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学习改造中的思想斗争

    1948年12月15日，在淮海战役双堆集战场，黄维十二兵团，被解放军包围痛击，全军覆灭。除兵团副司令官胡琏、师长尹俊、王靖之等人突围逃脱，司令官黄维、四个军长（熊绶春被击毙外）吴绍周、覃道善和我三人被俘，其他师团级军官也无一漏网。我们这一群俘虏，除黄维一人单独送石家庄看管外，所有十二兵团被俘的军长以下营团以上军官，都被押送河北永年刘伯承二野开办的“解放军官教导团”。

    永年“解放军官教导团”是一座俘虏收容所，除淮海战役的俘虏外，还有山西阎锡山部、新保安、天津的俘虏，有时多至千人以上。刚开始学习时没有书本，团政委谢骅和大队干部给我们训了几次话。谢政委着重讲了对战犯采取宽大政策的根据。各小组座谈讨论，没有严格要求。这时候的我，虽然当了俘虏，思想上仍然很顽固。有的俘虏在讨论会上大骂蒋介石，我听了很抵触。我过去见了蒋介石，恭敬地称呼“校长”，平常谈话都称“委员长”，现在要我直呼蒋介石其名，万万开不了这个口，思想上认为这是对领袖的侮辱，是犯罪的行为，在道义上讲，这样出尔反尔，也为人所不齿。因此讨论时很少发言，每轮到我发言时，就东拉西扯绕圈子避开这一关键问题不谈。我当时的思想情绪，非常悲观消极，如同待决之囚，只是苟延时日而已。我常常悔恨在双堆集突围时自杀未遂，抱怨那时没有径自死去，今天歧路彷徨，行尸走肉，精神甚为痛苦，每每忘魂丧魄，如有所失。

    1949年7月，教导团将营团级俘虏释放，留下师长级以上百余人。同年9月下旬，将我们这百余人解送到首都北京，住广安门外大街普济院，改名为“解放军官教导大队”，直属军委总政治部。

    我们来到北京，生活比在永年教导团有很大的改善。伙食按人民解放军中灶供给，节假日还要包饺子或加菜；医疗也较方便，战犯们病痛能得到及时治疗。在永年时，正处解放战争高潮，南方各省解放不久，虽然教导团领导准许战犯们与家属通信，但邮路不畅通，通信困难。到了北京，我的家乡湖南已解放，我给家里写了信，教导队代为邮寄，很快就得到了回信。在信里我告诉妻子罗启芝：“我在这里受到共产党宽大，生活得很好。”她喜出望外，得到莫大的安慰。教导队还准许亲友来探望我们，为接待前来探望战犯的家属，开辟了几间房子，专为我们团聚之所，并供给伙食。罗启芝于1950年8月携长子健华、幼女新华来京探望，在队里住了一周。她亲眼看到我们的生活和身体都很好，深深感谢共产党的宽大。过去她以为我是在坐监狱，会手铐脚镣、挨打受骂，到此一看，便放下心来。她把健华留在北京读书，自己带着两岁的幼女新华欢欢喜喜地返回了芷江。

