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从埃博拉病毒冒出来的一开始，就让国际上那些对战争怀着狂热兴趣的国家兴奋起来，他们倾尽力量，想方设法进入病毒高密传染区，打着“支援非洲”的幌子，在公开和秘密地进行着各种实验与试验……战争的成败，在于谁首先抢占了制高点。
对抗击埃博拉病毒袭击便是一场异常残酷的战争。谁首先占领了遏制病毒传染和治疗感染者的制高点，谁就是今天和未来的霸主。
因为埃博拉病毒的特殊之特殊，危险之危险，所以抢占遏制它的凶恶传染与治疗它的感染者，是所有参与这场“特殊战争”的各个国家和组织都想实现的根本目的。
“中国？中国也来了？他们就不害怕有人将埃博拉病毒带回到他们的13多亿个同胞中重演十年前‘非典’那样的灾难吗？”当某些国家听说世卫组织邀请了中国医疗队也来到了西非后，带着明显的嘲笑口吻如此议论。
于是也有了——你们中国医疗队能做什么呢？检测病毒？你们怕没有这样的技术和设备吧！
你们也有P3移动检测设备？过得了关吗？
于是也有了前面的一次次试探性的“考试”。
后来，中国检测队技术和P3设备都过关了！他们依然不信，跑过来亲自观摩，结果傻了眼：你们中国的P3装备竟然比我们还要强呵！
于是他们在非洲人面前怂恿：中国人行，你们应该要求他们大大的加大检测量。
于是有了总统先生亲自一次次跑到中国检测基地，友好而高度认真地向中方提出五倍、十倍于中国检测队实际能力的检测请求。
“他们答应了吗？”
“答应了！”
“他们真的能完成那么大的检测量吗？”
“是，几乎是我们其他几个有检测能力的国家的检测总和……”
“上帝，他们又露脸了！”
那几个自认为“老大”的西方列国在不远处的阴暗角落边有些悔气地议论着。
治疗埃博拉病毒感染者绝对可以难倒中国人！他们根据不具备这种能力！左右世界许多机组和领域的西方“权威们”不相信中国医疗队，更不想让中国医疗队露脸。于是又有了“体面”而暗藏玄机的安排——你们中国医疗队可以成立留观医院，参与埃博拉病毒感染者的初级治疗。
留观？留观是何意？就是收留那些还未正式确定、但须观察36个小时或72个小时的疑似感染者的医疗过程。
埃博拉病毒传染什么时候最可怕？当然是已知感染者！
已知感染者十有八九得接受死亡的命运。然而，对活着的人来说，更为可怕的是：你活在可能是又可能不是的埃博拉病毒感染之间；或者说，你好好的一个人，却被无数隐蔽着的真正的感染者包围着、攻击着……这才是真正可怕和最危险的境地。
有人再一次对中国“厚爱”，分配给了中国医疗队建一个“留观医院”——专门为收留那些各地送来的埃博拉病毒疑似感染者而建的一个医疗“中转站”。
这样的“毒任务”落在专治“毒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302医院身上。中国人都知道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却并不太熟悉与301医院“近邻”的302医院。北京人熟悉这个医院，大概就是十多年前的那场“非典”大仗之中。那场北京人包括中国人都没有遇到过的特大瘟疫“非典”袭击北京时，北京所有的著名医院一时间几乎全部瘫痪，唯有302医院独树一帜，寒风中傲立于巅峰之上。在举国上下，无计可施，瘟疫日益猖獗之时，是302医院的一位姜素椿老专家挺身而出，用自己已被感染的“血清”拯救其他患者，让处在疫情深渊的中国人仿佛看到了一丝希望，并为之一振。更光辉的篇章是，302医院在小汤山一役打得凶残一时的“非典”病毒落花流水。
“非洲人民需要我们，习近平主席信任我们，现在就看我们了！”302医院在接受中央军委关于派整建制军方医疗队赴非洲援助抗击埃博拉战斗的命令下达后，我军唯一的一所传染病医院的将士们，争先恐后报名参战。最后确定第一批赴西非抗击埃博拉整建制现役中国军人医疗队员为30名，另加队长李进。
