈志让是加拿大的华人学者，早年在西南联大读书，学的是经济 学。读何炳棣、何兆武和汪曾祺等人的回忆篇札，可知道当年的西南 联大，集中了中国近代学术转型以来最优秀的学者再加上一些怪杰，属 于那种有大师而无大褛的大学，这个大学又有让学生随便听课选课的学 风，不仅人文社科相互串门，而且文科理科也彼此选课。出身经济学的 陈先生，后来居然做了历史研究，而且做得有板有眼、立意甚髙，一点 都不奇怪。陈先生的书，跟那时候为数不多的几本西方近代史著作一 样，是我们这代学者的启蒙之作。它第一次让我们知道，原来近代史除 了为领袖的言论做注释，以及按这些言论所指示的路径解释两大运动和 三大髙潮之外，居然还可以这样写。

    “军绅”两个字，用来说明北洋时期的民国，传神而简洁。从晚清 到民国，从杈力结构上来说，正如陈先生所说，就是从绅军变成军绅的 过程，军人成了这一时期发言权最大的人。在政治体制上，军绅政权则 表现为军国。北洋时期，从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再到胡帅张 作霖次第当家，都是军国；到了国民党时代，他们自称党国，其实也是 军国，作为党的国民党并没有当家做主，当家做主的是黄埔系的军人； 而原来居于舞台中心的绅，无论新旧，从张赛、严修到梁启超、汤化 龙，再到顾维钧、曹汝霖这样的留学精英，甚至包括跟当家的军人领袖 关系密切的智囊型人物——袁世凯的杨度、段祺瑞的徐树静、吴佩孚的 张其镗、张作霖的王永江，都只能退居次要地位。

    本来，人们革了皇帝的命，是要建立民国的，却弄出来个军国，派 系纷争出来了，地盘和养兵问题成了政治的关键。一边是战争和割据， 一是外国势力的推进、现代化的开展，一边是传统生活方式和环境的 破坏；军官当家说了算，士兵就成了一种养家糊口的职业，秩序混乱； 一面是沿海都市畸形繁荣，一面是内地农村的真正破败。都市有了现代 的企业和市场以及大学、报社，但在乡村，很多地方，最能反映时代变 化的现代物件，就是汉阳造步枪。

    皇帝没有了，传统的政治信仰“三纲五常”缺失了关键的部件，立 不起来了，一部分上层人士，从文人到武夫，都服膺了天演论，相信社 会进化的大道理。可惜老百姓没有跟得上，也没想跟上。

    没有了皇帝，对于一部分底层的人来说，就等于没有了王法。于是 乡村秩序有点乱，社会边缘或者叫第三社会的成员一土匪、流氓、私 盐贩子统统活跃起来，乡绅们也只好跟着武装起来，没有武装的，只有 靠边站。社会在配合军人的武力统治，整个社会都呈现武化的面貌，讲

    道理的不多，来耍横的横行，你杀来我杀去，不服就比较刀法枪法。即 使在军阀内部，由于“纲纪”大乱，反叛的部下总是很多，一个军头混 成了一省的督军，如果不亲自兼任一个主力师的师长，就立马会被人架空，什么都说了不算。

    在这种困惑之下，很多军阀当家之后，都感到有重建传统信仰的 必要，祭天祭孔，弘扬传统道德，印十三经。但如果走到复辟帝制的 地步，就会崩盘，像袁世凯洪宪帝制那样。因为进化论的信仰，在发言 权最大的上层人士那里，早已根深蒂固，按照进化论逻辑建立的西式政 体，无论操作得多么糟糕，也不容倒退。大家只有按照这个进化的逻辑 往前走，改良不行，就革命，一直革命，不断革命。

    把民国弄成军国的武夫们，其实跟传统王朝末代的前辈不一样， 他们是国人学习西方、立志富国强兵、几代人奋斗的果实。他们中，无 论留学日本的士官生，还是本土军事学堂的学生，有爱国报国之志者并 非少数。国家变成武人割据、军阀混战的局面，很多军人也很痛心。北 洋时期，几代当家的军阀，除了胡匪出身的张作霖，都表现出对民国这 种西式政体某些要素的尊重，不管怎样，都得要国会，对言论自由、思 想自由、学校自治都还认账。章太炎打上门去骂袁世凯，还砸了总统府 的家具，袁世凯也只能把他软禁起来，每月给五百大洋养着I当了总理 的段祺瑞，固然也是赳赳武夫，可是如果有记者写文章骂他，骂也就骂 了，断然不会派兵拿人。其他的人，赶上脾气不好的，也许会把报馆封 了，这边封了，那边转身人家又开办了。批评政府以及政府要人，都成 了记者的毛病。

    就算陈志让先生没有提及的国民党时期，对舆论的管制，大不了 也就是设个新闻检查官，看出来不合适的，也就是开人家天窗而已。大 学更是如此，当时高等教育三足鼎立，国立、私立和教会大学并存，不 仅私立和教会大学，政府无法置喙，就是国立大学，也是教授治校，政 府没法子说了算。清华大学属于国立大学，可在梅贻琦长校之前，接连 几任校长都被学生和教授们轰走，政府也无可如何，断然想不到治这些 闹事者的罪。大学里讲什么、怎么讲，都是教授自己的事，谁也干涉不了，即使在国民党激烈查禁“赤化”的时候，大学里教马克思主义也是 合法的。党化教育，最终的结果，也无非是在大学设了训导处，对大学的权力结构没有什么影响，顶多算是一个政治厕所，只能吸引些职业学 生像苍蝇一样飞进飞出。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民国时期，一方面是军人专杈、军阀割据， 一方面是思想文化的繁荣。在一些军阀热衷恢复传统道统的同时，新文 化运动如火如荼，西风劲吹，甚至吹到全盘西化的境地。民国历史，呈现的是一种异常吊诡的面目。

