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中说，君子庄敬日强。我天天过着很安逸、也很放纵的生活，于是，人也就一天天地衰颓下来；正像那些草木，志之不立，本之拔矣。”
——曾国藩
在曾国藩看来，君子立志，应有包容世间一切人和一切物的胸怀，有内以圣人道德为体、外以王者仁政为用的功业，然后，才能对得起父母的生养，不愧为天地之间的一个完人。曾国藩就是按照内圣外王之道，要求自己，即《大学》上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八个步骤。他坚信，只要发奋图强，立下坚定之志，没有什么目的是不能达到的。圣贤内圣外王之道，要求自己，即《大学》上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八个步骤，他坚信，只要发奋图强，立下坚定之志，没有什么目的是不能达到的。
一个没有志向的人，不可能有明确的目标；反之，志向则是人生前进的内在动力。一个人的志向不是天生的，都是在后天的生活中确立起来的，尤其是在对平庸、琐细、放纵的生活的不满中形成的：曾国藩也同样是在庸俗的环境中醒悟的。郑板桥说：“富贵足以愚人，贫贱足以立志。”曾国藩能在安乐中自立自强，实在令人感佩！
人处于世，诱惑极多，如不能做个驱除内心魔念的圣手，势必要被恶欲所困。曾国藩历经世间沧桑，已修得“心气合一，天地自宽”之境界，图远谋之时。已先立好大志。
一个人活在世上做人非常艰难，总有各种矛盾碰撞，甚至各种明里暗里的争斗，稍不注意，就会成为牺牲品，更谈不上成功了。因此，一个人要善悟，在悟中发现别人的眼光，体察别人的心思、判断别人的算计，在悟中确定自己应对对手的策略，在悟中更明白哪些事该做，哪些不该做，从而绕开各种陷阱，趋向自己的目标。
做人从哪里开始呢？从立志开始。
没有志向的人和有志向的人绝对是不一样，不仅是想象上的不一样，而且也是事实上的不一样。立志则能把这两类人区别开来。
如何立志呢？曾国藩深有感触地说：“《礼记》中说，君子庄敬日强。我天天过着很安逸、也很放纵的生活，于是，人也就一天天地衰颓下来；正像那些草木，志之不立，本之拔矣。”由此可知，千言千语，首先在于确立志向。
诸葛亮讲“志当存高远”，宋文帝讲做人应“慨然立志”，王夫之讲“传家一卷书，惟在汝立志”。还是曾国藩的同僚胡林翼说得好，他说，人生决不该随俗浮沉，生无益于当时，死无闻于后世。唯其如此，我们应自立自强，努力做众人所不敢为、不能为的事情，上以报国，下以振家，不负此昂藏七尺之躯：他所以说得好，是因为他说得全面、朴实，说得我们可以做到，当然，曾国藩最为接近的是王阳明“犹不种其根，而徒事培拥灌溉，劳苦无成矣”。王阳明的“根”和曾文正公的“本”说的就是一个意思。
人无志向，柔弱无刚。王阳明说得好，志向不确立，犹如没有舵的船，没有马嚼子的马，飘流奔放，最后将到达何处呢？
曾国藩语：“自从去年12月90日后，我常常忧心忡忡，不能自持，若有所失，到今年正月还是如此。我想这大概是志向不能树立时，人就容易放松潦倒，所以，心中没有一定的努力方向。没有一定的方向就不能保持宁静，不能宁静就不能心安，其根子在于没有树立志向啊！
另外，我又有鄙陋之见，检点小事，不能容忍小的不满，所以一点点小事，就会踌躇一晚上；有一件事不顺心，就会整天坐着不起来，这就是我忧心忡忡的原因啊。志向没树立，见识又短浅，想求得心灵的安定，就不那么容易得到了。现在已是正月了，这些天来，我常常夜不能寐，辗转反侧，思绪万千，全是鄙夫之见。在应酬时，我往往在小处计较，小计较引起小不快，又没有时间加以调理，久而久之，就是引盗入室了啊！“
这恰恰说明，曾国藩其实也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同样有斤斤计较的时候，有见识浅短的时候，有心浮气躁的时候，但他敢于面对自己心灵中最黑暗的部分，并无情加以拷问，这就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吧？
东晋名将祖逖与刘琨都以雄豪闻名于世，两人感情甚笃，共被而寝，常彻夜纵论天下大事，感叹恢复中原的大业，被苟且偷安之徒所贻误。祖逖与刘琨约定：“如果四海之内风云变幻，天下豪杰起事，我与你一起举义中原做大事。”他们矢志习武练艺。当时，人们认为半夜鸡鸣是不祥之音，生怕听到。祖逖却认为：“此非恶声也。”半夜鸡鸣正好催他们提早起床，从此，鸡鸣之刻就是他们习武之时。
非凡的志向诞生非凡的勇气，正是因为有了坚定的志向，他们才能不为流俗所移，心正气顺，心安理得，有所作为。
人是主观意念的产物，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首先在于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想到他要成为一个科学家，他也就不会按照成为一个科学家必备的素质要求自己，训练自己，那么，他当然不会成为一个科学家了。
曾国藩说，人如果能立志，那么，他就可以做圣人，做豪杰，还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吗？他又何必要借助别人的力量呢？古书上说：“我欲仁，斯仁至矣。”就是说，我想得到仁，这仁也就到了。我想做孔子、孟子那样的人，于是，就日夜孜孜不倦地攻读，一心一意地去钻研他们的学问，谁能够阻止我成为孔孟那样的人呢？如果自己不立志，即使天天与尧、舜、禹、汤这些圣人住一起，也只能他们是他们，我还是我啊！
人的立志是第一步，更应当心存高远，也就是要有远大的抱负，正如《史记》中所说的“鸿鹄之志”。
《后汉书》中说：“志不求易，事不避难。”有大抱负，才有大动力、大毅力、大魄力，也才会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大境界。所谓大抱负不是好大喜功，不是好高骛远，而是放眼天下，志在四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有这样的胸怀和气度，你才能看轻自己所看重的，看重天下所看轻的。
在曾国藩看来，君子立志，应有包容世间一切人和一切物的胸怀，有内以圣人道德为体、外以王者仁政为用的功业，然后才能对得起父母的生养，不愧为天地之间的一个完人。因此他们所忧虑的是德行不修炼，学问不精通。所以，当顽民得不到教化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蛮夷入侵中原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小人在位贤才受害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天下百姓得不到自己的恩泽时，他们就深深忧虑，这真是所谓悲天悯人啊！所有这一切才是君子所要忧虑的，至于一己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贵贱和毁誉，君子从来就无暇顾及。
明朝吴麟征有句话说得好，“深儿女之怀，便短英雄之气”；他说的是小情感与大志气的关系，可以说，过多的咀嚼一己之悲欢，就会看不到脚下的土地，身边的世界，也意识不到自己对天下的责任，当然，也就不会产生大的气象。
曾国藩就是按照中国圣贤内圣外王之道，要求自己，即《大学》上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八个步骤。他坚信，只要发奋图强，立下坚定之志，没有什么目的是不能达到的。
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曾国藩刻苦学习，广泛涉猎。尤其是在翰林院、詹事府担任闲散文职时，精心研究了历代的典章制度和封建统治者治理国家的经验。但他读书并非主要为的是升官发财，而重要的是“进德”、“修业”。
立世大智慧
做人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志。也就是要使自己振作起来，抖擞精神，给自己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很多人并不是智力不如人、意志不如人、条件不如人，然而，很多年过去后，他还是不如人，这主要是因为他没有确立远大的志向啊！
环境造就读书人
凡事皆贵专。求师不专，则受益不久；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亲；心有所专宗，而博览他途，以扩其识，亦无不可。无所专宗，则见异思迁，此眩彼寺，则大不可。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
——曾国落
曾国藩出生在一个耕读之家，他的父亲竹亭老人曾经长期苦学，但却为科举考试所困，四十三岁时才补为县学生员。曾国藩的祖父星冈公没有读过多少书，但壮年悔过，因此对竹亭公督责最严，往往在大庭广众之下，就大声地呵斥儿子。至于竹亭老人，他的才能既然得不到施展，就发愤教育儿子们。曾国藩曾回忆说：“先父……平生苦学，他教授学生，有二十多年。国藩愚笨，从八岁起跟父亲在家中私塾学习，早晚讲授，十分精心，不懂就再讲一遍，还不行再讲一遍。有时带我在路上，有时把我从床上唤起，反复问我平常不懂之处，一定要我搞通为止。他对待其他的学童也是这样，后来，他教我的弟弟们也是这样。曾经说：‘我本来就很愚钝，教育你们当中愚笨的，也不觉得麻烦、艰难。’”
在这样的家庭里，曾国藩九岁时已经读完了五经，十五岁时，受教读《周礼》、《礼仪》，直至能够背诵。还读了《史记》和《文选》，这些恐怕就是曾国藩一生的学问基础。曾国藩在十四岁时因一首诗而得了一门亲事。他之所以少年能早早显达，推究其根源，实在是靠家学的传授。
但是，从根本上说来，曾国藩一生的学问功业，还是基于他自己的发愤苦读。
对曾国藩来说，美服可以没有，佳肴可以没有，华宅乃至女人也可以没有，但是，不能没有书，不能不读书，读书成了他生命中的最重要部分。
曾国藩在青少年时代就酷爱书籍。1836年的那次会试落第后，他自知功力欠深，便立即收拾行装，怅然赋归，搭乘运河的粮船南旋。虽然会试落榜，但却使这个生长在深山的“寒门”士子大开眼界，他决定利用这次回家的机会，作一次江南游，实现“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宏愿。这时，曾国藩身边所剩的盘缠已经无几。路过睢宁时，遇到了知县易作梅。易也是湘乡人，他与曾国藩的祖父、父亲非常熟悉，与曾国藩也相识。他乡遇故人，易知县自然要留这位老乡在他所任的县上玩上几天。在交谈中得知，这位湘乡举人会试未中，但从其家教，以及曾国藩的言谈举止中，便知这位老乡是个非凡之人，前程自然无量。他见曾国藩留京一年多，所带银两肯定所剩无几，有心帮助曾国藩。当曾国藩开口向易作梅知县借钱作路费时，易作梅慷慨应允，借与曾国藩一百两银子，临别还给了他几两散银。经过金陵时，他见金陵书肆十分发达，留连忘返，十分喜爱这块地方。在书肆中曾国藩看见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爱不忍释，自己太需要这么一部史书了。一问价格，使曾国藩大吃一惊，恰好与他身边所有的钱相当。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部史书买下来，但书商似乎猜透了这位年轻人的心理，一点价都不肯让，开价一百两银子一钱也不能少。曾国藩心中暗自盘算：好在金陵到湘乡全是水路，船票既已交钱定好，沿途就不再游玩了，省吃少用，所费也很有限。随身所带的一些皮袍冬衣，反正这时已是初夏也穿不着了，干脆送去当了，勉强还可够用。
于是，曾国藩把一时不穿的衣物，全部送进了当铺，毅然把那部心爱的《二十三史》买了回来，此时，他如获至宝，心理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平生第一次花这么多钱购置财物，这就是书籍。此一举动，足见曾国藩青年时代志趣的高雅。在曾国藩的一生中，他不爱钱，不聚财，但却爱书，爱聚书。
回家以后，父亲见他花了上百两银子买回的一堆书，非但没有责备，反而鼓励他说：“尔借钱买书，吾不惜为汝弥缝（还债），但能悉心读之，斯不负耳。”父亲的话对曾国藩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他闭门不出，发愤读书，并立下誓言：“嗣后每日点十页，间断就是不孝。”
曾国藩发愤攻读一年，这部《二十三史》全部阅读完毕，此后，便形成了每天点史书十页的习惯，一生从未间断，一部《二十三史》烂熟于胸。
曾国藩读书极专，他说：“治学贵专，不专则广览而不精，博阅而不深，只能得其皮毛而失却其本质，知其形而忽其实，懂其表而不识其内涵。专一是治学的标尺，越专则标度越深。比如数学，仅仅知道公式，而不加以运用。其稍加变化，便会乱其形而抓不住本质。”
他还善作札记。曾国藩说：“大抵有一种学问，即有一种分类之法；有一人嗜之者，即有一人摘抄之法。”作好札记的笔、纸要准备好，读书不动笔，等于自读；读书不作记，读也白读。
读书是曾国藩坚持了一辈子的事情，真是活到老，学到老，日日读书，乃至日日写作。
在翰林院，曾国藩已经是一个做了高官的人，许多人到了他这样的地位，早已觉得功成名就，可以放下书本了。可是他却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求阙斋”，并详细地制订了日课：
“读书读熟十页，看应看书十页，习字一百，数息百人，记过隙影（即日记），记茶余介谈一则，右每日课，逢三日写回信，逢八日作诗古文一艺，右月课；熟读书：《易经》、《诗经》、《史记》、《明史》、《屈子》、《庄子》、《杜诗》、《韩文》。应看书不具载。”（以上贝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曾国藩《家书》卷二）
另外，他还为自己制定了十二条读书的规矩：1．主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如日之升；2．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念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卵之镇；3．早起：黎明即起，醒后不沾恋；4．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5．读史：丙申讲二十三史，每日点十页，间断不孝；6．谨言：刻刻留心，是工夫第一；7．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8．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9．日知所亡：每日记茶余偶谈二则；10．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眈着，最易溺心丧志；11．作字：早饭后作字半小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功课，不留待明日，愈积愈难清；12．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1871年，曾国藩的身体每况愈下，可以说一天不如一天。作为理学修养甚深的他，在1月17日写了几句箴言，警示和鞭策自己读书不要放松。这几句话语是，“禽里还人，静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极乐生。”他认为“暮年疾病、事变，人人不免”，而读书则贵在坚持，并在读书中体味出乐趣。因此，在2月17日，他自己感到病甚不支，多睡则略愈，夜间偶探得右肾浮肿，大如鸡卵，这确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他却置之一旁，晚上照旧读书不废。疾病缠身，这已是难以摆脱的困扰，“前以目疾，用心则愈蒙；近以疝气，用心则愈疼，遂全不敢用心，竟成一废人矣。”但药疗不如读书，他离开了书就是一个废人了。
1872年3月2日，曾国藩的老病之躯已如风中残烛了。这一天，他“病肝风，右足麻木，良久乃愈”。3月5日，前河道总督苏廷魁过金陵，曾国藩出城迎候，出发之前阅《二程全书》，迎接途中，“舆中背诵《四书》，忽手指戈什哈，欲有所言，口噤不能出声。”身体差到如此地步，他还是坚持每日阅读《二程全书》。但他接连在日记中发出感叹：“近年或作诗文，亦觉心中恍惚，不能自主。故眩晕、目疾、肝风等症皆心肝血虚之所致也。不能溘先朝露，速归于尽；又不能振作精神，稍治应尽之职。苟活人间，惭悚何极！”他自知油尽灯枯，将不久于人世，便抓住生命最后时光做自己最喜爱的事——读书。他每天读的书就是《二程全书》，希望在理学的探究和修养上，划上一个完满的句号。
立世大智慧
读书是曾国藩坚持了一辈子的事情，真是活到老，学到老，日日读书，乃至日日写作。
在翰林院，曾国藩已经是一个做了高官的人，许多人到了他这样的地位，早已觉得功成名就，可以放下书本了。可是他却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求阙斋”，并详细地制订了日课。
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
故凡仆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于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其有所成与，以此毕吾生焉，其无所成与，以此毕吾生焉。
——曾国藩
二十岁前的曾国藩，其实胸中并没有远大的志向。只是在道光十年（1830），其父曾竹亭觉得自己的才质不及儿子，自己所知的尽教完了，就把他送到衡阳汪觉庵先生处学习了一年。此后，曾国藩眼界大开，助长了一些锐意进取的精神，特别是又回到本县涟滨书院就读时，得到师长刘元堂先生的欣赏，在刘元堂先生的栽培下，曾国藩痛下决心，毅然将原字伯涵改为涤生，按照他自己的解释，“涤”就是“涤其旧污之染”，“生”即“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意即告别旧我，走向新生之意。
