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与谋杀

    欧洲与革命，一旦远离这个生命的源泉——造反与谋杀，就在戏剧性的阵阵动乱中日趋衰竭。上个世纪，世人打破了宗教的束缚。但刚从中解脱，又自作聪明重新套上，而且是不可容忍的束缚。德行消亡了，却又复活，还更加愤世嫉俗，到处大声宣扬仁慈，引起哄动。这份古老的爱心是对当代人道主义的一种嘲讽。在这个固定点上，只能造成灾难。总归有一天会变得乖戾，变成警察德行，架起凌虐人的柴堆焚尸，为了所谓拯救人类。我们处于当代悲剧的顶峰，对大逆不道却熟视无睹。生命与创作的源泉仿佛枯竭了。恐怖使布满幽灵和机器的欧洲僵住发呆。在两次大屠杀之间，断头台设在隧道里。人道主义施刑者在那里默默庆祝新的信仰。什么呼声打扰了他们？诗人们面临自己的兄弟被杀害站出来高傲地宣布他们的双手是干净的。从此，全世界便漫不经心地扭过头无视这种罪行了，受害者们失宠到了极点，他们令人为难烦心。在古代，杀人的鲜血至少会激起一种敬畏，以资认可生命的代价。对当今时代的谴责反倒使人想说还不够血腥，因为血不再一望可知，喷溅得不够高，还溅不到我们那些伪君子的脸上。不妨提一下虚无主义的极端表现：盲目而疯狂的杀戮竟成为一片绿洲，愚蠢的罪犯与我们那些非常聪明的刽子手相比反倒使人耳目一新。

    欧洲头脑长期以为可以团结全世界与上帝斗个高下，不断发现若不想送死，还得跟世人决一雌雄。为抵抗死亡而训练有素的造反者蓄意在人种上创立一种愤世的不朽性，生怕不得不轮到他们大开杀戒。然而，他们倘若退缩，不得不接受死亡；倘若跨步向前，不得不杀戮。造反，一旦背离其根源并无耻地乔装改扮，便会在牺牲与杀戮之间的各个层面上摇摆不定。造反希望其主张的正义为大家分享，却短命了事。圣宠的王国已被打败，正义的王国也崩塌了。这种失望使欧洲奄奄一息。欧洲的反抗曾为人类的无辜辩护过，而今反抗强硬地对准自身的罪责。欧洲刚刚奔向全体性就天生陷入最绝望的孤独，同样很想进入社群共同体，但不再有别的奢望，只求在漫长的岁月中把一个个孤独者聚集起来走向单一性。

    那么不得不摈弃一切造反吗？也许接受一个苟延残喘的社会，包容其种种不正义，也许玩世不恭地决定为反世俗人生而服务于历史疯狂的进程？总之，假如我们思考的逻辑应当断定遵循怯懦的顺从大流，就不得不接受，好像某些家庭有时接受不可避免的丢脸事情。假如这个逻辑应当也为各种反人类的谋杀辩护，甚至如其一系列的破坏辩护，那也不得不赞同这个自杀。说到底，正义感会如愿以偿：商人和警察的世界将消失。

    况且我们还处在造反的世界，难道造反还没有反而成为新暴君们的托词吗？包含在反抗运动中的“我反抗，故我们存在”能与谋杀取得一致而不引起丑闻或翻云覆雨吗？造反为压迫指定一个限度，从这个限度内开始所有人的共同尊严，第一个造反价值就这样确定了。造反把人与人之间透明的共谋关系，共同的组织结构，使相似的、结盟的人们互相一对一地交流，把所有这一切作为首要参照，这样就可向与荒诞世界博弈的思想迈出第一步。由于这种进步，造反使其现今面对杀戮应该解决的问题更令人焦虑不安。确实，在荒诞层面，杀戮仅仅引发逻辑矛盾，而在造反层面，杀戮便是撕心裂肺的痛苦。因为关键在于决定是否可能杀掉某个人，从此人身上，我们新近认出相似性，并为此奉行同一性。孤独刚刚摆脱，难道必须在明确恢复孤独的同时为其严密保护的行为辩护呢？某人刚获知他并不孤独，却强迫他孤独，难道不是最大的反人类罪吗？

    逻辑上应当回应说杀戮与造反是相矛盾的。哪怕只有一个主子确实被杀，造反者从某种意义上讲，不再有权谈论人类共同体，尽管以人类共同体的名义确定自身的正当性的。假如这个世界没有高尚的意义，假如人只能跟人作担保，一个人只要把自己驱逐出境，就可从活人的社会被清除出去。该隐杀掉阿贝尔便逃到沙漠里去了。假如杀人者成群结队，众人就在沙漠里生活呗，但这是另一种孤独，可称为杂处乱居。

    造反者一旦出击，就把世界切割两半，以人与人身份认同的名义揭竿而起，随后又牺牲身份认同而在血泊中认可差异。造反者深陷于苦难和压迫，他唯一的存在寓于这种同一性。同一种演变旨在肯定他存在的同时中止他存在。可以说某些人，或甚至几乎所有人都跟他在一起。然而，不可替代的博爱世界独缺一人，此公早已人去楼空。如果我们不存在，我也不存在。这样，卡利雅耶夫的无尽悲哀和圣茹斯特的沉默就由此得以解释。造反者们，决意通过暴力和杀戮来保持存在的希望，则想以“我们将会存在”替代“我们存在”，那是徒劳的。将来杀人者和受害者消失了，人类共同体将在缺少他们的情况下重新建立起来。例外将会过去，规则将可能重新确立。历史层面上，就像个体生活中，谋杀毕竟是个绝望的例外或无足轻重。杀害破坏正常秩序，没有前途，是异常之举，不可能加以利用，也不可能按部就班搞下去，就像纯历史形态所希望的那样，是有限度的，只能一蹴而就，之后必须死亡，不管成败。造反者只有一种方式与自己的杀害行为取得谅解，如果他是一时冲动而为之，等于是认可自己的死亡和牺牲。他杀人而后死亡，足以清楚表明凶杀是万万不行的。这样就说明，造反者实际上乐于“我们存在”甚于“我们将存在”。卡利雅耶夫在狱中气和心安，圣茹斯特走向断头台时泰然自若，又转过来得到了解释。矛盾和虚无主义则始于超越这条极端的界线。

