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民间俗信在征象、语言、数字、服饰等各个方面皆有表现。如今，原始俗信已经逐步转化成了具有明显的民族和地域特征的风俗习惯，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原始俗信在历经千年的演变后，在近代又经历了一次去除封建迷信思想活动的洗礼。现代人也开始以科学的观念重新审视俗信现象。
一、征象俗信
举头三尺有神明
“举头三尺有神明”的说法源自人们祭祀的行为。古时候，人们遇到不顺就会到寺庙中祭祀叩拜，认为神明在供桌上面三尺的地方看着，若诚心祷告，神明就会显灵并帮助自己。后来这句话被引申为劝善规过的意思。
佛教认为，举头三尺的位置上有两个神，分别是同名神和同生神，他们主要负责记录人们的善德和罪恶，每个月分六次计算人们的功德与过错。而头顶三寸的光，被认为是寿命的标志，最好的是金色，其次是黄色，等到人寿将尽时，就是灰色和黑色的光了。
道教的看法与此不同，教徒普遍认为，举头三尺的神明是三台北斗神，主管人的生死、福报和禄命，在头顶三尺之处监察众生的一切行动，掌握着人的贫富与生死。
关于这句话，民间还流传一个有趣的传说：一个赶考的举人因大雪封路不能继续前行，只好在一个寡妇的客栈里留宿几天。在这期间，举人和寡妇互生情愫，一天晚上，两人来来回回三次走到对方的门前又返回，最后到了一块还半推半就，犹豫不决。这时三尺之上的神明大怒，扔下了一个被画得稀巴烂的功过簿。原来寡妇和举人的犹豫不决让举头三尺的神明在功过簿上记了又改，改了又记，结果把功过簿画得稀巴烂。举人和寡妇惊慌不已，从此，再也不敢做不伦之事了。
“举头三尺有神明”中的“神明”其实是指人的良心，警示人们不要以欺瞒的心态做违背良心的事。因为古人信神，所以用神明来喻指良心更具威慑力，更能警醒人们随时自律，以达到宣扬正义、维护伦理道德的初衷。
招魂
古人普遍认为生命是由魂、魄这两种元气变化而成的个体，精神是魂，形体为魄。招魂就是将失落的魂招回形体。招魂一般分成为“掉魂”者招魂和为留逝者招魂两种情况。
为“掉魂”者招魂
民间的“掉魂”是说当人受到惊吓时，灵魂会脱离形体，旁落他处，致使人精神委靡，卧床不起。所以，人们用招魂的方式召唤灵魂归体。
古老的壮族人民给落水得救的小孩招魂，就用包着红鸡蛋、剪纸人和小孩衣服的网兜到河边空捞三次，嘴里喊着“魂啊魂，归来吧魂，我儿大难不死全凭你”，然后带回家，再在床头祭祀花神婆，把纸人放到小孩的床垫下面，祈求神灵保佑小孩平安无事。
旧时汉族有小孩病了就会被认为是灵魂飘落到了村子外边，孩子的母亲就会拿着小孩的衣服到村头喊小孩的名字，意思是把小孩的灵魂招回家使其恢复健康。
各地为“掉魂”者招魂的方式各不相同，有的在室内，有的在室外，还有的是半室内半室外。另外还要用笤帚、门、针、杖、馍、符等多种不同的用具。民间多用巫术招魂，还有为亡人和情人招魂的习俗。有时人们还会为动物、植物招魂。总之，为“掉魂”者招魂的目的是“复其精神，延其年寿”，体现了对失魂者的关心和爱护之情。
为留逝者招魂
人们认为人在将要断气时灵魂也会离开形体，向北方的阴间飘去。特别是死于异乡或是死无葬所的人，灵魂会飘浮在荒郊野外，永世不能回家，不得投胎转世。所以人们也会在病人弥留之际为其招魂。此时招魂一般由其亲属拿着死者的衣服，从前方的屋顶上去，朝北方连续三次呼唤死者的名字，召唤死者的灵魂归体。若死者断气而不复苏，就会正式办理丧事。这件用来招魂的衣服叫做“腹衣服”，据说是因为死者生前穿过，还留有肉体的气息和香泽，容易吸引魂魄归来。
满族和一些游牧民族，招魂前会在门前先挂上招魂幡或招魂帛，然后再为死者招魂。古代的傣族人则用一种叫“魂箩”的竹箩，盛放白米、白线和死者穿过的衣服，为死者招魂，意思是用箩把死者的灵魂提回来。
在丧葬仪式中，招魂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先秦时代的招魂仪式有明显的等级区别，其中招魂队伍的规模就是依死者的身份而定的：士人是一人为其招魂，大夫是一至三人，天子国君则有十二人之多。若是国君死亡，还设有专门负责招魂的官员，叫做夏采，另有祭仆、隶仆等分别到小庙、大寝、小寝、库门等处往东西南北四郊招魂（为其他人招魂只会面向北地）。君王的招魂仪式场面隆重，程序也很烦琐。
到魏晋南北朝和唐朝时，人在异地任官之风逐渐兴起，战死他乡和老死异乡而不知葬所的人也开始逐渐增多，此时人们多为这些人进行招魂葬。唐中宗时期的赵后，睿宗时期的刘后与窦后，都因被武后害死，不知葬所而被举行了招魂葬。
招魂葬具有很明显的地域和职业特征。例如渔民用稻草人代替死者的尸体为葬身大海的逝者进行的招魂葬被称作“潮魂”。在举行潮魂时，死者亲属要先给稻草人穿上死者的衣服，再贴上死者的生辰八字，然后在夜晚涨潮的时候到海边呼喊死者的名字，将死者的灵魂招至稻草人上，再将其引回家，次日进行安葬。
为留逝者招魂是生者为挽救死者的生命做的最后努力，表达了对死者的尊重。招魂在古时的楚地最兴盛，其仪式是融合了楚地与中原文化的精髓，不断吸收道家和儒家思想后形成的。招魂葬还沿袭了民间夫妻“合葬”和“归葬”的风俗。这种对灵魂的尊重，表达了长久以来人们魂归故里的愿望，蕴涵了忠孝两全、团结种族的优秀传统思想。
指纹、手相和面相断定人的命运
民间俗信认为手相、指纹和面相能决定人的命运。传统的“相学”博大精深，其中包括很多内容，如“面相学”、“手相学”、“骨相学”、“体相学”、“字相学”等，都属相学的范畴。而相学就是根据人的面相、外表、所具有的独特气质分析人的身体状况、遗传、心理、性格、行为模式以及生存状态的一种方式。依据此种方法断定人的命运是有一定科学性的。
民间多流传“男子手如绵，生来一世闲”、“男子手如爪，一辈子好不了”等说法，这些都是从手相学的角度分析人的命运，至于其中的奥秘其实不难参透。手是人最灵活的器官，几乎所有的人类活动都需要有手的参与，在劳动时，手的作用尤其重大。一般来讲，不经常参加体力劳动，其人之手必细嫩而白皙，反之则显得粗糙、黝黑。人们从这一点推断出男子手如绵者是生于大富之家，男子手如爪者是生于贫苦之家，是可以被理解的。从这一点中，人们也可以看出手相学并不是一种玄幻的迷信，而是一种根据现实推导命运的特殊形式。
除了上面的说法，民间还常将指纹分为“斗”和“簸箕”两种形式。对此，人们最常说的就是：“一斗穷，二斗富，三斗四斗开当铺，五斗六斗挑柴卖，七斗八斗住大屋，九斗十簸箕，卖地到江西。”以上说法虽也属手相学的范畴，但其科学性一直被后人怀疑。
古人还常用面相学分析人们的命运，民间流传最广的就是面相学“五岳”的说法。其中中岳嵩山指鼻子，南岳衡山为额头，北岳恒山为下巴，东岳泰山为左颧，西岳华山为右颧，人们常说的“五岳朝归”就是这个意思。脸部的最高点是鼻子，所以被喻为五岳之首，是面相学最重视的部位。由于其他被喻为四岳的部位有拱卫鼻子的作用，因此也要生得好，不然在面相学中便不会被视为好面相。
古代面相学十分注重观察联想，并将古代天人合一的观点引入其中。至于面相学的观点究竟是否有科学依据，则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左眼跳财，右眼跳灾
生活中，人们常以眼皮跳来占卜吉凶。汉族的俗语中有“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左眼跳福，右眼跳祸”，“左跳喜，右跳愁；左跳发，右跳杀”等说法。《五运历年记》中记录，上古的日神伏羲和月神女娲分别是盘古氏的左眼和右眼所化，因此民间流传“男左女右”的习俗。而我国古代的哲学家用二元对立的阴阳学说看待自然界的事物，将大、长、上、左视为阳，小、短、下、右视为阴。“左眼跳财，右眼跳灾”的说法也就从此演变而来。
因民族和地域的区别，民间还流传着具有地方特色的“眼跳福祸观”。其中，鄂温克族人就将上眼皮跳视为好兆，下眼皮跳视为哭兆。而在我国河南省修武县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男的是“左眼跳了财宝，右眼跳了祸害”；女的是“右眼跳了财宝，左眼跳了祸害”。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地区将眼皮跳按一周七天、一天的十二个时辰分开叙述，并依次分析吉凶。人们若不幸遇到凶兆，民间常用席篾、草棒粘贴在眼皮上，作为破解凶兆的方法。
古人的这种“眼跳福祸观”其实主要来源于人们的神灵崇拜。古人普遍认为眼皮跳是神的兆示，民间传说人的眼睛中有神灵精气，所看到的东西能够预示吉凶。然而从医学角度来看，眼皮跳完全是眼睛过度劳累、疲乏所致，这就是生活中人们一旦熬夜，眼皮就会跳个不停的原因。由此可见，眼跳并非神的兆示。
耳大是福
民间俗信认为耳朵大者有福气。古时候的“三十六种好”、“七十二相”都提到了耳朵大有福相的观点。
中医学认为，人的耳朵是整个身体的缩影，能反映一个人的体质，而且与肾有紧密的联系，固有“耳大者肾气健”的说法。古代相学认为耳朵是肾气的外在体现，肾气足则身强体健，寿命长，思维敏捷，有福气。
现代研究发现，寿命长的人耳朵长得大，是因为人和其他哺乳动物一样，耳朵在人的一生中都在不停地生长，每十年平均长一至二毫米，而其他如身形等在青年时就基本不再生长，所以一些长寿老人的耳朵确实比青年人的耳朵大。
综上所述，耳朵大是人身体强健的体现，长寿者的耳朵是因为长寿而长得大，而并非因为耳朵大而长寿。人们将长寿视为福气，是通过长寿者的大耳朵来寄托对生活、对长生的美好愿望。
眼斜心不正
在面相的禁忌中，眼睛忌歪斜不正。民间有俗谚“眼邪心不正”之说，人们普遍认为心术不正与人的眼睛有关。古人还将人的眼睛用动物的眼睛作比拟，对人的命运进行预测。一位说唱艺人的唱词就对各种眼睛进行了简单的描述：“长就的龙眼人必坐王位，长就的凤眼人必坐正宫，长就的狮眼人阁老宰相，长就的虎眼人四路总兵，长就的马眼人东奔西跑，长就的牛眼人力大无穷，长就的羊眼人吃斋好善，长就的狗眼人伤人行凶，长就的猴眼人熟能生巧，长就的猪眼人蠢笨无能，长就的鸡眼人扒明起早，长就的鼠眼人好挖地洞。”由此可以看出，人们对于眼睛的吉凶认识多从自己对自然界事物的理解臆测中得来。
人们还认为眼睛是人的精气神的体现。《韩诗外传》也有“（目为）心之符”的说法。眼睛透露着心灵的信息，“欲察神气，先观目精”。俗信中认为眼睛有神人的精灵，可以通过眼睛观察人的精神元气，推测喜怒哀乐、旦兮祸福。
人们将人类的特性和自然界联系起来，用一致的观念推测人的未来，正是我国古代“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体现。从外在的器官变化推测人心的变化，从而预知未来的祸福变化，也是整个相学的发展基础。坦率地讲，相学中的确有一些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有的则属于以讹传讹或迷信，对此人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即是从相貌上描述男女之间的夫妻缘分，意思是说不像一家人的人不会走到一起。相反的意思就是，像一家人的人，就能够走进一家的门，成为一家人。民间常用这句话来肯定一对夫妻是命中注定的缘分，以表达对新婚夫妇的赞美和祝福。
