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事从小处做起

    古之成大业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百尺之楼基于平地，千丈之帛，一尺一寸之所积也。万石之钟，一铢一两之所累也。

    ——曾国藩

    古往今来，那些成就大事业的人，都是积累有素，厚积而薄发，一旦机会到来，乘势而上。除非动乱之世，社会处于无序状态，人的发展往往打破既定程序，就一般性而言，都从日积月累中戒就。曾国藩历来将眼界宏大与小处入手相提并处，认为二者缺一不可。他还特别从历代有作为的帝王和宰相身上，印证他的结论。他曾有过这样的精采之论：

    古之成大业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百尺之楼基于平地，千丈之帛，一尺一寸之所积也。万石之钟，一铢一两之所累也。周文王是中国难得的圣人，但自早晨至中午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周公是夜以继日，处理政务直到天亮。这些圣贤勤劳若此，则无小无大，何事敢怠慢！诸葛亮为相，自杖罪以上，皆亲自临决。杜慧度为政，纤密一如治家。陶侃综理密微，虽竹头木屑皆保存起来作为有用之物。朱熹曾说为学须铢积寸累，为政者亦未有不由铢积寸累而能够有所作为的。秦始皇用石来量书，不处理完毕不入睡；魏明帝自己代行尚书事，隋文帝批文件无暇吃饭，令卫士送餐，这些皆为后世所讥笑，以为天子不当亲理细事。我认为天子或可以不亲细事，若为大臣者，则断不可不亲。陈平之问钱谷的事，不知，问刑狱的事，尚不知，未可以为人臣效法也。大凡建功立事，一定以亲眼所见者为有效。如有车必见其车具，如有衣必见其襟袖，若为广见博闻的君子，必见其著述满家，手稿累筐。若为躬行实践的君子，必见其面色之兴奋，徒党对他的感慕。如果善于治民，必见其所居之民高兴的地方，离任时老百姓会十分眷恋他。假如善于治军，必见其有战则胜，有攻则取。若不以目所共见者为根据，而但凭心所揣度者为高，则将以空虚浅薄为哲理，而轻视务实，以崇尚空泛为贤能，而耻笑勤奋谦谨，何异于邓扬之徒，流风相扇，高心而空腹，尊己而傲物，大事细事，皆堕坏于稀里糊涂之中。亲者贤者，皆被拒于千里之外。以此而希望大业之成，不亦慌谬吗！孔子许诺仲弓为重要人才，而雍正以居敬为奉行简约之本，都一定是因为能够勤敬才无废事的。

    我朝宣宗道光皇帝，临朝三十年，勤政法祖。每日寅正而始，阅览章奏，卯正而毕，事无滞留。1849年，圣上身体欠佳，自夏至冬，仍带病治事，不趋简便。1850年2月25日，始命皇四子代阅章奏，召见大臣。即今咸丰皇帝也。盖以七十天子，重病半载，其不躬亲庶政者，仅是生前病重的那一刻。为人臣者，其敢自暇自逸，以不亲细事给自己开脱吗？

    曾国藩还从细微处做起，总结出成功人生应谨守的六个原则：凡多欲者不能俭，好动者不能俭。多欲如好衣、好食、好声色、好书画古玩之类，皆可浪费破家。认为他的弟弟曾国荃虽无癖嗜之好，而颇有好动之弊。写信劝道：今日思作某事，明日思访某客。所费日增而不觉，此后讲求俭约，首戒好动。不轻出门，不轻举事，不特不作无益之事。即修理桥梁道路，寺观善堂，亦不可轻作。举动多则私费大矣。其次，则仆从宜少，所谓食之者寡也。再其次，则送情宜减，所渭用之者舒。否则今日不俭，异日必多欠债。既负累于亲友，亦贻累于子孙。

    立世大智慧

    事事从小处做起，则大事可成矣。曾国藩说：“泰山之高以其不弃粪壤，沧海之大，以其不拒浊流。”就是这个意思。

    不拘泥于过去的做法

    处大事、决大疑，不可拘泥以往成败

    ——曾国藩

    唐太宗有三面镜子，其中之一是：“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中国有效法古人的传统。尤其是遇到大是大非，以及难以决断的疑难事时，往往从老祖宗那里寻找答案。《资治通鉴》的编纂，也是让宋代皇帝吸取历史经验，作到“善可为法，恶可为戒”。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历史经验都靠得住的，如果一味法古，拘泥于过去的做法，那也是很危险的事。曾国藩在审视以往的中国历史时，尤其是重大历史关头时，往往成功与失败并存，不存在一定成功或一定失败的必然性。因此，他提出处大事、决大疑，不可拘泥于往事之成败的重要论断。他举了三个典型的事例：

    第一件事是汉景帝时渚侯王势力极大，大臣晁错建议“削藩”，即削弱地方藩国的权力，景帝采纳了这一建议，但很快激起吴、楚等七个诸侯王国的叛乱，他们以诛晁错为名起兵造反，景帝派太尉周亚夫平叛。这时，当过吴王丞相的爰盎向景帝建议说：只要杀了晁错，叛军就会罢兵。景帝因事出仓猝，就采纳了这一建议，晁错因此被杀。但叛军并没有罢兵，继续进攻，景帝知道自己上当，连忙加强军事部署，最终将叛乱平定了。

    第二件事是明初。朱元璋死后，由他的长孙朱允蚊即帝位。他采纳大臣齐泰、黄子澄的建议，实行“削藩”。但燕王朱棣以诛“奸臣”齐、黄为名，起兵反抗。这时也有人向建文帝建议，诛杀齐、黄，换取燕王罢兵。建文帝没有采纳。战争打了四年，燕王攻占了南京，建文帝不知所终。齐泰等人受到族诛。

    第三件事发生在清朝。康熙时吴三桂等坐镇西南等地，大臣米思翰建议康熙撤藩。大学士明珠也赞成，但另一位大学士索额图反对。康熙认为“撤亦反，不撤也反”，因此，决定撤藩。吴三桂等果然起兵叛乱。最多时已占领了江南大部分省分。这时，索额图建议杀掉提出和赞成撤藩的人，康熙帝不以为然。经过八年的战争，最终平定了三藩之乱。

    曾国藩认为：“此三案者最相类，或诛或宥，或成或败，参差不一。士大夫处大事，决大疑，但当熟思是非，不可泥于往事之成败，以迁就一时之利害也。”

    曾国藩还通过观察，得出亡国之君从其一些做法上能够看出来。唐昭宗的例子他认为最能说明问题。

    唐昭宗时王室衰落，地方军事统帅各自拥有重兵，对抗中央。昭宗想有所作为，想发兵讨伐李茂贞，并责成宰相杜让能主持军务，杜让能再三辞谢，言他日臣徒受晁错之诛，也不能弭七国之祸。不久，李茂贞进逼兴平，朝廷禁军败溃，京城大震。茂贞上疏请诛让能。让能曰：臣固先言之矣。昭宗涕下不止，曰：与卿决矣。是日贬让能梧州刺史，不久赐自尽。曾国藩认为“斯则无故受诛，其冤有甚于晁错、齐泰、黄子澄。昭宗既强之于前，复诛之于后，此其所以为亡国之君也。”通过对历史的反思，曾国藩开阔了自己的胸襟，对过去的事很后悔，他说：国藩在军时，有一时与人定议，厥后败挫，有时将过错归咎于人，有时还露出不满的样子，都是因为见理未明的缘故耳。”

    曾国藩还通过石敬瑭反唐之事，得出“事败归咎于谋主者，乃庸人”的结论。他说：后唐潞王虑石敬塘之将反，李崧、吕琦劝帝与契丹和亲，薛文遇沮之。帝欲移石敬塘镇郓州，文遇全力赞成。厥后敬塘反，引契丹大破唐兵，唐王见薛文遇曰：我见此物肉颤，几欲抽佩刀刺之。曾国藩得出结论说：大氐事败而归咎于谋主者，庸人之恒情也。

    立世大智慧

    曾国藩在审视以往的中国历史时，尤其是重大历史关头时，往往成功与失败并存，不存在一定成功或一定失败的必然性。因此，他提出处大事、决大疑，不可拘泥于往事之成败的重要论断。

    保持倔强以砥励志向

    修身养性以少恼怒为本，办事以能够得欢心为本。

    ——曾国藩

    俗话说“大人有大量”，“宰相肚里能撑船”，说的是胸怀、气度。人的职位越高，气度应该越大，二者是正比关系。曾国藩最爱读《资治通鉴》，他十分钦佩唐代宰相，认为都有胸襟，所以，国家气运旺盛。他总结了开国宰相与中兴宰相的不同，认为，前者必须见识远略，有大胸襟、大气度。中兴宰相则侧重于具体事务，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曾国藩还特别注意到：古往今来的大失败者包括那些英雄们，也都败在不能“降龙伏虎”上，即不能自我控制，没以气度。

    1863年3月9日曾国藩在给他的九弟的信中说：

    肝气来时，不仅不能心和气平，而且丝毫无所恐惧，确有这种情况。别说你处于盛年这样，就是我逐渐衰老，也常有肝火不可遏制的时候。但应强迫自己抑制，制住怒气，也就是佛家所讲的降龙伏虎。龙就是火，虎就是肝气。多少英雄豪杰小能过此两关，也不仅是你我兄弟这样。关键要抑制，不让他过盛。降龙养心，伏虎养肝。古圣贤所讲的去欲，就是降龙；所讲的戒怒，就是伏虎。儒家、佛家理论不同，然而在节制血气方面，没有什么不同，总不让我们的欲望戕害我们的身体，性命罢了。

    至于倔强二字，却不能少。建功业写文章都离不开倔强，否则，柔靡二字一事无成。孟子所讲的至刚，孔子所讲的贞固，都要靠倔强养成。我们兄弟都继承母亲的性格颇多，好处也正在倔强。如果能制住怒气以保养身体，保持倔强以砥励志向，就会前途无量。