    我在大队长马啬、政委杨劲生的照顾关怀之下，受到种种优待，人非木石，孰能无情，顽固的反动思想开始动摇。强烈的求知欲促使我阅读起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初步懂得了阶级斗争的原理，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关系。对于共产党所提出的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内心表示拥护，认为这是合理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在我国也是需要的。由于过去不懂社会发展规律，囿于成见和意气之争而产生的对共产党的敌对态度，从根本上大大削弱了。虽然如此，但我头脑深处还残存着浓厚的封建意识，我当时的想法是：“我和国民党一刀两断，再也不当国民党了；和共产党疏不间亲，也跟不上，如果不杀我的话，我一心一意，当一个改朝换代后的遗民，山居野处，自食其力地了此一生。”当然我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这条道路是没有的。只是我那时认识浅薄，故而出此幻想。马啬大队长曾单独叫我去和他恳谈，他说：“你身体很好，正当中年，在新社会还是有前途的。”我当时态度暧昧，对大队长的劝告，没有表示热情，冷冷地回答说：“我的罪恶大，人民肯宽恕我吗？何况我的学习也不好，又无才能，恐怕对人民不能有所报效，以赎罪戾。”大队长听了我的话，不以为忤，仍然和颜悦色劝导。又一次谈话，我满腹牢骚地说：“你们共产党人善于做地下工作，不知不觉影响和推动了很多人转到共产党这方面来，与人民挂上钩，做了好事。可惜我这一生从没有遇上一个共产党人做我的工作，我在共产党队伍里面，举目无亲，要不然我这样贫苦出身的人总会有所转变。”大队长听了笑着说：“你别埋怨我们没有做你的工作，说不定你身边就有我们的人。只是你太反动和顽固了，我们不屑于也不敢做你的工作哩。”我听了哑口无言。确实，以我当时的反动气焰来说，好话决不会听得进的。那时台湾当局以胡琏率十八军各部队盘踞金门岛，队里领导要我写一篇《告十八军官兵书》，书中大意：首先是和官兵寒暄叙旧，接着是分析形势，晓以利害，最后劝他们改弦更张，走向光明。这次对台宣传，在我们大队还是第一次。

    1950年，美帝国主义打着联合国的旗帜，帮助南朝鲜傀儡，侵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我国组织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于同年10月25日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并肩战斗。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掀起保家卫国高潮，奋起支援。我们虽是关押改造的战犯，但毕竟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有着传统的民族自尊感，抵御外侮，人人有责，亟愿有所报效。战犯中王岳、王元直、李文密、韦镇福、吴延玺等多人，应募参军到南京军事学院讲课。抗日战争时期，十八军装备美械，办一训练班，由我主持，美国军官任教官，担任美国装备的教练，以后他们又随我参加湘西雪峰山战役，因而对美军战术有所了解。大队长马啬特成立美军战术研究班，以我为班长，与宋瑞珂、吴绍周、覃道善、林伟宏、夏建、刘洁等共同研究，我执笔写成《美军战术之研究》一书，供志愿军参考。大队还为志愿军炒干粮，又因我出生于湖南稻米之乡，懂得用大米炒成干粮的技术，大队长让我当技术指导。我异常兴奋，以能为志愿军做一点点事，内心稍安并引为光荣。

    2 集中学习

    1953年秋，“解放军官教导大队”撤销，总政来了一位首长，集合全体战犯逐一点名出列，分为四组；一组是释放回原籍；二组是送华北军法处管押：三组押送犯罪地方处理；四组是我和宋瑞珂、刘洁三人，首长对我们三人说：“你们为人民立了功，给予宽大处理。”并让我们乘面包车到德胜门外功德林华北军法处，和解放军犯错误的指战员一道学习。他们对我们很和蔼，我和其中的王士之、边疆还交上了朋友。不久这些指战员结束学习，返回部队。这时各大行政区集中到北京来的战犯陆续到达，管理所将我们这百余人编成近十个学习组，集体生活和学习，大家相互可以自由交谈。许多是旧友相逢，乍见时紧握双手，各庆健在，互相致意。我们长期沉重的心情，大为放松。

    我们在生活方面，又有进一步的改善，规定了作息时间，每天可以在花圃庭院做各种体育活动，如打太极拳等。在文娱方面，设有图书室，有各种书籍报刊，有围棋、象棋、扑克牌、乒乓球等。我们各找旗鼓相当的对手，对弈或对垒，彼此角逐，尽兴方休。每届重大节日则举行文娱晚会，我们自编节目自导自演。我在武汉生活很久，会几首民歌，用“彩龙船”调子，自编新词歌颂新社会，指挥十余人合唱。虽然没有粉墨化装，登场演出时也引起哄堂大笑，鼓掌喝彩。由我们组织的学习委员会，开辟了墙报栏，张贴大家撰写的学习心得文章，彼此观摩，共促进步。总的来说，这里不像是监狱，而像是一所学校，充满了学习的气氛。有尽情消遣的园地，使人不感寂寞，轻松愉快地过日子，情绪是相当安定的。