一对新人结成夫妻，人们会不自觉地寻找他们的共同点，包括从性格和相貌上观察，这正好符合人们求同存异的思维模式。而中国传统的“门当户对”思想，似乎也有这层意思。可以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是亲属和家人对另一半的加入给予的心理上的肯定。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句话最早是从相学中演变而来的。相学，特别是面相学，尤其喜欢从人的面部分析性格、推测命运。面相学认为，面相相似的人性格上也有更多相似点，由此推测出他们有相似的命运。而同命运的人更容易被人们认为是一家人。
针对这一点，科学实验也已证实，生存在相似环境中的人们，拥有相似的生活习惯、面部表情变化，在外貌、身材，甚至在性格上会有更多的相似点。在共同生活的过程中，人们在面部表情和动作上会有无意识的模仿，多次细微的相同变化经过长年累月的积累，使人的面相发生了相似的改变，从而在外形上增加了诸多相似之外。所以，一对夫妻在一起生活多年后，也会在相貌上有更多相似的地方，也就形成了人们常说的“夫妻相”。
在我国的相学中有三种常见的恩爱夫妻相，分别是“阴阳配合”、“三庭比例一样”和“性格相近”。人们将这些相貌上或互补，或相似的夫妻，定为恩爱夫妻，的确有一定的道理。
有关梦的俗信
关于梦的俗信由来已久。我国古人相信梦有预兆的作用，经常根据梦来指导自己的行动。景颇族人认为梦见枪和长刀是妻子要生儿子的预兆，梦见铁锅是要生女儿的预兆。在汉族中，也有类似的俗信。
据说，唐高祖李渊在将要起兵反隋时，曾经梦见自己掉下床，被蛆吃。他认为这是他即将灭亡的预兆，所以不起兵，但是手下说，“落到床下”是被尊为“陛下”之意，被蛆吃代表众生都李渊要靠他活着，所以一定能旗开得胜。听到这些，李渊大胆起兵，最终夺得江山。
就像上面讲的故事那样，古人非常相信梦的预兆作用。正因如此，一些古代帝王常常利用梦“我知人不知”的特点，编造奇梦的传说博取人们的信任。例如，刘秀登基前，对臣子说他梦见了自己乘着赤龙升天；刘邦母亲说梦见她与龙交生下刘邦。历史上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几乎每个朝代都有类似的梦的传说，真假也是无人能探究的。就像鲁迅先生所说：“做梦，是自由的，说梦，就不自由。做梦，是做真梦的，说梦，就难免说谎。”
然而梦又不仅仅是一种预兆，有时还被人认为是一种象征、一种潜意识。现代科学对梦的解析是，人们可以从梦中发现白日里感觉不到的微妙变化和生理、心理现象。西方的释梦家说，身体疾病在被发现之前人会做“预兆梦”，在梦中身体细微的感觉被放大。比如人在发现自己患了膀胱炎之前会梦见泉水；发现患肺病之前会梦见窒息等。东汉学者王符也说：“夫奇异之梦，多有收而少无为者矣。”多数人都认为人做梦一定是有原因的，只不过后人再解释梦时，时常用错逻辑关系，时常陷入迷信的泥沼中。事实上，由于人可以从梦境中发现自己的心理状态和情绪现状，并且得出在清醒时无法察觉的结论，因此人们可借助梦调整自己的状态，使自己变得更健康。
破财消灾
“破财消灾”也可说成“破财免灾”，是民间常用的一句俗语，指失了钱财，免去了灾祸。这句话常常被用来安慰折财的人，令其得到心理上的平衡。
通常情况下人们失去钱财后会沮丧或生气，破了财是现实，但是消了什么灾却是未知的。“破财消灾”是一种自我安慰的心理疗法，可以让失去钱财的人心情恢复平静。“消灾”的心理暗示，又能使人以乐观的心态去面对以后的生活。
“破财消灾”意在说明一个人遇事要想得开，在失去钱财后能泰然处之。这句俗语表现的是面对失去所持有的一种乐观、豁达的心态，也是一种宽容的胸怀。
“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
我国俗语中有“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夜猫子进宅，无凶不来”、“不怕夜猫子叫，就怕夜猫子笑”的说法。人们将猫头鹰视为“不祥之鸟”，称它为逐魂鸟、报丧鸟等，古书中还有用“怪鸱”、“鬼车”、“魑魂”、“流离”等称呼来指代猫头鹰的，这些都是将猫头鹰看成了死亡和丧事的象征。
《说苑？鸣枭东徙》中记载了一个“枭与鸠遇”的寓言故事，其中有“枭与鸠遇，曰：我将徙，西方皆恶我声”。“枭”就是猫头鹰，因为人们不喜欢它的叫声而要向东迁徙。的确，猫头鹰是夜间出行的动物，因叫声凄厉，又被古人叫做“恶声之鸟”，其昼伏夜出，栖息于荒岗乱坟中的习性也被人们视为丧事的预兆。
另外，猫头鹰两耳直立，双眼大而圆，长相古怪，好似神话传说中的双角妖怪；而它在夜间凄厉的叫声常使人不寒而栗。再加上黑暗的荒岗乱坟意味着阴森恐怖，也是厄运死亡的归宿，因此人们对栖息于乱岗中的猫头鹰总是心有恐惧，也就有了俗语“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的说法。
然而追溯历史人们即可发现，猫头鹰曾是华夏民族红山文化主要的图腾崇拜物，当时的人们因为恐惧黑暗，惧怕夜间被野兽袭击，故而非常崇拜能在黑夜中自由出行的猫头鹰，希望能拥有像它一样的本领，在夜空中任意穿梭。
人们之所以会对猫头鹰产生这样的喜恶转变，都源自对黑暗的恐惧、对死亡的惧怕，由此产生联想，对黑暗中的事物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寄托了人们不同的愿望。
乌鸦叫，灾星到
乌鸦在民间被视为不祥之鸟，谚语有“乌鸦叫，灾星到”、“乌鸦头上过，无灾必有祸”、“乌鸦叫，祸事到”等各种说法。因此，人们遇到乌鸦会顿足痛骂，旋吐唾沫，默念“乾元亨利贞”五字真言七遍以辟邪。
国画在我国的神话传说中，乌鸦曾是承载着太阳运行的鸟。《楚辞？天问》中说：“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乌皆死，堕其羽翼，故留其一日也。”从此，人们有了“日中有乌、乌载日”的观念，认为“十日并出”是因为载负太阳的乌鸦不遵守轮流飞行的规则，一块飞了出来，而剩下的一只载负一日的金乌则给人类带来了温暖和光明，其余降落人间的同类都是给人类带来灾难的灾星。后世常把乌鸦鸣叫与“天火烧”联系到一起。
乌鸦是杂食性鸟类，不仅啄食粮食，还偏嗜腐尸，是坟场的常客；其外表全身漆黑像幽灵，叫声沙哑粗厉，又是死亡之地的栖息者，人们不免联想到其与死亡的关系。在古代巫书中，乌鸦和猫头鹰一样是死亡、恐惧和厄运的代名词，被人们称为“黑寡妇”，因此民间就有了乌鸦是灾星的俗信。
乌鸦“慢叫则吉，急叫则凶”
乌鸦“呱呱”的叫声，一直没有使人们产生好感，民间用“乌鸦嘴”来形容某人说了不吉利的话。
关于乌鸦报凶，民间还流传着一个传说。春秋时期，孔子的学生公冶长听得懂鸟语。他贫苦闲散，时常食不果腹。一天，一只乌鸦飞过他家，叫道：“公冶长，公冶长，村南山上有只大绵羊，你吃肉，我吃肠。”公冶长去了南山，果然发现一只冻死的大绵羊，就将羊煮吃了，然而公冶长却忘了乌鸦的“你吃肉，我吃肠”的话，并没有分给乌鸦吃食。又有一次，乌鸦经过他家叫着：“公冶长，公冶长，南山有只大黑羊，你吃肉，我吃肠。”公冶长又去南山，发现许多人围着看一个东西，以为是在看大黑羊，赶紧喊着：“你们不要动，那是我打死的。”走近一看，却是一具死尸。公冶长被官府抓去，他向官府解释，官府不信他的话，后经过县官用家里的燕子做试验，他才得以澄清罪名。
此事过后，乌鸦逐渐被古人视为丑陋而会报凶的鸟。古代盛行巫术，古代巫书中记载乌鸦的叫声会带走人的灵魂，取走人的性命。所以，人们就更讨厌乌鸦了，并彻底将乌鸦归为不祥之鸟，赋予其凶兆的寓意。乌鸦的另外一些举动也被人们视为不祥之兆，例如，乌鸦主动向人点头并翘着尾巴叫唤，就代表要有口舌上的忧患。古人出门遇乌鸦从头上经过，就暂不出门，事情留到以后去办，以防不测。
至于乌鸦“慢叫则吉，急叫则凶”的说法则是因为古人有喜用“吉”的期望去克制凶的兆示的习惯，并不是真的说乌鸦慢叫有吉祥的意思。
喜鹊叫，喜事到
喜鹊是中国的吉祥鸟，自古以来就有“喜鹊叫，喜事到”的说法。民间至今也盛行画鹊兆喜的风俗，两只喜鹊对视而望叫“喜相逢”；两只喜鹊中加上一枚古钱叫“喜在眼前”；一只獾在树上，一只鹊在树下相互对望叫“欢天喜地”。最流行的则是喜鹊登梅，又叫“喜上眉梢”。
古人将喜鹊视为喜鸟的历史悠久，在七月七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传说中，喜鹊已经以喜鸟的身份出现了。不过喜鹊之名却来源于另一个在民间流传甚广的传说。
为牛郎织女鹊桥相会搭桥的鹊儿，听到牛郎对织女说玉帝派人向人间撒了草子，大地到处是绿油油的一片，只是缺少了花，人间还不是很美丽。鹊儿告诉了王母娘娘，王母娘娘为了挣得好名声，命百花仙子向人间播撒了花子，却独留下冬梅未播，所以人间百花盛开却唯独冬季没有花开。鹊儿们偷了一棵梅花的树苗，让一个鹊儿衔到人间。王母娘娘知道后，命人绑了鹊儿的双腿，并把鹊儿关了起来，从此鹊儿练就了蹦蹦跳跳的本领。三足鸟得知此事冒险偷偷地放了鹊儿，鹊儿飞到人间，落到了一个富人家的梅花树上，蹦来蹦去，唧唧喳喳地叫个不停。这家的姑娘正按习俗“哭嫁”，听到鹊儿的叫声，循声而去，看到鹊儿，一时兴起就照着鹊儿的样子剪了窗花，问丫鬟这鸟的名字。丫鬟嘴巧，说正逢姑娘大喜就叫喜鹊吧。姑娘把窗花拿到了婆家，婆家是开染坊的，见姑娘这“喜鹊登梅”的窗花剪得真好看，就照着又画了一只，寓意双喜临门。姑娘的婆家人将喜鹊画好之后，染成了花布，从此民间就有了喜鹊的叫法和蓝底白花的“喜鹊登梅”印花布。
喜鹊的毛色为黑白相间，按道理说并不具有中国人喜欢的外形特点，然而它却能称为世人心中的喜鸟，这主要与它的习性有关。传说喜鹊会向人们预报天气的晴雨变化。《禽经》中记载：“仰鸣则阴，俯鸣则雨，人闻其声则喜。”民间常以喜鹊鸣叫时的动作占卜天气，时间长了就与它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又因为其叫声欢快悦耳，因此人们就将其奉为喜鸟。
喜鹊与人类的生活最贴近，是一种最“世俗”的鸟，因而经常被借用到故事中。《朝野佥载》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贞观末年，有个叫黎景逸的人，他家门前的树上住着一只鹊儿，他经常给巢里的鹊儿喂食，久而久之就有了感情。一次黎景逸被人冤枉进了牢狱，牢里的日子苦不堪言。一天，他家门前的那只鹊儿在监狱的窗前不停地叫唤，他心想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果然三天后，他沉冤得雪从牢狱中被释放了出来。
