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人不相信“人定胜天”的话，他们认为天下一切生物包括人在内，与自然是融为一体的，各自都有自己的法则，生与死是上帝定下的法则。所以，当埃博拉病毒袭击他们时，他们的那些死去的亲人和朋友下葬时，活着的人认为，死者是到了去见安拉的时候，似乎与病魔没有多少关系，因此活着的人并不太悲伤，甚至还心存一丝对死者的安慰之感，以十分平静的心境去为死者作最后一程送行。在这过程中，活着的人会用平常的礼仪如亲吻、拥抱的方式向死者告别。这在我们中国人和中国人制定出的传染病防治规则来说，是绝对不可以的行为。钱军、李进他们的中国医疗队进入非洲塞拉利昂后很快就发现了这些引发西非埃博拉病毒传染严重致人死亡的重要原因。但欲想在短期内以我们东方人的方式和传染病防治的职业要求非洲兄弟姐妹们，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也对非洲人的生活习性和风俗无可奈何。尽管花费了巨大精力去说服和教育那些非洲政府与机构来动员和要求自己的百姓遵守传染病防治的规范，可收效甚微。
10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全球预警与防范干事纳托尔先生在一份声明中说，埃博拉疫情已经导致西非国家427名医护人员感染，236人死亡。其中，塞拉利昂的医护人员死者人数居首位。最让中国医疗队感触其深的是，这个国家的几名最著名的埃博拉防治专家都因感染而不治死亡。这样的消息和死亡数值，让所有参与埃博拉防治的医务人员、义工和普通人都很揪心和忧虑。
何况，中国医疗队是举着“零感染”的目标来参与非洲抗击埃博拉战斗的。军人们都清楚，投入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和枪林弹雨的战场，你要取胜，又不挂彩、无伤亡，这样的要求何其艰难啊！但中国医疗队明白一件事：党中央和祖国人民完全是出于对自己的医疗队员们的爱护才下达如此命令。
“零感染”，就是一条红线，就是一条铁纪律，就是全体中国医疗队队员的生命线！谁都须遵守，谁都不能逾越！
不管你是否是军人还是普通的职业医生，到了非洲，到了抗击埃博拉的中国医疗队，你就得按党中央的要求执行和行动。
埃博拉病毒传染风暴，是一块死亡地。医务人员与埃博拉感染者之间仅隔一条生死线，这生死线并没有清晰的界限，只有加起来仅为几厘米甚至几毫米的薄薄的防护服和口罩、手套而已。
当然，还有那十几项分类、近百页纸的各种规矩与细则。“再凶狠的病毒，你只要与它保持一定的距离，采取适当的措施，它是不太可能轻易地伤害到我们人类的生命的。”高福院士在飞机上开设的“防治埃博拉”讲堂上的话，时常在李进耳边回荡。因为他相信科学，科学是唯一可以拯救人类生命的保障。与埃博拉的生死决战，必须领先科学的力量。否则“零感染”只能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随着来到非洲埃博拉主战场的日子越来越长，所见所闻的疫情变化与死亡人数的巨量增加以及死亡人员的分类结果，让李进他们的中国医疗队队员们非常清楚一个基本事实：普通民众的埃博拉感染是因为没有采取必要的人群隔离所致，而医务人员的高死亡率则是因为医护工作人员没有遵守必要的规定而很随意地在交叉传染。结论是：看起来非常烦琐与复杂的“高福式”的中国防治埃博拉措施，是有效阻止埃博拉传染的“高精尖武器”。
开始有人怀疑，尤其是西方国家的那些医疗机构与权威们。谁也没有经历过埃博拉病毒，更不用说治疗它的药物还根本没有研发出来，就连基本的和起码的防治规范还尚在各自国家仓促自行制定之中。