    《军绅政权》是陈志让先生30年前的旧作（1978年的讲稿），这样 的旧作，在30年后依然能够再版，一方面说明这部著作的分量，一方面 也说明我们的史学界在民国史方面的研究停滞不前。什么时候，我们的史学界不再盯着有皇帝留辫子的大清朝，分点精力给国人第一次民主政 体实践的民国，也许会让国人对历史研究多点信心，没准，中国今后转 型的路，还可能因此而好走点。

    清末民初的二政府

    这年头，新闻老有刺激人的东西，即使央视的新闻也如此。有一 天，在央视《新闻会客厅》节目做客的河南公安厅厅长说，他们省有些 地方有段时间治安恶化，警察都不敢穿制服上街。

    我相信，厅长的话，说的只是河南省个别地方，而且已经是过去时 了，但即便如此，还是让我吓了一跳。

    警察是干什么的呢？三岁孩子都知道，抓坏人、维持治安的。一个 地方治安坏到警察都不敢穿制服上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那个地方政府 近乎失控，已经由别的什么势力来控制了。

    这样的事情，过去也有过。比如晚清东北好多地方，政府管不了， 就由地方上的胡子来管，每支队伍管一片，对外不叫胡子，叫保护队， 这片的老百姓，不给政府交粮纳税，却给保护队交保护费，我们赫赫有 名的张作霖张大帅，就是干保护队出身的；河南也有这样的事，民国时 期豫西有个别廷芳，占了好几个县的地盘，说是要自治，这些地方政 府管不了，全由他来管，对老百姓生杀予夺，但如果安分过日子，的确 也加以保护。民国历史上，长江流域的洪帮，四川的袍哥，陕西的哥老会，上海的青帮，都干过跟政府分庭抗礼“保护” 一方的事情，这些帮 会，就是二政府。

    凡是正统的政府治理失效，秩序失控，就会有黑社会的势力出来代 为维持秩序，维持一种黑社会的秩序，一种规矩和规则都跟正常社会不 一样的秩序，老百姓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也只能接受这种秩序。

    晚清和民国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战乱和分裂。国家整体 秩序混乱，地方政府腐败无能，只知道刮地皮，却无法维持哪怕起码的 治安与秩序，甚至只会扰害百姓，这种时候，一般就会由黑社会出头， 用非常手段，建立非常秩序，在混乱无序与黑社会秩序之间，老百姓只 能选择后者，因为后者带来的损害多少要小一点，于是，这种替代政府 的二政府现象就出现了。一般来讲，这种替代往往处于地下状态，只有 在政府特别失人心，或者黑社会势力特别强大的情况下，黑社会才会在 市面上招摇，而维持秩序的警察，才会不敢穿制服上街，因为穿制服上 街，既讨黑社会的嫌，也招老百姓的骂。

    其实，在二政府统治下，老百姓的日子并不好过。尽管由于政府失 效，老百姓在有冤难伸而且特别想伸的时候，也会求助黑社会，而且凡 是出现二政府的地方，根据黑社会中人的品性，有时候也会主持一点公 道，但是总体来说，那种秩序绝非正常的秩序，往往是靠非法的暴力来 维持的，就像当年的别廷芳一样，他的话就是法律，说杀人就杀人，连 申辩的机会都不给。服从二政府的治理，只是由于不得已。

    穷京官混世之法

    京官穷，是古代官场的一个永恒主题。

    其实，京官穷，大官不在此列，权大自然金多，想不要都困难。穷 的，只是那些小京官，所谓京曹，即中央政府各个衙门里的属员，无权 无勇，人数众多，一般来说很闲，但却没钱。他们甚至比不上那些经手 琐事的胥吏，由于有公务经手，在手续上就可以卡点油水出来。这种状 况，在官吏分途而官员的俸禄又出奇低的明清两代，尤其明显。

    京官之穷，是因为没机会直接刮地皮。同样一个六部主事，七品 官，如果在地方上做知县，平常年景，说不上贪酷，一年几万两雪花银 总是会有的。但是在京里，一年的法定收入，也就是45两银子再上一 点禄米。京师米贵，居大不易，这点钱粮，家口如果超过5名，那么多 半是要饿肚子的。原本文人就喜欢哭穷，做了京官，则一塌糊涂，活脱 脱一个个怨妇。最有名的是李慈铭，在他的《越缦堂日记》里，在骂人 之余，总是喋喋不休地诉说自己的困窘。还有人填了曲子诉苦：“淡饭 儿才一饱，破被儿将一觉，奈有个枕边人却把家常道。道只道，非唠 叨，你清俸无多用度饶，房主的租银促早，家人的工钱怪少，这一只空

    锅儿等米淘，那一座冷炉儿待炭烧，且莫管小儿索食傍门号，眼看这哑 巴牲口无麸草，况明朝几家分子，典当没分毫。”