    虚无主义谋杀

    非理性犯罪与理性犯罪事实上都违背了反抗运动揭示的价值。首先非理性犯罪。否定一切者和自命凶杀者，诸如萨德、杀人的花花公子、无情的独善其身者、卡拉马佐夫、横行无忌的狂热党人[1]以及向人群开枪的超现实主义者[2]，总之一句话，他们诉求彻底自由，无限制展现人类自尊。虚无主义则以同样的狂热把创造者与创造物混为一谈，抛掉对一切行为准则的希望，摈弃一切限制，陷入盲目发泄愤怒，甚至不再顾及自身的哲理论据，最终断定对杀害注定要死亡的人无动于衷。

    然而，虚无主义的依据，对共同命运的互相认可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始终活力有恃。造反明言宣告，保证为其效劳；同时一石二鸟，既背弃虚无主义，又制定行为规则：不必等待历史终结便可引导行动，而且不拘形式。但与雅各宾派的伦理相反，专事摆脱规则和法律的那部分，由此开辟某种伦理的道路，非但远离抽象的行为准则，而且只在无休止的质疑中依仗起义的热情点拨一下而已。根本谈不上这些准则自盘古起就有了，但声称将来永存也根本不管用。但这些准则，就在我们现处的时代，倒是管用的：与我们相伴沿着历史整个过程否定奴役，否定谎言，否定恐怖。

    事实上，主与仆之间毫无共同之处，人们不屑与被奴役者交谈和沟通。我们并非通过含蓄而自由的对话来确认我们的相似和接受我们的命运，与之相反，奴役使最可怕的沉默笼罩人间。对反抗者而言，非正义之所以有百害而无一利，并非因为与正义的永恒观念背道而驰，令我们无所适从，而在于使无声的敌对性永久持续，把压迫者与被压迫者永远分离。非正义扼杀了通过世人之间共谋关系来到尘世的极少生灵。同样，既然说谎者自我封闭于其他人，谎言就被禁止了，在更低级的层次上，凶杀和暴力也是如此，迫使人终极沉默。通过反抗暴露的共谋关系和相互交往，只能在自由对话中赖以成活。每个暧昧，每次误会，都会引起死亡。言语清晰，话语简洁，则可死里逃生。请注意极权教义的语言总是经院式的或官僚式的。所有悲剧的高潮都发生在主人公失聪之时。柏拉图曾有理由反对摩西，也会有理由反对尼采。以人的身材高度对话比站在孤零零山峰独自一人发布极权宗教福音书的代价低得多。在舞台上有如在城市中，独白在先，死亡在后。一切反抗者，只有挺直腰板儿面对压迫者，为生存辩护，投身于反对奴役、谎言和恐怖的斗争，断言，哪怕闪电一瞬间，这三大祸害使人与人之间无言以对，保持沉默，互不理解对方，阻碍他们重新聚集在唯一的价值中，从而把他们从虚无主义中拯救出来，最终重新获得与他们命运搏斗的互动共谋关系。

    此念闪电一瞬间，但足矣，尽管临时性的，说的是最极端的自由，即凶杀的自由，与造反的理由水火不相容。反抗根本不是诉求完全自由。与之相反，反抗谴责完全自由，正是质疑无限权力允许高高在上者践踏被禁止的界线。造反者也并非诉求普遍独立性，而要求大家承认，只要有一个人存在的地方，自由有其自身的限制，此限制恰恰就是此人有反抗的权利。反抗之不妥协性的深刻道理就在于此。反抗越意识到诉求一个理应的限制，就越坚定不移。反抗者想必为自己要求某种自由，但不管怎样，如果他一以贯之，决非毁灭生灵和破坏他人的自由。他不侮辱任何人。他要求的自由，是奔着为大家去索求的；他拒绝的自由，也是为大家去禁止的。这不仅仅是仆反主，也是世人反对主与仆这样的社会关系。多亏有反抗，历史除了主宰与奴役以外还多了一些内容。无限制的权势在历史上并非是唯一的法则。反抗者以另外一种价值的名义在肯定完全自由不可能性的同时，为自身索求相对自由，这是承认不可能性所不可或缺的。因此，人类每种自由从其根源来讲都是相对的。绝对自由，即凶杀的自由，是唯一不诉求自身自由，同时也不诉求限制和泯灭自身自由的东西。于是，切断自身的根源，随遇而安地飘荡犹如抽象而有害的阴影，直到自以为在意识形态中找到一个躯壳。

    因此，可以说反抗一旦走向毁灭，就不合逻辑了：索求人生状况的单一性，便是生命的力量，而不是死亡的力量。反抗的深层逻辑不是破坏的逻辑，而是创造的逻辑。反抗的演变，为保持本真，不应把支撑其矛盾的任何一方抛之身后，而应当忠实于自身所包含的“是”，同时也忠实于虚无主义诠释在反抗中所孤立出来的“否”。反抗者的逻辑在于刻意服务于正义，不去增补人生状况的非正义，还在于尽力运用清晰的语言，而作扩大普世的谎言，更在于面对世人的痛苦，担保为世人的幸福而奋斗。虚无主义激情，由于添补非正义和谎言，在狂怒之下，摧毁其自身先前的诉求，进而一笔勾销其造反最为明晓的理由，进而大开杀戒，疯狂感知这个世界已被交给死神了。与之相反，反抗的结果是拒绝凶杀的合法性，因为就其本原而言，反抗是抵制死亡的。

    然而，假如世人光凭自身的本领就把单一性引入世界，假如世人光凭自己的意旨就使真诚、纯真和正义统领世界，那么上帝非他莫属了。同样倘若世人确能做到，今后就没有理由造反了。之所以有造反，就是因为谎言，非正义和暴力部分地构成造反者的生存状况。因此，造反者不可能绝对声称不杀害不说谎，否则就得舍弃造反，并一劳永逸地接受凶杀和作恶。然而他也不再可能接受凶杀和说谎，因为使凶杀和说谎合法化的反向演变也会推翻其起义的理由。故而造反者永无安宁之日：明知要行善，却不由自主作恶。使造反者站住脚的价值，永远不会一劳永逸给他的，他应当不间断地精心呵护。但，倘若得不到造反派重新支持，他获得的存在就会崩溃。总之，他若不能永远不杀害，直接也罢，间接也罢，都不行，不过他可以将其狂热和激情用来减少他周围的凶杀机会。他唯一的德行将是，一旦自己沉溺于黑暗，就得不被黑暗搞得晕头转向；一旦被恶束缚，就得顽强地走向善，哪怕步履艰难。如果最终他亲手凶杀，那他必将接受死亡。造反者忠于自身的根源，通过牺牲证明他真正的自由无关乎凶杀，而与自己的死亡息息相关。但就在同时，他则发现了形而上的荣誉。卡利雅耶夫站在绞刑架上，显然向他所有的兄弟指明世人之荣誉开始和终结的准确界限。