民间关于喜鹊的传说还有很多，且多以赞颂喜鹊报喜为题。由此可见，喜鹊作为中国的喜鸟其群众基础之雄厚。“喜鹊到，喜事到”、“喜鹊登梅”、“喜上眉梢”等说法都是人们喜爱喜鹊的证据。
二、语言俗信
触霉头
“触霉头”还叫“触楣头”，是一句源自上海和江苏的方言，在民间流传很广。顾名思义，触霉头是指在生活中遭遇不幸，遇到不顺利的事，意思接近“倒霉”。在苏州地区还流行“霉头触到印度国”、“霉头触得勿大勿小”、“新剃头、打三记，勿打三记触霉头”等俗语，将倒霉的程度夸大。
有人认为“触霉头”是“蹙眉头”的讹写。一九九二年的《上海指南》中的“沪苏方言纪要”解释道：“蹙眉头，人有忧事，眉辄皱，蹙眉头者，所事不谐之状。不满意之名词也。”后来在上海又有“霉头蹙到外国大马路”的说法，最终被讹写谣传为今天的“触霉头”。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触霉头”应该源自“触楣头”。“楣”同“门楣”中的“楣”，指的是门框上的横木。古代若是被侮辱了门楣，就代表家里遇到了很不幸的事，就说“触了楣头”。从苏州地区广为流传的一个笑话，即可窥见人们对门楣的重视。
古代苏州的一个秀才写了一副对联送给了一个目不识丁的农夫。农夫回家后把对联贴到了门楣上。农夫的邻居张三认得几个字，却不懂断句，将对联读成了“今年好晦气，少不得打官司。猪仔大似家老鼠，个个死。酿酒缸缸好做醋，坛坛酸。”农夫一听，气冲冲地去找秀才理论。秀才听了农夫的控诉，哈哈一笑，然后自己读了一遍对联：“今年好，晦气少，不得打官司。猪仔大似家，老鼠个个死。酿酒缸缸好，做醋坛坛酸。”听到秀才如此念这副对联，农夫才算高兴起来。一个目不识丁的农夫尚且有门楣的意识，由此可见古人对门楣门风的重视。
人们将大大小小不顺的事都叫“触霉头”，无论触霉头是“蹙眉头”的讹写，还是“触楣头”的演变，从中都可见，中华民族语言的深刻内涵和人们丰富的想象力，以及封建文化对人们民俗生活的影响。
讨口彩
“讨口彩”就是图个吉利，讨个吉利话。人们乐于在吉利话中寄托对未来的美好愿望，用语言预示未来的幸福生活。正所谓“福从口入”，婚丧嫁娶，逢年过节，人们一见面都会说上两句吉利的话，对将来给予美好的形容和预测。例如在新年的餐桌上，鱼代表“年年有余”，糕代表“步步登高”，吃的时候，人们都会说上两句吉利话表达在新年里的美好愿望。若是吃饭时不小心打碎了餐具，老人马上会加上一句“岁岁平安”，还有的人说“落地生花”，以求吉祥的征兆。中国人即使丢了东西也会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而生意人在饭前饭后都要说“恭喜发财”、“生意兴隆”之类祝福的话语。这些都是人们讨口彩的民间实例。
讨口彩展现在人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在人们的日常语言中表现尤为明显。久别重逢的朋友说起职业，会礼貌性地问：“在哪儿高就？”正月初一的早晨，由一家之主开门，开门时会说诸如“开门大发”、“开门见喜”、“财源广进”等一些与开门有关的吉利话。
在南宋时期，朝中盛行谶语吉凶，宋高宗赵构也从建康避至浙江的东部，在行至萧山时，有人在道旁跪拜。赵构问是何人跪拜，下人回答说：“宗室赵不衰。”赵构一听这人的名字，高兴地说：“符兆是这样的，我可以不用担忧了。”由此可见，人们对语言的吉利与否看得多么重要。另外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民间有的家庭为了生儿子，会给先出生的女儿起名“招弟”、“等弟”、“引弟”等名。
除了日常用语，人们重视讨口彩，在民间的吉祥物中也有讨口彩的例子。人们常在玉器上刻制蝙蝠，就是因为蝙蝠的“蝠”字与“福”同音，也有的将其刻制成葫芦状，因为“葫芦”的音似“福禄”，这些讨口彩的实例都寄托着人们对生活的美好祝福。
民间人人都爱听吉利话，处处讨口彩，而且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这无非是希望为生活增添喜庆，福至泰来。人们对生活的良好祝愿，表达了对未来的无限希望和美好追求，也形成了一种浓郁的民俗风情，并以此培育着一代代拥有宽厚仁爱的胸怀和具有乐观向上精神的乡村儿女。“讨口彩”是儒家文化仁爱宽厚、自强不息的精神渗透于民间的体现，也是民间淳朴的人文关怀和健康向上的乐观心理状态的共同结晶。
不吉利的话
民间多忌讳不吉利的东西，包括不吉利的语言。不管真实与否，听到不吉利的话定会让人不快。古代人为了避免不吉利的话，会用其他的语言代替不祥的字眼，常用的方法有以下四种：
一是比喻的方法。例如人们会把战士受伤叫“挂彩”或“带花”。另一种是利用典故。在汉语中，人们把生命垂危叫做“弥留”，沿用的是《尚书·顾命》中，周成王在即将病逝之时 ，将治国大任托付给臣子的典故。有的叫“易篑”，沿用了《礼记·檀弓》中，曾子在临死前更换席子的故事。
二是用假托的词语代替。古代称帝王的死为“晏驾”，意思是说皇帝没有上朝，是因为他的车驾来迟了。同样，形容帝王去世的词语“驾崩”，意思是车架少了一个支柱。佛教的方丈去世叫“圆寂”，意思是说他们完全沉浸在念经中了。“归西”也是死亡的代名词，西方是日落之处，日落西山，鸟栖于巢，“西”取“栖息”的引申义，日落西山时，也是黑夜降临之时，西山被喻为阴间之所在。
三是用类似的名词代替。长沙方言中忌讳说“虎”字，所以人们将与“虎”同音的“府”、“腐”也用其他词代替。例如用“猫正街”，代替“府正街”，用“猫乳”代替“腐乳”。
四是直接改用反义词代替。戏院中用于逃生的紧急出口被称作“太平门”，就是利用了这种方式。
一般来讲，人们遇到不得不说的不吉利话，就会巧妙地用语言避讳，绕过不祥的字眼。国人的这种习俗使汉语文化更显丰富多彩了。
虽然话语的好坏并不一定能影响事情的发展，但是不说一些污言秽语的确能避免心理上的不良暗示和阴影。人们这种乐观趋善的态度，代表了一种健康的心理状态。这些语言蕴涵着中华民俗文化的深刻意义，也是高雅文化的表现。
犯忌讳的话
在生活中，关系到生死、礼教、吉凶、荣辱的言辞，或者需要保密的事物，就会有相应的避讳，需要委婉含蓄地表达。所以，民间俗语中就产生了富有历史、阶级、地域、民族性的语言风俗特征。
封建社会中的百姓，提心吊胆、谨慎老实地活着，就是怕说了犯忌讳的话，得罪朝廷，招致生活中的不幸。封建制度中，对称谓取名、诗词用语都有忌讳，历朝历代帝王的名号中的字或与之音似的字几乎都被划入忌讳的行列。所以，不同的朝代就有不同的要忌讳的字。例如秦朝时，秦始皇为了让民间避讳名字嬴政的“正”字，将正月改称作“端月”。旧时位高权重的官员也有如此者，如州官田登就忌讳“灯”字，把“放灯”叫成“放火”，于是民间就有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说法。
寻常百姓家，家族成员的名字和称谓也有相关的避讳。由于司马迁的父亲名“谈”，因此司马迁在他写的《史记》中就十分避讳“谈”字，还将“赵谈”写为“赵同”、“李谈”写为“李同”。人们出于对长辈的尊重，称呼长辈时一般不能直呼姓名而要以称谓代替。夫妻之间的称呼也是如此，忌讳直呼其名。如一些民族中妻子把丈夫称作“当家的”、“掌柜的”；丈夫把妻子称作“内当家的”、“做饭的”；外人称作“某某他爹”、“某某他妈”等都是为了避免犯忌。
由于地域和民族之间存在着观念和文化的差异，因此也产生了一些讳称和贬称。例如民间“北侉子”和“南蛮子”的叫法，就是人们对异域人的贬称。苗族人喜欢外人叫他们“亲家”，而忌讳外人叫他们“苗子”。畲族人可以接受外族人称他们为“畲族人”或是“畲民”，却认为“畲客儿”、“畲客婆”这些称呼极大地侮辱了他们。
除此之外，人们对死亡也有很多避讳。死亡是人们最恐惧的事情，所以“死”字是民间最避讳的词。古人常用“疾终”、“溘逝”、“物故”、“弃养”、“捐馆舍”、“弃堂帐”等词语代替死字，来表达士大夫的死。平民百姓则用“卒”、“没”、“下世”、“逝世”、“升天”、“不在了”、“丢了”、“走了”等表达人死的意思。关于丧礼，民间避讳“棺材”一说而用“寿材”代替。
还有一类词语是人们讳莫如深的，就是关于性的词语，人们甚至将一些能联想到性的词语都以儒雅之语代替，例如文言文中的“如厕”，生活中的“解手”、“大解”等。而妇女常用的“例假”一词的来历也颇为有趣。中国解放后，全国的工厂实行劳动保护，规定妇女月经期可请假，但工资要照发，如此，“例假”一词就应运而生了。
另外，民间还有其他一些方面的语言禁忌。例如对一些有生理缺陷的人，人们一般会设法保护他的尊严，所以在表述其生理上的缺陷时，人们大多会委婉地表述。如表述一个人耳朵聋就要改说成“耳朵不好使”、“耳朵有点不便”、“耳背”或称作“重听”等。
一般来讲，人们忌讳的话都是一些不礼貌的、对人不尊重的亵渎的语言。人们用语言表情达意，深切体会其中的意义，进而相信语言这种符号与现实生活的效应联系。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避讳的话，丰富了民俗语言，也形成一种世代传承的民俗文化。
民间避忌破财的词语
人们出于对生活的美好愿望，不仅对于死和疾病灾祸十分恐惧、忌讳，而且对于破财的词语也很忌讳。古时动荡不安的生活，如今瞬息万变的经济形势，使生意人不得不将自己的命运寄托于财神的保护，他们是最忌讳遇到衰败破财词语的人，常要在言语上求个好兆头。
中国香港地区的人们就有忌讳破财的语言习惯。香港人过年时见面说“恭喜发财”、“万事如意”而不说“新年快乐”，这是因为“快乐”与“快落”读音有些相似，听起来会让人不快。香港当地的酒家饭店的掌勺厨师最忌讳说“炒菜”、“炒饭”，因为“炒”字常让人联想起“炒鱿鱼”，因此香港餐厅的菜谱上多写的是“肉饭”、“叉烧饭”、“爆××”、“炸××”、“干煎××”等。香港人对长辈的称呼中忌讳说“伯父”、“伯母”，而说“伯伯”、“伯娘”。因为“伯父”、“伯母”和“百无”音似，这样称呼避讳；“一无所有”的意思。
同样，河南人也忌讳有破财之意的说法。河南地区的人们忌讳在做饭时说“少”、“没”、“光”、“不够”等有破财之意的词语。过年时，放鞭炮不说“砰砰砰”要说“叭叭叭”，因为在当地的方言中，“砰”和“崩”是谐音，有崩破、事情变糟的意思，而“叭”与“发”谐音，取其发家发财的意思。若是要表达年糕已经没有的意思，不说“没了”而说“满了”。另外，河南人还忌讳数饺子，因为饺子越数越少，有破财的隐喻。确山在河南的驻马店地区，当地人理解“确”有坑骗、糟糕的意思，因此这里的生意人都避讳说确山，将其称作“顺山”，取生意顺利之意。
对于“财”字，江浙地区的人们也有忌讳，他们在过年的时候会在门首贴上“招财进宝”、“和气生财”这些吉利的字样。因为“财”的“贝”字偏旁与“背”是谐音，为了避讳其“背运”的意思，而常把“贝”字偏旁写成“见”字，赋予了处处见财的意思。
人们处处提防破财，产生了诸多避忌破财的词语，这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说法。人们深谙做生意谋求生计的艰难，因而通过寄托神灵和语言吉象，求得对未来吉祥的征兆。这些禁忌在语言上所形成的变通，使人们巧妙地表达了对未来的美好期待和对生活的无限希望。
