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知为政之体

    我多年前曾经过此处，只见千万船只，来往如梭，笙歌之声，彻夜不绝，实在是太平年代的一大乐事啊！

    ——曾国藩

    曾国藩一贯主张，“已所不欲，务施于人”。为官的人，更不能以一己之好恶定度处事，而要根据事情的情理决定可否，这样才能博得人们的信服，有利于社会。曾国藩“不禁秦淮灯舫”一事，充分说明曾国藩是按这一原则为官的。

    金陵（南京），乃六朝金粉之遗。自魏晋隋唐之后，一直以其富贵繁华为天下所瞩目。但迭经兴衰，到后来只剩秦淮河一带，尚残存着一些中古时代的风流了。明朝末年，此地出了马湘兰、李香君一辈色艺俱绝的名妓，倾动才流。至今读郑板桥的《访画舫》，字里行间还感着余香萦绕。

    然而，自1851年以后，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清政府为了镇压起义，接连派兵攻打太平军，秦淮河一带受到战争的严重摧残，变得萧条凄凉了。直至1864年，战争结束后数月，当年点缀太平的画舫、箫鼓，又渐渐地出现了。

    此时，六安郡的太守涂廉访，思想保守，对这种情形看不顺眼，立即下令各县，严厉禁止秦淮河的画肪灯船。并拜谒了两江总督曾国藩，禀报他对此事的处理。

    曾国藩对这件事的态度怎样呢？这是当时人们所关注的事情。很多人认为，他一定是主张严禁的。涂太守也认为他的做法一定会得到曾国藩的赞许。谁知曾国藩听了他的禀报后，只是不置可否地一笑，然后，对涂廉访说道：“听说淮河灯船，尚寥落如晨星。我多年前曾经过此处，只见千万船只，来往如梭，笙歌之声，彻夜不绝，实在是太平年代的一大乐事啊！”涂廉访听了以后，好比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怏怏而回。

    又过了几天，曾国藩约了幕府中的诸位僚属，乘船游览“十里秦淮”，并命江宁、上元两个县的县令，设宴款待太守涂廉访。席间，曾国藩饶有风趣地对大家说：“三十年前，我是心向游冶而不敢游冶；三十年后，我是心不想游冶，而不禁别人游冶。”停了一会，他又说：“三十年后的今天，我身为两江总督，处理事情则不能凭一己之好恶。务要为金陵百姓恢复一个源远流长、大家喜爱的游乐场所，并重建一个人文荟萃、河山锦绣的江南名城。”

    曾国藩不禁秦淮灯舫的态度，对大家的启发很大，特别是对涂廉访太守是个极大的教育，他原来下令严禁，后来不仅撤了禁令，还积极采取措施，号令修复鸡鸣寺、莫愁湖、胜棋楼、扫叶楼等，将六朝旧迹、前明文物一一恢复，使龙盘虎踞的石头城再放光彩。

    曾国藩不禁秦淮灯舫的消息传开后，在金陵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时，士女欢欣，商贾云集，荒榛断莽之区又复白舫红帘，日益繁华起来。无论外地的寓公或本地的土著，闻讯都渐渐聚居于此，大有一派丰乐昌盛的气象。

    立世大智慧

    我身为两江总督，处理事情则不能凭一己之好恶。务要为金陵百姓恢复一个源远流长、大家喜爱的游乐场所，并重建一个人文荟萃、河山锦绣的江南名城。

    做官要公而忘私

    吾辈当为餐冰茹蘖之劳臣，不为脑满肠肥之达官也。

    ——曾国藩

    自古以来，尽管官场的倾轧是不言自明的事实，但也不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及清正廉洁、为民请命的官员。

    1849年2月，曾国藩升任礼部侍郎，从此跻身高官之列。任命的第二天，道光帝召见了曾国藩，训谕教诲了一番。两天后，曾国藩走马上任。虽说礼部在六部中属清要一类，但事务仍然繁多。而且，其属员即有百余人。曾国藩感到公事较多外，应酬私事也十分多，他给父母的信中说，“几于刻无暇晷。”

    父亲曾麟书收到信后，为曾家出了位大官而兴奋不已。但知子莫若父，曾麟书太了解儿子曾国藩的脾气性格了，他唯恐刚做大官的儿子有什么闪失，立即写信一封，嘱咐再三：

    官阶既高，接人宜谦虚，一切应酬，不可自恃。见各位老师，当安门生之分。待各位同寅，当尽协恭之谊。至于同乡官如何子贞，尔请他作祖父大人七十寿序，写作俱臻绝顶，有此学问，品行必端，尔宜善待之。外官李石梧前辈，癸卯年巡抚陕西，尔是年放四川正考官，路过其地，他待尔极好，并受其指教，受益最大。他现总督两江，每年必以书信问候而已；若有人干以私情，宜拒绝之。

    做官宜公而忘私，自尽厥职，毋少懈怠已耳。此嘱。

    由于父亲的殷殷教诲，曾国藩自为高官之日始，就怀着匡济天下、忠心为国的抱负，投身到他所认定的事业中去。曾国藩不但自己这样做，还动员他的兄弟也加入到削平太平天国的斗争中去。

    1858年11月，陈玉成部太平军攻逼曾国华、李续宾湘军大营，曾国华、李续宾战死：对于曾国华的死，曾国藩感到非常痛心。他在家书中表示，要为曾国华作哀辞、墓志、家传等文，并建议曾国荃也应作文以抒其意。他的理由不仅仅因为曾国华死得惨烈，死后多日才收捡到尸骨，更重要的是曾国华在“生前于科名之途太蹇，死后又有阙憾”，所以，他要为弟弟立传扬名于天下。

    四年之后，曾国藩的最小弟弟曾国葆病逝军中，对此，曾国藩深表哀痛，除为其撰墓志铭外，在挽联中情意深切地说：“大地干戈十二年，举室效愚忠，自称家国报恩子；诸兄离散三千里，音书寄涕泪，同哭天涯急难人。”曾国藩尽管由于两个弟弟接连死于军中，颇觉悲痛，发出“举室效愚忠”的慨叹，但他认定：急国家之难，是最大的“公”。曾国葆死的同年四月，曾国藩还写信给初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告诫他说：“吾辈当为餐冰茹蘖之劳臣，不为脑满肠肥之达官也。”

    立世大智慧

    身为高官，就应怀着匡济天下、忠心为国的抱负，投身到他所认定的事业中去。曾国藩不但自己这样做，还动员他的兄弟也这样做。

    宦海之途当知畏

    我们兄弟位高、功高、名望也高，朝野上下都将我家视为第一家。楼高易倒，树高易折，我们兄弟时时都处于危险之中。所以，应该专心讲究宽和、谦逊，也许这样可以处高位而尤危险。

    ——曾国藩

    官场外面的人只知羡慕当官者前呼后拥，号令一方的荣耀，却看不到一入仕途，人生失去很多滋味、命无自由的苦恼。尤其是做大官的人，要免于失败，可以说无时不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尤其是进退都不自由的时候，当官的兴致也就减去许多。康熙皇帝说：大臣们头发白了，还不让你们退休回家，我有所不忍啊!可是朕哪有退休的时候？想到这里，你们就该多体谅啊。曾国藩于同治初年写给他弟弟的信中说：

    “诸事棘手，焦灼之际，未尝不想干脆躺在棺材里算了，也许比活在世上更快乐。越这样想，焦虑越多，公事越繁，而长眠快乐之期更是杳元音信。”可是在这种时候，曾国藩又被升为大学士，责任越重，事务越多，被人指责也就越多。

    当曾国荃打下天京却回家暂时休息时，曾国藩像算卦先生一样，为其上算是出去做官还是继续在家好。他还说：在家应占六分，出去应占四分。但曾国荃耐不住了，总想早点出去。不久，清廷果真任命曾国荃为山西巡抚，曾国藩立即去信一封，千叮咛万嘱咐，核心是让老九“宦海之途当知畏”。

    曾国藩说：我的情况如此，沅弟你的处境也不妙。你在山西，虽然清静，但麻烦也不少。山西号称天下富国，然而京城的银饷，大部分来自山西。厘金还没有改动，收入款项与道光年间相差无几，而开支款项则比以前大为增加。山西离京城又近，银钱帐目的一丝一毫，户部都清清楚楚。沅弟有开销太大的名声，现在既然担任没有战乱的平静省份的巡抚，那么，在正务、杂务的各项款项就不能不谨慎节俭，帐目上丝丝入扣。

    外界正在拟议让老弟再次出，赴任之处一定是军务棘手的地方。现在，山西虽然还没有贼寇活动，但是，圣上担心捻军进入山西，逼近京城一带。老弟此番上任，似乎应多带得力的将军，勇丁则就近在山西招募。南方人吃不惯面食，山西尤其买不到稻米，不像直隶、山东两省，还呆以由大海或河运设法转运。弟弟来京，可以从安庆登陆，到徐州与为兄相会，畅谈一番。听说钦差大臣到达山西，实际上是到陕西查办霞仙（刘蓉）一案，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宦海真是可恨啊!

    曾国藩比曾国荃年长十四岁，当他四十多岁时曾国荃也才三十，当他五十多岁曾国荃方逾四十，所以，曾国荃总是比哥哥血气更旺，斗志更强。曾国藩看在眼里急在心上，血气一旺，遇事就欠冷静，就往最高处想，就不计后果，总以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于是麻烦也就接连不断。

    当弟弟率兵收复了两个省之后，曾国藩便给弟弟写了一封信警醒他：

    “你收复了两省，功绩绝对不能磨灭，根基也极为深固。你只担心不能飞黄腾达，不担心不能安命立身；只担心日子不稳适，不担心岁月不峥嵘：从此以后，你只从波平浪静处安身，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但这是不是说，曾国藩是一个自甘平庸的人呢？他将心比心地说：

    “我也是一个不甘心于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的人，近来阅世千变万化。所以，我一味在平实处用功夫，不是萎靡不振，而是因为地位太高，名声太重，如果不这样，那么处处是危途。”又说：我们兄弟位高、功高、名望也高，朝野上下都将我家视为第一家。楼高易倒，树高易折，我们兄弟时时都处于危险之中。所以，应该专心讲究宽和、谦逊，也许这样可以处高位而尤危险。我准备先行引退。我希望你平平和和干一二年，等我上岸以后，你再去轰轰烈烈地大干一番。

    立世大智慧

    “晓得下塘，须要晓得上岸。”所以我们应在大功告成后，位高权重时，常常想到退引藏拙。

    功名不可恃

    “声闻之美，可恃而不可恃，善始者不必善终。”

    ——曾国藩

    人的职位越高、功名越大，越容易颐指气使、得意忘形。而此时的失败也越多。曾国藩之所以受到一个多世纪的许多伟人、名人之崇拜，成为封建时代最后一尊精神偶像，与他善收晚场有很大关系。

    曾国藩曾宽慰、告诫弟弟说：我们现在处于极好之时，家事有我一个人担当，你们就一心一意做个光明磊落、鬼服神钦的人。待到名声既出，信义既著，即使随便答言，也会无事不成。所以不必贪财，不必占便宜。

    曾国藩对家族的名望或声誉十分看重，为了保持这个家庭的名望和声誉，曾国藩可以说惮思竭虑，鞠躬尽瘁。

    常言道，树大招风。由于家大业大势大，兄弟几人都在朝廷做大官，外面就有不少关于他们兄弟的传闻。

    曾国藩就不止一次地听说过对他们兄弟恶行的指责，曾国藩听了以后，不想秘而不宣，而是一一转告各位兄弟：或者直接责备，或者委婉相劝，希望他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因为名望所在，是非由此而分，赏罚由此而定。有一年冬天，朝廷中有一个叫金眉生的官员就被好几个人弹劾，结果家产被抄，被没收，妻子儿女半夜站在露天下，饱受风寒冰冻之苦。曾国藩说，难道这个金眉生果真万恶不赦吗？其实，不过是名声不好，惩罚随之而来罢了。

    所以说，人言可畏，众口铄金，积毁销骨。那些议论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兴起，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结束。众门悠悠，沸沸扬扬，防不胜防。那些有才华的人，因为那些怀疑与诽谤无根无据，虽然恼怒，但还是悍然不顾，结果诽谤一天比一天严重。那些有德行的人，因为这些徘谤无根无据而深感恐惧，于是，收敛下来认真反省，并对自己今后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十分谨慎，结果诽谤不攻自破，谣言一天天平息下去。

    曾国藩说：我忝居高位，又获得了极高的虚名，时时刻刻都有颠覆的危险。通观古今人物，像我这样名大权重的人，能够保全善终的人极为少见。因此，我深深担忧在我全盛之时，不能庇护你们，到了我颠覆之时，或许还会连累你们。所以，我只有在我没事的时候，时常用危问苦语来劝戒你们，这样或许能够避免大灾大难啊!

    曾国藩不停地反省自己：孟子说：“我爱别人，别人却不亲近我，自己要反躬自省，自己的仁爱是否有不到的地方；我们以礼待别人，别人却不理睬我，自己要反躬自省，自己的礼仪是不是不周到。”……我的声望越来越高，就是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从何说起，只恐怕名望超过了实际……这全部责任在于做哥哥的提倡、做表率……

    大凡功成名就之人，名望欲高，愈是珍重这份荣誉。曾国藩过人之处在于，他对自己的名望始终抱有怀疑的态度，甚至根本就认为没有什么名望。他从自己至爱的兄弟们身上，看到了名望遮掩下的裂痕和隐患，由此及彼，别人会怎样就可想而知了。

    怀着这种深沉的认识和忧惧，曾国藩把这一感触不时传送到兄弟们身上。他鼓励、劝勉他们为百姓多干实事，勿为名望二字所累；他说：“那才是我曾家门户的光荣，阿兄的幸运。”

    立世大智慧

    曾国藩是把名誉和贪婪相联系的，贪婪的人，恶名加身；大度的人，清誉在外。一旦名声远扬，就可以不拘小节了。曾国藩的见识可渭高拔，甚至可以说有点狡猾，他把好名声看成人的立身之本，本应正，源要清，不可本末倒置。

    慎用权力、忍让求全

    困心恒虑，正是磨练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叹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

    ——曾国藩曾

    曾国藩刚办团练时，由各处调来省城的绿营兵，也有数千之众。按照贯例：一省的军事最高长官是提督，训练绿营兵本是提督的职责。湖南提督鲍起豹无能，这几千绿营兵乃一并归曾国藩所提拔的中军参将塔齐布统一训练。湘勇与绿营，共同操练。

    曾国藩对于训练，要求颇为严格，风雨烈日，操练不休。这对于来自田间的乡勇而言，并不以为太苦，但对于平日只知喝酒、赌钱、抽鸦片的绿营兵而言，便无异是一种“酷刑”。先是副将清德拒不到操，根本没有把曾国藩和塔齐布放在眼里。接着提督鲍起豹也和清德联合起来，与塔齐布为难寻衅。公然对士兵宣称：“大热天还要出操，这不是存心跟将士们过不去吗？”

    于是，绿营兵大恨曾、塔等人。

    当时，长沙城内，同时驻扎着两种部队：绿营兵与湘勇。绿营因战斗力差，颇受勇丁轻视，而勇丁的月饷，高出绿营兵二三倍之多，绿营兵也嫉愤交集。因此，兵与勇时生摩擦。鲍起豹等人又从中挑拨，双方愈来愈情同水火，渐至常生械斗。

    曾国藩起初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只将参与械斗的勇丁加以棍责，严行约束；绿营兵则置之不问。谁知这一来，正合了曾国藩的两句话：“君子愈让，小人愈妄。”绿营气焰更盛，益发耀武扬威，公然凌辱勇丁了。曾国藩不得已而咨请鲍起豹按军法整饬，鲍置之不理。绿营兵于是胆子更壮了。

    1853年9月8日，绿营兵居然整齐队伍，带着兵器，鸣号击鼓，包围了参将府，要杀塔齐布。吓得塔齐布躲在菜园旁边的草丛里，没有被找到，才逃过一命。绿营兵找不到塔齐布，放把火把参将府烧了，又一窝蜂拥到团练大臣曾国藩的官邸，照样团团围住，扬言要杀曾国藩。幸而曾国藩的临时行馆设在紧靠巡抚衙门的射圃中。见事已急，乃亲自去叩巡抚骆秉章的偏门，骆出来喝止，绿营兵才悻悻作鸟兽散。然而，曾国藩所率的湘勇，日子却更难过了，进出城门的盘查斥骂，街头的公然侮辱，甚至拳打脚踢，都是常事。有人劝曾国藩据实参奏鲍起豹等人，而曾国藩刚于不久前参革了副将清德，这时不便再动弹章，于是托言：“做臣子的，不能为国家平乱，反以琐屑小事，使君父烦心，实在惭愧得很。”即日将所部湘勇分别遣驻外县，自己的司令部也移驻于衡州。其实，这也是曾国藩一贯所奉行的息事宁人、委曲求全的处世之道的体现。

    曾国藩在与太平军斗争的过程中，他的最大困难，不是敌手的强大，而是清政府本身在政治、军事与财政各方面，存在着太多的矛盾和弱点，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与太平军作战。其次，就是湘军本身缺少战斗经验，难当大敌。因此，在以后的六七年中，曾国藩虽然为自己建立了一点声望，而来自各方面的挫辱和打击，也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而在这种境遇下他能够立足，主要就是他奉行了“息事宁人，委曲为官”的处世哲学。

    这时，又发生万载知县举人彭寿颐因办理团练不和，互相纠控一案。经曾国藩查得有受人贿赂，弃城逃走等罪；而彭寿颐却为人刚直，办理团练，也颇具才华。可是，巡抚陈启迈却有意曲庇，而加罪彭寿颐。曾国藩也只得委曲忍让，不想与陈发生正面冲突，于是，面商陈氏，咨调彭寿颐至军营效力。用意不过想藉此平息李、彭的控案，息事宁人，化纷争于无形而已。

    不料，陈启迈却认为曾国藩干涉了他的统辖权力，勃然大怒。不仅拒绝将彭寿颐调用曾营，反命按察使恽光宸将彭逮捕下狱，用刑逼供，坐以诬告之罪。这分明是要给曾国藩难堪了。曾国藩至此忍无可忍，也发了火，立即具折参了陈启迈一本。罗列陈氏诸项劣迹，请旨惩处。这时，江西、湖南、湖北三省地盘，清廷全仗曾国藩支撑。得奏不敢迟疑，立将陈启迈、恽光宸先行革职；所参各案，着新任巡抚文俊查奏。

    1858年6月，曾国藩被命再出，于江西领导湘军作战。湘军之在江西，虽有守士却敌之功，然与各地乡团不相和睦，常常被团丁伏击截杀，竟至数十数百地被消灭。又逢疫病流行，营中军士纷纷病倒。因此，曾国藩再至江西以后，深感诸多问题棘手。9月间，安徽传来败讯，李续宾、曾国华于三河镇被陈玉成击败，全军覆没，李、曾以下，湘军官兵阵亡六千余人。这支军队是湘军的精锐劲旅，被歼以后，全军为之震动。景德镇一带的湘军，也连连失利。幸赖曾国藩与胡林翼等竭力挽救，大局才得粗定。

    而这时的曾国藩，忽而奉命援浙，继又改令赴闽，不久又命筹援安徽。及石达开有由湘入蜀之势，朝旨又令前赴四川夔州扼守，同时，命其分兵协防湖南、安徽，并留兵防守江西。朝令夕改，杂乱无章，使曾国藩无所适从。他自知因无固定地盘，只好由人摆布，委曲求全，精神极感苦恼。可见息事宁人的处世哲学也要付出精神痛苦的代价。

    1861年8月，曾国荃攻下安庆，长江千里，已全归湘军掌握。曾国藩分兵三路，直指江浙地区，准备给日渐衰微的太平军最后致命一击。可是，曾国藩所遭遇的困难，仍是纷至沓来。先是最能与他合作无间的湖北巡抚胡林翼，积劳病死，顿使曾国藩失去一个最有力的伙伴，未免平添后顾之忧。曾国藩为之彻夜不眠。而三路东向的大军，只有曾国荃一军，因为是亲弟弟，始终听命于他。其余李鸿章与左宗棠两路，都时时表现不合作的态度，使曾国藩伤透脑筋。但按曾国藩的为官之道，还是按捺性情，息事宁人，没有激化矛盾。

    曾国荃围攻金陵的军队，虽未发生不听指挥的问题，然而，屯兵城下日久，师老兵疲，军饷不继，军心士气日渐涣散，也使曾国藩忧心忡忡，日夜焦灼。同治二三年间。金陵城外的湘军，因为粮饷缺乏，每天喝稀饭度日，几个月不发饷，更是常事。曾国荃对那些家乡子弟兵，渐感难以约束。他们甚至发生把营官捆绑起来，勒发欠饷的暴行。至于抢掠平民、奸淫妇女的事，也层出不穷。曾国荃拿不出粮饷来解决问题，自感无颜以对部属，只好置之不问。消息传到安庆、曾国藩一面担心弟弟的病体，不能支持，军纪败坏的湘军，随时有叛变崩溃的可能；一面还要承受来自清廷的猜疑、言官的谤劾、僚属的离心等等打击；当时，湘军缺饷，不仅限于金陵的曾国荃军。其余各部也很严重。大营所设山内粮台，竟遭驻守附近的两营湘军的自行抢劫一空。曾国藩身体素来孱弱，至此郁气中结，旧疾新病，一齐并发，饭后呕吐、牙痛、头脑晕眩、手脚抽筋，痛不可忍，至于不能工作，逼得只好奏请给假调养。

    所以，曾国藩曾说：“困心恒虑，正是磨练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叹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这句话体现了曾国藩在矛盾丛集、内忧外患的十分艰难的境况下的一种息事宁人、委曲求全的一种处世观，而对于当时为官的他，可以说是无奈中的有奈。

    立世大智慧

    面对压力，曾国藩一贯奉行息事宁人、委曲求全的处世之道，他曾托言：“做臣子的，不能为国家平乱，反以琐屑小事，使君父烦心，实在惭愧得很。”一忍再忍，不让事态扩大。

    警言立世、察人至明

    造成今天整个社会的动乱，只因为人们混淆是非，万事漠不关心，才使得志士贤人灰心丧气，偷奸耍滑之徒得意洋洋。

    ——曾国藩

    居官为宦的人，许多人走向失败，有的原因很清楚，也有不清不白稀里糊涂被免职罢官的。居官而败的“软原因”不外乎与上司、同僚关系处理得是否好、是否与时代合拍等，但“硬原因”却有惊人的相似。曾国藩总结古代高官失位的原因时，归结为主要的四个方面。即昏、傲、贪、诈。