    京官哭起穷来，好像每日等米下锅，忍饥挨饿，日子都没法过了 似的，其实大抵属于“家兄江南殁，舍弟塞北亡”的诗人作诗，当不得真。没错，这些小京官，的确房租经常拖着不交，“酒食常欠米常 赊”，动不动就跑当铺，经常随份子送礼，欠债也属于家常便饭。但并 不等于他们真的活不下去，事实上，他们往往出有车，食有鱼，家里有 哑巴牲口，还雇有拿工钱的家仆。李慈铭一边厢说自家没米下锅，一边 厢却记录自家赴一个宴会，又一个宴会，鱼翅海参没完没了。当然，很 有可能，这边主人在赴宴，饭店门口，仆人找来嚷嚷：“大奶奶说了， 当的那个镯子到期了，赶快去赎！ ”晚清有嘲京官诗云：“天乐看完看 庆丰（看戏），惠丰吃罢吃同丰（吃席）。头衔强半郎员主（即各部的 郎中、员外郎和主事，都是各部中下级属员），谈助无非白发中（麻 将）。除却早衙签个字，闲来只是逛胡同（妓院）。”虽说有点夸张， 但也八九不离十。其实，当年吃瓦片的租房户，即便承租的官员拖欠房 租，也断没有把人赶走的，因为租户里有个官员，对外好说话。而平时 的商家，从来都是赊账的，按年节一总收账，因此，拖欠和赊欠，对于 官员不算什么大事。

    总而言之，京官虽然比外放的地方官穷，但日子并不真的像京里 穷民那样难过。鲁迅先生的祖父周福清，以见习翰林（庶吉士〉大考未 过，外放老虎班知县，因过于骄横丢了乌纱，马上就捐一个内阁中书进 京，虽说没有钱拿回家，但自家的日子还过得不错，时不时可以梢点特产孝敬自己的老娘。京官，也有自己来钱的道儿。

    京官第一种来钱的道儿，是打地方官的秋风，即揩油。当然这种 揩油，属于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地方官总是要进京办 事的，一进京，消息马上传开。同年（科举同届）、同事、同乡，一 拥而上，地方官也就大方地大开筵席同时撒钱。作为地方官，进京办 事，有关部门自然需要打点。主管长官得重点关照，但是自家的关系 也必须面面俱到，同年、前同事、同乡，大小菩萨每个面前一炷香， 一个也不能少。那年月，做官最要紧的是关系网，如果这种在大家眼 里天然合法的关系都照顾不到，丢下一个半个，马上名声就坏了。官 场上关系复杂，说不准谁和谁有点什么瓜葛，得罪一个，往往得罪一 大片。有的时候，得罪人甚至都不可怕，但却不能落个薄情寡义的名 声，破坏官场约定俗成的规矩。地方官的撒钱，广积人缘，就是这种 约定俗成的规则。按这个规矩走，才具平平不用怕，没有政绩也不用 怕，只要不出大格，或者特别倒霉赶上战乱，进了官场，大抵都可以 无灾无难到公卿。

    京官第二种来钱的道儿，是吃来往京师的同乡商人。中国这块土 地，官商勾结，自古皆然。明清之际，官商之间往来的平台是同乡会 馆。说起来商人们弄会馆，是便于同乡之间互助的，但是几乎从一开 始，这玩意就成了周济进京赶考举子和穷京官的场所。举子进京赶考， 可以在会馆白吃白住，如果考上做了食，自然会照顾同乡商人，这属于 商人的期货投资。对于现任京官，凭借会馆，时不时地给点补助，实在 困难的，还可以在会馆下榻，不收房钱，这属于现钱交易。

    京官第三种来钱的道儿，则属于职务额外收入，这一点古今一 理，就不多说了。值得一提的是，有清一朝，往往是越往后，这种 职务额外收入越多，清中期之前，各部的胥吏多半比中下级官员机会更多o

    所以，穷京官也有自家的混世之道，只要有个官衔，即使在北京这 种消费很高的地方，也能混下去。

    鬼界的官僚体系

    《玉历宝钞》是著名的善书。曾经有一个阶段，中国的城乡，到处 都是这种玩意，仅仅比黄历的普及度低一点点，每家一本不至于，说十 家有三本，应该不算夸张。

    《玉历宝钞》讲的是地狱的事，今日酆都这个地方的知名度，很 大程度上是托了《玉历》的福。《玉历》的地狱系统中，首脑就是酆 都大帝。可惜，今天酆都这个地方，凭“地狱”旅游挣钱的人，对地 狱的种种传说，已经不甚了了。某日等车，偶然看了一眼酆都的旅游 手册，上面说酆都的特产有孟婆荼；在《玉历》里面，孟婆茶是给将 要投生的鬼们喝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忘记前生，现在给大活人喝， 不知是何道理。

    中国人地狱的观念，来自印度的佛教。佛家讲六道轮回，其中的三 恶道是畜生、地狱、恶鬼，地狱和鬼并列。中国人又把鬼装进了地狱， 神、人、鬼二界，天上是神界的空间，地上是人界的空间，而地狱就是 鬼们待的地方。

    西方基督教也有地狱（hell)的说法6但是洋鬼子的想象力实在有限，看但丁的《神曲》，地狱里的那点事，实在过于简单0不仅里面的 刑罚单调，无非放火上烤、让风吹着跑，而且地狱里面居然没有什么机 构，作恶多端、神通广大的撒旦，在自己的地盘上，居然连办事人员都不配一个。

    比较起来，我们中国人大不相同。《玉历》里面，不仅刑罚品种多 样，从锯胳膊断腿，到开膛掏肠子，油炸，锅煮，磨粉，大蛆拱，凡是 人能想到的恐怖手段里面都有。

    更有意思的是，在《玉历》的叙事里，地狱跟人间一样，也是一个 等级森严、机构众多的官僚衙门世界。

    地狱里面有十殿阎罗，每殿阎罗都下辖赏善司、罚恶司、查察司等 若干衙门，里面有判官鬼卒、夜游日巡、牛头马面、黑白无常等大小属 员。十殿中，除了第一和第十殿，负责接受和转发鬼魂，其他的八殿， 都下辖十六个小地狱，每个地狱照例设置对口机构、官员鬼等，一个也 不能少。