他又给自己定下了一条座右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只问耕耘。”他相信自己终有一天，会像云中展翅翱翔的凤一样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引起九洲的震动；如同深山中的巨木一样，有朝一日会成为国家的栋梁。
在写给诸弟的信中，曾国藩更是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宏图大志，他写道：君子立志，有为大众谋求幸福、内圣外王的事业，然后，不愧对父母亲养育之恩，不愧为天地间一完美无缺的圣人。故而君子的忧虑是什么呢？是以自己不如舜不如周公而忧虑，是因自己的道德没进步，学问没长进而忧虑。如此，他会为顽固不化的小民固执不知改变而忧虑，会为野蛮的夷族扰乱华夏而忧虑，会为小人得志，封闭了有才有德的人上进的道路而忧虑，会为普通百姓得不到自己的关注而忧虑，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这才是君子所应当忧虑的。至于个人的得失、家人的温饱、世俗的荣辱贵贱、流言蜚语，君子是没有功夫想到这些的。六弟科举不顺，就抱怨命苦，我私下以为，他所忧虑的事情太小了。
在写给好友刘蓉的信中，曾国藩说：“故凡仆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于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其有所成与，以此毕吾生焉，其无所成与，以此毕吾生焉。”
在民族思想消沉，朝政腐败，吏治贪污，军事废弛的社会之杌陧的时代时，曾国藩作为封建势力的代表，尚敢于立此之宏图大志。
立志是一个人成事之根本。任何欲成就大事业，就必须要先立志。正如曾国藩在《五箴》中的《立志箴》里说：
“煌煌先哲，彼不犹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聪明福禄，予我者厚哉！译天而佚，是及凶灾。积悔累千，其终也已！一息尚活，永矢弗谖！”
曾国藩的志愿，是和他的治学目的论紧密相关的。每个人治学都有自己的目的，或想跻身仕途，或想发家致富，或想陶冶性情，或想消遣自娱，或想著书立说以警后人。正如“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而曾国藩虽然是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官位进而得以升迁的，但他对箝制心智、残害性情的科举制度却贬损有加，他主张治学的目的应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或叫作进德与修业。
在给诸弟的信中曾国藩说：“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汞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述，以图自卫其身。”
当然，这里的读书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阅读冲动，而是上升为一种理念上的行为控制，是治学意义上的读书了。
一方面，曾氏继承先秦孔子、孟子、墨子的观点，认为读书是为了提高品德情操，增长知识才干，使自己成为“贤士”、“君子”以至“圣人”。一方面秉承宋朝朱熹之学说，主张读书要“明天理”。从孔子到朱熹，都反对为个人消遣和利禄名誉读书。但另一方面，曾氏又不囿于朱熹的“性命”、“道德”空谈，而继宋朝陈亮“经世致用”及北朝颜之推“谋生”之说，认为读书大可报国为民，小可修业谋生，以自卫其身。因此，可以说在为什么读书的问题上，曾氏是在继承古代各种观点的合理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较为客观、切合实际的新的读书观。首先，曾氏明白表示自己读书不是为荣辱得失，而“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卫身谋食是人最起码的生理需要，它与追求功名利禄有着本质的不同。曾氏是反对为一体之屈伸、一家之饥饱而读书的，因此，他认为读书又以报国为民为最终目的：“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毫不相涉，则读书何用？”然而，时至今日，也还不乏读书为混文凭之人，读书为混官做之人，读书为时髦、为装饰之人，总之，是为一体之屈伸。
为一体之屈伸而读书者，虽有所成，但只会小成；为报国为民而读书者，虽路途远，但必将成其大、立其功。由此，我们想到周恩来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壮语。周恩来有一心为国、鞠躬尽瘁的美名于世，足以让后人世代瞻仰，因而成为一代伟人。
在大多数今人眼里，曾国藩不是伟人，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作为一名封建士大夫，在国与已的选择中更多倾向于后者。他的进德修身的延伸便是既成就自己，也成就别人，其明哲保身的思想依然存在。但是，他能够提出读书的最远目的是报国为民，已实属不易。
曾国藩虽然以成己成物为治学的中心，但是，对为人为己的区别却是很严格的。受《论语？宪问》中“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的影响，从而提出治学有为人与为己两种目的。
在曾国藩所处的那个时代不乏学问广博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可以称得上是鸿儒硕士，但其中为别人做学问的人多，为自己做学问的人少。例如曾国藩在戊午十一月的《日记》里就说：“本朝博学之家，信多鸿儒硕士，而其中为人者多，为己者少。”“学者用力，固宜于幽独中，先察为己为人之界，分别明白，然后审端致力，种桃得桃，种杏得杏。未有根本不正，而枝叶发生能自畅茂者也。”
曾国藩所说的为己，就是抓住道理自己坚守，执着而不存他念，虽然功效不明显，但是在日益长进。所说的为人，就是曲就学问而阿谀世故，追逐大家都好，虽然看似明确，而实际上每天都有损失。因此，有志于治学的人，就不可不先求得自立自达。
关于为己与为人的区别，曾国藩在《送别刘君椒南归序》中说得十分详尽。他说：每个人都是五官俱备、百骸俱全，然而，一旦要埋头治学问，为人而学者，不去实践圣人的做法，而总是追逐大众的喜好，他的疲于奔命的一生只不过是为了一些庸人的毁誉，竟然为此死而不悔，这种人可称得上是最愚蠢和没有灵气的人！
曾国藩的这段论述说得何其激昂畅快，愿世上那些盲从附和的人听听，那些沽名钓誉的人也听听。不然的话，“群数十百人蚁而附之”，“以承奉人之意气”，一旦风气一转变，又去追逐那些大家都附会的东西，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自己。
为他人而读书，即使有些心得体会，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为自己而读书，才会更真切地体会到“甘苦寸心知”之含义，一点一滴的收获都是自己用汗水浇灌出来的，才会备加珍惜。为自己而读书的人，考虑更多的是自己的所思所感是否有价值，这种所思所感是否具有独创性，而不会被别人的好恶所左右，不会被流俗的见解所羁绊。其标准或尺度完全在于自己，这就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一个自由人，而这是一切发明创造最基本的前提。
读书人用功学习，完全是一件为自己的事情，似乎用不着大张旗鼓。那些喜欢热闹的人，喜欢表现的人，喜欢投机的人，根本无视这一本来是微不足道的事实，而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与别人并没有关系。这种现象在当代学者，当代作家中比比皆是。无非是自吹自擂、哗众取宠而已。为取悦他人而读书，或者为获得他人的尊敬而读书。为符合他人的标准而读书，这难道不既可笑，又荒唐吗？再说读书、治学是一种十分清苦、十分孤独的事情，古人不是说“学海无涯苦作舟”吗？读书治学的人就应该在不为人所知的幽居中默默耕耘，种桃得桃，种杏得杏。
所以，对于有心向学的人，曾国藩会劝你首先得划清为他人而读书，与为自己而读书的界限；然后再下一番苦功夫，实实在在地为自己而读书，抛开一切杂念、花招和世俗的观念，心净气正，无拘无束。
曾国藩曾经一直说读书应当“治大人之学”，他所说的“大人之学”是指什么样的呢？——以周公、孔子为儒家的中坚人物为例，以前的学者称他们为圣人，他们的学说，可以称得上是“大人之学”，然而，他们之所以成为圣人，成为大人，又是因为什么？追根究底，不过是“耳、目、口、鼻、心，知百体皆得职”而已；不过是“行为合乎仁义之则”而已；不过是“尽人性、尽物性”而已。其实，中间并没有什么秘密，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曾国藩所说的“治大人之学”，不过是使得五官百骸都发挥各自的作用而已，也是使行为合乎仁义而已，同时又是尽人性、尽物性而已。由此也可以看出，曾国藩的治学目标，不外乎进德修业，成就自己，也成就外物而已。
成就自己，就是所谓“内圣”；成就外物，就是济民利物，也就是“外王”。“内圣”即学探本源，“外正”即经世文章。曾国藩认为，一个人必须立“内圣外王”之志，做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由于学问探到了本源，所以立志不凡；由于立志不凡，所以，他对当时几乎人人用心的科举仕宦，大不以为然。
曾国藩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功名富贵，悉由天定，丝毫不能勉强。因而反复劝诫，科名有无迟早，都要坦然处之。他还说：这东西误人终身多矣，自己幸而早得功名，未受其害，不然，陷进去，最终成为无学无用之人。信中叮咛：靠得住的只有进德、修业。认为“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
人生的意义决不在于科名仕宦，尤其在社会转型时期，时代需要有真本事的人，如果以科名仕宦之有无来定贤肖的话，那么，李林甫之流也是贤肖之人了。
由于时代的急剧变化打破了既定的资格、资历、门第、出身等种种限制，使有才能的人脱颖而出，因此，像左宗棠等人只是个举人，但出山后官至浙江巡抚，位至二品大员，席未暇暖，又升任闽浙总督，这主要得益于他的能力。有一段时间，左宗棠以自己未中进士心灰意冷，甚至人生都变得消极起来，咸丰皇帝知道后，通过郭嵩泰给左宗棠传旨：“趁此年力尚强，可以一出任事，莫自己糟踏。”当咸丰听郭说四十七岁的左宗棠仍想参加会试，欲取得进士后说：“左宗棠何必以进士为荣！文章报国与建功立业所得孰多？他有如许才，也须一出办事为好。”可见，在咸丰帝心目中，建功立业也是第一位的，为打消左参加会试的念头，咸丰特许左不再参加会试，加封“大学士”头衔，“赐同进士出身”。
从时代发展的高度，曾国藩提出要将科名富贵看透。“若不能看透此层，则虽巍科显宦，终算不得祖父之贤肖，国家之功臣。若能看透此道理，则我钦佩之至”。
曾国藩是一个进取心很强的人，他跟自己的弟弟如此谈科名与人生，并不是阻止他们参加科举，而是让他们了解，科场里面有许多虚幻不实的东西，人生的意义大于科举，应当尽心于进德修业，努力做天地间“内圣外王”的完人，这样才不虚此生，不负社会。
“内圣外王”的理想，贯穿了曾国藩的一生。
立世大智慧
由此可见，曾国藩进德修业的目的，在于自淑和淑世，也可以说是成己成物。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认为读书对于国家，对于自身都是有益的。大可以报国为民，所谓“有民胞物兴之理”；小可以修身养性，卫身谋食立足社会。两者相辅相成，并不矛盾。
强烈的进取意识
“浩浩翻江海，争奔且未阑。古来名利客，谁不到长安。”
——曾国藩
现代心理学与成功学非常重视心态的作用，竭力主张保持积极的心态、进取的热情。这种主张是基于一个从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个重要判断：积极的心态是力量之源，是成功的推进器。这种说法是值得深思的。为什么有的人条件看似极好，却与成功总是无缘，而另一些人却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赢得事业的成功呢？考察起来，尽管有许多其他条件，但最后总是发现，成功者总是那些积极的人，即那些抱有梦想并且不安分的人。他们或许没有那些四平八稳者的老成，但也没有他们的怠惰与消沉。事情就是这样，只有狂者能够进取，也只有狂者能够成功。
曾国藩二十一岁在湘乡涟滨书院读书时改号“涤生”，意即涤除旧习，焕然一新。他自青少年时代就“锐意功名，意气自豪”。立志“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为光宗耀祖、报效朝廷要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这种志向不能不在其诗作中有所体现，譬如他在诗中写道：“浩浩翻江海，争奔且未阑。古来名利客，谁不到长安。”他踌躇满志，信心十足：“莫言书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他二十三岁考取秀才，二十四岁考取湖南乡试举人，然后，远离家乡京师会试。但两次会试都落第了，他并不气馁，反而更加坚定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信念。
曾国藩在功名仕途上的进取精神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的。他的成功是建立在自尊、自信、自强的意志上的。他写的《小池》就反映出这种思想：屋后一枯池，夜雨生波澜。勿言一勺水，会有蛟龙蟠。物理无定资，须臾变众窍。男儿未盖棺，进取谁能料。
他还坚信“是真龙必有云，是真虎必有风”：“苟有富必能润屋，苟有德必能润身，不必如孔子之温良恭俭，孟子之醉面盎背，而后为符验也。凡盛德之君子，必有非常之仪范，是真龙必有云，是真虎必有风，不必如程门之游、杨、尹、谢，朱门之黄、蔡、陈、李，而后为响应也。凡修业之大，人必有景从之徒党。斯二者，其几甚微，其效甚著，非实有诸己，乌可幸致哉。”也就是说，人能够“呼风唤雨”，表面上看起来是权大势大，众人不得不从，实质上只有品格自立，才能号令天下。
积极的心态和强烈的进取意识，使曾国藩在究心儒家文化，特别是程朱理学的同时，更加倾心于经世致用之学。
曾国藩所谓经世致用之学，包括政治、经济、法律、军事、社会民生。实际上，就是治国平天下之学，与今日的经济学相比范围要大得多。我们由一副常见的对联：“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便可以看出当日经济之学，即是经世之学，亦是曾国藩的救国主义。
要学以致用，就不能读死书、死读书，乃至读书死，而必须把书上的知识同现实的需要紧密结合起来。早年在京做官期间，曾国藩便开始究心“实学”了，例如地理知识的学习，常常左图右书，彻底求索。从军以后，更是熟读兵法，并在实践中加以验证。
曾国藩根据自己的实践体会到，读书与用兵也完全是两回事。古代有些名将，如西汉的韩信、曹参，东汉的皇甫嵩、朱隽，并没有听说他们著书立说；近代的戚继光，能著书立说，但其指挥的战事并不太大；像孙武这样的军事家，有实践又有理论，毕竟少见。所以说，读书与用兵完全是两码事。但一个想有所作为的将军，就不能不读书，尤其是兵书。
尽管这样，曾国藩还是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总觉得尚有背离了自己志向的地方，他说：“余生平有三耻。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岸，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识认，薄学也；每做一事，治一业，辄有始无终，无恒也；少时作字，不能临摹一家之体，遂至屡变而无所成，迟钝而不适于用，近岁静就不能心安”，其根子在于没有树立志向啊！
而只有自己树立了远大志向并为之笃行践履，才有可能使自己成为一个出类拔萃、不流于俗的人，或成为一个有所成就的人。
儒家的优秀传统，培养了中国人把个人命运同国家命运紧密结合起来的自觉。治国平天下的追求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箴言，已经成为社会普遍认可的理想人格和道德规范。
社会发展到今天，大概很少有人还会固步自封，与世隔绝，过着一种洋洋自得于个人小天地的孤陋生活，把自己变成一个穷居陋巷老死不相往来的人。面对日趋腐朽的清王朝和遍地燃烧的农民革命烈火，曾国藩充满了痛心疾首的感慨：“方今贼氛浸急，江波不靖，……此正志士慷慨击楫之秋，贤者仗策行筹之令也。”仿佛要立即投身于这大动荡的社会之中。
带着这种强烈的入世心态，早年的曾国藩时时刻刻都在回应时代的召唤和国家的任用。他十分仰慕大唐名将郭子仪慷慨赴国难的人格，说：人们都说郭子仪功高望重，但他自己“招之未尝不来，挥之未尝不去。”“任国家驱役，不计个人荣辱进退，此是何等襟怀！”曾国藩感慨道：我今日所处，也不能不如此啊！
为了让自己融入时代的政治舞台中，曾国藩对朝廷安排唯命是从。皇上要他办团练，他就去办团练；皇上要他打武昌，他就去打武昌；皇上要他赴天津，他就赴天津；皇上要他灭捻军，他就去灭捻军。尽管有时他做得很勉强，很不情愿，但他还是竭力去做。他说自己就像欧阳修那样：“如有差事，尽心向前，不得避事。”
不得避事，这正是曾国藩作为人臣的信条。林则徐也说：“知难而退，此虽保家保身之善谋，然非人臣事君致身之道也！”敢于当事，勇于承担责任，就是要积极参与，不当看客。尤其是在时局危难甚或是个人郁郁不得志之时，更不能做“世外桃源”之人，否则人世间倒未必真的是惟有“隐”者留其名。因此，后来曾国藩在得知他的弟弟曾国荃想延长休假，暂不出山时，曾写信说：