巴中汉子李进，别看他个头不高，却是位“年轻的老资格传染病著名专家”。2003年，他因为在“非典”战斗中表现突出，被评为“首都防治‘非典’先进个人”。过去的十年里，国家每一次出现疫情，“让李进去”，似乎成了部队首长口中的一种习惯。这回他是中国援助非洲抗击埃博拉的军方“最高长官”——“其实跟打仗时的营长差不多，一旦有攻克阵地战什么的，我就是第一个冲出战壕、喊着‘同志们，冲啊’的那个人。”李进自己说。
这回与埃博拉战斗，情况大不一样。真的比打仗还残酷？
当然。不用回避的一个事实：有医院的人听说要被派去到非洲埃博拉疫区时，当场就吓哭了。谁不怕死？医生其实是最不怕死的。但医生也是人，医生相对要比一般人不怕死。但感染上埃博拉病毒也令人恐怖：五窍出血，还会变成僵尸……他们医生就不怕？
“如果真有一个人回不来，我李进就留在非洲和他做伴。”这是302医院医疗队临出发时，作为队长的李进这样当着战友和战友的家属及首长们如此说。那天，李进的家属其实也在场。
医疗队出发前的中央电视台新闻里，每天都是西非埃博拉引发成片成片的非洲人死亡、全世界都在恐慌的镜头。谁在这个时候去非洲，去埃博拉传染疫区，又在无任何特效药物和陌生的地方去抢救医治博拉病毒传染患者，危险与死亡似乎不言而喻：医疗队去非洲，是近乎去“送死”的同义词。
就这样走了。
李进带了30位穿迷彩服的男男女女。出征是悲壮的，从未有过的悲壮——无论是首长，还是医院领导，以及战友和家属心里，谁都没有底。在遥远的非洲，谁也无法把控已经疯狂了的埃博拉，它早已是比魔鬼还要凶悍百倍的瘟神，每时每刻都在不同地方，张着血盆大口，吞没着成百成千的生命……
祈求苍天保佑。但中国军人似乎从来就不相信神的“保佑”。他们只相信自己就是神。
他们其实就是神——不让敌人得胜的战神！
不惧困难，不惧死亡。一往无前，唯有取胜。这是军人的风采与本色。
现在他们在遥远的非洲碰到了特殊之特殊：指挥权似乎并不在自己手里，又必须作出独立的作战方向。“留观”固然重要和必需，但在抗击埃博拉的主战场上，这“留观”变得有些不轻不重，弄不好反而惹出大麻烦：传染了不该传染的人群，甚至连自己都成为了埃博拉病毒的俘虏与陪葬者。
“既然这里并不是我们自己说了算，那么我们就应该首先自觉的服从，尽一切力量把分内的事做好、做得别人挑不出毛病，而且要确保我们全队‘零感染’的基础上，我们才可能有更多的作为。说得再明白一点，就是我们先要把留观的事做好，再等时机和条件成熟时，直接收治埃博拉患者，争取更多地拯救非洲兄弟姐妹们！”队长李进，到了非洲的塞拉利昂弗里敦抗击埃博拉战斗现场，他的每一句话就是全队的最高意志和必须服从的命令。
抗击埃博拉的现场战斗，比出国时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这之前大家的思绪集中在对埃博拉病毒本身的恐惧，然而到了非洲，到了弗里敦才发现，真正投入抗击埃博拉战斗时，同样可怕的事：穷和落后的西非国家有许多你想象不到的事横亘在面前令你左右不得。
比如前者。不说中国医疗队到了塞拉利昂首都机场后，还要进行了一整天蚂蚁搬家式的“运输大行动”，单看看那个全塞拉利昂最好的医院——中塞友好医院，此刻人去院空，杂草丛生，满地皆是污秽物和易传染的脏乱环境。最要命的是，该留在这里的塞国医生死的死、亡的亡，剩下的基本上都已逃之夭夭。
你想在此安家落户，一切就得靠自己动手。
于是，队长李进召开现场紧急会议，下令“分头行动”：后勤保障小组，全力安置医疗队的“家”，并且保证出行畅通无阻，因为在异国他乡确保战之能胜，首先得熟悉环境，筹足“粮草”；医疗技术小组，集中改建一所埃博拉留观医院，这是中国医疗队远赴非洲来的根本性任务，决定其命运所在。
后勤保障小组的小伙子们忙得四脚朝天，三天三夜连续奋战，靠头顶手抬外加双肩扛，随机带去的50余吨物资就这样安然入库。谁都不曾想到，平时医院里最没人待见的司机班，这回在非洲大地上他们竟然最先给中国医疗队露脸——
“China, Good!”“China, Good!”