    他在给家人的信中说：过去曾把居官四败、居家四败写在日记中来自警。现在怕时间久而遗忘，再次写在这里。与前次稍有不同。居官四败是：昏、傲、贪、诈：“昏惰任下的人败，傲狠妄为的人败，贪鄙无忌的人败，反复多诈的人败。”居家四败是：“妇女奢淫之家败，子弟骄怠之家败，兄弟不和之家败，侮师慢客之家败。”认为走向“仕途的人家不违犯这八败，就会长久。”

    曾国藩认为要居官有成，必须力戒此四败。欲不昏惰任下，必须做到“明”，尤其是知人之明。他在1853年给吴文镕的信中说：您说的“选择贤人委以重任，听其言而察其理”这两句话，因我阅历尚浅，实行起来难免把握不准，而失去良才。不过，今年我在省里，在下辖的武职官员中特别赏识塔齐布这个人，实在是因为目前军营风气不好，官兵们遇事退缩，行为虚浮，漫不经心，无所作为，骄纵涣散，如同撮合起来的泥沙不能当饭吃，令人又是叹气，又是痛恨，求得一个象塔齐布这样热血澎湃、立志杀敌的人，实在很难，因此，我才倍加器重，屡加赞许。除他之外，我也缺乏可以信赖的心腹。至于那些不受我肯定的人，则是人人对之斥骂唾弃。有些人想要混淆黑白，颠倒善恶，将大才、小才各种人才混为一谈，那么，依着我这不够宽大的胸怀，对此实在不能容忍。

    知人之明，才能做到人尽其才，人尽其才，才能事业兴旺。因此，曾国藩在军命将，说某可为营官；某人可为大帅，某人福薄，当以死难著名；某人福寿，当以功久终。皆一一验证。如他保举塔齐布说“将来如打仗不力，臣甘同罪”。后来，塔齐布果然屡立功勋，战死沙场。还如说左宗棠“才可独当一面”，李鸿章“才大心细劲气内敛”，沈葆桢“器识才略，应堪大用”皆无不有所应验。知人之明，部下就不敢胡作非为，一意孤行。曾国藩对陈国瑞问题的处理，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在曾国藩剿捻之初，认为陈国瑞率僧军残部驻扎济宁，力量过于薄弱，遂把刘铭传也派到济宁，驻守济宁城北的长沟集。陈国瑞向来暴虐，向不把湘、淮两军放在眼里，此次见刘铭传驻扎长沟，十分憎恶，又见刘铭传军配备着先进的洋枪，早已羡慕倍至，遂产生了抢夺的念头。于是，陈国瑞率兵突过长沟，见人就杀，见枪就夺，连杀数十人。刘铭传闻讯后十分恼怒，发兵将陈国瑞团团围住，将陈国瑞的亲兵全部打死，将陈国瑞囚禁起来，连饿三天，直到陈国瑞告饶为止。回去以后，陈国瑞恶人先告状，向曾国藩控告刘铭传，刘铭传亦不甘示弱。于是，两个人便在曾国藩面前打起官司。曾国藩对于陈国瑞的蛮横、骄纵早有耳闻，今目睹所发生的火拼事件，也深怨陈国瑞。于是，曾国藩便在陈国瑞禀帖上，历数其半生的功与过，并劝其诲过自新，最后与之约法三章，“第一条，八千勇数，必须大为裁减，极多不许过三千人，免致杂收游勇，饥溃生变。第二条，该军与淮勇及英、康等军，一年之内不准同扎一处。第三条，该镇官衔，宜去‘钦差’字样，各省协饷，均归河南粮台转发，不准别立门户，独树一帜。”无奈，陈国瑞却矢口抵赖。曾国藩便对其进行了三次参奏，终使陈国瑞受到了被撤去帮办军务，褫去黄马褂，责令其戴罪立功的处罚。这样，陈国瑞不得不向曾国藩认错，并立即服从曾国藩的调遣，由济宁移驻江浦，再也不敢一意孤行了。

    至于那些傲狠妄为如安禄山、贪鄙无忌如何和砷、反复多诈如李林甫等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因此，曾国藩的为官不败，可以说和他的用人之明、谦谨清廉、坦荡至诚等准则是密不可分的。

    立世大智慧

    居官四败是：昏、傲、贪、诈：“昏惰任下的人败，傲狠妄为的人败，贪鄙无忌的人败，反复多诈的人败。”居家四败是：“妇女奢淫之家败，子弟骄怠之家败，兄弟不和之家败，侮师慢客之家败。”

    借他人智慧为己用

    大厦非一木所能支撑，大业凭众人的智慧而完成。如果能使众多的贤士都汇集而来，肝胆相照，那么，即使是坚固的金石也能穿透，又有什么艰难不能克服呢？

    ——曾国藩

    曾国藩领兵出征，官至督抚、钦差，非常注意时时网罗人才，不仅自己如此，对他弟弟也发出如此忠告。

    曾国藩做事很有主见，一旦认准，就不为浮言所动、创水师、扎祁门、围安庆都是如此。但有主见与固执己见有天壤之别。有主见是对事物发展趋向判断后的对策，当然，不能朝令夕改，而要坚持实施；固执己见是一种认识偏差，带有性格上的不健全性。一个人的智慧终归有限，一个人的见识也受个人经历、知识等各方面的限制。如何将他人智慧为己所用，这是用人上的问题，也反映一个人心胸气量之大小。

    曾国藩兄弟攻克金陵后，朝野官绅奔走相告，曾国藩每天都要多次接见向他庆贺的人，人们以书信的形式表达同样意思的人更不计其数。但大体都是官祥文章，无非说一些“英谋远略、勘定大乱”之类的话。曾国藩自然不会认真。

    可是，有一篇洋洋三千言、文采恣肆、寓规于颂的书信引起了曾国藩的极大兴趣。上书人开头也讲了曾国藩以书生张空拳与巨敌相斗，与召学生子弟忍饥转战，备历艰阻但百折不回，终于成就大功的过程，文字简练而有力，说到了曾国藩的心里。

    重要的是后面：你们兄弟俩从湖南偏僻的小村庄走出，十几年后封侯荫子还不算，手挽四省兵符，天下的大吏几乎都是“曾家人”，这是千载一遇的事。曾国藩看到这一段，头发都竖起来，这分明是一种警箴啊!是在给自己敲警钟。

    最末一段尤其让曾国藩掩卷沉思、汗浸脊背，两江总督不但手挽三省，而且治河、漕运、盐运、水师等常人难以处理的事都归您管辖。国家和平时期，只有才兼文武、有威望又知大体、可以信赖，又有魄力的人才能肩此重任。现在江南哀鸿遍野，草莽尚未消弭，而西方各国张开大口，群相逼伺，狡犷不可测度，如果没有安内攘外的本事，没有消大乱于未萌的才能，后果不堪设想。我真为你担忧啊!

    天大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到了上书人手中简直是四面楚歌、布满陷阱。曾国藩当然要吓出一身冷汗。其实，曾国藩知道，这是一种激将法：说他肩上的担子重了，不要辜负人们对他的希望。

    上书人并未就此而止，在最末一节又提出了他的方略：窃谓图治以教养为先，在今日则养先于教，世乱才胜法，叵由乱而治，则当以才用法，而不为法所缚，至于内治既修，外侮自戢，道在蓄威养望，有以大服乎中外之心，久之必喙驳不遑。

    曾国藩读着读着，为上书人所叹服。

    曾国藩知道没有才略的人写不出这样的佳作，同样，没有勇气的人也不敢在这个时候冒然进谏。再者，对他不十分熟悉的人也犯不着如此下笔。他猜想，这一定是他身边的幕僚或下属所为。待看落款：平江李观察次青，果真是李元度!

    曾国藩立即给李元度写信，请他暂时放下手中之事，到江宁做彻夜谈。

    咸丰五年（1855）春，是曾国藩十分艰难的日子，湘军在九江、湖口大败，太平军又重新控制了湖北大片地区。太平天国的西征反攻达到了鼎盛的局面，湘军的第一次大规模东征所取得的成果丧失殆尽。

    这时，郭嵩焘从湖南专程来到江西，他是在湘军连吃败仗的情况下前来安慰曾国藩的。曾国藩看见郭嵩焘的到来，心中确实感到了几分慰藉。

    郭嵩焘的到来，还让长期跟随在曾国藩身边的刘蓉感到很兴奋。他已经在曾国藩的幕府呆了一年多的时间，非常想辞去这份差使，回到湘乡老家，可曾国藩总是找出各种理由来劝阻。到了南昌之后，刘蓉又提起自己回家的事情，曾国藩便对他说：“什么时候郭嵩焘到了我的身边，就可以考虑放你走。”

    现在郭嵩焘来了，刘蓉便旧话重提。曾国藩还是不愿意放行，就对刘蓉说：“我想继续留君于此，可苦于难以措辞，拟作一诗相挽，怎么样？”

    刘蓉笑着说：“如果诗真的很好的话，我就答应留下来。”

    “你归心似箭，我做的诗再好，你也说它不好，怎么个评判法呢？”

    “这好办，只要你的诗能将我逗乐，便是好诗。”

    曾国藩吟哦片刻，提笔写下一诗，取名叫《会合篇》。

    刘蓉拿过来仔细读起来，但见满纸谐句趣语，可细细品之，却又造句奇拙，神与古会，直登韩愈之堂而入其奥，读之可想见轻裘缓带，雅歌投壶的气度。刘蓉禁不住大声笑了起来。

    “笑了，笑了。”在一旁看热闹的郭嵩焘说着，也接过去读了起来。

    曾国藩常称刘蓉是小诸葛，刘蓉自己也认为有几分诸葛孔明的才气。有他相助，曾国藩自觉底气增加了许多。

    历史上大多有所作为的人，还都是那些富有学识智慧的人。而有学识的人，大多又都较有文采。而文采对于成功者的作用却是不尽相同，但有作用是无疑的。因此，一个没有文采和学识的人而能取得最终的成功，即使有，也仅仅能算是个特例。

    1853年，曾国藩初建湘军水师的时候，信赖彭玉麟、杨载福二人，而请彭玉麟出山则是通过“三顾茅庐”方式实现的。

    彭玉麟是清末的一个传奇人物，年轻时被传为刚直而又多情的“奇男子”，投军之时被称为“不怕死，不要官”的名将。

    鼓玉麟，字雪琴，衡阳人，即衡州西北蒸水之滨的衡阳县人。幼年丧父，家贫，随舅父去安徽芜湖读书。

    彭玉麟十几岁时中了秀才，以后再未赴考。开始在衡阳绿营副将手下充掌书记，又为一富商看守仓库。有空即读《公瑾水战法》，又最爱画梅，几案箱笼，所处皆满。到曾国藩练湘军那年，彭玉麟已37岁了，仍是单身汉。

    咸丰二年（1852年），耒阳地区发生武装暴动，急迫时，守城官募兵无以应，当时彭玉麟仍在耒阳富商家受雇，当机立断，发主人库存募勇守城。事息，城官保为绿营把总，彭玉麟一笑置之，并不受赏，被传为士林中少见之英杰。

    曾国藩打听到彭玉麟的为人处世，尤其是此人熟读《公道水战法》，生在蒸水之滨，水性好，跑马射箭、枪法、拳术也都有功底，曾临战有功而不受奖赏。于是，派人请他参加湘军，做水师将领。几次派人去请，彭玉麟也不受命。后曾国藩仿效刘备三顾诸葛的故事，亲往彭玉麟处相请，曾国藩见这位年近40的汉子，依然长身玉立，英迈娴雅，十分敬佩。乃温言相劝，多方激励，终请得彭玉麟出山，做了水师的一个营官。

    杨载福，亦名杨岳斌（投军后因避咸丰之名载淳讳而改），湖南善化（今长沙）人。祖、父皆行武，有战功，父为游击官衔。居湘江滨，水性极佳。早年入行伍，参加镇压李沅发起义，升为千总。曾国藩办水师，把杨自长沙绿营中调为水师营官。

    彭玉麟、杨载福入水师，为湘军水师的建设大出其力，成为湘军水师齐名的两个统领。彭、杨等水师营官每日抓紧指挥练习水战。至1854年2月，湘军水师终于练成。

    立世大智慧

    曾国藩因“遭值世变，一以贤才为夷难定倾之具。”于咸丰二年（1852年）初出办团练后，即开始物色人才，罗致幕府。随后随着战事的日益发展，湘军的日益扩大，幕府人物也渐积渐多，“几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它被誉为清中叶后人才的渊薮，实不为过。

    时时不忘求人自辅

    求别人辅佐自己，时时刻刻不能忘记这些道理。获得人才是最困难的，过去有些人作我的幕僚，我也只是平等对待，对他们不是很钦敬，以今天来看，这些人是多么的不可多得。

    ——曾国藩

    一个人的成功与失败，关键在于他能否把与之有关系的人物能力，转化为自己的能力。曾国藩就是一个把别人能力化为己用的最佳例子。

    曾国藩曾对他弟弟说：“你应该常常把求才作为重要的任务，至于那些无能的人，即使是至亲密友，也不应久留，这主要是担心有才的人不愿与他们共事。”

    曾国藩在办团练伊始，就发布《招某绅耆书》招人入幕：我奉命协助帮理团练，稽查捉拿贼匪，接受任务以来，日夜忧心忡仲，唯恐有误，担心自己见识不广，考虑不周。因此，孜孜以求，希望家乡的贤人不嫌弃我，肯慷慨前来光临相助，借此来广泛地采取众议，周密地听取意见，以求补救我的疏漏。所以，我经常或是寄信请人出山，或是热情欢迎来宾，广招英雄豪杰，咨询高见妙法，这一片耿耿之心，想来能得到大家的体谅。我打算将点滴微弱力量聚集起来，来保障家乡的安全。大厦非一木所能支撑，大业凭众人的智慧而完成。如果能使众多的贤士都汇集而来，肝胆相照，那么，即使是坚固的金石也能穿透，又有什么艰难不被克服呢？

    后来，曾国藩领兵出征，官至督抚、钦差，更加注意时时网罗人才。不仅自己如此，对他弟弟也发出如此忠告。他在《致沅弟》信中说，成大事的人，以多选助手为第一要义。满意的人选择不到，姑且选差一点，慢慢教育他就可以了。就是说要时时注意笼人，不能因为没有十分可意的就不去用人。

    而对于那些才华出众之人，曾国藩不论何时，一旦得知，便千方百计笼纳过来，为己所用，如对郭意诚就是这样。

    郭意诚，字昆焘，湘中名儒。因颇具文才，咸丰、同治年间，中兴诸老无不与他交往友好，各自都想将他罗至自己幕下。但郭意诚极爱其妇，日不远离，故总是力辞不就。

    曾国藩也最赏识郭意诚其才。为了把他引出来忠君救国，曾寄书戏谑郭。书中云：“知公麇鹿之性，不堪束缚，请屈尊暂临，奉商一切。并偕仙眷同行，当饬人扫榻以俟。”郭意诚出自对曾国藩的信服，接书后立即赶至湘军营幕见曾国藩。但并未偕仙眷同行。故曾国藩又命他速归，并作书曰：“燕雁有待飞之候，鸳鸯无独宿之时，此亦事之可行者也。”郭意诚得书，一笑置之。但接受了曾国藩的邀请，决心出来供职。

    据说，郭意诚在曾国藩幕下是干得很好的，成为曾的得力助手，不少奏折函件都出自郭之手。曾亦对他关怀备至，或准他的假，让其多回家，或命他将夫人接来，不影响他们的夫妻生活。1858年，郭意诚有一段时间告假居家，因故未及时归营，曾国藩曾连续发过几次信催其速归。曾国藩于1858年6月4日，在《致澄弟信》中说：“公牍私函意诚均可料理”，足见曾国藩对郭意诚的信任。

    立世大智慧

    时时不忘求人自辅。只有时时不忘，才能抓住时机，笼人有术，把别人招纳不来的人才吸引过来，以佐事业之辉煌。

    不做绝人之路的事

    生也有涯知也无涯，此三不忘者，鄙人盖有无涯之感，不随有生以俱尽。

    ——曾国藩

    曾国藩能够压住肝火，以柔为刚，挺挺向前，在关键之时，该出手就出手，对他的知己幕僚也不客气，显出内在刚挺之气。他对幕僚李元度的态度便是如此。

    李元度系湖南平江人，字次青，举人出身。少年时慷慨任侠，勤奋向学。

    入曾幕府后，曾国藩的两次自杀，都是李元度舍身相救，拼死力将曾国藩抱过了江，使曾国藩幸免于难。可以说，李元度与曾国藩确有救命之恩。

    咸丰八年（1858）一月，李元度因功升任道员，同年二月，湖北巡抚胡林翼上《密陈浙江紧要军情请调员防剿疏》，李元度旋即奉命带兵入浙，这是湘系势力渗透入浙的开始。曾国藩东山再起后，率领江西湘军追击翼王石达开入浙，并保荐李元度，使其得按察使衔，赏巴图鲁勇号。咸丰十年（1860）四月，清政府命李元度赴浙江交巡抚王有龄差遣委用，六月，王有龄授予浙江温处道道员。李元度以所部平江勇三千交浙江提督饶廷选统率，自己回湖南另行招募平江勇。

    咸丰十一年（1861）一月，王有龄上奏请调李元度援浙，“诏如所请”。李元度遂回湘募勇，取名“安越军”。

    曾国藩对李元度打出“安越军”的旗帜，“分裂”湘系，做“异己分子”越想越生气，不能容忍了，不能再柔顺下去了，于是，现出刚挺之气，便于二月二十二日，参劾李元度，加给他的罪名是：第一，私求王有龄调赴浙江。并且，不向我请示而擅自回湘募勇，取名“安越军”。第二，“安越军”在江西、湖北所得胜仗，多系“冒禀邀功”。第三，李元度于咸丰十一年十月到衢州，“节节逗留，任王有龄羽檄飞催，书函哀恳，不一赴杭援救。是该员前既负臣，后又负王有龄，法有难宽，情亦难恕”，请予革职，“安越军”应予遣散。到后来，清政府命浙江巡抚左宗棠查复，遵照曾国藩的意见，将李元度革职遣戍（后获救未遣）。这是曾国藩刚的一面。但同样是对李元度，曾国藩又表现出了柔的一面。

    一日，曾国藩召集幕僚，让众人指陈三次失败的原因，但大家都面面相觑，不敢乱讲话。

    曾国藩一向看重李元度，他又有救命之恩，便亲点名号说：“次青，你大胆请言!”

    李元度为人仗义，见曾国藩几次寻死觅活，总不得胜，心里也很着急。眼见这样下去，自己的前途也委实堪忧。于是，他鼓足勇气，语未尽，已晾三座：

    “恩公东下之师，气势锐甚。然自三月至今，凡经三次大挫折，初挫于岳州，继挫于靖港，今又挫于九江湖口。幸而屡蹶复振，未坏大局。然依在下之见，非失于恩公不知兵，而失于知兵。”

    李元度的话，如芒刺在背，一针见血。众将领谁也不敢望一眼曾国藩的表情，只是默不作声地坐在那儿。空气骤然紧张起来。

    曾国藩倒还是沉得住气。他又说：

    “次青请细道之，吾愿闻其详。”

    李元度也不再犹豫，说：“岳州之败，师未集而因大风阻于洞庭湖，敌察我困，大股围入，其败可谓天意，于理于势都是如此的结局。靖港之败就不然。一惑于困丁之请，临阵变成谋，夕令朝改，是策略之失。九江湖口之败，问题就更大了。三板大船入湖，敌断归路，变出不测，以大船攻敌小船，无异猛虎拔牙，虚威无用。并且，师出不为退路着想，乃行军大忌。犯此，则不能不败。”

    李元度的话虽然当众揭了曾国藩的疮疤，但无疑是一剂良药，众将领不由地频频点头，已忘记了曾国藩此刻什么样了。

    曾国藩善于听人之言，博采众长，以为己用，他的心胸是宽广的。一他见李元度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三次失败的原因，也颇觉叹服。于是他接着说：“次青的话句句在理。望吾将士共当戒之。”

    曾国藩一生嗜棋如命，此时，话锋一转，以棋喻战：

    大抵用兵之道，形同两人对弈，弈术高低备于棋谱，而临局走了，对方未必按棋谱走路，以符合我布下的阵。又如射箭，射经主要讲的是身正，但身正也未必都所命中。因为胜负都在变化万端之中。国藩不才，东下之师，胜败之情，也如临局发矢，优劣共见。孙子曰：“军争为利，军争为危，利危相倚，岂有常域!”次青的话我当铭记。

    从此，曾国藩遇事讲一个“退”字，即不做绝人之路的事，凡事多留几着。

    咸丰七年（1857），曾国藩被削除兵权后，在籍守制。闲居家乡，感怀故旧，便写信给李元度说：“自维即戎数载，寸效莫展，才实限之，命实尸之，即亦无所愧恨。所愧恨者，上无以报圣主优容器使之恩，下无以答诸君子患难相从之义。常念足下与雪琴（彭玉麟），鄙人皆有三不忘焉。下当靖港败后，宛转护持，人则欢愉相对，出则雪涕呜愤，一不忘也。九江败后，特立一军。初志专在护卫水师，保全根本，二不忘也。樟树镇败后，鄙人部下别无陆军，赖台端支持东路，隐然巨镇，力撑绝续之交，以待楚援之至，三不忘也。生也有涯知也无涯，此三不忘者，鄙人盖有无涯之感，不随有生以俱尽”。又在《复李次青太夫人书》中指天誓日，不忘李元度长期相随，历尽艰险，维护曾国藩与湘军的恩德与苦心。信的结尾说：“闻次青有两儿，不知有女几人，或平辈，或晚辈，有相当者可缔姻而申永好，以明示不敢负义之心。”

    在《曾国藩家书》中，这位湘军总头领也多次盛赞李元度，这从他写给曾国荃的信中便可见一斑。

    正月十一日信中说：

    李次青的才学实不可及，我在外数年，只有面对他感到惭愧，弟可常与他通信，一方面略表我的歉疚，一方面遇事可以请益。

    曾国藩在江西时因受太平军的围攻，时刻都有被捉拿的危险。又身处异地作战，所需饷项均仰仗当地长官，可以说，这是他最困难的时期。幸而有李元度独领一军，四面迎战，稍解倒悬之危。江西巡抚就曾上疏称赞李元度“以三千被饥之卒，当悍贼数歹，自有战争，未之前闻”。曾国藩也说：“次青以一军守两处之城，均得保全，勋名大著。前日浙抚以救浙之功，保次青以道员归于江西，请旨简放。此次守玉山，余亦当优保之。次青久屈得伸矣。”

    在《曾国藩家书》中，还能看到李元度为曾国藩处理章奏文书所起的作用。曾国藩说自己往年用心太过，累年衰耗，又加上肝气忧郁，目光昏花。“近日得到次青、意城、仙屏三人相助料理：凡公文信件，我心中所要做的，三人笔下都能表达得十分清楚，才感到有些舒畅了。但是，意城有送到玉山即归的约定，目前也表明归志。次青也想回乡探母，我与仙屏两人无力一一办理一切，弟克城后回家住上两个月，赶快来军营帮办一切，替换次青得以回家省亲。那，样兄这里的事，还可判决如流水。”