船家语言的禁忌
自从江河形成之后，就有了居住在岸边的船家。由于船家特殊的职业和生活环境，逐渐形成了其特有的风俗习惯和水乡文化。在岸边生活的船家出于避凶求吉的心理，就有了相关的行船中的语言禁忌。
八仙过海图
日常生活中，人们将“八”看成吉利的数字，“八”与“发”谐音，有发财之意。但是船家却最忌讳“八”，他们结伴生产、择日造船和择日出海时都会跳过含有八的日子。传说“八仙过海”的雏形都是海难的幸存者，而海难是船家出海最怕遇到的事情，所以船家非常忌讳“八”。结伴生产和结伴出海都不能是八个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也有因意见不统一而耽误生产的意思。另外，八月初八这天常有暴风雨，致使渔民无法出海，因此船家就有了“八仙过海，赚无个钱来使”一说。总之，渔民最忌讳“八”这个字眼。除了忌讳“八”字，船家一些特有的语言忌讳基本上都是来源于行船中的谐音忌讳。例如乘船的人忌讳“往”、“翻”等字，将“簪”称作“筷”，“帆布”称作“抹布”，“帆船”叫作“风船”，“船帆”改称为“篷”。当船家吃鱼要吃另一面时，不能说“翻过来”，而要说“划过来”。渔民还忌讳说“梨”、“伞”等字，如遇到这两个字，要说成“圆果”、“竖笠”，以避讳“离散”之意。船家将“苦瓜”称作“凉瓜”，将吃药称作“吃好茶”，则都是为了避讳苦难病痛。
还有一些船家，将“水”称作“灰”，“干”称作“润”，“伞”叫作“遮”，“倒”叫作“走”，“翻”称作“稳”，将“盛饭”称作“装饭”，管水府庙叫“柳公庙”，把翁坛称作“长坛”。又因“十四”和“失事”音似，因而忌讳说“十四”。对于同一事物，不同地区的人们还有不同的叫法，但都是出于趋吉避凶的心理。勤劳勇敢的船家以海河为生，常年与变幻莫测的自然灾害搏击，在经年累月的积累中，具备了丰富的行船经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水乡文化习俗。出海航船的危险不可预测，人们自然产生了祈求平安的心愿，渔民生活中的诸多语言禁忌也由此而生。
三、数字俗信
古时人们崇尚九与九的倍数
“九”与“久”同音，所以人们对“九”极其偏爱。在我国古代，人们崇尚九和九的倍数，有如“年年九，家家有”、“七不晴，八不阴，逢九放光明”、“人生高寿九十九”、“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等多种说法。
古时人们用阴阳学说划分数字，单数为阳，双数为阴，九则为阳数中的极数。清代的《述学·释三九》中说：“凡一二之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以三，以见其多；三之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以九，以见其极多。”所以，“九”有多的意思，又被引申为“高”、“深”等表达极和非常的含义，例如“九霄云外”、“九重”、“九州”、“九泉”等。
在传统文化中，“九”还象征天，如民间认为天分九层，有“九天”一说。而“九”的倍数也多被人们用为多的意思，如“十八般武艺”、“女大十八变”、“十八层地狱”、“三十六计”、“孔子贤者七十二”、“八十一难”、除夕钟声的“一百零八响”、“三百六十行”、历史中的“九千岁”、“十万八千里”等。另外，据说正月初九是天诞日。龙或蛇的图腾化文字也是“九”，所以，历代君王都用“九”来表达天赋神权的意思。更重要的是，“九”与“久”同音，有长久的意思，预示国家长治久安。因此历代帝王都要穿“九”龙袍，建造“九”龙壁，还要被称为“九五至尊”。故宫里的三大殿的高度也都是“九”丈“九”尺；大小官员也共设“九”品等。
民间对“九”也是特别喜爱，还将“九”作为生活中的计量单位。例如“数九”、“九九歌”等，都是以九作为计量单位的。
“九”与“久”谐音，含有吉祥的意义，现代人在选择数字时也都热衷于九的组合。在我国一些地区，男女双方相亲、换帖都会选在与九有关的日子，聘金的尾数也为九，礼品数和迎亲队伍的人数都为九，取天长地久之意。客家人新建房屋要选在有九的日子，房间数和层数也是九的倍数，取长久居住之意。“九”是人们心目中的吉利数字，其“长久”之意在人们的生活中得到各种各样的活用，以表达对未来美好的期望。九还被人们当做基数，应用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长久以来，人们都崇尚九和九的倍数，“九”无疑成了人们钟爱的数字之一。
“至尊”一定是“九五”
古时的“九五至尊”代表至高无上的帝王。阴阳学中，九是阳数中的极数，五在阳数中居正中，“九五”就是极阳居正。“九”和“五”两个数字也符合建筑学的美学原则，所以，人们用“九”和“五”象征帝王的权威，称之为“九五至尊”。
另有一种说法认为“九五”来自周文王所演的《周易》。《易经》也称《周易》，是我国最古老的经典之一，对我国的民俗文化生活产生了比较深远的影响。《易经》中有六十四卦，首卦就为乾卦，是帝王的卦象。乾卦的六爻（ｙáｏ）都是极阳、极盛之相。从下往上数第五爻就是九五，九代表是阳爻，五代表是第五爻。九五是六十四卦中的第一卦，乾卦中最好的爻，所以也是三百八十四中的第一爻，是天子的卦象。《周易》中的解释是“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即乾卦是给予万物的性和命，万物只有保持乾卦给予性命的原始状态，才是真正的大利和贞洁的生命。据说，故宫太和殿就是遵从此法而建的。
“九五至尊”是帝王的代称，宫廷处处也都体现着皇帝的权威。例如，天安门城楼的城台共设五个门洞，横面一排设九间，竖进设五间。故宫里的其他房屋也多是九或五个开间。
《易经》对我国人们的思想和文化影响极为深刻，所以，人们将“至尊”定为“九五”，用“九五至尊”代表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
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房子
紫禁城画据说，紫禁城中有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房子。为什么是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呢？民间推测，这个数字是为了满足皇帝“九五至尊”的愿望。前文已经说过，《易经》中将奇数定为阳数，偶数定为阴数，九是最大的阳数，五居正中，因此有九五为天子卦象一说。又因为皇帝被称作“万岁”、“万岁爷”，平日所用的其他的一切数字都不能超过万，而涉及皇帝的数字又必须是最大、最多，能够彰显皇帝权威的，所以，当时的人们修筑皇宫时，就建了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的房子。关于这个数字，在我国还留有一个传说。
传说当初修筑紫禁城的时候，永乐皇帝把宫殿的房间总数定为一万间。但是，在他下了这道旨意后的第五天晚上，突然梦见玉帝在天宫召见他。玉帝对永乐皇帝大发雷霆，说紫禁城这一万间房子就要压过天宫一万间房屋的数量了。永乐皇帝醒后，连忙召进刘伯温再商此事。刘伯温最后将宫殿的总房间数定为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这样既不会惹怒玉帝，又不失天子的尊严和皇家的气派。紫禁城用了不到四年的时间就建成了，各个宫殿高大雄伟，金碧辉煌，很气派。永乐皇帝非常满意，随即问刘伯温：“这宫里的殿堂确实是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吗？”“正是！”“那这个半间在哪里呢？”“这半间房在西边儿的一间配房里。”永乐听此更是高兴，重赏了刘伯温许多金银。
实际上，迄今为止，故宫里房子的总间数是八千七百零七间。当时刘伯温去民间采购建筑材料，看到百姓们过得很苦，就改换图纸，实际上只建造了八千多间。他虽然向永乐皇帝报了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但心中却想紫禁城这么大，谁会数得过来这儿有多少殿堂呢？而且也没人真会去数。
于是，这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房子的说法就在民间流传开了。传说中的半间房又在哪里呢？原来在清代存放《四库全书》的文渊阁阁楼的西边，有两根绿色的柱子之间的间隔是五尺左右，古代将四根柱子看成一间，而这就是传说中的半间。另外一种说法是说，这半间房指的是文渊阁的楼梯间。文渊阁有两层，楼上是通为一间，楼下是六间，意为“天一生水，地六承之”。楼阁巧妙布局，增加了使用面积，在西边，二层之下、一层的楼梯上设置了一个半间，作为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的半间。
事实上，紫禁城的房子间数一直在变化。比如太和殿本来是面阔九间，康熙时加建了两面防火隔墙，就成了十一间。而东路宫殿则是乾隆时期修建的。
因为“九”是人们喜爱的数字，被人们赋予了多种含义，所以，民间多流传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房子的说法。曲阜的孔府是我国最大的官僚府邸，其中也有九百九十九间半房子。古时，不论是皇家还是平民百姓都特别钟爱“九”这个数字，虽然不见得有这么多间房子，但这样的说法却是人们喜闻乐见、广为流传的。
除夕钟声为108响的由来
除夕古钟除夕夜，迎新年，听钟声一百零八响，是我国的传统习俗之一。这一百零八响蕴涵了人们希望辞旧迎新、国泰民安的吉祥喜庆之意。由于各地民俗文化的差异，不同地区的人们对一百零八响的敲法各有不同。根据《鸿雪因缘图记》中记载：“京师、河南是：前后三十六，中发三十六，共成一百零八声；苏州是：紧十八，慢十八，中间十八徐徐发，两度凑成一百八；杭州是：前发三十六，后发三十六，中发三十六声急，通共一百八声息。”其他地区还有多种不同的敲法，虽轻重缓急各不相同，但均为一百零八响。对于一百零八响的由来，说法也各不相同。
其中一种说法结合了人们对数字的神秘看法和对天时文化的理解。易学中，以天为阳，九则是阳爻中最大的数，是吉祥和极高的意思。一百零八里包括了十二个九，其中的十二预示着一年的十二个月和天干、地支中的十二个地支。而九被理解为三乘三，即阳数中的阳数。人们敲钟一百零八下，意思是将地下聚集的全年的阳气都唤出来，有国家昌盛、国泰民安的象征寓意。
另一种说法是，十二个月、二十四节气和古时人们说的七十二候加起来，正是一百零八。因此除夕的钟声要敲一百零八下。
还有一些其他的说法源自我国的宗教。佛家说，人有一百零八种烦恼，和尚手中的佛珠也是一百零八颗，敲钟一百零八下，有消除烦恼，求得来年健康快乐的寓意。道家中的一百零八则是指三十六天罡（ɡāｎɡ）和七十二地煞星。