    在他的弟弟处于危难的时候，曾国藩又以去忿欲和存倔强以勉励。他在1864年5月25日《致沅弟》信中说：

    在我的中庭有八块堂匾，它的跋中说：修身养性以少恼怒为本，办事以能够得欢心为本。弟积劳成疾，应当特别注意少恼怒。纪泽对待你像侍候父亲那样，你应当感到特别高兴才是。

    数日后曾国藩再次给其弟国荃写信：

    初十日接到你初七日申时来信，对我初四日所谈苏州、上海整顿粮饷一事，分析规划得非常详细明白，高谈阔论，可慰可敬。弟近年来在我愤怒和激动的时候，总是好言相劝；即使弟弟自己发生愤怒和激动的时候，也常常马上收敛。用这种看法推知弟的道德和器量是不可限量的，后福也是不可限量的。大致担任国家大事的人必须有气度，忧虑之气积于心中就变成了负担，所以说，倔强到了极点，就不能不流露出愤怒和激动。以后，我们兄弟动气的时候，彼此之间应该互相劝诫，保留住倔强的品质，除去愤怒激动的情绪，就可以了。

    曾国藩的倔强，在他兵困祁门时有充分的表现。1860年，曾国藩驻扎在祁门。当时安徽南北十室九空，从金陵到徽州八百余里，遍地都是太平军，没有哪一天没有战斗。徽州刚失陷时，休、祁一带大为震惊。有的人劝曾国藩将军营移到别的地方，他说：“我初次进兵，遇到危险就退却，以后的事情怎么说呢？我离开这里一步，就没有死的地方了。”何等的倔强！敌军到后，四面围攻。他亲笔写下遗嘱，营帐上悬挂佩刀，从容布置迎敌，没有改变平常的态度。死守了二十来天后，征召鲍超一起大战一场，将敌军驱赶到岭外，他的幕僚曾总结说：以十余年来共同诛杀未果的狂妄“敌军”，曾国藩领军四年，就依次予以荡平，都是因为祁门刚开始时的倔强和不胆怯，才能够使敌军胆寒，而振作士气。

    当曾国藩的弟弟也面临着他那样最需要倔强的时候，他及时地送去了，他说：

    “难禁风浪”四字条幅已完好归还，我很高兴。古来豪杰皆以这四个字为大禁戒。我们家祖父教人，也以懦弱无刚四字当做大的羞耻。因此，男儿立身行事，必须有倔强的大丈夫气概，仅几万人被困于城下，士气最容易消沉，弟能鼓舞起数万人的刚气，而长久不使它消沉下去，这正是你比别人高明之处，更应当在这些地方下些功夫。

    曾国藩说：至于强毅之气，决不可无，但强毅与刚愎不同。古人说：自胜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好，皆自胜之意。如不习惯早起，而强制天未亮即起；不习惯庄重尊敬，而强制参与祭祀仪式；不习惯劳苦，而强制与士兵同甘共苦，勤劳不倦，这就是强。不习惯有恒，而强制自己坚定地持之以恒，这就是毅。不这样做却以气势胜人，是刚愎。二者表面相似，其实有天壤之别，不可不察，不可不谨。

    曾国藩在处世中把大度与戒怒、宽容与倔强揉合得如此贴切，而又把强毅与刚愎区分的如此明晰，真可谓处世之楷模。

    曾国藩还把度量的大小列为区分君子小人的又一重要标尺。他说：“所谓小人者，识见小耳，度量小耳。‘致使君臣、朋友、父子、兄弟、夫妇之间’此皆量褊而易以滋疑者也。君子则不然，广其识，则天下之大，弃若敝展；尧舜之业，视若浮云。宏其度，则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他以此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指导思想。

    不顾是非的掣肘，是常见，并最易引起相互报复而结仇的现象。曾氏在面对这类情况时。正是秉着宏其度、反求诸己的精神去处理的。1862年，他同江西巡抚沈葆桢因厘金分配问题发生争执，沈要扣下应解湘军的厘金自用。除了双方上报朝廷裁定外，曾氏这样解剖自己：“日内因江西藩司有意掣肘，心为忿恚。然细思古人办事，掣肘之处，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恶其拂逆，而必欲诛锄异己者，权臣之行径也；听其拂逆而动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无敌国外患而已为虑者，圣贤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砺我之德性，其庶几乎！”当时，曾国藩正以钦差大臣、两江总督的身份统辖包括江西在内的四省军务，巡抚也归其“节制”之列。此事，虽最后由朝廷裁决，但其严于责己的精神无疑是可贵的。只有具备了这种精神，才能更易于与人精诚合作，共成天下大事。

    立世大智慧

    建功业写文章都离不开倔强，否则，柔靡二字一事无成。孟子所讲的至刚，孔子所讲的贞固，都要靠倔强养成。我们兄弟都继承母亲的性格颇多，好处也正在倔强。如果能制住怒气以保养身体，保持倔强以砥励志向，就会前途无量。

    咬牙立志、徐图自强

    然困心横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能够承受压力、承受打击，即自胜之力甚强，是成大事者必备要义之一。

    ——曾国藩

    自胜之力，就是人的忍耐力，是人能够克服困难、承受打击的基本素质。曾国藩通过阅读古代典籍，认为，能够承受压力、承受打击，即自胜之力甚强，是成大事者必备要义之一。一般而言，人都有承受压力和困难的潜力，但能否承受大的压力和困难，就是识别一个人能否胜任做大事的标准之一。曾国藩晚年回忆说：平生受尽屈辱和谩骂，但矢志不移。后人评价曾国藩“坚忍成功”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

    梁启超就说过：凡古来能成大事的人，其自治力、忍耐力必定是很强的。欧美各国的人不必议论，古代的人不必议论，就说最近之人吧。曾国藩自少年始就有吸烟和晚起的毛病，后来，他决心改掉这个毛病。开始时毛病很顽固，很难改掉。曾国藩视之如大敌，决心彻底克服才肯罢休。曾国藩以后能率湘军攻克盘踞金陵十余年的太平军，与他能改掉十余年的陋习是同一种精神去处理的。

    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人，面对别人的不理解、不支持或是讥讽、嘲笑、轻蔑甚至侮辱，他不是怨天尤人，而是好汉打脱牙和血吞，咬牙立志、徐图自强。

    1854年，曾国藩在决计会战湘潭时，太平天国的声势已颇盛，以南京为中心，武汉、镇江、扬州等重镇，都掌握在太平军的手里，清朝政府在这一地区内几乎没有任何力量组织反抗了，而东征太平军的曾国藩也接连失利。决战湘潭对于交战双方来说，都攸关大局。曾国藩认为：“湘潭与靖港之贼互为首尾，倘不及早扑灭，不独省城孤注难以图存，衡、永、郴、桂及两粤匪党，闻风响应，东南大局不堪设想。”确实，太平军若能取得湘潭之战的胜利，便能攻取长沙，控制湖南，从而在湖南和两广农民起义军的响应下，迅速南下，控制两广、闽浙等地，占有半壁江山。太平天国政权只有在真正实现了划江而治的条件下，才具备发动北伐的可靠基地，夺取全国政权才有可能。对湘军来说，湖南是湘军的老巢，占有湖南便意味着湘军的兵饷来源有保证；一旦失去湖南，犹如鱼离开水一样，就会因干枯而消亡。

    曾国藩认识到了湘潭战场的重要性，急派悍将塔齐布率军开赴湘潭，又调水师总统褚汝航协助陆师摆开了与太平天国生死搏斗的架势。这样，在湘潭战场上，湘军的兵力占了优势，加上太平军主帅林绍璋本人忠厚有余，但“无大本领”，指挥不当，致使战线过长，兵力分散，使太平军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湘潭之战，太平军遭到前所未有的惨败，清廷特别强调这一胜利的影响：“自粤逆称乱以来，未受大创，湘潭一役，始经兵勇痛加剿洗，人人有杀贼志矣。”

    湘潭之战的胜利，改变了对曾国藩黑云压境的形势。曾国藩募勇成军的作法，也得到了咸丰帝的支持。湘潭全胜、靖港大败，由骆秉章、鲍起豹（湖南提督）和曾国藩会奏经过，请奖励立功将士，而曾国藩则单上一折，痛陈自己的失误，奏折的最后，他沉痛万分、深切自疚地说：“臣整军东下，本思疾驱出境，乃该逆（太平军的林绍彰）大举南犯，臣师屡挫，鄂省危急，不能速援，江面贼氛，不能迅扫，大负圣主盼望殷切之意，请将臣交部从重治罪。”对于曾国藩的自罪自责的一片赤城，咸丰帝并未理解，甩手便是一巴掌，使曾国藩好不伤心。咸丰帝朱批道：“此奏太不明白！岂已昏耶？汝罪固大，总须听朕处分。岂有自定一责问之罪？殊觉可笑！想汝是时心操如悬旌，漫无定见也。”真是嬉笑怒骂，无所不至！曾国藩于是被革去了礼部侍郎之职，“责成其戴罪剿贼”。

    随后，咸丰皇帝又以株守长沙不主动迎战之罪名，将湖南提督鲍起豹革职，任命云南腾越镇总兵常存为提督，在其未到任前，由塔齐布暂署。两个月后，骆秉承参奏常存在长沙守城时，畏葸逃避，改授塔齐布为湖南提督。至此，湘军在与湖南大吏的长期争斗中取得了重大胜利，从此，在湖南便站稳了脚根。

    在这种艰难的境遇下，曾国藩回到长沙以后，咬牙立志徐图自强，他认真总结了岳州、靖港二次战争的惨痛经验教训，努力克服自己的弱点，为湘军日后出外作战积累了经验。在曾国藩看来，湘军各营在几次战斗中暴露出来的种种弱点，其政治原因是功罪不分，赏罚不明；其组织原因是良莠不分，勇懦不一。因此，他对湘军进行了整编。据查，湘军岳州大败，敢于同太平军进行抵抗的，只有彭玉麟一营；湘潭之战，浴血奋战的只有塔齐布两营、杨载福两营。曾国藩根据兵贵精而不贵多的原则，依据勇于战斗的条件，决定士兵的去留。他从明赏罚、严军纪做起，凡溃散之营便不再收集，营哨兵勇一律裁去不用。经过这番整顿和裁撤，留下的仅有水陆两部五千人。其弟曾国葆也在被裁之列，这对曾国葆的打击很大，多少年后还一直深居简出，拒见宾客。同时，决定将王鑫留在湖南。命罗泽南跟随其出征。令塔齐布、罗泽南、彭玉麟、杨载福增募新勇，使湘军人数又扩至一万余人。在衡州、湘潭修造船支，与此同时，除湘军本身的扩充以外，将胡林翼的黔勇增募至二千，征调了登州镇总兵陈辉龙所率的船队，和广西候补道员李孟群统率的船队，共汁一千余人。