天下纷纷，沅弟断不能久安，与其将来事变相迫，仓猝出山，不如此次仰体圣意，假满即出。余十五之信，四分劝行，六分劝藏，细思仍是未妥。不如兄弟尽力王事，各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志，终不失为上策。沅信于毁誉祸福置之度外，此是根本第一层工夫，到处皆坦途矣。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曾国藩作为人臣的最高理想。
有积极人世的人生观，成就一番大业的机率才会更高，成功的可能性才更大。
立世大智慧
从个人角度看，人的成功与否，与他对自己的期许和定位高下有着密切关系。一个自视甚高，但又不狂妄自大的人，一个志向高远，并能踏实肯干的人，无疑会有更大的成功机遇。若一个人妄自菲薄，目光短浅，做一庸人而自乐，无疑则会成为一个失败的凡夫俗子。
君子修己治家
古之君子修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强，而后有振兴之家；必使人悦神钦，而后有骈集之祥。
——曾国藩
人们要盖房子，必须先打好地基，如果地基不坚，再好的房子也不能持久。如果盖的是高楼，地基能否打好就更加重要。人生的成功与修身的关系也是这样，志愿越高，就越要打好基础，造就完善的人格。这个道理，“四书”之一的《大学》说得最好：“白天子以至庶人，一是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曾国藩对这一点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他说：“古之君子修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强，而后有振兴之家；必使人悦神钦，而后有骈集之祥。”那么，怎样才能为人生的成功打好基础呢？曾国藩提出了“悔缺”之道，即通过反省自己的缺点过错，坚决彻底地加以改正。
曾国藩改过迁善的事，大致有如下数端：
一是戒多言。
曾国藩在今人眼中似乎是个手执羽扇、不苟言笑、沉稳木讷的君子形象。实际上，这代表了他成熟时期的性格。早年的曾国藩多言健谈，爱出风头，喜于交往。他自己也深知“言多尖刻，惹人厌烦”，也为此下定决心，减少往来，但就是难以改过。“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他还说这种心理已深入隐微，“何时能拔此根株？”
一次，窦兰泉来切磋，曾国藩并未理解好友的意思，便“词气虚侨，与人谈理”，本来是一件增益学业的事，却适得其反，二人不欢而散。《日记》中说：“彼此持论不合，反复辩诘，余内有矜气，自是特甚，反疑别人不虚心，何以明于责人而暗于责己也？”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初九这一天，曾国藩四次出外，先是到岱云家为其母拜寿，本是喜庆之事，曾国藩出言不慎，弄得别人十分尴尬，宴席一散“宜速归”。随即又到何子贞家。回家后读了《兑卦》，又到岱云家吃晚饭，“席前后气浮言多”，与汤鹏讨论诗文，“多夸诞语”。当天他的《日记》中说：凡往日游戏随和之处，不能遽立崖岸，惟当往还渐稀，相见必敬，渐改征逐之习；平日辩论夸旋之人，不能遽变聋哑，惟当谈论渐低卑，开口必诚，力去狂妄之习。此二习痼弊于吾心已深。前日云，除谨言静坐，无下手处，今忘之耶？以后戒多言如戒吃烟。如再妄语，明种殛之！并求不弃我者，时时以此相责。
由于曾国藩好多言，自以为是，有时伤害了朋友间的感情，他与小岑间的矛盾即由此而起。他平日引小岑为知己，但偶有不合，就大发脾气，他说这完全是自己平日修养不够啊。
对此，好朋友看在眼里，但知道曾国藩的性格，都不愿相劝。只有岱云敢于揭破。点出曾国藩的三个毛病。其后，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岱云言余第一要戒‘慢’字，谓我无处不著怠慢之气，真切中膏盲也。又言予于朋友，每个恃过深，不知量而后入，随处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龃龉，大者凶隙，不可不慎。又言我处事不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须步步留心。此三言者皆药石也。”
几天后，曾国藩在家为父亲祝寿，小珊也前来，席间二人的语言碰撞，客人走后，父亲与曾国藩谈起做人的道理，尤其讲了一大堆给人留分寸的话。曾国藩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遂亲自往小珊家中表示歉意。当天的日记他总结自己有三大过：
小珊前与予有隙，细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见信？苟我素能礼人以敬，何至人有谩言？且即令人有不是，何玉肆口谩骂，忿戾不顾，几于忘身及亲若此！此事余有三大过：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比时一语不合，忿恨无礼，二也；龃龉之后，人之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此之不知，遑问其他？谨记于此，以为切戒。
曾国藩的父亲看到曾国藩身上确有不少毛病，回到湖南后又立即给儿子去信一封，曾国藩的日记谈到了来信内容：大人教以保身三要：曰节欲、节劳、节饮食。又言凡人交友，只见得友不是而我是，所以，今日管鲍，明日秦越，谓我与小珊有隙，是尽人欢、竭人忠之过，宜速改过，走小珊处，当面自认不是。又云使气亦非保身体之道。小子读之悚然。小子一喜一怒，劳逸疴痒，无刻不萦于大人之怀也。若不敬身，真禽兽矣。
岱云的话和父亲的信对曾国藩触动很大，但以后曾国藩仍重蹈旧辙。二十三年（1843）正月十九日，湖广籍的举人同学在文昌馆举行团拜，曾国藩当时主持会馆事宜，无论于公于私都应尽力招待好昔日的同学，但他“陪客时，意不属，全无肃敬之意”。他承认“应酬有必不可已者”，他如此怠慢同学，“忧悔并生”。
曾国藩检讨自己的同时，又有走向另一极端的倾向，他有意与朋友们疏远，认为，不常在一起，反增加一分敬意，他又想到吕新吾的一句名言：“淡而无味，冷而可厌，亦不足取。”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不合群”。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吴竹如开导曾国藩说，交情虽然有天性投缘与否，也由尽没尽人力所决定。但说到底还是人能胜天，不能把一切“归之于数”，如知人之哲，友朋之投契，君臣之遇合，本有定分，然亦，可以积诚而致之。故曰“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自此以后，曾国藩在处事待人方面日渐成熟，他自以为是的毛病也大有改观。给人留面子这一点，尤其成为以后待人交友的一个重要原则。
二是戒怒。
曾国藩早期的个人修养也并非像后来那样宠辱不惊。相反，一遇不顺就勃然大怒，脾气性格很不稳定。在他早年的《日记》中，这方面的事例颇多。
道光二十三年（1843）正月初三日，曾国藩的二位同年来看他，饭后，下人有不如意事，曾国藩大发脾气，忿不可遏，歇斯底里，完全忘记自己的身份。虽经友人劝阻，仍然肆口谩骂，绝无忌惮。事后，曾国藩检讨自己，又很后悔。过了几天，好友冯树堂来访云：“心中根子未尽，久必一发，发则救之无及矣。”《日记》曰：
我自蓄此忿，仅自反数次，余则但知尤人。本年立志重新换一个人。才过两天。便决裂至此。虽痛哭而悔，岂有及乎！真所谓与禽兽奚择者矣。
过几天，曾国藩出门拜客，又因为下人不得力，屡屡动气。说自己每日间总是“忿”字、“欲”字往复，“知而不克去，总是此志颓放耳！可恨可耻”。三月十六日，他出门拜客，在友人家吃了酒饭后，等候下人，久候未至，“大怒，不可遏抑。惩忿无功，溃决至此”。
曾国藩认识到自己性格中的缺欠，开始有意识地调整。同时，他坚持写作《治心经》以惩戒不好的东西。他的《日记》中载，六月初五日，写《治心经》反省以前之事。六月初八日，写《治心经》一本。初十日，又写《治心经》一册。
二十四年（1844）五月初一日，下人因事与曾国藩争辩，曾国藩又动气，一怒之下将两位下人一同开遣，“心不快者一日”，次日《日记》又说：“尚为昨事心绪烦乱。”
曾国藩性格的完善，为人处事之圆通，还是经历多次磨难后。尤其是咸丰八年再次出山后，性格大变，几乎是换了一个人。这期间，曾国藩经历了成败胜负的多次考验。
三是戒“忮”、“求”之心。
忮是妒嫉，求是贪求。
曾国藩认为，人生固然需要有理想，有追求。但追求过分，就犯了通病，即他所说的“忮”心、“求”心。“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名业相类、势位相近之人；求不常见，每发露于货财相接、仕进相妨之际。”将欲造福，就得先去忮心，所谓“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将欲立品，就得先去求心，所谓“人能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
忮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曾国藩说，“余于此二者常加克治”，遗憾的是尚未能扫除净尽。进而他认为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别着一物，他说：“人必中虚，不着一物，而后能真实无妄。盖实者，不欺之谓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别着一物，心中别有私见，不敢告人，而后造伪言以欺人，若心中不着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别着私物也。”
曾国藩据自己的经验得出：克服心理障碍应以“广大”二字为“常用药”。而这广大，则应把自己看得渺小，他说：“静中细思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大地数万里，不可穷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耳，夜仅一榻耳。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之一毛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粟耳。”
曾国藩改掉缺点毛病的决心之大、意志之坚，是不多见的，对他一生性情方面的修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其成功的关键在于三个字：不自欺。他认为人之所以修己不利，做事无恒，无非是自欺二字作怪，自欺所以欺人。只要能做到不自欺，就任何事情都能够坚持到底并取得实效。因此，他要求自己“禁欺如火”。
为了发现和改正缺点毛病而不自欺，曾国藩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给弟弟们去信，向朋友们打招呼，请他们时常指出自己的缺点，二是记日记，借以每天对自己的言行进行反省。一百多年过去了，当时朋友兄弟怎样指出曾国藩的缺失，我们已难察考，不过，其日记中却白纸黑字，记了很多。如：
“季师意欲余致力于考试工夫，而余以身弱为辞，岂欺人哉？自欺而已。暴弃至此，尚可救药乎？（癸卯二月日记）
“窦阑泉来，言理见商，余实未能心领其语意，而妄有所陈，自欺欺人，莫此为甚！总由心有不诚，故词气虚矫，即与人谈理，亦是自文浅陋，何外为人，果何益哉？（壬寅十一月日记）
“客来示以诗艺赞叹语不由中，余此病甚深。孔子之所谓巧令……欺人自欺，灭忠信，丧廉耻，皆在于此。切戒切戒！（壬寅正月日记）
观人作应制诗而谈之，不忠不信，何以为友？圣人所谓“善柔便佞之损友”，我之谓矣。（癸卯二月日记）
人必中虚，不著一物，而后能真实无妄。盖实者，不欺之谓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别著一物。……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别著私物也。（壬寅十一月日记）
言多谐谑，又不出自心中之诚，每日言语之失，真是鬼诚情状，遑问其也？（癸卯二月日记）
昔年于慎独居敬等事，全未用功，至今衰老，毫无把握，悔之晚矣！（庚午闰十月日记）
不欺人也不自欺，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因为这关系到一个人的忠信、廉耻，曾国藩的这些思想，实可用来救治当世之病。作为修身的必备条件，作为人本质上至纯、至善、至美的生命体系，它必将随着人类的不断繁衍和进化，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尊重。
立世大智慧
曾国藩经常把自己摆在一个渺小的位置上，来保持自己的心态平衡。他总是感到“我不及人者多”，就是“不能与诸贤并论”的樊哙，他也认为有“不可及者二”。越是能看到自己不足，而又有信心的人，就越能有所长进，就越能更多地拥有别人的长处，就会有更大的成功之可能。
品性自励铸大业
总是立志不坚，不能斩断葛根，截然由义，故一引便放逸了。
——曾国藩
大概没有人不羡慕好的性情，好的修养吧？但是，改正错误或许容易，品性是很难改变的，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连“四书”之一的《中庸》也说：“天命之谓性。”——品性似乎是天命的，岂易改变？尤其是性格和饮食男女之性，改变更难。只不过，这个问题，须话分两头。《中庸》所谓“天命”之性，是无有不善的，只有后天习染之性，才有善有不善。一般我们所说的性格或品性，既有天命的成份，也有后天习染的因素，作为先后天的融合，是一方面难改变，另一方面又可以改变的。食色之性也是这样，虽然并没有什么善恶之分，却有适度与否、是否伤害身体和性情的问题，而这后一方面，显然和习染有关，是可以由不适度达到适度的；因为所谓性格、品性，毕竟在很大程度上和习染有关。
曾国藩到京师的最初几年，也是一个凡夫俗子，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他每天应酬特别多，这并不是他官做大了，应酬必不可少，相反倒是“没事找事”，消磨时光。
道光二十年（1840）四月，庶吉士散馆（相当于进士再深造后的结业），他以第二等第十九名留在翰林院。中国传统的做官之道是重中央轻地方，虽然中央的俸禄不比地方高，但可以结交朝中大臣，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更重要的是，在中央为官，尤其是翰林院官，属于“天子近臣”，如果一个人的水平可以，很快就会脱颖而出，升迁的机会自然要多得多。做地方官则不然。按过去的体制，任地方官有冲、繁、疲、难的区分，“疲”，说白了就是穷地方，在这个地方很难干出成绩。与曾国藩前后任进士的胡林翼更可以说明问题，他在贵州一干就是九年，后来，胡发誓宁愿出外当慕僚起家，也不愿继续留在贵州效力。胡出贵州时只是个道员，而曾国藩已是官居二品的侍郎了。
曾国藩留在翰林院后，“本要用功”，但“日日玩想，不觉过了四十余天”。此后的一段时间，除了给家里写一封信商议家眷来京之事外，“余皆怠忽，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每天都是送往迎来，吃酒、读书、闲侃。所以，他早期的《日记》每天都在“检讨”，但每天都会故伎重演。显然这种品性，若不能自察自改，是无益于自己的目标，不能成就大事的。
按翰林院的官员，读书养望、切磋交往是“本职工作”，本无可厚非，但每天如此打发日子，终究养不成经世的韬略。二十二年（1842）十月的一天，曾国藩读了《易经？损卦》后，即出门拜客，在杜兰溪家吃了中饭，随即又到何子敬处祝贺生日，晚上又在何宅听了昆曲，到了“初更时分”才拖着疲倦的身躯回到家中。当天的日记又充满自责，说“明知（何子敬生日）尽可不去，而心一散漫，便有世俗周旋的意思，又有姑且随流的意思。总是立志不坚，不能斩断葛根，截然由义，故一引便放逸了”。《日记》中仍不忘“戒之”二字。
但决心一再下，行动依然如故。当月的二十四、二十五两天，京城刮起大风，曾国藩“无事出门，如此大风，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写此册而不日日改过，则此册直盗名之具也。既不痛改旧习，则何必写此册？”
曾国藩认识到“往来征逐”，就是浮躁，这已成为他的二大病根之一了。他虽强迫自己静下来，坐下去，但读《易经》中的《旅卦》、《巽卦》却一无所得，甚至连“白文都不能背诵，不知心忙什么。丹黄几十页书，如勉强当差一样，是何为者？平生只为不静，断送了几十年光阴。立志自新以来，又已月余，尚浮躁如此耶！”他也分析为什么如此交游往来，无非是“好名”，“希别人说自己好”。并说这个病根已经很深，只有减少往来，“渐改往逐之习”。
曾国藩除了往来吃请、征逐日月之外，还有一个“喜色”的毛病。
《日记》中记载这样几件事：
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二月的一天，曾国藩的一位朋友新纳一小妾，年方十四，人称貌若桃花。曾国藩与一帮文人朋友谈诗论赋之余，不免也常谈东家美媳，西家婆娘之类所谓“浑话”。这对本不紧张的文人生活可能是一种调剂。曾国藩得知他的朋友纳姬甚美后，心中羡慕不已，一次借故到朋友家，曾国藩先聊了点学问，随后称赞这位朋友的“艳福”不浅。这还不算，曾国藩还非要一睹芳容，朋友心存不愿，但曾国藩“欲强见之”，无奈，朋友只好将新过门的姬妾呼之而出。曾国藩还当面说了些挑逗的话，令人很难堪。当天的《日记》写道：“押亵大不敬。在岱云处，言太谐戏。年中有游思。”从曾国藩所记“大不敬”而言，他肯定有出格的举动。岱云是他的另一位好友，由于曾国藩没有忘情他的“狎亵”之举，因而他说的话都是“谐戏”之语，甚至在回家的路上，还浮想联翩。