一百零八响的钟声标志着除旧迎新，是除夕夜必不可少的庆祝活动。一百零八响的由来源自人们对数字和时间的文化意义上的理解。
山东人见面叫“二哥”
“二”在民间俗语中并不是人们很喜欢的数字，而且人们常以“二”来表达鄙视、贬评的含义。如“二房”、“二百五”、“二手货”等。但是，当你见到一个山东人时，却要称呼对方为“二哥”以表示对他的尊重和崇敬。这是源自何处呢？民间有多种不同的说法。
流传最广的是武大郎、潘金莲、西门庆和武松的故事。这个故事在《水浒传》和《金瓶梅》中都有记载。武大郎猥琐的形象，令人们感到羞耻；而武松刚直、正义、强壮、疾恶如仇的形象令人们敬佩，被人们称为“山东大汉”，代表了山东人的形象。山东人由此喜欢上了“二哥”的称呼。
在民间流传的其他故事中，老大也一直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在山东版“牛郎织女”的故事中，牛郎有一个大哥，然而他的大哥却因为娶了一个凶狠的老婆变成了“妻管严”。兄弟俩的父母双亡后，老大将牛郎轰出了家门。老大、老二因此分家，老大也成了一代代山东人谴责的对象。在山东版“牛郎织女”的故事中，还有很多老大因贪婪而欺骗老二的具体情节，其结果也都是老二受到神灵的点化或别人的帮助化险为夷，老大最终却一头掉进了自己设计的陷阱，受到应有的惩罚。由此可以看出山东人对老二的喜爱，对老大的厌恶。
山东人最大的骄傲就是孔子，孔子倡导的仁、义、礼、智、信的思想备受古今中外之人的崇拜。巧合的是，孔子正是排行老二。这也是山东人尊崇“二哥”的一个原因。
对于山东人喜称“二哥”的缘由，民间还有其他一些说法，一种是说山东本地的民俗认为，三兄弟中，一般老大憨厚，老二精明能干，而老三却比较娇惯。另一种是说山东人为人谦虚，不愿被人称作“老大”，而愿意被称作“老二”。
但也不是所有的山东人都喜欢“二哥”这一称呼。山东南部地区的人们就忌讳别人叫他们“二哥”。当地有“老大王八老二鳖，只有老三是好人”的说法。其他的民间俗信也将“二”赋予了鄙视的含义，若非在家族排行中，人们会将“老二”的称呼当做极大的侮辱。
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饭，九十不留坐
“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饭，九十不留坐”是民间流传的一句俗语。民间认为若七十多岁的老人来家里做客，不能留他住宿；八十多岁的老人来家里做客，不能留他吃饭；九十多岁的老人来家里，不能留他久坐。若不这样做，会给家里带来灾难或不吉利。看上去这似乎违背了中华民族孝顺的传统美德，但是从我国传统的赡养秩序和丧葬习俗方面来说，这却是人们尊重老人、孝顺老人、遵循伦理道德的行为。
在我国，人进入老年后，就由子女赡养至寿终。一般是由老人的亲生儿子尽赡养义务。若老人没有儿子，就由招进的上门女婿或过继认养的儿子来赡养。所以，老人始终不会离开他们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他们最大的理想就是“寿终正寝”。我国赡养长辈的道德准则也是“孝顺”，“孝”是指竭尽全力赡养父母，“顺”则是指遵从父母的愿望。因此，让老人圆满地寿终正寝才是遵从了父母的愿望，对父母尽了孝道，而不被社会舆论谴责。
人到七十以后，已经到了垂暮之年，随时可能会病逝。亲戚朋友家对老人不留宿、不留饭、不留坐，就是为了让老人在自己家里寿终，避免其在外病逝。若老人病逝于他乡，儿女们会因不能满足老人的心愿而受良心的谴责，在社会舆论中遭到道德责备。若老人逝于亲朋家里，亲朋也会因为尴尬而产生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家中若有年过七十的老人，儿女们不便劝他们去走亲串户，亲朋也不会在家里劝老人逗留。但是，为了与老辈交流感情，人们也不能将老人孤立在家中。于是，民间就形成了逢年过节走亲串户，年青一辈主动上门看望长辈的习惯。
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
俗话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七十三、八十四，不死也是眼窝刺。”人们常将七十三和八十四当做老年人难过的“坎儿”。据说，这是因为孔子活到了七十三岁，孟子活到了八十四岁。孔、孟是民间崇拜的圣人，他们归天的年龄就逐渐成了不言之年，也就是人们认为的年龄上的“坎儿”。
为了过这个“坎儿”，在民间还形成了一些富有地方特色的习俗。比如在河南，逢老人到了这个年龄，家人会给老人买活鲤鱼吃，吃了鲤鱼之后再猛地一跳，就代表蹿过了这个关口。还有的地方会在这一年的春天，由老人的女儿亲自为老人煮两个鸡蛋，然后悄悄地拿到麦场上滚上几圈，再带回家，让老人躲在家门口吃掉。这样做的意思是说，老人就像鸡蛋似的神不知鬼不觉地一个骨碌就过了这一关。
各地年龄禁忌
包公像世界各地都有年龄的禁忌，我国各个地区对年龄也有各种不同的避讳。在我国中原一带，人们除了不喜欢七十三和八十四这两个年龄外，还避讳说四十五、一百岁等。
据《北平风俗娄征·语言》引《朔纪》中记载：“燕人讳言四十五岁，人或问之，不曰‘去年四十四岁’，则曰‘明年四十六岁’，不知何所谓也。”据说人们讳言四十五岁是因为包公查陈州放粮这一年正值四十五岁。这一年陈州大旱，皇帝派人到陈州放粮。放粮的官员私吞粮食，欺诈百姓，使得民间怨声四起，百姓纷纷状告放粮的官员。包公为破解此案曾乔装成妓女的奴仆，这种奴仆在民间被人们称作“王八”。而“王八”是骂人的话，人们出于对包公的崇敬将四十五岁这一年叫做“骂年”。所以，直到今天人们还忌言四十五岁。
对于人们讳言四十五岁的习俗，民间还有一种不同的说法。相传包公四十五岁这一年，为擒赵王，曾诈言身死，令其妻假装与前来吊唁的赵王调情，骗取尚方宝剑。从传说中可以看出，人们避讳四十五岁是因为人们将四十五岁这一年与凶险、灾祸和不幸联系到了一起，讳言四十五岁就是在避讳不吉利的事。
再说说“百岁”的忌讳。民间常说的“百年之后”、“百年好合”一类的词语，其实都暗指百岁是人们寿命的极限。所以，人们忌讳说百岁。即使是正好一百岁整，也要将年龄说成九十九。在山东的一些地区人们还有用百岁来指刺猬和驴等动物的习俗。
在年龄的禁忌中，各地区也有各自的习俗传说。在山东，男人避讳说四十一岁，到了这一年，必须跳过去多说一岁。传说人们忌讳四十一岁主要是因为这一年妨妻。
河南地区的人认为人在八十一岁的时候病逝是非常不吉利的。九九八十一有财数算尽、后代破败的意思。河南当地人家若有老人死时八十一岁，就会在他将要断气时，将算盘拆散，隔着窗户往外扔出，以破不祥的预兆。
俗语中还有“年纪六十六，阎王要吃肉”的说法。东北一带的老人在六十六岁生日时，儿女会给老人包六十六个比较小的饺子，让老人一次吃完，才算平安地过了这个“坎儿”。天津有“六十六一刀肉”的民间谚语。在老人六十六岁时，由女儿给父母买来一块“肉”，让老人顺利地渡过这个年龄的“坎儿”。传说这样做是为了还阎王的债。
在中国台湾，人们则多忌讳岁数逢九，将有九的年岁视为厄关。据说，这种心理与九为最大吉数有关，有过此最大之吉，必走下坡路转为凶的意思。
然而，在安徽却又有不同。安徽的男性老人做寿都是做九不做十。这是因为“九”与“久”谐音，有长久的意思；而“十”与“死”谐音，人们忌讳说到死亡。
淮北地区，老人逢六十六、七十七、八十八、九十九这些年龄，都被认为是大吉大利，子女亲朋都会前来庆贺。在中年人中，男性忌讳三十三和三十六。因为“三”与“山”谐音，三十三岁又与“山”接近，被认为不吉。另外，民间还有“人人都有个三十六”的俗语，说的也是忌讳三十六岁。安徽安庆地区的人，若宗族兄弟中有到三十六岁的，人们就会送他一只老母鸡，帮他消除灾祸。
在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中，人们对年龄的禁忌各有不同，说法也五花八门，枯燥的数字被人们演绎得妙趣横生。人们对年龄的不同认识其实全部源自人们对数字和文字赋予的不同联想意义。
数字中的吉凶
在中国台湾的高雄市有这样一组用数字命名的道路名称：一心路、二圣路、三多路、四维路、五福路、六合路、七贤路、八德路、九如路、十全路。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当地人们给这十个数字赋予了吉祥的意义。《易经》也对每个数字赋予了不同的含义：一是“太极”，二是“两极”，三是“三才”，四是“四象”，五是“五行”，六是“六合”，七是“七政”，八是“八卦”，九是“九星”，十是“十干”。在经历了几千年历史演变的今天，人们赋予了数字更丰富的含义，并形成各种俗信，在民间广为流传。
生活中，人们多将“六”和“八”视为吉利的数字。俗话说“六六大顺”，人们将“六”和“顺”联系到一起，寄托事事顺利的意思。据说，这是因为古时人们投骰子，两个六是最大的赢家。而“八”与“发”谐音，有发财的意思，所以，民间有“要得发，不离八”、“八八大发”等俗语。因此，人们的车牌号、手机号都喜欢用“六”和“八”这两个数字。
民间遇喜事时，喜欢用双数，素有“好事成双”的说法；遇丧事时，则多用单数，意思是祸事就此一件，希望祸事不成双。由此推出，人们喜事的日子就忌讳单数，丧事的日子就忌讳双数。
同样的道理，九也是有时被人们喜欢，有时被人们避讳的数字。“九”与“久”同音，有长久的意思，古时也为多的意思。民间有人家婚嫁喜事时，用“天长地久”祝福美满的婚姻，所给的礼金也多为逢九的尾数。但是，一般老人说年龄时则忌讳提到含有九的岁数。
“三”与“散”谐音，有分离的意思，所以婚嫁和做寿都忌讳含有“三”的日子，送的礼金也忌讳含有“三”的数字。“四”与“死”谐音，所以人们都避讳“四”。“七零八六”、“五三五四”因与“七零八落”、“吾散吾死”谐音，含有衰败的意思，通常也都被人们忌讳。
还有一些数字具有骂人的意思所以被人忌讳。最普遍的就是“二百五”，人们认为“二百五”有说人傻的意思，因此并不喜欢这个数字；“不三不四”则是说人不守规矩。“十三点”就是说这个人很愚蠢；“三八”指的是“心不在焉”，也有讽刺人笨的意思。这些数字，都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比较忌讳的。
自古以来，人们赋予了数字丰富多彩的意义，也使这些单调的符号有了褒贬不同的感情色彩。
四、行为俗信
正月不剃头
民间有正月不剃头的习俗和“正月里剃头死舅舅”的俗信。据说，这一俗信源于三百六十多年前顺治帝颁发的一道“剃发令”，是“正月不剃头——思旧”的讹传。这一俗信传说的由来，促使中国理发这一行业逐渐兴起，而它的讹传又使得一年到头辛苦工作的理发师休了一个月的年假。
