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着思念的眼泪
写下潮湿的诗句
从腊梅盛开的那个夜晚
吟唱到朝霞的清晨
我的脚步徘徊
却无法记录下对你无言的惦记
我把思念托嘱给鸿雁
捎去父母心里的牵挂
背负祖国的重托
牢记我军的使命
你用真挚的情谊
在异国与埃博拉抗命
你用无私无畏的胸怀
为他乡人民带去健康幸福
光荣属于你
祖国不会忘记
我女儿的——你
这首诗是一位老军人在他女儿出征非洲后写的,可谓情真意切。后来我确认这位老军人不是职业诗人,是他在特殊情形下的真情流露。此诗不错,写出了一位父亲对女儿的牵挂与自豪。
其实,在当时的形势下,尽管中央对中国医疗队下达了“零感染”回国的命令,但谁的心里都清楚:埃博拉让非洲人死了那么多,就那么轻易地放过投身于风暴眼里的中国人?没有人相信每天跟埃博拉打交道的人不感染,非洲国家成批成批的医护人员死亡是最好的证明,美国英国医护人员感染上埃博拉也更加说明这一点。难道埃博拉就唯独“照顾”咱中国人?这是不可能的事。魔鬼才不长眼呢!
“零感染”对中国医疗队来说,实际上仅仅是一项铁的任务和命令的目标。不可避免的死亡与牺牲,其实是所有医疗队员心底早已作好的最后准备,没有一个队员会想到自己是唯一在埃博拉战斗中不中枪的个例。
战场上不死、也不受伤者几乎不存在。
在非洲大地上,死的人不全是非洲人。中国人死的也不少。中国人很多时候死的情形比非洲人还要惨不可睹,因为我们对那片土地陌生和不了解。
牟丹蕾,北京佑安医院感染中心的女专家。个头不高,但绝对是位专家型的女医生,干练,精明,又有女性的那种柔美。采访中知道了她曾有6年的军人经历,第四军大的高材生。
“那天快下班时医务处的人打电话问我去不去非洲参加埃博拉医疗队,说给5分钟时间考虑。”一看牟丹蕾就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她回忆说:“我一打听,科里副高以上的人都报了名,我很震动,因为那时大家都在传说埃博拉死亡率如何如何的高,竟然医院有那么多人报名了,我也就报了名。没想到全院挑两个人,我是其中之一。我一想:不用说,一是我的专业放在那里,二是我有军人出身的资历,第三我有过出国经历,这三点肯定跑不了嘛!”
“你傻啊!知道自己的女儿几岁吗?”这是牟丹蕾的丈夫在接到她电话后劈头盖脸向她说的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是:“没听说那边已经死了那么多人,而且都是医护人员!你怎么?想让我和你女儿哭一辈子啊?”
丈夫的话让牟丹蕾的眼泪一下涌了出来。“你、你胡说什么?你给我住嘴!”她愤怒了!这时的她多么需要家人的支持啊!
最后丈夫和女儿不得不支持她——“她决定的事谁能拉得回来?”孩子她爸无奈地说。
女儿才5岁,并不知道母亲要离开她有多远的距离,也并不知道母亲离开她后是不是就回不来了。
“孩子似懂非懂,平时我只要在家,她可黏我了,你啥都做不成。但每次只要医院里有急患者把我叫走时,说来也怪,她就再也不黏我。这回她听我报名到非洲去后,竟然整整黏了我一夜,可第二天她就像大人似的,跟她爹帮我收拾东西,小身子忙得直喘气。临离开家时,小东西突然抱住我,小脸贴着我的脸,悄悄对我说:‘妈妈,告诉你一个秘密:刚才我想哭,可没有哭。妈妈去非洲勇敢,我不能哭,要学妈妈勇敢!’我当时听了女儿的话,顿时热泪盈眶。这孩子,她才5岁,就懂得来安慰妈妈。你说我还有啥舍不得的?”