数日后，曾国藩听说在菜市口斩一位武臣，别人邀他一同看热闹，曾国藩“欣然乐从”，连杀人这样的事都愿看，曾国藩觉得自己成不了理学家，“仁心丧尽”，走在路上很后悔，但当着众多朋友的面又不好回去，因此“徘徊良久，始归”。他说自己“旷日荒谬至此”。
曾国藩虽然没有看斩杀武臣，但回去后却怎么也静不下来。他又没事找事似地，到雨三的家中，当时雨三本来很忙，但曾国藩东拉西扯，非要谈谈“浑”。《日记》说：“谈次，闻色而心艳羡，真禽兽矣。”从雨三处出来，已是很晚，曾国藩仍不愿回家，又到子贞家中，三更而归。
曾国藩的妻子欧阳氏身体不是很好，时常患病。一次曾国藩参加进士同学的团拜，由于所拜之家钟鸣鼎食、姬妾如云，这使曾国藩“大开眼界”，他的“喜色”之心油然而生，东张西望，颇失大雅。《日记》说：“是日，日屡邪视”，“耻心丧尽”，当他悻悻然回到家中后，惶然不适。加之妻子闹病，因此“入夜心情不畅，又厌闻呻吟声”。白天的佳丽美景与病榻上的呻吟之声反差如此之大，使曾国藩无法忍受，乃出门到朋友处聊天，“更初归”：次日，妻子的病有所加重，曾国藩请吴竹如来诊视，由于周身为私欲所填塞，曾国藩的理学功夫大减，一听别人谈论理学，感到隔膜不入。而用宴请吃酒之事打发时光，他倒很乐意。
汤鹏是他的好友，著有《浮邱子》一书，颇得曾国藩好评。道光二十三年（1843）二月的一天，曾国藩前往汤鹏家赴喜筵，席间见汤的两个姬人，曾国藩故伎重施，“谐谑为虐，绝无闲检。”曾国藩早期《日记》的类似记载不限于以上几例。这说明血气方刚，刚过而立之年的曾国藩也有七情六欲，也是一个正常人，他对女性充满了爱，尽管这种“爱”是在性意识支配下的形而下之“爱”，但至少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曾国藩的情感世界：他后来能够大成功，就在于一改昔日所为，“截断根缘，誓与血战一番”。
曾国藩早年有“三大戒”，其中之一是戒色。他也认为，沉溺于此是妨碍事业的。他还认为，在外人面前，夫妻间尤不能过分亲密。虽然如此，曾国藩还是很难做到，骂自己是禽兽。
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十五日，吴竹如来到曾国藩的寓所，与他久谈，吴竹如讲理学，并谈自己的体验，认为舍“敬”字别无下手之方，总以严肃为要。对比之下，曾国藩也明知“敬”字是吃紧下手处，然每日自旦至夜，行坐自如，总有放松的意思，及见君子时，又偏觉整齐些，是非所谓掩著者耶？日记曰：《家人》“上九”曰：“有孚威如。”《论语》曰：“望之俨然。”要使房闼之际、仆婢之前、燕昵之友常以此等气象对之方好，独居则火灭修容。切记，切记！此第一要药。能如此，乃有转机，否则，堕落下流，不必问其他矣。
曾国藩自己承认，“有用之岁月，半消磨于妻子”，三月初二日，“日中，闺房之内不敬。去岁誓戒此恶，今又犯之，可耻，可恨！竹如来，久谈。久不克治，对此良友，但觉厚颜”。他说自己“明知体气赢弱，而不知节制，不孝莫此为大”。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曾国藩这方面的“不敬”很快有了大的变化，成为庄重、诙谐而不失君子形象的一个人。曾国藩就是这样，为了能他日有所作为，严格限制自己的情欲，甚至夫妻之间正常的情感交流都严加克制。在儒家老祖宗孔孟那里，都承认“食色，性也”，但曾国藩认为，人的私欲、情欲一旦膨胀就难以收拾，终会妨碍大事业。他以后位及大臣，但坚决不纳妾，生活作风上也严格自律，这是他不同于同时代的封建士大夫的地方，也是他精神品格上的突出之处。
曾国藩为了实现“澄清天下之志”，针对自己的不良习惯，他提出三戒：一戒吃烟，二戒妄语，三戒房闼不敬，后来都做到了。
吸烟有害健康是今天人人皆知的常识，但吸烟对人的精神有影响，就不是人人明了的。曾国藩通过自己的切身感受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道理。曾国藩认识到，应酬过多，精神就难以集中，做起事来也会出差错。此外，吸烟也对此有很大影响。他说：精神要常令有余，做起事来才能精气十足而不散漫。“说话太多，吃烟太多，故致困乏。”
意识到危害后，他发誓从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起戒烟，并作为“三戒”之一。但最初戒烟日子很不好过。为了打发难熬的时光，他找朋友们下棋、聊天。日记中写道：“即宜守规敬事，乃闲谈荒功，不溺情于弈。归后数时，不一振刷，读书悠忽，自弃至矣：乃以初戒吃烟，如失乳访徨，存一番自恕底意思。此一恕，天下无可为之事矣。急宜猛省。”曾国藩把初次戒烟喻为婴儿断乳，形象地说明了他对吸烟的溺爱及戒烟的痛苦。
“三戒”之外，还有“一戒”，曾国藩没有戒成，这就是戒围棋。
曾国藩早年即有弈棋之好，同年好友聚在一起，往往先要弈棋几局，随后饮酒畅谈。但下棋须精神贯注，因此，很耗心血，往往几局结束，身体不能自如。曾国藩意识到此，决心把围棋也戒了，但几次戒也戒不成，有时观看别人下棋，大声嚷臂，“几欲自代”，这颇有点侯宝林大师相声中所说的味道。
曾国藩平日也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他时不时去庆和园、天和馆听听戏，去琉璃厂逛街、购书买纸，“正业”之余也读点《绿野仙踪》、《龙威秘书》之类的“野书”。不过，下棋的嗜好，还是令曾国藩伤透了脑筋。照他自己的话说，即“溺情于弈”。曾国藩下棋始于何时，无从得知，但自入翰苑，经常为围棋所困，京中同僚友人如刘谷仁、何子敬、何子贞、黄鹤汀、汤海秋、毛寄云、朱廉甫、徐石泉、郭雨三、邓云陔等，都是他的棋友，隔不了几天，总要对弈几局。
沉溺于围棋，不仅有碍于进德修业，而且颇耗精力，友人劝他戒棋，他也横下心戒。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6月8日《日记》写道：“夜，与筠仙围棋二局，头昏眼花，以后永戒不下棋也。”谁能想到这次“永戒”竟没隔一日就破戒了。6月9日与“筠仙围棋，复蹈昨日之辙”，10日与“黄鹤汀围棋”，12日“饭后与筠仙对弈”。国藩很讲究养生之道，身体略感不适，便想到戒棋。6月20日，三度下决心戒棋。本日《日记》说：“徐石泉来，与同围棋数局。石泉去而余头昏眼花，因戒永不下棋。誓曰：如再下棋，永绝书香也。”既发恶誓，决不能再做“小人”，曾国藩忍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下棋，至少《日记》没有记载。可是直到出京，终没有戒掉。至于后来，无论在军旅，还是在总督任内，围棋仍然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越下越凶，每日非一二局不可，直到去世。曾国藩作为一个有毅力的人，一向做事有恒，惟独围棋立了多少恶誓硬是戒不了，走不出“围城”，连曾国藩自己也弄不明白何至于此。实际是围棋能缓解紧张的一种精神“转移法”。
立世大智慧
其实，凡事不必走极端，性格、习惯、食色之性都只要适度而已；当然“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则不能矫枉”也是一理。或者可以这样说：曾国藩勇于改易并成功地改易了自己的品性，是其可敬处；围棋没有戒掉，还有一点嗜好在身，是其近人情处。人性是个翘翘板，既要处处在理，也要处处近情才是。
刚柔并用、自立自强
曾国藩认为，只有自立自强才能成就大事。他指出，自古帝王将相，没有不是从自立自强做起，即是成为圣贤的，他们也各有自立自强的方法，因而才能够独立不惧，坚定不移。
——曾国藩
“刚”是曾国藩的人生哲学，曾国藩流泪的时候，人所不知，因为他是戴着面具的。
纵观历史上诸多圣王贤相、功臣名将、圣贤哲人，他们之所以获得成功，就是他们身上不乏刚毅挺之气，这是一种超凡脱俗的气概，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一种坚不可摧的自信。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刚”。刚是一个人的骨架，靠着这副骨架人才能站立于世，才能克服大量的困难险阻，才能超越常人，战胜恐惧、悲观、消极和畏难苟安的心理天敌，才能使人体生命之潜能无限地释放出来。人若无刚则无以自立，若不能自立则无以自强。刚，是人类生命运动中最大的源泉，否则，生命则变得无动力、无价值、无意义。
曾国藩自幼便受到祖父“做人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的训导，因此，曾国藩认为“倔强”二字不可少，功业文章都必须有这两个字贯穿其中，否则会一事无成。他早年在京城做官时，甘愿与那些名气大、地位高的人争斗，就具备了挺然持立不畏强御的精神，他也因此而处处受排挤，经常成为舆论讽喻的中心，遭遇了诸多曲折磨难。他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过刚则易折，易折则无以达到自强之目的。他在秉承祖训的基础上，又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总结出：只有刚柔相济，才能达到自立自强之目的。人不能只具备“骨架”，还要具备“血肉”，只有如此，才能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人，才会具有光彩照人的生命旅程。“柔”，就是一个人的“血肉”，是最富生命力且使人挺立长久的东西。庄子在《山木》篇中讲到了东海有一个名叫“意怠”的鸟，这种鸟非常柔弱，总是挤在鸟群中苟生，飞行时它既不敢飞行在鸟队的前边，也不敢飞到鸟队的后边；吃食的时候也不争先，只拣其它鸟吃剩的残食。所以，它既不受鸟群以外的伤害，也不引起鸟群以内的排斥，终日悠哉悠哉，远离祸患。从这则故事可以看出，柔，并不是卑弱和不刚，而是一种魅力，一种处世的方法。
古往今来，有多少功臣名将由于过“刚”而遭遇不幸。关龙逢、比干由于刚直不阿，直言进谏，而惨遭夏桀和商纣的杀戮；海瑞由于秉性耿直乏柔，而一生坎坷不受重用。在曾国藩看来，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柔是手段，刚是目的，以退为进，以柔克刚，实现真正的自立自强，这才是柔的实质。
“柔弱胜刚强”是老子的一个著名的论断，他说：天下没有比水更柔弱的东西了，但是水可以冲击任何坚硬强大的东西，没有胜过它的，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替代它。以柔制刚，以柔克刚，运用于人格的自立自强上，往往会产生特殊的效果。
一次宋太祖赵匡胤正手持弹弓在后苑打鸟。忽传报一位大臣有急事求见。赵匡胤一听说有急事不敢稍有怠慢，立即召见大臣听奏．然而，听奏后却认为事情不大，便斥责奏臣说：“这算什么急事！”奏臣对皇上的态度不满，随口说道：“这总比打鸟的事急吧！”赵匡胤恼羞成怒拿起斧柄向这位大臣的嘴上抡去，大臣的牙齿当即被打掉两颗，他不卑不亢地拣起被打落的牙齿。赵匡胤更火了：“难道你还想保存这两颗牙齿找我算后帐吗？”大臣说：“我怎敢与您论是非呢？这事史官自然会记的。”赵匡胤听了猛惊，连忙笑容满面的好言安慰，还送给这位大臣许多金帛。该大臣在权势和地位上是弱者，无以与至高无上的皇位抗衡，但他采用了柔弱的态度，却寓于道理上、人格上的刚强，征服了至高无上的皇权，达到了自己在人格上不畏强暴，据理而争，自立自强的目的。
退步宽平，清淡悠久。曾国藩是一个善于从古代先哲那里吸取智慧的人，也是一个善于把所学知识与人生经验联系起来思考的人，从而从中抽取人生的信条与经验：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人与妻孥享受，则当谦退。在大是大非面前，在天下兴亡的大义面前不争何待？在人生难行的地段、在名利场中、在富贵之乡、在人际的是非面前，退让一下有何不好？所以说，为人处世，善用刚柔，才能长久挺立，自立自强。
立世大智慧
在什么样的情势下该争，在什么样的情势下该退，要根据客观情况审时度势，刚柔并用。片面地依靠“刚”而忽略“柔”，或片面地依靠“柔”而忽略“刚”，都将导致失败。
兼容并蓄、气象冲融
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治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
——曾国藩
曾国藩虽然属于儒家人物，甚至是一个理学家，但是，他的思想其实很杂，儒道佛等百家思想他都有，是一种兼容并蓄的状态。他综合各家学说，把这个“静”字功夫看得十分重要。他在记忆中说：
“静”字功夫要紧，大程夫子成为三代后的圣人，亦是“静”字功夫足。王阳明亦是“静”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动心。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
在这段话语中，曾国藩反复强调的是，如果一个人的精神不能安然沉静下去，那么，他的心思总是散漫的，总是浮动的，对事理不会看得清楚，做事不会忠实，乃至于自己的身体也不能保养得宜。
曾国藩认为，在物欲羁绊下，一个人要“静”下来是很不容易的。他钦服颜回的淡泊，也特别指出，如果一个人不经历高山，就仍会对高山仰止，没有得到的，总是有乞求，人能大彻大悟，在登临高山，已获己得后，就是不容易了。他说：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之所以为佛，所争皆去大难折磨之日，将此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之胸襟，有坦荡荡之意境，则身体虽有外感，必不至于内伤。
曾国藩在给胡林翼的心中，极赞孟子养气说和庄子的逍遥说，从中可见他在这两个方面是下过一番功夫的。
养气说是孟子人生修养方法中最有特色的学说，即所谓“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孟子的“养气”，实际上是一种锻炼人格意志和身体素质的方法，它是在人的精神世界使某种意志信念高度集中凝聚，然后，让其充沛完满，贯注全身。此时，人的身心成为意志和信念的凝聚体，而意志和信念也找到自己的物质载体。孟子的“养气”与中国古代的气功颇有异曲同工之处，它们都揭示：如果人们祛除各种心理杂念，保持心理意志的高度凝聚，将使周围磁场发生物理变化，由心理变化导引出生理变化，而生理变化又反馈和强化人的心理变化。这大概是孟子“养气”的真正内涵。
孟子的“浩然之气”是一种充溢着刚性的“力”，这种刚性之力并非来源于人体质的健壮和权势的显赫。身强力壮和位高权重固然有某种威慑力量，但若没有仁义礼智的信念作精神支柱，则不过是“匹夫之勇”和“安妇之道”而已，因为，它们只能让人口服，而达不到使人心服。“浩然之气”的刚性之力来源于人们对自我与宇宙合一的体认，和对仁义礼智的信念和践履。孟子“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与他的“充实之渭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是中国古代关于充实之美的理论基础。这种“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实际上不就是指人的一种真力弥漫、生气勃勃的内在精神状态和充实郁勃的人格之美吗？它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身上，得到了完美圆满的体现。
曾国藩又写信给胡林翼，与他一同欣赏《庄子》，谈庄子冲淡、超旷的人生理念，认为与孟子的“浩然之气”有异曲同工之效。他说：“因思古来圣哲，胸怀极广，而可达天德者约有数端，如笃恭修己而生睿智，程子之说也；至诚感神而致前知，子思之训也；安贫乐道而润身醉面，孔、颜、曾、孟之旨也；观物闲吟而意适神恰，陶、白、苏、陆之趣也。自恨少壮不努力，老年常多悔惧，于古人心境不能领取一二，反复寻思，叹喟无已。”
庄子的人生态度是最达观的。庄子虽然家境贫寒，“处穷阎陋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但他却不为富贵所动，而是视功名利禄如粪土，笑辞千金之重利、卿相之尊位，宁游戏于污渎之中以自快。一般人都求生畏死，祈求长生不死，庄子却比较超脱，“不知说生，不知说死”，甚至以死为乐。不仅妻死鼓盆而歌，就是自己死后，也主张天葬，让自己的尸体成为乌龟、蝼蚁的食粮。
曾国藩通过古代先贤，及同时代的优秀人物，汲取他们人生的智慧和精华，反观自己中年以前“胸多抑郁，怨天尤人”，不但不能养心，且不能保身。“中年以后，则肝肾交受其病”，也即从中年起，他一意克制自己，以养其博大胸襟。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
不苦就现有之功，而加之以读书养气，小心大度，以求德日进，言日醇。譬如筑室，譬之立功，弟有绝大基址，绝好结构，以后但加装修工夫，何必汲汲皇皇，茫若无主乎？
信虽是写给九弟的，又何尝不是自己心灵之写照！他还说：
放翁每以美睡为乐：盖必心无愧怍，而后睡梦皆恬，故古人每以此自课也。
放翁胸次广大，益与陶渊明、白乐天、邵尧夫、苏子瞻……等同其旷逸，其于灭虏之意、养生之道，千言万语，造次不离，真可谓有道之士。惜今备员兵间，不获于闲静中，探讨道义，夜睡颇成寐，当思玩索陆诗少得裨补乎！
在这种状态下，内心的体验如何呢？是一种无边的恬淡，和一无挂碍之乐，是即使遇上了怎样的艰难困苦也不受影响之乐。传说孔子的学生颜回身居陋巷而不改其乐，现代人很难理解，其实，只是没有尝过“道”的滋味的缘故，倘若了解“道味”之乐，应该也有孟子的正气和庄子的逍遥了。 所以，此气须养。
养气的方法，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只是静些，其实在紧张的工作中同样可以养气。养气方法不在坐与不坐，而在于是否有一种恬淡冲虚的意境。
精神高度紧张，心理压力过大，短时间或无妨碍，若时间一久，必致伤身害体。曾国藩对此深有体会，所以“专求信悦”，寻找快乐，实际上是一种精神的解脱和怡养性情的方式。
曾国藩投笔从戎，每天都在与太平军激烈地对抗中生存，心理压力之大可想而知。这时，他也不忘调节自己的心理，诗歌和书法给他带来许多快乐。而最有益其身心的，或许是诙谐的气氛。