传说，在清朝以前，民间认为头发是父母所赐，要一生保全而不破损。除了出家的和尚需要剃头，百姓将割发看成是极大的羞辱或是一种对自己的惩罚，终身将头发梳成发髻束在头上。入关后的清王朝实行“削平四周，留守中原”的治国主张，而且特别重视对百姓服饰的改变和规范。顺治二年六月，由摄政王多尔衮代七岁的顺治下发了《剃发诏书》，令全民剃发，且是剃成四周全无、只在头顶正中留一辫子的“沙壶头”发式。皇帝明令全民剃头，官兵严酷执行，违者则会招来杀身之祸，相传当时还有“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一说。百姓中一些人遵从旧俗，不能接受这一改变，也有的人还带有对明朝的怀念之情，为了表示反抗，这些人相约在每年的正月不剃头。从此在民间就有了“正月不剃头——思旧”的谚语谣传，是思念过去的朝代的意思。在几百年不断的传诵过程中，这句俗语就演变成了今天的“正月里剃头死舅舅”。
据说“剃发令”发出后，民间的理发匠就常常被朝廷诏去奉旨给百姓剃头，人们就称理发匠为待诏。开始的时候，人们在路边搭起棚子，用一根旗杆挂起“剃发令”的圣旨竖在旁边，就是一个剃发铺。如果有人不剃发就砍掉脑袋挂在旗杆上。后来，民间逐渐形成了剃发的习惯，那根旗杆也不再用来挂圣旨了，而是用来挂毛巾和磨刀用的布。剃头匠们则携带着剃发的用具走街串巷找活干。后来，我国就逐渐形成了理发这个行业。
在我国江苏淮阴等一些地区，民间也有正月不剃头的习俗，不过这种习俗始于更久远的秦朝。民间为了避秦始皇的名讳，将正月改称为以征音读“正”的正月，并形成了不剃头的习俗，旧时人们认为正月剃头是不吉利的，会招来杀身之祸。另外，在四川的建始县，人们正月也不剃头，且把正月剃头叫做“正无发（法）”。
“正月不剃头”这一习俗的形成伴随着历史上的朝代更替。“思旧”转变成“死舅”，符合中国传统的人文人伦思想。所以，直到今天，人们还奉行“正月不剃头”的习俗。
把药渣倒在路口
在我国民间，人们服中药时有一种习俗，就是将剩下的药渣倒在家门附近的路口。对于药渣的处理方式有三种，一种是倒掉，一种是将有毒的药渣埋掉，还有一种是将药渣先放在太阳下晾干，等整服药煎服完之后再一起倒掉。关于这种“倒药渣”的习俗民间流传了三个传说故事。
据说很久以前，某江南小镇有一家名叫“宏德堂”的药店。起初这家药店卖的都是货真价实的药材，在附近的信誉也很高，生意非常好。可是，过了一年之后，到这来买药材的人却越来越少，门庭冷落，生意很不好。一日，店主正在午休时，迷迷糊糊地看见一位手拿拂尘的鹤发仙翁对他说：“我是药神，管理天下所有采药的人和卖药的人。最近你在药材中掺进劣质的假药材，欺骗病人，如今无人到你这来买药是对你的惩罚。”说完，扔到店主面前一张纸条，就飘然消失了。店主拾起纸条一看是一首六言诗：“配药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治病救人为本，切忌图利忘义。”他很惊讶，药神竟然也知道他以次充好卖假药材的事情。店主后悔不已，就把遇见药神的事传了出去，说凡是以后在宏德堂抓药的人，可将药渣倒在门前，让药神检验在宏德堂买的药材是不是上等佳品。从此之后，宏德堂的生意又好了起来，人们都说宏德堂的药材药效灵验。后来，人们就有了倒药渣的习惯。
另一个故事是关于我国唐代神医孙思邈的。孙思邈医术精湛、医德高尚，深得人们的信任。一次，他给一只老虎治好了病，这只老虎就为他当坐骑，做护卫，以报答他的恩情。然而有这只老虎在身边，人们却不敢再向孙思邈寻医问药了。孙思邈想来想去，终于想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他到百姓家里看病时，让病家将药渣倒在门前的路上。老虎看到药渣就知道他在哪家看病，而不用跟在他身边，以免吓到病人。从此，倒药渣和踩药渣成了一种习俗，传到后世，药渣也成了行医人的标志。
第三个故事是与明代名医李时珍有关。据说李时珍在一次外出采药时发现一个村庄里所有的人都患了病。李时珍走进一个茅草屋，看见一位病重的老人，老人告诉李时珍村里前些天来了几个江湖郎中，给他们开了一服药后说“这服药包治百病”。可是病人服了药后，病情仍不见好转。李时珍将药渣拿过来一看，发现很多都是假药。百姓们得知此前他们吃的竟是假药后，非常痛恨那些江湖郎中，就纷纷拿出自家的药渣给李时珍检验。因为人数太多，李时珍就让村民将药渣倒在村子前边的路口，分堆放好。然后，他逐个查看，扔掉假药、劣药，留下真药。后来，民间就有了将服过剩下的药渣倒在路口的习俗，人们这样做主要是希望路过的名医能够为其辨别药材的真伪。
这些民间传说对倒药渣习俗来源的解释各不相同，却都在传颂我国名医的高深医术以及弃恶扬善、去伪存真的高尚品质。同时这种习俗也有规劝人们行医卖药不以假乱真、以次充好的深刻寓意。
药锅子只借不还
民间有一句俗语是“借钱借物难，借药锅容易”。在各地民俗中，若向别家借药锅，人家会痛痛快快地说“拿去！”而且大多数地区的药锅还是“只借不还”，否则，借出药锅的人家就会不高兴。另外也有一些地方有还药锅的习俗，不过人们为了趋吉避凶，往往不能直接将药锅送回去，因此民间产生了很多有关药锅的有趣习俗。
在山西晋南地区，人们就遵循药锅只借不还的习俗。用完药锅的人家盼望家人健康不再生病，就希望药锅被别家借走。借了药锅的人家用完后却不能将药锅送还回去，只能等着其他病家再来借药锅。这样在借来借去之间，药锅俨然成了公用财产，人们已经不在乎药锅究竟是谁家的了。
在陕西旬阳地区，民间则形成了一种“偷药锅”的习俗。这个地区的人在家人患病后不会去别家借药锅，是怕在借锅的同时连病也借过来。所以，人们就用“偷”的方法，等用完之后再悄悄地还回去。若有人家丢了药锅，也不会恼怒，反而会很高兴，认为病也会随着药锅被偷走了。
另有一些地区也有还药锅的习俗，但是，还的时候要往药锅里放几角钱或一些吃的东西，以此表示对借出药锅之人的感谢，回报吉利。在我国部分地区，也有人不用药锅，认为药锅会带来灾祸，而用其他的器皿代替药锅。
在我国，人们总以为药锅不仅是药的煎熬容器，而且还携带着病和不吉利。因此，很长时间以来，各地销售药锅、药罐的店铺生意都不是很好。但由于人们在生活中常需要喝中药，所以现在一些医疗机构还增设了代病人煎熬中药的服务。
忌讳下午去看望病人
忌讳下午去看望病人是封建社会的传统。在现代的民间，特别是老人当中也有忌讳下午去看望病人的。
下午去看望病人之所以会引起主人或病人的反感，主要是因为在阴阳学中，下午被视为阴。人们认为此时去看望病人，会使病人的病情加重，甚至给病人招来病逝的灾祸。此外，封建社会的人们一般都是在下午办丧事、去丧家吊唁，因此下午去看望病人会让人产生不好的联想。
旧俗以为上午代表着希望，下午则预示着夕阳西下、败落的意思。从古至今，西天和黑夜都被认为是死亡的归宿。人在生病后会有心理负担，在下午时身体的抵抗力也比较弱。这样看来，下午的确不适合看望病人。
对于看望病人的时间，我国部分地区还有一些其他的俗信。例如广东潮州地区，人们忌讳在壬寅、壬午、庚午、甲寅、乙卯、己卯这六天看望病人，也忌讳下午或者晚上看望病人，因为当地有“日落西山唔久时”的俗语。
孕妇忌食兔肉和生姜
在民间养胎的习俗中，孕妇禁食的东西颇多，这方面的俗信也比较繁复。最典型的是忌食兔子肉与生姜，民间有“吃兔肉生子缺唇”、“食生姜令子生六指”的俗信。人们认为妇女在怀孕期间，若吃兔肉会导致胎儿口唇残缺，长成兔唇；若吃生姜，则会导致婴儿长成六指。在古代，新生婴儿出现唇裂和长出六指都被视为非常不吉利的预兆，认为是有妖魔鬼怪作祟。若哪家生了这样的孩子，人们就会将这个婴儿溺死，婴儿的父母也会被人们驱逐。
孕妇忌食兔肉和生姜的俗信在我国民间流传已久。在东汉王充所著的《论衡·命义篇》中有“妊妇食兔，子生缺唇”的记载。《金匮要略论方注》卷二十四中亦有云：“妊妇食姜令子馀指。”但是原因何在，在这些著作中都没有说明。
在后世的一些中医学著作中，对孕妇忌食兔肉和生姜的原因略有描述。清代食医王孟英的《随息居饮食谱》中说兔肉“性凉，能凉血活血，又易损人阳气，故怀孕之人忌食之”。中医学认为生姜属辛辣刺激性的食品，孕妇若食用，容易耗伤津液，致使孕妇因津亏生热而造成胎动不安。
中医学中关于孕妇忌食兔肉和生姜的说法有一定的医学道理。但民间俗信的说法将孕妇食用兔肉和生姜的后果夸大，并依照兔子和生姜的外形加入了人们的想象，认为孕妇食兔肉和生姜就会生出唇裂和六指的孩子，则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主观臆测。
民间出行前有禁忌
封建社会的人们习惯了以家宅为中心的生活，家自然会给人们带来安全归属的感觉。而出行就意味着短暂地离开家，会令人产生一种不安感和失落感。为了祈求出行平安，在民间形成了一系列的出行禁忌。
《论语》中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孔子从传统的孝道出发规劝年青一辈出行要有去处，让父母放心。可见，人们认为出行都会有一定的危险性。因此，中国人素有慎出行的习惯，出行前在求神拜祖、选吉日、测吉凶等方面都有讲究。
古时民间认为周围的一切都是由神掌管的。人们管掌管出行的神叫路神，也称作道神、行神。据说，这个神是共工之子，名修；还有的说是黄帝之子嫘（ｌéｉ）祖。不管这位神的原型是谁，人们丝毫都不敢怠慢，都要虔诚敬祀。
民间俗语有云：“在家不敬月，出门招风雪。”人们出门前不仅要敬祀路神，还要敬祀天神和日月神，祈求出行平安。
另外，民间还有“老不上北，少不上南”、“老不入川，少不游广”、“老勿走新疆，少勿走苏杭”的谚语，这也是古时人们流传下来的出行禁忌，即出行方向的禁忌。古人在选择出行方向时要谨慎地占卜，同时也要占卜出具体的出行时间。
在传统风水学中，人生的每一天都有一个星神值日，如果是青龙、明堂、金匮、天德、玉堂、司令这六神所值之日，则被称作是“黄道吉日”，诸事大吉；若是天刑、朱雀、白虎、天牢、玄武、勾陈这六个凶神值日，又或是遇日食、月食、陨石坠落等异常天象，则被称作是“黑道凶日”，不宜出行。之后的阴阳学又将星神与天干、地支和五行联系到一起，将一年中的三百六十五天分为吉凶两类，分析出每天的不宜之事，从而在百姓中形成了“逢吉方行，遇凶则止”的俗信。
俗以为元旦日，忌出行。民间最流行“七不往，八不归”、“七不出门，八不回家”的俗语，即逢七的日子不出行，逢八的日子不回家，有人说这是因为“七出”与“妻出”同音，有不祥的寓意。因为“十三”与“失散”谐音，故而每月的十三日也被定为出行忌讳的日子。旧时的汉族还有忌讳红煞日出行的习俗。
民间另一种忌讳出行的日子被称作“杨公忌”。据说“杨公忌”指的是宋朝时期的一位术士占卜计算出的百事禁忌日，其中就有关于出行宜忌的详细记载。
为了满足心理上的需求，人们在出行前还要虔诚地占卜吉凶。同时人们还将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现象定为出行前的凶兆，例如，碗碎了、筷子折断了、小孩不停地啼哭，吃饭噎住等都被人们视为不吉之兆。人们认为出行前碗、盆子、碟等打碎，寓意着出门办事多有不顺，生意会亏本，更有甚者认为有上述事件发生，会在行路的过程中遭遇意料之外的灾祸。所以，人们会因为这些征兆改变出行日期。若有非常要紧的事情，必须出行，也要在祖宗面前祭拜再三，求祖宗保佑平安后再出发。