    历史性谋杀

    造反也在历史上展开，历史不仅要求典范抉择，而且要求有效形态。理性杀害有可能碰巧受到辩护。于是造反的矛盾与表面上难以解决的二律背反遥相呼应，政治上表现出两种典型：其一，暴力与非暴力的对立；其二，正义与自由的对立。不妨按照两者之悖论将其定义。

    造反初级演变时，反抗所包含的积极价值意味着舍弃本原暴力，其结果导致稳定革命难以为继。于是，造反一直不断背负着这一矛盾。在历史层次上，造反变得强硬了。假如我放弃要别人尊重人类身份，那等于向压迫者认输，回过头赞同虚无主义。于是虚无主义变得保守了。假如我硬要求这种身份被承认其存在，我便投入行动，为取得成功，这个行动意味着暴力的肆无忌惮，并否认这种身份和造反本身。在扩大矛盾的同时，如果世界的单一性不能为其从天而降，世人便不得不按照其高度在历史上营造这个单一性。而历史并不具备使其改头换面的价值，是受效率法则支配的。历史唯物主义，决定论，暴力，否定与效率背道而驰的一切自由，勇敢而沉默的世界，这一切是纯粹的历史哲学最为正当的结果。当今世界，唯有永生哲学可以为非暴力正名。这种哲学以创造历史说反对绝对历史真实性，向历史境界讯问其根源，最终尽管认可非正义，却把正义交给上帝去打理。来而不往非礼也，上帝的回答转过来要求信仰。世人回敬上帝不是信仰而是恶行，于是出现逆理悖论：上帝要么万能和作恶，要么行善和无能。在圣宠与历史之间和上帝与利剑之间的选择始终敞开着。

    在这种情况下，造反者能持什么态度？他不能背离世界和历史而不背弃其造反的本原，不能选择永生而不在某种意义上听任作恶。比如说，他不是基督教徒，应该坚持到底。但坚持到底，意味着绝对选择历史以及跟历史一起杀人，如果这种杀人对历史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接受凶杀的合法性依然是否认其根源。如果造反者不选择，那实际上选择沉默和他人的奴役；如果在绝望的推动下声称既反对上帝也反对历史，那他便是纯自由的见证人，就是说一切皆空。在我们这个历史阶段，在不可能肯定高端理性能找到鉴定恶的界限情况下，理性显而易见的两难抉择是：要么凶杀，要么沉默。介于这两种情况，弃世。

    即便如此，正义和自由的问题仍旧存在。这两种诉求已经发端于造反演变的本原，并重新出现在革命的豪情之中。然而革命者的历史证明正义和自由几乎总是冲突的，好像两者彼此的诉求不可调和。绝对自由，是最强者统治的权利，故而保持有利于非正义的冲突。绝对正义经过取消一切矛盾后毁灭自由。让·格勒尼埃在其《关于运用自由的谈话》一书中创立一个论证，可概括如下：“绝对自由摧毁一切价值，而绝对价值毁灭一切自由。”帕朗特[3]也说过：“如果存在单一而普世的真理，自由就没有理由存在。”以自由为名争取正义的革命最终使自由与正义相对立。因此，每次革命中，一直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等级一旦被清洗，就有一个阶段由这个社会等级本身引发反抗的演变，揭示其局限，宣示其失败的可能性。革命起初企图满足使其诞生的造反思想，而后又不得不加以否定，以至更坚定地肯定自身：看来造反的演变与革命的既得成果之间存在不可制约的对立。

    这类二律背反只存在于绝对之中，意味着世界与思想没有中介。确实，在完全脱离历史的神明与清除一切超验性的历史之间不存在调和的可能。两者在尘世的代表其实就是瑜伽信徒和警长。这两类人之间的差别，并非如常人所说，是无用的纯真与效率之间的差别。前者仅选择舍弃的无效验，后者仅选择摧毁的无效验。反正两者都摈弃中介价值，与之相反，造反则揭示中介价值，不过两者都远离真实，只不过向我们奉献两种类型的无能为力：行善无能，作恶无力。

    果不其然，无视历史之所以无异于否定真实，是因为把历史视为自我满足的整体而依旧远离真实。二十世纪的革命以为可以避免虚无主义和忠实于真实的历史，以历史替代神明。而实际上，革命强化了神明而背叛了历史。在纯粹的演变中，历史自身不提供任何价值，故而必须依靠即时的效益生存，要么闭嘴，要么说谎。系统性暴力或强厌性沉默，工于心计或同心协力说谎成为不可避免的规则。因而纯历史的思想是虚无主义的：完全接受历史之恶，进而对抗造反。作为补偿，徒然肯定历史的绝对合理性，这种历史的绝对理性，只有在历史终结时才能完成，才有完整的意义，才恰如其分地成为绝对理性，才会成为价值。在此期间，必须行动，况且是无道德规范的行动，为了有朝一日迎来定位性规范。作为政治形态的犬儒主义，只按照绝对主义思想而言方始合乎逻辑，就是说，一方面是绝对虚无主义，另一方面是绝对理性主义。还要留有余地，不可太坚持这个说法，因为绝对理性主义，即唯理论，并不是理性主义。两者之间的差别跟犬儒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差别是相同的。前者把后者推向极端，从而失去意义和正当性，更为粗暴而已，最终效果更差。这就是暴力面对强力。至于最终结果，两种形态没有差别，一旦被接受，大地荒芜一片。

    事实上，纯历史的绝对甚至是不可思议的。例如雅斯贝斯思想，就其要义而言，强调人把握全体性是不可能的，因为人处于全体之内。历史，作为一个整体，只能在处于历史和世界之外的观察者眼里方始存在。极而言之，历史只为上帝而存在。因此不可能按照包含世界史整体性的计划来行事。那么，一切历史事迹只能是冒险，或多或少合情合理的，或有根有据的冒险；作为风险，又不能认可任何过分的行径以及任何无情而绝对的立场。