    后来，由于曾国荃与李元度的儿女年龄相差悬殊，故终未结成亲家。但在曾国藩病逝数年之后，可能是因为他在世时已同李元度相约为姻亲的缘故，曾纪泽的侄子、曾纪鸿的四子曾广铨却与李元度的女儿结成了百年之好，至此，才子却了曾国藩在世时曾、李两家联姻的夙愿。

    立世大智慧

    曾国藩善于听人之言，博采众长，以为己用，他的心胸是宽广的。一他见李元度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三次失败的原因，也颇觉叹服。于是他接着说：“次青的话句句在理。望吾将士共当戒之。”

    知人晓事最重要

    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我们所能做的，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吾辈所慎之又慎者，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无可着力处。

    ——曾国藩

    一个人走向高位，便要担当大事，成就一番事业。但高处不胜寒，越往上前行，遇到的阻力越大，也随时有跌倒的可能。曾国藩很欣赏王安石的“三不畏”精神，更是把王的《游褒禅山记》铭诵在心。曾国藩还认为，登上高位的人若想免于跌倒，知人晓事最为重要。

    曾国藩十分注意举荐人才，首先他认为“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并说：善于审视国运的人，“观贤者在位，则上其将兴；见冗员浮杂，则知其将替。”观察军事也应如此。他将人才问题提到了关系国家兴衰的高度，把选拔、培养人才作为挽救晚清王朝统治危机的重要措施。

    曾国藩认为，导致晚清社会危机的原因，主要在于吏治的败坏，而吏治的败坏，又是由于人才的缺乏；1851年他在给友人胡大任的信中说：“二千里中几无一尺净土。推寻本原，何尝不是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反顾。盖大吏之泄泄于上，而一切废置不问，已非一朝一夕。”太平天国起义后，曾国藩把治军与吏治并重，说：“细察今日局势，若不从吏治人心上痛下工夫，涤肠荡胃，断无挽回之理。”因此，曾国藩在战争期间，每控制一个地区就治理一个地区，整顿吏治，恢复地方政权，力求把它建设成一个新的基地。1860年，他在给左宗棠的信中，希望左能够选择贤才，一同前来，“安危得失均系于此。”他还举例说，湖北省城三次克复后，地方凋敝，与今日安庆相同，但因胡林翼罗致人才，多方培养，不数年间吏治渐振。

    面对内忧外患，曾国藩说：“非得忍辱负重之器数十人，恐难挽回时局也。”而这些人才从何处得来呢？他认为，“世人聪明才力，不甚相悬，此暗则彼明，此长则彼短，在用人者审量其宜而已。山不能为大匠别生奇木，天亦不能为贤主更出异人”，而“大约上等贤哲当以无缘遇之，中等人才可以人力求之”，所以，人才之有无全靠当权者之发现、培养及使用得当。

    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以后，其势如暴风骤雨，摧枯拉朽，席卷东南。对此，曾国藩无比感慨地说：“无兵不足深虑，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今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立得；有时即使得到，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或遭遇挫折、或离职而去、或抑郁而死。而贪婪庸劣的人，位高而权重，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小此，此具可为浩叹者也。”面对严重的社会危机，曾国藩呼吁当政者重视人才问题。他一再对胡林翼说：“求人自辅，时时不可忘此意。人才至难。”在晚清，人才似乎奇缺，龚自珍曾仰天长叹：“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曾国藩也曾感慨，国中无人，他认为中国若想不与外国列强讲和，就得有四五个得力的大将军，招之能战，战之能胜，但他数来数去怎么也数不出来。

    正因为如此，曾国藩十分注重举荐人才，他对人才倾注了那么多的心血，他物色和栽培人才，选拔和推荐人才，只要这个人确有所长，哪怕他给曾国藩的印象并不好，甚至与他心存隔阂，他都是不惮任用和举荐的。曾国藩具有世间所罕见的发现人才的特殊价值的本领，大至总督，小至营哨，他举荐和扶植的人才不可计数。

    其次，曾国藩并把举荐英才作为合格的政治家必备的两个条件之一来看待。他三番五次说道：“居高位者，以知人晓事二者为职”，并渭“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晓事即为小人。”言可适用于负政治上的最高责任者；亦可适用于负军事上的最高责任者。

    知人之外，对于居高位者而言，晓事也十分重要。曾国藩对晓事讲了几层意思。一是洞悉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乱世、是兴世、是盛世、是衰世、是转世，时代不同，人不能用一种处世哲学去应对，曾国藩称为“境遇之事”，用今天的话就是把握时代脉膊。二是洞悉自己应处之事。在此，他提出不欺弊的观点，认为别人见低，你要见高，别人见近，你能见远。再者，不能上下阻隔，他说那样自己会蒙在鼓里，一旦事情出现就难以挽回。他在《复龙翰臣书》中指出了居高官的坏习气足以败坏国家，败坏自己，他说：

    二、三十年来，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揄修袂而养姁步，倡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见有慷慨以鸣不平者则相与议其后。目击此等风俗，盖已痛恨次骨；京官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行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中已溃烂，奏章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振作有为，将来一遇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

    曾国藩将治政、治军、治饷等等全系于用人。关于治政，他说：“人存而后政举。方今纲纪紊乱，将欲维持成法，所须引用正人”。关于治军，他指出：“选将之道，诚为至要”“法待人而举。苟非其人，虽则前贤良法或易启弊端”。在办厘金问题上，曾国藩指示部下：“广求人才，参错布置，庶期改观”。总之，在各方面，曾国藩都把人才问题摆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视为维护封建统治成败的关键。

    立世大智慧

    发现人才的本领，是一个成功的领导者的首要本领，其价值往往超过了所发现的人才的价值。《韩诗外传》说：“荐贤贤于贤。”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严格选将制度

    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

    ——曾国藩

    交人要交那些心地坦诚、肝胆相照的人，选将选兵自然也要选那些“忠义血性”之辈，至于朴实耐劳、智略才识当然亦是断不可少。

    从曾国藩所规定的选将标准来看，湘军的，大致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忠义血性；二是廉明为用；三是简默朴实；四是智略才识；五是坚忍耐劳。

    曾国藩在选将中，将“忠义血性”放在第一位。所谓“忠义血性”，就是要求湘军将领誓死效忠清王朝，自觉维护以三纲五常为根本的封建统治秩序，具有誓死与起义农民顽抗到底的意志。他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则诸勇必不悦服；不勤则营务巨细，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仍可效命，故次之。身体羸弱者，过劳则疾；精神乏短者，久用则散，故又次之。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万不可带勇，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选用具有“忠义血性”者为将领，可以为整个军队起到表率作用，“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及其余”，这样便可以带动全军效忠封建的统治，从而能够使这支新兴的军队——湘军，不但具有镇压农民起义的能力，同时，还具有“转移世风”的政治功能。

    曾国藩强调“廉明为用”。对于“廉”、“明”二字，他解释说：“弁勇之于本营将领，他事尚不深求，惟银钱之洁否，保举之当否，则众目眈眈，以此相伺，众口啧喷，以此相讥。惟自处于廉，公私出入款项，使阖营共见共闻，清洁之行，已早有以服弁勇之心，而小款小赏，又常常从宽，使在下者恒得沾润膏泽，则惠足使人矣。明之一字，第一在临阵之际，看明某弁系冲锋陷阵，某弁系随后助势，某弁回力合堵，某弁见危先避，一一看明，而又证之以平日办事之勤惰虚实，逐细考核，久之，虽一勇一夫之长短贤否，皆有以识其大略，则渐几于明矣。”

    “廉”，对于军队来说是极为敏感的问题。绿营将帅克扣军饷，冒领缺额以自肥的现象，早已是公开的腐败行径。这深为士兵所不满，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那么，曾国藩在新组建的军队上，要做到与众不同，就必须在选将问题上高度重视，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湘军的战斗力。

    “明”是指将领要做到赏罚分明，是非不淆。“人见其近，吾见其远”，曰高明；“人见其粗，吾见其细”，曰精明。对于一般将领要求其“精明”，而对于高级将领，则要求其必须高明，这样才能够具有远见卓识。

    曾国藩反复强调将领要具备“廉”、“明”的品质，这对于改善官、兵关系，提高战斗力，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第三，选取将领，专取“简默朴实”之人。

    曾国藩对于绿营军官气深重，偷机取巧，迎合钻营的腐败风气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他深感积习难改。“国家养绿营兵五十余万，二百年来所费何可胜计。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一战之用，实以官气太重，心窍太多，漓朴散淳，其意荡然”，曾国藩从内心里慨叹：即使“岳王复生，或可换孱兵之筋骨；孔子复生，难遽变营伍之习气”。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曾国藩规定，一方面湘军不用入营已久的绿营兵和守备以上官；另一方面，他强调挑选将领要侧重“纯朴”。所谓“纯朴”是指脚踏实地，无官气，不浮夸虚饰。曾国藩经过遴选，将大量“纯朴”之人委以重任，这对于提高湘军战斗力和耐力极为有益。

    第四，“智略才识”是曾国藩选将的又一标准。曾国藩认为：“大抵拣选将材，必求智略深远之人。”决不能选用闽冗者。他指出：“其闽冗者，虽至亲密友，不宜久留，恐贤者不愿共事一方也。”曾国藩力求从书生中选拔人才。借助于他们知书达理，努力克服绿营将领缺乏韬略的弊病。

    第五，要求湘军将领还应具备“坚忍耐劳”的特点。

    “坚忍”亦就是打仗时能冲锋陷阵，身先士卒。曾国藩虽为一介儒生，对于治军最初没有多少军事经验。但他亦清楚，行军作战倍加艰辛，只有“立坚忍不拔之志，卒能练成劲旅……数年坎坷艰辛，当成败绝续之处，持孤注以争命。当危疑震撼之际，每百折而回”。他提倡在艰苦环境中矢志不移的勇气，只有这样，才能使湘军从上到下都有着一股与农民起义军顽抗到底的决心。

    在曾国藩看来，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出身卑微，迫切希望改变所处的社会地位。按贯例是应通过读书做官的方式来达到其目的。然而，清朝末年的状况却使他们无望改变社会地位。据统计，清末全国绅士人数约有一百四十五万，政府官职及头衔仅能容纳十五万，闲居乡里的绅士至少有一百三十余万，两者之间构成了悬殊的比例。当社会统治秩序受到农民起义的冲击，他们将本能地站出来，以封建的卫道精神同农民军进行对抗，捍卫封建的统治，加之无官可做只好在投笔从戎中，一显身手。

    按照这些标准选将练兵、处理将士关系，虽未必能达到他的“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挽回厌乱之人心”的目的，但确实使曾国藩得到了一支非比寻常的军队，从而使他博得了皇帝对他的重用和将士僚属对他的青睐。

    立世大智慧

    曾国藩在其一整套的选将标准中，一反中国古代兵家论将、选将的方法，而将“忠义血性”，意即对封建政权的忠心放在了第一位。为此，他不拘一格，不限出身，大量地提拔书生为将。

    扶助有才之人

    少荃，你既然到了我的幕下，我告诉你一句话：我这里所崇尚的就是一个‘诚’字。

    ——曾国藩

    曾国藩与李鸿章曾有一段师生之谊，当李鸿章满怀希望地投奔曾国藩时，曾国藩却借口军务倥偬，没有相见。李鸿章以为只是一时忙碌，几天之内定可召见，谁知在旅舍中闲住了一个月，竟得不到任何消息。他心急火燎，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李鸿章得知曾国藩幕府中的陈鼐，是道光丁未科进士，与他有“同年”之谊，也充过翰林院庶吉士，又算是同僚，就请陈去试探曾国藩的意图。谁知曾国藩环顾左右而言他，不肯表明态度。

    李鸿章既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曾国藩何以对他如此冷落？这实在令人费解。就连陈鼐也不明所以，便对曾国藩说：

    “少荃与老师有门墙之谊，往昔相处，老师对他甚为器重。现在，他愿意借助老师的力量，在老师门下得到磨练，老师何以拒之千里？”

    曾国藩冷冷地回答说：“少荃是翰林，了不起啊!志大才高。我这里呢，局面还没打开，恐怕他这样的艨艟巨舰，不是我这里的潺潺溪流所能容纳的。他何不回京师谋个好差事呢！”陈鼐为李鸿章辩解说：“这些年，少荃经历了许多挫折和磨难，已不同于往年少年意气了。老师不妨收留他，让他试一试。”

    曾国藩会意地点了点头。就这样，李鸿章于1858年进了曾国藩幕府。

    其实，曾国藩并不是不愿接纳李鸿章，而是看李鸿章，心地高傲，想打一打他的锐气，磨圆他的棱角。这大概就是曾国藩这位道学先生培养学生的一番苦心吧。自此之后，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棱角着意进行了打磨，以便他变得老成世故，打下立足官场的“基本功”。

    曾国藩很讲究修身养性，规定了“日课”，其中包括吃饭有定时，虽在战争时期也不例外。而且，按曾国藩的规定，每顿饭都必须等幕僚到齐方才开始，差一个人也不能动筷子。曾国藩、李鸿章，一是湘人，一是皖人，习惯颇有不同。曾国藩每天天刚亮就要吃早餐，李鸿章则不然。以其不惯拘束的文人习气，而且又出身富豪之家，对这样严格的生活习惯很不适应，每天的一顿早餐实在成了他沉重的负担。一天，他假称头疼，没有起床。曾国藩派弁兵去请他吃早饭，他还是不肯起来。之后，曾国藩又接二连三地派人去催他。李鸿章没有料到这点小事竟让曾国藩动了肝火，便慌忙披上衣服，匆匆赶到大营。他一入座，曾国藩就下令开饭。吃饭时，大家一言不发。饭后，曾国藩把筷子一扔，扳起面孔对李鸿章一字一板地说：

    “少荃，你既然到了我的幕下，我告诉你一句话：我这里所崇尚的就是一个‘诚’字。”说完，拂袖而去。

    李鸿章何曾领受过当众被训斥的滋味？心中直是打颤。从此，李鸿章在曾国藩面前更加小心谨慎了。

    李鸿章素有文才，曾国藩就让他掌管文书事务，以后，又让他帮着批阅下属公文，撰拟奏折、书牍。李鸿章将这些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甚为得体。深得曾国藩赏识。几个月之后，曾国藩又换了一副面孔，当众夸奖他：

    “少荃天资聪明，文才出众，办理公牍事务最适合，所有文稿都超过了别人，将来一定大有作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许要超过我的，好自为之吧。”

    这一贬一褒，自然有曾国藩的意图。而作为学生的李鸿章，对这位比他大十二岁的老师也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对人说：“过去，我跟过几位大帅，糊糊涂涂，不得要领；现在跟着曾帅，如同有了指南针。”

    李鸿章在未入曾幕之前，曾先后随团练大臣吕贤基及安徽巡抚福济，此二人既非战乱之才，对于领兵作战更是缺乏经验，李鸿章在他们手下带兵及处幕，自然没有本领可学。曾国藩所以能在举世滔滔之中发生砥柱中流的作用，就是因为他能以子弟兵的方法训练湘军，使他们成为一支能征惯战的队伍；而他自己所拟订的通告全局、十道分进、对太平天国展开全面防堵围剿的战略方针又极为正确，因此，方能使他在对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掌握主动，着着进逼，终于使太平天国政权完全倾覆。假如曾国藩也像一班督抚大帅那样不能高瞻远瞩；那么，曾国藩不免也会像向荣、和春、胜保、福济等人一样碌碌无成，李鸿章也决不能从曾国藩那里学到卓越的打仗要领。曾国藩死后，李鸿章作联挽之，说：

    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

    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

    此联的上半，充分道出了李鸿章师事曾国藩而尽得其军事政治才能的事实。然而，李鸿章入居曾幕，实在是他一生事业的重要关键，拜相封侯，悉基于此。至于曾国藩赏识李鸿章，除了曾国藩素知李鸿章才气过人这一因素外，下面一件事，也是重要的原因。

    李鸿章居曾幕时，曾为曾国藩草奏严劾安徽巡抚翁同书，最得曾国藩的欣赏。其时，曾国藩因翁同书对练首苗沛霖的处置失常，以致激成大变，他本人又在定远失守之时弃城逃走，有愧封疆大吏的守士之责，极为愤慨，意欲具疏奏劾而难于措辞。翁同书是前任大学士翁心存之子，翁心存在皇帝面前的“圣眷”甚隆，门生弟子布满朝列，究应如何措辞，方能使皇帝决心破除情面，依法严惩，而朝中大臣又无法利用皇帝与翁心存之间的关系，来为翁同书说情，实在很费脑筋。他最初使一幕僚拟稿，觉得甚不惬意，不愿采用，而自己动手起草，怎么说也不能稳当周妥。最后，乃由李鸿章代拟一稿，觉得不但文意极为周密，其中，更有一段极为警策的文字，说：

    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

    这段话的立场如此方刚严正，不但使皇帝无法徇情曲庇，也足使朝臣之袒翁者为之钳口夺气。所以，曾国藩看了之后，大为欣赏，即以其稿入奏，而翁同书亦旋即奉旨革职拿问，充军新疆。就事论事，李鸿章此稿，深得奏议文字的“辣”字诀，使人无可置喙于其间。李鸿章有此吏才，足以便曾国藩对他刮目相看。

    李鸿章在军务方面也常常为曾国藩出谋献策。1860年6月，清廷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督办围剿太平军事务。曾国藩率大营进驻安徽祁门。祁门在长江之南，位于黄山之西，四周山丘环绕，形如锅底。曾国藩认为，只要占领四周制高点，扼守要路，足以自守。但李鸿章则认为：“在这种地方扎营驻兵，乃是兵家之忌。这是兵法上所说的‘绝地’。不如及早转移，选择有利地形。以便进退自如”。

    从纯粹的军事观点来看，李鸿章的话是颇有见地的。但曾国藩没有接受李的意见。李鸿章反复力争，坚持己见。最后，曾国藩气愤地说：“诸位如果胆怯，可以各奔前程!”李鸿章见状便不敢再多言了。

    其时，曾国藩军中又发生了另一件事，即李鸿章不同意曾国藩弹劾李元度，使李鸿章暂时离开了曾国藩幕府。

    李鸿章的出走，从心理上说，是其雄心壮志久久不得舒展的情绪冲动。他追求青史留名，要的是封一路诸侯，而不是屈居人后。他在诗中抱怨“昨梦封侯今已非”，做梦都想踞有一块地盘，对寄人篱下的状况感到不满。曾国藩为此曾安慰他：“观察阁下精明强悍的神色流露在眉宇之间，写字则筋骨胜于皮肉，象不会长期置身于玉堂，带玉器优游。假若要当四方诸侯，按图索骥，不是南方的两粤，就是东方的三吴。”曾国藩果然看得准，1862年，李鸿章得以去抢三吴这块地盘。但在此前，李鸿章却常因此而郁郁寡欢，或是吟“愁弹短铗成何事，力挽狂澜定有人”；或是叹“郁郁松楸望不开”，“空将双泪寄泉台”；或是发牢骚!当时湘军内部门户之见极深，李鸿章作为皖人虽居高位，却被占据要位的绝大部分湘人所排挤。那种克制忍让、忍辱负重的生活，令他感到极不舒畅。为此，他常有“戈马飘零何必家？”“四海无家行路难”之叹。

    李鸿章的出走，不排除功利驱使，而意气用事也是重要原因。李鸿章离开祁门，打算返回南昌哥哥家中。途中走访了胡林翼，并告知离开曾幕的缘由。胡林翼素知李鸿章有才略，就说：“君一定会发达，但希望不要离开涤生（曾国藩），若没有涤生，君何以进身？”李鸿章听后，不以为然，愤愤地说：“我初以为你是豪杰之士，不需要别人而可以发展，今天才知我看错人了。”言毕，拂袖而去。归到下榻之地，整装将行。胡林翼派人挽留，李鸿章脾气又来了，仍执意要走。后经胡林冀强留，李鸿章才放下了行装。过后，两人又每日饮酒畅谈，只是不提曾之事。尽欢多日，李鸿章方才离去。

    送别李鸿章后，胡林翼即写信劝说曾国藩：“李某终将发达，不若引之前进，犹足以张吾军。”曾国藩经过冷静思考，认为胡林翼的看法很有道理，便于1861年3、4月间写信给李鸿章，请他出任南昌城守事宜、以抗拒南路西征太平军。李鸿章也未割断与曾国藩的联系，直接写信劝说或请胡林翼代劝曾国藩从祁门“及早移军”，“先清江西内地”。胡林翼支持李鸿章的主张，特地写信给曾国藩说：李鸿章之议“颇识时务”，左宗棠移驻九江之策“亦握形势”，“然涤丈未必采纳。能于湖口、东流驻使节，联络南北两岸之兵气，乃合使节之体裁，且功效必大。”他甚至委婉地批评曾国藩因小失大、不顾战略全局。曾国藩随即移节东流。

    李鸿章滞留南昌期间，曾给同年沈葆桢去信询问福建情况。有意去闽任道员之缺。沈葆桢回信劝阻：“闽事糜烂，君至徒自枉才耳!”另一位同年郭嵩焘也致函李鸿章，“力言此时崛起草芭，必有因依，试念今日之天下，舍曾公谁可因依者，即有拂意，终须赖以立功名，仍劝令投曾公。”李鸿章“读之怦然有动于心”。1861年5月18日，曾国藩乘机写信给李鸿章，情词恳切地请他回营相助称：

    鄙人遍身热毒、内外交病、诸事废阁，不奏事者五十日矣。如无醴酒之嫌，则请台旆速来相助为理。

    曾国藩敦促李鸿章出山，意在为自己罗致建功立业的助手。李鸿章环顾左右，也确信当今可资“因依”而“赖以立功名”者只有曾国藩，因此，捐弃前嫌，于6月6日赶至东流，重新投身曾幕。

    李鸿章第二次入幕曾府，曾国藩对其“礼貌有加于前，军国要务，皆与筹商。”吴汝纶撰《李鸿章江苏建祠事略》中说：“曾国藩前后幕僚，多知名之士，其能争议是非者，李鸿章一人而已。”虽不全是事实，但李“认真”的品格确为老师所欣赏。

    李鸿章进曾国藩幕府等于进一个高级研究班。在军事上，他得以独当一面地招练骑兵、组建淮扬水师，温习他以前自学的步兵战术，故出幕时三大主要兵种的大部队指挥已相当娴熟。1862年，上海官员惊奇地发现，李鸿章亲自动手绘图描型，改建了上海水师战船、战艇式样，十分在行。以前，李鸿章能浪战而不耐战，不善防守；在曾国藩身边，他学到了深沟高垒的“站墙子”防御之术，学到了保饷道、粮道而无后顾之忧的坚守之法。李鸿章曾说：“我以为湘军有异术，今天晓得，不是别的，只不过听到长毛来站在墙子前罢了。”正是这站在坚厚墙壁前的防守战术，使当年淮军在关键的虹桥之战、北新泾之战中未被太平军击败。