    管理所对战犯们的卫生保健工作，也给予足够的重视。战犯们平均年龄在60岁上下，多数患有各种疾病，管理所医务人员每日按时诊断，精心治疗。1957年进行体格大检查，我们分批到公安部医院受检，按体检结果对症处理。有两件事最使我们衷心感戴！第一，给战犯补牙镶牙，医治牙疾。公安部负责管理战犯的十三局局长姚伦、处长孙鹏飞，调动医务人员对患者一一诊断，该拔的拔掉并给安上假牙，腐蚀破损的给予嵌补，使许多人能够恢复正常饮食，安稳入睡，维持健康。第二，解决了我们老花眼、近视眼丧失视力的问题。视力不佳，对于阅读书刊及日常生活，都有难以逾越的障碍，严重影响学习改造。我们当中原来戴眼镜的很多，但有的人不是在战场混乱之际丢失了，就是现在度数不相适应，都迫切需要配上一副合适的眼镜，姚局长、孙处长目睹这一情况，当即决定安排我们到医院验光，很快就给配上光度适合的眼镜。

    我这时已47岁，眼睛也开始昏花了，戴上新眼镜，看书写字就不感吃力了。由于年事日长，光度需要增大，1967年我又重新配换了一副新的，但对这副旧眼镜总蕴藏着深情厚意，舍不得把它丢掉，现在还把它珍藏着，作为珍贵的纪念品。

    1957年，中共中央为了加速对集中在北京的战犯改造，将名单通报了在京的爱国民主人士，征得他们的同意，前往管理所访问各个战犯，阐述党对战犯宽大改造的政策方针，介绍新中国当前的大好形势。各爱国民主人士多是我们的老师、长官、同学、同事或亲友，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我们被俘后与社会隔绝，对新中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了解不够；虽间接听到一些，心里却没底，早就盼望与自己有关的人士和亲友，有一个接席晤谈的机会。先后到管理所访问的有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邵力子、卫立煌、章士钊、刘斐、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卢汉、郑洞国、侯镜如、陈明仁、张难先、唐生明、萧作霖等多人。他们除致抚慰之情外，主要是传达党的宽大政策，以摆事实、讲道理的诚恳态度，批判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反人民行径；介绍新中国振奋人心的建设成就和大好形势。他们的到来大大地扫除了我们忧心忡忡、阴沉绝望的悲观情绪，而萌发向往新生，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愿望。

    3 外地参观

    1957年春，管理所宣布：“党和政府决定，战犯们去参观首都北京市容和各项新建设。”我们听到这一意想不到的佳音，无不分外惊喜。

    在管理所干部的带领下，我们在北京参观了百货大楼、农具制造厂、第三棉纺厂、电子管厂等新建工厂。市区参观后，管理所领导又率领我们参观郊区燕山各水系新建的水利工程，参观了官厅水库。

    在北京参观学习告一段落后，又安排我们到外地去参观学习，以扩大视野加速改造。参观程序，由近及远，先到天津，稍停后，再到东北。

    1957年秋，我们到达天津，参观了工厂、学校，特别在参观杨柳青工人疗养院时，我受了一次深刻的教育。我知道天津过去是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侵略欺侮和掠夺中国人民的大本营，租界林立，里面设有官署、兵营、飞机场，在此发号施令，耀武扬威。旧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国土上，却受异族强权暴政的苛待。工人在他们的工厂里做工，牛马般地紧张劳动，而自己却不够糊口。新中国诞生后，工人阶级翻身做了主人，享受到应有的福利待遇。作为一个中国人，亲眼看到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怎能不感到自豪呢！

    我们回京稍憩后，又启程到东北参观学习。在沈阳参观了铁西工业区一座机器制造厂。这个厂在日本人投降后，俄国人和国民党在进入东北接收之际，将设备破坏得不成样子，关键机器大部被拆走，只得停产。东北解放后，人民政府很快恢复了这个厂的生产，并大大地扩充发展，使其超过了以往的规模。