    与之相反，倘若造反可能建立一种哲学，说不定是一种极限哲学，一种蓄意无知哲学，一种风险哲学。不能通晓一切的人就不能扼杀一切。造反者，根本不把历史当作绝对，摈弃历史，并以一种出于本性的想法质疑历史。他拒绝自己的生存状况，而他的人生状况大部分则属于历史的。排除这三者，就是排除历史。诚然，造反者不否定包围着他的历史，而正是在历史中竭力自我肯定。但他面对历史就像艺术家面对真实，想推开历史，却又躲避不开，使历史变成绝对，哪怕一秒钟也不行。即使势在必行，他能参与历史犯罪，也不能使其合法。理性犯罪不仅不能在造反的层次上被认可，而且意味着造反的死亡。为了使这个明显的事实更为清晰，理性犯罪首先发生在造反者身上，因为他们的起义是质疑问难已经被神化的历史。

    自称革命这种适于思想的哄骗，如今被重拾起来，并且加重了资产阶级的故弄玄虚，这种哄骗允许绝对正义，但使永久非正义无限妥协和丧失尊严暗度陈仓。造反本身只追求相对，只能允诺与相对正义相调配的确切尊严，决定设立一个界限，以便建立人类共同体。造反的天地是相对的天地，不像黑格尔和马克思所说一切皆为必然，而只是一再重复说一切皆可能，并且在某种界限内，为可能的事情作出牺牲也是值得的。在上帝与历史之间，在瑜伽信徒与警长之间，造反开辟了一种艰难的历程，在这条征途上，矛盾层出不穷，互相超越。不妨审视一下两种二律背反，以求一隅三反。

    革命行动刻意与其根源紧密一致，应该表现为积极顺应对相对的认同，忠实于人的状况；毫不动摇用其手段行事，只要达到相似的目的便可接受，能确定跟其目的越来越相近，便可任人评说。这样便可维持共同的存在，为其起义正名，尤其可保住永远可能表达思想的权利。由此确立对正义与自由的引领。没有天赋权利或民法奠定基础，社会上就没有正义。没有这种法律的体现，就没有权利。让法律刻不容缓地体现出来，就有可能让其奠定的正义或早或迟来到这个世界。要征服存在，必须从我们在自己身上发现的那一点儿存在出发，而不是先将其否定。缄口不提法律，直到正义被建立，等于让法律永远沉默不语，因为正义若一劳永逸主宰世界，就不再有必要讲了。人们又一次把正义交给那些权势者，唯有他们有发言权。几个世纪以来，正义和存在是由权势者们分配的，被称为圣意所赐。扼杀自由为了树立正义，等于没有神明说情就恢复了圣宠概念的名誉，以令人眩晕的反应恢复最卑贱者神秘的团结。甚至正义还没有实现时，自由就保留着抗议权，从而拯救交流。正义在沉默的世界中，即是受奴役而哑然的正义，破坏了互动关系，最终就不再可能是正义了。二十世纪革命任意地把两个不可分割的概念分离了，为了达到征服超限度的目的。绝对自由嘲笑正义，绝对正义否定自由。这两个概念为富有成效必须彼此之间找到各自的限度：生存状况若不正义，无人会认同其自由，同样，生存状况若不自由，无人会认同其正义。确切地说，无权讲清楚正义与非正义，无权以拒绝死亡的个别存在的名义要求全体民众存在，这样的自由是不可想像的。总之，还有一种正义，尽管截然不同，可以恢复自由这个历史唯一不朽的价值，那就是，人为自由而死，死得其所，因为死者不认为完全死了。

    同样的推理也适用于暴力。绝对的非暴力负面地奠定奴役和暴力行径，而系统的暴力正面地摧毁生命共同体，以及我们从共同体所获取的存在。这两种概念要结出果实，必须找到其界限。历史被视为一种绝对，暴力的处境是合法的，作为一种相对的危险，则是一种交流的中断。因此，对造反者而言，暴力应该守住其临时破坏性；倘若暴力不可避免，那就应该始终与个人责任相关联，与即时风险相关联。体制暴力归属秩序，在某种意义上，顺顺当当。元首旨意或历史理性，不管以何种秩序创立的，都是支配物的世界，并非支配人的世界。正如造反者把凶杀视为极限，若是与生俱来的，死亡时就得认可，同样暴力只能是对抗另一种暴力的极限，例如在起义的情况下。假如非正义的过分行径使得起义不可避免，造反者为一种学说或国家理性服务而预先拒绝暴力。又如，一切历史危机皆以建立体制而告终。假如我们控制不住充满风险的危机，我们有体制的支撑，因为我们可以建立体制，选择我们为之奋斗的法规，这样就可以使我们的斗争朝着体制的方向倾斜。本真的造反行为只赞成为限制暴力的体系法规而武装，并非为暴力系统化的法规而武装。一场革命之所以有价值，只是因为人们认为这场革命保证毫不迟延地取消死刑；在革命事业拒绝实施可预测期限的惩罚情况下，人们才愿为革命遭受牢狱之灾。假如起义暴行针对体制法规展开，尽可能经常加以宣示，对这种暴力而言，唯一可行的方式则是真正临时性的。一旦目的成为绝对，就是说从历史意义上讲，一旦人们认为目的确实，就可以不惜牺牲其他目的；若非如此，人们只能牺牲自己，赌注则是为共同尊严而斗争。只要目的是好的，可以不择手段吗？这是可能的，但谁为目的正名？对于这个问题，历史思维听任悬而未决，造反则作出回答：手段。

    这种形态在政治上意味着什么？首先是否有效？必须毫不犹豫回答，现今唯有这种形态是有效的。有两种效力：风力和活力。历史绝对主义没有效力，但有动力：夺取并保持权力。一旦权力在手，便摧毁唯一的创造性现实。出自造反的不妥协和有限制行动抓住这一现实，仅仅试图越来越扩展，但并非说这个行动不能取胜，而是说敢冒失败和死亡的风险。然而，要么革命承担这种风险，要么承认这个行动只是新主子的事业，就是为那些肯接受蔑视的新主子们。被人们从荣誉分离的革命背叛其根源，而这些根源却是受荣誉支配的。不管怎么说，革命的选择限制于物质效力，结果是子虚乌有，抑或选择风险，结果是创造。从前的革命奔赴最紧迫的事情，他们的乐观主义是完整的。而今，革命精神在觉悟和洞察力方面大大提高了，已有一百五十年的经历可以反思嘛。再者，革命已失去其节庆诱惑力。革命的机遇与一场世界大战的风险相随相伴。甚至在一场胜利的情况下，所得到的不过是废墟的帝国。革命依然能够忠于其虚无主义，在尸体堆上体现历史的最高理性。于是不得不摒弃一切，有可能不舍弃将会改变世俗地狱面貌的无声音乐。然而在欧洲，革命精神也还能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反思其行为准则，自审究竟是什么弯路使其误入恐怖与战争，最终能找回其造反的原因，坚守自身的本真。