    如此庞杂的官僚机构，操作的是若干种繁复的事务，每个小地狱一 种刑罚，针对鬼在人间的时候犯的一种罪过。比如在佛寺道观随意拉屎 撒尿，就要下捣肉浆地狱，受人之托不办事，就要下刮脂地狱，犯口舌 者下割舌地狱。

    如果行过善，则可以功罪相抵。每个鬼魂进来，光是审核、折算、 用刑，就要花去巨大的人力，不，鬼力和物力，这还不算最初的接受和 最后的发送，包括挨个灌孟婆茶。

    神、鬼两界，大抵都是人比照人间的样子比划出来的，里面的官员(神界还有帝君）都很多。但在神界，官员或者帝君，多半人浮于事， 吃饱了没事干的很多很多。比如神界，好像只有观音、关公和妈祖几位 比较忙，剩下的好像多半职责不清，说不明白到底负责管什么，像八仙 这样的神仙，还到处游荡。

    可是鬼界的官员却很忙。各种民间传说、小说、戏剧中，很少听 说有阎王出来到处溜达串门的。因此，衙门排到10座，而且每座有16个 小衙门，充分合理。只有汤显祖这个没有做过官的进士，才在自己写的 《牡丹亭》里，非要给鬼界衙门精简机构，说是元末大乱，人间的人十 停去了九停，新鬼自然也就少了许多，阎王殿事务大减，于是天帝把十 殿阎君减了一殿。杜丽娘为情而死，进了地狱，居然只见到判官，不见 阎王。

    我总觉得，《玉历》设计的官僚系统，是一种鬼界的计划经济管理 模式，很有全能主义（totalitarianism〉的味道，对人的活动，从一枝 一节开始盯起，吃喝拉撒，说话思想，乃至做梦起意，统统管起来，行 善记一个红点，为恶记一个黑点，最后秋后算账，一点也赖不掉，不冤 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如此庞大繁复的管理任务，还要保证不 出错，没有营私舞弊的，说实在的，真难。不知道地狱里的鬼官们是靠 什么思想武装起来的，能一直维持如此的髙效率和低差错率。抑或阎王 殿里的刑罚过于严苛，把鬼官们吓得只能老老实实做事。

    乡绅与精英

    中国这个国度，自秦汉大一统，建立官僚型帝国以来，朝廷用来 平衡官民关系的法宝有三：一是强调官员的自律；二是朝廷对于官员的 监管，因此特别设置了别的国家所没有的监察系统，官小权大，替皇帝 盯紧了官员；三是逐渐形成了半官半民的乡绅阶层，通过这个阶层的制 约，抗衡官权的无限扩张。

    官员的自律，时间长了都靠不住，而监察部门的监督，也会随着 制度的疲沓，官僚机器的镑蚀，形同虚设，只有根乡土的乡绅靠谱一 点。但由于整体上朝廷制度的废弛、政治的混乱，这种乡绅的抵制，也 会变味，或者作废或者变成地方性的反叛。

    如果按西方类似研究的说法，所谓的乡绅，也可以说是乡村精英， 只要民这边存在文化精英，那么，官民之间就有缓冲，有沟通，关系即 使逐步恶化，恶化的步伐也会慢一点。现在中国官民关系的难题是，一 方面，类似传统官民关系的结构，依然存在。社会基本的矛盾，依然是 官民矛盾，官员还是整个社会运行的主宰者。一个地方，得一优秀官 员，则兴；赶上一糟糕的官员，则败。什么事情，负责官员一言九鼎，民众没有声音。但是，另一方面，跟传统社会不一样，社会上的精英， 跟民众基本脱节，不仅乡村不存在过去那种跟民众关系密切的乡绅，连 城市里的精英也跟民众关系淡漠。相反，他们中的多数，倒是跟官员关 系更紧密，有事没事，都自觉地站在官的一边，甚至不惜睁着眼睛说 瞎话，以专家身份，帮官员圆谎。这样的结果，是使官民关系丧失了起 码的缓冲，对立迅速加剧。

    当然，官民对立的根本问题，在现代社会，还是因为官的杈力太 大，而民这一方，几乎没有什么权力，一边无限扩张，一边节节后退， 民方唯一的抵抗，就是通过“正常渠道”向上反映，然后让官员的上级 得知情况，出手遏制，或者通过不那么正常的渠道，通过媒体和网络披 露出来，还是让官员的上级得知情况，然后出手遏制。可是，严格来 讲，官员的上级也是官员，除了最髙领导，真正能从大局出发，遏制官 杈膨胀的，毕竟是少数。加上上级总比下级人数少，“正常渠道”经常 不畅通，而媒体披露也有顾虑，网络上的事又经常很难说，一个事情， 是不是能变成网络事件，制约条件很多，严格讲，官员也不是不可以操 控的。因此，尽管我们说，官员最怕的事，就是被曝光，被捅出去，但 在多数情况下，他们还是有本事把事情控制住，只要控制得住，民的反 制就没有作用，反过来，他们也就可以放心大胆地扩杈了。