曾国藩学问渊博，文学根底甚深，每日批阅的文件、书信虽多，但非常认真、仔细。他为人威重，然性情幽默，批阅公文喜诙谐，很耐人寻味。
咸丰十年（1860）十二月，曾国藩驻军祁门。一日批阅公读，内有浙江省建德县团练把总李元的文书，面用“移封”。
“移”是一种官方文书，分文移和武移两种。文移是谴责性公文，唐代以后成为官府平行机构间相互交涉的文书：武移是声讨性公文，跟檄文相似。时曾国藩任两江总督，集四省军政大权于一身。而团练把总最高为正七品衔，李元把总竟用“移封敌体”，是无知还是憨？曾国藩看后，戏于封面上题十七字令云：“团练把总李，行个平等礼。云何用移封敌体？”并自记：“见者无不绝倒。”
曾国藩不仅批阅公文喜诙谐，于僚佐亲朋间亦是如此。郭嵩焘、郭仓焘、郭昆焘同胞三兄弟，都与曾国藩友善，交往甚深。曾国藩对他们的评价：嵩焘是著述之才，论学大哥嵩焘第一；政则三弟昆焘第一；二弟仓焘两者居其中。故曾国藩常戏称：
“湘阴三郭，论学一二三，论才三二一。”
立世大智慧
吾辈既办军务，系处功利场中，宜刻刻勤劳，如农之力穑，如贾之趋利，如篙工之下滩，早作夜思，以求有济。而治事之外，却须有冲融气象，二者并进，则勤劳而以恬淡出之，最有意味。
修身砺志、每日三省
默察天意人事，大局殆无挽回之理。鄙人近岁在军，不问战事之利钝，但课一己之勤惰。盖战虽数次得利，数十次得利，曾无小补。不若自习勤劳，犹可稍求一心之安。
立志以植基，居敬以养德，穷理以致知，克己以为行，成物以致用。
——曾国藩
曾国藩是一个笃实的人，平生不浮夸大言，更反对光说不练，知而不行。他在修身砺志方面也同样如此，其中的要诀有五：
其一：律己先于律人。
凡是律己以严的人，都是有坚卓志向的人。曾国藩一生都约束于修身自律的规范，但凡说得到的，他都努力做到：我们前面已经说到，其律己之严，甚至到了苛刻的程度。比如他立志坚持写日记，并用楷书，”直到他逝世的前一天也未曾间断，可见他做事是如何地律己了。
带兵的人最要紧的是得人心，而得人心的不二途径是律己以严，只有以身作则，身先士卒，才足以指挥将士，激励兵心。曾国藩的战略本来平常，他所以能得到最后胜利，完全是待自己严厉的结果。
非但如此，曾国藩直到年已衰老，位居总督，对于自己仍不肯稍失检点，他在日记中说：
“余日衰老而学无一成，应做之文甚多，总未能发奋力之。忝窃虚名，毫无实际，愧悔之至！”“日月如流，倏已秋分。学业既一无所成，而德行不修，尤悔从集。自顾竟无湔除改徙之时，尤愧局已。”“到江宁任，又已两月余。应办之事，余未料理。悠悠忽忽，泰居高位，每日饱食酣眠，惭愧至矣！”可见曾国藩一生，没有一天不在严厉地监视自己，教训自己。也就因为这个缘故，使他在道德和事业方面，一天天的进步。
其二：每日三省：
荀子《劝学篇》中说：“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已，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如果一个人广泛地学习，每天多次反省自己，他就会变得聪明，而且，行为也没有过错。这里最难的不是“博学”，也不是“省乎已”，而是“日”和“参”，不仅“每天”，而且“多次”反省自己。
曾国藩对自己的要求比荀子还严格，要求也更具体。在道光二十二年正月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凡事之须逐日检点，一旦姑待，后日补则难矣。况进德修业之事乎？（汤）海秋言：人处德我者不足观心术，处相怨者而能平情，必君子也。”
曾国藩不仅逐日检点，而且事事检点，曾国藩的这种检点思想，并不是他心血来潮的奇思异想，实在是扎根于深厚的文化传统的自然秉承。孔子就说过“见贤思齐（看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看到别人有毛病就反省自己，孔子大概是中国第一个善于反省的大师，曾国藩最服膺于他，表示“愿终身私淑孟子”，“虽造次颠沛”也愿“须臾不离”。而孟子是从别人对自己行为的反应中来反省的，他最著名的方法就是“反求诸己”：爱人不亲，反其仁（反问自己的仁德）；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曾国藩认真钻研过的程朱理学也强调“正己为先。”曾国藩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来“逐日检点”的，由于认为检点是事关进德修业的大事，所以，他才对自己要求得那样严格，不许自己有一天的怠慢。
至于如何检点，曾国藩很赞赏汤海秋的话，那就是与怨恨自己的人相处，因为怨恨自己的人，往往是对自己的缺点或过错最敏感的人，也往往是对自己的缺点能给予无情抨击的人。然而，接受他人的批评是需要勇气和胸襟的，尤其是接受那些与自己有矛盾的人的批评；有人总是怀疑他人的批评怀有敌意，不管正确或错误一概拒绝，这种人没有气量不说，更重要的是失去了一次检点自己的机会。
其三：检束于独居。
慎独，是宋明理学家最重要的修养方法。《礼记？中庸》云：“莫见乎隐，莫显利微，故君子慎其独也。”郑玄注：“慎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也就是说，一个人在无人独处的时候，对自己的行为也要加以检束。
他把大学三大纲领——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看作份内事。他说：“若看作份外事，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虽能文能诗，亦只算得识字的牧猪奴，不得谓为明理有用之人，不能整躬率物，任官莅民：朝廷若用此等人作官，无异于牧猪奴。”说得何等透彻！曾国藩主张“立志以植基，居敬以养德，穷理以致知，克己以为行，成物以致用”，也正是往古儒者诚正修齐以迄开物成务的一贯作风，把学问事功，凑成了合拍的节奏。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务耕耘”这十六字，是他自订的严格课程，也就是诚意慎独的极端表现。在他的日记中，有不少痛自劾责力求改过的自讼之言，如：“闻誉则心忡，几不自持，何可鄙一至于是，此岂后得为载道之器乎？凡喜誉恶毁之心，即鄙夷患得患失之心也，于此艰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适足以欺世盗名矣！”“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卑鄙若此！方欲痛自湔洗，而本日闻言，尚怦然欲动，真可谓下流矣！”见己过而内自讼，便是曾国藩大过人处，故能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不挫屈，更于受之以虚之外，将之以动，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归之以诚，其勇猛精进，卓绝艰苦的伟大精神，实足为后人所师法。
曾国藩在他的《金陵节署中日记里》说：
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故“大学”之“诚意”章，两言慎独。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则“大学”之所谓自谦，“中庸”所谓戒慎恐惧，皆能切实行之。即曾子之所谓自反而缩，孟子之所谓仰不愧、俯不炸。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皆不外乎是。故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有不嫌于心则馁之时。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曾国藩这一番关于“慎独”的宏论可谓透彻而精彩。
临死前两年，曾国藩对儿子曾纪泽、曾纪鸿提出了全面的修身养性的要求，其中第一条就是慎独。曾国藩说，能够做到慎独，就可以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可以泰然处之，可以快乐、满足、欣慰、平静。慎独就是真诚，真诚就是快乐。难怪孟子说，反问自己是真诚的，就是最大的快乐：难怪荀子说，没有比真诚更好的养心方法了。
慎独，“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曾国藩如是说。
其四：静坐。
大凡人都有切身的毛病，或者是刚的恶习，或者是柔的恶习，各有偏重，沉溺既深，动不动就会发作，必须自己体察它，并终身加以治疗。
曾国藩曾告知李镜海，说他自己偏重于刚的恶习，发起恨来什么也不顾，自己深究一下病根，就是好动不好静。
后来，曾国藩在体悟到“静”的意韵后说：“神明则如日之升，身体则如鼎之镇。”这两句话可以作为曾国藩参悟到“静”的境界的体会。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曾国藩日记中写道：只有心静到极点时，身体才能寂然不动，所谓没有丝毫杂念，但这毕竟未体验出真正的“静”境来。真正的“静”境是在封闭潜伏到极点时，逗引出一点点生动的意念来，就像冬至那一天，阴气殆尽，阳气初动，此时根正本固，这才可以作为一切的开始。
在他的《玉箴》里的《主静箴》里说：“斋宿日观，天鸡一鸣，万籁俱息，但闻钟声。后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慑，谁敢余侮，岂伊避人？日对三军，我虑则一，彼纷不纷。驰骛半生，曾不自主，余其老矣，殆扰扰以终古。”
主静能达到“后有毒蛇，前有猛虎”，而能够“神定不慑”，可谓主静之安祥。他致九弟季弟书有云：“凡行军太远，气太锐，其中必有不整不齐之处，惟为‘静’字可以胜之。”由此可知静乃制敌取胜的要诀。
其五：居敬。
曾国藩的《居敬箴》里说：“天地定位，二五胚胎，鼎焉作配，实日三才，俨格斋明，以凝汝命，女之不庄，代生战性。谁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者无成，慢人者反尔。纵彼不反，亦长吾骄。人则下治，天罚昭昭。”
居敬，是宋代理学家倡导的一种修养方法。最早出现于《论语？雍也》：“居敬而行简。”朱熹注：“（其意）言自处以敬。”朱熹还说：“学者工夫，惟在居敬穷理二事。”敬，就是恭敬。
曾国藩说：“敬之一字，孔门持以教人，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至程朱（程颢、程颐、朱熹）则千言万语不离此旨。”可见曾国藩对敬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下过一番切实的工夫。
早年，曾国藩与朋友交往时，多次谈到对“敬”字的体验。好友吴竹如告诉他：舍“敬”字别无下手之方，总以严肃为要。曾国藩自己也深知“敬”字是吃紧下手处，“然而自旦至夜，瑟侗赫喧之意曾不可得，行坐自如，总有放松的意思，及见君时，又偏觉整齐些，是非所谓掩著耶？《论语》曰：‘望之俨然。’要使房闼之际、仆俾之前、燕昵之友，常以此等气象对之方好，独居则火灭修容。切记！切记！此第一要药。能如此，乃有转机，否则，堕落下流，不必问其他矣。”
曾国藩是如何理解“敬”在他的《金陵节署中日记》里曾国藩更有一番对“敬”的阐述：主敬则身强。敬之一字，孔门持以教人，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至程朱则千言万语不离此旨。内而专静纯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 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敬如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程子谓上下一手恭敬，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气无不和，四灵毕至。聪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飨帝，盖谓敬则无关不备也。吾谓敬字切近之效，尤在能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未。庄敬日强，安肆日偷，皆自然之征应，虽有衰年病躯，一遇坛庙祭献之时，战阵危急之际，亦不觉神为之悚，气为之振。斯足知敬能歙人身强矣。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则身体之强健，又何疑乎？
曾氏认为，作人之道，圣人千言万语，大抵不外敬恕二字。敬，就是恭谨。无论是对多数人，还是对少数人，也无论是对地位高的人，还是对地位低的人，君子都不敢怠慢，这就是泰而不骄；衣冠整齐，态度严肃，令人望而生畏，这就是威而不猛。所有这一切都是学习“敬”的最好的着手之处。古书上说，“君子庄敬日强”。吴竹如先生说：“‘敬’字最好。”但真正做到“敬”，还需添上一个“和”字，这样才不会勉强，才会自然而自愿地去做。
但是，“五？四”以来，中国人这种修身传统几乎断绝，连讲修身的经典也很少有人去谈，实在是一种莫大的悲哀。杨雄说，学是为了行，其次是著书立说，其次是教育别人，最后是学了等于没有学。这其中的“学”，就是传统文化，这种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修养，而不能仅仅作为知识来看，而其中的“行”，就是修养、修炼，就是传统文化在修养和行动上的体现。可惜今人很难有人这样理解了。
立世大智慧
曾国藩的这几条修身要诀，可以说极尽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从他后来人格的发展看，这五条是很有用的。
交友不可不慎
家乡没有朋友，实在是第一等的恨事。不但没有好处，且很有坏处。习俗感化人，所说鲍鱼共处，也变得和它一样了。
——曾国藩
人的一生如果交上好的朋友，不仅可以得到情感的慰藉，而且，朋友之间可以互相砥砺，共赴患难，成为事业的基石。朋友之间，无论志趣上，还是品德上、事业上，总是互相影响的。我们观察一个人一生的道德与事业，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身边人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选择朋友就是选择命运，因此，交友不可不慎。
曾国藩二十四岁以前，他的足迹从未踏出过湖南，到过的地方只有长沙、衡阳等地。他也像所有读书人一样，把科举考试看做改变自己命运的惟一途径。在湖南家乡，除郭嵩焘、刘蓉等外，也没有结识几个对他以后人生有特别重要影响的人。曾国藩在1843年2月17日从北京写给弟弟的一封信中说：“四弟上次来信，说想找个书馆外出教书。我的意思是教书馆废功误事，比在家中私塾还要厉害。与其出去教馆，不如待在家塾中。如果说一出家塾，就会有明师益友，而我们那儿的所谓明师益友，我都知道，并且已在深夜认真计算了一下。只有汪觉庵老师和欧阳沧溟先生，是我认为确实可以做为明师的。同学又都是平庸、卑微、胸无大志的人，又最喜欢取笑人，家乡没有朋友，实在是第一等的恨事。不但没有好处，且很有坏处。习俗感化人，所说鲍鱼共处，也变得和它一样了。我曾和九弟说过，说衡阳不可以读书，涟滨不可以读书，因为，有害的朋友太多的缘故。现在以四弟你的意愿，一定要跟从觉庵老师学习，那么，千万听我嘱咐，只获取明师的益处，别受恶友危害！？
又说：“我少时天分不算低，后来整日与平庸鄙俗的人相处，根本学不到什么东西，心窍被堵塞太久了。等到乙未年到京后，才开始有志于学习诗、古文和书法。”
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于当时的友人，感到很不满。最相信有作为的老师，只有汪觉庵和欧阳沧溟先生罢了。他所说的衡阳的风俗，和轻浮浅薄相近，虽然有些近似武断，但也是确有所见才这样说的。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曾国藩由此感到交友不可不慎。
1843年2月15日，他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
在曾国藩看来慎交友的原因是“相友可知人”，“习俗染人”。他曾这样说，看到你的朋友，就可知道你的为人，朋友的好坏，是可以互相影响的。一个人在世上若有几个好朋友，相互帮助和交流，生活和事业就可能有好的局面，相反，若交了坏朋友，受到坏的习气的影响，生活和事业就可能出现坏的局面。所以，人才总是一批一批的出现，在某一个时代人才辈出，在某一地区人才辈出。这并不是因为这个时代比另一时代的人更杰出，这个地区的人比另一个地区的人更优秀，而是因为这个时代或这个地区的人团聚在一起，相互激发，相互砥砺，才出现了一个令人钦慕的群星灿烂的好局面。
所以，要了解一个人，不一定非得观察这个人，只要看看他所结交的朋友就可以了。这就是“相友而知人”。古时候，楚国就有一个这样的人。他给人看相十分灵验，名声大得连楚庄王也知道了，把他传召到了宫中。庄王问他，“你是怎样给人看相的？怎样能预知他人以后的吉凶呢？”他回答说：“我不会给人看相，不过，是从他所交的朋友来判断他的未来。一般老百姓所交的朋友，如果是孝敬父母，尊兄爱弟，不违法纪，那么，他家就会一天一天兴旺起来，所以，可以判定他日后必有福。这就是所说的好人。一般当官的，如果他所交的朋友讲信用，重德行，那么，他就会帮助君王做出许多有益于国家的好事来，所以，可以判定他可以升官。这就是所说的好官。君主圣明，大臣贤能。如果君王有失误，大臣们会当着您的面直言劝谏。那么，国家就会一天天兴盛起来，君主也一定受人尊敬。这样的君王才是好君王。我不会给人看相，只不过能够观察他所交的朋友的情况。”
《史记》说：“不知其人，视其友。”实在是经验之谈。虽然你是好人，若是交了坏朋友，也不得不时常防备别人也把你当成坏人，于是，影响了自己事业，或是无辜坏了自己名声。
对交友对于人一生贤良与否的深刻认识，使曾国藩更加自觉地去接近那些品学兼优的朋友。
