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真词释

    我小时候于词毫无了解，最大的困难为“读不断”。诗非五言定七言，词却不然了，满纸花红柳绿的字面，使人迷眩惊奇。有一些词似乎怎么读都成，也就是怎么读都不大成。这个困难似乎令人好笑，却是事实。

    谈到周邦彦作的《清真词》，我和它的因缘亦是慢慢儿来，慢慢儿加深的。民国五年、六年间方肄业于北京大学，黄季刚师在正课以外忽然高兴，讲了一点词，从周济《词辨》选录凡二十二首，称为“词辨选”，讲义至今尚存。季师盛称周氏选录之精，又推荐各书，谨录于下：

    源流——张炎《词源》、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附《词辨》中）

    作法——万树《词律》、叶申芗《天籁轩词谱》

    选本——张惠言《词选》、董士锡《续词选》、周济《宋四家词选》及《词辨》、冯煦《唐五代词选》、《花间集》、《绝妙好词》

    专集——柳永《乐章集》、周邦彦《清真集》、姜夔《白石道人歌曲》、吴文英《梦窗甲乙丙丁稿》目虽至简，而的当难改，可谓要言不烦矣。读者若寝馈于此数书中，欲为词家已绰有馀裕。这是题外闲文。

    他讲的《清真词》只《兰陵王》、《六丑》、《浪淘沙慢》三首，《六丑》还有些印象，其他两首都还给老师了。他又说，词中清真可比诗中杜甫，这对我印象很深，当然他并非创见，却不失为断制的真确。两宋多少词人，我独选美成的作释，就这点论，不妨说“受之于师”。他又把一本郑文焯校刊的《清真词》借给我读，即所谓“大鹤山人校本”也。这是我于《清真词》的初见。黄先生平常散散漫漫的，但对于这书似颇珍重，不久就要了回去，当时我很有点舍不得似的。直到民国廿八九年间，孙蜀丞先生又借给我这个本子，方有重读的机会。

    季刚师虽如此郑重丁宁指导我去读《清真词》，老实说，我对于这《清真词》了解得十分少。记得民六的深秋，我偶在一张洋纸上写着清真的《意难忘》，字迹歪斜真如涂鸦，为新婚之妻许氏所见，他当然更不懂这玩意儿，还以为我的大笔哩。我说：“我会做这个倒好了！”后来我们同到天津我的舅舅家去，俗谓之“住对月”，正值严冬，斗室温馨，华灯映水，读清真的《少年游》而感到趣味。

    我讲这新婚佚事，或非山妻所喜，却亦稍有取意。前说两词，俱见本书，那时我所赏识都是周词中极漂亮而又浅显的雅俗共赏之作；换一句话说，即非代表作。记得我还喜欢《南柯子·咏梳儿》（见《读词偶得》附录词选），这是近人认为并不高明者也。此外更有一证，《古槐书屋词》第一首，《南柯子·和清真》：“小扇团团雪，轻罗剪剪冰”是也，这首词并不太早，约在民十以后。录清真原作《南柯子》一首于下：

    宝合分时果，金盘弄赐冰。晓来阶下按新声，恰有一方明月，可中庭。露下天如水，风来夜气清。娇羞不肯傍人行，飏下扇儿拍手，引流萤。

    词见汲古阁本《片玉词》卷上，注云：“《南柯子》，《清真集》俱不载。”《咏梳儿》为第三首，而杨升庵《词林万选》载此词为张仲宗（芦川）作，微有不同。此两词于《清真集》中，本在传疑之列，而我那时鉴赏的程度如何，亦可见一斑了。

    昨天有位北大同学来访我，他说清真虽好，学作词从此入手恐怕不易。我就约略谈我的往事，又说，《清真词》并非皆深厚沉郁，亦有漂亮清新的。他的工力在乎深厚沉郁，而他的漂亮清新的极诣，如上述之《少年游》“并刀如水”，究其归宿亦未尝违反这深厚沉郁，谭仲修所以评曰：“丽极而清，清极而婉。”（见谭评《词辨》）婉则未有不深厚者也，岂有可浅尝而不可深研之理乎？若《南柯子》诸词，深思似乎不大够味，正不必为古人讳言耳。