    经过长沙整军以后，湘军能战能守，这与曾国藩努力改正自己的弱点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曾国藩在以后的家信中，提及此事时写到：“然困心横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大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岳州之败，靖港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惟有一字不说，咬定牙根，徐图自强而矣。”

    立世大智慧

    曾国藩在军队，每天必写日记，读书数页，下围棋一局，终身如此。一般人认为，这难道不是区区小节，无关大体么？可是，他们不知道克制有节，行之有恒，实为人生品格第一大事。善于观察别人者，从这里就可看到一个人修道的功力。

    成就大事，须宏阔、细微兼有

    成大事者，目光远大与考虑细密二者缺一不可。

    ——曾国藩

    曾国藩善于体察人情世故，他认为人常有两种积习：或者好高骛远，眼高手低，这种人大事做不成，小事不愿做。他形象地称这种人其实是瞽者，即看不到方向的人。还有一种人整日陷于琐事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缺乏远见卓识。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成大事者，目光远大与考虑细密二者缺一不可”的处世韬略。没有远大的目标，就会迷失方向，但必须按目标一步一步走下去，方有成功的可能。

    曾国藩在给他弟弟的信中曾说：“古代能办成大事的人有二条，目光远大和考虑细密二者缺一不可。弟在考虑细密方面，精力比我强。军队中的器械，稍微精良的，应该另立一册，亲自登记，交待给一个可靠的人。古人用铠甲武装的鲜明作用，具有威震敌人显示威风的重要性，常可取胜。刘峙衡对于火器经常维修保养，对刀矛就全不讲究。我曾经派褚景明去河南采购白蜡杆子，又置办腰刀，分别赏给各将领和头目，他们很是喜爱和重视。弟一定留心这件事，这也是综合治理的一项内容。至于规模宜大，弟也是讲求要达到的。但讲究阔大的人最容易混入散漫的一路，遇事颟顸，毫无条理，就是再大，那又有什么可宝贵的？等级不乱，可以长久，器量宏大，就没有流弊的了。”

    就军事来说，军事计划最好是规模远大；整理军营内务最好是综理细密。不但要从“大处着眼”，还必须从“小处下手”。他曾经说治军应当“认真对待小事”，意义就在这里。他还说：“治军必须脚踏实地，注意小事，才可以每日有功。”

    在给吴竹如的信中，曾国藩也说：“近年在军队里的经验多了，更知道天下的事应当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陆氏强调说：‘首先立下大志向的人’，如果不辅之以朱子所说的‘铢积寸累’的功夫，那么，下梢就会完全没有把握。所以，曾国藩治军，摒去一切高深神奇的说教，专在粗浅纤悉处下功夫。虽然遵守这一条不会取得大的功效，但从自己钝拙考虑，那么，还像遵守约法那样去做。”

    曾国藩在军事调度方面，常从大处着眼。他对于军事计划，虽然讲究规模远大，但仍然以稳妥可行为主，不致于流入散漫的那一路货色。如他在给左宗棠的回信中说：“我们凡是进行军事调度，都要考虑我们的力量够不够，同时，也要考虑我们的智慧够不够。”

    在给李元度的回信中说：“对于大的调度，在危急的情况下，特别要注意保住全军的士气为主。孤军无援，粮食和物资都供应不上，奔波疲惫，都会造成散乱，这是必然导致失败的道理。”

    正因为曾国藩“规模远大”，他率先设立水师，并坚守长江中游，与太平军打阵地战，寸土不让，寸土必争。也正因为如此，他敢于拒圣旨，不派鲍超入援京师，因为鲍军一撤，对太平军的多年持久战可能流于失败。这些都是大的方面。从综理密微而言，曾国藩做得更多，幕僚们赞叹他细微，任何小事都瞒不过他。

    成就大事，须宏阔与细微兼有，也即要有远大规划，又要从具体事做起，这一点对毛泽东影响颇大。

    在《讲堂录》中有这样的话：“夫善，积而成者也。是故万里之程，一步所积；千尺之帛，一丝所积。差一步，不能谓之万里；差一丝，不能谓之千尺。朱子学问，铢积寸累而得之，苟为不蓄，则终不得矣。”这段话，便出自曾国藩《杂著？笔记二十七则》中《克勤小物》条。原文是：“古之成大业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百丈之楼，基于平地；千丈之帛，一尺一寸之所积也；万石之钟，一铢一两之所累也。……陶侃综理密微，虽竹头木屑皆储为有用之物。朱子谓为学须铢积寸累，为政者亦未有不由铢积寸累而克底于成者也。”

    从《讲堂录》中，又可以看到曾国藩著述对青年毛泽东的强烈影响，这又集中体现在曾国藩的务实学风和思想修养方面，足以引起毛泽东的追慕和效法。例如，《讲堂录》有“涤生日记，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者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接着便又记有：“真精神实意做事，真心求学。”这后面的“真精神”很可能就是毛泽东对曾国藩“厚实”两义的概括，并且，是足可效法的务实精神。这种务实精神，也是随后毛泽东踏着人生实际说话，和五四时期接受胡适研究具体问题的主张而试图成立“问题研究会”的思想基础。

    立世大智慧

    成就大事，须宏阔与细微兼有，也即要有远大规划，又要从具体事做起，常从大处着眼。虽然讲究规模远大，但仍然以稳妥可行为主，不致于流入散漫的那一路货色。

    刚柔明强，老墨并用

    “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此二字贯注其中，皆从“倔强”二字做出。

    ——曾国藩

    曾国藩一再强调“强”字自“明”出。在智慧处求强，在自修处求强，这样才能使人坚挺地挺进。他始终主张持之以恒，绝不灰心泄气，绝不矫揉造作，一如既往。然而，在功名渐盛、地位渐高的时候，则其势不同，就需要持盈保泰，恬退谦谨了。他虽说“亦渐老于事，锋芒钝矣”，实则故乐谦德，“喜闻迂直之言”，而以贞固自守。

    “悔”、“硬”二字诀，是曾国藩立身处世思想之化境。照一般的解释，总认为曾国藩悔悟其往日强矫之非，而毋认柔道行之了。其实是他“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和“取人为善，与人为善”的对立一致之合。悔是“悟”的意思，“明”的意思，觉悟出真道的微妙处，知“自己全无本领”，正见得自己“本领甚大”。“能立”、“能达”、“不怨不尤”，方刚柔体用之极致。曾国藩还说：他兄弟不明白悔字的奥妙，而趋于消极，乃用一硬字诀的“挺”字来救济。梁启超先生所谓：“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艰苦卓绝”；龙林荪先生所谓：“虽极人世艰苦之境，而曾不少易其心，虽遇千挫百折之阻，亦不足以夺其志”，都见出一个硬字来。故曾国藩晚年，仍谓：“‘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此二字贯注其中，皆从‘倔强’二字做出。”又说，他兄弟皆禀母德居多，好处是天性“倔强”。他虽衰老，“亦常有勃不可遏之候”。这正是以挺(强硬)为体，以柔(谦悔)为用，合禹墨老庄为一途，以成中庸之道。一般人都不明白这种道理，所以，对于曾国藩的思想常有不甚正确的推论。如《水窗春呓》说：

    文正一生凡三变：书宇初学柳诚悬，中年学黄山谷，晚年学李北海。愈饶妩媚。其学问初为翰林词赋，既与唐镜海太常游，究心先儒语录，后又为六书之学，博览乾嘉朝训诂诸书，而不以来人注经为然。在京宦时，以程宋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团练军务，又变而为申韩，尝自称欲著挺经，言其刚也。

    咸丰七年在江西军中丁外艰，闻讣奏报后，而奔丧回籍，朝议颇不谓然，左恪靖在骆文忠幕中，肆以诋毁，一时哗然和之，文正亦内疚于心，得不寐之疾。曹镜初诊之，言吱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盖欲以黄老讽之也。……此次出山后，一以柔道行之，以至成此巨功，毫无沾沾自喜之色。尝戏谓予曰：“他日有为吾作墓志者，铭文吾已撰：‘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诸语。故挽联中有‘将汗马勋名，问牛相业，都看作秕糠尘垢”云云，道出此老心事。盖文正曾说：“吾学以禹墨为体，庄老为用。”可知其所趋向矣。

    后世人凭着这一说，却断定曾国藩的居世思想可能有不止三次的转变。平心而论，他的思想，始终没有转变，所谓“三变”者，乃其写字、治学、立身、处世因时世而措之宜，所谓“执西用中”而已。他的思想中心总不离乎孔子的“中庸”之道，“经世”之学，所以，能合道文而为一，尽博深之能事，刚柔明强，老墨并用，综为大成之礼学，兼具圣王之事业，这种伟大的成就，岂是偶然的！倘使不明他的思想体系，则枝节浮蔓之论，哪能够“道出此老心事”呢？

    曾国藩在进攻太平军时，曾亲自率领在衡州组建的水师东征，想一举消灭太平军。不料，因刚训练出来的湘军水师作战不力，在岳州、平江、湘潭等地，接连打了几次败仗。后来，还带领在长沙的水师五个营晚上偷袭靖港，亦吃了败仗，几乎全军覆灭。

    以往，曾国藩曾多次讥笑清廷绿营兵不能打仗，如今看到自己组建的湘军屡战屡败，感到”无脸见江东，一气之下，在船上滚入江中，想一死了之”。幸身边的人发觉，才把他打捞上来，护送回长沙大营。