当地民众给中国医疗队最先发出欢呼的是冲着那些喷绘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用中英文标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援塞医疗队”的车队。
“这活干得漂亮！”队长李进开心地向司机班的战友们伸出拇指表扬，点赞。
别小看了司机班的这些“小创意”，它可一下将中国医疗队亮相在了兄弟的非洲人民面前，让正饱受埃博拉之苦的疫区百姓看到了希望。
“司机大邹”，真名叫邹庆伟，是医疗队里的司机兼大厨，长得高帅，又是老兵，所以男女战友们都管他叫大邹。刚到人生地不熟的非洲，有轮子的汽车和会说英语的人，可是最吃香的“货”。大邹两样都占了。整天开着猛士越野车，在辽阔的非洲大地上奔驰，用不着控制车速与道路上的红绿灯——因为整个弗里敦就没有交警与路灯，无边无沿的大地就是路，只要你愿意，即使是一百车并行也无妨。大邹开着猛士越野车那个爽是真格的叫爽，当然他是为初来乍到的医疗队不停地奔忙。几天下来，猛士越野车被整趴下了：小管爆裂，动弹不得。大邹急得满头大汗：队长李进要求“留观医院”建设一刻也不能耽误，早一天就可以多拯救一名饱受埃博拉折磨的兄弟姐妹的生命。其次，医疗队几十名战友每天吃喝拉撒也离不开他大邹的这台四腿“猛士”哟！
“走，我们一起去找找有没有汽车配件店！”大邹拉上队里的翻译上了另一辆小车，就往弗里敦中心走。他们走大街串小巷，好不容易找到一家黎巴嫩人开的配件店。
突然，几位持枪的警察跑步过来，指着大邹停在店门口的车子，又摇晃着手中的枪，不停地嚷嚷着什么，神情显得格外紧张。
塞拉利昂人说的是英语，但浓重的本地口音英语，即使是训练有素的专业英语翻译也并非能全听懂。一心想着医疗队工作受阻的大邹，一见塞方警察如此来头，急中生智，一边比划着他开来的那辆车身上的中国五星红旗和英文标语，一边不停地从嘴里蹦出“China”（中国）“EboLa”（埃博拉）“Car”（车）“Bad”（坏了）等单词，如此与荷枪实弹的当地警察周旋。
原先紧绷着脸的弗里敦警察开始渐变平静，最后竟然满脸笑容，雪白的牙齿也露了出来，连声“OK”“China”！
“大邹你真行，刚才差点把我吓坏了！”看着远去的当地警察，随行的女翻译转身悄悄对邹庆伟耳语道。
“有啥吓坏你的么？”大大咧咧的大邹不明其意。
“真傻还是假傻呀？”女翻译嗔言：“这里的警察是绝不允许有人将车子停在街头的……他们这里发生的多起恐怖事件，都是汽车炸弹干的。你这车子停在店门口，他们就特别警觉！”
“妈也，我差点被当成恐怖分子了！”这回轮到大邹出了一身冷汗。
在陌生的非洲，有许多陌生的事情出你所料。大邹的“奇遇”毕竟小事一桩，然而中国医疗队所遇的困难可就比这大得多。
同机抵达的检测队钱军他们，不仅在短短的几天内通过了“国际大考”，而且投入正式检测之后的效率与检测水平令原先那几个西方国家的同行们反过来“学习”“取经”。现在轮到李进他们的援非抗击埃博拉主力部队出击了，因为这个时候战场上又吹来一阵阵“阴风”，说什么中国医疗队是来摆摆架势的，缺乏接收和治疗埃博拉病毒患者的能力。“他们干的是‘留观’……留着他们观察观察再说。”这话带着某种蔑视的声调再放出来，在中国医疗队李进他们听来，绝对不比埃博拉病毒对人的杀伤力小。
“好吧！那就让他们看看我们能不能在这非洲大地上留得住！”李进把“形势”跟队员们一讲，立即引来群情激奋，大伙个个摩拳擦掌。
打仗需要战场。“留观医院”是中国医疗队抗击埃博拉的第一个特设的战场，它将令全世界人恐怖的埃博拉病毒引入“瓮”中——中国人早在两三千年前就有了“瓮中捉鳖”的本领。今天，在遥远的非洲，中国医疗队员们将运用祖先发明的战术，与埃博拉病毒展开一场生死决战。
完成改修建一座埃博拉“留观医院”是中国医疗队进入塞拉利昂的关键一仗。这等于战场上的阵地一样。有了它，才能见到“敌人”，才能消灭“敌人”。