    参观鞍山钢铁厂。鞍钢是我国首屈一指的最大钢铁企业，我们参观了轧钢厂、铸管厂。我清楚地知道，一个国家能生产出多少吨钢铁，是衡量这个国家的工业水平和军事力量的杠杆。现在我们国家有了自己的大型钢铁企业，不再仰赖从国外进口，受别人的支配和揶揄了。我们中间如杜聿明、廖耀湘、郑庭笈等人，感触特深。他们十年前曾盘踞着这块地方，那时鞍山地区，烟囱里没有冒出一缕烟，厂房倒塌，遍地败瓦颓垣，荆棘丛生，一片荒凉。十年后的今天，厂房栉比、烟囱如林、铁水奔流。今昔相比，有天壤之别。

    到长春，我们参观了第一汽车制造厂。这个厂是由苏联引进的设备，专门生产载重卡车。经过我国技术人员的研究改进，生产效率显著提高，在厂方的安排下，按生产环节、顺序到每个车间参观，当到最后的装配车间履带式流水作业线时，我的注意力特别集中起来。工人们每八分钟装配成一辆卡车，源源出厂交付使用。而在旧中国我们根本没有汽车工业，只有殖民地式修理行业，机动车辆都是从外国进口的。在国民经济和国防上，这都是严重的损失和缺憾。我曾驾驶过进口的外国汽车和吉普车，常因缺少一点零件而抛锚，受尽了窝囊气。现在看到我国生产的汽车，心里真是无比高兴。

    汽车厂领导还带领我们参观了职工宿舍，一幢幢新建的楼房，整齐排列。我们进职工家里做客，向主人老小嘘寒问暖，主人们都彬彬有礼，殷勤款待，家家房内陈设雅致整洁，显然生活过得不错。

    在长春我们还看了日本侵略者一手制造的伪满洲国所谓“康德皇帝”溥仪的皇宫，这座所谓皇宫，是一幢长方形的数层大楼，前面是广场。日本战败投降后，伪满洲国亦随之灭亡。东北解放，这座建筑为人民所有，施工修缮后，作为省地质局办公大楼，市民称之为地质宫。

    我们还参观了长春市容，长春的建筑规模和特点是没有高楼大厦，多是玲珑雅致的二层楼房，街道花木葱蔚，景色宜人。我们还参观了国民党将领郑洞国向解放军投诚时的驻地，这里保存了当时原状。

    长春参观完毕后，全体返回北京。

    1958年春，党和政府又安排我们去参观武汉长江大桥。我们到达汉口之翌日，即整队至汉阳龟山桥头，徐行入桥。我凭栏眺望，滔滔大江，巨轮掀浪而过，回忆我在青年时期，当排长驻汉阳归元寺时，有一次因事到武昌，回来时江上风浪大作，只得以数元重金雇一小船冒险横渡，逐波涛浮沉，几于没顶，想武汉人民大多有此遭遇。现在有桥上坦途，可无此忧虑了，同时也深深认识到新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正在做着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事业。

    1958年夏，公安部在地坛公园举办改造罪犯工作成绩展览，以事实证明党的改造政策的正确；也教育在押罪犯，只要痛改前非，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参观了这次展览。我在图表和事略上看到：罪犯中表现积极、劳动出色的，受到表扬、减刑或提前释放，有创造发明和特殊技能的罪犯，被有关部门选拔为技术员、工程师。有些罪犯过去无一技之长，经过改造，学得一门技艺，到社会上可以就业，组织家庭过正常生活。总之对罪犯不是只施行惩罚，而是着重教育改造，创造条件，给予出路。这样把旧社会遗留的残渣余孽，游手好闲的寄生虫，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体现了党的改造政策具有莫大的威力。

    1958年十一国庆大典，党和政府决定让我们前往观礼。特在天安门广场东侧公安部大院内，搭了一座高台，可以清楚地看见天安门城楼和广场。我听到这个好消息，欢欣若狂。10月1日，天将破晓，起床早餐后，在管理人员率领下登车，8时前到达公安部，在图书馆暂息，8时30分登上高台，9时整，毛主席、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外来宾登上天安门城楼，庆祝大会开始。顿时鲜花飞舞，红旗招展，五彩缤纷，蔚为奇观。天安门广场沸腾起来，成为欢乐的海洋。