    李鸿章在曾国藩身边变得成熟起来，从政事到立身处世均有长足进步。从李鸿章的身上常常可以看到曾国藩的影子。曾国藩早就使用洋炮，李鸿章来沪后更爱洋枪洋炮；曾国藩上马杀敌，下马讲学，幕府中供养“三圣七贤”十位名儒，李鸿章来沪后也效其技，并与上海势力中的商绅打成一片；曾国藩处理军政大事虽征询幕友，然决断善断一由己意，李鸿章更青出于蓝，来沪后不容他人与自己平起平坐。李鸿章终其有生之年感谢曾的“积年训植”，他曾向部将刘秉璋述曾国藩之恩：“我跟从的师辈多了，没有一位像这老翁善教的。他随时随地随事都有所指示。”李鸿章成名后朝野舆论也说他“果毅坚贞，克绍曾门衣钵”；他自己则说：别的弟子多不愿遵从师门成法，但“鸿章笃守”。无疑，李鸿章保持谨守师法的形象对自己最有利；而曾国藩心传于李鸿章，也有其明哲保身的深意。

    立世大智慧

    对于那些有大才、有大志的人，千万别当绊脚石，不妨助之向上，引之向前。因为有大才大志的人是阻遏不住的。曾国藩待李鸿章之法颇值得世人玩味。

    让别人自主发展

    人才尤应惜之，褒之则若甘雨之兴苗，贬之则若严霜之凋物；称许不绝于口，揄扬禾停于笔，人谁不欣欣向荣！

    ——曾国藩

    曾国藩认为，规模要宏大，就需要放权，让别人自主发展。但是，什么时候让手下去另谋发展，却是大有讲究的。在这个问题上，曾国藩的做法是：局面小时，坚决维护手下队伍的团结统一，对另立门户者坚决予以打击，因为，在这时自立门户，无异于分裂队伍，瓦解自己；但是，当自己的发展具备了一定规模，是自立于世的时候，一定要让手下另谋发展。这不仅是所谓“利己利人”，“达己达人”之道；更是自己事业的扩大，因为， 另谋发展以后，总还是自己的属下，可以为自己节制；即使完全独立，也总还是可以互相有所照应。

    在曾国藩移驻衡阳前编练湘军的时候，王鑫本来是曾国藩非常赏识的一名将领，一直准备要重用他。但王鑫在曾国藩将营地搬到衡阳后，曾受命回湘乡募勇。王鑫回到湘乡后，十分张扬，出入都要敲锣打鼓，乡人为之侧目，又将勇丁多招至3000人。更令曾国藩气愤的是，王鑫带着这3000勇丁到长沙，竟与湖南巡抚骆秉璋来往密切，并渐渐流露出自成一军，不再听曾国藩指挥的倾向。

    曾国藩于是断然要求王除原带一营外，新招者只留二营或三营，营官由曾国藩处任命，并按统一营制编练。但骆秉璋却不令裁撤，命其加紧操练，驻省听调。这样，王鑫更拒不听命，从而导致曾、王彻底决裂。王从此自定营制，白派营官，在组织上、制度上独立于曾国藩之外，自成一军。人们以后也习惯地称之为老湘军，以别于曾国藩统辖的湘军。

    曾国藩在关系到自己以及湘军的前途命运的大事时，每次都不妥协。这次也不例外。于是，在1853年12月，他终于与王鑫摊牌，就两人间的关系做一个了结。他给王鑫发去一封最后通牒式的信函，提出王鑫必须在遵守湘军的营伍制度与脱离曾国藩的湘军系统之间做一明确的选择：

    特书与足下约，计必从鄙意而不可更改者五条，听足下自为屈伸者三条。能如吾之约，则一一照办，破釜沉舟，以图一举；若必不肯从吾之约，则足下自成一军，今后吾将不与足下事，吾并将另募数营勇丁以替足下之位置。

    曾国藩所强调的不可更改的五条之中，最为关键的就是要求王鑫自己只能统带其中的一营，其他各营需要由曾国藩另行委派营官统带，各营勇丁的数量也必须遵守湘军统一的营制，不得自行其是。勇丁在招募入营后，必须经过至少两个月的训练，才能开赴战场打仗。一句话，王必须听从他的指挥，否则，他就不承认王鑫继续做他的部下。

    王鑫此时以为自己追随湖南巡抚骆秉璋比跟着曾国藩走更有前途，便对曾国藩的警告不予理睬。骆秉璋也趁机拉拢王鑫，表示他所统带的3000勇丁可以不裁撤，并继续驻守在省城长沙。曾国藩看到局势已无可挽回，便忍痛与王鑫一刀两断，将他逐出教门。

    王鑫本是罗泽南众多弟子中的佼佼者。他比罗泽南小16岁。少时便自视甚高，给自己取了一堆的字号别名，既字家宾，又字溪山，还自称为返璞山人、四愿居士、养拙子等。他的启蒙先生曾经对他做过这样的评论：

    王鑫读书，穷极圣贤义理，志量宏远。尝书数语于壁上，谓“置身万物之表，俯视一切，则理自明，气自壮，量自宏。凡死生祸福，皆所不计。”

    又说：

    此人体貌清瘦，目光炯炯射人，声大而远，说话如在瓮中，而滔滔不绝于词。

    24岁那年，王鑫考中秀才，并转拜罗泽南为师。罗泽南一见，便觉此人不一般，对之抱有很大的期许，希望他将来能光耀师门。而王鑫对罗泽南也崇拜得五体投地。曾对别人这样评价自己的先生：

    其学行才识，为当时所罕见。续千载之坠绪，辟吾道之榛芜，倡明绝学，通达时务，诚为苍生而出。

    曾国藩与罗泽南关系颇睦，属早年结交的乡友之一。考虑到这一层，曾国藩不愿与王鑫为敌，做事留有分寸。而这次曾、王分裂，固然是两人利害之争，但也是曾国藩与湖南省中大吏矛盾的继续。它反映了骆秉璋急欲直接掌握一支部队，不愿在军事上完全依靠曾国藩。事实上，在此之前，曾、骆在部队调遣方面就有过不止一次的冲突。田家镇败后，太平军西上，骆令驻浏阳之邹寿璋营移防岳州，但曾却令邹原地防守，不仅剥夺了骆对湘军的指挥权，且几次暗示骆的指挥昏庸，几同儿戏!省中官吏对此不能不感到愤怒，长沙知府仓少平就致书曾，指责他的行为造成“号令纷歧”。骆自然更耿耿于怀，支持王鑫，使王感恩不已，不仅可以一微怨气，更重要的是王从此只能更依靠他，更听他的指挥。

    不言而喻，王鑫式的决裂如果连续发生，将对湘军，特别是对曾国藩个人产生严重的影响。为防止其重演，曾国藩断然割断与王一切联系，把他逐出教门；且在致自己的老师吴文镕书中，对王大加攻击，使吴不再调王鑫军北援，失去进一步发展的机会。事实上，王也由于不能援鄂，省内又财政困难，不能不将所部三千四百人，减去一千。这样，就对后来可能的效法者，起了警戒作用。同时，曾国藩更刻意讲求笼络和控制部属之方，利用同乡、师生、亲朋等关系，结成以他为中心的集团，并对个别敢于步王后尘的人，给予打击。

    尊重、服从上级领导同谋求自身的独立发展，这在各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下都是不易妥善处理的重大问题，在专制制度下，情况更为棘手。曾国藩高出同时代人的卓识之一，是局面做大时公开鼓励下属谋求独立发展。对于鼓励人才，曾国藩有一条很重要的体会：“人才尤应惜之，褒之则若甘雨之兴苗，贬之则若严霜之凋物；称许不绝于口，揄扬不停于笔，人谁不欣欣向荣!”这并不是说，曾国藩主张不分是非，倡导互相吹捧的庸俗气氛。相反，他力主吏政和治军都必须严格。但在方法上则必须着眼于表扬和鼓励，而在批评缺点错误的时候也必须注意选择适当的场合，照顾对方的自尊。他的这些主张，同现代心理学有惊人的暗合之处。例如，马斯洛就认为：“除了少数病态的人之外，社会上所有的人都有一种对于他们的稳定的、牢固不变的、通常较高的评价的需要或欲望，有一种对于自尊、自重和来自他人的尊重的需要或欲望。”阿德勒个性心理学的基本观点之一则是不断追求优越，是人们行动的内驱力，它引导着个人和种族不断进步。

    曾国藩曾致信李鸿章：“昔麻衣道者论《易》云：学者当于羲皇心地上驰骋，无于周孔脚跟下盘旋。前此湘军如罗罗山（罗泽南）、王璞山（王鑫）、李希庵、杨厚庵（杨载福）辈皆私自立门户，不肯寄人篱下，不愿在鄙人及胡（林翼）、骆（秉璋）等脚下盘旋。淮军如刘、潘等气非不盛，而无自辟乾坤之志，多在台从脚下盘旋，岂阁下善于制驭，不令人有出蓝胜蓝者耶。”

    自先秦荀子等人开始，就鼓励后人超越前辈。不过，真正见诸行动，特别是军事和政治领导者，却历来是鲜见的特立独行。中国传统文化中虽不乏尊重个人独立人格的论述，那也不过是吉光片羽。专制制度下的上下关系以顺从为主要特征，且已上升为美德。曾国藩却力倡“自立门户”，“自辟乾坤”，把传统文化中尊重个人的因素发挥尽致。为此，他甚至主张，宁用“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而能“遇事体察”者，不用“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的官气十足之辈。这固然与他领导的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跌宕起伏，生死相寻，不能不充分发挥部属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有关，也显示了他罕见的胸怀。

    对于李鸿章、左宗棠等人，都体现了他的鼓励下属谋求发展的精神。李鸿章赴上海练淮军，曾国藩说：“少荃去，我高枕无忧矣。惟此间少一臂助，奈何？”李鸿章再请，曾国藩不但欣然同意，还送上马扶一程，令李鸿章终生铭记。

    李鸿章所募淮勇到安庆后，曾国藩“为定营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粮之数，悉仿湘勇章程，亦用楚军营规以训练之。”1862年2月22日李鸿章移驻安庆北门城外营内，曾国藩亲临祝贺。李鸿章深知淮勇实力单薄，难膺重任。他说敝部除张遇春一营外，均系新勇，战守难恃，无征异地，若无精兵宿将，立有覆败之虞。”因此，他恳请曾国藩调拨数营湘勇，以加强战斗力。曾国藩既害怕淮勇不堪一击，又打算凭借湘军榜样“为皖人之介”，以陶铸淮军风气，因而允其所请，陆续调拨湘勇八营，归其节制。其中有曾国藩新兵两营，由韩正国统事，充任李鸿章亲兵；开字两营，借自曾国荃，由程学启统事，程系陈玉成部太平军叛徒，其部下多籍隶两淮；林字两营，由滕嗣林、滕嗣武统带，乃系江苏巡抚薛焕使之在湖南招募而来，原为四千人，经曾国藩裁汰至千人，编入淮军；熊字营由陈飞熊统带，坦字营由马先槐统带，均系奉曾国藩之命在湖南所招，原备湘军部将陈士杰率领，随同李鸿章援沪，因陈氏不愿前往，遂拨归淮军。所有这些，就是淮军初创时期的基干队伍，共计十三营，六千五百人。3月4日李鸿章陪同曾国藩检阅铭、鼎、树、庆和程学启、膝嗣林等营，标志着淮军正式建成。同源相生者，只能患难相助，不会同根相残。他认为湘、淮本是一家，淮军由湘军而派生，“尤有水源木本之谊。”对于左宗棠，虽然左在多种场合曾对曾国藩有微言，两人也几年不通音讯，但收新疆，他第一个荐举左宗棠。同样说明他的胸襟。

    这使曾国藩的事业规模迅速扩大，到十年后，湘军集团中督抚大帅，纷出并立，与曾国藩地位相当相近者就有二十余人。这些军队与督抚协调行动，互相配合照应，更使曾国藩的声望如日中天。

    只是鼓励手下独立发展，既有一个襟怀问题，也有一个时机问题。

    立世大智慧

    曾国藩在属下自立门户的问题上政策开明，适时加以鼓励，使湘军的力量发展很快，成为一个庞大的集团势力，而且始终保持着相对的统一性，至少，他们也以曾国藩为其共同的精神领袖。

    厚饷养兵以求廉

    臣初定湘营饷项，稍示优裕，原冀月有赢余，以养将领之廉。

    ——曾国藩

    曾国藩一生不爱钱财，因而，他在用人选将上也反对选用为名利而来的人。他的四条选将标准中，第三条就是所选将领要不汲汲名利，他说：为名利而来的人，提拔得稍迟一点就怨恨不已，遇到一点不如意的事就怨气冲天；他们与同僚争薪水，与士兵争毫厘。小肚鸡肠，干不得大事。所以对带兵的人来说，不热衷于名利，是第三要务。

    曾国藩认为，绿营兵腐败无能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兵饷太低。绿营步兵月饷银一两五钱，绿营的守兵月饷一两，绿营马兵月饷二两。这种情况在清朝初年，勉强可以维持生活，至道光以后，米价上涨，绿营兵饷已不够维持五口之家的食用，加之绿营兵饷日薄，就更无法依靠兵饷来维持生计了。《道咸宦海见闻录》记载，绿营兵“营中公费，近年益缺，各种杂出费用，无一不摊派兵饷，是以每月每兵仅得饷三钱有零，不敷一人食用，别寻小本经纪或另有他项技艺，借资事畜”。因此，绿营兵就不得不经常出营寻求生计，便忽视了在营训练，最后导致战斗力低下。绿营军官为了聚敛财富，也常常克扣军饷或冒领军饷，导致绿营军军心不稳。

    曾国藩在起始办团练的时候就规定口粮；操演日给予一钱；出征本省“土匪”，每日一钱四分；征外省“粤匪”，每日一钱五分。队长哨长以次而加。养伤银上等三十，中等二十，下等十两。阵亡恤银六十两。征“土匪”减半，比绿营的饷差还多加了一倍。

    湘军的军饷是相当优厚的，湘军士卒的月饷几乎是绿营兵月饷的三倍或三倍以上。统计各项总的收入，营官每月为二百两，分统、统领带兵三千人以上者每月为三百九十两，五千人以上者五百二十两，万人以上者六百五十两。连曾国藩本人也不得不承认“章程本过于丰厚”。王闿运在《湘军志》中指出：“故将五百人，则岁人三千，统万人，岁入六万金，犹廉将也。”湘军将领中除多隆阿“统万人，而身无珍裘、麻葛之奉，家无屋，子无衣履”以外，人人足于财。

    曾国藩通过厚饷养兵的原则，收到了一些成效？湘军士兵的兵饷，除个人生活外，还可贴补家用，因此，能够安心操练，提高战斗力，一改绿营兵因口粮不足，而常常离营兼做它事，荒于训练的弊病，同时，曾国藩也希望通过给予将领以丰厚的收入，来减少克扣兵饷的事情发生，达到“养廉”的目的。曾国藩在奏疏中阐述了这一想法，“臣初定湘营饷项，稍示优裕，原冀月有赢余，以养将领之廉，而作军士之气”。

    曾国藩如此厚饷养兵，自然“陇亩愚氓，人人乐从军，闻招募则急出效命，无复绿营征调别离之色”。于是，当兵——卖命——发财成了湖南贫苦农民的第二职业，湘军也成为一支骁勇善战的武装。

    立世大智慧

    但曾国藩在用兵上，却主张以“利”来获得军心，以厚赏来得兵将之勇。因此，他不惜精力，多方努力，坚持实行了一种厚饷养兵的统军方式，使其得到了一支勇猛无比的军事力量，这是他军事上成功取胜的一个重要原因。

    以诚、恕知天下

    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又说，“吾辈总以诚心求之，虚心处之。心诚则志专而气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终有顺理成章之一日；心虚则不动客气，不挟私见，终可为人共谅。

    ——曾国藩

    曾国藩初办团练时，手中无一兵一勇，脚下无一寸土地，身无一分一文，虽然是个京官，在丁忧平缺其间，实际上等于一个普通乡绅。而当时在湖南，已有江忠源的楚勇，罗泽南的湘勇和王鑫的湘勇，各有一定的势力。其中，江忠源的楚勇出境至广西，有著名的蓑衣渡之战，后来保卫长沙、转战江西均有战功。可是，曾国藩却能成为他们的精神领袖，协调各部的行动。后来虽与王鑫关系破裂，也是有多方面原因的。而且江忠源战死后，接领其部队的刘长佑、萧启江等；罗泽南战死后，接领其部队的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洋等，也都接受曾国藩的指挥调度。在逐渐发展过程中，一些非湘籍将领也陆续来到曾国藩身边，如满族人塔齐布、蒙古人多隆阿、河南人李孟群、广东人褚妆航、四川人鲍超、福建人沈葆祯等。

    是什么力量，使这些英雄豪杰、仁人志士聚到了曾国藩的旗下？除以保国安民、维护各教、立志杀贼为目标这个共同点使他们心心相印外，就是曾国藩的人格力量。这人格力量产生于他所极力倡导，并躯履实践的“诚”、“恕”二字，即“待人以诚，容人以恕”两条。所谓“以诚恕如天下，则群伦影从”。

    “待人以诚”，应该是所有为官为将为领袖者的一项基本品德。待人以诚，则人也可能待己以诚，这叫做以诚换诚；即使少数人不以诚待已，也终会遭到舆论的谴责，使之怵然省悟。如果待人以权术，恃盛气，挟私见，也可能得势于一时，但最终会遭到历史的唾弃。曾国藩洞悉世情，明彻史实，深有感情地对诸弟说：“管子云：斗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余谓天之概无形，仍假手人以概之。霍氏盈满，魏相概之，宣帝慨之；诸葛恪盈满，孙峻概之，吴主概之。待他人来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这真是促人猛省的真知灼见！

    曾国藩所提倡的“恕”，中心内容是《论语》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如果想得到什么，就要考虑到别人也会想到什么，推己及人。曾国藩说：“人孰不欲己立己达？若能推以立人达人，则与物同春矣！”反过来说，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不欲人以虚伪待我，我便应不以虚伪待人；不欲人以权术待我，我便应不以权术待人，如此等等，都是人际关系的重要原则。

    曾国藩说：“圣门好言仁，仁即恕也。曰贫，曰贱，曰成，曰荣，曰誉，曰顺，此数者，我之所喜，人亦皆喜之。曰贫，曰贱，曰败，曰辱，曰逆，此数者，我之所恶，人亦皆恶之。……吾兄弟须从‘恕’字痛下工夫，随在皆设身以处地。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所谓立也；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谓达也。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有以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荆棘少矣。”

    曾国藩强调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不怨天，不尤人。认为如果“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则人必不服。……凡遇牢骚欲发之时，则反躬自思：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之气？猛然内省，决然去之。”凡不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人，最终也不能立己达己，历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证明了这点。所以，曾国藩一向主张“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

    曾国藩奉行的“待人以诚以恕”的品德，集中体现在他正确地处理与左宗棠的关系上，曾国藩为人拙诚，语言迟讷，而左氏恃才傲物，自称“今亮”，语言尖锐，锋芒毕露。左宗棠只比曾国藩小一岁，但他屡试不中，科场失意，蛰居乡间，半耕半读。咸丰二年，已四十一岁，才由一个乡村塾师入佐湖南巡抚张亮基，当了个“刑名师爷”。后张亮基迁为湖广总督，左宗棠于咸丰四年三月，又入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共达六年之久。曾、左虽非同僚，却同在湖南，常有龃龉。传说，曾国藩见左宗棠为如夫人洗脚，笑着说：“替如夫人洗足。”左氏以牙还牙，立即讽刺说：“赐同进士出身。”有次，曾幽默地对左说：“季子才高，与吾意见常相左。”把“左季高”三字巧妙地嵌了进去。左也绝不示弱，说：“藩候当国，问他经济又何曾！”语涉鄙夷，也把“曾国藩”三字喻尽。这些传之甚广的言谈，或为后代文人编造之辞，不足为信，但简单的对话，确实反映了左宗棠个性的祭骜。

    左宗棠颇有识略，又好直言不讳。咸丰四年四月，曾国藩初次出兵，败于靖港，投水自尽未遂，回到省城，垂头丧气，左宗棠责备曾国藩说：事情还未到不能办的时候，自寻短见是不当的行为，何必出此下策。使得曾国藩无言以对。可见其语直，并非没有情分。而是为主帅打气，敬爱甚切之语。

    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在江西瑞州营中闻父丧，立即返乡。左宗棠认为他不待君命，舍军奔丧，是很不应该的，湖南官绅对此也哗然应和。这使曾国藩颇失众望。第二年，曾国藩奉命率师援浙，路过长沙时，特登门拜访，并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为联，求左宗棠篆书，表示谦抑之意，使两人一度紧张的关系趋向缓和。

    曾国藩的宽宏大度、不计前嫌，还表现在他在咸丰十年后（1860年）对左宗棠的举荐上。在这以前，曾国藩也曾举荐过左宗棠。例如，咸丰六年正月，曾国藩奏左宗棠接济军饷有功，因而，朝廷命左宗棠以兵部郎中用。左宗棠性情刚直，又得罪了不少人，在湖南“久专军事，忌者尤众”，于是，碰上了樊燮事件。樊燮为永州镇总兵，其私役兵弁，挪用公款，左宗棠为此代巡抚骆秉章拟奏折，温请将樊燮撤职查办。谁知樊燮受人唆耸，向湖广总督官文反告左宗棠。官文竟将这案子报到朝廷，朝廷因命考官钱宝青审讯，传左宗棠到武昌对筹。咸丰帝甚至密令官文，“如左宗棠有不法情事，可就地正法。”此事，京城内外闻之者莫不震惊。骆秉章与湖北巡抚胡林翼均上疏力辩其诬。胡林翼的奏折中且有“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的话。京中官员如待读学士潘祖荫，与左素不相识，也上疏痛陈“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官文似不可“引绳批根”。

    在这种情况下，咸丰帝才有“弃瑕录用”的旨意，肃顺也趁机以人才难得进言。官文接旨后，才不再催左宗棠对簿，草草了结此案。此案刚发生之时，左宗棠曾写信给友人，陈述自己的委曲与悲苦之情：“弟性刚才拙，与世多忤，近为官相所中伤。幸所做之事容易明白，而当轴诸公尚有能知之凉之者，或可不预世网，然亦险矣！自念草野书生，毫无实用，连年因叠梓之故，为披发缨冠之举，忘其愚贱，一意孤行，又复过蒙优奖，名过其实，其遭此谤陷，固早在意中。特欲借会试一游京师，脱离此席，非敢再希进取，以辱朝廷而羞当世之士也。”于是，左宗棠辞别骆秉章，于咸丰十年正月离开长沙。他三月三日到达湖北襄阳，突然接到胡林翼一封密信，“言含沙者意犹未谦，网罗四布，足为寒心。”当时，正值襄阳大风雪，左宗棠想跻登庙堂之上，深感帝乡不可期，拟委身江湖之远，又忧谗畏讥。