你们中国的“细则”就一定行了？凭什么？有人提出这样的怀疑是直截了当的。当然也是可以理解，没有哪个国家经历过像埃博拉病毒传染更为严重的传染病。
我们有2003年“非典”袭击的教训与防治经验。中国人这样回答。想想也是。近一个世纪中还有谁能比中国当时抗击“非典”疫情的实战经验与防治体系完备的吗？
于是，在埃博拉风暴关口上关于如何防治埃博拉的专业的权威的“细则”也就各行其道。结果只能是按生与死的惨痛结果论成功者与失败者。自然，实现了“零感染”的中国医疗队是这场特殊战争的胜利者，于是他们所制定的抗击埃博拉的所有防治“细则”也被捧为“经典”与样本——这是后话。
比较之后才能有优劣之分，生与死就在这一线之间。
塞拉利昂政府最后把中国医疗队专家的话听进去，是他们的几位最重要的卫生部门官员和防治专家的死亡教育了他们。
蒂莫西（Timothy）是塞拉利昂政府专门负责与各国留观中心协调各项事务的协调员。小伙子三十来岁，英俊潇洒，学历又高，是这个贫穷国家里少有的年轻一代专家，且善良勤奋。中国医疗队李进、高福院士他们都很喜欢他。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蒂莫西是个“好干部”，工作积极主动，热心帮助人，不分分内分外。然而蒂莫西出问题也出在“工作不分分内分外”。
为了及时了解和掌握各留观中心的情况，蒂莫西可是深入埃博拉防治一线。每到一个留观中心，总是异常热心地到每个病房一一观察，甚至同病号热心交流、谈心，化解患者的心理问题，有时跟一些想不开的病号一谈就是几十分钟。大家都称蒂莫西是个“好人”。在塞拉利昂，这样有学问、心地善良的官员真的不多，所以蒂莫西人缘特好，谁都喜欢他。可是这样的好人，没多长时间大家就再也见不到他了。当卡努院长把蒂莫西的死讯告诉大家时，人们全都震惊了。
“好人不该死呵！”但在埃博拉的袭击中，像蒂莫西这样的好人死了一个又一个。医护人员中的“好人”几乎在成片成片地倒下，这是西非国家此次受埃博拉袭击中损失最严重的一个方面。
协调员之死，让中国医疗队再次深刻地反省：中国卫生机构和高福院士他们事先制定的那些防治细则和规矩太重要了！重要到关乎每一个患者和治疗患者的所有医务人员的生命，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讲，“零感染”就靠它！
中国专家和医疗队的这些规矩和细则，西方国家的同行们一开始就不以为然，就连塞拉利昂的卫生官员也不屑一顾，认为“没必要”。他们依然我行我素，结果是协调官感染上了埃博拉病毒而不治身亡。
蒂莫西的死亡对卡努院长等塞方医护人员打击极大。李进、高福等中国专家借此机会进一步向卡努院长等塞方医护人员灌输“中国理念”——蒂莫西的不幸，根本原因出在他工作时太投入而忘了预防埃博拉病毒传染最基本的要素，不能轻易放弃任何细微的要求。
秦恩强是这样对卡努和塞方其他医护人员指出蒂莫西的问题的：蒂莫西先生工作热情，做什么事情动作也敏捷，对同胞异常关爱，这些都是他的优良品质。但工作热情并不是说一定要在病房里一待就是一两个小时，按照我们所提出的科学规程，即使穿戴好防护服，一名医生最多只能在病毒传染区工作一个小时左右，超过两个小时，就是非常危险了；同时，一定要与感染者保持一定的距离，并在严格的隔离防护措施条件下方可进行短暂的交流，拒绝任何形式的直接接触。而蒂莫西经常一进病房，见了患者，竟然仅戴一个口罩、甚至仅戴一层手套就去抚摸对方、安慰患者。这样实在太危险！医护人员在病毒传染区工作，与埃博拉病毒或者说生与死其实只有一条分界线，那就是身上穿戴的防护服。我们中国医疗队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教训，制定和设计出了从头到脚11件防护装备，包括了头上的帽子、口罩、护目镜和防护面屏等，身上是连体防水隔离服、外层防护衣，外加手上两副特制的手套、脚上的鞋套和橡胶防水靴。除此，紧贴身子的还有一套内衣。如此内外防护，严严实实地使我们的医护人员既可正常工作，又处与外界隔绝状态——保命和“零感染”的秘密全在其中。当然还要求加一句：坚持工作时的时间控制和距离控制。