    事实上，现在官民矛盾最大的问题是官民结构失衡，从历史的经 验看，这种失衡的危险非常大，一有风吹草动，就可能形成对全局的 威胁，甚至崩盘。而官民结构失衡，最大的问题是官权的无节制扩张， 对应官杈的扩张，目前唯一的途径，是增强民方的遏制力。在最高领导层，从全局的战略考虑，是亟待解决的头等大事。比较好的解决之道， 在于实行普遍的基层选举，让亲民之官知道自己的权力来源于民众，从 而使民众握有部分制约官员的权力。在实行选举之前，应急之法，是鼓 励精英替民众讲话，显然，国家不能像过去那样，利用各种手段，使得 所有像样的知识精英都归入体制内，又利用体制的力量，使得这些人扫 数归顺，唯官是从。尽力压制体制内不同意见，尤其压制打击体制内的 理性声音，结果使得体制外一批草根精英崛起，成为民众不那么合适的 替代性精英。而各级宫员在处理一些公共事件的过程中，往往蛮不讲 理，强行压制，往往使得部分草根精英趋于非理性，趋于暴力抵抗，理 性的声音在官方的强槿中，在民间根本无法生长。要知道，目前的官场 正在滋长一种前所未有的权大独尊的风气，而且已经蔓延到了所有吃官 粮的单位，包括大学。凡是敢说不中听话的人，毫无例外地会受到严厉 的打击，所有官方场合，官话、假话、空话和阿谀话盛行，或者说横 行，因此民众的意愿，根本无从表达，谁要是傻到替民众讲话，几乎立 刻就成了所有官员的公敌。显然，民众是需要有人替他们讲话的，如果 没有这样的人，那么就只能由那些不怎么理性的草根精英替代。

    古代的钓鱼执法

    钓鱼执法，在中国是个古已有之的旧传统，一丁点都不新鲜。

    在明清两朝，政府具体的执法人员，被称为衙役。具体地说，就 是三班衙役中的快班，所谓捕快之类的人物。捕快在法律上属于三代不 能参加科举的贱民，但是，这个贱民，只是在青天大老爷那里才名副其 实，而在老百姓那里，捕快则往往被尊为“翁”或者老爷。因为，朝廷 的法度，实际上是靠这些人来落到实处的。在某些情况下，普通百姓， 是罪犯还是良民，往往在他们的一念之间。因此，尽管对外名声不佳， 政治地位不髙，但想当捕快，还得花钱买。当不上正经制役，做不拿工 钱的帮役、白役，也一样趋之若鹜。所以，凡是个县衙，里面都一堆一 堆的衙役，大大超编。

    超编不要紧，因为一个县衙，真正吃官粮的人，其实只有上面派来 的主要官员。剩下的书吏和衙役，正经的官方支出，只有一点补贴。至 于帮忙的帮役和白役，则一分钱都不用出。凡是衙役，没有靠补贴吃饭 的，想靠也靠不上，因为那点银子根本养不活人。不过，衙役无论正、 帮、白，都活得很滋润。这个滋润，靠的是官府的办案杈。实际上，他 们吃的就是青天大老爷手里那颗大印。凭着官府的威风，有事点，没 事生事，都可以吃得饱饱的。这没事生事，主要就是靠钓鱼执法。

    钓鱼执法，首先要找对鱼。什么叫做鱼，就是那些有余钱剩米，但 又没什么杈势之辈。就像上海的钓鱼者，他们总不能去钓军车，钓黑牌 的外国车，钓政府机关的车（真要是哪个钓到这些车头上，鱼钓不到， 还会惹一身的腥）。找好了对象，就好下手了。找个外地的无赖，假装 是逃犯，然后跑到被钓的鱼那里，装成逃荒人，要求收留。总之，百计 千方，装可怜，只要收留，哪怕不给钱白干也行。只要被钓的对象善心 一动，或者贪念一动，以为天上掉下来便宜的劳动力，将来人留下，衙 役随后就到了。一个窝藏逃犯的罪名，足以让中产之家破产了。这种方 式，被称为“活钓”。

    相对于活钓的，是死钓。这个更简单，只消找到一具无名尸体，病 饿而死的最好。趁着天黑，将尸体运到被钓对象家门口。第二天不等这 家人家开门，衙役打上门去，劈头栽一个命案在这家头上。有尸体在， 一户农户人家，满身是嘴也说不清。还好，衙役们只是诈钱，并不想要 人家的命，所以只消拿出令衙役满意的银子，就可以消灾。掏空了这 家，这家还得千恩万谢。

    还有一种钓鱼，是针对行旅之人的。行旅之人大抵有几个钱，而 且行旅之中，难免贪色。衙役们就利用这点，找好妓女，扮成良家妇女 送上去，假装出走或者迷路。旅客如果贪色，趁机占了妓女的便宜，那 么，麻烦马上就来了，马上就有人打上门来，当场抓住，说是拐带。自 然衙役随后不请自来（连110都不用打），连唬带诈，旅客非得把身上的盘缠掏空了才能脱身。这叫“放鸽钓”。

    除了衙役，有时候正经的官员也会干钓鱼的事。衙役钓鱼只是图 财，官员如果钓鱼，就往往是害命了。比如地方官如果成心想跟哪个 人过不去，一时半会儿又抓不到把柄，就会授意一些江洋大盗来攀这个 人。一攀上，就__死不可。比如清朝初年，江南秀才金圣叹等人痛恨县 令贪渎，趁顺治帝驾崩去孔庙哭庙，大搞学生运动。惹恼了巡抚大人， 要杀这些秀才以儆效尤。于是就让落网的海盗攀上这些秀才，说他们是 一伙的。于是秀才就成了海盗内应，大才子金圣叹的脑袋就落地了。

    所以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钓鱼不是什么新发明。还好，上海 某区的交通执法部门，还只是跟前辈学了图财之一技，没有深入下去害 命。所以，被钓的鱼们，无论大小，都是要念佛的。

    监察与分肥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制度，即使在古代，一个特出的地方，是特别 强调监督的重要性。因此，自秦汉以来，一直都存在跟行政和军事机构 并列的监察机构，正因为如此，孙中山在创制的时候，特别将监察制度 引入现代政体，特意将监察杈独立出来，演变成五杈体制。