    当时，曾国藩驻军宿松，胡林翼驻军英山，议欲分三路进攻安庆。左宗棠来营暂避锋芒，曾国藩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连日与他商谈。正在这时，四月初一日，特旨询问曾国藩说：“左宗棠熟悉湖南形势，战胜攻取，调度有方。目下，贼氛甚炽，而湖南亦所必欲甘心，应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本地襄办团练等事，抑或调该侍郎军营，弹得尽其所长，以收得人之效？着曾国藩酌量处理。”曾国藩立即于四月十三日上奏说：“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扎亟之际，或饬令办理湖南团防，或简用藩桌等官，予以地方，弹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曾国藩与胡林翼是在左宗棠极其潦倒，“四顾苍茫”的时候，向左宗棠伸出了援助之手。

    清廷接到曾国藩上述奏章，于四月二十日，谕令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左宗棠因而正式成了曾国藩的幕僚之一。曾国藩立即让他回湖南募勇开赴江西战场。过了几个月，左宗棠军在江西连克德兴、婺源，曾国藩立即于十一月二十八日专折为他和部属报功请赏，并追述他以前的战绩说：“臣查左宗棠一军，自移师景镇，一闻贵溪警报，分路调拨，或迎头痛击，计十日之内，转战三百余里，连克三城，使狼奔须突之众，喘息不得少定。实属调度神速，将士用命。自此股剿败之后，即有池州大股扑陷建德，直犯浮梁、景德镇，亦惟左宗棠一军独当其冲。左宗棠初立新军，骤当大敌，昼而跃马入阵，暮而治事达旦，实属勤劳异常。”可谓推崇备至。左宗棠因此得晋升为候补三品京堂。

    至咸丰十一年四月初二日，曾国藩又上奏道：左宗棠“上年奉旨襄办臣处军务，募勇五千余人，驰赴江皖之交，方虑其新军难收速效，乃去冬堵黄文金大股，今春击退李世贤大股，以数千新集之众，破十倍凶悍之贼，因地利以审敌情，蓄机势以作士气，实属深明将略，度越时贤”，因而恳请“将左宗棠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朝廷立即照准。

    这年十一月十六日，曾国藩根据闽浙总督庆端、浙江巡抚王有龄之请，奏请派左宗棠援浙，并将在江西广信、广丰、玉山、饶州和安徽徽州等地的陆军及昌国内河水师，统归左宗棠就近节制调度，使左宗棠开始拥有较大的军权。但左宗棠还来奔至杭州，杭州已于十一月二十八日（1861年）被太平军占领，杭州将军瑞昌与浙江巡抚王有龄均死于战事。于是，曾国藩第四次上奏保举左宗棠。他于十二月十二日向左宗棠通报说：“浙江竟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失守，六十力生灵同遭浩劫，天乎酷哉！弟于二十五日复奏统辖浙江军务，已附片密清简阁下为浙江巡抚。无论是否谕允，目下经营浙事，全仗大力，责无旁贷。”

    果然，左宗棠于次年二月（1862年）即受命为浙江巡抚，并根据曾国藩的奏请，朝命左的部下蒋益澧为浙江布政使。曾国藩一方面请求辞掉自己节制浙江军务的谕令，一方面把左宗棠推到了浙江的最高位置上。他在奏稿中写道：“以臣遥制浙军，尚隔越于千里之外，不若以左宗棠专为浙省，其才实可独当一面。”曾国藩如此谦让，又如此真心实意地为清朝廷保举人才，心中哪有半点对左宗棠的嫌隙之意？

    同治二年三月十八日，左宗棠被授命任闽浙总督，仍署浙江巡抚，从此，与曾国藩平起平坐了。三年之中，左宗棠从被人诬告、走投无路的人，一跃而为封疆大吏，这样一日千里的仕途，固然出于他的才能与战功，而如此不断的报功保举，也只有曾国藩才能做到。所以，左宗棠在挽曾国藩的联中，深情地写道：“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时人及后世常爱谈曾、左交恶。其实，二人虽仅止于有龃龉，内里却交情至深，正如左宗棠自己所说的“同心若金，攻错若石”。共同的事业——中兴清室，使他们走到了一起，因而成为历史上的一段佳话，这也正是曾国藩“待人以诚恕”的最好例证。

    王珍，字璞山，湖南湘乡人，湘军猛将，与鲍超齐名。太平军称鲍超为“豹子”，称王珍为“斑虎”，斑虎一吼，世人都要为之三抖。

    曾国藩最早编练的湘军，只有三营团勇，分由罗泽南、王珍、邹寿璋统管，罗统中营，王统左营，邹统右营，一营三百六十人，三营共一千零八十人。最早时候，并无王珍的编制，但是，王一来湘军即光芒大显。王珍著有《练勇刍言》一书，湘军后来的规矩制度，大都是延用王珍的话。

    湘军军纪极严，而最严者，当首推王珍一军，欧阳县所著见闻琐录，言王珍军纪，“士兵怀银十两者斩”，人多不解其故，实则王军中士兵的银，皆由营部直接拨交其家，兵士身怀十两，不是抢劫，便是赌博，故杀之也。其它还有吃饭不给钱，买物不给钱，犯者必死。左宗棠最敬佩王珍，然亦谓其待部下过于严劾，即以此也。

    曾国藩素来讨厌夸大之人，王珍一日谓曾国藩曰：“招兵三千，即可灭此（注：指太平军）大敌！”曾国藩闻之大骇，曾致函戒之曰：“仆素敬足下驭士有方，三次立功，近日忠勇奋发，尤见慷慨击楫之风，心中爱重，恨不即游扬其善，宣暴于众，冀为国收澄清之用。见足下所行未善，不得不详明规劝，又察足下志气满溢，语言夸大，恐持之不固，发之不慎，将来或至偾事，天下反以激烈男子为戒，尤不敢不忠告痛陈，伏冀足下细察详玩，以改适于慎重深稳之途，斯则爱足下者，祷祀求之者也。”

    可是，这样的信，对于王珍，并没有发生效力，曾国藩致骆秉章书：“璞山不谅我心，颇生猜嫌，侍所与之礼饬言撤勇者，概不回答，既无片牍，又无私书，曾未同涉风波之险，已有不受节制之意，同舟而赴敌国，肝胆而变楚越。”由这封信，可以看出曾、王之间，业已闹翻。

    但是尽管如此，曾氏仍然对王报以拳拳之心。王珍抗命不从，性质已经是背叛，曾氏却不是小肚鸡肠之辈，在关键时候仍然不忘时时关照王珍，丝毫没有暗中排挤之举。后来，江西林头山大战，王珍大破太平军二十万，为湘军大树声威，名扬天下。曾氏随即上奏，褒其大功。但是不久，王珍竟积劳成积，暴死军中，世人无不痛惜。

    曾国藩以诚恳待人的事件很多，如曾国藩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有一位同学性情偏躁，因曾国藩的书放在窗前，那人就说：“我读书的光线都是从窗中射来的，不是让你遮着了吗？赶快挪开！”曾国藩果然照他的话移开了。曾国藩晚上掌灯用功读书，那人又说：“平常不念书，夜深还要聒躁人吗？”曾国藩又只好低声默诵。但不久，曾国藩中式举人，传报到时，那人更大怒说：“这屋子的风水本来是我的，反叫你夺去了！”在旁的同学听着不服气，就问他：“书案的位置，不是你叫人家安放的吗？怎么能怪曾某呢？”那人说：“正因如此，才夺了我的风水。”同学们都觉得那人无理取闹，替曾国藩抱不平，但曾国藩却和颜悦色，毫不在意，劝息同学，安慰同室，无事一般，可见青年时代曾国藩的涵养和气度之一斑了。

    曾国藩求才心切，因此，也有被骗的时候。有一个冒充校官的人，拜访曾国藩，高谈阔论，议论风生，有不可一世之气概，曾国藩礼贤下士，对投靠的各种人都倾心相接，但心中不喜欢说大话的人。见这个人言词伶俐，心中好奇，中间论及用人，须杜绝欺骗事，正色大言说：“受欺不受欺，全在于自己是何种人。我纵横当世，略有所见，像中堂大人至诚盛德，别人不忍欺骗；像左公（宗棠）严气正性，别人不敢欺。而别人不欺，何尚怀疑别人欺骗他，或已经被骗而不知的人，也大有人在。”曾国藩察人一向重条理，见此人讲了四种“欺法”，颇有道理，不禁大喜，对他说：“你可到军营中，观我所用之人。”此人应诺而出。第二天，拜见营中文武各官后，煞有介事地对曾国藩说：“军中多豪杰俊雄之士，但我从中发现有两位君子式的人才。”曾国藩急忙问是“何人？”此人举涂宗瀛及郭远堂以对。曾国藩又大喜称善，待为上宾。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位置，暂时让他督造船炮。

    多日后，兵卒向曾国藩报告此人挟千金逃走，请发兵追捕。曾国藩默然良久，说：“停下，不要追。”兵卒退下，曾国藩双手持须，说：“人不忍欺，人不忍欺。”身边的人听到这句话，想笑又不敢笑。过了几天，曾国藩旧话重提，幕僚问为什么不发兵追捕。曾国藩的回答高人一筹：“现今发、捻交炽，此人只以骗钱计，若逼之过急，恐入敌营，为害实大。区区之金，与本人受欺之名皆不足道。”此事在令人“喷饭”之余，亦足见曾国藩的远见与胸襟。

    清代有个叫钱大听的人说得好：“诽谤自己而不真实的应付之一笑，不用辩解。诽谤确有原因的，不靠自己的修养进步是不能制止的。”器量阔宏，使我们检点自己，大度本身就是一种魅力，一种人格的魅力，那不仅是对自己缺点的正视，而且也是对自身力量的自信。

    立世大智慧

    相交以诚，大度宽容，不仅使曾国藩自身增加了人格的魅力，博取人们对他的支持和真诚相助，给周围的人产生了好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也使曾国藩少树了许多仇敌。

    择人而事，不可草草

    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俱要好师、好友、好榜样。

    ——曾国藩

    跟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这在曾国藩看来是个不容忽略的原则问题，也是决定一个人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他说，那些对人时信时疑、时明时暗的人决不能跟从。因为因疑而弃，因暗而忌是时常发生的事，一旦那样，后果可能就不堪设想了。因此他提出“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俱要好师、好友、好榜样”。并提出要选择这样的人一同跟他干事：一是意志坚卓，不为浮言所动，即“不随众为疑信”；二是品性宏大，能打开局面，即“初基不必大，然气势充畅”，用今天的话说，是有发展潜力。

    他对其小弟曾国葆的安排突出了“择人而事，不可草草”的原则。曾国藩中进士后，对几位弟弟是个莫大的鞭策，曾国葆也不甘示弱，每日用功学习。1847年曾国葆已满十九岁，但尚未取得功名，心中不免有点消极怠慢之情。对此，长兄曾国藩又给他指出，“此万万不可”。他在以当时许多名人中举、中进士年纪较大的事例加以开导之后，鼓励其“步步前行，日日不止，自有到期，不必计算远近而徒长吁、短叹也”。在长兄的细心教诲之下，通过自己的努力，曾国葆于次年8月参加府试，考取第九名，成为诸生身份。但从此后，曾国葆厌弃科举，不肯继续入学深造。居家乡一边自学经史、练书法、作诗文，一边侍奉老人，照料家务。

    1853年，曾国藩训练湘军于湘潭、衡阳时，曾国葆极力推荐杨岳斌、彭玉鳞之才，可以用为水师统领之职。第二年，曾国葆率湘军一部初战于岳阳，兵败，“自引咎，言诸将无罪”。随后，曾国藩统率湘军水陆各营出境援战湖北、江西等地，曾国葆则离开军营返回家乡。在一些经商朋友的鼓动之下，他开始做起了小本生意，往来于衡阳、湘乡、湘潭、长沙等地。对此，长兄曾国藩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在1858年8月28日的家书中指出：“季弟生意颇好，然此后不宜再做，不宜多做，仍以看书为上。”在曾国藩看来，做生意容易把人的心术变坏，还是半耕牛读靠得住。即使读书不去应考，也可以使人养成良好品行，变化人的气质。是年11月中旬，曾国华战死于三河镇后，曾国藩又在家书中反复叮嘱曾国葆：“明年出外，尚须再三筹维。若运气不来，徒然怄气。帮人则委曲从人，尚未必果能相合；独立则劳心苦力，尚未必果能自立。”如果真正能够做到委曲求全、吃苦耐劳，“则家庭亦未始不可处也”，希望他能放弃经商致富的打算。

    曾国葆经过仔细考虑，决定弃商从军，为兄曾国华报仇。曾国藩得知这一消息后，又在家书中叮嘱：“季弟决计出外，不知果向何处？”并明确告诉他，如果要出山，就须选择好人：“今日办事之人，唯胡润之（胡林翼）、左季高（左宗棠）可与共事。此外，皆若明若昧，时信时疑，非季弟所能俯仰迁就也。”希望他能做到“择人而事，不可草草”。随后，通过与两位在外从军的兄弟的商议，曾国葆于1859年春间，自湘赴鄂投奔到湖北巡抚胡林翼麾下，由胡遣令率千人自黄州转战潜山、太湖。后又入曾国荃大营，率所部攻安庆，设计招降太平军将领程学启。

    对“择人而事，不可草萆”体会最深的莫过于曾国藩的高门弟子李鸿章了。他曾经说过：以前跟了那么多的人做事，做得好上司就忌妒，做得不好就会有罪。总之，是无所适从。而且，跟这些人也学不到什么真本事，更谈不到建功立业了。自从跟随老师曾国藩后，好像一切都有了方向，所以，才有后来的发展。他晚年回忆说：自己当年第一次离开老师的幕府，胡林翼反复开导我，认为天下人可以扶助成就大事的没有几个人，而老师曾国藩是首选。于是，重新回到了老师身边。现在想来，多亏胡林翼的教诲呀。

    立世大智慧

    跟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这在曾国藩看来是个不容忽略的原则问题，也是决定一个人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做事必须躬亲实践

    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自入局，才能有改变的希望。

    ——曾国藩

    曾国藩主张做事必须躬亲实践，关于这一点，清末的蔡冠洛说：“曾国藩以前任两江总督时，讨论研究的文书，条理清楚严密。没有不是亲手制订的章程，没有不是亲自圈点的文书。前年，他回任两江总督时，感激皇上恩情高厚，仍然令其坐镇东南，他自己说，如稍有怠惰安逸，则内心会负疚很深。他利用工作之余接见各方面的客人，见到后必定要访问周详，殷勤训导勉励。对于幕僚下属贤明与否，事情的原原本本，没有不默默地记在心里的。他患病不起，实在是由于平日事无巨细均须亲自过问，用尽了精力、费尽了心思所造成的。”

    躬身入局，首先要自己做得正。

    曾国藩说：“风正与否，则丝毫皆推本于一己之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故为人上者，专注修养，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广也。”

    北宋吕蒙正为相，节制嗜欲。朝中有一官员家藏古镜，自称能照二里，想通过吕蒙正的弟弟进献给他，以求升迁。吕蒙正笑看说：“我脸面不过镜子大，安用照两里？”吕蒙正的弟弟才不敢再说了。

    诸葛亮说：“屋漏在下，止之在上。”所以说，下边的流弊应该在上边杜绝，作为一个领导者就不能不端正自己的行为，要知道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对社会产生影响，或者是好的，或者是坏的，能不谨慎吗？

    曾国藩在《格言四幅赠李芋仙》中提到了躬自入局的办法：即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

    所谓“身到”是指，比如身为基层官员，就应该亲自去查验有关人命、盗窃等案情，亲自到乡村去调查；身为军官，就应该亲自巡视营垒，亲自到战场冲锋陷阵。所谓“心到”是指，遇到任何事情都要细心分析，对事物的各方面、各个环节，首先要能分解开，最后，要能综合得起来。所谓“眼到“是指，留心观察他人，认真研读公文。所谓“手到”是指，对于人们的优劣是非、事情的关键要点，应随时记录，用以防备遗忘。所谓“口到”是指，在差遣人这样的事情、警戒众人这样的言辞方面，不但要有公文告知他人，还要不怕烦劳反复苦口叮咛。

    关于曾国藩的“口到”，有这样一段记载：

    刘铭传率师追捻军于鄂、豫之交，与鲍超军相会，一天，刘见曾国藩，曾问曰：“见鲍春霆欤？”曰：“然。”曾又曰：“穿黄马褂耶？”曰：“否。”曾国藩感到很惊讶，问为什么没有穿？又问：“叙战功欤？”曰：“主人仰客，大名幸得一见，将谦让之不遑，岂复有可叙之功。客因主人口不言功而不言己功，亦客敬主人之意也。”曾国藩大笑。观此可知驭将之道，虽在小节，亦不可不知之。此事可谓口到之至也。

    做事能躬亲实践，且能行得端正，其影响是十分重大的。《论语》中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也就是说，只要自己的行为端正，就算不下任何命令，部下也会遵从，如果自己的行为不端正，那么，无论制定什么政策规章，部下也不会遵从的。

    曾国藩、林则徐都深切体会到亲身实践的重要。

    林则徐在江苏做巡抚时，曾经对他的僚属说：“我恨自己，不是从牧令出身的，每件事还都得亲自去实践。”曾国藩在两江做总督时，也曾经说：“作官应当从州县作起，才能够立得住脚。”

    立世大智慧

    综观曾国藩生平处世，不仅积累了具体事情躬自入局的办法，更体验到了天下大事需积极躬自入局的意义。为此，他入了匡时救世“报效国家”之大局，入了科举之局、为官之局，从军打仗之局，且都有所成就，成了人们所推崇的近代的最后一个精神偶像。

    不畏艰难、尽职敢为

    吾久已以身许国，愿死疆场，不愿死林中，本其素志。近年在军中办事，尽心竭力，毫无愧怍，死即瞑目，毫无悔憾。

    ——曾国藩

    担当敢为，不避利害，是曾国藩作为人臣的信条。林则徐也说：“知难而退，此虽保家保身之善谋，然非人臣事君致身之道也！”敢于当事，勇于承担责任，曾国藩不满绿营军的就是他们有功便抢，有难便逃。在他得知曾国荃想延长休假时，他写了这样一封信：

    “天下纷纷，沅弟断不能久安，与其将来事变相迫，仓卒出山，不如此次仰体圣意，假满即出。余十五之信，四分劝行，六分劝藏，细思仍是未妥。不如兄弟尽力王事，各怀鞠躬早瘁，死而后已之志，终不失为上策。沅弟于毁誉祸福置之度外，此是根本第一层工夫，到处皆坦途矣。”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曾国藩作为人臣的最高理想。为此，他曾在戎马征战的沙场几次自杀。主要的就有四次。

    1860年，曾国藩被困祁门时，身处绝境，即作书告诸弟，等于一篇遗嘱，“看此光景，今年殆万难支持。然吾自1853年冬以来，久已以身许国，愿死疆场，不愿死林中，本其素志。近年在军中办事，尽心竭力，毫无愧怍，死即瞑目，毫无悔憾”。

    曾国藩几次自杀，表面上是他兵败后无颜见江东父老，内心里却是儒家文化的熏陶所致。他要以死报国，以身全志。《礼记》中说：“国君死社稷，大夫死众，士死制。”大丈夫就是要为忠于职守而献身，元稹不是说过这样一句话吗？——效职无避祸之心，临事有致命之志。

    所以，曾国藩表示：“不带勇则已，带勇则死于金陵，犹不失为志士。”他还以袁简斋的一句诗勉励自己：

    男儿欲报君恩重，死到沙场是善终。

    处理天津教案时，曾国藩更是明知凶多吉少，但不避祸害。当时，驻扎在保定的曾国藩接到办理津案旨令时，正在生病，“重发眩昏”，“泄泻不止”，面对纷繁复杂的形势，幕僚们“阻者、劝者、上言者、条陈者纷至沓来”，多数人主张曾国藩不易仓猝赴津。

    对于处理津案的难度，曾国藩心里十分清楚，此次赴津必定是凶多吉少。但他更清楚地意识到，当时局势的紧迫性，案件涉及了七个国家，各国军舰环伺大沽口，中国将再次面临着战争的威胁。因此，临行之前曾国藩将遗嘱写好，希望儿子们为他安排好后事。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叶，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1853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余若长逝，灵柩自以由运河搬回江南归湘为便。

    立世大智慧

    担当敢为，不避利害，是曾国藩作为人臣的信条。后来，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时，受到举国痛骂，但他仍不避利害，全心于津。

    慧眼识英杰

    性之所尽，九质之征也。然则，平败之质在于神，明暗之实在于精，勇怯之势在于筋，强弱之植在于骨，躁静之诀在于容，缓急之状在于言。

    ——曾国藩

    曾国藩一生喜好相人，尤其于治军时期，对所选用之人才，必经其当面观察，观其才学之高下，道德之深浅，然后定其取舍黜涉。他的相人，一从自身的学问修养出，二由自己丰富的阅人经验出，流传后世编为著作而可谓效验的方法有《冰鉴》一书，内容丰富详尽，屡为后人所推重。据（清史稿？曾国藩）传载，每逢选吏择将，他必先面试目测，审视对方的相貌、神态，同时，又注意对方的谈吐行藏，二者结合，判断人物的吉凶祸福和人品才智。

    世人传言曾国藩善相人，预上终身，虽不无过誉之嫌，但也并非毫无根据。曾国藩任两江总督的时候，有人将陈兰彬与刘锡鸿推荐给他，认为他们颇善文藻，’能下笔千言，而且对天下大事都颇有见解。曾氏随即接见了这两个人，相谈已毕，曾氏对推荐他们的人说：刘锡鸿这个人看起来一脸抑郁不平之气，将来很可能不得善终。陈兰彬这个人看起来气息沉着一些，将来可能做到三四品的官阶，不过也不会有大作为。

    后来，刘锡鸿一次随郭嵩焘出使，担任副使之职，但是，二人的意见却常常不合，互相攻讦。刘锡鸿私下写信回来，奏郭带妾出国，并且与外国人来往密切，实在是有损我们国家的形象。郭信也汇报说刘偷了外国人的手表。当时，主政者李鸿章偏袒同门的郭嵩焘，将刘撤回，并且，以后再不设立“副使”之职。刘受到这样的处罚感到十分窝火，竟向朝廷上疏说李鸿章当杀，其罪名有十多条之多。当时，李鸿章权倾于一时，大清国所有外交事务多要倚重李公，怎么理会刘的“一派胡言”。于是，刘的上疏就落了留中不发的命运。这样一来，刘更加气愤难平，口无遮拦，逢人便讲李鸿章的坏话，弄得所有故交故旧也不敢再和他来往。每次设宴请客，往往无人登门，不久即抑郁而死。