“如果能做到这些，相信任何再强大和猛烈的病毒也不易攻击到我们人类的生命。”高福院士一直持这样的观点。
中国人和中国医疗队从2003年“非典”的巨大教训中相信和秉持这一观点。
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医学专家对此摇头，他们从心底里不认为中国的医学水平和经验比他们先进国家强，自然按此逻辑也不可能制定出“行之有效”的规范来。
西非兄弟国家对中国人的话还是相信的。但他们的民族性格和习惯让他们认为，中国人制定的这些规范和细则太麻烦、太烦琐。“这很不容易做到！”友好的卡努院长也认为他的人无法做到上述如此严密细致的要求，尽管他从来不怀疑中国朋友的诚意和科学态度。但在卡努和他的同胞看来，每周一次的宗教仪式——礼拜，是绝对“天经地义”，神圣不可侵犯的。既然这些都是“神”的旨意，埃博拉期间也不可动摇。他医院的医护人员都是有宗教信仰的人，他们去做礼拜自然不能阻拦。至于在医院公共场所聚会聊天，这也是我们非洲人的生活习惯所决定的，走出家庭，来到公共场所，同事之间相互交流、聊天，本身就是一种人性的基本表现，没有交流，何来感情相融？没有交流，医术上如何相互学习取经和提高？没有交流，何来男女之间成婚结亲、生育后代的可能？卡努院长摆出的理由都是最基本的生活道理，没有一件是违反人的生活常规的。
然而，中国医疗队的专家们则用另一种道理想说服他：“我们同样认为宗教仪式神圣不可侵犯，这是指日常的没有任何外来因素侵袭情况下人们每逢礼拜去教堂，但现在是埃博拉病毒传染期间，各种人混杂在一起，你并不知道做礼拜的人中可能有人早已感染上了埃博拉，这样不是很危险吗？一个教堂里只要有一个人感染上了可怕的埃博拉，其他人则无辜地传染上了，而且因为一次上教堂又把病毒带回了自己的家，传染给了自己的亲人，这样的结果很可怕，会造成几个人、几十个人，甚至更多的人因此死亡。这样的结果上帝也不会原谅的。上帝如果知道有这样的恶果，肯定允许大家暂时不要在埃博拉病毒传染期间随便上教堂，也会允许它的教徒们暂时不要做礼拜了，或者换种形式做礼拜，比如就在自己家里……这样会减少传染源，我们的医生就可以集中力量参与治疗那些已经感染并送到医院的患者。卡努院长，你说我们的建议是否有道理？”
卡努院长沉默片刻后，说：“中国朋友的话无懈可击。”
“那好。如果我们的医生在这段时间里去参加教堂做礼拜会带来某种风险，那么在自己的医院里大家经常聚集在一起聊天，同样会可能造成不设防的相互传染。因为我们很难保证某一个医生或护士在走入病房时不被病毒传染，如果这种情况出现，那这个医生或护士又并没有引起注意而继续同大家聚在一起聊天，搂搂抱抱，跳个舞什么的，这样也是十分危险的，传染同样令人担忧……”
“所以你们还是建议我们的医护人员少在公共场所相互接触聊天？”卡努院长说。
“是这个意思。”李进介绍说：“我们的医疗队员除了工作时有可能三三两两在一起值班、巡视病房外，其余时间各回各的房间，尽量做到能不在一起就不在一起。”
“那不是很不人性，很寂寞嘛！”塞方的护士长艾丽丝有些生气了，说：“我们国家虽然穷，但大家都很友善和活跃，开心的时候，一起跳舞一起唱歌，这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浪漫与爱。”