    民九欧游船上带了一本张惠言的《词选》，海天寂寥多闲，读得很熟，这好像对我以后做词说词很有帮助的。其年岁在庚申，有春分后一日红海归舟见新月的《祝英台近》，清明日印度洋舟中同清真韵的《玉楼春》，词极不工，编集时都被删却，但很可以见当时的心境。说诗词的文章最早刊行的，见于一九二四年《我们的七月》（民十三亚东版）题为《葺芷缭衡室札记》，凡三段。其三最长，说词凡三首：小晏《临江仙》，美成《蝶恋花》，耆卿《甘州》，除周词见本集，晏、柳之词俱见《词选》，正因在洋船上把它读得很熟呵。《蝶恋花》词本叙别情，我那时多作远行，故特感兴味（参看本书中编《早梅芳近》条）。这文未入集中，隔了十年，民廿三在开明出版《读词偶得》，才将说《蝶恋花》词略节附入，称为“旧释周美成词”，今见本书上编，而晏、柳二词之释语终未收进。那时议论也不太坏，抄录两节于后：

    我觉得宋人作词佳处，在“细”、“密”。凡词境宛如蕉心，层层剥进又层层翻出，谓之“细”；篇无赘句，句无赘字，调格词意相当相对，如天成然不假斧削，谓之“密”。

    但我并不以为作者当时先定了格局然后作词的，只是说有些好词，如分析其结构，精密有如此者。此仅可资欣赏者之谈助，不可以拿来死讲死摹的。凡文必有条理，佳者尤显明，但这种条理只随成熟的心灵自然呈露，不是心灵被纳入某种范畴而后成条理的。最好的感兴在心头，若把它捉住，何愁在纸上或口头不成文理呢。“风行水上，自然成文”，此语妙确。文理何尝罕见，可贵者正在自然耳。

    现在我还这般想，《清真词释》如此写出，亦应作如是观。《清真词》的妙处虽似难尽，而“细密”二字似颇得要领。论文词之“作”与“解说”，其过程恰好相反。分析如剥蕉抽茧，不得不繁复，愈扭则愈见工力，而作者会之一心，则明清简易而已。若如分析时的委曲烦重，作者纵为天才亦是凡夫，他受得了吗？我前拟“文章四论”，其一曰文无定法，其二曰文成法立，虽有目无文，亦正无须有文，一言蔽之，自然而已矣。自然何必草率，切磋琢磨之极亦归于自然也。

    及民十三北来，迄今又二十馀年，这段时间很长，可说的却比较少。教书的职业命定的不免误人子弟，犹做医生的不免于杀人，但“人之患”这行亦有一长处，教学相长固未必然，全抛旧业又不可能。约在十八九年左右，在清华大学始课《清真词》，后来在他校亦或开这一课。既授全集，不能有所挑选，于是那些委曲繁密的作品，似被逼迫着去寻索。那时即有意通释《清真词》全集，其成绩有一部分收入初版的《读词偶得》里，占了总页数七分之五，却只有六首。以《玉楼春》、《凤来朝》两首特长，占总数七分之三。虽承开明主者以故人情重不弃，实非编撰之体也。我其时喜欢写长文章，每下笔千言离题万里，及意兴才力不济或弄到不得完篇，至今犹有数稿在尘灰蟫蠹之中，不欲启视，亦无可如之何也。

    究竟文字应该写得长否也很难讲。按理说，好即无所谓长短，不好亦无所谓短长。长短不是真的问题，但亦和文章的成败有关。简而有中，无贵乎繁；长而多宜，不拘乎短。若简不免疏，繁而寡要，则两失之矣。但我近来觉得文章太长了没有什么意思，还是短一点的好。

    这些旧稿从《读词偶得》里撤出，也不曾修改，径编为本书上卷，我自己实在怕看那冗长醉梦的谰语也。在丁丑以前，曾和废名释《醉桃源》（即《阮郎归》）一词，也还是很长的，却已经过两次的修改，今列于中卷之首。以后被阁置了多年，直到近几年应友人之请，曾评释陈注《片玉词》本起首的两篇《瑞龙吟》与《琐窗寒》，从头讲起，本是我的原来计划。此外又偶写了一些简短的文字略附评注，名曰“《清真词》易读”，原为自己闲时阅诵，又为初学取譬，但既不成书，这些材料被拉杂收编，今中卷是也。