    在长沙，曾国藩灰心丧气，几天不吃不喝，弄得满城风雨。无论官场还是社会上，有冷言冷语、幸灾乐祸的，有向上告状、请求弹劾曾国藩的，还有认为湘军不能作战，主张解散另建的。曾国藩听到这种种舆论，坐立不安，既有几分不服气，又有几分羞愧。

    正在心灰意冷之时，曾国藩接到了父亲曾麟书的手谕，训导他“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国事维艰，只能进不能退”。在其父的勉励下，曾国藩提高了勇气，他命幕僚向朝廷写奏折，禀报在籍率湘军与太平军作战的情况。其幕僚对岳州、湘潭几战，如实地写成“屡战屡败”。曾国藩阅得此禀报，似乎说自己太无能了，便接过笔去，改为“屡败屡战”。一字之改，被动变主动，消极转为积极，“败不馁”之气魄跃然纸上。皇上看了，对曾国藩虽未获胜，但仍表示满意，督令再战。

    据说，曾国藩与太平军决一死战，在向湖北进发时，还立下誓言，嘱弟在家代为准备棺材，不获全胜，誓不生还。后来，曾国藩在湖北武昌、汉阳连续打了几战，都获胜利。其幕僚便将他家备好棺材，决一死战的情况，写入了奏折，曾国藩看了，又将“备棺在家”改成了“带棺出征”，更表其决心。

    咸丰皇帝看了这一奏折，对曾国藩忠君的决心倍加赞赏，原赏给二品顶戴，令其署理湖北巡抚，后又收回，改赏给兵部侍郎衔，并催令迅速东下，进剿太平军。

    曾国藩以“明强”之法，用以修炼自己，因此，他遇到困难时多半都能挺性十足。而在湘军营中，他也以“明强”之法砥砺全体将士，使得将校相和，重信义，共患难，打胜了相互不争功，打败了则相互援救。曾国藩在致江忠源书中，曾经论及将校士兵离不和的弊病，因此他命将出师之时，教导将士们以此为诫。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曾国藩虽然非将才，然而他能够审时度势，深谋远虑，从不求一时之功，从不轻举妄动。因此，曾国藩的“明强”之法值得人称道。

    立世大智慧

    曾国藩以“明强”之法，用以修炼自己，因此，他遇到困难时多半都能挺性十足。而在湘军营中，他也以“明强”之法砥砺全体将士，使得将校相和，重信义，共患难，打胜了相互不争功，打败了则相互援救。

    在极难之境能坚守观变

    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

    ——曾国藩

    曾国藩说自己一生“打脱牙之日多矣”，又说一生成功“全在受辱受挫之时”。同治五年，他在写给次子曾纪鸿的信中阐述了“能度过极困难之境，方是大英雄”的道理。他说：平常人遇到困难、挫折时便会停下来，放弃自己的目标，或绕道他处。实际上，困难时不能停下来，“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他透过古今豪杰成败的启示，得出结论说：“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

    曾国藩一生受困受辱，打脱牙和血吞的时间很长，次数也很多，但在江西为最。

    曾国藩以空头侍郎衔领兵，过去依靠湖南大力支援，由于自己的名望、地位在家乡属于一流，所以，做事还是顺一些。到江西后，只有依赖江西接济饷需。而江西巡抚陈启迈虽与骆秉璋同样缺乏才干，但气度方面则远不及骆，甚至刚愎自用。曾国藩又一如往日，遇事径行，不免干预省内行政。这样，两人矛盾愈来愈尖锐。正如曾国藩所说：陈遇事“多方掣肘，动以不肯给饷为词”，“凡省中文武官僚晋接有稽，语言有察”，“凡绅士与我营款惬，则或因而获咎。”陈甚至不经过曾，径自指挥调遣罗泽南等军；且朝令夕改，使人无所适从。巡抚如此，其下各级官吏自然仰承意旨，也处处与湘军为难，“部将官至三四品者，每为州县扑责”。曾国藩劝捐，“所给印收，州县辄指为伪。拘讯捐户”。

    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除了尽可能迫使陈启迈多供军饷，如奏准动支江西漕折银外，又多方联络本省士绅，如委任刘于浔办江西水师，黄赞汤主持全省捐输。黄为前刑部侍郎，位高望重，为全省士绅首领，陈启迈对之也不能不有所退让，而黄则一心依靠湘军保护家乡安全，也竭力相助湘军。至十月底止，劝捐多至八九十万两，实际支用亦达六十余万两。曾利用这些款赶造船舰，招补水勇，很快就使内河水师成为一支拥众三干多，船舰二百余艘的大舰队。此外，还在江西募平江勇四千余人，其中三千由李元度统带，其余一千多人属江西省军。由前德安知县刘希洛管带。再加上塔齐布、罗泽南两军八千五百人，在江西的湘军就多达一万六千多人。

    与此同时，曾国藩又暗中搜集陈启迈材料，并于六月专折奏参。文俊接任巡抚后，紧张关系虽有所缓和，但仍然矛盾丛生，曾国藩的处境并无多大改善。与曾积怨甚多的王鑫也说：“涤帅遭际若是，真令人急煞。”“涤帅所处真是不易，其尤难者仍是饷项一节耳。”曾国藩之所以有如此景况，问题在只有军权，而不能如胡林翼以巡抚统辖地方之权去筹饷。正如曾国藩所说：“军事非权不威，非势不行，弟处无权无势之位，常冒争权争势之嫌，年年依人，顽钝寡效。”

    在军事方面，曾国藩也陷于明知被动，而又无法摆脱的困境中。

    二月中旬，咸丰帝两次令曾国藩回援武汉，甚至令曾自己领军赴援。曾国藩回奏：“论天下之大势，则武昌据金陵上游，为古来必争之地；论行兵之常道，则上下皆贼，而臣军坐困于中段，亦非万全之策。”同时，客观上大举西援，与太平军争夺武汉，困难甚多。因为这势必要撤九江城下攻城军西上；那九江、湖口太平军不全力西进两湖，就会南下江西腹地；且军饷不足，江西不能筹给开拔费，湖北胡林翼军欠饷甚多，无力再供给西援军。因此，他认为“与其千里驰逐以饷匮而致意外之虞”，引起部队哗变，不如株守江西，徐图改变局势。

    塔齐布的死亡，使曾国藩一时无法摆脱被动的局面。更为重要的是，湘军第一支劲旅塔齐布军从此离心离德，锐气大减。内湖水师的士气也受到很大影响。在遭到这一连串打击之后，曾国藩又面临新的难题。七月中，收复义宁后，罗泽南又上书曾国藩力主进援湖北，争夺武汉，并以此自任。他如此积极，固然是从战争全局着眼，但也希望摆脱江西困境，为自己谋取更好的发展机会。而在这之前，继胡林翼之后，骆秉璋也奏调罗军援鄂。这对曾国藩无疑是一个巨大压力。当时曾国藩直辖只有塔、萧、罗、李四军，前两军已大非昔比，战斗力锐减；李元度军新建，未经大战，战斗力不强，只有罗泽南军正在旺盛时期。这样，罗军西调，就会使曾国藩因失去惟一劲旅而处境更加困难。如坚不允调，则不仅武汉收复无期，湖北战局好转渺茫，甚至会危及湖南；且将使骆、胡耿耿于怀，大拂罗的兴头，从而导致内部矛盾加剧。两相权衡之后，曾国藩终于忍痛令罗泽南军八月西援，并增派原塔齐布军彭三元、普承尧两营随行。主力部队五千人西行后，曾国藩再也无力进行扭转被动局面的尝试，只能坚守观变，处境更加艰难。

    立世大智慧

    一个人在最困难的时候，能够控制自己的消极情绪是非常重要的，否则，自己就打败了自己。

    生活讲求“勤”、“俭”

    家中养鱼、养猪、种竹、种蔬四事，皆不可忽。一则上接祖父以来相承之家风，二则望其外而有一种生气，登其庭而有种旺气。

    ——曾国藩

    曾国藩一生不爱钱，一生不怕死。都是事实，乾隆帝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则天下治矣。”曾国藩以书生带兵作战，既不爱钱，又不怕死，湘军得此领导人，故能树立规模，取得胜利。

    曾国藩的时代，还是中国宗法社会和家族制度最稳固的时代，所以，他对于勤俭治家一事，是很关心的。

    曾国藩曾说：子姓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庶渐渐务本，而不习淫佚矣。宜令勤慎，无作欠伸懒慢样子，至要！至要！吾兄弟中惟澄弟较勤，吾近日亦勉为勤敬，即令世运艰屯，而一家之中，勤则兴，懒则败。

    他对于妇女的勤劳，也是很关心的。他说：

    新妇初来，宜教之入厨做羹，勤于纺绩，不宜因其为富贵子妇，不事操作。大、二、三诸女．已能做大鞋否？三姑一嫂，每年做鞋一双寄佘，各表孝敬之忱，各争针黹之工，所织之布，做成衣袜寄来，余亦得察闺门以内之勤惰也。

    但他对于一个人的勤，并不主张立时做到，主张慢慢养成习惯。所以，他说：

    此二者，妇道之最要者也。但须教之以渐，渠系富

    贵之女，未习劳苦，由渐而习，则日变月化，而迁善不知。若改之大骤，则难期有恒。

    对于勤劳，他又举出若干例子：他说：

    家中种蔬一事，千万不可怠惰。屋门首塘养鱼，亦有一种生机；养猪亦内政之要者。在“俭”字上，曾国藩更有过人之处。

    曾国藩生长于一个勤俭教友的家庭。等到自己结婚生有子女，虽任侍郎，任总督，任大学士，一直到死，他的家庭生活，仍然和过去一样，不稍改变，这是任何人都不易办到的。

    曾国藩的日常生活：

    先说食。曾国藩的日常饮食，以一荤为主，非客至，不增一荤，时人称之为“一品宰相”。

    次说衣。他做了总督，他的鞋袜，规定由太太及媳妇女儿制作。晚上，老太太、媳妇、女儿，规定要绩麻纺纱。

    次说住。哥哥做总督，弟弟做巡抚，客人子孙增多，旧屋不敷应用。九弟新建一屋，费去三千银两，曾国藩闻之不乐，驰书责九弟曰：“新屋搬进容易搬出难，吾此生誓不住新屋。”因此，终其身未履新屋一步，卒于两江总督任所。