李进和秦恩强笑笑，清楚艾丽丝的话中话，意思是：你们中国人虽然富裕，但你们缺少人性人情，还缺少爱。知道吗，爱是人最需要的，最重要的，其他不可替代！艾丽丝那双美丽的眼睛里这样告诉中国专家们。
轮到秦恩强说了。他用英语友好地回答艾丽丝：“我们中国两千多年前就有一位圣人叫孔子，那时他就提倡人最必须具有的就是仁爱。因此我们中国人一向把仁爱当做自己民族生存最重要的法则。但中国人还有一个在仁爱之上的一句话，叫作‘生命第一’。也就是说，在人类活动中，所有的爱与仁，比起生命来说，都是其次。没有了生命，爱是空洞的。让人的生命保持尊严，让每一个人能够健健康康地活着是最大的爱，比天还要大的爱。有了生命存在，我们才可能感受到爱的温度与质量。我们以为兄弟的非洲朋友、亲爱的非洲兄弟姐妹们的生命才是第一位的，最重要的。我想你们也会赞同这个观点：没有了生命，其爱和自由是空洞的。失去了生命，有谁还能感受到爱与自由呢？埃博拉灾难就是想夺走我们大家的生命，看看那些已经被埃博拉夺去生命的人，他们哪还有享受爱和自由的权利了？没有！我们失去了他们，多么伤心！他们是我们的亲人，是同事，是朋友，我们都不愿他们离开我们。然而他们离开了我们……为什么？因为他们被埃博拉病毒传染了。你说艾丽丝，你愿意看到自己的同事也像蒂莫西这样的英俊可爱的年轻专家一个个离你而去成为鬼魂吗？”
艾丽丝低下了头，很痛苦地摇头，眼泪都流了出来。
是啊，既然我们大家都不愿看到一个又一个蒂莫西无情地离我们而去，那么我们就应该时刻注意在疫情严重传染的时期不能让病毒有可能在我们中间相互交叉着传染的机会。这个机会包括了我们平时同事与同事之间频繁的接触，包括非必要的“聊天”……
“我明白了，秦医生，我会按照中国专家的要求来管理我们的医护人员，让他们暂时的保持距离，为的是在消灭埃博拉之后更多的亲密和幸福地在一起。”艾丽丝那张美丽的脸上绽放出鲜花一般的笑颜，她向中国医生保证：以后尽可能地让自己团队的医护人员减少无谓的聊天和聚集。
秦恩强连连头：“OK！OK！OK！”
李进和卡努院长也笑了。他们取得了一致，这极其重要。因为中国医疗队与卡努、艾丽丝他们是在同一个医院，同一个战场，同一条战壕，中国医务人员要想“零感染”，除了自己做好外，必须帮助和要求每天在一起工作的塞方医护人员同样确保“零感染”才行。
然而，李进和中国医疗队后来发现，真要让塞方人员跟中国医疗队一样，实在不太可能。
这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条件和环境下生存的人，欲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何等困难！现在，中国医疗队遇上了“饱汉不知饥汉饿”的情况。
不是希望卡努院长和艾丽丝教育自己的医护人务尽量少聚集在一起吗？但有一个情况卡努院长只能向李进等苦笑地说：“这件事我实在无能为力。”
“什么事？”
“吃饭。”
李进等开始并没有在意，后来发现这件事还真无法解决，甚至不得不妥协。
原来塞方医护人务有一顿午餐是必须坚持要“履行”的，因为这顿午餐是塞拉利昂政府给国家公职医护人员特别的待遇。在这个贫穷的国家，许多人只能一天吃一顿饭，因此医护人员十分在乎在医院的那顿免费午餐，它是国家提供的。为了等候这顿午餐，许多塞方医护人员下班后仍然不走，他们相聚在一起，又说又笑，目的只有一个：等候那并不太丰盛的午餐。这对塞方医护人员来说就是绝对的“国家待遇”，风雨无阻，不可剥夺！