    但是，监察权失效的问题，也一直是中国制度的一个难题。无论什 么时候，行政部门的杈限都是最大的，管人、管事、管地方，手上难免 经过大量的金钱和物质。杈限大，难免出事，所以需要监督。负责监督 的部门和官员，没有直接的行政权，不能直接发号施令，但是可以查有 杈者是否违法，也就是说，监察官员在某些场合和时间点上，可以“管 官”，可以按规矩管，也可以不按规矩管。因此，对于行政官员来说， 最佳也最具理性的选择，是利用自己手里的杈力，讨好监察者，等于是 让监察者部分地分享自己的杈力，于是久而久之，监察就变成了分肥， 开始是分一杯羹，后来则四六或者五五分成，再后来，监察者甚至可以 把被监察者变成事实上的下属。到了这个地步，原来平行的监察也就没 有了，等于是行政呑掉了监察。

    汉武帝将天下郡县分成九个部分（州〉，然后每部分派一个监察 官刺史，分部监督。郡太守官大，两千石，州刺史官小，六百石，但 是一个刺史可以监督几个郡太守。结果到了东汉，郡太守就逐渐变成 了刺史的下属，后来皇帝干脆下令将作为监察区的州变成行政区，刺 史变成行政官员，级别提高，形成州管郡的新的行政格局。汉武帝本 意防止地方尾大不掉而设置的特别监察制度，最后适得其反，反而增 加了地方分立趋势，东汉末年群雄割据，诸侯并起，就是在这样的制 度背景下发生的。

    明代的巡按制度，也发生过类似的变异，在各省设置巡按，原意 是加强对地方的监督，但是巡按很快就变成了省级大员之一，一个七 品的小官，居然可以跟二三品的省级宫员布政使和按察使平起平坐， 分享制度上没有赋予的行政权力。结果，监督的职能自然废掉了，反 而增加了省级官员内部的纷争，最后不得不再派一个凌驾所有官员的 监察官巡抚或者总督到省里去，时间一长，巡抚和总督也变成了事实 上的地方最高长官。

    近来审计署出台新纪律“八不准”：不准由被审计单位支付或补 贴住宿费、餐费；不准使用被审计单位的交通工具、通讯工具等办公 条件办理与审计工作无关的事项；不准参加被审计单位安排的宴请、 旅游、娱乐和联欢等活动，等等。这“八不准”，意味着已经出现过 这样的八种现象。出现了这样的现象，自然意味着审计和监督的失效 和部分失效。

    如何防止监督变成分肥，严肃内部纪律仅仅是一方面，还需要这个

    制度以外的监督来加以保障。任何机构之间的监督，在理论上都可以化 解为彼此之间的分肥或者分赃，无论机制多么复杂，只要时间足够长， 彼此博弈次数比较多，都可以通过彼此间的谈判实现这一点。所以，真 正的监督，实际上是有民意参与的监督，来自众多被管理者的监督，这 些人是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通过谈判达成分肥协议的，而民意的监督， 则来自人民代表，来自社会，来自公共媒体。因此，审计部门若想让 “八不准”真正落到实处，不能仅靠被审计一方的配合，还需要引入一个第三方。

    选举在近代中国底层社会的工具性悖论

    一人一票的选举，是西方民主政治的核心内容，在引进西方制度 的同时，中国自然也引进了选举制度。比较而言，同属西方政治影响的 东西，政权下移最合中国人的心思，因此做得最彻底，文官政治次之， 人们也能认可。议会政治就比较麻烦，无论如何都搞不好，不是变成议 会专制，就是废掉议会。显然，议会政治难以落地，最关键的原因是一 人一票的选举在中国难以落实。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伦理本位和集体本 位的国度，其文化的基因里，就没有选举这回事。对于过去的中国人而 言，所谓的选举，就是选官，就是科举考试，根本就没有投票的概念。 相对于民主政治，传统中国社会倒是有协商这个概念，但协商中每个人 的发言权是不一样的，集体本位的社会离不开杈威，因此即便是协商， 也是依据每个人地位的不同，有不同的发言权，地位低的人意见要想被 采纳，必然要有地位髙的人力挺才有可能。

    当然，没有概念的事务，不见得就完全没有办法引进。但是问题 是，西方制度被引进中国，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种工具来使用的，人 们无非是借助这个看起来很美的工具，实现富国强兵的夙愿。这里，民主没有文化的内涵，更没有价值的意义。在这种前提下，选举在中国近 代历史上，往往呈现出很有意思的面相。

    凡是选举，就不可避免地要跟底层社会打交道。中国自辛亥革命实 现政体变革之后，北洋时期搞过两次国会选举，民元国会和安福国会， 某些地方军阀，也推行过联省自治，搞过地方议会的选举。国民党则搞 过行宪国大选举，而中共也推行过农村的基层选举（不是指现在的村民 自治）。这些选举，无论动员力度大小，百姓参与程度高低，基本上都 是为了完成上层政治某项任务的工具，老百姓不仅难以借此实现民主政 治的启蒙，甚至可能效果恰恰相反。