    作为战犯，能幸福地参加这次国庆观礼，看到如此宏伟壮丽的场面，这是做梦也想不到的。我为自己躬逢其盛，感到欣慰。这次观礼，虽然只是上午半天的时间，但把所看到的事物综合起来，可以说已经全面地看到了新中国发达兴旺的缩影。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民生活各方面，我们国家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国力已经有了质的飞跃，这次观礼，我们开拓了眼界，对于改造思想，转变立场，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4 秦城农场劳动锻炼

    我们自1956年集中到北京管理所，经过两年的理论学习和实地参观，旧日的反动思想意识，受到严肃认真的批判和有力的鞭笞，认识事物的立场有了显著的转变，但还不是根本的转变。管理所决定让我们参加实际生活劳动，以便从切身的体验中，认识劳动光荣、劳动人民的伟大，建立劳动观点和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进一步自觉地改造思想。凡是身体强健有劳动能力的，由管理所李镇江科长，率领到小汤山西侧的秦城公安部农场，进行劳动锻炼。年老体弱的则留功德林继续学习。到秦城农场后，管理员按体力强弱编成五个组，我编在体力最强的第一组。

    农场位于燕山东麓，山坳有一座龙泉寺遗址，颇具规模，其下有一股地下泉水滚滚涌出，向东汇成溪流。登临其上，景物宜人。从小天地里出来，环顾四周，顿觉耳目一新，心情舒畅。

    在初春植树季节，我们体力好的一、二、三组，上山挖鱼鳞坑，种植良种大久保水蜜桃。在荒山坡上挖鱼鳞坑是很费力气的，遇到岩石层掘进困难时，李镇江科长亲自挥锹示范，讲解凿岩要领，我们边学边干，很快就把种桃树任务完成了。接着又在秦城至小汤山的公路上，种植两侧行树。到了收获季节，农场稻田丰收，农场工人将收获的稻束堆在晒场上，我们为之脱粒。秦城遍山杏树，初夏时节，树梢挂着累累鲜果，我们前去摘收，在管理员关怀下，也品尝到鲜味。体力较差的四、五组则管理葡萄园，做母枝出土、培土、施肥、剪枝直至采摘果实一系列工作。在农场技术员指导下，他们学到一些技术知识。

    我们在农场生产劳动，没有一个因劳动成疾的。这里没有高墙深院，有几列并排的砖瓦平房，是公安部干部到农场劳动时的宿舍，我们就住在这里面。这里没有武装警卫人员站岗放哨，没有划定禁区。负责管理百多名战犯的，只李镇江科长和刘福印、李忠诚两位管理员。另外还有几位炊事员和两位医护人员。在规定的作息时间内，可以自由活动，没有一个人有越轨行动或私自逃跑的。李镇江科长经常和我们一道劳动，他一看就知道谁干过庄稼活。农具拿在我手里活动起来还像个样子，他有次还称赞我像个把式。在生活上关心照顾我们，总是劳逸适度。星期天改善伙食，每星期放映一次电影，一月两次到小汤山温泉浴室洗澡，使身体清洁，筋骨舒展。战犯们在农场虽说以劳动锻炼为主，但仍很注意学习，一周有三个半天的学习讨论，还动员大家写墙报，以总结心得体会。这些措施，推动了我们的思想改造，使一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不知稼穑之艰难的人，逐渐懂得了“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道理，认识到今是昨非，初步建立了劳动观点、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

    我生长在南方，家乡农民只单一种植稻谷，所谓春耕、夏种、秋收、冬藏。农民过着“半年辛苦半年闲”的日子。北方农民在大田里播种的多是大麦、玉米、高粱、粟米之类，这对我是陌生的。另外我感觉到一年二十四个节气，似乎比南方来得迟些，生产条件和生产方式也改变了，各种农活我都需要从头学起。我们在农场也干了一些杂活，如帮助农场修建一小型粮食加工厂、开辟道路等（开辟道路要劈山取土）。经过劳动锻炼，我的体力大为增强，一扁担能挑一百几十斤，往来运送，健步如飞。有一次竟把在肩上的一条扁担压断了，我们在劳动中，都是你追我赶，表现出很高的劳动积极性。