为了防止埃博拉，就可以不让我们等吃这顿午餐？没门！塞方医护人员如果真要听说是中国人让他们这样做的话，肯定会起来集体反对中国医疗队，弄不好联合起来行动，那个时候中国医疗队就很被动了。
这样的尴尬结局是中国医疗队所不愿看到的。
中国医疗队无奈地选择了妥协和退让。仅此这一件事。而这一件事其实敞开的是一条通往埃博拉疯狂袭击的空白地带，也可以说是一个不设防的环节！
这不等于是我们天天要面临的一条“死亡线”嘛！“五人小组”会议上，钱军和高福大声嚷嚷，他们甚至提出“实在不行，找塞国总统来解决”的意见。
“总统如果能管得了这个国家的全国人民的嘴的话，让他们每人都能吃饱饭的话，也不至于埃博拉如此猖厥。”李进说到了点子上。因为是军人，军人在战略战术上比普通专家和科学家讲究与精通。
“死亡线”摆在大家面前，必须突破和逾越它，否则实现不了“零感染”目标。
可到底怎么干，事情则要复杂得多。
在中塞友好医院改建后的留观中心里，中国医疗队员从人数而论，仍然是少数，连检测队员等加起来，不足五六十人。塞方光护士和保洁员加起来就有80多人，加上院长等管理人员，超过百人。中国的五六十人是有秩序的、有规范的、按标准在做事，人家百十来人医护工作人员，则每天陪伴在你们这五六十个中国医疗队员身边，你那些严格的、严密的、严谨的所有制度与细则要求，不就等于零了吗？
这让李进和所有中国医疗队员急坏了！
还是三个字：怎么办？
这应该是在2014年10月中旬的日子，中国医疗队进驻塞拉利昂后的埃博拉留观中心正处任务越来越重的时刻。每天进入的留观埃博拉疑似者人数多达十几人、二十多人！最多时全院仅有的40余张床位全部用上后还有二三十个患者一起挤到了病房……在如此繁重而拥挤的病毒感染区域里工作，被感染的概率比平时高出几倍！
生死考验，到了如此最要命的关头。中国医疗队队员们一边承担着越来越繁重的工作压力，一边还在不停地加重心理负担。
“看到塞方人员经常不按规范、要求工作，随便脱被感染的防护衣、随便走来走去，真是把我们急死了！可又只能干着急，他们又不是我们的人能随便训斥和批评嘛！”李进说。
“后来我们总算先找到了一个具体的措施。”秦恩强说：“除了平日我们与塞方人员分开了生活区外，还在下班时实行了分道而行的措施。让那些可能在值班时被感染的塞方医护人员不与我们的人同行出口……”
秦恩强所说的是：最早在改建留观医院时，设计的“三区两线”，是个大循环。所有值班人员从二层的清洁区进入留观中心内部，经过二层的缓冲区再进入二层和一层的污染区。工作结束后，所有的人员再从一层的污染区离开，走过一层的缓冲区，然后再抵达清洁区。这个循环是没有回头路的，科学而清晰，对病毒传染具有空间上的阻隔。但这样的线路因为塞方医护人员在出污染区时不重视和随意脱衣的习性，影响到中国医疗队员的安全，因此，中国医疗队决定与他们分道而出。
“我们选择了走回头路。就是在下班时，重新多走一段污染区。”秦恩强说。
“这等于说加剧了我们队员在污染区多被感染的机会？”我说。
“从理论上讲和现场实际情况都是这个意思。”秦恩强说。
“那——从另一角度说，是不是我们把少一份感染的机会让给了塞方医护人员？”
“对。他们的线路是我们最早设计的，也是为了我们自己不受感染或少受感染设计出的一条很科学的线路。每天上下班走这样的线路，大家称其为穿越死亡线的过程。而现在，与塞方人员分道而行，实际上我们自己给自己多踩了一次死亡线……”李进道。
呵，不在与埃博拉病毒传染现场的人，是无法想象这么一件小小的事情，或许涉及几个人、几十个人，甚至几百人的生命安危！
“塞方医护人员后来的情况怎么样呢？”我关心这个问题。
“我们那个医院好一些。不管怎么说，我们中国医疗队员的身传言教，多少对塞方医护人员是个榜样。但其他地方的情况就够惨了……”李进长叹一声，说：“就在那段时间，弗里敦的各国留观中心和塞拉利昂本国的医护人员中，就有128人感染上了埃博拉，其中102人死亡。”