    所谓集体本位，意思就是一个群体中一般成员的意见，是通过这个 群体的精英来表达的，而伦理本位则表示，所谓的精英只能是群体伦理 关系中的高位者。因此，在民元国会选举中，虽然中国人还没有学会买 票贿选，但一人一票的选举，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每个选区的投票，差 不多都是体现本区域精英的意志，所谓选举，不过是工作人员抱着票甄 四乡走一圈，然后按照选民册代填选票而已。候选人不知道用政见讨好 选民，主导选举的地方精英，也不知道是不是应该选出合乎地方需要的 候选人，因为即使是地方精英，也懂得选举与自己社区日后的生活有什 么关系，他们只是推出他们认为合适的人而已。民元国会选举，国民党 之所以大胜，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地方精英看来，国会是革命之后 的新鲜事，而新鲜事就得跟革命沾边的人来办，因此，跟革命有关的国 民党就占了便宜。显然，这并不意味着国民党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然而，当选举接着进行下去之后，买票贿选的本事，中国人也学会了。这么一来，选举在底层社会，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选票需要买 了，买的时候，基本上是一群一群的买，只要买通一个地方精英，那么 这个精英能控制的地方的选票，就都是自己的了。而地方精英的行为也 分成两类，一类借选举为自己牟利，买票的钱都落入自己的口袋，只要 他能压得住茬，一般也不会出现乱子；一类比较有公益心的精英，往往 会把选举当成为自己群体谋福利的一次机会。比如很多南方的宗族，就 开会议决，本族的选票一定要卖给出钱最多的候选人，而卖票所得，一 律作为宗族的公产，用于宗族公益。当然，如果有政权的干预（一般都 是掌权的军阀），价钱上可以优惠，但必须用其他条件作为交换。这就 是为什么在安福国会的选举中，原本觉得自己在人望上占优势的以梁启 超为首的研究系，会大败给仓促组建的安福俱乐部，只得了区区二十几 个席位，因为安福俱乐部背后有军阀政杈的支持，在政权和金钱两种资 源上，研究系都没有优势。

    军阀政权利用选举组织国会，为自己的政权提供合法性，但底层社 会却把选举变成一次相当纯粹的市场交易。事实证明，双方在当时的条 件下，都达到了理性选择前提下的利益最大化。

    1947年国民党行宪国大的选举，跟此前的选举有所不同。由于国民 党政杈有点全能主义的味道，因此动员能力和社会整合能力都比北洋政 权要强很多。其党、政、军、警、特在地方上，还是很有力量的，政权 对社会的滲透也远非北洋政府所能比。但是另一方面，毕竟经过了现代 政治几十年的洗礼，二战胜利，民主国家的声望空前提高，某些城市居 民尤其是知识水准比较高的居民，民主意识有所觉醒，人们初步意识到

    了选举与自己生活的关系，只是这类人实在太少，对选举大局构不成很 大的影晌。同时，我们看到，由于战争的破坏，原有的乡村精英控制能 力有所减弱，从前选举的买票方式，往往会出现问题。

    因此，此次国大代表的直接选举，更多地表现为国民党国家机器在 地方高度动员的局面。尽管在选举之初，国民党为了防止代表变成国民 党员的清一色，曾经力图通过地方协商，尽量保证某些无党派人士，尤 其是青年党和民社党等附和他们的“民主党派”成员占有一定的比例， 事先就把这个比例通告给这些小党。_然而政权机器一开动，地方上担心 的却往往是自己人的比例不够，难免动员过度，最后使得小党和无党派 人士纷纷落马，国民党中央又不得不出来纠正，结果原来当选的人又不 干，演成很多选举纠纷。

    这种政权体系动员下的选举已经演变成完全意义上的政杈工具，参 与选举的底层民众，既不可能得到选举自己的代表的好处，也得不到卖 票的利益。选举，只是上层政治的工具，民主跟老百姓依然距离很远。

    在历史上中共进行的最认真的选举实践，是在抗战时期推行的基层 选举。在整个抗战期间，中共领导的敌后根据地，由于选举的实行，为 中共赢得了很大的声誉，很多国统区的民主人士以及外国朋友，凡是到 过根据地的，都盛赞根据地的民主。相形之下，国民党治下的国统区， 反而背道而驰，不仅没有选举，而且一度提倡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 个领袖的专制主义政策，跟根据地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显然，在抗战时期中共推行的选举，从选村长到选边区参议员， 都是相当认真的，基本上看不到背后操控的痕迹。由于中共对于底层社 会超强的动员能力，因此根据地每年进行的“大选”（这是当时根据地 的通行叫法），底层民众的参与度，绝非此前任何一种选举所能比拟。 也可以说，这种选举，基本上实现了底层民众真正有热情的参与。很明 显，不能把根据地的选举，简单地视为做给外面人看的政治秀，选举， 对于中共而言，有着切实的工具性考量。

    中共根据地的选举，是从拔除国民党基层政杈入手的。中共的敌 后根据地，本是利用日本军队入侵，国民党军队后撤造成的空隙而建 立的。虽然军队的撤退，很多国民党县以上的政权随之撤走，但大部分 地区，国民党的基层政权却还存在。如果用武力驱赶这些基层政权的人 员，虽然不是不可以，但在法理上却未免有些理亏，或者说，不符合中 共的统一战线政策，于是中共想到了选举。

    自从清末新政推行地方自治以来，留在乡村的地方精英实际上 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越来越踊跃地进入县以下的基层政权中，另 一部分则跟从前一样，待在政杈之外。一般来说，乐于进入政权的精 英，往往属于劣质化的那部分，随着军阀割据的政局演变，劣质化的 精英还有武化的趋向。这部分精英的种种作为，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 乡绅的行为模式，用杜赞奇的话来说，就是以掠夺型经纪取代了保护 型经纪。这种比喻虽然可以商榷，但劣质化的精英凭借政杈之便，行 为不端，是可以肯定的。事实上，他们的行为，也引起了另一部分恪 守传统模式的精英的反感。因此，中共只要组织选举，原来国民党基 层政权的精英的下台，是必然的。推倒这部分政权精英，也因此创造 了中共跟另一部分传统精英合作的基础。最关键的是，这种打着地 方自治、民主选举的“改朝换代”，国民党中央政府明知道是怎么回 事，但却无法明确反对。