然而，真要消灭阵地上的敌人，战士的钢枪擦亮没有？大刀是否锐利？也就是说，对中国医疗队来说，欲在一座完整的留观医院里“阻击”埃博拉，那么就必须有足够的人力——李进带的尽管是一个整建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医疗队，但毕竟只有30人。根据世卫组织对埃博拉留观医院的要求，仅这样的一个医院的保洁人员就必须不少于40-60人（中国医疗队预设的留观医院有40个床位）。而同样根据世卫组织的要求，这样规模的留观医院，还得起码配备40个护士人员。李进带来的中国医疗队仅有30人，都是专家和护士长级的骨干，其余的人只能向塞拉利昂政府要了。
“87个！总统下令后，我们才从全国各地抽调了这些人员。不可能再有了……真的很抱歉。”塞国卫生部长一再向李进和赵彦博大使解释。
只能如此。
问题是：这些塞方护士和保洁工，根本就没有预防埃博拉病毒传染的经验，甚至有的连起码的医务知识都没有。但像所有非洲穷兄弟穷姐妹们一样，他们都好客热情，在一起时他们喜欢唱歌跳舞，搂搂抱抱，而且年轻男女们又对性生活十分放纵自由。这些在中国人看来是最危险的病毒传染行为，非洲兄弟姐妹们才不管呢——事实上从来就没有人告诉他们上述行为的危险程度。
现在，中国医疗队为了确保留观医院的正常工作，确保所有中国医疗队“零感染”和日后每天并肩战斗在留观医院的非洲兄弟姐妹们同样不被感染埃博拉，李进与总领队刘柳、检测队长钱军、副总领队高福等中国医疗队“五人”领导小组决定：利用修建留观医院之际，立即集中时间对87名塞方补充人员进行紧急培训。
“不过关的，一律不得上岗！”那时，高福院士其实已经“潜伏发烧”在体内，他这样要求中方培训人员。“为了以后的患者，也为了这87名补充人员，当然也是为了我们自己。”
动员会上，李进的话说得更严重：“高院士的要求，其实大家从刚到这儿看到的这座中塞友好医院空荡荡的现实已经明白什么意思了——医院内部感染是埃博拉狂厥的一个特别原因。就在我们这里，我们的身边，塞拉利昂一批最优秀的医务人员，就因为相互传染而死亡了，他们留下的只是夜深人静时飘荡在黑暗中的鬼魂的啼哭声……我不是吓唬大家，而是要让各位清楚：你的培训极其重要！假如有一个培训不过关，马马虎虎，就意味着我们整个中国医疗队、整座留观医院，甚至还会有更大的范围，在数日之后将面临一批批随时倒下的严重危险。你们听清楚了没有？”
“听清楚了！”有一个声音盖住了所有其他男人和女人的嗓门。
队友们笑了，是“铿锵玫瑰”护士长刘丽英。瘦高个，嗓门特大，战斗豪情冲云霄的刘丽英挺了挺胸脯，眼神一撇：“咋啦，培训不好非洲兄弟姐妹你们谁愿意留在这儿当飘荡在半夜的鬼魂？”
妈呀！没有人愿意，也没有人敢哟！
培训开始。来的非洲年轻女人占多数，她们起初对中国“老师”教戴口罩、穿衣服、洗手之类的事觉得很好玩，嘻嘻哈哈的，甚至个别女生见了路过的英俊的中国男医生，一高兴就扑上前想抱一个、亲一下！
“NO！”负责培训的刘丽英、吴丹等立即瞪圆了眼睛，大声喝令。那声音挺吓人的，黑妞们赶紧往回缩。
洗手应该这样，口罩必须这样戴，衣服绝对不能这样穿……35度高温下，刘丽英她们一次次手把手地教，一次次将11件防用品和36道穿脱流程来回传教，一个小时下来，两轮演示结束，当“老师”的刘丽英她们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嗓门出不了声，可塞国的年轻护士与保洁员们竟然我行我素，连起码的洗手、戴口罩都没学会。
“重来！”
“再来！”
一周教时后，刘丽英等中国“老师”们已经累得个个脱了相，结果考卷发下去，“学生”们没几个合格！
这样下去不等于自杀吗？预定的开院时间在即，进入“阵地”的塞方护士与保洁人员这等水平，怎不让刘丽英她们直抽冷气！
重来是必需的。再来十次、二十次，直到学会、养成习惯、毫不出差错为止……最后是刘丽英她们自己被自己的耐心与坚韧感动了。
这是2014年9月下旬那些日子里的事。同一时间里，刘丽英的男战友们则投入了另一场硬仗——改建留观医院。
时间一周。对象：将前面被埃博拉彻底摧毁的“中塞友好医院”改建成适合接收埃博拉疑似患者的留观医院。