出行之前，饮食方面也有讲究。民间出行前有吃饺子的习俗。在俗信中饺子有“捎脚儿”的意思，寄托了人们出行平安、一路顺风的愿望。除此之外，民间还有“启程饺子落地面”、“上马馄饨下马面”的说法。“馄饨”也是指“饺子”，因为饺子像元宝，所以人们希望出行的人能够发财。还有的说饺子代表团聚，出行是暂时的分离，人们期待着相聚。有些地区的人们还将出行时吃的饺子戏称为“滚蛋包儿”、“滚蛋骄子”等。
包饺子图出门在外吃饭也有说法。比如有些地方有“出门千里，不吃枸杞”的说法。枸杞本是补肾的药材，这句俗语是委婉地警告男子出门不要寻花问柳，不能拈花惹草。还有就是在外吃饭不能先喝汤，且不能端着喝，而是要用汤匙，汤被泼洒出去也会被人视为不吉。
另外，出行在外花钱也有忌讳。花钱忌讳吝啬，一定要舍得，俗话说“穷家富路”，在外不像在家里，会因赶路而劳累，所以人们认为出门在外一定要舍得花钱，不能因此而拖垮身体。但是，出门花钱还要谨慎，所谓“出门不露白（既露出银子），露白会失财”，为了财务的安全，出行的人们逐渐形成了“财不露白，货不离身”的习惯。
五、穿戴俗信
传统的衣裳制度的形成
纺织技术出现在母系氏族时期，当时的人们掌握了用棉、麻和葛等纤维纺织的方法。从商代起，人们开始养蚕取丝，纺织造衣。在人类掌握了纺织技术之后，传统的衣裳制度也就逐渐形成了。随着朝代的更替，人们的衣裳制度不断变化，我国五千年文明的发展史也是传统衣裳制度的形成史。
上衣下裳
在黄帝时期的彩陶文化中，人们发现华夏时期的人有上衣下裳的着装特点。“衣”指有袖筒的前开式服装，在右边掩衣襟的叫右衽，在左边掩衣襟的叫左衽。裳在古代指下衣，最初是围在身上的两片布。上衣下裳就是上衣多为交领右襟，下裳是围裙的形状，中间系腰带，下系芾（古人将蔽膝称为芾）。
上衣下裳是我国最早的衣裳制度的基本形式，在商朝时初步形成。商代的人们崇拜天地祖先，形成了对天和地的信仰。此时上衣即代表天，下裳代表地。由于天在未亮的时候是玄色（当时是指黑色），而大地为黄色，因此人们形成了上玄下黄的衣裳制度。在祭祀天地和祖先的活动中，古人非常重视祭服，其样式、颜色都很讲究。衣裳一词也随之产生，而且沿用至今。
深衣
在周朝又出现了衣裳上下相连的着装特点，名为“深衣”。深衣就是上衣和下裳被缝合成一体的服装形式。深衣以腰的缝合处为界限，在衣领、袖口处用刺绣或其他面料辅以修饰。古时人们将衣服的大襟称为“衽”。深衣这一服装连属的衣裳形制引领了后代汉服的发展。与此同时，周朝确立了分封制，形成了严格的等级制度，并且出现了冕服。冕服即官服，我国的冠服制度在这一时期初见端倪。人的尊卑贵贱及身份地位，从衣裳的颜色和冠帽的样式上有了严格的区分。
春秋时期的“胡服骑射”对传统的衣裳制度产生了影响。中原的深衣在以后的变化中融入了胡服的特征。秦朝统一六国，推行中央集权的措施，改变了春秋时期各国服饰不统一的局面。秦始皇深信阴阳五行学说，认为秦与周相克，周为火，色尚赤，秦王就以对应水的黑色为尊贵之色，规范了服装的颜色。
深衣制
在西汉时期，沿用了一些秦朝的服制，也实行新的“深衣制”。这个时期的衣裳，单层、无衬里、红色、田领，贵族添有玉佩修饰，搭配朱履。衣裳被统称为“禅衣”。禅衣就是外穿的衣服，有曲裾禅衣和直裾禅衣两种，前者从领口开襟斜至腋下，后者从领口向下垂直开襟。朝中官员依旧着黑色朝服，若作为祭祀用的服装则不能镶红边。
这个时期的衣裳主要从原料和颜色上区别等级和身份。汉文帝时，崇尚俭朴，总是穿黑色丝织衣，所以百官也着黑色朝服。后来，朝服按一年四季分成五时变换五种颜色，即春为青，夏为朱，季夏（夏季的最末一个月，即农历六月）为黄，秋为白，冬为黑。皇后祭祀的时候穿的衣裳，上为绀色，下为皂色；而皇后穿的蚕服，上为青色，下为缥色（浅黄色）。
东汉王朝为了彰显其“火德”，将赤色定位最尊贵的颜色，并规定了车和衣裳的颜色。朝官的车和衣裳按“四时”节气，以“五时服色”变换，立春迎春于东郊为青色；立夏迎夏于南郊为赤色；立秋迎秋于西郊为黄色；立冬迎冬于北郊为黑色，并以冠式的不同来区别男子的身份地位。此时的汉服继续沿用“大佩制度”，据古代的礼节来穿冕服和佩戴绶与玉。上下官员和帝王均用大佩，在质地、丝绳和串珠上有等级的区别。皇室女子的衣裳也都为深衣制。人们内穿白色布帛的中衣必定要以红边修饰，配以赤袜和赤舄（红色的鞋）。
宽衣博带
魏晋南北朝时，因为战争不断，经济不稳定，士大夫阶层产生了消极的生活态度，崇尚老庄和佛教的思想，反映在人们的衣裳上就是当时非常流行的宽衣博带。王公贵族、黎民百姓都以宽大的袍衫、广阔的大袖为时尚，追求轻松、随意、优雅之风。
黄袍
由于经济空前的繁荣，隋唐时期也是我国的衣裳形制重要的发展时期。男子裹头巾，身穿袍衫，脚穿长靿靴，袍衫为圆领、窄袖、领袖裾无缘边、右衽。袍衫受汉服和胡服的影响，有襕袍衫和缺胯袍衫等样式。《旧唐书·舆服志》中记载：“天子燕服亦名常服，惟以黄袍及衫，后渐用赤黄，遂禁士庶不得以赤黄为衣服杂饰。”从隋朝开始，黄色服饰成了皇家的御用服饰，逐渐禁止民间使用黄色。同时，宫廷开始使用颜色区分官员的品级，被称作“品色服”。而民间妇人穿衣裳则要遵从丈夫衣服的颜色。
纺织和漂染技术在唐朝得到极大的发展，海上丝绸之路也在此时开通。唐朝的服饰受到了其他国家的影响，具有开放、精致、优美、华丽的风格特征。皇宫中贵妇们的礼服以低领、大袖和袒胸为时尚，也有襦裙、短袖肩披帛巾。织锦的花样和图案精美，达到了空前的水准。
公服
宋朝的服饰沿袭了唐朝时期的形制，缺胯袍衫分为广袖大身和窄袖紧身这两种式样，衣服的颜色主要有黑和白两种颜色。宋代皇家的服饰大都有奢华的特征，民间服饰也相当有讲究。宋太祖时，曾经有规定要求妇女衣服的颜色要尊重丈夫衣服的颜色，百姓不得穿绫缣五色华丽的衣服。当时的衣裳制度中有公服、礼服、常服等形式。皇宫贵妇们穿公服，人们在各种仪式中的吉凶服为礼服，大众普遍穿的衣裳为常服。
宋朝的朝服颜色多用红色衣和裳，里面穿白色的中衣，腰处系罗料大带，下为绯色罗料蔽膝，佩戴锦绶、玉佩、玉钏，脚穿黑色皮履。官职的级别开始用配饰的不同加以区别，后来出现了“从省服”，是常服的一种，也叫做公服，是官员们的服饰。这种服饰以曲领和腰系的革带为主，有大袖和窄袖的不同。这种朝服以颜色区分官员的品级，如宋元丰年间九品以上为绿色；六品以上为绯色；四品以上为紫色，紫色和绯色朝服要配以金银材质做成的鱼袋装饰，以此来突显高官的职位。宋朝以后，传统服饰都是在汉服深衣制的基础上加入一些少数民族的元素。
质孙服辫线袄
元朝的衣裳制度主要与辽和金相似。这个时期出现了便于骑马的较短的长袍，叫做“质孙服”，贴身，腰处有多重衣褶。皇家的贵族穿辫线袄，作为皇族的标志。辫线袄为窄袖，腰间系红紫帛拈成的带，下裳是竖褶的裙式。贵族妇女穿的袍子宽大而长，常由两个婢女为她们拉后面的袍角。平民中的妇女一般穿褐色袍衫。官员的公服承袭汉族的形制，以颜色和纹样区分级别。
纽扣
清朝皇后传统服饰发展到明代，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以纽扣代替了汉服前襟的带结。纽扣最初出现在元朝，在明朝得到了广泛的利用。衣裳的形制中逐渐地拉长上衣的长度，缩短裙摆露出的长度，衣领一改以前的交领，多变成了圆领。“花冠裙袄，大袖圆领”说的就是明代的女装。明代的男子服饰也是以圆领和方巾为主要特点，袖宽，镶黑色边，领用青色。一般的搬运工人也身穿青布衫裤和青布方巾，脚上穿草鞋。朝廷的官员穿的是云缎圆领袍。这种袍衫长为离地一寸，袖身宽一尺，袖口宽一寸，袖长超过手。再加上大红色的履，就是明朝标准的朝服。《明会典》中记录了明朝贵族女装的特点为“各色纻丝绫罗纱随用”。而庶民百姓的女服只限用紫色粗布作为衣料，只能用紫、桃红和绿等较浅的颜色，禁止用大红、鸦青和明黄这些过浓的颜色，禁用金色刺绣。另外，在明洪武十四年还在衣料上对职业进行区分规定，农家可用纱和绢布作为衣料，而商人却只能用绢布作为衣料。
马褂
清朝的衣裳形制在传统的汉服基础上又加入了满族服装的特点。民间衣裳的袖子一般比较窄瘦。用于庄重场合的礼服加入满族服饰中的箭袖，也叫马蹄袖。袍衫上添加了纽扣，右边开大襟，领口为圆形。百姓中的男子穿的袍衫只能左右两边开气，而皇室的男子是前后左右四面开气。在清朝出现了一种特有的服装，就是马褂。马褂有对襟、大襟和琵琶襟之别，也分为长袖、短袖、大袖、小袖，衣领为圆形。
旗袍
1804年以后，西方文化逐渐进入中国，与中国的本土文化融合，服饰也因此发生了变革。旗袍是在清代满族妇女服装的基础之上吸收了西方服装的元素改变而成的。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末，旗袍从领子、袖子到开衩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改变了中国妇女束胸裹臂的习惯，充分显现出女性的体态和曲线美。
现代唐装
现代唐装指的是“唐人街华人的中式着装”，是在清朝马褂的基础上改变而来的，属于满清服饰。这里的“唐装”只是一种称谓，源自国外。由于，我国唐朝的经济繁荣，名声远至海外，所以，海外各国称中国人为“唐人”。华侨也自称唐人，因为唐朝的繁盛令中国人骄傲，也令海外的人羡慕。“唐人街”指的就是东南亚华人居住的地区。“唐装”也就理所当然说的是华人穿的衣服。
传统衣裳制度的形成穿越了我国的每个朝代。衣裳已经不仅仅具备御寒保暖的功能，还代表每个时代的时尚文化。在我国的历朝历代中，衣裳制度也是君王统一政治而进行的一项重要措施，展现了各个朝代思想文化的现象和民间风俗特征。
红色服饰的功用和禁忌
在中国，红色是吉祥色，有喜庆的意思。自古以来，人们崇尚红色，在结婚、本命年，特别是过年过节时，人们的服饰都以红色为主。
红色是太阳的颜色，在阴阳五行学说中，属火，是阳色。所以，人们将红色定位吉利的颜色、吉庆的兆头。中国人对红色的喜爱，主要源自对太阳和火神的图腾崇拜。中国人自称炎黄子孙，其祖先炎帝又称为赤帝，他就是古人信奉的太阳神。两千多年前的楚人也认为自己是日神和火神的子孙后代，崇拜赤色。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汉高祖刘邦在举旗反抗秦朝时“帜皆赤”，且将自己喻为“赤帝子”。
直到今天，民间依旧崇尚红色，将红色服饰视为喜庆吉祥的象征。喜庆的红色服饰承载了人们期盼风调雨顺、四季平安的愿望。
我国的一些地区还流行本命年系红腰带、穿红衣红内裤的习俗。民间传说本命年多有灾难，系红腰带、穿红衣服都是为了避免灾难病祸上身，保这一年平安无事。所以，在民间俗信中，红色还有辟邪的作用。
红色被归属为阳，所以在丧葬礼仪中，人们忌讳红色服饰。这是因为人们认为鬼魅属阴，人们怕穿红色衣服会冲撞到鬼魅，使逝者难以顺利归西。特别是在国殇期间，全国人民都要禁穿红色服饰。
由于红色也是鲜血的颜色，因此，红色有时也被人们视为服饰中的一种禁忌符号。在我国河南的北部，小孩生了牛痘后，就会在外衣袖子上缝上红色“小公鸡”或者扎上“红色布条”，就是禁止碰触的意思。
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少数民族忌讳红色。例如水族人喜欢蓝、白、青这些素雅的颜色，却非常忌讳大红和大黄这两种颜色。