    限度与过度

    革命走入歧途首先可说明的原因是，不了解或不一贯认知与人性似乎密不可分的限度，而这种界限恰恰是由造反揭示的。各种虚无主义思想因为忽视这个界限，最终陷入一种匀加速运动。什么也阻挡不住这些虚无主义思想自食其果：为彻底摧毁或无限征服的奴役。因此，为了逃避这种命运，革命精神若想保持生命力，必须返回造反的源泉重新得到锻炼，从而汲取忠实于根源的唯一思想，即有限制思想。如果被造反发现的限制使一切改观，如果一切思想，一切超越某一支点的行动自我否定，万物和世人本来就有一种限度。在历史上正如在心理学上，造反就是一座失灵的摆钟，其摆锤的幅度会摆得疯快，因为很想找到其根深蒂固的节奏。但这种失灵并非全部，还得围绕一个枢轴自我完善。造反提议世人共性的同时，揭示限度和限制，两者都归属世人共同本性的本原。

    现今，一切反思，不论是虚无主义的，还是实证的，有时不知不觉地揭示万物的这种限度，科学本身也予以确认。量子，迄今为止的相对性，不确定性的关系，都证明世界的特征，只有在适中数量级上，才有可确认的现实，即我们生活的现实。《恩培多克勒》第七期发表一篇有趣的好文章指出：“物理学证实哲学。”引领我们时代的意识形态产生于绝对的科学伟业的时代。与之相反，我们真正的知识只准许相对业绩的思想。拉扎尔·比凯尔，该文作者，指出：“我们的智慧在于其功能不把我们思索的东西推向极致，以便我们依然能够相信现实。”近似的思想是真实唯一的发生器。今天的科学背离其根源，并且否定其固有的成果，听任服务于国家恐怖主义和强权思想。科学的惩罚及其堕落导致由此在抽象的世界产生破坏或奴役的手段。然而，一旦界限被触及，科学也许会服务于个体造反。这种可怕的必然性将标志决定性转折点。

    我们的真实感知不必追根究底，因为物质力量在盲目行进中不会突显自身的限度，所以没有必要刻意推翻技术。纺车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手工业文明的梦想毫无意义了。机器只是当今使用方法不对头罢了。应当接受机器的好处，即使受不了其摧枯拉朽之势。卡车，由司机日夜兼程开着行驶，不辱司机之恩，因为司机对其了如指掌，怀着爱心高效使用着。真正非人道的过度在于劳动分工。但一味过度，总有一天会出现一部具备一道工序的机器，由单独一人操作，只生产一种产品。这个人在不同的范围内部分重新获得在手工业时代所拥有的创造力。于是无名生产者接近于创造者。自然难以肯定工业的过度马上会朝这条道路发展。但从其功能而言，过度已经证明限度的必要性，引发人们反思，该如何组织这种限度。不管怎样，要么这种限度的价值将得以成全，要么当代过度只可在普世摧毁中找到自身的规则和安宁。

    这条限度的规律也伸展到造反思想的一切二律背反；真实并非完全是理性的，理性也不完全真实。我们谈及超现实主义时已经指出：单一性的愿望不仅仅要求一切皆理性，还坚持非理性不要被牺牲。不能说什么都没有价值，因为这么说等于肯定由判断认可一种价值，但也不能说一切都有意义，因为“一切”这个词对我们而言没有涵义。非理性限制理性，而反过来理性给非理性规范限度。这么说吧，某个东西有意义，那是我们应该从无意义获取的。同样，不能说存在仅仅处于本质的层面。除了处于存在与演变的层面，还有何处把握本质？然而，不能说自在存在只不过是自为存在[4]。一直处于演变的不一定能存在，必须有个开端。自在存在不能在演变中自我考验，而演变若没有存在就毫无意义。世界并非纯粹固定的，但也不仅仅是演变。世界既演变也固定。比如，历史辩论法并非没完没了躲避未知的价值，而是围绕限度这一首要价值展开的。赫拉克利特[5]，这位生成论的创立者，却为永恒的流动竖立界石。这个界限成为涅墨西斯[6]的象征，这位懂得限度的女神，注定是过度的克星。若想重视这位当代造反的种种矛盾而进行反思，应当请教这位女神，会得到启发的。

    道德的二律背反根据介质价值也开始不清自清。善不可与真分离，不然就成为恶的本原；善也不能绝对与真同化，不然就自我否定。道德价值一旦被造反揭示，终究不能凌驾于生命与历史之上，并不甚于历史和生命凌驾于道德价值之上。说实话，这种价值只有当世人为其付出生命或献出一生时，才在历史上具有实在性。雅各宾以及资产阶级文明意味着价值凌驾于历史，其形式德行随即奠定令人作呕的骗局。二十世纪革命宣布价值与历史演变混杂在一起，其历史性为新的骗局辩护。限度，面临这种失常，使我们得知对一切道德必需有点现实主义才行，因为纯粹的德行祸害无穷，故而必须有一部适应一切现实主义的道德，否则犬儒主义也祸害无穷。因此，人道主义的空话不比犬儒主义煽动更站得住脚。总之，人不完全有罪错，因为尚未开启历史；也不完全无辜，因为使历史继往开来。但是，人们一旦越过这个限度并肯定自己清白无辜，最终陷入义无反顾的犯罪狂热。与之相反，造反把我们引上精心策划犯罪的道路，其唯一而不可能战胜的希望是，极而言之，自我体现在无辜的凶杀者身上。

    在这个限度上，“我们存在”（即“我反抗，故我们存在”）有悖常理地为一种新的个体主义下定义。“我们存在”，面对历史，而历史应该把“我们存在”计算在内，于是“我们存在”又转过身来，应该坚守在历史之中。我需要他人，而他人也需要我以及每个人。每个集体行动，每个社会，必须以纪律为前提，个体若没有这个法则，他只是个局外人，屈从于敌对集体的压力。但社会与纪律若否定“我们存在”，就失去其方向。从某种意义上讲，唯有我个人支撑共同尊严，我不能让这种尊严在我以及他人身上受到贬抑。这种个体主义并非享受，而是斗争，始终不懈的斗争，有时处于自豪的顶峰时，其乐无穷。