天啊，如此规模的医护人员感染和如此高的死亡率！身处风暴中央的中国医疗队想保持“零感染”，不是比登天还难吗？
“可以这么说。难就难在并非我们自己做得好就可控了，人家塞方一些医护人员，还有自认为在传染病防治方面‘老大’的西方国家的医务人员，起初都不太相信我们所制定的规范和细则能从根本上预防和阻止埃博拉病毒传染，所以照常我行我素。结果传染率和死亡率不断攀升，最后连他们都感到恐怖和害怕。这个时候，他们觉得应该向中国医疗队学习了，尤其到我们这儿一看，更加感到我们的那一套确实顶用，符合防治埃博拉病毒传染的科学方法。”高福院士很骄傲地告诉我。
到底中国医疗队在确保自己的队员不在埃博拉风暴眼里的死亡线上“躺倒”用的是什么“秘密”方法，这是我很想解开的一个谜。
那天在采访李六亿博士时，其实她已经给我讲得很清楚了，但由于当时我没有直感她所说的“穿脱防护衣”关系到医护人员“生死存亡”的要害，所以也就听得心不在焉。现在，再听李进他们讲述在前方经历的这些与埃博拉惊心动魄的生死激战后，才再次想到了李六亿博士为什么那么反复强调“穿戴防护服”的重要性。
“脱，其实要比穿重要得多。”李博士说。“因为穿得的时候，我们的医护人员是在清洁区，这个时候所有的东西都还是处在清洁状态；我们要求进入病房区的人必须两个两个的，故穿防护衣时同事之间可以相互帮助照顾和提醒。但从污染区出来时，防护服已经污染了，这个时候脱掉防护服的过程需要十分甚至万分的小心谨慎。一则不会有人帮助你，二则你已经在里面工作了一两个小时，体力消耗会到了极致状态，一般人会力不从心，脱着脱着可能就支撑不住。那摇摇晃晃时就可能会使自己的身体和皮肤接触到污染物了。还有一点也容易让人放松警惕，就是一般的心理认为，反正出污染区了，下班了，心境一下放松了，干什么事变得随意随性，结果就可能大意失荆州……”
“我们反复向出征的医疗队队员们讲，‘脱比穿更要小心翼翼’就是为了防止上面这些情况。”李博士的话此刻在我耳边久久回荡。
在抗击埃博拉战场上逾越生死线，其实可能就是医疗队员们自己与自己较量的一次次细微的穿脱防护服这样的小动作上，也可能在医疗队员多一分钟、少一分钟在污染区之间的体力消耗之中，或还可能在同患者一次不经意的交流或递送药品之间……一切可能皆存在，一切危险皆在貌似平平常常的过程中。
惊心动魄、心惊肉跳、方寸惊魂……所有惊险的场景在与埃博拉较量中，中国医疗队员几乎天天要经历、要感受。
秦恩强是医疗队的医疗组组长，被战友们誉为与埃博拉决战的尖刀排排长那样的角色。但他也是天天冒着生死未卜的处境，这不——
“第一天从污染区出来，我就差点出事……”他说。
“为什么？”
“虽然制定的细则上讲，我们穿上十几层的防护服后最多只能在里面呆一个半小时，但其实一进病房，一个一个患者查问清楚，再作一定的医疗安排后，发现就差不多两个小时了。天又热，穿十几层密不通气的防护服，早已把整个身子像浸在水里似的，难受不说，体力消耗顶不住呀！”秦恩强板着脸，越说越严肃：“开始以为两个来小时从里面出来就可以喘一口气了。哪知道脱衣服过程竟然又用了整整20分钟！这20分钟可把人整惨了……”
有人告诉我，不止秦恩强一个人在脱衣服过程中差点虚脱晕倒。
“这个时候一旦倒下了，你就非常危险，因为你几乎会百分之百的碰上污染物，也就是说你会极大可能地在此刻感染上埃博拉病毒。”高福院士解释道。
啧啧！这样的险情或许防不胜防。然而，中国医疗队员就是在这种情形下战斗着。