    儿子曾纪泽新婚，曾国藩特驰书与其子嘱其转诫新妇，要学习纺织酒食二事，要亲下厨房，讲求做酒食小菜。他在南京总督府任内，其夫人和儿媳们，每晚还要绩麻纺纱，很少间断，以此视达官贵人、豪富人家妻女的生活，真不可同日而语了。

    相传，曾国藩三十初度时，曾制添青缎马褂一件，家居不轻着，只有遇庆贺及新年时穿一次，故藏之三十年，衣犹如新。

    从这些事例，可以想见曾持身治家之俭，实可以风末俗则挽颓风了。

    道光二十三年(1843)，曾国藩升任翰林院侍讲，6月任四川正考官，11月回京复命。曾国藩居在京都四年，景况很苦，生活俭朴，但对于穷困和疾病死亡的同乡，必尽力资助，从四川回来，得到俸银千元除寄家之外，拿出一部分钱来救济贫困的亲友，他在家信中说：

    所以汲汲馈赠者，盖有二故：一则我家气运大盛，不可不格外小心，以为持盈保泰之道；旧债尽清，则好处大全，恐盈极生亏；留债不清，则好中不足，亦处乐之法也！二则各亲戚家，绵贫而年老者；今不略为资助，则他日不知别如？自孙入都后，如彭满舅，曾祖彭王姑母，欧阳岳祖母，江通十舅，已死数人矣！再过数年，则意中所欲馈赠之人，正不可何若矣！这中之债，今虽不还，后尚可还；赠人之举，今若不为，后必悔之。

    曾国藩做了十多年的京官，对于职务十分尽责，他这种勤恳廉洁的精神，很为一般人所钦佩，他说：现在衙门诸事，男俱已熟悉。各司官于男，皆甚佩服。上下水乳交融，同僚亦极协和。男虽终身在礼部衙门，为国家为此照例之事，不苟不懈，尽就条理，亦所深愿也！

    以这种不苟不懈的精神，廉洁的为政，无怪博得当时京都的盛名了。曾国藩的祖父曾星冈，是一个治家的能手。他的治家方法，第一要早起；第二要打扫清洁；第三要诚修祭祀；第四要善待家族邻里。此外，对于读书、种菜、养鱼、喂猪等事，亦无不注意：因此，曾国藩便将这些事，编成“早扫考宝，书蔬鱼猪”八个字，这就是曾国藩治家八宝：

    （1）早：提倡早起，养成勤劳习惯。

    （2）扫：按时扫除，培植卫生环境。

    （3）考：虔诚祀祖，务使民德归厚。

    （4）宝：亲养邻里，保持团结精神。

    （5）书：教育子弟，增进国民智慧。

    （6）蔬：种植蔬菜，供应家庭食用。

    （7）鱼：饲养鱼类，充实活泼天机。

    （8）猪：繁殖猪畜，扩充生产副业。

    孟子的理想社会，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曾国藩的理想家庭，是八宝之家，生机活泼。自从曾国藩的八宝主意一出，湖南人民争相仿效实行，蔚成风气。

    曾国藩持俭有恒，终身不渝。他常常不厌其烦地说：

    闻家中修整“富厚堂”屋宇，用钱共七千串之多，不知何以浩费如此，深为骇叹！余生平以起屋买田为仕官之恶习，誓不为之；不科奢靡若此，何颜见人？平日所说之话，全不践言，可羞孰甚？李翥汉言：“照李希帅之样，打银壶一把，为炖人参燕窝之用，费银八两有奇，深为愧悔。”今小民皆食草根，官员亦多穷困，而吾居高位，骄奢若此，且盗廉俭之虚名，惭愧何地！以后当于此等处，痛下针砭。

    照料家事，总以俭字为主。情意宜厚，用度宜俭，此居家居乡之要诀也！

    他教训他的儿子曾纪泽，也不外勤俭二字。他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我不敢也。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尔年尚幼，一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

    曾国藩又怕家里人对于他的勤俭二字记不清楚；所以，他把这几件事编成一歌。他说：余与沅弟谓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冈公为法。大约有八字诀。其四字，即上年所称“书、蔬、鱼、猪”；又四字，则曰：“早、扫、考、宝”。早者，起早也；扫者，扫屋也；考者，祖先祭祀，敬奉显考；宝者星冈公尝曰：“人待人，无价之宝也。”星冈公生平于此数端，最为认真，故余戏述为八字诀曰：“书蔬鱼猪、早扫考宝”也。

    他自己是贫苦出身，他的弟弟也都是吃过劳苦的。只有他的子侄从小生在仕宦之家，不晓得物力艰难，这是他最担心的。他说：

    余在京十四年，从未得人二百金之赠，余亦未尝以此数赠人，虽由余交游太寡，而物力艰难，亦可概见。余家后辈子弟，全未见过艰苦模样，眼孔大，口气大，呼奴喝婢，习惯自然。骄傲之气，入于膏盲而不自觉，吾深以为虑，吾函以“傲”字箴规两弟。两弟犹能自省自惕；若以“傲”字告诫子侄，则全然不解。盖自出世以来，只做过大，并未做过小，故一切茫然，不似两弟做过小，吃过苦也。

    立世大智慧

    曾国藩生在湖南山间，从小劳苦，所以能够勤俭，这是常人所能做到的。但是，当他做了高官，仍不渝勤俭的初衷，这种毅力和见识，实在是不容易的。

    不求奇功，但求稳着

    “兵，犹如火，易于见过，难于见功。”与其因求神速而立即风过，不如但求稳慎而渐缓见功。

    ——曾国藩

    曾国藩认为一生当求稳，不可过急。他于同治二年(1863年)十一月起，至同治三年四月初五日中，五次告诫曾国荃道：“望弟不贪功之速成，但求事之稳适。”“专在‘稳慎’二字上用心。”“务望老弟不求奇功，但求稳着。至嘱！至嘱！”其实，只过了一个多月，金陵就被湘军占领。曾国藩在临胜前的这些叮咛，因是针对急功贪利的曾国荃的一剂攻心药，同时也说明，“稳慎”在曾国藩的战略思想中是一以贯之的。他称赞萧启江道：“阁下一军，向以‘坚稳’二字著名。”咸丰十年正月，当湘军正在迅速进军时，他写信给胡林翼说：“十一日全军获胜后，罗溪河实已无虞。山内一军，其妙无穷；脑后一针，百病皆除。但此后仍当以‘稳’字为主，不可过求速效。”

    曾国藩是非常反对速战速决的。尹杏农曾两次写信给正在“剿捻”前线的曾国藩，借指责周亚夫委弃梁孝王的故事，力陈“兵贵神速”之义。公元前154年，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时，接受一个幕客的建议，让梁国与精锐的吴楚大军接战，而自己壁于昌邑，深沟高垒，只出轻兵至淮泗口，绝吴饷道。吴楚军经过与梁国之战后，锐气大挫，且饥饿不堪，勉力向周亚夫军挑战时，周亚夫又坚壁不出，只得引军而去。这时，周亚夫立发精兵追击，一举而破吴楚大军。曾国藩在回信中盛赞周亚夫这种深沟高垒，后发制人的战术。并说：“国藩久处兵间，虽薄立功绩，而自问所办，皆极拙极钝之事，与‘神速’二字几乎相背，即于古人论兵成法，亦于千百中而无什一之合私心。”为什么他做“极拙极钝之事”？因为他认为，“兵，犹如火，易于见过，难于见功。”与其因求神速而立即风过，不如但求稳慎而渐缓见功。曾国藩赞曾国荃说的两句话为“良为至论”：“稳扎稳打，机动则发。”然后，马上补充说：“然‘机’字殊不易审，‘稳’字尤不易到。”故须极力追求，处处用心。

    正因为稳慎，曾国藩极力反对浪战，极力反对不知敌我，不知深浅的轻浮举措、他说：“未经战阵之勇，每好言战。带兵者亦然。若稍有阅历，但觉我军处处瑕隙，无一可恃，不轻言战矣。”不轻言战，即不打无准备之仗。他称赞李续宾，说他“用兵得一‘暇’字决，不特平日从容整理，即使临阵，也回翔审慎，定静安虑。”又说：“迪安善战，其得诀在‘不轻进，不轻退’六字。”曾国荃统兵在吉安前线时，他叮咛说：“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兵勇以浪战而玩，玩则疲；贼匪以浪战而猾，猾则巧。以我之疲敌贼之巧，终不免有受害之一日。故余昔在营中诚请将曰：‘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曾国荃在金陵前线时，他又嘱咐说：“总以‘不出壕浪战’五字为主。”曾国藩所说的“浪战”，指胜负不分情况下的战争。即或有小胜，或仅小挫，浪战都带来严重恶果，十卒不但因浪战而疲困，且因浪战而对战事玩忽。与其如此，不如坚而守之，弁勇身心强健，斗志昂扬，一战可胜。这就涉及战争中求胜的快与慢的问题、不浪战，或坚守不战，似乎胜之甚慢，实际上，养足精力，看准时机，战而必胜，虽慢实快。否则，欲速反不达。曾国藩这个在稳慎中求进取的战略，可说是他的战略思想的核心。

    正因为稳慎，曾国藩强调“扎营宜深沟高垒，虽仅一宿，亦须为坚不可拨之计，但使我真能守垒安如泰山，纵不能进攻，亦无损于大局”。关于进军，他说：“用兵之道，可进而不可退，算成必同时算败”，因此须“先清后路，脚跟已稳而后进”。关于战役，他主张“宜先守后战，脚跟站定，庶免震撼之虞”：他常采用围城打援之法，静待城中敌人的疲敝，然后一战克之，如攻太湖、攻安庆、攻金陵，均用此法。