    5 改恶从善，蒙恩特赦

    1959年9月14日，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已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毛主席的建议，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交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颁布了特赦令，命令由最高人民法院执行。

    1959年11月下旬，秦城公安部农场战犯宿舍，一连几天都有新闻记者来访。一天，我正蹲在宿舍前编织稻草席，一位记者和蔼地问了我的姓名，聊了一阵，并给我照了相。11月底，我们全体由李镇江科长率领回功德林，没有宣布回去干什么。我当时以为回功德林有其他活动，过几天还会再来农场，只带了被卷和洗脸用品，连换洗衣服都没带。回到功德林管理所，没有布置学习任务，只叫大家洗衣、理发，好好休息。

    1959年12月4日，管理员宣布全体集合，率领进入礼堂。礼堂内能容纳二三百人，除讲台外没有桌椅等设备，我们每人带一小凳，依次排列就座。这时我发现讲台上方有横幅大字标语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大会”，讲台下面安放一排长椅，我们坐在长椅背后，面向讲台。右侧还有几个位子空着，几位新闻记者进入大厅，顿时全场气氛，变得紧张严肃起来。10时整，最高人民法院及公安部首长进入礼堂，到讲台上就座，右侧位子也有人入座。特赦大会开始，由最高人民法院致辞，宣布特赦十名战犯名单，按序列唱名，一一授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第一个叫杜聿明时，他机械地应了一声“有”，跟着站了起来，不知所措。管理员走到杜跟前，叫杜出列到前面的一列长椅前，面向讲台上的法官肃立，法官宣读特赦通知书全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一九五九年教字第一号。

    遵照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七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本院对在押的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杜聿明，男性，五十五岁，汉族，陕西省米脂县人。该犯关押已经满十年，在关押期间，经过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已经确实有改恶从善的表现，符合特赦令第一条规定，予以释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

    法官宣读后，将通知书授予杜聿明，杜向法官深深鞠躬，双手接过，又深深鞠躬，转身退到长椅上坐下，不禁热泪盈眶，低首饮泣。摄影记者纷纷将他摄入镜头。以后法官按名次一一宣读和颁授特赦通知书，完毕后由最高人民法院首长讲话。阐述中国共产党对战争罪犯的宽大政策，勉励大家特赦后继续学习改造，在右侧位子的几人，是被邀参加特赦大会的战犯家属，有杨伯涛的儿子杨健华、郑庭笈的女儿郑心楠。健华是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学生，心楠在北京某中学读书，讲台上首长要健华、心楠先后讲话。他俩情绪激动，对父亲能蒙受特赦，万分感戴共产党、毛主席！当时宣誓：“一定努力学习，积极工作，为保卫社会主义新中国，粉身碎骨，在所不辞，以报答天高地厚之恩。”最后由杜聿明讲话，杜声泪俱下，对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把他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头等战犯，给予特赦，无限感激！杜讲话完毕，特赦大会结束。我们被特赦的十人，欢天喜地地走出功德林。