    陈兰彬的经历也正与曾氏预上的不差分毫。陈后来虽经许振帏推荐来到曾氏幕下，但始终因为过于正直，不肯随俗，且为人处事勇气不足，而终无大的建树。

    据记载，观曾国藩预决二人，真如天算一般。然其衡鉴之精，尚不止此。在军命将，说某可为营官；某人可为大帅，某人福薄，当以死难著名；某人福寿，当以功名终。皆一一验证。

    实际上，曾国藩观察人并不完全以貌取人，譬如罗泽南“貌素不扬，目又短视”，骆秉章“如乡里老儒，粥粥无能”，但他都能倾心结好，许为奇才。又如塔齐布，因为他出仕很早，穿草鞋，每朝认真练兵，便为曾国藩所赏识。后来全力保举他，并且说：“塔齐布将来如打仗不力，臣甘同罪。”

    所以说，曾国藩善于识拔人才，主要是因为他能观人于微，并且积久而有经验，故此，才有超越的知人之明了。他对于观人的方法，“以有操守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他最瞧不起的，是大言不惭的人。

    据说，曾国藩为人威重，三角眼且有棱，在接见客人时，注视客人而不说话，往往看得人津脊汗背，悚然难持，由此断人才情，百不爽一，实可称叹。

    根据人物心性才情的变化，曾国藩总结出评价人物的九大品质特征：“性之所尽，九质之征也。然则，平败之质在于神，明暗之实在于精，勇怯之势在于筋，强弱之植在于骨，躁静之诀在于容，缓急之状在于言。”也就是说，忠直奸邪的在于神正直明朗与否，智明愚暗的在于精；清爽明快与否，勇敢怯懦的在于筋劲健与否，坚强柔弱的在于骨强硬与否，沉浮静躁的在于气沉定与否。

    曾国藩认为，神平则质平，神邪则质邪。

    观察一个人的“神”，可以见其忠奸贤肖，‘神’正其人正，‘神’邪其人奸。平常说的“人逢喜事精神爽”，是不分品质好坏而人所共有的精神状态。这里谈及的‘神’与‘精神’一词不完全一致，它发自于人心胜品质，集中体现在面部，尤其是体现在两只眼睛里，即曾国藩所说的“一身精神，俱乎两目”。

    如果一个人的“神”侵偏狭，“神”挫，其品格卑下，心环邪念，容易见异思迁，随便放弃自己的道德情操趋利。这种人平常善于掩饰自己，往往在准备充分，形势成熟后才显出本性，而不会轻易发难，不打无准备的仗，是大奸大贼一类的人。这就是观人要观“神”的道理。

    曾国藩认为：“诚仁，必有温柔之色；诚勇，必有激奋之色；诚智，必有明达之色。”也就是观脸色，“色”是一个人情绪的表现，“色”愉者其情欢，“色”沮者其情悲。也有不动声色之人，需从其它角度来鉴别他们的情绪状态。

    一般来说，“色”的含义比较广泛，它是一个人的气质。个性、品格。学识、修养、阅历、生活等因素的综合表现，与肤色并无直接联系。一般来讲，仁善厚道之人，有温和柔顺之色，勇敢顽强之人，有激奇亢厉刚毅之色，容智慧哲之人，有明朗豁达之色。

    曾国藩认为：“心质亮直，直仪劲固；心质休决，其仪进猛；心质平理，其仪安阑。”也就是说，观察一个人的“仪”，能发现其素质好坏，修养高低。仪态端庄大方的，修养深厚，素质高；仪态邪顽、畏缩卑琐的，修养浅薄，素质差。曾国藩说：“端庄厚重是贵相”。这是“仪”的一种表现。一般来说，耿介忠直的，仪态坚定端庄；果敢决断的，仪态勇猛豪迈；坦荡无私的，仪态安祥烟静。环境的熏陶对“仪”的形成有极重要的影响，所谓的“居移气，养移体”，就是此理。高贵环境中的人自有一种逼人的气势和仪态。这可作为识别人物的一个外部根据。

    曾氏认为：“直容之动，矫娇行行；休容之动，业业跪呛；德容之动，颐颗印印。”也即观察一个人的“容”，能发现其正邪与谨散。这里的“容”应理解为“容止”，以示与前面的“仪”相区分。一个人的内心活动，必然会在容止上有所表现，即便当事人极力掩饰，也如“羚羊挂角”，终有迹可寻。容止不正，其人必怀他念，这就需要考察这种人的真实动机和想法。容止正派，其人内心纯粹，心无旁杂，不会轻易地“见利忘义”。一般而言，容止庄猛的，勇武刚健；容止沉稳的，则谨慎有节；容止圣端的，则肃敬威严。此即为观容。

    “心恕则宫缓，心蹋则宫急”：此为观言。言为心声，缓急之状在于言，观察一个人说话，能看出其性格。性清柔顺和祥则说话平缓，性情急躁者，则说话直快爽捷。言语是思想的表现，也是判断一个人性情才能的重要方面。

    还有一个重要的识人方面，即观眼，也就是由眼睛识别人物心胜才情。眼睛蓄含了人的诸多信息，从身体素质到心性能力。眼睛有“心灵的窗户”之称，古今中外名人都注意到这一方面，多有共识，在很多情况下，眼睛都是识别人才的必由途径。曾国藩认为：“一身精神，具乎两目。”睛子（即眸子）明亮清澈的，往往为人正派，心胸高洁宽广；睛子晦涩的，大半是杂才、不正不纯之人。因此从眼神最易判断一个人的心性：凶恶之人目露凶光，仁爱的人目光诚恳而庄重，勇敢的人目光炯炯有神。心怀奸邪的人眼睛闪忽不定，动若萤光。心无杂念，堂堂正正的人，目光镇定有情。

    曾国藩认为，以德行、才能和性情为依据，可将人才分为五个层次：兼德、兼才、偏才、似依、间杂。

    1．兼德，德性纯粹，器识宏深，是德才兼备的完人，具备仁、义、礼、智、信五种品德，素质平静恬淡，合于“中和”之理，神俊，精窖，筋劲，骨植，声清，色悸，仪正，容直，言平，有光明俊伟圣人帝王之象。这种人德行才能两相辉，德性的光芒普照天下，是圣人领袖之一。

    2．兼才，像兼德那样完美的理想型人才自然实属罕见。绝大多数人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具备“九征”中的部分优点，仁义礼智信五德有其二三，这样的人属兼才。兼才在德行才能上都不如兼德那么光明崇高，位次于圣人领袖，是国家器字的栋梁之才。他们能够辅佐君主，可以安邦定国，经物济世。

    与兼德相比，兼才更具备现实性，不是理想化的人物。历代圣人帝王更多具备兼才之性，孔子德行学识隆于天下，但经邦济国的才能稍嫌不足，理论颇丰而实务不足；秦始皇武功才气胸略有余而仁义不足；唐太宗谈不上仁，赵匡脱谈不上义。由此来看，兼德之人在更多的意义上是为评判中等人才而定的一个高标准。

    3．偏才，“九征”得其一二，但很纯粹，某一方面的能力很突出，以才闻名，不以德闻名，可称为小雅之才。此种人才胸襟气度都有限，适合做局部性的工作，虽不能治理一个国家，但可以独挡一面，作为专家管理一个局域，一个部门。

    4．依似，有一征相似，实际上似是而非，似能非能，有打肿脸充胖子之嫌；好像具备一德一能，实是乱德之辈，难以有所成就。依似之人有很大欺骗性，甚至有可能假做“为官以不能为能”的势态。鉴别依似之人，应特别小心，稍不注意就可能产生判断失误，错把依似之人当作了人才。

    5．间杂，心地定性、随风倒的人。这类人反复无常，左右摇摆，胸无定见，动如风中之草，没有恒常的情操，因而排不进人才行列。

    君子之德像风，小人随风而倒，无恒守之气。这里只讨论三度之才，即兼德、兼才、偏才，而不论依似、间杂两类。

    五种人才的分类是：兼德：中庸之质，圣人帝王；兼才：德才兼备，栋梁之才；偏才：一至之能，局部之才；依似：一征形似，乱德之类；间杂：反复无常，无恒小人。

    世人绝大多数都是偏才，因此，曾国藩曾分析过十二种“偏才”的性格特征以及应用之道。其中有六种是一种“外向型”性格（亢者）的“偏才”，其余六种为“内向型”性格（拘者）的“偏才”。呆伯特在其所著中结合古今现象进行了分析，这里借以阐述：

    外向型性格（亢者）六种：

    一为强毅之人：

    “强毅之人，刚狠不和，材在矫正，失在激许。”

    此种人性情硬朗，意志坚定，刚决果断，勇猛顽强，敢于冒险，善于在抗争性的工作中顽强拼搏。阻力越大，个人力量和智慧越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属于英雄豪杰一类的人才。缺点是易于冒进，骄傲于个人的能力，服人不服法，权欲重，有野心，喜欢争功而不能忍。他们有独挡一面的才能，也能灵活机动地完成使命，是难得的将才。对此种人要注意把握他们的思想和情绪，这可能是他们有无变化的信号。三国时的魏廷就属这类人才。

    二为雄悍之人：

    “雄悍之人，气奋勇决，任在胆烈，失在多忌。”

    此种人有勇力，又暴躁，两个拳头就是天下的道理，恃强鲁莽，但为人很讲义气，敢为朋友两肋插刀，属性情中人。他们的优点是为人单纯，没有多少回肠弯曲的心机，敢说敢做敢当，有临危不惧的勇气，对自己衷心佩服的人言听计从，忠心耿耿，赤胆忠诚，绝不出卖朋友。缺点是对人不对事，服人不服法，任凭性情做事。只要是自己的朋友，于已有恩，不管他犯了什么错误，都盲目地给予帮助。也因其鲁莽，往往会突如其来似地坏事情。唐朝人皇甫篙，是个名传后世的急躁人，他命儿子抄诗，儿子抄错了一个字，他边骂边喊边叫人取棍子来打儿子，棍子还未送到，他就急不可待地狠咬儿子的胳膊，以致咬出了血。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明教化作用的增长，这类人的性情正在变化，文化程度的提高使其理智的成分增强，演变成敢拼敢闯的开拓型人才。又由于义气成分的减少，个人意识的增强，加上社会提供给个人创业条件的丰富，现在忠心耿耿、死心踏地的人正在减少。为朋友两肋插刀的表现也有许多变化，少了义薄云天、慷慨激昂的刀剑影气。

    三是固执之人：

    “强楷坚劲，失在专固，可以持止，难以附众。”

    此种人立场坚定，直言敢说，也有智谋，可以信赖；行得端，走得正，为人非常正统，不论在思想、道德、饮食。衣着上都落后于社会潮流，有保守的倾向；也比较谨慎，该冒险时不敢冒险；过于固执，死抱住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不肯向对方低头，不擅长权变之术。

    这种人是绝好的内当家，敢于死谏的忠直大臣，如光绪元年的吏部主事吴可读，因慈德太后不顾旧制，执意由四岁的光绪同辈继位，吴可读知慈掉不会纳谏，竟饮鸩自尽，以死相谏。

    四是宏阔之人：

    “意爱周治，交往浊杂，可以抚众，难于厉俗。”

    此种人交游广阔，待人阔绰大方，处世圆滑周到，能赢得各方面朋友的好感和信任。他们善于揣摸人的心思而投其所好，长于与各方面的人打交道，混迹于各种场合而左右逢源。适合于做业务工作和公关，能打通各方面的关节。但因所交之人龙蛇混杂，又有点讲义气，往往原则性不强，受朋友牵连而身不由己地做错事，很难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论事情的是非曲直，不适宜矫正社会风气。

    五为休动之人：

    “休动磊落，志幕超群，可以进锐，难与持后。”

    此种人性格开朗外向，作风光明磊落，志向远大，卓立不群，富于开创精神，凡事都想争前头，不甘落在人后，往往从中产生出莫大的勇气和灵感，不轻言失败，成功欲望强烈，永远希望自己走在成功的前列，缺点是好大喜功，急于求成，轻率冒进，如果在勇敢磊落的基础上能深思熟虑、冷静应对，则能做出重大成就。又因为妒忌心强，如果不注意自身修养，会为嫉妒而犯错误。如果将嫉妒心深藏不露，得不到渲泄，可能偏失到畸形的程度。

    六为朴露之人：

    “朴露径尽，质在中诚，可与立信，难与消息。”

    此种人胸怀坦荡，性情质朴敦厚，没有心机，不善机巧。直可结交，信任他，但是如果遇到什么机密之事，却不宜告诉他。因为这种人的性格是心中藏不住东西，如果随便告诉他，反而可能坏大事。

    内向型性格（拘者）六种：

    一是柔顺之人：“美在宽恕，失在少决，故可与循常，难与权疑。”

    此种人性情温和，慈忍善良，亲切和蔼，不摆架子，处事平和稳重，能够照顾到各个方面，待人仁厚忠恕，有宽容之德。然如柔顺太过，则会逆来顺受，随波逐流，缺乏主见，犹豫观望，不能果决，也不能断大事，常因优柔寡断而痛失良机。因与人为善又可能丧失原则，包容袒护不该纵容的人，许多情况下连正确的意见也不能坚持，对上司有随意顺从的可能。如能果决刚断一些，正确的能极力坚持或争取，大事上把握住方向和原则，以仁为主又不失策略机变，则能团结天下人共成大事。这就是曾国藩说到的“谦卑含容是贵相”。否则，只是幕僚参谋的人选。

    二是拘谨之人：

    “善在恭谨，失在多疑，故可与保全，难与立节。”

    此种人办事精细，小心谨慎，很谦虚，但疑心重顾虑多，往往多谋少成，不敢承担责任，心胸不够宽广。他们善于驾轻就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很圆满地完成任务。一旦局面混乱复杂，就可能头昏脑胀而作不出果断、正确的抉择，难以在竞争严酷的环境中生存。他们生活比较有规律，习惯于井井有条而不愿随便打破安静平稳的节奏。适合于做办公室和后勤等按部就班、突变性少的工作。刚果侠气不足。

    三是辩博之人：“论辩理绎，能在释难，故可与创新，难与规矩。”

    此种人勤于独立思考，所知甚博，脑子转得快，主意多，是出谋划策的好手。但因博而不精，专一性不够，很难在某一方面做出惊人的成就。

    不愿循前人的路子，因此多有标新立异的见解。口辩才能往往也很好，加上懂得多，谈论时往往旁征博引，让一般人大开眼界，如能再深钻一层，有望成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为人一般比较豁达，因此也能得到上下尊敬。

    四为狷介之人：“清介廉洁，激浊扬清，故可与守节，难以变通。”

    此种人清廉端正，洁身自爱，从本性上讲不愿贪小民之财，富于同情心和正义感，因看不惯各种腐败而不愿为官，即使为官也两袖清风，不阿臾奉承，偏激的就此辞官不做，甘愿去过心清神静的神仙日子。由于其原则性极强，善恶界线分明，因而有可能导致拘谨保守，又因耿直而在艺文、学术上会有惊人的成就，在那个相对广阔的思维天地中可能尽情自由地实现理想和抱负。

    五是沉静之人：“精在幺微，失在迟缓，故拘于深虑，难捷速。”

    此种人性格文静，办事不声不响，作风细致入微，认真执著，有换而不舍的钻研精神，因此往往易成为某一个领域的专家和能手。缺点是过于沉静而显得行动不够敏捷，凡事三思而后行，抓不住生活中擦肩而过的机会。兴趣不够广泛（年轻时也可能广泛，但随着性格的定型渐渐疏远），除兴趣所在之外，不大关心周遭的事物；尽管平常不大爱讲话，但看问题深远，只因不愿讲出来，有可能被别人忽略。其实仔细听听他们的意见是有启发的。

    六为韬满之人：“多智韬情，权在谋略，失在依违，可为佐助，则不可专权。”此种人机智多谋又深藏不露，心中城府深如丘壑，善于权变，反应也快。如果立场不坚定，易成为大奸之人，往往见风使舵，察颜观色从而确定自己的行动路线，诡智多变。如果忠正有余，勇气敢往，则会成为张良一类的奇才。因智多变因而可能节气不够，不宜选派这种人掌管财务、后勤供应等事。

    关于曾国藩相法之神奇与否，姑且置之不论，他关于人才的论述，显然是很有启示意义的。

    立世大智慧

    曾国藩善于识拔人才，主要是因为他能观人于微，并且积久而有经验，故此，才有超越的知人之明了。他对于观人的方法，“以有操守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他最瞧不起的，是大言不惭的人。

    用人不草率，存心不自满

    衡量评价别人的人，只求一个长处可取就行了，且不可因有小毛病，而放弃了有用的人材。如果对佼佼者过于苛求，那么，庸庸禄禄的人反而会走运。

    ——曾国藩

    从事政治，当然不能固执己见，也不可轻信别人意见，必须经常权衡利弊，作出掌握根本、把握源流的办法。

    曾国藩在给雨生的回信中说：“承蒙您论说淮盐事的利弊，洋洋洒洒数千言，十分详细。所说：‘局外的议论，公正，但不符合实际情况；局内的意见，亲切，但多有私心在里面。善于猜测的人，不去顾及物力盈亏；议论变法的人，不去考虑后果。’这几句话特别中肯。国藩上封信里要阁下审慎听取意见，谨慎决择而不要轻意处置，正是这个意思。……国藩从来办事，不固执己见，也不轻信别人的话，必须是看准了利害关系后，才肯放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的。阁下思想敏锐，常常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如果钻研的太过，看到处处都是荆棘，那也未免是舍弃康庄大道不走，而去钻牛角尖，厌弃牧畜而想螺蛤了。”

    在给胡林翼的信中，曾国藩又说：“收取的利多了，老百姓会怨恨，参劾别人多了，官员们会生诽谤，用这些话来劝告你的，虽有些不符合自己的情况，也不应该郁郁不乐放在心上。我们所以慎之又慎的，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就没有需要下力气的地方了。古人说：‘如果从流俗毁誉上打听消息，那他是站不住脚的。’总是想平日的短处，那只能是在毁誉上打听消息，近来应该多想想在用人妥当与否上打听消息。”

    分析一下这里的原因，大约有两条。一是办事的人，绝不可能只有赞誉，而没有诽谤或评论，只有恩宠而没有怨恨；二是舆论往往随时变化，并没有一定的标准。所以，若不是自己要求树立根基，专从流俗毁誉上去打听消息，一定会有站不住脚的那一天。曾国藩在给恽中丞的信中说：“凡是干事的人，绝不可能只有赞扬而没有诽谤，只有恩宠而没有怨恨。自我修养的人，只求大闲不逾就够了，且不可因讥讽议论而气馁、消沉；衡量评价别人的人，只求一个长处可取就行了，且不可因有小毛病，而放弃了有用的人材。如果对佼佼者过于苛求，那么，庸庸禄禄的人反而会走运。”

    曾国藩强调办事和做人权衡利害，把握轻重，要特别注意不以流俗的毁誉为转移。他在给陈舫仙的回信中说：“京师的议论与枢密院的消息随时变化。每逢遇到官员上下交接，本来众望所归的人，转眼间就会被人唾弃；也有的群疑众谤被议论纷纷的人，转眼功夫又风平浪静了。只有卓然自立的人士，经过红与黑的变化也不改变自己的形象。阁下这次进京，时间没有几天，但上天的眷顾和舆论似乎都是很好的，望阁下不要沾沾自喜，将来，如果有吹毛求疵的议论，恩顾无存，望阁下也不要因此而沮丧。早晚孜孜以求自立之道，私事就是干自己的事与读书二者并进，公事就是管理与防务二者兼营。以勤为本，辅之以诚。勤，虽然柔弱也会变强，虽然愚钝但也会变得聪明。诚，诚心可以使金石为开，鬼神听话，鄙陋的讥讽，就是跳进黄河也是洗不清的，那还有什么可争辩的呢？”这些话深刻明白，要旨不外是脚踏实地，努力做到自立自强，不以流俗的毁誉为转移。

    曾国荃就任湖北巡抚时，曾国藩给他写信一封，信中说：“督抚本来不容易做，近来又是多事之秋，必须招募兵员筹措军饷。招兵则怕失败而受诽谤，筹措军饷则怕说搜刮而招致怨恨。这两样都容易败坏声名，而由此引起纷纷议论，被人参劾的人，常在用人不当。沅浦弟的博爱形同软弱，在用人上向来失于繁冗。以后要慎重选用贤人，以补救草率的毛病，少用几人，以补救繁冗的毛病。地位很高但资历很浅，外貌上贵在温和恭敬，内里贵在谦虚礼下。天下的事理人心，我们了解的不深，没有料到的多着呢，且不可存一点自以为是的思想。用人不草率，存心不自满，这二条如果都做到了，一定可以免却咎戾，不失去好名声。这些话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嘱咐，千万不要以为是泛泛的议论而忽视它！”从这里完全可看出曾国藩的政治思想，同他的经验阅历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他对于社会舆论就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对于个人的建议，也是抱着这样的态度。他在给欧阳晓岑的回信中说：“对于集思广益的做法，本来不是容易做好的事。而在省城里尤其容易被人欺骗、蒙蔽。每天到我府上来的人，或者上书献策，或者当面陈说见解，大体上不出你写的三条之例。对那些阳骄的人要抑制，然而，又不能因为这样就完全废除吐故纳新的风气。重要的应当是自己把握主见，如六辔在手；对外广泛慢慢的吸收，如万流赴壑，才是最完善的。我想古人全都应该这样，而小小的我却是做不到的。”

    立世大智慧

    曾国藩办事，“不固执己见，也不轻信别人的话，必须看准了利害关系后，才放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的。”由此可见曾国藩既不是顽固不化的人，也不是一个盲目屈从的人。

    广加延访，为国得人

    求才“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得其余”。

    ——曾国藩

    说到求才，我们自然就会想到伯乐和千里马的故事，“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而曾国藩在求才时，则是什么手段都用，他根据不同对象，或结以交情，或待之以诚，或激之以情，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如白圭之治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因此，他每到一地，即广为寻访，延揽当地人才，如在江西、皖南、直隶等地都曾这样做。他的幕僚中如王必达、程鸿诏、陈艾等人都是通过这种方法求得的。与捻军作战期间，曾国藩在其所出“告示”中还特别列有“询访英贤”一条，以布告远近：“淮徐一路自古多英杰之士，山左中州亦为伟人所萃。”“本部堂久历行间，求贤若渴，如有救时之策，出众之技，均准来营自行呈明，察酌录用。”“如有荐举贤才者，除赏银外，酌予保奖。借一方之人才，平一方之寇乱，生民或有苏息之日。”薛福成就是在看到告示后，上《万言书》，并进入幕府，成为曾国藩进行洋务的得力助手的。