    正因为稳慎，曾国藩提出了“以静制动”的原则。他说：“守城尤贵于静，务深思深虑。”他评述双方将领的特点道：“林启容守九江，黄文金守湖口，乃以悄寂无声为贵：江岷樵守江西省城，亦禁止击柝列矩。己无声而后可听人之声，己无形而后可伺人形。”曾国荃围攻安庆时，曾国藩反复开导他“镇以图之”，“总作一坚守不战之计”，“不分心攻城，专主坚守后濠”。为什么要如此呢？他的理由是，“贼以积劳之后远来攻扑，我军若专守一‘静’字法，可期万稳”。故围城者必须“神不外散，力不歧分”。他甚至认为，在挂车河一带打援的多隆阿部也应做“坚守之计，任贼诱敌搦战，总不出队与之交仗，待其晒过数日之后，相机打之”。因为援军“军行人违，气太锐，其中必有不整不齐之处，只有一‘静’字可以胜它”。

    曾国藩的这一“静”字法，实乃《孙子》“敌疲我打”、“击其惰归”的具体运用，也是曹刿“一鼓三竭”的“气势”论的继承与发展。咸丰六年，他做《陆军得胜歌》，提出“陆军真秘诀”说：“他呐喊来我不喊，他放枪来我不放；他若扑来我不动，待他疲了再接仗。”这是曾国藩从“以静制动”原则出发所做的规定。他说：“凡用兵最重‘气势’二字。”“‘气敛局紧’四字，凡用兵处处皆然。”他引述历史上的许多战例，来论证蓄气的重大意义：“大约用兵无他妙巧，常存有余不尽之气而已。孙仲谋之攻合肥，受创于张辽；诸葛武侯之攻陈仓，受创于郝昭，皆初气过锐，渐就衰竭之故。陆抗之拔西陵，预料城之不能速下而蓄养锐气，先备外援，以待内之自蔽，此善于用气者也。”这些例子说明：当两军对垒，善静者善养己之锐气，躁动者必将再衰三竭，虽未战而静者已先胜一筹。所以，曾国藩说：“凡行兵，须积蓄不竭之气，留有余之力，《左传》所称再衰三竭，必败的道理。”在没有现代化武器，打仗只有刀矛，全靠体力，全凭勇气的情况下，曾国藩的“静”字法，无疑是有合理内核的。自然，曾国藩的“静”字法，并不是消极疲沓，被动挨打。他指出“战阵之事，须半动半静，动者如水，静者如山”。静时如山之屹立，不可动摇；动则如水之奔腾，不可遏止。

    正因为稳慎，曾国藩又提出了“以主待客”的原则。他说：“兵不得已而用之，常存不敢为先之心，须人打第一下，我打第二下也。”这里所说的打第一下，打第二下，不是从战争谁正义，谁不正义的角度说的，而是指具体战役战斗中，谁先动手，何时动手的问题，即战役战斗何者为主、何者为客的问题。故他说：“古之用兵者，于‘主客’二字精审也。”何调主客？曾国藩罗列道：“守城者为主，攻者为客；守营垒者为主，攻者为客；中途相遇，先至战地者为主，后至者为客；两军相持，先呐喊放枪者为客，后呐喊放枪者为主；两人持矛相格斗，先动手戳第一下者为客，后动手即格开而即戳者为主。”如何处理主与客？他说：“凡出队有宜速者．宜迟者。宜速者，我去寻贼，先发制人者也；宜迟者，贼来寻找，以主待客者也。主气常静，客气常动。客气先盛而后衰，主气先微而后壮。故善用兵者，最喜做主，不喜做客。”他评论湘军将领说：“近日诸名将，多礼堂好先去寻贼，李希庵好贼来寻我。休、祁、黟诸军但知先发制人一层，不知以主待客一层。”以主待客，既可以逸待劳，养精以应敌，又可静以审势，乘机以破敌。所以，曾国藩认为，以主待客是致敌，而不致于敌的最稳健的方略。“凡扑人之墙，扑人之濠，扑者客也，应者主也。我若越濠而应之，则是反客为主，所谓，致于人者也。我不越濠，则我常为主，这就是所说的致人而不被人致。”

    曾国藩甚至把这套“主客论”进而推到了战略问题上。他批评江南大营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对于“内外主客形势全失”。向荣、和春专注金陵一隅，而不顾对金陵上游的争夺，在江北，连与江浦、六合紧连的和州、无为一带也不去占领，安庆、庐州更不在他们的战争全局的投影之内。在江南，对与江南大营毗邻的皖南地区，未力加控制，以巩固大营的后方。这叫作全失内外之势。与此同时，向荣、和春又根据朝廷的旨令，“援浙、援闽、援皖、援江北，近者数百里，远者二三千里，援军四驰，转战不归”，被太平军各个击破。如冯子材率五千人援江北大营，几被全歼于小店；在六合、浦口之役中，李若珠部五千余人全部被歼于扬州，张国棵大败于浦口，周天培部全军覆灭。仅这两次战役，共损失“兵勇一万数千名，精锐失之过半”。这叫作全失主客之势。江南大营的内外、主客之势之所以全失，曾国藩认为，这是因为向荣等“不能从大处落墨，空处着笔也”。

    曾国藩之所以强调后发制人，是与当时战争中的主客观条件有关的。蔡锷分析说：“其时所对之敌，并非节制之师、精练之卒，且其人数常信于我”，“兵器未如今日之发达，又无骑、炮两兵之编制，耳目不灵，攻击力复甚薄弱”，“所以，战术偏重于攻势防御，大概有因时制宜的法则”。所以，曾国藩的“稳慎”棋是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立世大智慧

    曾国藩对待战争中的快慢问题，主张慢中求快；对待战争中的战守问题，主张先守后战；对待战争中的静动问题，主张以静制动；对待战争中的主客问题，主张以主待客，这些都是以“稳慎”二字为出发点来立论的。

    主张以“缓” 字取胜

    昔人云：“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若非精诚积于毕生，神志宁于夙昔，岂能取办于临时哉。

    ——曾国藩

    一个人通向大成要有一个过程，不可求快，因为太快容易摔倒；也不能太慢，太慢容易让人抢先。要想掌握快慢结合的节奏，要看两点：一是时机，二是实力。曾国藩知道枪打出头鸟的道理，因此，自己在通向大成的过程中，牢记“欲速则不达”。

    凡事急于求成，应该说是很多人的通病。对此，我们似乎应从曾国藩的成功学中汲取点有价值的东西。

    曾国藩主张“缓字取胜”，通俗的说就是“慢功夫”。政治家的功业不是一天建立起来的，同样，成就大事业、大学问，获得大成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肤浅的人谈论他人成功，只看其一、二件惊天动地、不同凡响的事，就以为他的成功原来就是因为如此，那就大错特错了。农夫收获庄稼，士人积累学业都是积之数年而有成的。如同鸟类伏在卵上，昼夜不舍，用体温使卵内的胚胎发育成雏鸟，像燕子营造巢穴，日积月累方才坚固一样，强调的都是慢功夫。

    曾国藩由事物的生长道理，联系到治学、练习书法也当如此，他以练字须下苦功，不可求速效为例，教训他的弟弟说：

    你临柳帖《琅砑碑》，如果学其骨力，就会失其结构，有其间架结构，就会掌握不住它刮摩的功力。古帖本来就不好学，而你学习不过半月时间，怎么能各方面都掌握住，收效那么快呢？

    我以前学颜柳帖，每一次临摹就是数百张纸，可仍是一点也不像。我四十岁以前在北京所写的字，骨力和间架都不好看，自己都感到太不好而自觉惭愧。四十八岁以后，练习李北海《岳麓寺碑》，经过八年之久，数千张纸的临摹，才有了一些进步。今天你用功不满一个月，哪能一步登上神妙的境地呢？对于一切事情都要下一番困知勉行的功夫，你不可求很快出名，很快就见成效。以后每日练习柳字百个，单日用生纸临，双日用油纸摹。临帖要慢，摹帖要快，专门在学其间架结构上下功夫。数月之后，手会变得越笨，字会变得越丑，兴趣也会越低，这就是所谓的困。困时切记不要间断，熬过这一关，就可有些进步了。再进再困，再熬过这一关，就会大有进步了，就会有亨通掌握之日。不仅是练字，做什么事都有极困难的时候，只要克服困难坚持下去，就是好汉。我给你布置的功课并不多，每日练习一百个字，读五页《通鉴》，背诵熟书一千字(或经书或古文、古诗，或八股试帖，总是高声朗诵)，逢三日做一篇文章，逢八日做一首诗。这些课非常简单，每日用不了两个时辰就可做到，将看、读、写、做四方面的任务都完成。余下的时间你可自己进行安排。

    进而，曾国藩更深刻地体会到，古圣贤豪杰，多由强做而臻绝诣，他说，昔人云：“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若非精诚积于毕生，神志宁于夙昔，岂能取办于临时哉。

    曾国藩并引古代的事体来谈自己的体会。魏安厘王问天下之高士于子顺，子顺以鲁仲连对。王曰：“鲁仲连强做之者，非体自然也。”子顺曰：“人皆做之，做之不止，乃成君子。

    立世大智慧

    做必不变，习与体成，则自然也。”余观自古圣贤豪杰，多由强做而臻绝诣。然而，这种“强做”，绝不是急于求成的揠苗助长，而是大功之前的奋力营造。

    干自己本份的事

    我们家正处于丰盈的时期，不必等到天来平、人来平，我与诸位弟弟应当设法自己来平。自我限制、自我克制、自我钳制、收敛锋芒，韬光养晦、以逸代劳，以静制动。

    ——曾国藩

    曾国藩不求十全十美，只求平稳退路。认为平定大功足以“千古”，其他则听之任之。而关键是怎样收场。他认为：“尝观《易》之道，察盈虚消息之理，而知人不可无缺陷也。”意思是：我曾观察《易》经中讲的道理，考察盈虚升降的原因，才知道人不可能没有缺陷。