医院改医院，似乎并不复杂，但队长李进他们面对的是一座楼空草长的遗弃物——尽管在贫穷破落的弗里敦市区这座由中国人援建的建筑依旧显得别致和气派，但由于前面所发生的埃博拉袭击事件后，这医院已经在当地人心目中变成了“魔鬼城”，除了一个看门的看守外，没有人再敢到此造访。
现在，中国医疗队要将它改建成一座马上能接收埃博拉病毒传染患者的传染病医院，难度再次摆在李进他们面前。
“一天也不能再等了！”高福院士甚至直接批评李进他们行动太慢了。“这里每天大量的患者在等待接治，晚一天对他们来说就是意味死亡！我们没有选择，也不能选择。”“五人”小组会议上，高福院士用铅笔直敲笔记本。“你们是中国军人啊！遇到困难就得往上冲才是……”
李进一言不发。他才不会冲动呢！他是军人，他更清楚越在这个时候，越要保持冷静，冷静了才能对战斗作出正确的指挥，才能实现敌人亡、我军存的“零感染”目标。
“零感染”，你细想想吧！在如此猖獗的疫情暴风眼，几十个队员，又要工作，又要接触患者，又要手把手的带这帮不怎么讲规矩、守纪律的“徒弟”，怎么个保证“零感染”？万一出现了某一战友感染倒下了，永远留在非洲回不了祖国时，你李进怎么办？你真的像离开北京时所说的“陪”着倒下的战友永远“留”在非洲？你也许真的可以做到，可这样你战友的亲人就欣慰了？你李进的家人又该如何办呢？李进啊李进，此时此刻，冷静应对，智慧选择，毫丝不差地决策才是根本！
“现在，首要的是把眼前这座综合医院改建成传染病留观医院的最佳方案确定。方案科学了，规范了，我们下一步的接收留观才可能万无一失。”李进说。
“按照现有医院的实际情况，我们设计的改建方案是这样……”负责实施改建任务的医疗队医疗组组长秦恩强，是302医院感染性疾病诊疗与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科室主任，是国内有名的传染病专家。此刻，他拿出一个传染病留观医院“三区两线”的建设方案交给“五人小组”讨论。所谓的“三区两线”，“三区”指的是传染病医院通常划分的污染区、缓冲区（亦称潜在污染区）、清洁区。“两线”则指的是患者通道和医务工作人员通道。原来的中塞友好医院建筑结构是根据综合医院要求所建的。四栋二层小楼，供医疗所用的三栋楼在同一条轴线上排列，中间有一条长长的走廊相连，构成一个“王”字形建筑。显然不符合传染病医院的要求。这也就有了秦恩强现在的“三区两线”方案。
“五人小组”一致同意这个方案。但等拿到塞方讨论时，差点被否决。
“你们既然来帮助我们，就请尽快接收患者吧！这个医院也是你们亲爱的中国朋友帮助我们建的，即使现在，它在我们的首都也还是最好的医院，何必还要那么大的改造工程呢？”医院的塞方院长卡努先生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他可是中国医疗队的老朋友，威望很高。“李长官，你能早一日接收患者，我就给你下跪……”卡努甚至这样对李进说。
“卡努先生，我充分理解你的心情，但你知道，我们是留观医院，也就是说，来到这里停留的患者他们中间有可能就是埃博拉病毒携带者。这样危险的传染者如果一旦在留观期间不给他严格的隔离区域和活动范围，他可能就到处乱跑，这就麻烦大了！我们的留观医院不就成了罪恶累累的埃博拉传播中心了吗？美丽的中塞友好医院就可能再一次被彻底摧毁，那个时候，卡努先生，你和我就是最大的罪人。所以我们宁可现在动作大一些，也要严格按照传染病医院的技术要求去改建。”
“OK！既然这样，我听从李长官的安排。”卡努最后同意我方的改建方案。
一家正在当地工作的中资企业随即进场。中塞友好医院的院内，又开始热闹起来，连续七天七夜，灯火通明，叮叮哐哐的声音响个不停。
2014年10月1日那天，焕然一新的中塞友好医院大门口，再次飘扬起鲜艳的中塞两国国旗。一阵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之后，在塞拉利昂总统科罗马与中国驻塞大使赵彦博先生的共同见证下，一座埃博拉病毒疑似患者的留观医院正式启用。