关键这样的危险情形，每个医疗队员都会遇上，而且情形有时出乎意料的料想不及。一个女队员告诉我，她平时做事十分细致，但问题出在自己的身体不适于当时的工作强度。那几天留观中心进进出出的患者特别多，她与战友们进病区的时间被一次次拉长。通过探头在外负责监督的战友一次次提醒在病房内查病的她“已经超时”了。“可我不能因为超了几分钟就不管患者的事。那些患者你并不知道他（她）会在我们查房的现场出现些什么情况。那一天的情况就是这样：我和另一位同事进一个病房后，患者很狂躁，来回在走廊里走动。最后好不容易将他劝回病房，让他配合治疗。他不从，嘴里叽里咕嘟的一直在念叨些什么。后来翻译告诉我们，这个患者担心家里有人也可能传染上了病毒没人送她们到到医院，于是他想出去帮助她们。我听明白了患者的意思，就安慰他，说一会儿我们马上会通知有关方面，通知到他家人。如此一折腾，在他病房里就多待了十几分钟。要说平时，我也就仅仅感觉累了些而已。但那些天自己身体正赶上来例假，体力消耗特大。在脱防护服时，就支撑不了啦，同事说我摘脸罩时根本抬不动手，脸都变型了，摇摇晃晃，差点一屁股坐在地上。真要坐下去，可能整个身子都会接触到污染物。那就意味着离埃博拉很近很近了，队里有可能对你采取21天的隔离措施。所以说，我们每天就像双脚踩在生与死的门槛中间。稍有不慎，将酿成大祸！”
“其实每个队员的压力都是巨大。”一位男队员如此说。“老实说，自己牺牲了也就无所谓。可你身后是整个中国医疗队，整个我们302医院，当然还有我们自己的家庭和亲人，以及整个祖国的声誉。想想这些，你就会心理上有无限大的压力。你个人的安危，事实上也连着许多人的命运。这是绝对的。”
身不在其中，自然很难理解中国医疗队队员们在抗击埃博拉的现场是何等的严峻与危急。
第二批援塞医疗队队员孙李健、霍翠花值班时就遇到了类似的险情。俩人一起穿着防护服进入污染区，给每一位患者进行就诊之后，已经疲劳不堪。回到第一缓冲区，俩人按程序相互喷射消毒液之后，开始各自脱下身上的一层层防护服。就在这个时候，霍翠花看见孙李健脸色剧变，整个脸庞憋得通红，呼吸也跟着急促起来，雨点一般的汗珠一下掩住了护目镜……
“孙李健！你怎么啦！”霍翠花尖叫起来。
孙李健已经站立不住了，双腿在剧烈地颤抖。此时，最严重的情况出现了——被汗水湿透的口罩突然贴住了他的口鼻，令他无法正常呼吸。孙李健急坏了，下意识地抬起双手欲扒口罩——而此刻他的双手则戴着已经污染了的手套。如果这个时候，他去扒口罩，十有八九会感染上埃博拉病毒……
千钧一发之际，一旁的霍翠花大声吆喝了一句“孙李健——慢”后，只见她顺势抄起墙角的一瓶赛诺士消毒剂，猛地向孙李健的双手上猛喷过去：“快搓手！快快！”
孙李健顺势搓手，反复几下后，重新使劲扒下已经牢牢贴在口鼻上的口罩，然后瘫靠在墙上大口大口地呼吸着……
“真好！感觉真好……”孙李健一边胸脯像抽风箱似的起伏，一边有气无力地对霍翠花苦笑道：“你、你救了我，否则我恐怕就回不了家啦……”
他这话，一下把女队员惹哭了，惹得霍翠花“呜呜”地痛哭了好长时间。
与埃博拉的战斗就是如此残酷与无情！中国医疗队队员依靠科学规范和坚强意志，千百次地趟过了死亡线，赢得了全世界同行的敬佩与羡慕。因为，一向“牛”气冲天的美国医疗队，他们在西非的同一战场上，屡屡出现了医护人员患上埃博拉的险情，不得不将自己的患者远道运回美利坚。这样的消息全世界人都知道。
中国医疗队依然在“零感染”的警戒线之下。
但这样的警戒线能坚持多久，谁能保证？
没有人敢回答。可李进、钱军、高福，还有赵彦博大使他们这些在一线的指挥员，必须向自己的祖国庄严承诺——
“我们保证！”
为这四个字，他们的代价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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