    地中海思想

    要想知道上述形态是否在当代世界找得到其政治体现，只需提及人们传统上称之为革命工团主义即可，仅此为例而已。这种工团主义本身不是不中用吗？回答很简单：在一个世纪内，工团主义出奇地改善工人生存状况，从一天工作16小时到每周40小时。而意识形态帝国使社会主义后退，摧毁工团主义争夺得来的大部分成果。因为工团主义出发的具体基础是职业，属于经济范畴，而市镇公社[7]则属于政治范畴，是建立行政机构的富有活力的基本单位，至于恺撒式的专制革命，从学说出发，强行将现实注入其中。工团主义，正如巴黎公社，为了现实利益而否定官僚的、抽象的集权制：“人类只能在自然的群体内自我解放”，后来的巴黎公社成员托兰[8]如是说。与之相反，二十世纪革命声称依靠经济，但革命首先是一种政治和意识形态。按功能而言，革命不可避免恐怖以及对现实所采取的暴力。革命，不管其种种声明，皆从绝对出发去塑造现实。反抗则反过来，基于现实，以持久的战斗向真理行进。前者力图从上往下自我完成，后者则试图从下往上自我完善。反抗，远非是一种浪漫主义，相反是主张真正的现实主义。反抗若要革命，要的是求生，而非求死，所以首先基于最具体的现实：职业与农村，即呈现生灵之处，呈现万物与世人心脏跳动之处。就反抗而言，政治应当屈从于这些真情实况。最后，反抗使历史前进并减轻世人之痛，并没有采取恐怖，甚至不用暴力，但在完全不同的政治条件下进行的。仅举一例，今日之斯堪的纳维亚社会表现出纯政治对立派之间存在人为的现象和凶杀的事情。最有繁殖力的工团主义与君主立宪政体取得一致。与之相反，历史和理性国家的首要关心是一劳永逸铲除职业基本单位和公社的自治。

    然而，这个例子自身所显示的事情更说明问题。恺撒式专制革命战胜工团主义思想和极端自由主义思想之日，恰恰是革命思想本身失去平衡之时，而革命却不能失去这种平衡，否则必然衰败。这种平衡，这种均衡正是激励人们可称之为阳光思想的悠久传统：自古希腊人以降，自然始终在演变中取得平衡。德国社会主义不断与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极端自由主义进行斗争，第一国际的历史正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地中海思想进行斗争的历史。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书信（1870年7月20日）期望普鲁士战胜法国：“德国无产阶级对法国无产阶级的优势同样会是我们的理论对普鲁东理论的优势。”公社对抗国家，具体社会对抗专制政体，审慎的自由对抗理性的专制以及利他主义的个体主义对抗群众的殖民化，皆为二律背反，再一次表明限度与过度之间长期的对峙，正是这种冲突，自古代世界以来使西方世界生机勃勃。这个世纪根深蒂固的冲突，也许并不太显著是奠定于历史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基督教政治之间，因为两者在某种意义上不谋而合，而更像是德意志梦想与地中海传统之间，永恒青春期骚动与成年男子雄性之间，被知识以及书本的夸大的怀旧情绪与被同生命赛跑所强化和昭示的勇气之间，最后是历史与自然之间不谋而合。但在这方面，德意志意识形态毕竟是继承者，因为二十个世纪先以历史神明的名义、后以被神化的历史名义与自然进行徒劳的斗争而告终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之中。基督教想必只能吸收希腊思想中的东西方可征服天主教教义。然而，基督教教会一旦消费掉地中海遗产之后，突出重视历史而损害自然，哥特式战胜了罗马式，从而摧毁界限本身，越来越索求世俗的强权和历史的动力。自然，不再是静观和赞美的对象，之后就只能是行动的载体，后者旨在改变自然。这些倾向，并非可能成为基督教真正力量的中介概念，在现代所向披靡，并反其道而行之，与基督教本身相对抗。就让上帝从历史领域被驱逐吧，德意志意识形态诞生于这样的时代：行动不再是完善的，而是纯粹的征服，即专制。

    然而，历史绝对主义尽管节节取胜，却始终不断与人性不可征服的诉求相抵牾，而地中海则保存着人性的秘密，因为那里智慧是炽热的阳光姐妹。造反思想，即巴黎公社思想或革命的工团主义不断呼唤这种诉求，既向资产阶级虚无主义呼唤，也向专制社会主义呼唤。专制思想借用三次战争（即普法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幸亏在肉体上消灭了一批造反精英，终于吞没极端自由主义传统。但这种可怜的胜利是暂时的，战争始终继续着。欧洲从来不过是中午的光明与子夜的黑暗之间的斗争，因逃避斗争而失去了尊严，黑暗使白天黯然失色：今天因破坏这种平衡而付出其最完美的成果。“我们被剥夺了中介概念，被逐出自然美，重新处于《旧约》的世界，被困于残忍的法老与无情的上天之间，”贡斯当担·贝克尔[9]如是说。

    在共同的苦难中，古老的诉求再次提出，自然人性重新挺身面对历史。当然，问题不在于蔑视任何东西，也不在于挑动一种文明去对抗另一种文明，而在于只是说当今世界不可能放弃这种思想更长时间了。诚然，俄罗斯人民可以向欧洲提供一种牺牲的力量，而美洲则可提供一种不可或缺的建设强势。然而，世界的青春始终围绕同样的海滩定位。尽管被抛在无耻的欧洲。最骄傲的种族失去壮美和友情，正在奄奄一息，而我们这些地中海人却始终生活在同样的阳光下。阳光思想，双重面孔的文明，处于欧洲黑暗的中心，等待着黎明，但已经照亮被真实控制的道路。