    在直隶总督任内，为广加延访，以改当地士风，曾国藩除专拟《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一文广为散布外，还将人才“略分三科，令州县举报送省，其佳者以时接见，殷勤奖诱”。曾国藩与人谈话、通信，总是殷勤询问其地、其军、其部是否有人才，一旦发现，即千方百计调到自己身边。他幕府中的不少幕僚都是通过朋友或幕僚推荐的。为了增强对人才的吸引力，以免因自己一时言行不慎，或处事不当而失去有用之才，曾国藩力克用人唯亲之弊。同时，自强自励，“刻刻自惕”，“不敢恶规谏之言，不敢怀偷安之念，不敢妨忌贤能，不敢排斥异己，庶几借此微诚，少补于拙”。从其一生的实践看．他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曾国藩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各类人才，幕府之盛，自古罕见，求才之诚，罕有其匹，事实证明，其招揽与聚集人才的办法是正确的和有效的。

    他还注意人才的互相吸引，以求“得一而可得其余”。

    曾国藩说：求才“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得其余”。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曾国藩以青蚨子母相依不离，家雉能招致野雉，比喻在求才时须注重人才互相吸引，使之结伴而来，相踵而至，收“得一而可及其余”之效。

    曾国藩求才若渴，每与人通信、交谈，辄恳求对方推荐人才。故曾国藩幕中经人推荐入幕的人甚多，方宗诚、陈艾都是吴廷栋推荐的。吴汝纶也是安徽人，是方宗诚推荐入幕的。凌焕是刘星房推荐的。赵烈文是周腾虎推荐的。李兴锐是帅远鲁与李竹浯二人推荐。李善兰大约是郭嵩焘推荐入幕的。李善兰推荐张文虎入幕。容闳则是李善兰、张斯桂、赵烈文三人推荐的。向师棣是严仙舫推荐的。

    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毛鸿宾署理湖南巡抚，向声望日著的曾国藩咨询湘政。曾国藩复信中仍把物色人才放在首位，指出：湖南近年兵勇散布各省，“颇有人才渊薮之称……阁下莅湘初政，仍祈以物色将材为先务。……来示垂询用人行政利弊得失，窃以人存而后政举。方今四方多难，纲纪紊乱，将欲维持成法，似仍须引用正人，随事纳之准绳，庶不泥于例，而又不悖于理”。七月十四日回信中又说：“湘中统将，多宣力于外省，本境反有乏才之叹。不特阁下以此为虑，鄙人亦增内顾之忧。兵可以磨练而成，欲求将才之辈出，不能为未雨之绸缪。”

    咸丰十年冬，因外国侵略者侵占北京，咸丰帝避走滦阳热河行宫，朝廷上下乃有迁都之说。京官具奏者甚多，湖北、河南、山西诸省疆臣也纷纷陈奏，众口一声，以为迁都乃当时第一良策，唯曾国藩称：“有人则可秦可滦，均足自立，无人则滦失而秦亦未必得。”他根据历史事实，进一步论述道：“中兴在乎得人，不在乎得地，汉迁许都而亡，晋迁金陵而存。拓拔迁云中而兴，迁洛阳而衰。唐明皇、德宗再迁而皆振，僖宗、昭宗再迁而遂灭。宋迁临安而盛昌，金迁蔡州而沦胥。大抵有忧勤之君，贤劳之臣，迁亦可保，不迁亦可保；无其君，无其臣，迁亦可危，不迁亦可危。鄙人阅历世变，但觉除得人之外，无一事可恃也。”

    曾国藩在长沙求学期间，与郭嵩焘、刘蓉深交。任京官时，又广交友朋，以文会友，他除了师事理学名家唐镜海、倭艮峰外，另外如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吴子序、邵蕙西等友人，后来都成为了他幕府中的重要人物。也有不少人慕名而主动来与曾国藩结交。他记载道：“又有王少鹤、朱廉甫、吴莘畲、庞作人。此四君者，皆闻予名而先来拜。虽所造有深浅，要皆有志之士，不甘居于庸碌者也。”湘军的重要将领江忠源及文士吴敏树也是这时在京城结识的。他在礼部复试时，因欣赏“花落春仍在”的诗句而识拔了俞樾，又在朝考阅卷时看中了陈士杰。后来，他们对曾国藩的事业都有过很大的帮助，特别是陈士杰。曾国藩交游的目的很明确：“求友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师友夹持，虽懦夫亦有立志”。

    曾国藩对人才的广泛搜罗和耐心培养，是他的“事业”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早已是人们的共识。李鸿章作《曾文正公神道碑》，称誉他“持己所学，陶铸群伦。雍培浸灌，为国得人……知人之鉴，并世无伦。万众一心，贯虹食昴。终奠九土，踣此狂丑”。曾国藩确有谋国之忠与知人之明。后来，薛福成评述道：“自昔多事之秋，无不以贤才之众寡，判功效之广狭。曾国藩知人之鉴，超轶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材。平日持议，常谓天下至大，事变至殷，决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维持。故其振拔幽滞，宏奖人杰，尤属不遗余力。”《清史稿》评论曾国藩道：“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荐举人才为己任，疆臣阃帅，几遍海内，以人事君，皆能不负所知。”石达开也曾称赞曾国藩“虽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规画精严，无间可寻。大帅如此，实起事以来所未存在久也”。

    曾国藩为国得人，集中体现在他的幕府济济多士。

    曾国藩因“遭值世变，一以贤才为夷难定倾之具”，于咸丰二年初出办团练后，即开始物色人才，罗致幕府。随后随着战事的日益发展，湘军的日益扩大，幕府人物也渐积渐多。幕僚容闳追述湘军安庆大营的情况说：“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中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及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无不毕集”。幕僚薛福成《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一文写道：曾国藩“督师开府，前后二十年，凡从公治军书，涉危难，遇事赞画者”，二十二人；“凡以他事从公，邂逅入幕，或骤致大用，或甫入旋出，散之四方者”，二十二人；“凡以宿学客戎幕，从容讽议，往来不常，或招致书局，并不责以公事者”，二十六人；“凡刑名、钱谷、盐法、河工及中外通商诸大端，或以专家成名，下逮一艺一能，各效所长者”，十三人，共八十三人。而且，“其碌碌无所称者，不尽录”。李鼎芳的《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一书中的“幕府人物总表”则开列了八十九人。

    曾国藩用人，放眼五湖四海，声明“用人之道，官绅并重，江楚并用”。故他的幕僚中，就籍贯言，八十九人中，湖南籍二十一人，占最多；江苏籍十七人，占第二位；安徽籍十六人，占第三位；浙江籍十人，占第四位；其余四川、贵州、广东、湖北、江西诸省无不有人入幕。其人员分布，共达九省。就出身言，上至进士、举人，下至诸生、布衣，等级不一，均为座上之客。就人缘言，既有曾国藩的同窗同年，乡亲故旧，也有曾国藩的门生弟子，还有一些则“识拔于风尘”。就特长或职业而言，突破了古代幕府中的幕僚多为办理文书、刑名、钱粮人员的“实务性”框子，更多出谋画策，从容讽议，招勇领军，指点州牧的政务性人员。此外，“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而且，“于军旅、吏治外，别有二派：曰道学，曰名士。道学派为何慎修、程鸿诏、涂宗瀛、倪文蔚、甘绍盘、方某诸人；名士派为莫友芝、张裕钊、李鸿裔诸人”。“时文正幕中，有三圣七贤之目，皆一时宋学宿儒。文正震其名，悉罗致之。”由于曾国藩首倡洋务，一批洋务派官吏最先孕育于曾氏幕府，如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后来接办福州船政局的沈葆桢、致力于近代海军的丁日昌等；一些外交人员，如先后出使英、法、比、意的大使薛福成，出使英国的公使郭嵩焘，出使西班牙、德国的参赞黎庶昌，都曾是曾氏幕府中的重要人物；一些科学技术人员，如李善兰、华蘅芳、徐寿、徐建寅，也被延人曾氏幕府。这些，鲜明地体现着曾国藩对幕府制度因时变革的时代意识。

    立世大智慧

    曾氏幕府由于人数众多，范围广泛，加上曾国藩本人知人善任，故“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它被誉为清中叶后人才的渊薮，殆不为过。

    忧患必能长久

    人无论多贪，多富有，都只能居位一间房子，睡一张床。

    ——曾国藩

    曾国藩通过几十年的宦海生涯，总结出无论是居和平之世，还是居离乱之世，奢侈都必定导致失败。他举和珅的例子说，和砷当年受高宗宠信，二十几年任军机大臣，积累的财富几乎和国家差不多，这是极盛之时的事，但最后，还不是一条白帛结束了性命。

    1859年6月，曾国藩奉清廷之命，前往四川，至武昌而止。是年，他的九弟曾国荃在家乡构置一座华丽的新居，前有辕门，后仿公署之制，有数重门。一时乡人颇有浮议。据崇德老人——曾国藩的女儿说，曾国藩得知此事后，立即写信给曾国荃，令他将新居毁掉。曾国荃起初不以为然，曾国藩晓以情理，这位九弟才毁掉。曾国藩的女儿时年八岁，他后来回忆说：“余犹忆戏场之屋脊为江西所烧之蓝花回文格也。”

    在曾国藩的日记中曾记有这样的历史典故：田单攻打狄人的城邑，鲁仲连预料他攻不下，后来，果然三个月没能攻克。田单向鲁仲连询问原因。仲连说：“将军您在守卫即墨时，坐下就编织草筐，站起就手持锹镬，作士卒的榜样，全军上下都抱着舍生忘死之心，一听到您的号令，没有人不挥臂洒泪而跃跃欲试的，这就是能打败燕国的缘故啊。现在，您东边有夜邑进献的珍奇，西边有邀游淄上的快乐，身披黄金饰带，而驰骋在淄渑大地，尽情享受活着的欢乐，却没有殊死作战之志，这就是不能战胜狄人的原因啊！”曾国藩说，我曾对鲁仲连这番话深信不疑，认为是正确无比、不可更改的高论。1864年，收复了江宁城后，我看到湘军上下一派骄矜自得、纵情逸乐，担心他们不能再使用，就全部遣散原籍务农去了。到了1865年5月，我受命前往山东、河南一带围剿捻匪，湘军跟随的极少，专门任用皖籍的淮军。我看到淮军将士虽然士气高昂，但也缺少忧患危机意识，暗暗担忧，恐怕他们不能平定流贼。《庄子》上有“两军相对哀者胜”的话，鲁仲连说的凭借忧和勤能胜，而由于娱乐失败的话，也就是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意思。后来，我因为生病而上疏请求退休归退，于是，解除了兵权。然而，李鸿章最终用淮军削平了捻军，这大概因为淮军士气还很旺盛吧。用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来感染战士，用昂扬的斗志来振作三军的士气，这两种做法都能够获胜，只在于主帅审时度势地善于运用罢了。我以往单单主张“忧勤”这一种说法、恐怕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了。姑且记载在这里，用来记住我的偏颇，同时，也可知古人的精言妙论不能举一概白，每一种说法郡有它所适应的情况；但是，我们做事总不应没有忧患的意识。

    戒奢侈则务要尚勤俭。治军之道，以勤字为先。身勤快就强，安逸就病弱。家勤就兴，懒就衰败。国勤就治，惰怠就乱。军勤就胜，懒惰就败。懒惰是没有士气。常提军队的朝气最为重要！

    曾国藩说，翻阅张清恪的儿子张懿敬先生所编辑的《课子随笔》，其中，都是节抄古人的家训名言。大凡使家族兴盛的途径，无外乎内外勤俭、兄弟和睦、子弟谦虚谨慎等等。家族衰败的原因与此相反。夜里接到周中堂之子文翕，感谢我资助他家办理丧事的信，信中别字很多，字迹又潦草不堪。大概是他的门客写的，而主人全然没有过目。听说，周少君平时眼光很高，喜欢毫无根据地乱发议论，而丧事又办得了了草草，真令人为他叹息啊！大概达官贵族的子弟，听惯了高谈阔论，见惯了排场奢侈，往往轻视慢待长辈，无视为人之道，讥讽别人的短处，这就是所说的“骄”。由“骄”字进而奢侈、无节制、放荡以至于无恶不作。这些都是“骄”的恶果。而子弟的骄傲，又多出自于作为达官贵人的父兄，乘着时运，幸而得官职，就忘了他本领的低下，学识的浅陋，骄傲自满，以至于子弟们效仿而不觉察。我家的子侄们也有很多轻视、慢待长辈老师、指责别人缺点的恶习。要想有所建树，必须首先戒除这种恶习，戒除骄傲；要想戒除子侄们的骄傲恶习，必须先戒除我自身的骄傲惰性，我愿意终生自勉。因为，周少君的荒谬不堪，我既以此当面教育儿子纪泽，又详细地在这里记载下来。

    明朝大将戚继光说：“居官不难，听言为难；听言不难，明察为难。”曾国藩不仅能“听言”，也善于“明察”。

    曾国荃给哥哥写了一封信，说了很多奉劝的话，曾国藩当即写信表示赞赏：古代君主有诤谏的良臣，今天，兄长有诤谏的贤弟。我近来做官太高，虚名太大，我常常为听不到规劝、讽谏而深深忧虑。如果九弟果真能随便什么事情规劝谏阻，再加上一二位严厉可怕的朋友，时时以正言相劝相勉，这样，我就内有耿直的弟弟，外有敬畏的朋友，那么，我也许能避免大的灾难啊！凡身居高位的人，谁不败在自以为是上！谁不败在厌恶听到正直的进言上！

    立世大智慧

    军事上有骄气、惰气，都是败兵气象。孔子的“临事而惧”是断绝骄气的本源，“好谋而成”是断绝了懒惰的本源。无时不谋，无事不谋，自然没有懒惰的时候。

    善用两全之法

    自古办窃号之贼，与办流贼不同。剿办流贼，法当预防以待其至，坚守以挫其锐；剿办窃号之贼，法当剪除枝叶，并捣老剿。

    ——曾国藩

    “寄人篱下”以及为官的人都有这样深切的体会，当你的上司让你如何如何，而你又不想如何如何的时候，进退逆从最难抉择，曾国藩的给面子与忍隐抗上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启示。

    曾国藩最熟悉官场风气，对清廷的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但他不轻易表露。太平天国应如何平定，他与清廷的看法也不尽一致。对太平军北伐，清廷一直心有余悸，因此，始终把“北防”作为战略重点，要湘军北上。对此，曾国藩在认识上予以疏导，指出“自古办窃号之贼，与办流贼不同。剿办流贼，法当预防以待其至，坚守以挫其锐；剿办窃号之贼，法当剪除枝叶，并捣老剿”。建都天京的太平天国正是“窃号之贼”，与石达开、捻军等“流贼”不同，如攻其必救的天京、安庆，就不会“北窜”；因为，“窃号之贼，未有不惜死力以护其根本也”。

    曾国藩与胡林翼拟定四路进兵计划，并于1858年底至次年初取得了胜利，曾国藩部已进驻安庆二十余里外之高桥。多隆阿军于4月进至桐城外围，李续宾军进驻桐城之青草塥，为两路策应。

    正当湘军摆开阵势，进攻桐城、安庆时，清廷因江南大营溃败，命曾国藩领军东援。曾以兵力单薄加以拒绝。4月19日，清廷以曾署两江总督，认为“为今之计，自以保卫苏常为第一要务”，仍令其驰援苏常。苏州易手后，清廷仍认为如安庆“指日可复”，可先攻取再东援；否则，就应先保浙复苏。因为苏州为“财赋之区，且系数省咽喉，自应以急筹攻复为上策。现在贼势已直趋杭、湖，势将糜烂两省，尤为刻不可缓”。显然，在清廷看来，复苏保浙更重于攻取安庆，是战争全局的关键所在。

    与之相反，曾国藩认为，以往战争经验证明必须以上游为“立脚之根本”，“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而攻夺安庆尤为关键一战，“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张本”。江南大营正是因未据上游而失败，如弃安庆不围，而援苏常，那就既蹈其覆辙，又打乱皖北部署。同时，他又根据当时形势，进一步分析不能东援的理由：江南大营以苏常为根本，苏常已失，这个“根本”已不存在；湘军以两湖为根本，湘军东援，就远离可恃之根本，处于无可依托的困境；更为紧迫的是，太平军在东线获胜，夺取苏常后，势必西征，争夺上游。因此，必须“竭五、六两月之力，办江楚三省之防”，以迎战西征的太平军。总之，湘军立即大举东援，保浙复苏，在战略上是错误的。

    但是，初膺重任的曾国藩不愿一开始就顶着不干，给清廷留下不驯的印象。为此，他于1859年6月11日，将大营由宿松移至皖南祁门，并奏报立即组建新军、数月后大举东援的计划的两全之法，即不得罪清庭，又能实施自己的计划。

    这两次战略分歧不是偶然的。湘军集团以湖南为巢穴，以两湖为立足之根本。且看准了太平天国革命者，在政治上是“窃号之贼”，决不轻弃其“根本”；在军事上踞下游，又不能不争上游以护其“根本”的特点。故坚持全力围攻安庆。但建都北京的清廷，对此却缺乏认识，或根据太平军北伐的教训，而偏重北防；或囚江浙是其主要财政收入之地，而重下游，轻上游。这就是说，清廷既不知己，又不知彼；而湘军集团则“知己知彼”，故能制定并坚持保上游，争上游，以清下游的方针。不久的事实证明了这一方针的正确。围攻安庆，太平军并未北进；攻下苏常后，太平军又未及时进攻浙江。在这种情况下，见识浅陋，惯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清廷，也就欣然听从曾国藩等自行办理。后来。攻金陵的战略部署，清廷也就不再摇控了。

    立世大智慧

    曾国藩在处理分歧时，不是简单的顶着不干，而是在认识上耐心加以疏导，并照顾清廷的尊严，在部署时加以敷衍。这样，就做到既不放弃原则，又不给清廷留下桀骜不驯的印象。

    难由己当，功让人享

    大约单独享受大功名，乃是折损福气的办法，和别人分享功名也许是接受福分的途径了。

    ——曾国藩

    在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人都想通向大成，但是又不得要领，不知从何处人手，直气得团团转、浑身冒汗。看看曾国藩通向大成的策略，不免让人想到许多问题，即为什么有些人不显山不露水，突然之间能够腾空而起。为什么有些人狂喊乱叫，却始终默默无闻？从曾国藩身上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一是要善于做人，二是要会策划人生，三是要会抓住时机。特别是善于做人，非常重要，例如：不要独霸功名——不要自己总拿“第一名”，让大家一起向前冲，都是确保自己通向大成的良策。

    有难同当，有功独享，是事业的大忌。曾国藩提出“有难先由己当，有功先让人享”的观点，认为“此乃事业之基”。他还把与别人分享功劳当作是减祸之道，是加福添寿之药方。他的弟弟曾国荃围攻金陵久攻不下，曾国藩就以此开导曾老九：近日来非常担心老弟的病，十一日收到初七日弟交袁差官带来的信以及给纪泽、纪鸿两儿的信，字迹有精神、有光泽，又有安静之气，言语之间也不显得急迫匆促，由此，预测老弟病体一定会痊愈，因此，感到很宽慰。只是金陵城相持时间很久，却还没有攻下，按我兄弟平日里的性情，恐怕肝病会越来越重，我和昌岐长谈，得知李少荃实际上有和我兄弟互相亲近、互相卫护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奏上朝廷，请求准许少荃亲自带领开花炮队、洋枪队前来金陵城会同剿灭敌军，等到老弟对我这封信的回信(不过十八、九日回信就能到)，我就一面上奏朝廷，一面给少荃去咨文一道，请他立即西进。如果苏州李军齐到，而大功告成，则老弟承受其辛劳，而少荃坐享其名。既可以一同接受大奖赏，又可以暗中为自己培养大福。大约单独享受大功名，乃是折损福气的办法，和别人分享功名也许是接受福分的途径了。如果苏州李军虽然到达，而金陵守城敌军仍然像过去那样坚守，金陵还是攻不下来，则对我们的责难也可以分散一些，我们的责任也可以稍微轻一些，昨天，我已经给少荃发咨文，让他派炸炮到金陵会同剿敌，细想起来，老弟的肝病在身，不宜再忧伤两个月，而饷项也断然难以支撑到三四个月之久，所以，决定奏报朝廷，请求派少荃前来金陵。苏州李军近来也仅能够开五成的军饷，并不是供给十分充足，来金陵也不担心会有夸耀富裕的问题，想来老弟能察我的苦衷。

    为了劝曾国荃，他还将父母从“地下”请出，在一封信中说：请少荃助攻这件事我犹豫了好久，仔细思量，我们的父母今天如果还健在，我拿这件疑虑的事请示双亲意见，他们一定会说：立即请李中丞来会同剿敌，不要让你兄弟长时间忧闷呀。因此，我就决定了。但李鸿章也深知曾国藩的脾气，他不愿做摘桃子的人，他要保全老师的脸面。这时，朝廷又下令李鸿章速率军助金陵，李的麾下也跃跃欲试，认为，有一个立大功加官晋爵的机会，有的说：“湘军百战之绩，垂成之功，岂甘为人夺？若往，鲍军遇于东坝必战。”也有的说：“湘军之中疾疫大作，鲍军十病六七。岂能当我巨炮？”李鸿章终不为所动。但李鸿章如果抗旨不出兵也不行，他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一是上奏朝廷，说曾国藩完全能够平此大乱，金陵即日可克。二是请派他的弟弟携大炮到曾国藩处听其指挥、助攻，正当曾、李为此大费脑筋时，金陵城终于攻下。据说，大功告成之日，李鸿章亲往祝贺。曾国藩迎于下关，亲执李鸿章之手，说：“曾家兄弟的脸面薄，全赖你了！”李鸿章自然谦逊一番，报捷时，曾国藩将自己的名字列于湖广总督官文之下，并一再声称。大功之成，实赖朝廷的指挥和诸官将的同心协力，至于他们曾家兄弟是仰赖天恩，得享其名，实是侥幸而来，只字不提一个“功”字，对李鸿章当然要多多美言。

    曾国藩镇压捻军没有达到速效。捻军进入湖北时，曾国荃为湖北督抚，派遣将领追剿他们，这些为贼的骑兵飘忽不定，不可以和广东的太平军之匪凭城据守相比，湘军初逢劲敌，屡战失利。李鸿章闻之不免讥笑讽刺。当时，曾国藩上疏中有这样的话：“臣不敢以一战之功，遂自忘其丑陋。”疑有所指。他日，文庄见李鸿章而告之，李鸿章惊恐地说：“有是哉？”文庄曰：“是则然矣。”命取邸钞视之，果也。是后，李鸿章谈湖北的事情，亦稍稍谨慎了。此事等于曾国藩又足足的给李鸿章上了一课，其疏既有不要以一时一事看人，不要以己之长攻人之短之意，以寓有功过不应由己任之深意。