“他在写给家里的书信中，曾介绍过当时所结交的部分朋友：现在朋友愈多，讲躬行心得者则有唐镜海先生、倭仁前辈，以及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数人；穷经学理者，则有吴子序、邵惠西；讲习文字而艺通于道者，则有何子贞；才气奔放，则有汤海秋；英气逼人，志大神静，则有黄子寿。又有王少鹤、朱廉甫、吴莘畲、庞作人，此四君者，皆闻余名而先来拜；虽所造有深浅，要结有志之士不甘居于庸碌者也！京师为人文渊薮，不求则无之，愈求则愈出，近来闻好友甚多，予不欲先去拜人，恐徒标榜虚声；盖求反以匡己之不逮，睇大益标榜以盗虚名是大损也！”
从曾国藩的话中，不难看出，他谈起良师益友时是多么兴奋！让我们介绍几位曾国藩的同乡好友，这些人在曾国藩的事业中起着很大的作用。
江忠源，字岷樵，湖南新宁举人。在北京，经由郭嵩焘的引见，与曾国藩相识。交谈过后，江忠源告辞，曾国藩对郭嵩焘说：“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当时，承平日久，众人都十分惊疑。刘蓉称赞江忠源，“交友有信，与士卒同甘苦，临阵常居人先，死生患难，实可仗倚。”在与曾国藩的交往中，以有血性、有胆有识，被引为益友。曾国藩称赞他“儒文侠武”。日后江忠源果真成为湘军的主要干将。
罗泽南，字仲岳，号罗山，与曾国藩是同县人。他家境十分贫寒，却能“溺苦于学，夜无油炷灯，则把卷读月下，倦即露宿达旦”。他的道德学问，时人称他为有数的人物。他研究程朱理学，标榜自己为宁儒。年轻时，他连遭不幸，丧母、丧兄嫂相伴而来，继而长子、次子、三子连丧，其妻连哭三子之丧，双目失明。罗泽南并未因此沉痛的打击而一蹶不振，反而“益自刻厉，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忧无术以资生，而忧无术以济天下”。因此，曾国藩十分敬重他。常在书信中表示敬慕之意，称他为家乡的颜渊。后以儒生的身份带兵征战，立勋名于天下。
欧阳兆熊，字晓岑，湖南湘潭人。1840年，曾国藩病在果子巷万顺客店中，病情沉重，卧床不起，幸遇欧阳兆雄，在他的精心护理下，才没有死去。从此，二人成为好朋友。
曾国藩所交益友，对他的人生及事业起了重要作用。其中有给他出谋划策者，有赏识提拔者，有危难之时两肋插刀者。从各个角度烘托着他的事业。因此，他比别人更深刻地体会到：“择友为人生第一要义。”
一个人事业的成功，必须把握住进退隐显、出处决断的好时机。曾国藩为母亲回籍奔丧的这段时间，是否出山办团练，与他一生功业关系极大，其进退为难之际，就全靠了众多好友的竭力相推和晓喻决断。
咸丰二年（1852年）六月，曾国藩授为江西省乡试正考官，奏准回籍探亲。当他走到安徽太湖县的小池驿时，忽接母亲江氏去世的讯闻，遂调转方向，由九江登船，急急回原籍奔丧。
曾国藩一到湖南，满耳听的是太平军节节北上，清军抵挡不住，形势如何紧迫的风声。实际上在曾国藩逆长江行至汉阳时，湖北巡抚常大淳便告诉他：长沙已被“粤匪围困”，只得由水路改走旱路，经湘阴、宁乡而达湘乡。
回家奔丧，本该好好祭悼生他养他，一别十几年，临终又未得见上一面的慈母。但是，这些却被太平军北进的消息冲淡了。长沙之围虽解，但太平军是主动撤围，意在加快北上的速度。不久便攻克岳州，攻占汉阳、武昌。太平军所到之处，清军无不一触即溃，闻风而逃。
清军不是太平军的对手，清政府派往前线的统帅也非死即逃，再无人能领导抗敌了。当赛尚阿被降级处分，向荣、乌兰泰被革职留用，太平军围长沙，下岳州，克武昌，攻湖南之时，曾国藩突然接到了朝廷命他留籍襄办团练事务的谕令。
咸丰皇帝让曾国藩留乡办团练既有一般性，又有他特殊的背景。
此时，太平军势力浩大，清军无力对抗，清政府下令地方官举办团练，尤其任命回籍的官员为团练大臣，利用人地两熟，在地方又有号召力的官员组织地方武装，对抗太平军。仅仅1853年3月到4月，就先后任命45人为团练大臣，仅山东一省就有13人，曾国藩也是在这时被任命为湖南团练大臣的。但是，曾国藩的被任命，有他不同一般的个人背景：在他回籍奔丧的路途中，早年的朋友和老师唐鉴向咸丰皇帝荐举了他。
唐鉴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致仕，告老还乡，到江宁主讲金陵书院，名震江南。咸丰二年（1852）七月，咸丰帝召他入京，连连召见，垂问军国大计。唐鉴向咸丰帝举荐曾国藩，请皇上任命他为湖南团练大臣，授给他便宜行事之权。并且详细地向皇上讲述了曾国藩的出身、学问、为人、才干，说“曾涤生才堪大用，为忠诚谋国之臣”。他还以自己的一生名望作担保，请咸丰帝坚信曾国藩将来必成大事。
曾国藩于咸丰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先接到帮办湖南团练的命令，当时热孝在身，虽接命令，并无立即出山之意。但是，形势的发展，却越来越令曾国藩感到决断去从之难，大有骑虎难下之势。
此时，太平军在湖南的节节胜利，激起湖南地方官吏和地主、士人保护乡邦的激情，同时，又有几股力量冲击着曾国藩。
一是他多年的湖南籍朋友都主张让他出山创办武装力量，镇压太平军。如曾国藩向皇帝推荐的人才之一江忠源，早在道光末年，湖南农民反抗运动兴起，他就主动举办团练，与起义力量相对抗。道光二十七年（1837年）湖南雷再浩起义，他又亲自组织乡勇对抗起义军，并战而胜之，以知县用。太平军起义，赛尚阿为统帅时，咸丰帝下旨命江忠源从军，江令其弟江忠浚募故乡兵勇500人前来，号楚勇。此后一直与太平军作战，参加了桂林、永安、全州、道州、桂阳、郴州、长沙战役，屡立战功，他所率楚勇作战较清军勇猛十倍，是地方练勇参加正规战役的先导和表率。听说曾国藩回籍办团练，他多次来信，坚决支持。
罗泽南亦是曾国藩向皇帝推荐的人物，直至这次回家奔丧，二人才得见面。此时，罗借着举人身份和乡村教师的地位，培植忠于清政府、仇恨农民起义的力量，其弟子中如王鑫、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沣、刘膝鸿、杨昌浚等，后来都是湘军的勇将。曾国藩回籍后，罗泽南正举办团练，感念曾对他的知遇之恩，极力怂恿曾国藩出山领导地方团练。
湖南地方官也力请曾国藩出山。
当太平军围攻长沙之前，云南巡抚张亮基授调湖南巡抚，赶赴长沙抗拒太平军。当时，身为举人、作乡村教师的左宗棠投军作张亮基的幕僚，左向张推荐了曾国藩，请曾出山协助镇压太平军。张亮基一边上奏要求皇帝下旨令曾出山，一边给曾国藩写信，请求他出来相助，
但是，曾国藩仍然有所顾虑。这时，母亲的灵柩尚未安葬，如此时出山，有违丁忧离职守制大礼。自己满口满纸讲孝道，如若违制，别人会耻笑。再则自己为一文员，不懂兵法，如今投身战场，须有打仗的真本事，肯定会有巨大磨难，甚或办理不善，连命都保不住。还有，他深虑官场腐败，要办一事，处处荆棘，率兵打仗，要人、要枪、要饷，必然要同上下各级官员发生纠葛，办起来一定很难。
想到这里，他一边写信拒绝了张亮基的邀请；一边具折，让张亮基代发，辞谢皇帝的命令，请求在籍守制三年。
恰在此时，传来太平军攻克武汉，又有反攻湖南的消息。张亮基又命郭嵩焘连夜赶至曾家，劝说曾国藩出山。
郭嵩焘与曾国藩是至交，虽然几年不见了，书信从来不断。他与曾国藩一样是翰林出身，也因丁母忧回籍守制，太平军攻湖南，主动至张亮基处出谋划策，也是他主动到曾国藩家游说其出山的。
郭嵩焘来到曾家，在曾国藩弟兄的陪同下，祭奠了曾母之后，当着曾氏兄弟的面剖陈了利害，敦请曾氏出山。
郭嵩焘告诉曾氏兄弟，自唐鉴推举曾国藩之后，皇帝又征询了内阁学士肃顺，及老恭亲王的意见。二人都竭力保举，说曾是林则徐、陶澍之类的报国忠臣，如今洪、杨造反，非得这样的人物出山不可。
曾国藩在朝中与恭亲王、肃顺都有接触，认为二人各有优长，都是皇族中的拔尖人物。现在，有恭亲王、肃顺在朝中支持，不怕地方的事办不好。曾国藩怕消息不准，郭嵩焘遂取出好友周寿昌的亲笔信，周是长沙人，翰林出身，当时为侍讲学士，是京官中闻名的百事通、“包打听”，他的消息既快又准，绝对无误。
郭嵩焘又为他分析：“长毛”绝不能成功，其致命之处是崇拜天帝，迷信《新约》，而以中国数千年的儒教为敌，所到之处毁学宫、砸孔庙、杀儒士，文人学士无一不切齿恨之。连乡村愚民、走卒贩夫也不容其毁关庙、焚庙宇。我辈出以卫道争民心，正可以应天命、顺人心、灭洪、杨，而振国威，正可一层鸿图，乃天赐大好时机，不可错过。这样，郭嵩焘就消除了曾国藩在出不出山的当口所顾虑犹豫的问题。郭嵩焘又向曾国藩介绍湖南巡抚张亮基的殷切相盼，及张的爱惜贤才、与人为善及左宗棠的大才可用等情况。
郭嵩焘的一席话，打消了曾国藩的重重疑虑，决定应命出山。但又怕在守制时出山，被人讥笑。郭嵩焘说，现在国家正在用人之计，皇帝下令让回籍的官员就地举办团练，已有多人在居丧时期出山办团练。如若认为尚有不便，可由郭嵩焘出面请曾父出来催促，可上应皇命，下应父命，名正言顺。
曾麟书此时正是湘乡县的挂名团总，当郭嵩焘陈说让曾国藩应命出山之后，立即表示赞同，面谕儿子移孝作忠，为朝廷效力。
第二天，太平军攻陷湖北省城。咸丰又急旨催促曾国藩等人组织团练，奔往前线，抵抗太平军。曾国藩安排了家中之事，四个弟弟都要随哥哥离家参战，曾国藩只答应带曾国荷一人离家，叮嘱曾国荃、曾国华先在家守孝，等待时机。于是，再祭母灵，求母亲谅他难尽孝道，“墨绖出山”，尽忠国家。
立世大智慧
曾国藩喜欢广交朋友，他立德、立功、立言三个不朽，都是在朋友的砥砺和影响下取得的。因此，他深知选择朋友的重要性，无论什么时候，都十分注意交朋友，特别是那些德才兼备之友。
善结人缘事事圆
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内，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未敢为此不近情之称许。
——曾国藩
人是社会中的人，越是走向高位，人际关系也越复杂。通常说人是最复杂的动物，实际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难处理。曾国藩一路冲杀，从乡野之民走向二品大员，在中央十余个部门任职，在地方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等要职，由此，可以推想，人际关系是他走向仕途最初的交际网络以及各项原则。
道光二十一年（1841）的春节，是曾国藩在京城度过的第一个传统节日。大年初一，他起得很早，作为翰林院的一员，他要参加黎明时在太和殿举行的朝贺大典。隆重的仪式举行完毕后，曾国藩回到家中，拜见父亲后，即去各处拜年。此后接连四天，曾国藩每天都是马不停蹄，先走完内城，随后走东城、西城。
他拜年的顺序是先拜老师，这些老师是曾国藩学习的榜样，而且，也是朝中的大官员，他们多在内城居住，因此，曾国藩初一当天，即从棉花六条胡同的寓所，拜见了他十分敬重的老师们。这是曾国藩关系网中的第一个层面。
初二这一天，曾国藩前往各处拜访湖广同乡。当时，湖南已是独立的省份，但明朝时还归湖广省管辖，因此，曾国藩拜访的同行不仅包括了寓居京师的湖南籍官员，而且，包括了湖北省籍人。这则是曾国藩交际圈中的第二个层面。
第三个层面是所谓“同年”，即同学，按《曾国藩日记》载，这又包括甲午乡试同年，及戊戌会试同年两部分人。甲午年是道光十四年（1834），这一年曾国藩高中举人。戊戌是道光十八年（1838），这一年曾国藩正式跻身士林，成为曾门的第一个进士。这也是曾国藩走向社会的关系基础。
对于师长辈的，曾国藩在交往中贯穿一个“敬”字，比如对他的老师吴文镕，逢年过节，自然拜谢有加，吴升任江西巡抚赴任时，曾国藩早早起来，一直送到彰仪门外。
祁隽藻，号春浦，当时颇得皇帝宠信，也属师长辈，曾国藩自然少不了与之往来。他知道祁喜爱字画，于是，亲自到琉璃厂买了最好的宣纸，给祁写了一寸大的大字二百六十个，恭恭敬敬送上，让祁高兴不已。
对于乡辈同僚，他在交往中贯穿一个“谨”字，即保持一定距离，不可过分亲近，但必须尽职尽责。比如他主持湖广会馆事务，每逢节令时日，他都想得很周到。
对于同年，他在交往中贯穿一个“亲”字。曾国藩说，同学情谊在所有亲情之外是最相亲谊的。这种感情不源于天然，但又胜过天然。因此，他主张对同年要有求必应，尽己力而为之。
如果说上述交待的是曾国藩在京师最初的人际关系和他的交际原则，那么，他与穆彰阿的关系，便是成功的实例。
其实，任何一个成功者，其发展都有轨迹可寻。尤其是关键时刻，必有人相助，才能破格升迁。曾国藩的“发迹”当然有其自身的因素，但也不排除他倚人而立这一原因。
道光二十年（1840）是曾国藩而立之年。“弹指人间三十春”，岁月匆匆，怀抱“无穷志愿”的他或该有所作为了吧！
5月18日，曾国藩迎来了庶常馆散馆考试之日，题《正大光明殿赋》，诗题《赋得“人情以为田”》。次日出单，得二等第19名，授翰林院检讨。检讨虽是小官，品秩不高（从七品），但却是曾国藩入仕为官的开端。由此而起，他春风得意，左右逢源，仕途一帆风顺，扶摇直上，不到十年连升十二级，成为二品大员，可谓幸运之至了。我们不妨顺着曾国藩的《家书》、《日记》，勾勒出一幅“曾国藩的升官表”。
道光二十一年（1841）11月8日，派国史馆协修官。
道光二十三年（1843）4月9日大考翰詹（翰即翰林院，詹即詹事府，原为皇室服务机构，雍正后与翰林院同为“储才重地”，性质完全一样，故并称“翰詹”），临考前，曾国藩如坐针毡，仓皇失措。他在《日记》中写道：“初十日大考，闻之甚觉惊惶……恐进场难完卷也。”曾国藩何以如此“惊惶”？
原来，道光年间最重翰詹，翰詹得第，要不了几年，不是总督、巡抚，便是尚书、侍郎，所以，有人说，道光朝“好用翰詹，牧守缺放以翰詹，司道缺升以翰詹，督抚缺补以翰詹，一似翰詹皆能文能武者”。反之，一旦大考失败，成为“穷翰林”、“黑翰林”，前途就渺茫了，因此，大考翰詹，对“天子门生”、“玉堂神仙”的翰林们来说，简直成了命运攸关的大事，岂敢等闲视之！大考俗称“翰林出痘”，升黜所系，面对大考，无不诚惶诚恐，有诗云：“金项朝珠挂紫貂，群仙终日任逍遥。忽传大考魂皆落，告退神仙也不饶。”难怪曾国藩闻考失色，不知所措了。向来大考，一般六年一次，距上次大考仅满四年，也大出曾国藩意料之外，因此，感到太突然。
这次大考，曾国藩的“成绩”完全出乎他自己预料之外。4月12日，忽得喜讯，曾国藩名列二等第一。第二天，以翰林院侍讲升用。曾国藩喜不自胜，4月22日在给祖父母的信中说：“湖南以大考升官者，从前惟陈文肃公（名大受，乾隆朝宰相）一等第一，以编修升侍读，近来胡云阁（胡林翼之父）先生二等第四，以学士升少詹，并孙三人而已。孙名次不如陈文肃之高，而升官与之同，此皇上破格之恩也。”那种得意之形，颜喜之状，如在目前。
清代官员的官阶分为九品，每品之中，又有正、从之别，人称“九品十八级”。如果说曾国藩初官翰林院检讨，为从七品，那么，翰林院侍讲就是从五品了，三年之中连跃四级，官升得不可谓不快。此后，曾国藩更是官运亨通。
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10月24日，道光帝御门，曾国藩再升翰林院侍讲学士（从四品）。皇上每年御门不过四五次，在京各官出缺，往往在御门之日简放、补缺。曾国藩至此有三次升官（另外一次是1月14日转补翰林院侍读），是御门时特耀的，这不能不使他感到“天恩高厚，不知所报”了。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7月13日，曾国藩再“蒙皇上破格天恩”，荣膺高官，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内阁学士为从二品，如兼侍郎衔，就是正二品，难怪曾国藩在《禀祖父》书中说：“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这年他仅37岁，“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了。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2月14日，曾国藩升授礼部侍郎，此后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人称“侍郎专家”。
曾国藩从1840年入仕为官，到1847年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八年间连跃六品十二级，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这对生长在深山野岭、从黄土地里走出来的曾国藩来说，可谓“朝为田舍郎，幕登天子堂”，这是曾国藩特别感到自负的。仕途如此顺遂，连曾国藩本人也感到意外，他在给友人陈源兖（字岱云，湖南茶陵人，曾任江西吉安知府、安徽池州知府）信中不无坦白地说：
“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内，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未敢为此不近情之称许。”
曾国藩如此飞黄腾达、官运亨通，当然不无原因，这原因有内在的，也有外在的。所谓内在的原因，即曾国藩本人学有专长，为士林所嘉许。所谓外在的原因；说俗了就是朝中有人帮忙。“朝中有人好做官”，“有人”就是要有后台，不然，能耐再大，没有机缘，也是枉然，这是帝制时代的一大特色。曾国藩官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人”缘引，这个人就是红得发紫的朝廷重臣穆彰阿，因此，对穆、曾关系及穆在曾“速化”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不能不作些考察。