    中卷非一时所成，亦非在一种心情下一种格式下写的，故最芜杂。但较上卷，又过了十多年，或不无寸进，望读者详之。下卷比较通畅完整平易，这另有一种来源。三十四年冬天，教育部在北平设“临时大学补习班”。其“第二分班”即文学院，地在北大红楼，约我往教《清真词》，因剩得一学期多的时光，只可选授全书。我的亲戚胡静娟女士方服务于二分班文书，偶来旁听，颇致欣赏，但公馀诵习究不方便。后来我说，暇时可到舍下闲谈，您如写以文字，我的《清真词》的解释庶可迅速完成也，遽承欣诺。迟日出其笔录，精详圆满，不蔓不支，略加修正俾全其美，即本书下卷是也。在此谨致感谢之意。

    既属闲谈，原没有什么系统的，视“易读”所录，即有一篇复出，《满庭芳》是也。他写出而我意或未尽又重复写的，亦有一篇，《阮郎归》之二是也。故皆一词二稿，一见中卷，一见下卷，今亦不复删并，读者分别观之可耳。未必有何佳胜，而喋喋以尘青目，汗颜而已。

    本书结撰的缘由，大致如上。至《清真词》本身的评议，不想在这儿说，说亦决不能尽。通释《清真词》的愿心尚未圆满哩，即解释其大部分亦还差得多，且等到他日有机会再说罢。为何要这般写，不那样写，似乎需稍稍说明。

    近来动笔用文言稍多，似有开倒车的嫌疑，不为时贤所喜。但我对于“言”、“文”并无歧视，各就其便罢了。何谓方便？倘深求之，知亦非偶然。解释诗的（广义的诗包括词在内，下同）文字实以浅显的文言或半文半白体为较好。借这机会，把我为什么要用这种文体来写本书的事实加以解释，以至于辩护。

    就读者的需求看，所以要破费光阴读解诠的文字，原为不懂原作或虽懂而不透之故，于是有“无可驳”、“自己明白”的两点：（一）解释必须比本文稍易懂。如其不然，即无任何的意义。俗语所谓“你不说我还明白，你越说我越胡涂哩”，即为“说曰若稽古”、“博士卖驴”的最佳讽刺。（二）假如白话比文言易懂，愈近白话便愈容易了解。这么说来，应当用纯正的语体来写作才对。但我为什么偏要用文言或夹杂以文言呢？如答以为个人方便，理由似乎欠通，况且老实说，也没有什么不方便呵。

    如上所说，常情易会，却为一端的偏见。我们应当离开了读者和评注者的立场，而从诗的本身，作诗时的心境去观照。就诗本身言，是拒绝任何解释的。假如不拒绝一切外在的表诠，则失其粹然完整，诗之所以为诗。就作者的心情说，当时之感假如可以有另一种较容易通显的表现，他又何必舍易取难，自讨苦吃呢？故较真的说，诗不能讲，所讲非诗，一切的讲，比方而已，形容而已，假不代真，无可疑者。

    但事实每逼着咱们来讲诗，真是无奈的幽默。如何讲，也有很多问题，恐怕可以写篇奇长的文或者一本书，今只略明一二。比方说，诗是圆的，而文话均扁；诗为立体，而文话皆平面。所以“诗无达诂”，而我们说话得算数。它一句抵多少句用，我们的话一句只当一句用，这是根本上的差别。一切的困难都从这儿扎根。

    如用白话来解释古诗，就读者一目了然的需求下去看诚有百利。但读者们不必以看“第二手”、“第三手”的文章为满足的，最后还须去读原文，若与原作合看，宁无一弊。利弊相消，则盈亏难定；换言之，所谓好懂只指新来的文字，其故有的难懂不必因之稍减，似乎有利并非真利。若解释得错了，那是赔本，二折一折至于零负，更将不在话下了。

    试问读者于意云何？即有人说：“你的名理可笑，断语又不公。你先说文话都不配解诗，结果独归罪于白话，岂得谓公？”此难当有，且致佳也，吾将答之。须从头说起。试问诗词具在，何须解释？本来么，不用解释的。所以在中国文学史上这些作品很少，不占重要的位置，诗话、诗谈之类大雅总不屑也。但今非昔比，人事日繁，去古愈远，表诠之作，翻译之篇，应需求而兴起，夫岂偶然。质直地说，所以要解释，只由于我们离它太远之故，即使远而不太远，便不需要解释了。究竟怎样远法是应有描写，如何引之使近可以思量的问题了。这两层，即无疑难矣。

    您如高兴画图，一条线，两头两点，中间一点，亦很方便。把古诗和我们的现实设为甲乙两端，那是固定的。解释文字这一点在二者之间，是可移动的。它可近于甲端，不妨呼之曰丙，亦可近于乙端，即呼之曰丁。近甲即远乙，近乙即远甲，而这线的总长，两端的距离并不因之生何影响，似无所谓得失与短长。但图表是呆的，只可以略作比方，事实不如此简单也。