牟丹蕾说:“我到的是几内亚,埃博拉疫情的发源地。那里的死亡情况十分严重。我们中国在那边有合作工程项目,所以中国建筑工人不少。我们医疗队的任务一边帮助几内亚国家防治埃博拉,一边对中资企业的同胞服务。那是一个名叫凯乐塔的水电站,名气很大,电站照片还印在几内亚的国币上,号称几内亚的‘三峡工程’。那个水电站工地上人员混杂,除了中资工人外,还有当地非洲人,为这么一个好几千人的施工场所建立预防埃博拉体系,其实很不容易。我们必须深入到一线,现场工作。记得那天刚到几内亚,晚上刚把饭碗端在手里,就来了个中资企业的工人说发烧昏迷了。这时原来在那里工作的一名中方医生就要冲过去,我赶紧叫住他,说必须穿上防护服。那患者后来送到中几友好医院不到两小时就死了……诊断结果不是埃博拉传染,是脑型疟疾。”
牟丹蕾说,在非洲,患病死亡其实是见怪不怪。“因为热带传染病在那里特别严重。尤其是疟疾,死亡率一直非常高。中国人在那边死于这个病的为数不少,而疟疾的症状又与埃博拉非常相似,所以这也给当地抗击埃博拉病毒传染造成不小的麻烦。上面这位中资企业的人突然去世,对我们打击很沉重。可以说是下马威。当时我们也听说,古巴援非医疗队队长下飞机没两天也死了。埃博拉混杂在多种热带传染病中,对我们抗击埃博拉的心理上造成巨大压迫感。”牟丹蕾的神色变得忧郁起来。
“疟疾的特点一般是被蚊子咬了传染居多。可在非洲热带地区,那么落后的条件下,自然环境又脏乱差,蚊子到处乱飞,你能确保它不咬你几口?”牟丹蕾说,她在第一个月里被蚊子咬了无数次,幸运的是没有传染上疟疾。
“真要突然发烧,你有时弄不清楚到底是疟疾还埃博拉,那种情况就很危险。疟疾本身死亡率就很高。如果再因为搞不清是疟疾还是埃博拉的话,一耽误就危险性更大。如果发烧,又有谁保证那一定是疟疾而不是埃博拉呢?”
“几内亚爆发埃博拉最早,在2014年5月份,中几友好医院就死了一批当地的专家,后来这个医院关闭了。是中国派去的医疗队(北京友谊医院)帮助恢复重新开张的。我是作为第三批支援几内亚抗击埃博拉的中国医疗队员。由于当时形势复杂,埃博拉已经在几个西非国家流行,情况万分危急,许多热带患者都混在一起,有点像我们北京‘非典’高峰时的混乱,各种发烧患者都归结是‘非典’似的。但我们医疗队必须把各种患者分滤出来,否则就无法准确地对症下药。”牟丹蕾说:“这对医生来说,将混杂在一起的患者准确地分滤出他到底是不是埃博拉感染,其实是一件极其重要的工作,不仅对个体的患者重要,更牵涉患者周围甚至一个医院、一个社区的其他人的安危。有人称与埃博拉决战是与魔鬼厮杀是有道理的。半点马虎不得!”
牟丹蕾遇上了这样的事。
“那天医院收留了一位中国小木匠,发现他疑似埃博拉,大家都很紧张。后来我去就诊,认为他不怎么像,怀疑是疟疾。但当时的形势没有人敢绝对断言木匠不是埃博拉,故把他送到了埃博拉专治医院。结果很快又送了回来,说血验是阴性,一天就出院了。但谁能想到,不到半天,小木匠又发烧、腹痛,浑身还在抽抖。这回谁也不相信他患的是疟疾了,都认为小木匠患埃博拉是板上钉钉子,跑不了啦!老实说,当初看小木匠的那个样子,我的心里也直嘀咕,这家伙真的患上埃博拉啦?可心头又有些不服,便找到他爹,细问小木匠到了那边的埃博拉医院后的整个过程,因为昨天我对小木匠作出的疟疾诊断是有医学依据的。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他到了埃博拉医院,说不准在那个地方感染了。小木匠的父亲从头到尾,认认真真帮着回忆他儿子到那边后的每个行动细节。听完后,我心里立即有了数,又对小木匠进行了诊断,并告诉大家:他患的还是疟疾,而不是埃博拉。有人就反问我:你根据什么?他全身都抽上了!是典型的埃博拉症状。我也毫不含糊,一个字一个字地解开大家的疑虑,说:那是他紧张的,并不是真正的病理抽动。经过一番详细的检查和确诊,小木匠患的是恶性疟疾凶险发作,并且建议立即配用治疗急性疟疾药物。过些日子后,小木匠安然无羔。我们医疗队上下也松了一口气……”
牟丹蕾在谈她处理这一患者的体会时,说了这样一句话:临危不惧、自信满满、安然处之,是中国医疗队与埃博拉拼杀之中始终保持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加之科学的应对方法,是实现“零感染”的关键之关键。
她的话,让我对她印象深刻。
中国医疗队的精神从此铭刻于心。
然而,前方与埃博拉的战斗并非那么简单,你越不想见的事,它越会冲你而来。
在采访中,中国医疗队和国家卫生计生委的官员几次提到在前方曾经有位“重要人物”差点回不了国,而且当时的情形十分严重,302医院的一些女队员甚至已经忍不住恸哭起来——她们得知此人已经“救不活”了。这人的情况我一直想了解,开始许多人回避,不过最后还是如愿获得了第一手采访材料。
他叫刘文森,在援助塞拉利昂的中国医疗队中是技术权威,可以与高福院士平起平坐,从资历上讲,甚至还超过一些院士。“百度”上一搜索,刘文森先生的身份是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研究员,著名兽医学家。
“十一”国庆节那天起,中国医疗队主事的留观中心开始成批成批地接收患者。而此时,高福院士高烧被隔离,医疗队里又连续多个队员出现发烧、呕吐、腹泻等病状,技术总负责的刘文森,每天工作量倏然增加,不分日夜的忙得不停。“大家注意休息,休息是保障抵抗力的根本条件。”刘文森嘴上天天朝别人这么嚷嚷和要求,自己则该干什么照常干,歇不下来。
一天傍晚,检测队后勤组组长田成刚见刘文森拖着疲惫的双腿走向宿舍,便赶上去进了刘文森的房间,关切地问他哪儿有啥不舒服的?