穆彰阿（1782—1856年），字子朴，号鹤舫，别号云桨仙人，满洲镶蓝旗人。1805年（嘉庆十年）中进士，由翰林累官内务府大臣、步军统领、兵部尚书、吏部尚书、文渊殿大学士等，最受道光皇帝信任，任军机大臣达20余年之久。雅片战争中，他包庇走私烟贩，阻挠林则徐禁烟，诬陷林则徐、邓廷桢，主张妥协投降，支持耆英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道光朝，“穆相最为贪黩”，后有人作诗云：“名徇权利，昔闻顺与彰”，把穆彰阿及肃顺视为招权纳贿的典型。穆彰阿不仅贪，而且颇善于玩弄权术，对上以欺罔蒙蔽为务，对下一意结党营私。史载，穆彰阿“自嘉庆以来，典乡试三，典会试五，凡复试、殿试、朝考、教正庶吉上散馆考差，大考翰詹，无岁不与衡文之役”。他正是利用衡文大权，网罗私党，培植亲信的，以致于门生故吏遍布朝野，人称“穆党”。1838年，曾国藩三上春闹，穆彰阿为春闹大总裁，二人从此有了师生之谊，曾国藩亦从此成为“穆党”中人。在曾国藩《日记》中，曾、穆交往的记述，不绝如缕。穆位高权尊，曾托庇于他，是顺理成章的，而曾既有才，当然，还有几分阿谀奉迎的本领，自然深受穆的赏识。1843年大考翰詹，穆彰阿为总考官，交卷后，穆彰阿便向曾国藩索取应试诗赋，曾国藩随即回住处誊清，亲自送往穆宅。这次拜访，成为曾国藩飞黄腾达的新起点。在此之前，曾的秩品一直滞留未动，从此之后，几乎年年升迁，岁岁加衔，五年之内由从七品一跃而为二品大员，前后的变化是极为明显的。一些稗史曾对曾国藩官运的这一转机作过生动的描述：“一天，曾国藩忽然接到次日召见的谕旨，当晚便去穆彰阿家中暂歇。第二天到了皇宫某处，却发现并非往日等候召见的地方，结果白白等了半天，只好退回穆宅，准备次日再去。晚上，穆彰阿问曾国藩说：‘汝见壁间所悬字幅否？’见国藩答不上来，穆怅然曰：‘机缘可惜’。因踌躇久之，则召干仆某谕之曰：‘汝亟以银四百两往贻某内监，嘱其将某处壁间字幅炳烛代录，此金为酬也。’明晨入觐，则皇帝所问皆壁间所悬历朝圣训也。以是奏对称旨，并谕穆曰：‘汝言曾某遇事留心，诚然。’”从此以后，曾国藩便恩宠有加，平步青云。不难想见，穆彰阿在曾国藩升迁过程中，起了何等重要的作用。若不是穆党中人，他怎会有“速化”若此的官运！
1850年，道光皇帝崩逝。咸丰皇帝即位后，穆彰阿被罢免，永不叙用，曾国藩似乎没受到牵连，因此，有人认为曾国藩不算穆党。但整个咸丰年间，清政府对他时冷时热，忽信忽疑，迟迟不愿把地方督抚大权交给他，使他在政治上事事棘手，处处碰壁，似乎又说明与“穆案”有关！
立式大智慧
“朝中有人好做官”，“有人”就是要有后台，不然，能耐再大，没有机缘，也是枉然，这是帝制时代的一大特色。曾国藩官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善结人缘，“有人”缘引。
保持自己的晚节
凡做大官，处安荣之境，即时时有可危可辱之道，古人所谓富贵常蹈危机也。……平世辞荣避位，即为安身良策。乱世辞荣避位，尚非良策也。
——曾国藩
晚年的曾国藩心情十分矛盾，他不想做官，可又不能不做；他想一长疏请辞，而语气又不能太硬，可语气不硬，又怎能获得恩准；即使获得恩准，万一战事又起，他不也还是被征召么？前后不能，进退两难。
曾国藩为什么不愿做官？他有三条理由：一是“督抚不易做，近则多事之秋，必须筹兵筹饷。筹兵则恐以败挫致谤，筹饷则恐以搜括而致怨。二者皆易坏名声。”二是自己“用事太久，恐中外疑我兵权太重。利权太大，不能不缩手以释群疑。”三是他认为“凡做大官，处安荣之境，即时时有可危可辱之道，古人所谓富贵常蹈危机也。……平世辞荣避位，即为安身良策。乱世辞荣避位，尚非良策也。”
于是，他上疏告病请求退职，李鸿章听说后写信告诉老师：“奏章的语气不可太坚决，这样除了让人觉得痕迹太重没别的用处，而且，未必马上就能退职，即使退职一二年，其他地方若发生战争，仍然免不了被皇上征召，到那时就更加进退两难了。”曾国藩觉得他学生的这些活都切中事理，这使他陷入思考之中。他想到了这样一个办法，他在一封信中写道：
“我决计今后不再做官，也不打算回老家享清福，只求在军营中照料杂事，维系军心。不居高位，不享大名，这样，或计可以避免大祸大谤。如果遇上小小的凶咎，我也只好听之任之。”
在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他也陈述了不能逃避的看法：
“我们兄弟蒙受国家厚恩，享有赫赫大名，终究不能退藏避事，也只好像以前所说的那样，将祸福毁誉置之度外，坦坦荡荡，行法俟命而已。”
立世大智慧
曾国藩只求能将自己闲置起来，不进不退，小露不藏，这样既可以消除心腹们的后顾之忧也可以避免其他同僚的闲言碎语；既不至于让皇上为难，也不至于让自己处于被动之中；既可以保持自己的晚节和清誉，又可增加自己的体恤皇上的名声。真是一箭数雕！
表现欲不要太强
人只要稍微有些才能，就想要表现出来，以显示与别人的不同。争强好胜的人这样，追逐名誉的人更是这样。
——曾国藩
大家在一起交往，如果一个人老是自以为是，以自己为中心，处处争强逞能，不给别人以表现和施展的机会，那么别人很快就会对他产生反感，将来一起合作共事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周易？系辞下》说：“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意思是说，思想修养好的人，语言简洁，不乱发议论；而性情浮躁的人，滔滔不绝，却言之无物。
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话不多；与亲人相处的时候，话也很少。但与朋友在一起时，话就很多，如果恰好异性朋友也在一起时，话就更多了，真可谓标新立异，妙语连珠，语不惊人死不休。说到得意处，更是手舞足蹈。
这一切都是因为人有一种表现欲，或者表现一种气质，或者表现一种才情，或者表现一种风度，或者表现一种智慧，总之是想表现一种优越感，掩饰一种自卑感；想表现自己某一方面长处的人，一定有某一方面的短处。
夸夸其谈的人，本来是想表现自己的长处，可是，他在表现自己的长处时，却暴露了自己的短处；他只知道谈论的乐趣，却不知道沉默的乐趣；只知道表演的乐趣，却不知道观赏的乐趣。
为人应力戒表现欲太强，这在曾国藩所谈的处世禁忌四缄中，第一条就已谈到不喜好夸夸其谈，到处表现自己。另外，曾国藩还说：人只要稍微有些才能，就想要表现出来，以显示与别人的不同。争强好胜的人这样，追逐名誉的人更是这样。同当士兵，就想着要挺出于同列。同当小军校，就想着要在军校中出人头地。同是将军，就想着比别的将军高一头。同是主帅，也仍想着要比别的主帅高明。尽管才能有大小浅深的差别，但他们共同的一点是不知足、不安本分。能打破这种世俗的风气，就能和他谈论用兵之道了。
因此，曾国藩不仅自己常常检点自己的言行是否是表现欲太强，而且，对其僚属有这一倾向的人也及时教诲。
曾国藩第二次做两江总督时，李鸿裔来到他的幕府中，少年倜傥，不拘小节。曾国藩特别忠爱他，对他像儿子一样看待。曾国藩的秘室，只有李鸿裔可以随便的出入。当时，曾国藩的幕僚中有三圣七贤的条目，都是名极一时的宋学大家。曾国藩惊叹他们的名声，都把他们召纳了进来。然而，只是挨个的安排他们衣食住行等，并不给他们以事情做和职位。一天，曾国藩正在和李鸿裔在室中坐着谈话，正巧有客人来到。曾国藩出去迎见客人，留下李鸿裔自己在室中，李鸿裔翻看茶桌上的文本，看到《不动心说》一首诗，是某一位老儒所写的。这老儒，即是所说的十个圣贤中的一个。诗文后边写有这样一段：“使置吾于妙曼娥眉之侧，问吾动好色之心否乎？曰不动。又使置吾于红蓝大顶之旁，问吾动高爵厚禄之心否乎？曰不动。”李鸿裔看到这里，拿起笔在上面戏题道：“妙曼娥眉侧，红蓝大顶旁，尔心都不动，只想见中堂。”写完，扔下笔就出去了。曾国藩送走了客人，回到书房，看到了所题的文字，叹声说：“一定是这个小子干的。”就让左右招呼李鸿裔，这时，李鸿裔已经不在衙署中，很可能是又去秦淮河上游玩去了。曾国藩令材官拿着令箭到处去找，想一定能找到，果然在某姬的船中找到了他，带了回来。曾指着他所写的问道：“是你干的吧？”李答：“是。”曾说：“这些人都是些欺世盗名之流，言行一定不能坦白如一，我也是知道的。然而，他们所以能够获得丰厚的资本，正是靠的这个虚名。现在你一定要揭露它，使他失去了衣食的来源，那他对你的仇恨，岂能是平常言语之间的仇怨可比的，杀身灭族的大祸，隐伏在这里边了。”李鸿裔很敬畏地接受了教诲，从这以后便深深地收敛自己，不再敢大言放肆了。
立世大智慧
曾国藩不仅自己常常检点自己的言行是否是表现欲太强，而且，对其僚属有这一倾向的人也及时教诲。
处世以谨慎为怀
终身涉危蹈险，如履薄冰，却能自全其身，自守其道，尽己之性而知天命，下学上达，这些都是为人处世最重要的原则。
——曾国藩
一般而言，走向仕途的人要有一二贤者，且居高位之人引之向上，仕途就会通达起来。但群众基础也很重要。虽然，在只对上负责的中国古代社会，群众基础不起决定作用，但僚属的评价也势关一个人的前程。尤其是人言可畏，不可不省。
曾国藩涉世很深，观人极广，谨慎异常。他曾经这样说：
“做官的人，比一般人办事方便得多；做大官的人，往往他想都没有想到，就已有人帮他把事办好了。不仅他自己是这样，就是他的家人往往也是一言九鼎，颐指气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无限风光尽被占，这就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所以，位高权重的人，就不能不对自己的行为特别小心，包括对自己家人的言语也当格外谨慎。
由于他的处境，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他的为人，自然很多同乡会去找他商量，一旦找他，也都是一些危急的事情，事情一危急，自然会有几分棘手。曾国藩遵守的是祖父的做法：“银钱则量力相助，办事则竭力经营”。这是一种很智慧、很圆融、也不失体面的做法。他也希望家人都这么做，但有一条是不得违背的，那就是家人莫干预公事。
早在道光年间，他就嘱咐家人，千万不能到衙门里说公事。如果闯入衙门，一方面有失乡绅的气度，一方面也使曾国藩蒙受羞侮；一方面会使地方长官难堪，一方面也会被地方长官所鄙薄。所以，即使自家有事，情愿吃亏，千万不可与他人挑衅争讼，以免被地方长官怀疑为仗势欺人。
曾国藩深知历史上许多高官败在身边人手上，所以，当他的叔父打着他父亲和他的旗号去干预地方公事后，他立即写信予以制止。并讲了一番此乃败家误国的道理。最初，他的叔父不以为然，甚至有些气愤，这时，还是曾国藩的父亲搬出“祖训”来，曾国藩的叔父才收敛起来。
到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权势更大了，曾国藩也更加谨慎。他在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写道：“捐务公事，我的意思是老弟绝不多说一句话为妙。大凡人官运极盛的时候，他们的子弟经手去办公务也是格外顺手，一唱百和，一呼百应。然而，闲言碎语也由此而起，怨恨诽谤也由此而生。所以，我们兄弟应在极盛之时预先设想到衰落之时，在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先考虑到衰时百事拂逆之际。弟弟你以后到长沙、去衡州、回湘乡，应把不干预公务作为第一重要的原则。这是为兄我阅历极深之言，望弟千万铭记在心。”
曾国藩畏天，但不怕天，畏死，但不怕死，他怕的就是他人的嫌疑、闲言和怨谤。他和曾国荃同领一个军队，这是一种很特殊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曾国藩尤其谨慎。他对弟弟说，我出任地方官，如果仅带一个亲弟弟在身边，那么，好事未必见九弟之功，坏事必专指九弟之过，不可不慎。如何处理这种关系呢？曾国藩写了一副对联与弟弟共勉：
为平世之官，则兄弟同省，必须回避；
为勤王之兵，则兄弟同行，愈觉体面。
处世以谨慎为怀，不能不说是曾国藩免于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立世大智慧
大凡人官运极盛的时候，他们的子弟经手去办公务也是格外顺手，一唱百和，一呼百应。然而，闲言碎语也由此而起，怨恨诽谤也由此而生。所以，我们兄弟应在极盛之时预先设想到衰落之时，在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先考虑到衰时百事拂逆之际。
为人处事不露锋芒
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曾国藩
曾国藩是在他的母亲病逝，在家守丧期间，响应咸丰帝的号召，办团练组建湘军的。不能为母亲守三年之丧，这在儒家看来是不孝的。但由于时势紧迫，他听从了好友郭嵩焘的劝说，“移孝作忠”，为清王朝出山了。
可是，他的锋芒太露，因此，处处遭人忌妒，受人暗算，连咸丰皇帝也不信任他。1857年2月，他的父亲曾麟书病逝，清朝给了他三个月的假，令他假满后回江西带兵作战。曾国藩伸手要权被拒绝，随即上疏试探咸丰帝说，自己回到家乡后日夜惶恐不安。“自问本非有为之才，所处又非得为之地。欲守制，则无以报九重之鸿恩；欲夺情，则无以谢万节之清议。”咸丰皇帝十分明了曾国藩此一试探性的口吻，咸丰见江西军务已有好转，曾国藩此时只是一只乞狗，效命可以，授予实权万万不可。于是，咸丰皇帝朱批道：“江西军务渐有起色，即楚南亦就肃清，汝可暂守礼庐，仍应候旨。”假戏真做，曾国藩真是哭笑不得。同时，曾国藩又要承受来自各方面的舆论压力。此次，曾国藩离军奔丧，已属不忠，此后，又以复出作为要求实权的砝码，这与他平日所标榜的理学家面孔大相径庭。因此，招来了种种指责与诽议，再次成为舆论的中心。朋友的规劝、指责，曾国藩还可以接受，如吴敏树致书曾国藩谈到“曾公本以母丧在籍，被朝命与办湖南防堵，遂与募勇起事。曾公之事，暴于天下，人皆知其有为而为，非从其利者。今贼未平，军未少息，而叠遭家故，犹望终制，盖其心诚有不能安者。曾公诚不可无是心，其有是心而非讹言之者，人又知之。……奏折中常以不填官衔致被旨责，其心事明白，实非寻常所见。”吴敢把一层窗纸戳破，说曾国藩本应在家守孝，却出山，是“有为而为”上给朝廷的奏折有时不写自己的官衔，这是存心“要权”。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曾国藩忧心忡忡，遂导致失眠。朋友欧阳兆熊深知其病根所在，一方面为他荐医生诊治失眠，另一方面为他开了一个治心病的药方，“歧、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欧阳兆熊借用黄、老来讽劝曾国藩，暗喻他过去所采取的铁血政策，未免有失偏颇。
朋友的规劝，不能不使其陷入深深的反思。
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曾国藩有胜有败，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也有很多弱点，在为人处事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了由于改变了处世的方法而引来的收获，“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以前，曾国藩对官场的逢迎、谄媚及腐败十分厌恶，不愿为伍，为此所到之处，常与人发生矛盾，从而受到排挤，经常成为舆论讽喻的中心，“国藩从官有年，饱历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气，盖已稔知之。而惯尝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愆尤，丛讥取戾。”经过多年的实践，曾国藩深深地意识到，仅凭他一人的力量，是无法扭转官场这种状况的，如若继续为官，那么，唯一的途径，就是去学习、去适应。“吾往年在官，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此一改变，说明曾国藩在宦海沉浮中，日趋成熟与世故了。
然而，认识的转变过程，如同经历炼狱再生一样，需要经历痛苦的自省，每当曾国藩自悟昨日的是与非时，常常为追忆昔日”‘愧悔”的情绪氛围所笼罩。因此，在家守制的日子里，曾国藩脾气很坏，常常因为小事迁怒诸弟，一年之中和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葆都有过口角。在三河镇战役中，曾国华遭遇不幸，这使曾国藩陷入深深的自责。在其后的家信中，屡次检讨自己在家其间的所作所为。如，在1858年12月16日的家信中写到，“去年在家，因小事而生嫌衅，实吾度量不宏，辞气不平，有以致之，实有愧于为长兄之道。千愧万悔，夫复何言！……去年我兄弟意见不和，今遭温弟之大变。和气致祥，乖气致戾，果有明征。”1859年1月6日，又提到，“吾去年在家，以小事急竟，所言皆锱铢细故。泊今思之，不值一笑。负我温弟，既愧对我祖我父，悔恨何极！当竭力作文数首，以赎余愆，求沅弟写石刻碑。亦足少掳我心中抑郁悔恨之怀。”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自省自悟以后，曾国藩在自我修身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及至复出，为人处事不再锋芒毕露，日益变得圆融、通达。
立世大智慧
经过多年的实践，曾国藩深深地意识到，仅凭他一人的力量，是无法扭转官场这种状况的，如若继续为官，那么，唯一的途径，就是去学习、去适应。
修养心性，处事不烦
能耐烦的好处就是从容平静，从容平静方能产生智慧，方可处变不惊，才能安稳如山。
——曾国藩
做官都会遇到很多麻烦事，也必须要处理很多麻烦事，有的人处理一件麻烦事可以，处理两件麻烦事也还能行，但遇到三件或三件以上的麻烦事就耐不住了；有的人遇到一件小的麻烦还可以，一旦遇到大的麻烦就挺不住了；有的人处理别人的麻烦事还可以，一旦自己遇到麻烦就受不了了。
当官之所以烦人，就是因为麻烦事往往一件跟着一件，推也推不脱，躲也躲不掉，难得清静，难得自在，难得潇洒，为什么说“无官一身轻”呢？就因为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事情。
所以，做官要修养心性，第一件事就是训练自己处事不烦，不急不躁，无怨，清醒。头脑清醒才能保持安静，保持安静才能稳住部下，稳住部下才能做出决断。不然的话，心急似火，性烈如马，只会使事态的发展更加混乱。
曾国藩对耿恭简所说的“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有更深一层的理解，他以为做官如此，带兵亦然。有一天，曾国藩接到曾国荃的一封信，信中说：“仰鼻息于傀儡膻腥之辈，又岂吾心之所乐。”曾国藩谆谆告诫弟弟说，这已经露出了不耐烦的苗头了，将来恐怕难以与人相处。能耐烦的好处就是从容平静，从容平静方能产生智慧，方可处变不惊，才能安稳如山。