    真实控制体现于揭露时代的偏见，首先是根深蒂固和最为不幸的偏见，即硬要使摆脱了过度的人沦落为蹩脚的智者。确实，过度，一旦为尼采的疯话付出代价，很可能具有一种神圣性。但炫耀于我们文化舞台的这种灵魂酗酒始终是过度引起的眩晕以及对不可能的疯狂追求吗？这种追求，人们一旦，哪怕一次，陷入其中，伤疤就永远消除不了。普罗米修斯曾有过希洛人[10]或检察官的面孔吗？没有吧。我们的文明永远活在怯懦或记恨的自满得意之中，幸存在老男童虚荣的意愿中。路济弗尔也一样，这个魔王与上帝同归于尽，从其死灰中复现低俗的魔鬼，甚至再也看不清去何处冒险。1950年，过度是一种顺应，始终如此，不过有时，也是一种生涯。与之相反，限度是一种纯粹的紧张，想必面带微笑，而我们的痉挛病人们则注定孜孜以求于世界末日，因此蔑视限度。然而，这种微笑在无止境的努力高峰灼灼生辉，是一种额外的补充力量。这些小欧洲人向我们显露他们小家子气的面孔：既然没有力量微笑了，为什么硬要拿他们绝望的痉挛充当优越性的例证呢？

    过度的真正疯狂或消亡或创造自身固有的限度，不会使其他东西消亡而为自身创造一个托词。在撕心裂肺的痛苦中，找回其限度，会像卡利雅耶夫那样，自我牺牲。限度不是反对的对立面，而是反抗形成限度，支配限度，维护限度，并且穿过历史以及混乱重塑限度。这种价值的根源本身向我们确保根源只能是撕裂的，诞生于反抗的限度，只能依赖反抗而生存，是一种恒定的冲突，永远由智慧激发和控制，既战胜不了不可为而为之，也克服不了深渊，与两者保持平衡而已。不管我们做什么，过度将始终定位于世人的心中，处于孤独之处。我们所有人都背负着我们的劳役，我们的罪过和创伤。但我们的任务不是将其激化扩散到全世界，而是在我们自己身上以及在别人身上将其战胜。反抗，不肯随波逐流的百年意志，今天依然是这场战斗的本原，巴莱士[11]如是说。这个百年意志，各种形式之母，真实生活之源，使我们永远昂然屹立于历史未定型而激烈的演变中。

    超越虚无主义

    对世人而言，有一种适合其平均水平的行动和思想。一切具有雄心壮志的事业皆显示矛盾重重。绝对不可触及，通过历史也创造不出来。政治不是宗教，否则就成了宗教裁判所。社会如何定义绝对呢？也许每个人都在为大家寻找这个绝对。但社会与政治仅仅负责处理大家的事情，以使每个人都有闲暇和自由去进行共同的探求。于是，历史不再可能被树立成崇拜的对象。历史只是一种机遇，关键在于以审慎的反抗使机遇产出丰硕的成果。

    夏尔[12]精彩地写道：“一门心思追求收获，毫不介意对待历史，是我弓上的两个顶端。”如果说历史的岁月不是由收获的时节构成，历史确实不过是稍纵即逝的影子，冷酷无情的阴影，人在其中就没份儿。谁献身于历史，等于献身于虚空，反转过来等于什么也不是。但是，谁献身于自己生命的岁月，献身于由自己捍卫的家族，献身于活人的尊严，此人就是献身于大地，并且从大地得到收获，便可重新播种和养活世人。说到底，那些推动历史前进的人们心知肚明在需要的时候也会奋起造历史的反。这意味着无休止紧张和沉不住气了。此话也是诗人夏尔说的。真正的生命寓于撕裂的心灵，简直就是撕裂，就是在光焰冲天的火山上空翱翔的精神，就是公道的张狂，就是限度令人精疲力竭的不妥协。对我们而言，这场漫长的造反冒险抵达边缘时耳边回荡的并不是乐观主义的说辞，因为只在我们处于极端不幸时才用得上，但在海边回荡英勇又智慧的话语，简直就是积德行善。

    今天，任何一种智慧都不能声称赋予更多的奉献。反抗坚持不懈撞击恶，一波又一波冲击。人可以控制自己身上一切应该控制的东西，也应该在创造中修补一切可修补的东西。不过，孩子们却始终不公正地去世，甚至在完美的社会中。人，哪怕竭尽最大努力，也只能规定自己合乎逻辑地减少世界的痛苦。然而，不公正和痛苦将始终存在，不论受到怎样的限制，将依旧停止不了公愤。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发自肺腑的“为什么？”将继续回响；艺术与悖逆只会与最后一名世人共赴黄泉。

    恶，想必是存在的，是世人在其疯狂渴求单一性时所积累的。但另一种恶起源于无规则的演变，面对这种恶，面对死亡，世人发自内心深处呼喊正义。具有历史性的基督教一味通过宣告天国抗议这种恶来作为回答，之后宣告永生，而永生要求有信仰。然而苦难消泯希望和信仰，于是沦为孤立无援，无理由可解释。劳动群众已经对苦难和死亡厌倦不堪，他们是没有神明的群众。从此，我们的位置就在他们身边，远离旧式和新式的传教师。具有历史性的基督教把根治邪恶和凶杀抛出历史，然而邪恶与凶杀毕竟是在历史中遭到忍受的。当代唯物主义者也以为回答了所有的问题。不过，唯物主义也是历史的仆人哪，反而扩大了历史杀害的范畴，同时听之任之，说不清道不明，否则留给未来，而未来则要求有信仰。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等待，在此期间，无辜者不断死亡，二十个世纪以来，尘世之恶的总量没有减少。没有任何救世主降临，既无神明的，也无革命的，一概无果而终。非正义始终与一切苦难黏合在一起，甚至在世人眼里最值得承受的苦难。普罗米修斯面对逼迫他的强势所保持长久的沉默始终如呐喊告示着世人，尽管在此期间，见到世人也转过身来反对他嘲笑他；夹在人性恶与命运、恐怖与专横之间，他只剩下靠自己造反的力量去拯救尚可拯救的生灵，对傲慢辱骂他亵渎神明毫不在意。

    有鉴于此，人们懂得，造反不可缺少一种奇特的爱。人们一旦在上帝那里又在历史那边找不到安息，注定要为那些活不下去的人们而活下去，即为了受侮辱者而活下去。于是，造反最纯粹的演变以卡拉马佐夫的呐喊臻于完善：如果不是所有人都获救，独自一人获救有啥意义！由此，信奉天主教的囚徒，在西班牙黑牢里，如今拒绝领圣餐，因为在某些监狱里神甫按规章制度使领圣餐成为强制性义务。这些囚徒，也是备受磨难的无辜个例见证人，他们拒绝拯救，倘若必须为非正义和压迫付出代价。这种不可思议的大度就是造反的大度，毫不迟疑地奉献爱心，并毫不拖延地拒绝非正义。其道义在于毫不计较得失，把一切献给现世生活和其活着的弟兄们。造反就是这样向未来的人们慷慨奉献的。对未来真正的慷慨施与，在于把一切献给现时。