    积聚心力，放眼红尘，是圣人所为。曾国藩自从“特开生面，赤地新立”，拉起一支从团练改编而成的军队——湘军时，便汹汹然地冲在对抗太平天国革命的最前列，此时，他完全被维护皇朝的义务感，和炫耀自己的功业心交融在一起。但在以后的征战生涯中，不仅战事棘手，屡屡受挫，而且，也时常受到来自清政府内部的多方掣肘，真可谓身陷炼狱，艰难备尝，但他都竭蹶经营，“咬牙立志”地坚持下来。在咸丰七年(1857)回家守制时，他深深地反省了自己率湘军出征以来的经验教训。因此，当他在次年再次出山时，则变得十分注意自我克制，特别注意调整自己和清廷之间的关系，尤其注意历史上那些顾命大臣功高震主的结局。有鉴于此，他将周公旦视为自己的楷模，时常提醒自己以李德裕、霍光等人专横跋扈而不得善终为戒，由此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在出任两江总督兼节制四省军务以后，对如此高位重权却显得喜不胜忧。

    “古之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思此不胜大惧。将具奏折，辞谢大权，不敢节制四省，恐蹈覆辙之咎也。”

    立世大智慧

    曾国藩在次年再次出山时，则变得十分注意自我克制，特别注意调整自己和清廷之间的关系，尤其注意历史上那些顾命大臣功高震主的结局，并且苦口婆心地提醒曾国荃要慎而又慎。

    不让性情碍大事

    人的私欲、情欲一旦膨胀就难以收拾，终会妨碍大事业。

    ——曾国藩

    人都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不能蔑视它，也不可能蔑视得了，但要有一定距离，如果听之任之，也会误大事的。曾国藩承继儒家修身功夫中的内敛性，对男女欢爱之情也严加控制。他曾说自己早年有三大“恶习”，发誓一一戒之。第三个“恶习”即是戒房闼不敬。

    房闼指闺房，不敬指欠缺礼貌、不够谨慎。《礼记》曰：人与禽兽之分就在于知礼不知礼这一点上。所以，依照以礼为核心的儒学理念，即便是夫妻之间，白日发情也不属人之常情，当列禽兽所为。曾国藩用楷书写的《日课册》中谈及夫妇和睦相处的问题，还自白了早上、中午情欲发作、难以控制等事。而我们所关心的只是压抑情欲的精神态度，更确切地说我们欲以从政治和性爱的角度来看抑制自我的精神态度。

    初四日（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

    早起，读（《易经》）震卦，无所得。午初，人欲横炽，不复能制，真禽兽矣：

    初八日

    醒早，沾恋，明知大恶，而姑蹈之，干旦之气安在？真禽兽矣！要此日课册何用？无日课岂能堕坏更甚乎？尚腼颜与正人君子讲学，非掩著而何？辰正起，读《旅卦》。饭后，读《巽卦》，一无所得：白文都不能背诵，不知心忙甚么？

    政治与性爱历来是相通的。政治以理性的强制力为后盾作用于人；而性爱以性冲动为推动力影响人。中国的政治贯彻着教化原理。所谓教化，就是文化上的能人、即通晓古典的人教导普通大众。统治者不仅在政治上，在文化上道德上也进行统治。

    这种中国政治实质上是性爱世界的缩影。男人是统治者，女人是被统治的。按君子之道要求，妻子应服侍丈夫，只配当丈夫情欲发泄的对象。夫妻原则上是支配与服从的关系，而不是对等的人格关系。女人和小人位于君子之道的极点。女人的感情充其量也只是在“不逊”或“怨”的层次上得以表露。在政治的层面上，普通大众的主体性、道德性被否定，大众只是被统治的“物”。在这个意义上，性爱世界里的女人其人格被剥夺得干干净净，女人只是被征服的对象。《仪礼？丧服篇》中说：“夫者妻之天也。”也就是说，丈夫是妻子的暴力主体。因此，可以说从外表上看，儒学简直是一个性虐待的世界。

    弗洛伊德曾指出文化是快乐主义的抑制者。同理，儒学正是尽可能地压抑本能，收敛性欲激情的文化体系：当然，组织、文明等等都是压抑人的本能的机器。这是一个随处可见的一般现象，并非中国的特殊现象。但儒学式的审美意识，把性爱看成可耻的、不可见人的、动物的东西加以否定。它的思想根源就在于“礼”所象征的审美观。也只有知“礼”的士君子才能拥有政治地位。下面的一节日记（1841年11月16日）明白无误地表现了性爱与政治的相通性。

    归房闼大不敬，成一大恶。细思新民之事，实从此起，万化始于闺门。除刑于以外无政化，除用贤以外无经济，此之不谨何以谓之力行。

    这里男女、夫妻的问题是套在政治问题里加以对待的。而负有指导人民迎新去旧职责的君子，连自己的性欲都控制不住的话，成何体统？修身齐家的人应当是治国平天下的人，而作为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若在修身齐家的阶段就败退下来，那还像话吗？君子所具有的律己主义与政治志向是中国式的代表制、选举制的特殊所在。这一天，曾国藩体会到了自己的性冲动。这一天，也正是他立“三戒”的日子。戒烟、戒妄言、戒房闼不敬这三条的顺序按一般的做法应当是倒过来的。

    立誓言才一个月，他就犯错误了。12月19日的日圮写道：晏起，绝无警惧之意矣！一早悠忽。饭后，读史十叶。房闼又不敬：前誓有三戒，今忘之耶？既写日课册，于此等大过，尚不改，其他更复何说？甘心为禽兽，尚敢厚颜与正人君子往还耶？

    显然，他充满了自责的心情。这天晚上，他做完日记，又接着给胞弟们写信谈了学习的方法、克己的动态，以及在京讲学的现状。全信长达三千六百字，一直写到天亮。其中还附上了一份达十三条之多的“课程表”。这十三条是：一、主敬。二、静坐。三、早起。四、读书不二。五、读史。六、写日记。七、日知其所亡。八、月忘无所能。九、谨言。十、养气。十一、保身。十二、作字。十三、夜不出门。而且，每项都附加简短的说明，比如写日记条项加注：“须端楷，凡日间过恶、身过、心过、口过，皆记出，终身不间断。”读书不二的条项附加：“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都是徇外为人。”早起条里加：“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等等，写完信之后，又追加了日记，言：“恨自己无实学，教弟虽多言，但不要领也。”日记和家信流露出了欲以成就君子的坚强意志与自我不满的矛盾、不安的心态。

    正如上述所示，日课册展示了赤裸裸的自己。而且他还把册子交给在京讲学的亲友们传阅，以期收到监督的效用。

    曾国藩就是这样，为了能他日有所作为，严格限制自己的情欲。甚至夫妻之间正常的情感交流都严加克制。在儒家老祖宗孔孟那里，都承认“食色，性也”，但曾国藩认为，人的私欲、情欲一旦膨胀就难以收拾，终会妨碍大事业。

    立世大智慧

    曾国藩位极大臣，但他坚决不纳妾。生活作风上也严格自律，这是他不同于同时代的封建士大夫的地方，也是他精神品格上的突出之处。

    敢言必能负重

    谦退自抑要有度，过于谦退，则也难于成事。

    ——曾国藩

    在封建时代，士大夫一入官场仕途，就等于入了“局”，入了最大的“局”。但是，官场积习却常使英雄感到无用武之地。尤其是到了一个朝代的后期，要破官场积习是很难的，更多的人都是随波逐流，俯仰任之。这也是许多人不能建功立业的基本弊习之一。

    在曾国藩的处世经中，人们都知道他处处以小心谨慎，谦忍退让，委曲求全等为准则，而往往不知道他的处事之道中，也有另外的重要一条，那就是“敢”字，就是“勇毅”。他的“敢”、“勇毅”虽然体现不多，但却往往是用得适时，适机，对以后的成败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清朝的政治风气，在嘉庆道光以后日见泄沓萎靡，人才亦日见寥落。这与皇帝的好尚及执政者之逢迎谄谀，都有密切的关系。《瞑庵杂识》中曾有一条说：

    曹振镛晚年恩遇益隆，声名俱泰。做了很长时间的大学士却平安如初。他的一个门生请教原故，曹答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当时流传颇广的一翦梅形容官场积习云：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其二云：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其三云：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其四曰：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也谥文恭。

    曹文正即曹振镛，是道光一朝最得皇帝倚信的宰相。曹振镛之琐鄙无能，养成了道光一朝政治风气之柔靡泄沓。

    在这一世风下，曾国藩却能反其道而行之，众相柔靡之时，他却敢迎风独立，挺身而出，却是何等的胆量。

    咸丰年间，曾国藩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利弊、官场风习、山川形势，民生疾苦与武备弊坏。当他由内阁学士升为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时，目睹时局危急而政风颓靡，遂阅皇帝下诏求言，而勇敢地先后上了几道条陈时务的奏疏、

    在那些奏疏之中，最具有重要性的，是他在1851年4月间所上的一道《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文中直率指出如要转移政治风气，培养有用人才，全在皇帝个人的态度。这一道奏疏，不但足以看出曾国藩忠君爱国及有作为、有胆识、有担当的耿直风格，也对他此后的“平乱”事业，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这道奏疏中，他指出专制政治的最大弊病，莫如皇帝自智自雄，视天下臣民如无物。其最后所至，必将是“直言日觉其可憎，妄谀日觉其可亲，流弊将靡所底止。”然而，这些话却不是自矜才智的专制皇帝所乐意听闻的。而且，在积威之下，大多数的人为了自保功名富贵，也决不肯把这种逆耳之言向皇帝直说，以免皇帝一旦发怒，自己将顿罹不测之祸。即以曾国藩当时的情形来说，除了曾国藩，也不曾有人上过这样激切伉直的谏疏。所以，后人说他有古大臣“伉直之风”。曾国藩这种读书经世的风骨，在这里可以充分看出。

    曾国藩所上的这一奏疏，对当时的政治风尚及皇帝个性，可说是痛下针砭。如果皇帝果真因此发怒，曾国藩的命运，真在不可知之数，据说，咸丰皇帝在初次见到此疏时，确曾大为震怒，将原疏掷之地，并欲将曾国藩重加惩治。幸赖军机大学士祁隽藻一再疏解，咸丰皇帝经过一番深刻的思想斗争之后，才终于为曾国藩忠君爱国的本意所感动，不仅未予加罪，且降旨褒奖曾国藩之敢言，命兼署刑部侍郎。曾国藩家书中有此时所写的致弟书云：

    余受恩深重，若于此时再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进言？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要业，而绝自是之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现在人才不振，皆谨于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余区区之余意也。