    尽管基层换成了自己人或者自己满意的人，但是从这以后，根据地 的选举却一直坚持了下来，除了遭遇日军的扫荡，几乎每年一次。应该 说，这种基层选举，中共组织得非常认真，其针对大部分不识字的选民 创造出来的“豆选法”简单有效，广为推行。在选举技术上，虽然算不 上是秘密投票，但比起后来的举手表决，还是不错的，算得上是无记名 投票，在保密性方面，至少被选举人是不太容易弄清到底谁没有投自己 的票a而且在选举实施过程中，中共党组织一般都不公开出面，即使组 织，也是在幕后进行。最有意思的是，他们并不强求自己属意的人选一 定要当选，只要被选上的人他们能接受就可以。

    一般来讲，在农村环境里推行选举之初，那些传统的精英，被选 入参议会，参加基层政杈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农民是个需要精英代表 的群体，现存的精英，只要道德上说得过去，农民习惯让他们来出头 露面。但是奇怪的是，选举推行几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老的精 英当选出现了麻烦，基层政杈开始向清一色中共党员方向发展。以至 于中共中央不得不采取措施，以硬性规定“幵明士绅”名额的方式， 即所谓“三三制”，来保证传统精英的份额。与某些人认为“三三 制”是为了保证中共地位的看法不伺，实际上，在当时的情形下，传 统精英在政权中的地位才需要硬性的制度保障，也就是说，实阮统治 乡村社会上千年的传统精英，即使在从清末到北洋再到国民党政权推 行政杈下移的过程中，都没有丧失地位，在中共的基层选举过程中，居然被成功地边缘化了。

    这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变化，基于几千年传统和文化的乡村 权力结构，用这种方式颠覆，显然比用简单的暴力推翻有效得多。到 了抗战胜利，中共实行土地改革之时，只有在新解放区，乡村精英才 有可能组织一些反抗，而老根据地，精英们则只能束手待毙。在多年 的选举中，农民最明白的只有一点，就是多少年的文化威杈、传统杈 威，都可以用手里那粒用来当选票的豆子来推翻，他们也就真的给推 翻了。显然，这推翻和颠覆的，不仅仅是些精英，而且还有精英背后 的传统权力结构，以及文化的结构。但是，推翻之后，并没有人给他 们一个新的东西。对于民主政治，他们只是学会了投票，或者说习惯 了投票，但却没有起码的杈利意识、人杈观念，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权 利，也自然不懂得尊重他人的权利，这种选举，没有民主的文化，也 没有民主的价值观。在土改过程中，中共为了发动群众，往往采取放 任农民随意行动的做法，在这“群众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氛围 中，许多地方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对于那些大家一时对是否处死有争 议的人，人们会采取投票的方式来决定，还是豆选，往碗里投豆来选 择，一个生碗，一个死碗，哪个碗里豆子多，就按照碗上的标签来行 事。如果死碗里的豆子多，那人就必死无疑。

    当选举仅仅是上层政治的工具时，这种选举如果仅仅是装装样子， 跟底层社会具体的人关系不大，不会对底层产生多大影响，如果这种选 举真的在深度动员下进行，推行得越久，底层政治就越是畸形。

    古今民告官

    民告官，古代叫“上控”，凡是上控的人，多半都被逼无奈，走投 无路，不得不如此，因为只要踏上上控之途，就开弓没有回头箭，就算 最后皇帝老子做主，官司打赢了，下场也很悲惨，破家是肯定的了，最 后很可能会搭上自家的性命。就算这个人命大，平安无事，回到家乡也 会被官府视为刁民，以后的日子好过不了。清朝道咸年间云南乡绅杜文 秀，就是因为上控，控到最后逼上梁山，最终从一个有功名的乡绅，变 成了造反起义的领袖。

    没有哪个朝代规定民不许告官，更没有哪个朝代准许官员打击报复 举报他的百姓，所有的法律规定，似乎都向着弱势的老百姓，但现实中 的百姓，只要哪个吃了豹子胆敢惹到官员，那么下场大都很惨。这宿命 背后，有一只看得见的手。

    古代民告官的宿命，在今天依旧在某些地方延续。辽宁抚顺一位开 发商，只因为曾经告过抚顺市的一位领导人，令这位领导人感到很没面 子，居然就授意一个来历不明有过前科的无业人员，设局陷害这位开发 商，不仅骗钱索贿，而且要置人于死地。幸好，这位开发商中途识破了骗局，把这位领导人举报到辽宁省纪委。可是奇怪的是，在这位抚顺市 领导人东窗事发、锒铛入狱之后，这位倒霉的开发商却被一个接一个莫 明其妙的官司缠上了身，所有财产连孩子的东西都被查封，无辜入狱， 被无罪释放之后，依然有被再次“弄进去”的危险，不得不东躲西藏， 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

    告官的民，无意中触犯了两种潜规则。其一，凡是做贼的人，最 痛恨的，就是被人举报，凡是碰到这样的事情，他们多半要报复，残酷 地报复，因为如果容忍这种举报，他们偷窃的生涯就会遭遇致命威胁。 同理，凡贪官被举报者，不仅被举报的人痛恨异常，其他同病相怜者， 会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也一样会痛恨举报者，因为他威胁的不是一个 人，而是不法官员的整体。其二，直到今天，我们的很多官员，还有人 有意无意当自己是百姓的父母官，如果碰巧这个官员是一把手，那么他 更觉得天老大，他老二，不仅是民之父母，还是民之霸王，举报者不仅 是破坏自己的威信，而且是破坏秩序，破坏伦理。

    国家必须下大力气反击这种恶意报复，无论它是来自一个人，还是来自一群人群有权有势的人。只要把报复行为遏制住，自然会有人乐意出头举报，那么，贪官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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