当日，塞方卫生部就来电告知中国医疗队：今天有七名疑似患者前来，望留观医院做好接收准备。
国旗刚刚升起，党旗下的宣誓也才落音，“埃博拉死神”已经赶来凑热闹了！
谁先上？我？还是你？
我！
是我！
还有我！
刘丽英、孙娟、秦玉玲、王新华四名中方护士长第一批抢先沿着那条用红色箭头标志的单行线进入病区……这之前，有人曾经提出：中方人士可以不进入病区，护理工作由经过培训的塞方护士就可以承担。但这个意见立即被中国医疗队员们否定了：怎么，我们来是干什么的？是仅仅做老师的吗？不，我们是来拯救非洲兄弟姐妹的生命的。埃博拉越疯狂，我们就越该走在战斗的最前列。否则，有辱使命，有辱我军形象、我国形象！
轮到医生进不进的问题，又有人提出不同看法：我们来的多数是专家，患者的具体治疗可以由塞利医务人员负责，中方医生和专家不用直接进入病区，更不用到患者病房里去。
这样可以避免交叉感染。也不会太多影响治疗效果。
真的这样吗？该如何做才是呢？
目光聚焦到了李进身上。
显然，李进并不想就争执给出答案。行动是最好的，也是最有力的答案。
“队里并不硬性要求谁必需怎么干，但到了第一批患者进来时，我会第一个进入病区……”李进说得平静，又仿佛平地起春雷。
“十一”国庆节这一天，是留观医院接收第一个埃博拉患者的日子。队长李进，既不再给队员作动员，也不向任何人发号指令，只是第一个有条不紊、动作规范地穿戴起一层又一层的防护服，表情严肃而平静，举手投足间透着几分自信与坚毅。之后，队友们看着他健步迈向清洁区最深的顶端处，轻轻地开启那道门，随后，他进入了病区……
“那天我是第一个进入病区的，但后来到底进去了多少人，我都记不清了，反正许多队友都进去了。大家似乎都想证明自己是英雄，都想与真正的埃博拉较量，所以真的都很勇敢！”李进接受采访时这样说。
就没有人害怕？
“说一点不害怕是假。但见了患者，‘害怕’二字就好像扔到了脑后。”医疗组副组长牟劲松在国内时，他是医院重症监护中心副主任，什么样的患者都见过，但见埃博拉患者是第一回。
“尽管事先有种种思想上的准备，可现场却仍然有些意外。”那天，牟劲松是站在埃博拉患者车子进院后离车子后门最近的一个医生。车门打开那一瞬间，他还是被意外的情况犹豫了一下：那患者是个重病号了，躺在救护车里站不起来，必需有人去扶。
去扶吗？扶就意味着有接触。这是规程中所不允许做的。但难道就让患者一直躺在车里不起？显然不行。
也许仅是零点几秒的犹豫与激烈的思想斗争。牟劲松很快向车门前移一步，双手扶起患者，并搀扶他慢慢起身，然后下车，缓步前行……一步，十步，一直到病房。这一路并不远，也就几十步之间。时间也非常短暂，满打满算也就十几秒钟，却把一旁目睹这一情景的队友们吓得个个提心吊胆：牟劲松牟劲松，你这棵挺拔的“劲松”，你这不是看着死神去拥抱嘛啊！你……唉，也许换了谁当时都会像他这么做。
可，可这样的接触意味着什么样的后果呢？谁都不愿去想，但谁都在暗暗地想。
护士长秦玉玲遇到同样一幕：第一车患者到达，开启车门的一瞬间，她的目光与一位孩子的目光碰在了一起——那孩子出奇的瘦，像从娘肚子里生下后就没有吃饱过一顿饭似的，浑身皮包骨，眼睛硕大硕大的，眼神里挂满了恐怖与担忧。秦玉玲马上发现这孩子是与他的母亲一同来的，母子俩显然都患上了病，根本没有一点儿力气似的，摇摇晃晃的站不住。秦玉玲甚至连犹豫的时间都没有，就去搀扶这母子俩，一直将其送进病房安顿好。
“你疯啦！怎么一直搀扶着他们呀！”队友惊恐地责问秦玉玲。
“那怎么办？我不去搀扶，他们进不了病房呀！”秦玉玲没有说错。患者来了进不了病房，还怎么个留观他们呢？
预先设定的所有“万无一失”的规程，此刻像一团泡沫，被突袭的劲风刮得烟消云散。
中国医疗队员们也在此刻真正意识到，与埃博拉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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