1862年，曾国藩率部追击捻军。一天夜晚，兵驻周家口（今江西万载县），湘军护卫仅千余人，捻军突然来袭，湘军开始不耐烦了，惊俱不已。幕府文书钱应溥急忙向曾国藩说：“现已半夜，力战肯定不行，突围恐怕危险重重。但若我按兵不动，佯为不知，彼必生疑，或许不战自退。”曾国藩于是高卧不起，钱应溥也镇静若常。守护曾国藩的卫兵见主帅若无其事，于是，也都平静下来，恢复常态。捻军见状，果然怀疑曾国藩布有疑兵，徘徊不定，不敢冒进，最终匆匆撤去。
立世大智慧
做官要修养心性，第一件事就是训练自己处事不烦，不急不躁，无怨，清醒。头脑清醒才能保持安静，保持安静才能稳住部下，稳住部下才能做出决断。不然的话，心急似火，性烈如马，只会使事态的发展更加混乱。
以“匡时救世”为己任
莫大儒牛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
——曾国藩
中国古代为官者的平常心应该是怎样的？在曾国藩看来，就是不用权力营私，而用权力为公。如果逾越这个界限，那么为官者的心态就会变得“另类”了。曾国藩谋权、用权有一条基本原则即“以澄清天下为己任”，而不是用权力来谋取和满足私欲，所以，他能保持一颗平常的心态去为官为民，这样，就决定了他以清廉、正直为官的原则。
1838年，曾氏殿试成进士，名列三甲。按清代科举常例，三甲进士多不能入翰林，曾国藩为此而感到羞愧。此后，他更加努力，跻身于翰林行列，更加努力，终于登上了封建仕途的最高阶梯。
很多人到了翰林这个地位，已不必在书本上用太多的功夫，只消钻钻门路，顶多做做诗赋日课，便可坐等散馆授官了。曾国藩来自农村，秉性淳朴，毫无钻营取巧的习气；在京十余年来勤读史书，倒培养出一般“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气来。
为此，他将原来的名字子城改为“国藩”，即暗寓“为国藩篱”之意。他相信自己终有一天，如同云中展翅翱翔的孤凤一样，不鸣则已，一鸣则引来九州的震动；如同生长在深山中的巨树一样，有朝一日成为国家大厦的栋梁。
然君子立志，志在何方？曾国藩以为：“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即有为大众谋求幸福的胸襟，有在内精通学养，对外振兴国家，开创伟业的壮志。他十分自信地表示：“莫大儒牛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决心按照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正统士大夫的基本人生信条，为维护封建的纲常伦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而大显身手，实现其“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
曾国藩还认为，要实现“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要达到这样一个人生的最终目的，就必须具有为之奋斗献身的精神世界。因为，人生的道路是极其艰难困苦、坎坷不平的，尤其是处于内忧外患一齐袭来的中国近代社会，要扭转国家的命运，实现天下大治的目的，困难会更大，需要牺牲的东西会更多。从而，他总结历史经验，得出认识，认为古往今来，大抵圣贤豪杰，之所以能完成救世的宏愿，都是力排万难，独任艰巨才达其目的的。因为，“圣贤之所以为圣，佛家之所以成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他在日记中，更以其具体透彻的例子加以说明：
与子序言圣人之道，亦由学问、阅历渐推渐广，渐习渐熟，以至于四达不悖。因戏称曰：乡人有终年赌博而破家者，语人曰：“吾赌则输矣，而赌之道精矣。”从古圣贤未有不由勉强以几自然，由阅历悔悟以几成熟者也。程子解《孟子》“苦劳饿乏，拂乱动忍”等语曰“若要熟也，须从这里过”。亦与赌输而道精之义为近。予序笑应之。
道理说得很明白，要成为一代圣贤，要达其“匡时救世”的目的，实现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没有奋斗牺牲、百折不挠的精神是不行的。进一步说，如果缺乏坚忍不拔的奋斗牺牲精神，即使具有救世的抱负，到头来于国家、社会乃至个人和家庭都是无益的，终究成不了一代圣贤，人生的意义也就大为淡薄，甚至不复存在了。
正因为曾国藩具有以上这样一种奋发进取的思想基础，所以，他平生都以全力为实现这个“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和人生目的而锐意奋斗。
曾国藩自1838年成进士，1840年授翰林院检讨，自从七品以后，开始了他为期十二年的京宦生涯。本来，凭他的学识和才能，完全可以在学问上专心进取，成为著名的学术大师；但是，为适应他那“匡时救世”的人生哲学的需要，他没有更进一步向这条与世隔绝、不问政治的道路上走下去，也终究不能成为一个十足的学问家，而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风暴席卷东南各省之际，应命出山。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初，曾国藩想对事态的发展估计不足，因而他在1852年丁母忧在籍守制之时，清廷令他帮同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本省团练事务，但他当时不打算应命，当即草疏恳请在家守制，具呈亮基代奏。誊就未发，接张亮基函，告知太平军势如破竹，挺进东南各地，武汉失守，人心惶惶，恳请曾氏迅速来省城共商大计；好友郭嵩焘亦亲至湘乡力劝为保桑梓，不必死抱守制成法，应命出山而治事。于是，曾国藩毁弃前疏，于1853年初毅然出山。按照中国传统习俗，父母逝世，儿子在外做官必回籍守制一年或数年以尽孝心。然而，为什么曾国藩最终还是应命出山。加入与农民起义为敌的行列呢？这在曾氏给清廷的奏折中说得很明白：
今回籍未满四月，遽弃庭闱，出而莅事，不特臣心万分不忍，即臣父亦慈爱难离。而以武昌警急，宵旰忧劳之时，又不敢不出而分任其责。
言下之意是，守制之事，从个人的角度来说，确是很重要；但国家危难在即，我虽在守丧之时，但为国家利益、为“匡时救世”担当应负之责，即使暂时背不孝之名也值得。从此以后，曾国藩虽历尽千辛万苦，碰到的困难不计其数，终因受救世人生哲学的驱使，忍辱负重，不敢懈怠，为清廷尽心竭力。即使是生命攸关的时刻，也在所不辞。如1854年兵败靖港，忧愤投水欲自尽，被章寿麟等救起，随后反复掂量，终于鼓足勇气继续与太平军作战。每次遇到危急时刻，他都“咬牙”坚持，直至把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血腥镇压下去。其坚忍不拔的意志，强硬不折的毅力，均来源于他那维护儒家纲常伦理、维护清王朝统治的救世人生哲学观。
曾国藩出身于正在上升中的中小地主阶级家庭，来自统治阶级下层，故其救世人生哲学观是积极向上的，很少颓废思想。同时，又由于他非常相信主观意志的作用，认为只要拼命去干，就能达到救世的最终目的。因此，这种救世人生观，不仅在咸、同期间对封建士大夫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已在19世纪末年乃至20世纪初年，亦在激进民主主义者身上留下了它一定的痕迹。近代湘籍爱国志士就有如谭嗣同、唐才常、陈天华、禹之谟等人，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戊戌变法期间，谭嗣同甘为中国“变法而流血”，拒绝出逃；自立军起义期间的唐才常，从小就立志“以天下为任，以救中国为事”，以“匡时救世”作为自己的人生目的；生长在湖南乡下、曾在湘乡等地求过学的青年毛泽东，在对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吸收、消化过程中，曾国藩的救世人生哲学对他也产生了深刻影响，“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立世大智慧
曾国藩一生为官用权，去私欲，重天下，是良好的做官心态。正是有了这样一个难得的平常心态，所以，他才能真正以“匡时救世”为己任，或者说没有把“匡时救世”当作一块假牌子，这是他为官几十载的最大特点。
以存诚自养
若夫一己之屈伸，一家之温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曾国藩
曾国藩以一个书生在仕途的发展，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的，他于道光十八年（1838）中进士，两年后授翰林院检讨，过七年即超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又过两年又升授礼部右侍郎，并于此后四年之中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十年七迁，连跃十级，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对于生长于深山，出身“寒门”的曾国藩来说真可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以一介文人，组建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而成就了武功大略，官封一等勇毅侯，被世人誉为“中兴第一名臣”。曾氏家族也成为清朝二百年来汉人第一家。人们认为他一定喜爱大风大浪吧！但实际上曾国藩在养生处事中的哲学与众不同，特别深刻。曾国藩在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二日写给四弟曾国荃的信中说；安身立命应该从波平浪静方面考虑，保持心中平静顺和，千万不要从翻天覆地，动荡不安处考虑，虽然人人都不甘心庸庸无为，但注意平静为第一原则。生活阅历千变万化，总是应该慢慢向平实处用功。“向平实处用功”和“波平浪静”这是曾国藩处世哲学的两点重要原则。
曾国藩写道：“弟克复两省，勋业断难磨灭，根基极为深固。但患不能达，不患不能立；但患不稳适，不患不峥嵘。此后总从波平浪静处安身，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吾亦不甘为庸庸者，近来阅历万变，一味向平实处用功。非萎靡也。位太高，名太重，不如是，皆危道也。”
他的意思是：“四弟收复两省，功绩之大是根本不会磨灭的，你的地位也是很稳固的。只是担心做事不能达到成功的目的，不怕成功了站不住脚跟，只怕不能平安舒适，不怕英名不突出。从此以后要从波平浪静处安身，不要总想做什么翻天覆地的大事业，我也并不甘心做平庸粗俗的人，近来我的阅历变化特别大，一味向着平安实在的方面下功夫。并不是我萎靡不振，而是因为地位太高，名声太大，不这样做，都会有灾祸临头的危险。”
其实，曾国藩的平静养生方法是被逼出来的。曾国藩多年到处征战，军事政务繁忙，从三十五岁起，遍身生了一种蛇皮癣，搞得他坐卧不安，痛苦万分，以致于精神萎靡不振，困顿到了极点，还不到五十岁，却早早衰弱到如此程度。他自认为这都是因为天赋的资质不厚，并且，又百般忧愁摧残动摇，加上历年来抑郁寡欢，为不平之事愤懑而致的折损。后来，曾国藩的好友冯树堂来访，与他讨论修养心志、身体的方法。推荐他说：离开静心安坐再也没有更好的方法。能静坐，那么天下能干的事情，都可以干好。心理意志和意气感情总是拆不开的。心志稍有浮躁，那么，感情就会浮躁，意气感情涣散，那么，心志也就涣散了。思想竟志专注于某一方面，意气感情自必为之转移。如此，曾国藩才一直坚持下来了。
曾国藩生长在湖南乡间，湖南的民族性是以强悍著称的。曾国藩又是一个读书人，看到历史上许多人物，他们成功的条件就是坚韧不拔，具有实干精神。他常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他从少年起，就“困知勉行，立志自拔于流。”苦志学业，到了进京中进士以后，与唐镜海，倭艮峰等大儒交往，他的思想更进了一步，此时，他要穷理达德，做圣贤的功夫，他的事业则已立立人，已达达人，而以匡时救世为事事。
又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址，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若夫一己之屈伸，一家之温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为使志向得以实现，曾国藩以存诚自养。中国圣贤内圣外王之道，即大学上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八个步骤，而最基本的则在于诚意、正心，曾国藩以此自励，并以勉励僚属子弟。因此，他虽然一生中遭遇到许多挫折和打击，而他内心一直保持平静和顺，从不灰心丧气，保持清醒的头脑，以一颗平常心来对待烦恼，终于获得了最后的成功。
一个人能够让自己在干扰影响下尽可能地保持平静，就能使行动的能力大大增强。曾国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担当起文武功业的大任的。
立世大智慧
在人们的一生中，处处都有风波险阻，遭遇功名利禄，面对这个复杂的社会，谦让才是处事的妙方。做到恭谦让人，争斗就会停止，忿恨才会平息，结怨才会化解，天下再大的祸患都会冰消雪化于“让”字之中。平常的人如果能够把握住它，则可以免除灾祸而得幸福。
不可轻取人财
情愿人占我的便宜，断不肯我占人的便宜。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切记切记。
——曾国藩
赢得别人赞赏最好的办法是：恩惠术。曾国藩心明眼亮之处在于不贪，会施以恩惠是他取得长久胜利，让大家齐声说好的手段。这说明曾国藩懂得：赢得别人赞赏最好的办法是恩惠术。
曾国藩的恩惠术不是一般人能学得来的，因为，这是超人的智慧。明代人杨继盛在临终前给他儿子的遗嘱中写道：“宁让人，勿使人让；吾宁容人，勿使人容；吾宁吃人亏，勿使人吃吾之亏；宁受人气，勿使人受吾之气。人有恩于吾，则终身不忘；人有仇于吾，是即时丢过。”这既是箴言．也是苦药，更是一个临终老人对人性的彻悟，蕴藉着多么丰富的人生奥义。他只讲了一个“恕”字，但每一句都是宁人负我，我勿负人。
曾国藩对人性的理解比杨继盛还要透彻，他认为，从前那些施恩于我的人都是另有所图，少则数百，多则数千，不过都是钓饵耳。将来万一我做了总督或者学政，不理他们吧，失之刻薄，理会他们吧，即使施一报十，也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正是出于这种理解，曾国藩在京城八年，从来不肯轻易接受他人的恩惠，他对弟弟写道：“情愿人占我的便宜，断不肯我占人的便宜。”并嘱咐他们：“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切记切记。”
也许处身官场的人，没有不同意曾国藩的说法的，这固然包含着对占便宜失身、失节的领会，但更多的是一种怕麻烦的心理，总是担心应接不暇，纠缠不断。曾国藩是一个精明人，当然想到了这一点。
总之，占便宜，无论哪一种形式，哪一种性质，哪一种目的，都可以一言以蔽之：便宜好占，或者难堪，或者麻烦。
1849年，曾国藩在京城的寓所只有两样东西，一是书籍，一是衣服。衣服是做官的人必不可少的，而书籍是曾国藩一生的嗜好。
就是这两样东西，曾国藩也表示，将来罢官以后，除了适合夫人穿的衣服外，其他都与兄弟五人抓阄平分，所有的书籍，则一律收藏于“利见斋”中，无论兄弟、还是后辈都不得私自拿走一本。除了这两样东西，曾国藩说他绝不保留任何东西。
据曾国藩自己说，因为经济紧张，他在北京做官，虽然对家庭有些接济，可是欠了一千两银子的债，回家又需要几百两的路费，“甚难措办”。
曾国藩劝诫曾国荃：身居高位，不可骄傲。但曾国荃总是听不进去，曾国藩不得不又给他写一封信：“你对我的劝戒，总是不肯虚心体验，动辄辩论一番，这最不可取。我们身居高位，万众瞩目，不可不慎。大凡总督巡抚总以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自满自足。君子过人之处，只在虚心而已。不但我的话你要细心寻思，而且，外面所有的逆耳之言，你都应该平心考究一番，所以，古人认为，居上位不骄极难。”
做官的人，做大官的人，做官做久了的人，一容易骄傲，二容易奢侈，有时不一定自己想这样，而往往是别人迫使自己这样。曾国藩就遇到过这样的事。
一天，曾国藩的属下李翥汉说，他依照李希帅的样式打了一把银壶，可以炖人参，可以煮燕窝，花费了八两多的白银，曾国藩听说后深深感到愧悔，他说：“现在百姓都吃草根，官员也多属贫困；而我身居高位，骄奢如此，并且还窃取廉洁节俭的虚名，真是令人惭愧得无地自容啊！以后应当在这些方面痛下针砭的工夫！”
还有一天，魁时若将军与曾国藩谈心，说他家四代都是一品大官，而他家的妇女并没有穿戴绸缎软料。这给他很大震动，他反省自己，平日常常以“俭”字教人，而近来在饮食起居却“殊太丰厚”；自家的妇女在穿戴上也过于讲究了。他“深恐享受太过，足以折福”。
“为了表示一生清廉的决心，曾国藩曾说：
在几个弟弟中，我对待温弟(曾国华)似乎过于严厉，但扪心自问，觉得还没有对不起兄弟的地方，我不是信口开河，大凡做大官的人，往往对妻子儿女特别照顾，对兄弟则失之苛薄；往往私肥自家，对亲戚同族则失之刻薄。我从三十岁以来，就一直把升官发财当成一件可耻的事情，把官囊积金留给子孙享用看作可羞或可恨的事情。所以我暗中发誓，决不靠做官发财，决不把做官得来的钱财留给后人。苍天在上，神明鉴临，我决不食言。所以，我立定此志。决刁；凭做官发财，决不留钱给后人。如果俸禄较多，除了供奉父母衣食所需之外，全部都用来周济贫穷的亲戚，这是我一向的愿望。”
曾国藩非常注重名声，故头脑时刻清醒，乃为智人！
立世大智慧
也许处身官场的人，没有不同意曾国藩的说法的，这固然包含着对占便宜失身、失节的领会，但更多的是一种怕麻烦的心理，总是担心应接不暇，纠缠不断。曾国藩是一个精明人，当然想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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