    政治家的远见和抱负，在这一些话中已经透露得很清楚了。曾国藩之必能成就日后的事业，于此亦可窥见其端倪。金梁所撰的《四朝佚闻》说：曾国藩因上圣德疏为文宗所特知，谕祁隽藻曰：“敢言必能负重。故其后遂倚以平乱。”

    由此说来，曾国藩在此疏中固然表现了他的耿耿忠忱，而咸丰皇帝也在此疏中看出了曾国藩之有担当、有抱负，可委以重任。此一奏疏在曾国藩个人前途，以至清皇朝的前途居有何等的重要性，也就可以不言而喻了。

    有书记载说，曾国藩最怕鸡毛。书中说，曾国藩平素莫名其妙的最怕鸡毛，偏又爱吃鸡肉。当时，紧急公文，信封口都帖有鸡毛，俗有“鸡毛令箭”之称，曾国藩一生，见了这种文书，总是不敢亲自开拆。曾国藩死前的一年（同治十年，1871年）他到上海阅兵，阅兵台上供张齐备，侍卫先来检查，瞥见曾国藩的坐位后面有鸡毛帚子，大骇，立刻吩咐取去藏过，阅兵仪式才如常举行。就是这样一个连鸡毛都怕的人，却能冒死犯颜直谏，不失时机地说出那些常人所不敢说的话，确是令人佩服。

    民国时期学者徐一士评论说：盖此疏之伉直，在当时确为言人所不敢言也。康熙时进士、廷臣孙嘉淦对乾隆皇帝所上的《三习一弊疏》，虽然号称为有清一代的名奏议，然而，仅泛泛而论朝政得失，与曾国藩的直言咸丰帝种种过错之举，实在不能等同。

    对于自己的果敢，曾国藩自己也有正确的认识，他写信给家人说：我踏入仕途已有多年，久已领略了京城的境况风气，那些身居高位的显官要员，故意显示宽厚以提高自己的名望，对待部下姑息纵容，一团和气，对这种现象我知道得很清楚，但自己多年养成的禀性并未因此磨平，越发变得慷慨激烈，果敢亢直。心里打算稍稍改变一下社会上在三四十年来形成的不分黑白、不着痛痒、难以破除的风气，不过，纠正偏差难免会超过原有的限度，有时不免出现意气用事的偏颇，因此，经常招致怨恨，被人议论纷纷而自取其咎。然而，真正的有道君子对待他人，本来就不应当仅仅拿中庸之道来苛责，还应该同情体谅他之所以被刺激而起来纠正恶俗的苦衷啊！

    这里是以“敢”字体现出来的诚，是以匡时救世，力挽世风之志体现出来的敢。有了这一敢字，才有了曾国藩后来的步步晋升。

    因此，

    没有这样一些“果敢”和“勇毅”，恐怕就没有以后曾国藩的显赫腾达及功成名就，也就不会为人们所称道了。因此，文化大师郭沫若说，“因当惧而惧，不失为勇者，因当勇而勇，不失为智者。”

    立世大智慧

    在曾国藩的处事之道中，有另外的重要一条，那就是“敢”字，就是“勇毅”。他的“敢”、“勇毅”虽然体现不多，但却往往是用得适时，适机，对以后的成败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避祸第一良方

    采用不正当手段骗取名誉的人，会有预测不到的祸患。窝藏隐埋暗昧之事的人，会有预测不到的祸害。经常忖度他人，诡计多端的人，有预测不到的祸患。

    ——曾国藩

    在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里，人人都不希望失败，希望平平安安。但社会节奏越快，人们却越不自安，而“飞来之祸”又每每发生。曾国藩通过观察，得出祸福之间并没有一成不变的道理，二者间也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他认为“骗、暗、诡”这三种人最容易招来祸端。

    如何避祸呢？曾国藩提出反其道而行之：诚、明、仁。诚，是诚实不欺，尽管世间充满尔虞我诈，但不能“以牙还牙”，以骗待不诚。曾国藩说：如果那样，人世间就无可信赖，人生一世也兴致索然。如以诚相待，欺骗人的人也会终究醒悟，走向诚信的。但诚不是一切都信，二者有严格的界限。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明”。“明”是心胸坦荡、开阔，用今天的话说，是有良好的心态，心理素质好；明的另一含义是洞察事物。因此，暗也指愚昧、愚蠢。他具体阐释“明”可避祸时说：古往今来，那些才能出众的人，常称之为英雄。英就是明啊。所谓“明”有两种：他人只看到近前东西，我则可以看到极远的东西，这叫高明。他人只看到粗大的东西，我则可以看到精细的东西，这叫精明。所说的高明，好比是身在一室，所能看到的距离毕竟有限，登上高楼所能看到的就远了，登上高山的话，看得就更远了。所说的精明，好比是极为细微之物，用显微镜来观察它，它就会放大一倍、十倍、百倍了。又比好是粗糙的米，捣两遍的话，就可以把粗糠全部除去，捣上三遍、四遍，那么它就精细白净至极了。人是否高明取决于天赋，精明则有赖于后天方面的学问。我曾氏兄弟如今侥幸居高位，天赋方面算不上十分高明，全靠学问来求得精明。好问如同购置显微镜观察事物，好学如同捣击熟透了的米。总而言之，必须心里了如指掌，然后才能说出自己的决断。心里明白再做决断，这叫英断，心里不明白就做出决断，这叫武断。对自己武断的事情，产生的危害还不大；对他人武断的事情，招致怨恨实在太深了。只有谦虚退让，而不肯轻易决断，才能保住自己的福份。

    第三是仁，仁是与人为善的意思，不是用阴暗的心理揣度别人。俗话说：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就是诡、是诈，是过于精明。如果处处与人为善，成全他人，自己也就欣欣向善了。在这一点上，他最崇拜提出“仁”这一学说的孟子。他说：读《养气》这章，好象对其要义有所领会，希望这一生都敬慕仿效孟子。即使仓卒苟凰之时，颠沛流离之际，都会有孟夫子的教诲在的，时刻不离身，或许到死的时候，可能有希望学到他的万分之一。

    曾国藩从《易经》阴阳变化的道理，引伸出人一定要为后世着想。他开出了避祸的第一个药方是：“窒塞私欲，经常念及男儿有泪之日；惩禁忿怒，当思考人到绝气之时。”他痛加反省，五十岁时说：精神萎靡不振到了极点，我年纪还不到五十岁，而早衰到如此地步。这都是由于天赋资质不足所致，并又百般忧愁摧老和多年精神郁抑，又得不到快乐而使身体受到损伤，从今以后每天坚持静坐一次，或许能等于服一剂汤药的疗效。

    他还把养生之道与祸福联系在一起，说：养生之道，视、息、眠、食四个字是最为要紧。调息一定要归海，眼视一定要垂帘，饮食一定要清淡节制，睡眠一定要除去杂念而且恬静。归海，也就是说将气息藏入丹田。海，指气海。垂帘，也就是说眼睛半睁半闭，不全睁开眼睛。虚，是说心中保持虚静，没有思考，腹中虚静而不停滞。牢记这四个字，虽然没有医药丹方秘诀，也完全可以祛除疾病的。这是说健身也可以避祸。

    立世大智慧

    以骗待不诚，人世间就无可信赖，人生一世也兴致索然。如以诚相待，欺骗人的人也会终究醒悟，走向诚信。诚不是一切都信，二者有严格的界限。

    处事四要

    大凡办一件事情，其中常常有互相曲折交汇之处，如果一个地方不通，那么处处都会受到牵制。

    ——曾国藩

    曾国藩为政多年，积累了大量的处理政事的经验。他每天处理的事情都很多，如果不及时处理，就会造成积压与搁置。他规定自己，每天早上列出当天应办的事情，当天办完。如农家早起分派当天的农事一样。如果每天的事情都干完了，这样或许积压就少了。这还只是具体的办事风格，曾国藩还有一些抽象的办事方法。他归结为四点：

    一、条分缕析。

    从政的人往往有这样的体会：闲起来闲得要死，忙起来忙得要命；清闲的时候，还可以从从容容，忙碌的时候，就显得焦头烂额。当很多事情一起涌现，就要临阵勿乱，要把各种事务集中起来，分清主次，分清轻重，分清难易，分清缓急。即使是办一件事情，也应该用这样的方法，抓住主要的、重要的、难度大的、紧急的，其他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不仅信心十足，也会轻松自如。

    二、相互关联。

    世上万事万物都是有联系的，很多人看不到这一点，办起事来，往往只是孤立地去做一件事情，结果牵一发而动全身，由于一件事情没有处理妥当，导致其他几件事情陷入被动的局面。所以，做一件事情，就应想到它的前后因果，左右羁绊，上下影响。一件事情办不好，其他事情也不会办好。曾国藩说：“大凡办一件事情，其中常常有互相曲折交汇之处，如果一个地方不通，那么处处都会受到牵制。”

    三、详细思考。

    曾国藩办事很谨慎，这主要表现在深思熟虑上。如果对所办的事情没有周详的思虑，不仅所办的事情办不成，往往导致功亏一篑。李续宾和曾国华在三河镇全军覆没，就是思虑不详所致。曾国藩怕文官不勇敢，怕武官太粗率，他总是反复叮嘱。他自己办事也力图考查详备。比如怎样办好盐务，曾国藩有两句话，太平之世：出处防偷漏，售处防侵占；乱离之世：暗贩抽散厘，明贩收总税。这就把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不同方式，不同策略考察得清清楚楚，交待得井井有条。

    四、遵守原则。

    办事一定要讲原则，没有原则就失去了办事的尺度，也失奉了检查的标准。和稀泥，踩西瓜皮，都于事无补，反而会把事情越办越糟。比如军中吃饭宜早，就是一个原则，不能因为李鸿章是他的学生就可以宽容。有了原则就一定要遵守，不能内外有别，亲疏有别，君臣有别。

    立世大智慧

    曾国藩为政多年，积累了大量的处理政事的经验。他每天处理的事情都很多，如果不及时处理，就会造成积压与搁置。他规定自己，每天早上列出当天应办的事情，当天办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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