“还可以。应该没事。”刘文森强作精神地回了一声,又说:“睡一觉估计能恢复。”
田成刚瞅了瞅刘文森的脸色,还是不太放心道:“我给你找个氧气瓶来,吸点氧恢复得快些。”说完,田成刚就下楼去找氧气瓶。
“不好啦!老刘昏过去了!快来人呀!”田成刚没走多远,就听楼上有人声嘶力竭地大喊起来。
这一声叫喊,让整个医院的人都紧张了起来,尤其是中国医疗队队员们。
“老刘怎么啦?”
“老刘昏死过去啦?”
“他是不是感染上了……”
群情一时有些失控。因为刘文森是队中的技术顶梁柱,假如他出了问题,会给中国医疗队带来什么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刘文森真的昏死了过去,而且全身剧烈抽搐,呼吸困难,情况极度危急!设想一下:一个著名医学家,在单位无人能及的长跑冠军的山东汉子突然倒下,且大小便失禁,这般突发情景还不把人吓死?
“快把药箱拿来!24个药箱全部拿来!”田成刚心想这回坏大事了!一边往回跑,一边大声向保管员喊道。这时随队医生柏长青、聂为民已及时赶到,李进队长等也赶到,刚刚恢复不久的高福和检测队长钱军等重要人物全都到了。几十分钟后赵彦博大使也满头大汗地赶到了……
刘文森出事,实在关系到太大、太多方面了!中国医疗队所有人扛不住!中国驻塞拉利昂大使馆也扛不住。赵彦博大使立即通知机要人员用机要电话迅速向国内报告,并请示援助。
“氧气!把氧气找来!”柏长青怒发冲冠了,冲着田成刚直嚷嚷。
“人命关天的时候了,你还说没有?给我赶紧找来,找不到看我怎么对付你和这个破酒店!”田成刚没处发脾气,冲着酒店总经理大骂。骂归骂,找氧气才是最主要的事。
“总算找到了!”当酒店总经理带着几个店员气喘吁吁地抬着氧气瓶到了刘文森房间门口时,关于“氧气问题”暂时停止争执。
柏长青医生事后说:“这氧气太关键了。当时老刘已经昏迷抽搐40来分钟了,如果再耽搁一段时间还没有吸氧,他就失去了最佳的抢救时间……”
吸氧后的刘文森仍然没有缓解,只是维持着生命迹象而已。
“看来老刘不行了!”这一夜,中国医疗队度过了出国后最黑暗最恐怖的一夜,所有队员都沉浸在巨大的担忧与焦虑之中,好几位队员完全失去了自控能力,情不自禁地痛哭起来。
“怎么啦?老刘还没断气,你们就哭哭啼啼个没完。我问你们:到底你们是希望他倒下了永远站不起来还是想让他站起来?啊?你们回答我!”极少在女队员面前发脾气的队长李进,这一天嗓门像上了油一样冲。
刘文森的病情和对他实施的抢救现场,在稍稍稳定之时,中国医疗队的几位领导则反而变得更为紧张:一则相当多的人怀疑刘文森可能被埃博拉感染,二则在对他抢救过程中,所有的医疗队员们都没有穿戴任何防护装备,这是极端危险之危险的事情,一旦查验出刘文森是埃博拉怎么办?