    由此证明造反就是生命演变的本身，不可否定，要不然就是放弃生存。造反最纯粹的呐喊，每一次都催生一个生灵揭竿而起，所以造反就是爱与繁殖力，抑或什么也不是。没有道义的革命，工于算计的革命，这样的革命偏爱抽象的人甚于有血肉的人，必要时否定生灵多少次在所不惜，恰当地把怨恨置于爱的位子。造反派一旦忘却其宽宏豪迈的根本，便听任自身被怨恨所感染，否定生命，奔向毁灭而让一群嘲笑造反的小人物得势，这些奴隶的杂种现如今竟在欧洲所有的市场上待价而沽，不论什么奴役的活儿都肯干。这样的造反派，不再是造反和革命，而是怨恨和专制。于是，当革命以强权和历史为名义变成凶杀和过度行为的机器，一种新的造反以限度和生命的名义成为神圣不可侵犯了：我们正处这个极端。然而在这种黑暗的尽头，光明不可避免会出现，我们已经预测到了，只需斗争，光明必将出现。让我们大家超越虚无主义，在废墟上养精蓄锐准备复兴吧。但懂得个中缘由者甚少。

    确实，反抗虽不企求解决一切问题，却至少能面对一切。从此刻起，地中海像中午的阳光在历史的演变中光芒四射。围绕法国南方这个炽热的火盆一时间阴影骚动起伏，四下折腾，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一些瞎子摸了摸自己的眼皮，惊呼这就是历史。欧洲人被遗弃在阴影下，背离光芒四射的固定点。他们为了未来而忘记日常的正义。他们对民众的自由灰心失望，却幻想人类奇特的自由；拒绝孤单的死亡，却把集体不可思议的病入膏肓称之为永垂不朽。他们不再相信现时的一切，不再相信人世和活人，欧洲的秘密在于欧洲不再热爱生活。欧洲的盲人们幼稚地认为，哪怕热爱一天的生活也就等于为世世代代的压迫辩护。所以，他们决意把欢乐从世界版图抹去，将其推至以后再说。对限制的不耐烦，对双重存在的拒绝，对身为世人感到绝望，这一切最终把他们抛入不通人性的过度。他们否定生命理应的伟大，却不得不拿自己的卓越去当赌注。由于没有更好的出路，他们干脆自我神化，于是他们的不幸便开始了。这帮神明视而不见人间事。卡利雅耶夫及其全世界的难兄难弟们反倒拒绝神性，因为他们摒弃制造死亡的无限权力。他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因为他们选择了如今独特的唯一法则：学会生存与死亡，为了成为世人而拒绝成为神明。

    因此，中心思想在于，造反者拒绝神性，以便承担共同的斗争和命运。我们将选择依塔克岛[13]。忠实的大地，大胆而朴素的思想，有自知之明的行动，世事洞明者的慷慨大度。在光明中，尘世依旧是我们最初也是最后的爱。我们的兄弟们跟我们一起在同一个天空下呼吸，正义是生机勃勃的。于是，奇特的欢乐油然而生，有助于生与死；从此我们将拒绝把欢乐推延至未来。在痛苦的欧洲大地上，欢乐就是经久不衰的黑麦草，苦涩的食物，从海洋吹来劲风，昔日的与新生的曙光。我们怀着曙光，在持久的战斗中，重新塑造这个时代的灵魂以及一个不予排斥的欧洲。这个欧洲也不排斥尼采这个幽灵，在自身崩溃十二年后，西方依然参拜他，将其视为最高意识及其虚无主义被摧毁的形象；也不会排斥那位铁血正义的预言家，尽管搞错了地方，安息在伦敦海格特公墓不信教的死者中间；也不排斥那么长眠于水晶棺中被奉若神明的行动家木乃伊；更不排斥有关欧洲智慧和能量的任何东西，因为这些东西不间断地使苦难时代备感骄傲。事实上，围绕1905年的牺牲者[14]的所有人都能再生，但条件是懂得各自修正自己的错误，在阳光下，划一条界线，让双方止步。各自向对方说自己不是上帝，浪漫主义就此结束。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当中每个人都应拉弓射箭，经受考验，在历史中反对历史，征服每个人已经拥有的东西，收获自己田地中微薄的所得，获取这片土地短暂的爱，等到最后诞生一个新人，届时必须舍下时代及其少年的疯魔。弓已张开，木把吱吱作响，弓张开得最满的时刻，一支箭离弦疾射出去，那是最刚劲也是最自由的箭。

    注释

    [1]系指公元一世纪反抗罗马入侵者的犹太人。

    [2]影射安德烈·布勒东，是粗暴恶劣的人身攻击，曾引起公愤。

    [3]乔治·帕朗特（1862—1925），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

    [4]此处l'être和l'existence有特定的哲学含义：前者为“自在存在”，即万物处于静止不变、浑然而充实的状况；后者为“自为存在”，即人的社会存在，有意识、可变、脆弱、无奈等等。

    [5]赫拉克利特（约前544或541—约前480），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

    [6]涅墨西斯，希腊神话中的复仇女神。

    [7]系指资产阶级从封建领主手中取得自治权的城市，是法国基层行政单位。最大的公社是在巴黎，1871年暴发了巴黎公社革命。

    [8]路易·托兰（1828—1897），凡尔赛议员，互助主义工人出身，反对集体主义，因此是反对巴黎公社的。加缪犯此错误，大概因为托兰有普鲁东主义倾向，于1871年巴黎公社期间被第一国际开除。

    [9]贡斯当担·贝克尔（1801—1887），法国经济学家，著有《与自由相关的物质改善》（1919），巴黎戈斯兰出版社。

    [10]古希腊时代斯巴达的国有奴隶。

    [11]巴莱士（1862—1923），法国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

    [12]雷内·夏尔（1907—1988），法国著名诗人，前期有超现实主义倾向。加缪挚友。

    [13]相传古希腊荷马所作《奥德赛》和《伊利亚特》中奥德赛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岛上。特洛伊战争后，希腊英雄奥德修斯在海上飘流十年，经历种种艰难终于回到该岛，夫妻团圆。

    [14]暗喻1905年的二月党人，即托洛茨基领导的二月革命失败的牺牲者们。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