    立世大智慧

    曾国藩谈到收复安庆的事，他总是归功于胡林翼的筹划，多隆阿的艰苦战斗。谈到后来攻下金陵，则又归功于各位将领，而没一句话提及他弟弟曾国荃。谈到僧格林沁进攻捻军的时候，赞扬他能吃苦耐劳，说自己比不上他的十分之一二；谈到李鸿章、左宗棠，称他们是一代名流，不是说自愧不如，就是说谋略莫及。

    做官的第一秘籍

    “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福益外家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亦君子所不屑道也。”

    ——曾国藩

    不得罪巨室，即势家大族，是为官不败的第一秘籍。当官的人无不知道个中奥妙。如果在一个大城市，同驻两个各不统属的机构班子，官与官就很难相处了。如果再加上一个旗人官僚，一个汉人官僚，麻烦就更多了。过去，胡林翼处处忍让旗人官文，甚至不顾他二品大人的体面，当官文的小老婆过生日时，率领所有文武一同贺寿。到了曾国荃与官文相处时就不一样了。

    1868年5月16日，曾国藩被授予武英殿大学士，其后，由于筹办“剿”捻的后路军火有功，封予他云骑尉世职。在一年中数迁，曾国藩可谓荣耀之至，这也表示清政府似乎对他很重视。可是，恰恰相反，他感觉到一个阴影一直围绕着他，这就是曾国荃弹劾官文一事。

    官文是旗人，在汉官密布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深得清政府的器重，授以湖广总督之职：胡林翼任湖北巡抚时，知其不可动，遂处处推美让功，以笼络官文，使得湘军在诸事上均比较顺利。胡林翼死后，官文与湘军关系维持着表面的和气，但实际上已变得十分疏远。此次，曾国荃接任湖北巡抚，与官文同城，骤然间双方的关系紧张起来。

    因为，湖北按察司唐际盛与曾国荃的至友黄南坡仇隙很深，于是，唐际盛便怂勇官文，奏请曾国荃帮办军务，以使其离开武昌，免于督抚同城。由此，曾国荃便与官文结怨，并伺机进行报复。

    曾国荃先是奏参唐际盛，接着就弹劾官文。由于曾国荃营中无文员，奏折草拟后无人商量，恰逢曾纪泽在营中，但又不知参劾官文后的政治利害，因此，奏折发出后，语句多不中肯，且文句冗长，首尾不相顾。曾国藩的心腹幕僚赵烈文在日记中载道：

    “原折沅公亲笔，而刚（曾纪泽）所商定，并为缮写，以贪庸骄蹇，欺罔徇私，宠任家丁，贻误军政，循例纠参装头，后列各款，语多不中肯，文句亦冗沓拖长，首尾不相顾。”

    曾国荃怕曾国藩知道后，阻挠其弹劾官文，因此，故意背着他。外间知道曾国荃参劾官文后，不仅湖北的士绅持反对态度，就是曾国藩的门生故吏也认为此事大为不妥。曾国藩十分担忧，惟恐由此开罪了满洲贵族，于以后不利。因此，曾国藩在事先和事后均表示出忧虑之情，不太赞同此举。在1865年9月《致沅弟》的书信中，他嘱咐曾国荃说：“顺斋排行一节，亦请暂置缓图。”原因是，“此等事幸而获胜，而众人耽耽环伺，必欲寻隙一泄其忿。彼不能报复，而众人若皆思代彼报者。”总之，“弟谋为此举，则人指为恃武功，恃圣眷，恃门第，而巍巍招风之象见矣，请缓图之。”随后，曾国藩又在给曾国荃的书信中说：“顺斋一案，接余函后能否中辍？悬系之至。此等大事，人人皆疑为兄弟熟商而行，不关乎会晤与否。”再过十天，曾国藩已得知奏参官文的事已发，反复叮嘱曾国荃：“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一再告诫：“福益外家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亦君子所不屑道也。”曾国荃的性格是，一旦他认定了的事就非干不可。他陈述自己为何要参劾官文的出发点是：“臣窃维端揆疆寄，乃国家之重臣，非于军务、吏治、国计民生、地方安危，确有关系，虽至愚极戆，何敢暴其所短，轻列弹章？”进而，他在奏折中具体列举了官文七条罪状。事情发生后，经反复筹思，曾国藩便“密折保官（官文），请勿深究”。可是，曾国藩此举，却引起了外间的纷言，一时间曾国藩“劾老九”之语，纷纷扬扬，使得曾国藩无言以对，只有“麻木不仁处之”，以静观时变。

    军机处派出专查此案的钦差，则“字字开脱，列据各司道文武禀覆供词，以驳原参，几无一事稍有影响，连阅前后两折，直如儿戏，真足以令人喷饭。”甚至有人认为，曾国荃指责官文“肃党”一事不实，要求照例反坐，治曾国荃诬陷罪。

    慈禧那拉氏心里清楚，此次参劾纯属湘系与满洲权贵之间的权力之争，而捻军正盛，还需要利用湘淮两军出力。因此，开去官文的湖广总督职，留大学士衔，回京后，又令具掌管刑部，兼正白旗都统。实际上对官文并没有什么损害。

    但令曾国藩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此后不久，一大批湘军官员被纷纷开缺回籍，如陕甘总督杨岳斌、陕西巡抚刘蓉、广东巡抚郭嵩焘、湖北巡抚曾国荃、直隶总督刘长佑。这不由得使曾国藩警醒起来，他觉得这有可能是参劾事件所引起的后果。曾国藩在给郭嵩焘的信中提到：

    “官相（官文）刚才有署直隶之信，不知印渠何故开缺？近日厚（杨岳斌）、霞（刘蓉）、筠（郭嵩焘）、沅（曾国荃）次第去位，而印（刘长佑）复继之，吾乡极盛困难久耶，思之悚惕。”

    这不能不使曾国藩为自己的末路忧心，而且，他日益感到朝廷对自己的冷淡和疏远。对为宦不得罪巨室更有了一层深切的体验。

    “去年年终考察，吾密劾者皆未动，知圣眷已差，惧不能始终，奈何？”

    9月13日，曾国藩奉到上谕：“着调补直隶总督，两江总督着马新贻调补。”曾国藩深知，由两江调往直隶，这并非是对自己重用，而身在直隶，上下瞩目，只恐难以任久。可及早辞谢，又难于为陈请开缺的措辞。真是宦海之途不自由啊。

    立同大智慧

    曾国藩先是被授予武英殿大学士，其后，又封予他云骑尉世职，一年中数迁，可谓荣耀之至。但曾国藩不得罪巨室的忧患意识，是他为官不败根本原因。

    抽身引退，善始善终

    古之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思此不胜大惧。将具奏折，辞谢大权，不敢节制四省，恐蹈覆辙之咎也。

    ——曾国藩

    曾国藩时常提醒自己要注意“富贵常蹈危”这一残酷的历史教训，因为，他十分清楚“日中则昃，月盈则蚀，五行生克，四序递迁，休旺乘除，天地阴阳，一定之理，况国家乎？况一省乎？况一门乎”这种古朴的变易观；他更清楚“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封建统治术，因而，只有推美让功，才能持泰保盈。

    当天京合围之后，李鸿章、左宗棠先后攻下了苏、杭，可五万大军陈兵于天京城外，却难以将天京攻下，来自于朝廷上下的各种议论纷起，这不能不引起曾国藩的注意和思考。尤其是在与沈葆桢争夺江西厘金问题上，更引起他的警觉，他已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朝廷有意偏袒沈葆桢而压抑自己，使之处于极难的处境之中。曾国藩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表露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去年三、四月间，吾兄弟正方万分艰窘，户部尤将江西厘金拨去，金陵围师几将决裂，共事诸公易致龃龉，稍露声色，群讥以为恃功骄蹇。”

    在这里，曾国藩并非教条地固守畏盈之心，亦非完全杞人忧天，因为，他已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清朝二百年来权势最大的汉人，一举一动都将引来众人的瞩目与猜忌：他在写给李鸿章的信中道：

    “长江三千里，几无一船不张鄙人之旗帜，外间疑敝处兵权过重，利权过大，盖谓四省厘金络绎输送，各处兵将一呼百诺，其相疑良非无因。”

    曾国藩十分了解其弟曾国荃的秉性：精力充沛，有谋有勇，敢作敢为，愿为人先。同时又不失骄纵、蛮横，随其势力逐渐扩大，曾国藩愈益为他担心．唯恐其稍有不慎，而酿出祸患，因此，在天下瞩目的天京战役上，曾国藩苦口婆心，提醒曾国荃要慎而又慎：

    “声名之美，可恃而不恃。兄昔在京中颇著清望。近年军营亦获虚誉，善始者不必善终，行百里者关九十，誉望损，远近滋疑。弟目下名显正隆，务和持悄懈，有始有卒。”

    “处大位大权而震享大名， 自古能有几人能善其末路矣？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灭去几成，则晚节渐可以收场耳。”

    “ 吾弟常存此兢兢业业之心，将来还有机缘，即使抽身引退，庶几善始善终，免蹈大戾乎？”

    然而，好大喜功的曾国荃，却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曾国藩为他安排的稍让功于李鸿章的良苦用心，偏偏要抢到淮军到达天京之前将其攻陷。最后，城终于破了，首功也拿到了，可接下来的“杀威棒”却实在是让他难以接受。还是曾国藩看的明白：

    沅浦之攻金陵，幸而成功，皆归功于己。余常言：“汝虽才能，面让一半与天。”彼恒谓然。

    在攻克天京前，曾国藩对于如何处理大功后，    他所面临的政治危机，已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当天京陷落的消息传至安庆以后，他更是绕室彷徨，彻夜思考，对于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进行预测并做出相应的处理办法。这也就是曾国藩常说的：“盛时常作衰时，上场当念下场时，富贵人家，不可不牢记此二语也。”

    曾国藩认为，家道的长久，不是凭借一时的官爵，而是依靠长远的家规；不是依靠一两个人的突然发迹，而是凭借众人的全力支持。他告诉弟弟，我如果有福，将来罢官回家，一定与你竭力维持，老亲旧眷，贫贱族党，不可怠慢。“恃贫者，亦与富者一般。当盛时，预作衰时之想。”

    家庭的盛衰取决于气象，气象盛则即使挨饿也很高兴。气象衰即使饱食也令人忧愁！

    他这样对诸弟说，我们曾家现正值全盛之时，却不可因几个银子而招惹事端。如果让贤弟去过像楚善、宽五等人那样的艰苦生活，你能忍受一天吗？每个人的境遇的厚与薄、顺与逆，都是命中注定，即使是圣人也不能自作主张。天既然可以使我们今天处于顺达的境地，当然就可以使我们明天处于艰难困苦的处境。

    同治兀年(1862)，曾氏家族处于鼎盛时期，曾国藩身居将相之位，曾国荃统领的人马达二万之众，曾国华统领的人马也达五千之多。曾国荃在半年之内，七次拜受君恩。尽管这还不是曾氏家族最辉煌的时期。面对如此恩威，曾国藩早已心满意足，甚至有点喜出望外，他禁不住喟然慨叹：“近世似此者曾有几家？近世似弟者曾有几人？”

    曾国藩不怀慕功名，志在清淡。这既是个人修身之法，也是家法。

    人世间的是是非非、功名利禄，不是你想排除掉就能排除掉的，而是你必须面对的问题：要知道，世上有多少人都是在是是非非、功名利禄中挣扎的，每天都要绞尽脑汁与各种人过招；这还不够，还要私下里练拳法，才能不被打败。一点功名、一点利禄能引起轩然大波、毁掉多少人心啊！那些让他唾弃的事，反而让他锻炼了眼力。看透天下是非皆由人造。曾国藩的一生中不能缺少“平衡”两字，他心明眼亮，能容不能容之人，能存不能存之事，这与他深厚的个人涵养有关！一个缺乏深厚自我涵养的人，到哪里都想显耀自己，本来自己什么也不是，却把自己看成是“惟我独尊”，碰到得失不平衡，就彻底崩溃了。这些人与曾国藩一生追求的平衡心态相去甚远，不是一、两天能够学会的。

    立世大智慧

    曾国藩是一位平衡心态的大师，他从来不去做非份之想，因为人之痛苦，绝大多数是由胡思乱想开始的；那些蝇头小利不在他的盘算之内，他特别能做到不为成喜、不为败恼，在身处困境时，心态端正．承认不足，治疗硬伤。

    为“小民生计”着想

    若小事处处争竞，则大事或反有放松之时，不分大小，朝夕争辩，徒为彼族所轻视也。

    ——曾国藩

    由于曾国藩的地位，他的处世，不可能只限于常人之间及日常生活的小事，更会涉及到国家外交等方面的大事。

    曾国藩提出了在对外交涉中须“大事苦争，小事放松”的主张。强调指出：“凡与洋人交际，小事可许者，宜示以大平恕，大事不可许者，宜始终坚执力争。若小事处处争竞，则大事或反有放松之时，不分大小，朝夕争辩，徒为彼族所轻视也。”总体说来，中国正“渐图自强”，为了赢得时间，应当在“坚守条约”的前提下予以力争。他说：“与洋人交际，丰裁不宜过峻，宜带浑含气象。渠之欺侮诡谲蔑视一切，吾若知之若不知之，恍似有几分痴气者，亦善处之道也。”这就说明，曾国藩的“大事苦争，小事放松”的基本思想运用于外交事务之中，就形成了他有时在有关问题上抵拒抗争的一面，同时，又因为总体方针是坚守条约，故又带有极大妥协性。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国内农民起义尚未镇压下去，“中外和好”的局面开始形成。曾国藩积极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即全力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之后，必须考虑“御侮”的问题。其基本设想是：“苟欲捍御外侮，徐图自强，非持以一二十年之久，未易收效。然因事端艰巨，畏缩不为，俟诸后人，则永无一自强之日。”为了争得十年、或二十年时间的和平环境，在总结前段经验教训之后，他强调维持和遵守不平等条约的重要性， 明确指出：“道光庚子以后，办理夷务，失在朝和夕战，无一定之至计。遂至外患渐深，不可收拾。……惟赖守定和议，绝无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围绕着以遵守不平等条约为基本准绳而进行的“大事苦争，小事放松”这个中心，我们可以就曾国藩在处理对外交涉中一些具体事例作些分析考察。

    关于“华洋会剿”的问题，曾国藩先是表示反对，继则认为条约所未规定开放的口岸不需外人相助收复，再则，既已借助，就得以礼相待，不能再生枝节。

    在用中国之钱购买外国船只，由英国人组织舰队的问题上，曾国藩也表示了“大事苦争，小事放松”的基本立场。

    1861年8月，曾国藩曾向清廷上了一个关于购置外国船炮的奏疏，主张用实力武装水师，以清军将领主办其事；他在给友人信函中指出：必须“操纵自如，指挥由我”，每船只“酌留外洋三四人，令其习枪习火”。然而，代办购置船炮事务的英国人李泰国，妄图以英国海军大尉阿思本为舰队司令，舰上全用英国人，阴谋使这支中国购买的舰队，成为外国人所控制的侵华工具。曾国藩认为，这是喧宾夺主，“前则大掠资财，割剥遗黎，日后则百端要挟，损我国威，”他明确指出：“洋人本有欺陵之心，而更授以可陵之势；华人本有畏怯之素，而又逼处可怯之地。”这种长他人威风，灭自己志气的引狼入室的作法万万使不得。曾国藩坚持民族大义，维护国家主权，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妥善解决此事的两条对策。下策是于所购七船中“酌拨数船，与阿思本统带，配用洋兵。拨数船与蔡国祥（按：蔡氏时为湘军将领）统带，配用华兵”；上策是给洋兵“赶即拨给薪工经费，责成阿思本迅速押带回国，并将狡狯异常之李泰国趁势革退，不准再干预中国事务”。至于所费一百多万两银子，要尽数索回。“即使全不能收回，亦属无关紧要。”应以维护主权为重。在曾国藩等人的“苦争”和坚决反对之下，“李泰国先生失掉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之肥缺，阿思本舰长没有当成一名满清的水师提督。”

    在关于西方列强利用通商条约掠夺中国资财，扩大经济侵略特权的问题上，曾国藩表现了既在总体上“坚守条约”的一面，又体现了他即使条约已定，在有关问题上也应“苦争”和抗拒的一面。当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英、法、俄等国逼签的有关条约中的通商条款公布以后，曾国藩对外国商品倾销中国市场的危害性予以特别关注。他主张改变以大臣“统辖江、楚、苏、渐、闽，粤六省数千里之远”，以至形成“鞭长莫及”的状况，强化地方政权以应付“白轮船入鄂以来，洋人踪迹，几遍沿江郡县，或传教于僻壤，采茶于深山”的局面。

    对于洋人以条约为凭恣意扩大条约以外如在中国建造铁路、私运盐米贩卖剥夺“小民生计”，传教城镇乡村“以邪教诱惑”残害中国人民之事，曾国藩分别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抗争。他反复指出：“军兴以来，中国之民久已痛深水火，加以三口、五门迪商，长江通商，生汁日蹩，小民困苦尢告，迫于倒悬。今若听洋人行盐，则场商贩之生路穷矣；听洋人设机，则行店囤积之生路穷矣；听小轮船入内河，则大小舟船水手、舵工之生路穷矣。”当他发觉洋商违例私运盐米，违反条约规定的情况后，愤怒指责英国人“白齐文所犯情罪重大，至今未将该犯交出，即系洋官袒庇之明证。”坚决主张中国“凡立一法出一令，期在必行。”强调，此后于船只经过之处：“令洋船停泊候查，查出之后，令洋汉一律严惩，”对于洋商无理提出减轻落地税，加收华商行商税银的要求，曾国藩立即照会对方“批驳不行”。随后，洋商又怂恿公使对总理衙门施加种种压力，企图逼迫撤去落地税，曾国藩一针见血地指出：外国人这样做的目的，乃是为了能“垄断独登”。因为，洋人“惟逐利居奇，是其本性”。建议总理衙门洞察其好，善筹对策。

    1867年，当外国侵略者借修约之机，提出在中国设电报、筑铁路等要求时，曾国藩多次在奏折和给友朋的书札中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他说：“小轮舟、铁路等事，自洋人行之，则以外国而占夺内地之利；自华民之附和洋人者行之，亦以豪强而占夺贫民之利，皆不可行。”又说：“至铁路、轮船、行盐、外栈等事，害我百姓生计，则当竭力相争；”因为，在“今日中国多事，洋人方张，我不能因曲徇和议，而不颐内地生民之困”。他在这个问题上总的“力争”方针是，作为一个中国官吏，应在对外交涉过程中极力为“小民生计”着想，这是天经地义之职责所在。他说：“总就小民生计与之切实理论，自有颠扑不破之道。”如果洋人争辩不休，要挟多端，也要力争。“即使京师勉强应允，而中国亿万小民穷极思变，与彼为仇，亦断非中国官员所能禁止。中国大臣为中国之百姓请命，不患无辞置办，甚至因此而致决裂”也不要怕，因为“我以救民生而动兵，并非争虚议而开衅，上可以对大地列圣，下可以对薄海苍生”。所以，在这方面之利一定要争，“中尤所惧，后无所悔。”

    立世大智慧

    作为一个中国官吏，应在对外交涉过程中极力为“小民生计”着想，这是天经地义之职责所在。他说：“总就小民生计与之切实理论，自有颠扑不破之道。”如果洋人争辩不休，要挟多端，也要力争。

    居高位之道

    越走向高位，失败的可能性越大，而惨败的结局就越多。因为“高处不胜寒”啊！那么，每升迁一次，就要以十倍于以前的谨慎心理来处理各种事务。

    ——曾国藩

    大凡做官的人，尤其是做高官的人，没有不想自己要有一个好的结局的。然而，很多时候却往往事与愿违。那么，怎样才能保证自己有一个好晚场呢？曾国藩以他自己身居高位的体验，认为，主要应在平时领会居高位之道。他具体开出三个药方，以防居官之败。

    曾国藩说，身居高位的规律，大约有三端，一是不参与，就像是于自己没有丝毫的交涉；二是没有结局，古人所说的“一天比一天谨慎，惟恐高位不长久”，身居高位、行走危险之地，而能够善终的人太少了。三是不胜任。古人所说的“惊心啊，就像以腐朽的缰绳驾驭着六匹烈马，万分危惧，就好像将要坠落在深渊里。”惟恐自己不能胜任。《周易？鼎》上说：“鼎折断足，鼎中的食物便倾倒出来，这种情形很可怕。”说的就是不胜其任。方苞说汉文帝做皇帝，时时谦让，像有不能居其位的意思，难道不是在不胜任这方面有体会吗？孟子说周公有与自己不合的人，仰天而思虑事情的原委，以致夜以继日，难道不是在惟恐没有结局的道理上有体会吗？

    曾国藩说：越走向高位，失败的可能性越大，而惨败的结局就越多。因为“高处不胜寒”啊！那么，每升迁一次，就要以十倍于以前的谨慎心理来处理各种事务。他借用烈马驾车，绳索已朽，形容随时有翻车的可能。做官何尝不是如此？

    他详细阐发说：国君把生杀予夺之权授给督抚将帅，如东家把银钱货物授给店中众位伙计。如果保举太滥，对国君的名器不甚爱惜，好比低价出售浪费财物，对东家的货财不甚爱惜一样。介之推说：“偷人家的钱财，还说成是盗；何况是贪天之功以为是自己的力量。”曾国藩说，我略微加以改动：“偷人家钱财，还说成是盗，何况是借国君之名器获取私利呢！”曾国藩认为利用职权谋取私利，这就是违背了不干预之道，是注定要自食恶果的。一事想贪，则可能事事想贪，一时想贪，则可能时时想贪。在这个方面，应视手中的权势于虚无，因而，也会少生无妄之想。

    至于不终、不胜，曾国藩则更深有体会，他说：陆游说能长寿就像得到富贵一样。开始我不知道他的意思，就挤进老年人的行列中了。我近来混了个虚浮的名誉，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就得到了这个美好的声名了。古代的人获得大的名声的时候正是艰苦卓绝的时候，通常不能顺利地度过晚年！想到这些不禁害怕。想要准备写奏折把这些权利辞掉，不要再管辖这四省吧，害怕背上不胜其任、以小人居君子的罪名。

    正因为如此，曾国藩虽身居高位，也时时犹履薄冰，大功告成之日，更是益觉如蹈危局。倒使得曾国藩该得到的也得到了，不终也“终”了，不胜也“胜”了。

    立世大智慧

    利用职权谋取私利，这就是违背了不干预之道，是注定要自食恶果的。一事想贪，则可能事事想贪，一时想贪，则可能时时想贪。在这个方面，应视手中的权势于虚无，因而，也会少生无妄之想。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