“刘柳,高福,钱军,李进你们都听着: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刘文森同志给我救活过来!否则我拿你们试问!听明白了没有?”这是国内军委总部领导打来的电话。
“是!首长。”
“当务之急,是要弄清楚刘文森是不是感染上了埃博拉,这是最关键!你们那儿没有什么设备,不要紧,我们将调集全国最优秀的专家给你们进行远程会诊……”国务院领导已经第三次跟中国检测队总领队刘柳通话。
是啊,刘文森得的什么病是关键,首先要排除的是不是埃博拉,然后才好下抢救治疗方案。
塞拉利昂与北京的时差约8个小时。开始对刘文森昏迷抢救的时间大约在晚上10点钟,而这时北京时间是早上6点钟。从北京早上6点到10点左右的几个小时里,北京方面已经为前方刘文森“倒下”的特级军情调集至少让十来个机构和部门在紧张地“动”了起来。国务院、中央军委、国家卫生计生委、外交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还有边境检疫部门……一批顶级专家被抽调在一起为刘文森远程诊断,还有的则在调集西非周边国家的中国医务力量,更有的在通过国际组织请求技术支援,当然还有人在作最坏的准备……总之,一切想得到的事都想到了,一切最坏的打算也备齐了。
“怎么样,现在老刘的情况好转些了没有?”应该是北京时间上午上班后的四个来小时之后,国家卫生计生委领导的电话又一次打到了前方的中国医疗队。
“经过一夜抢救,刘文森同志现在终于处于稳定,不再抽搐了……”弗里敦方面报告道。
“好,你们要继续全力观察和治疗他的病,要千方百计确保他的生命安全。”
“是!请领导放心,我们一定要让老刘站起来,好好地活着,健康地回到祖国!”
放下电话后的钱军等人,一个个像穿着防护服值班回来,浑身上下湿淋淋的——这回是紧张出的汗。是啊,刘文森的生命安危,已经牵动着中央领导和军委首长的心,他老刘真要有个好歹,谁能扛得住嘛!问题是,老刘到底患了什么病嘛?埃博拉?要是埃博拉,病至昏迷抽搐,恐难挽救;若不是,又会是哪种病呢?
“老柏,小聂,你们俩说说,到底他是怎么搞的?啥毛病?”李进追问随队医生柏长青和聂为民。
“我们、我们也一下吃不准……到底是脑出血还是脑梗,除非有影像仪器拍个片,现在难以作出诊断。”显然柏长青他们也有些为难。
李进的火气无处可泄。“等于没说嘛!”
“李队长,结果出来了!”钱军大步流星似的走到李进跟前,说:“已经排除埃博拉病毒感染了,化验呈阴性……”
“老天爷!”李进长长地喘了一口气。在场的所有中国医疗队员们都重重地松了一口气。
“呜呜……”又有几个女队员哭了起来。
“娘儿们,你们能不能坚强些啊?”医疗队的几位爷们真生气了,挥动着拳头,在半空摇晃着,吓得那几个哭哭啼啼的女队员抱头就逃。
但刘文森的病情极其复杂而多变,尤其是没有常规的医疗设备与药物,虽然排除了埃博拉,却并没有解除生命危险。那些日子,中国医疗队员们的脸上看不见笑容,相互间说话好像谁欠了谁账似的。
儿子:爸爸的生命要献给西非了!你跟妈妈要坚强地活下去,照顾好妈妈。奶奶、姥姥、姥爷都爱你,你要多听他们的话,多孝敬他们。
儿子,爸爸深深的爱着你,永远地爱你们……
关键是刘文森本人对自己的病情也不怀希望了,不时让陪护的战友给他记遗嘱。
万晖,我的爱妻!感谢你这么多年来的陪伴。请只记住我的好吧。很抱歉我不能陪伴你了……
如此悲切的遗言,令大家怎不潸然泪下?
一边,是埃博拉的疫情越演越烈;一边,是我军、我国的医学大专家处在生命垂危的边缘,中国医疗队面临的考验前所未有。“那些日子,我们双重压力,确实很艰难。但必须挺过来!”钱军说:“从老刘生病到整个治疗过程,我们真的深深感受到祖国的伟大,党和人民军队的温暖。我也算见过不少大世面的,但像为了治疗老刘的病,从中央到军委,从军队到地方,甚至整个外交战线,那真是下了全力,想得到的每一个细小的事都有人想到了……少有!”
在各方的努力下,尤其是前方柏长青几个现场医生在国内专家们的指导下,运用正确的诊治方案,果断的对症下药和及时抢救性治疗,刘文森在极其缓慢中获得了新生。
“老刘来吃饭啦!”那一天,当刘文森迈着稳健的步子出现在中国医疗队的食堂时,全体队友们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
你说妖不妖,就在大伙儿轮番涌过来跟刘文森拥抱时,旁边的几名女队员竟然又“呜呜”地大哭起来。
“又怎么啦?”男队员们跺脚了。
“嘻嘻,这回我们是高兴的!”女队友破涕而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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