    古诗所以距我们遥远，一因它是诗，二因它的古，即从诗文的原有距离以外，加上今古的距离。诗当然有它的一套特别的体系，而古之一名包罗万象，文言之不同白话至少亦为明显之一点。就我们今日的立场看，以白话来解释甚至于翻译古诗，是最合理的，但事实上却会逢到不可或不易克服的困难，不仅须将诗化为散文，并同时须将文言转为白话；然犹似不止此。诗之所以为诗与古诗之所以为古，分作两面看，只是方便之说，实际乃一体浑然，无可分拆的；申言之，已把这古的味儿渗透到诗的体系中去了；再换个说法，以古代的文章格调作为诗人的言语，而诗的内涵即存在于它的形式上，它的言语口吻神情之间，似乎诗的内涵、形式、言语三者已凝成为一古物，历千年之久，而咱们所操的工具则有“引车卖浆之言”或者蓝青官话，困难之大，可想像得之。这困难，于翻译为尤甚。解释不必和原本对证，当然好一点，但亦好不了多少。

    这儿恐怕已牵涉到所谓“文言”的性质。这玩意本来很怪的，它的出现并不见明文记载，只悄没声音地而来。前天外甥徐家昌来谈，他说中西文学的不同，我们有文言，他们没有，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想这话不错。“文”之与“白”不仅古今之异，在古代已有二者并存的事实。简直地说，文言只是白话的提纲，它的简单化，精粹紧缩化，譬之于画。白话如为全貌，文言是sketch，再设一喻，白话如为全乳，文言是奶油或者酪。

    在这情形下，又似乎现代语与古诗可分为两端，而文言也者，站在他们的中间，所以便是最自然的桥梁。要不要利用它，是一问题，不利用它会有什么困难，也应当想一想。我们虽然把诗解释得清清白白、爽爽快快，但似古人之心否，则不得而知，那么只好引《庄子》了：“子非鱼，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我不想论辩这些个，就释诗一事来看，有两条路：如从“近真”的观点则宜用文言；如从“易晓”的观点不如径用白话，得失短长似亦相当。我们要它近于诗，近于古人呢？还是要它近于我们？这不须犹疑，一言可决。定会有人说：你不曾讲么，诗横竖不可说，用文言何益，用白话何妨。让咱们大家省些脑力，不好吗？这话痛快，双手赞成。但把论点推得过远，解释的文字会自成一玩意儿，而与被解释的原典不很相干，以至于可能的相反。这和我们的“去古已远，引之使近”原来目标并不大相合，此外又岂无他法可以思量？

    前文表过诗是拒绝任何解释的，又曰“不可说”。但何谓不可说，当非绝对。若为绝对则一切皆空，有如咒语。所谓非绝对者，好像一座斜坡，不陡绝也，虽望若神山，仍有远近之别，近者犹有仿佛，远者不复相似矣。吾宁取上文所云甲乙线上之丙，近古而远我者，不取这线上的丁，近我而远古者。本书即如是写作的。

    所取既为丙点，则“易晓”或不能不打折扣，事固无奈，但我希望这折扣不会太大，而“近真”所得或能抵补而超过之，真俗语所谓“一厢情愿”也。倘果如此，吾意已足，借曰不然，不过无益。即本来不懂，解释了依然不懂，亦不必有害也。若用纯正的白话文来作，所谓丁点，我亦偶然尝试，他人来干尤所切望，但我想，反而较难。因为既像一斜坡，愈近于我们的必愈远于古人，远到一个某点，或竟发生差违，采用此途所以必须审慎也。如反过来想便容易明白，如把咱们的白话诗用文言翻译之，解释之，能近真乎，抑远实乎？新诗人必有以语我来。古既不如今，今又安能如古哉。

    那么读你的作品，你敢保证深得古人之意，不叫我们上当吗？这我哪里敢保，您当然还须用自己的心眼去观照才是。然则说了半天还是费话。谁说不是。虽然清代的词人说：“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但我想，明知无益的事老做着，也没有啥意思，此清真全词的通释所以迟未着墨，而愿心之圆满亦终无日耳。仅欲书其缘起经过，不觉的牵引遂长而意终不尽，弥觉可愧。上海的叶圣陶兄为我校印此书，读到这里，不知他将如何感想也。

    一九四八年四月廿八日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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