    我长期与中共为敌，罪恶特别重大，根本就没有想到会特赦到我。记得在1948年12月淮海战役时，我被解放军重重包围，情况甚为危急，十一师师长王元直见我，建议十八军还有打个缺口突围出去的力量，要我下决心干。我以撇开黄维和友军单独行动，事体太大，这个责任负不起来推脱。实际我内心是要坚持顽抗到底的。又一一八师师长尹钟岳，在12月8日亲自转给我一封信，这是解放军派军使送来的。信中陈说形势和利害，劝我投降，保证生命安全，要求架设电话，接洽投降办法。尹师长接待了这位军使，并把信转交给我，这在十八军是异乎寻常的。说明在这种危急关头，军心大变，已产生动摇。尹师长是十八军老人，行伍出身，后被送到军校高教班镀金，逐级升到师长。此时，他都动摇了，可见危急程度已达极点。而我仍坚持反动立场，还煽动尹说：“十八军从江西围剿红军起，就和红军作对，结成血海深仇，我们若落到解放军手里，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决无宽恕之理。”尹听了没有吭声。可见我的成见是很深的。记得在广安门教导大队学习时，南京军事学院来了几位干部，和我们中很多人个别谈话，我也是其中之一。他们询问了我的学历和经历，最后问我学过哪门外文。我说：“先是学英文，进陆大改学俄文。”他们似乎颇感兴趣。但到军事学院参军的有不少人，却没有让我去（以后知道，我和李文密是同一批的，公文上有我的名字，是临时取消的）。这也引起了我的揣测和不安，认为共产党不会对我宽大。在特赦大会上我儿子健华被召来参加，就坐在讲台下右侧，我扫于一眼，毫不经心，竟没有认出是我的儿子。及至法官叫到我，授我特赦通知书时，我的脑袋剧烈震动，好像在梦中一般。以后健华起立发言，说到“我的父亲杨伯涛，蒙恩得到特赦”时，我才惊醒，把眼光射向健华，这时才清楚地认识到这是我的儿子在讲话，真正意识到我被特赦了！

    特赦大会后，管理所杨平主任和我们十人恳谈，询问了各个的家庭情况，随即发给衣物，领回存在管理所的金银、手表等物品。由北京市民政局、市委统战部工作人员，用车接送到市区旅馆住宿。当我乘车离开功德林管理所时，忽地又产生了矛盾心理。我们每个战犯都有尽快走出功德林的想法，谁也不愿长留这里。但真要走出功德林的时候，却又产生了恋恋不舍之情。这几年功德林对我的好处太大了，在这里我读了上十本马列和毛泽东思想的书，初步懂得了人类发展的历史。这些书在我的身上注入了新的血液，使我得以改变了反动的立场、观点，得到今天的特赦，并开始走向新生。功德林是我新生的摇篮。姚局长和所有管理员，既是哺育我们的保姆，又是辛勤灌溉我们的园丁。当时，我以绵绵眷恋之情道别了功德林。

    我过去没有到过北京，一切都是陌生的。我们住进旅馆，各自一间单房，由长期集体生活突然变为单独生活，一举一动需要自己动脑子考虑，总是惶惶无主，举棋不定。我思想上顾虑重重：第一，我虽是特赦了，但不知人民政府给我多大程度的自由？哪些地方可以去，哪些地方不能去？心想：决不能鲁莽从事，一出来就像脱羁之马狂奔乱蹦，还以小心谨慎为好。第二，我对人民是有罪的，共产党特赦了我，人民群众是否也特赦了我，尚不了解；自卑感也很严重，羞于见人，不敢抛头露面，怕受到人民指责。第三，长期过惯了学习、劳动的生活，从没有想到去外面游逛，因此整天蹲在旅馆里看书或给亲友写信，足不出户也能憋得住，何况北京街道和名胜古迹，都是陌生的，个人出门反而会引起麻烦。一连几天，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出门。民政局负责招待我们的殷兆玉秘书和旅馆服务员看到我们这种拘束现象，便热诚地向我们劝导说：你们特赦后都享受公民权利，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可以自由行动。有亲友的可以去探亲访友，也可以游览名胜古迹，活泼愉快地过日子。他们还介绍名胜古迹的内容和位置，敦促我们活跃起来。这样我们解除了顾虑，才跨出了旅馆门槛。

    我第一个瞻仰的目标是天安门广场。我一到天安门，就快步走到金水河石桥上，拍拍身上的尘埃，正身凝神，仰观天安门城楼，并向城门上毛主席巨幅画像致敬。然后缓步到广场中心，瞻仰了高耸入云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登上纪念碑台阶，我仔细观摩了碑座上四面的石雕。石雕栩栩如生，气势磅礴，反映了中华民族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新中国诞生近百年的革命斗争史。触景生情，回顾往事，历历在目，发人深省。我在广场环行一周，又欣赏了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雄伟壮丽的建筑艺术。自此以后，我继续游览了故宫及其他名胜古迹，开拓了眼界，生活日益丰富。所到之处，并没有人对我进行揶揄，这才知道以往是太过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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