民间对红色的认识各不相同，基本上可概括为“于吉事则吉，于凶事则凶”。
中华民族独崇黄色
自古以来，黄色就是中华民族最崇尚的颜色。它不但被视为民族的代表色，还预示着大地和皇权。
《说文解字》中记载：“黄，地之色也。”中华民族的原始部落起源于黄河地区，黄土地是远古人类最初的栖息地。历经千年，中华儿女对这黄土地有了深厚的情感。从女娲造人的神话传说中可以看出，远古时代的人们将黄土地视为人类的原始状态，把黄土地当做人类的起源之地。据说，被人们称为祖先的黄帝的名称也是由黄土地而来。
四千多年前，黄河地区的部落首领轩辕氏战败炎帝后统一了各部落，成为黄河地区人们唯一的领袖。而且，在农耕和当时的制陶技术有了一定发展的情况下，人们看到了土的神奇，便将“土”视为高贵之物，故此人们用“土德之瑞”来形容轩辕氏的统治才能。土和土地的颜色都为黄色，所以人们将轩辕氏尊称为黄帝。有学者推论，“黄帝”中的“帝”可能就是“土地”的“地”，“黄帝”就是黄色的土地之意。滋养人类的土地是黄色，人们在土地上播种后收获的粮食也是黄色。黄色的色彩明亮，黄色见证了人们生生不息奋斗的生活，蕴涵着人们乐观向上的心态。并且，从肤色上，中国人又被称为“黄种人”。因此人们将大地供奉为神，以黄色为贵，将黄色视为民族的色彩、民族精神的象征。
据《周易》中记载，五行学说的象征对应体系也将黄色定为中央之土，对应黄帝。黄色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正色”。人们将中央色的黄色赋予中央集权的象征。在封建社会中，黄色还逐渐演化为君权的象征，成了皇家的御用颜色。象征中国灵魂的龙也被赋予了黄色的外表，并且只能出现在皇帝的服饰中。大约从隋朝起，黄袍就成了只有帝王才能穿的服装。“黄榜”则专指皇帝的诏书。皇帝走过的路被称为黄道。皇宫的城墙、建筑以及皇帝用的陶瓷器具也都是以黄色为主要的装饰色。
中华民族历来有崇尚黄色的传统。在语言中，事物的名称被赋予了“黄”字，便成了民间说喜爱的美称，如黄海、黄钟、黄花甚至黄泉。
对生于黄土、长于黄土的中国人而言，黄色具有深厚的历史意义。古人崇敬滋养人类生存的黄土大地，对生存环境的热爱和对生活乐观向上的精神，使中华儿女几千年来一直崇尚黄色。
旧汉族服饰的穿戴禁忌
旧时汉族服饰有一些穿戴禁忌。这些禁忌多源于人们封建迷信的思想，也有的是源自各个朝代不同的制度规定。在不同地区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都可发现旧时汉族服饰穿戴禁忌的影子。
民间对小孩服饰的穿戴禁忌，主要体现为祈求生活的平安，不冒犯鬼神。例如，人们给出生三天的婴儿举行“洗三”仪式，然后给婴儿穿上褂子，却忌讳给婴儿穿裤子。大部分父母会在婴儿出生一百天以后才给婴儿穿上裤子。人们以为这段时间不给婴儿穿裤子是为了让他在遇到妖魔鬼怪的时候能够迅速逃跑，而不被裤腿绊倒。在旧时的温州地区，人们忌讳给小孩穿颜色艳丽的衣服。如给小孩穿了红衣红裤，就要在外面再穿一件网衣，还要给小孩戴上虎头帽或配上一个布制的虎爪在外面，用来辟邪。在大人们看来，孩子的生命都比较脆弱，不足以对抗妖魔鬼怪，所以人们用各种奇特的方法避免鬼魅的侵袭。
旧时的汉服以穿戴整洁为原则，忌讳裸露和有违常理的穿衣行为。一些地区有“男不露脐，女不露皮”的俗语，即男子穿衣不得露肚脐，女子穿衣不可露皮肤。而且，旧时民间男女穿衣有别，人们忌讳男女衣服的款式不分，认为男女不辨的服饰会有不吉。另外，我国河南沁阳地区的人们忌讳反穿罗裙，有“反穿罗裙，另嫁男人”的俗语传说。人们普遍认为只有丧偶的妇女和死人才反穿衣裙，其他人反穿衣服会被视为不祥。所以，民间很多地区都忌讳反穿衣。
在古代，人们还认为衣服上附有人的灵魂，穿别人的衣服会使自己的灵魂不安，因此古人多忌讳穿他人的衣服。古时民间用竹竿晾衣服，俗信认为竹竿也穿衣服，若是从竹竿上拿下后直接穿上，人就变成了所谓的“竹竿鬼”。另外，山东地区的人们忌讳穿下摆有毛边的衣服，认为丧服的下摆才有毛边，平常穿这样的衣服会不吉利。同时，山东人对衣服的扣子数也很有讲究。他们忌讳衣服的扣子数为双数，认为扣子双数会影响穿衣人的事业，有“四六不成材”的说法。在传统的伦理观中，这些有违常理的穿衣方式都会受到人们的强烈抵触。
在其他的配饰穿戴方面，民间也有忌讳，基本也都是遵从穿戴整齐的原则。古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所以，古人忌讳剪发，只有人犯了罪才剃掉须发，叫做“髡（ｋūｎ）首”。初时，人们多用兽骨或玉石等做成“束发器”，将头发在头顶束成发髻。后来，人们用各种材料制成冠、冕、巾、帻（ｚé）等样式各异的帽子戴在头上，起到修饰头发的作用。随着帽子的兴起，民间还有很多关于戴帽子的讲究。例如，汉族有“歪戴帽，狗材料”的俗语，忌讳将帽子戴歪。古人则认为帽子反着戴有凶相，所以也忌讳反戴帽子。旧时的山西人最重视帽子，认为露出头顶是人们莫大的羞耻，所以山西人忌讳不戴帽子。
衣扣不系或系错，鞋袜不穿或只穿一只，也都是汉族人所忌讳的。女子不裹脚或裹脚带松弛拖地，都被认为是犯忌讳。古人以为女人这样必然会犯酒色。在祭祀的场合就更加讲究，要穿戴整洁，唯恐冒犯了神灵，招来不幸。
除此之外，旧时人们对所穿衣服的料子也有忌讳。《风俗通义》中记载：“俗说帷帐车不可作衣，令人病疠。”民间忌讳用帷帐布做衣服，认为穿帷帐布做的衣服会全身长癞疮。若是用给死人碑位或棺材用的帷帐布做衣服，就更不吉利了。
旧时，关系到死人，民间都会有特殊的忌讳。如寿衣袖子的尺寸忌讳短，要长过死者的手。俗信中说如果寿衣袖短露手，其子孙后代会上街讨饭。寿衣要用绸子制作，而忌用缎子做材料。“绸子”音同“稠子”，寓意多子多福；“缎子”音同“断子”，有断子绝孙的意思。同样的道理，“洋布”的“洋”与“阳”同音，代表的是阳间的东西，在阴间派不上用场，所以，做寿衣也忌用洋布作为材料。据说，寿衣忌穿九层，是因为“九”与“狗”谐音，有不尊重死者的意味。一般来说，寿衣的件数以五、七等单数为吉，忌讳双数。
在封建社会里，各个朝代对民间的服饰穿戴有相关规定。百姓要避讳与皇室穿同一颜色的衣服。例如，汉成帝四年发布的一道诏令中有“青、绿民所常服，且勿止”的说法，当时的百姓多穿青色和绿色的衣服，其他颜色的衣服几乎都被禁止穿。除了颜色以外，朝廷对佩饰的穿戴也有特殊的规定。在宋朝时，四品以上官员穿紫色朝服，还要配上金银材质的鱼带装饰。
旧时人们的鬼神观念以及封建集权专制是影响汉族服饰穿戴的最主要原因，在不同的朝代其表现也有所不同。在多元化的今天，人们的服饰多彩多样，这些穿戴忌讳也就逐渐淡化了。
汉族以黄、紫色为贵色，以白、黑色为凶色的习俗
汉族以黄、紫色为贵色，以白和黑色为凶色。这一俗信的形成涉及我国朝代御用色的演变和古人对自然界的认识。
汉族以黄、紫色为贵色。黄色是中华民族独崇的颜色，曾经是皇族的御用色。其中的缘由在前面的小节中已经详细说明，这里不再深谈。宋朝以黝紫色和赤紫色为贵族的象征，品级高的官员穿的朝服就为紫色。《燕翼贻谋录》中记载：“仁宗时，有染工自南方来，以山矾叶烧灰，染紫以为黝，献之官者洎诸王，无不爱之，乃用为朝袍。”黄色和紫色都曾经是皇家的御用色，是皇权和贵族的象征。人们以黄、紫色为贵色便由此形成。
百姓以白、黑色为凶色。黑色与白色在民间的俗信中都与死亡有关。传说故事中的黑白无常二鬼，是捉拿人类灵魂的勾魂鬼。如今，人们穿白色孝服，佩戴白色纸花，头上戴黑纱。黑色和白色通常都和丧事、凶祸联系到一起。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忌讳这两种颜色，特别是在过年、婚嫁、生育等喜庆的日子。
《礼记·郊特牲》中记载：“素服，以送终也。”素服是指全身白色的衣服。古代人在父母健在时非常忌讳穿素服，惧怕其有凶祸的兆示。至于黑色，人们自古以来就对其有恐惧之心。黑色通常与黑夜联系起来，人们将黑夜视为死亡的归宿。传说中的鬼神都是在黑夜中穿行活动。所以，在民间俗信中黑色就与死亡和凶兆有了脱不开的联系。
在不断演变的中国历史中，人们也不断地赋予颜色许多不同的象征意义。每种颜色的意义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这种变化源自人们对其理解的改变。汉族以黄色、紫色为贵色，以白色和黑色为凶色的俗信主要来源于古人对权威的向往，以及对自然界事物变化现象的理解。
民间晒衣习俗
我国民间晒衣的习俗主要表现在晒衣节和七夕节这两个传统节日的风俗中。
传统中的晒衣节是每年的六月初六，民间有“六月六，晒衣服”的俗语。这一天，家家户户都将衣服、被子等存放已久的物品拿出来晾晒，以消除毒气，防止虫蛀。
据说，六月初六本是佛祖释迦牟尼晾晒经书的日子。后来百姓们认为在这一天晒过的东西能保存得更好，于是就在这一天把衣服拿出来晾晒。对此民间还有“六月六，龙晒衣”“六月六，家家晒衣服”“六月六，士晒书，女晒衣，农禳田”等谚语流传。
为了充分利用这天具有消毒作用的阳光，一些地区的人们会特意在这一天给小孩和动物洗浴。例如湖北的民间就有在六月初六这天晒一盆水给小孩洗浴的习俗，据说这主要是为了防止小孩得疥疮。另外，也有些地方的人们在这一天将猫、狗等牲畜放进池塘或河的浅水处，让它们洗澡，为其祛除跳蚤。有此种习俗的地区多流传“六月六，猫狗要洗浴”的俗语。
另外又有说法认为六月六这天是“龙晒衣”和“晒龙袍”的日子。相传东海龙王在每天的六月初六这天都要出水晒鳞，为了沾染吉气，人们也就有了在这天晾晒衣服的习俗。这天，人们不仅将衣服拿出来晒，还将其他储存时间过长的东西放到太阳光下去晒。因此，就有了“六月六，人晒衣裳龙晒袍”“皇宫晾辇舆、仪仗、典籍，庙宇举办晾经会，老百姓晾衣物、洗澡、洗发”等说法。
关于“龙晒衣”民间还有一个传说。据说在很久以前，太阳神和龙王一起商量，在每年的五月初五，龙王给太阳神下场“划船雨”，来显示划船的桡（ｒáｏ，划船）手勇敢拼搏的精神；太阳神则要在每年的六月初六给龙王来个“龙晒衣”，使它的外衣更加光彩夺目。它们两个商量好之后，都各自实现自己的许诺，一直没有出错。但是，有一年，龙王却忘了下那场“划船雨”，因此，太阳神也没有给龙王“龙晒衣”的机会。有这个传说，民间得出了一句“你不给我‘划船雨’，我不给你‘龙晒衣’”的俗语，并以此来描述五六月份的天气情况。
牛郎与织女除了晒衣节有晒衣的习俗，七夕节也有晒衣的习俗。民间流传七夕这天很少下雨，因此也是非常好的晒衣时节。
在六月初六和七月初七晒衣，是我国传统的习俗。人们通过长时间的观察，总结出天气变化的规律，将六月六和七月七定为晒衣的日子。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代人民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处的关系，体现了古人“天人合一”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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